情商中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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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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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中国是作者徐彦平写的关于情商的书籍,主要讲述了作者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管理经验,向读者阐述怎样在商业和生活中维持利益和情义的平衡,这涉及到很多的情商知识。

情商中国内容提要
“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情商”虽是外来概念,但中国传统自古就十分重视。在本书中,作者沿文化脉络,结合个人阅历和管理经验,对情商做出全新的阐释:融“情商”于商业运作之中,提醒人们必须保持情感和利益的平衡,成全利益和情义。作者揭示了情商的两条运作规则——不平等产生情感和不公平产生情绪。这两条规则渗入人的意识,支配人的心态和行为,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均可见其作用的轨迹。这本书兼有“大文化”和“泛管理”特点,追古抚今,包罗宏富,必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以不同的启发和共鸣,从而更好的依照情商的逻辑来解决实际问题。
情商中国作者资料
徐彦平,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陕西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总商会副会长、陕西省川渝商会会长、西安高山流水集团董事长。曾出版诗集《游弋的小屋》《中国商人》及管理学专着《知音文化管理》等。
情商中国章节预览
第一章 公平之道
一、社会交往中的公平因素
(一)公平影响人心
(二)不公平的形成
(三)找平衡
二、公平和道德意识
(一)男儿肩上两个字:责任
(二)信任的力量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诺”
三、道德意识和修养
(一)素养
(二)消除不公的盲区
(三)提升境界
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情感
一、关系和人情
(一)讲关系,重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二、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
(一)市场语境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
(二)情感交换
(三)情感发生的逻辑
三、认清情绪
(一)情感能力
(二)修己以安人
(三)消解情绪的方法
第三章 在商言商
一、原商
(一)商人辨源
(二)明清商帮一瞥
(三)民间商业类书中的价值取向
二、义、利之辩与儒商
(一)儒者何为
(二)义与利的纠结
(三)当代儒商
三、现代社会与企业家精神
(一)资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企业家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商精神
(三)论一种可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第四章 情商与文化管理
一、文化与文化管理
(一)文化建构认同
(二)协调冲突
(三)情感在文化管理中的位置
二、知音文化管理
(一)知音式人际关系
(二)知音修为
(三)打造知音伙伴式团队
三、效益公平
(一)机会均等
(二)程序公正
(三)高山流水集团的制度创新
第五章 不公平产生仇恨
一、不患寡而患不公
(一)社会不公
(二)仇恨的逻辑
(三)走向革命
二、当前社会各阶层“情态”分析
(一)工农阶层
(二)中间阶层
(三)精英阶层
三、重建社会公平:增加情感、弱化情绪、消除仇恨
(一)以妥协成就共赢
(二)政府的位置:保持利益中立的超然立场
(三)建立利益“公享”机制
情商中国截图


目 录
序一 骆玉明
序二 程紫平
导言
第一章 公平之道
一、社会交往中的公平因素
(一)公平影响人心
(二)不公平的形成
(三)找平衡
二、公平与道德意识
(一)男儿肩上两个字:责任
(二)信任的力量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诺”
三、道德意识和修养
(一)素养
(二)清除不公的盲区
(三)提升境界
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情感
一、关系与人情
(一)讲关系,重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二、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一)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
(二)情感交换
(三)情感发生的逻辑
三、认清情绪
(一)情感能力
(二)修己以安人
(三)消解情绪的方法
第三章 在商言商
一、原商
(一)商人辨源
(二)明清商帮一瞥
(三)民间商业类书中的价值导向
二、义利之辨与儒商
(一)儒者何为
(二)义与利的纠结
(三)当代“儒商”
三、现代社会与企业家精神
(一)资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企业家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商精神
(三)试论一种可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第四章 情商和文化管理
一、企业文化与管理
(一)文化建构认同
(二)协调冲突
(三)情感在文化管理中的位置
二、知音文化管理(一)知音式人际关系
(二)知音修为
(三)打造知音伙伴式团队
三、效益公平
(一)机会均等
(二)程序公正
(三)高山流水集团的制度创新
第五章 不公平产生仇恨
一、不患寡而患不公
(一)现阶段的社会不公
(二)仇恨的逻辑
(三)走向革命
二、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情态”分析
(一)工农阶层
(二)中间阶层
(三)精英阶层
三、重建社会公平:增加情感、弱化情绪、消除仇恨
(一)以妥协成就共赢
(二)政府的位置:保持利益中立的超然立场
(三)建立利益“公享”机制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
附录 徐彦平印象 陈云岗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
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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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中国徐彦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9-09657-6
Ⅰ.①情… Ⅱ.①徐… Ⅲ.①商业文化-研究-中国 Ⅳ.①F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185号
情商中国
徐彦平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9.25 字数230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ISBN 978-7-309-09657-6F.1925
定价:38.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 一
《情商中国》是一本颇有点特殊的书:它试图讨论情感和利益两者
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出发讨论商业运营、企业管理的规则;它好像兼有
社会学、文化学和企业管理学的多方面性质,但同时又是作者人生经验
的总结。
我们静心一想,立刻会明白:情感和利益,其实就是每个人在世间
最根本的需求。一般做学问的人不会拿这两个话题来写一本书,但徐彦
平的学问别有性格。他生于酉阳武陵山区,那地方位于川、鄂、湘、黔
四省的接壤处(现划归重庆市),峰高林深,与世相隔。一个穷孩子,走出大山去当兵,而后爱上文学,一心要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又因为哀
悯母亲生活的艰辛去寻求财富,成为资产不菲的商人,如今更探寻国际
商界,欲有更大的施展。一路走来,波回路折,世道人心,所见多矣!
而在他看来,一切是是非非,成败得失,归根到底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处理情感与利益。所以,他会写这样一本书;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
为企业家的借鉴,也可以成为普通人观察社会、审视人生的参照;所
以,这本书读起来很是生动。
情感和道义是诗歌的源头,利益与财富是商业的动力。在中国文化
传统里历来有一种偏见,将这两者视为对立的存在。西晋名士王衍“口
不言钱”,好像说了一个“钱”字便贬损了自己的高贵与清雅;白居易作
《琵琶行》,感觉一个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也是令他心疼的事情,因
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徐彦平不这样看。他梳理儒者对于“义”、“利”两
者关系的看法,从孔门高足而兼为大富豪的子贡,说到宋朝永嘉之学,明、清的儒商,证明儒门不仅讲义也不废利;若是优秀的商人,更应该
把牟利和行义结合为一体。《周易》“厚德载物”一语,历来是士子自励
的格言,也被用作清华大学的校训。徐彦平则将它延伸为一种商业逻
辑:商人坚持道义、情义,既以此获取更多的利益,亦以此能够对社会
做出更多的回报。
因为中国领导人将要访问瑞士,《新苏黎世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写
道:“中国人享受的物质水平高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过,巨大贫富
鸿沟制造的紧张正在侵蚀着社会结构。”这确实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
问题。一般人可能认为只有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才会对这一现象
产生强烈的感受,它不是富有者的话题。但徐彦平的书里,却对此表现
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两个基本规则并展开阐发,曰:“不公平产生情绪”,“不平等产生情感”。
“公平”是利益交换的原则。尽管人们对“如何才是公平”持有不同尺
度,但只要自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会产生不满、怨愤。如果社会
中普遍存在由不公平所产生的情绪,又得不到消解,持续积累,就有可
能激化成强烈的仇恨——由此便导致重大的社会危机。
但人和人之间不仅存在利益交换,还存在情感交换——它与利益交
换相反,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这里的“不平等”一语与常规的用法不
同,但徐彦平对它作了很好的解释:“在人际互动中,自觉把彼置于我
之上,侧重于彼,倾斜于彼,形成我低而彼高的态势,情感如此产生于
彼心中。”在人际交往中,如果能够更多地考虑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感
受,对付出的一切并不要求“平等”的回报,就会产生美好的情感,它使
双方都感受到生命的愉悦。而“情感”也会成为消解“情绪”的力量,降低
它的负面作用。
在徐彦平看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利益交换的“公平”机制当
然很重要,因为它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基础。但光有公平还是不够的。不
仅“公平”是一种计较和冷漠的现象,它的尺度也并不能总是定得很精
准,你以为“公平”的,对方不一定认为“公平”。所以还需要“不平
等”的、非等价的情感交换,需要关联的双方彼此理解,将对方的需求
置于优先地位,才有可能造就和谐而温馨的环境和氛围,它将提高幸福
指数。徐彦平的公司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叫做“高山流水”;他把自己的
管理理论称为“知音文化管理”,就是着眼于此。
我们回到书名——《情商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应该是有情有
义的,情义当先的,从亲朋,到伙伴、员工,再到社会,他都负有责
任;“情商”又是一种情感能力,对管理者来说,徐彦平认为这是一
种“最重要、最核心、最必需”的能力。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富增
长带来的社会矛盾,他还想说到整个中国,因为如何在如此局面中更好
地成全利益和情义,正是对人们的情商的挑战。
最近,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天津和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座谈
时,问村官杨代显“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杨代显回答“都重要”。习
近平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更多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就是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一报道让人觉得《情商中国》的写
作和出版确实很适时。
二十多年前,彦平在复旦中文系读书,常到我这里聊天。一次说到
他们山村里有个洞穴状的“喊泉”,你对它大声喊叫“老天爷,给我喝口
水吧”,就会有甘甜的泉水冒出来。他这些年的努力,老让我想起这件
事。他是一个重情感而又有能力的人,也许能从“老天爷”那儿喊出更多的水来,惠及更多的人。
骆玉明序 二
癸巳年的一个春日下午,陕西省政协委员、高山流水集团董事长徐
彦平拿着他的书稿《情商中国》的清样找到我,希望我能给写个序。我
与徐彦平过去在工作上有过接触,对他有一定了解。他是两届省政协委
员,从不以备位自居,而是积极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为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几年来有多项提案引起过
较大范围的反响。尤其是在2009年省政协会议上,他首度提出建立以陕
西、四川、重庆三地为核心的“西三角”经济圈概念,得到省内外相关人
士以及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外,徐彦平还兼任陕西省总商会副会
长、陕西省川渝商会会长,在慈善、公益事业社会关怀上也贡献良多。
徐彦平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参政议政能力,与他的学识和志向密切相
关。他与一般的商人似乎不大相同,喜欢读书,勤于思考,爱探研理
论,但又不是消闲遣兴、纯为书海之游,而是希望吸收新知,借此缕析
和整理他本人的管理思路,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这
是我与他接触后所留下的一个鲜明的印象。
前年,徐彦平就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讲企业管理的书,书名
是《知音文化管理五讲》。我读后对他很是钦佩。相对于一些浮躁而功
利的人,作为市场经济大潮里的弄潮儿,徐彦平应酬频繁,事务缠身,难有闲暇,可居然能沉下心来挤出时间写出这样一部管理著作,需要多
大的决心啊。但这同时又说明了他的兴趣之所在,他平素读书思考的沉
淀之多,以及他多年经商的体悟之深。
徐彦平曾告诉我,在《知音文化管理五讲》出版后,本想暂时搁
笔,全心全意经营企业。但发觉该书没有把积压在心里想说的话表达清
晰、透彻和完整,所以再接再厉,把思想彻头彻尾好好清理一遍,其成
果便是这本《情商中国》。徐彦平还说这本书内容牵涉较广,属于“大
文化、泛管理”范畴,因此溢出了企业管理,拓展到了社会这块儿,他
觉得我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律工作者,经验丰富,就想让我从社会管理这
方面为他的书提提意见。
说实话,乍一听这个书名,再一看那厚厚一摞书稿,我想怎么也得
找一个专家学者写个序。而我这样既非专家又非学者的,要接这活儿,实在难以胜任,唯恐辜负了他的精神劳动成果。但徐彦平认为这本书与
我的工作还有关联,而我也想通过读他的书来看看一个有思想的民营企
业家如何看待我们这个社会,这对我们法律工作者的工作也大有裨益。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这本近二十万字的论著。掩卷回
想,总有一种感觉,像是在听一个情感与社会问题的系列讲座,像是在
与一个思想者对话。我隐约揣摩到,徐彦平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这本书,正是基于自己的人生追求,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将“情感”这一人类
社会生活的基本命题放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大视角中来考量,运用古今中外先哲们的思想精髓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情感与人际关
系、事业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了“不公平产生情
绪”、“不平等产生情感”的两个基本结论。
这两个结论给我们观察和解析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
角。时下促进公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但公平的目的是什么?照徐彦平
的看法,是化解情绪。公平与情绪的关系,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可少有
像徐彦平说得这样简洁明快的,少有像徐彦平这样把情绪视作考虑问题
的根本出发点。
情商就本质而言,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人的情绪失控就会导致诸
多麻烦。徐彦平在书中把情绪理解成影响人际和谐、损害社会安定
的“负能量”,是必欲消除掉的东西。不公平引发情绪,情绪累积为仇
恨,仇恨促成了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对立的结果是矛盾的
难以调和,矛盾难以调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为法律工作
者,我深知这个逻辑线条确实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地留下它的踪迹。
在徐彦平看来,情绪化的后果相当严重,不容忽视。书中提到2012
年9月在西安发生的抗议日本妄图“国有化”我钓鱼岛的事,在情绪化的
浪潮中事情逐渐失控,有位开着日系车的无辜车主被人击破头颅。徐彦
平就此分析:“这些车主们不再是同胞、市民,而是日本仇人的‘替身’。
在目的合理性——爱国——的名目下,手段也有了正当性。于是,砸
车,砸得大义凛然;伤人,伤得义正词严。当目的的正当性确证了手段
的正当性,手段便取代了目的,摇身一变,成为当下的直接的目的,而
真实的目的反倒消失。从而,针对无辜者的打砸等暴力行径,肆虐开
来。”这个分析确实精当,对我们法律工作者正视情绪化的后果也是很
好的启示。当前许多群体性事件所引发的案件,事实上也正是按这一逻
辑而演化。
公平正义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共同追寻的价值取向。但在现实生活
中,围绕实现这一社会理想,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深层次
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作者在书中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国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组织化的力量,承担着维护社会
公平、主持正义的职能。
如社会制度尤其是最为核心的法律无法保证公正的立场,以至于使得某些利益主体有强烈的受挫感、不公感,自然凝结成仇恨,针对不当
受益者的仇恨。
当一个社会法律失去了权威性,发挥不了维护公平的功能,那些觉
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不会再走法律的途径了,他会找非正常渠道来
得到本应属于他的东西。……
以上这些思想观点,为我们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确保严格执法、维护公平正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支持。特别是
最后一章中,作者引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中“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的思想,阐明社会不公对社
会变革的影响,既体现了作者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又从防范
社会风险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纵观全书,我认为《情商中国》是一部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凝
聚“正能量”,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文化传承的理论著作。作者以其丰厚
的知识储备、严谨的治学精神、缜密的逻辑思维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
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相信会对读者产生有益的启迪。当
然,书中的诸多观点毕竟是一家之言,正确与否还有待于读者去品鉴和
思辨。写到这里,我想起印度诗哲泰戈尔说过的一段话:
检验真理的工作也没有被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一批学者一劳永逸地完成;真理必须通过它
在各个时代受到的反对和打击被人重新发展。
我想,这或许也是徐彦平认同的吧!
读罢此书令我认识了另一个徐彦平,一个充满忧患意识和探索精
神、有传统士人情怀的徐彦平。这一点,在书里、在思想领域与他做纯
粹的精神碰撞才能深切感受;同时,我也强烈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曾经的
军人,在他身上体现的使命感以及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基于此,我衷心希望徐彦平把他的企业经营得更好,为我们陕西的
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徐彦平不要搁下他的思考
和写作,为我们提供更多富于启发性的精神产品。
是为序。
程紫平导 言先解释一下书名,书名交代了本书的主旨。
本书叫《情商中国》。“情”,好说,指情感;至于“商”,有两个意
思:一是商数,所以“情商”指的是人的情感能力,我一向认为,对管理
者——无论是企业的还是其余领域的——来说,情感能力是最重要、最
核心、最必需的能力;二是商业,所以“情商”指的是商业中利益与情感
的关系。这两层意思,在逻辑上有延续性。因为,对情商的挑战,就是
如何在利害纠结中与情感保持必要的均衡,成全利益和情义。至于
在“情商”后加上“中国”二字,是试图回溯传统中国社会在情商问题上有
何种认识和尝试,以及探讨情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一
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动因,要归到梁扶摇小朋友身上。梁扶摇是
我的老乡、同学,现公司副董事长梁鹏的儿子。我和梁鹏有二十多年的
交情了,每每忆及当初在复旦一起求学的岁月,如在眼前,令人感怀。
那个时候,我和梁鹏经常就某个抽象的议题展开论辩,争个脸红脖子
粗,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住,很正常。他是哲学系的高材生,还是当
年复旦大学辩论队的助理教练,思想敏锐,逻辑严谨,擅长分析,好讲
道理,富于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一点上,梁扶摇小朋友似乎继承了他的
基因,从小就表现出好学深思的性格。梁鹏的夫人是四川的才女,大学
时当过学生会干部,后来下海经商。为了孩子甘愿放弃她自己的事业,在家全力教导梁扶摇。
梁鹏夫妇很注重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梁扶摇从小就被要求学习国
学经典。当背诵《增广贤文》里“仁义值千金”、“金钱如粪土”这两句话
时,这孩子的怀疑精神出来了,觉得这两句话自相矛盾:既然“仁义值
千金”,为什么又说“金钱如粪土”呢?按照这个逻辑,仁义当如粪土
呀。很多人都知道,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十几岁时曾指出“金
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前提既是“金钱如粪
土”,那么结论只能是——朋友如粪土。早慧的梁扶摇像金岳霖先生一
样对逻辑有敏锐性。
他向父母求解,而梁鹏夫妇对他们儿子的困惑解答不上来。后来我
无意中得知此事,大感兴趣,但也无从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过觉得这是
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从逻辑上,两句话当然有矛盾了。可这两句
话,富于生活的质感,各有各的合理性,毋庸多言。问题是:这两句话
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还是造句者仅就各自的经验观察以及价值观所得出的结论?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还是和梁扶摇立下约定:我决定用
一本书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则以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或者留
学海外作为条件。为了郑重其事,我俩还击掌为誓。
如今我有点头绪了,可以尝试着回答梁扶摇。就像马克思在《资本
论》里所说的:“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
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
我要说的是:仁义作为道德情
感,不能等同于经济交换,又不能不从经济交换中产生。它必须既在经
济交换中又不在经济交换中产生。道德,从实际效用来说,无非是利
他,予人以利,这就是“仁义值千金”;另一个方面,如果把仁义完全看
成金钱的来往、利益的交换,那么仁义的道德属性无从表现。所以,当
说“金钱如粪土”时,是有意以夸张的修辞来否认交换的单一经济性而突
出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道德意味,即注重人际交往、交换的情感
性。所以,这两句话很鲜明地点出了仁义道德的二重性格:既与功利相
关,同时又是非功利的;既依托于功利,同时又超越于功利。
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交
换关系:利益交换和情感交换。
二
如果说人们的利益交换,尊崇的是“公平”法则;那么,人们的情感
交换,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公平”的尺度,从而表现出“不平等”的特
征。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开个玩笑,即使是
干违法乱纪的事,如有的官员坚持收钱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的原则,也容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落下个好口碑,因为他公道嘛。这种情形,当然是异化的公平了,“盗亦有道”,只是另一种“公平”。即使如此,它
还是坚持着抽象的价值对等性。至于最平常、最普通的商业领域内的利
益交换,更须以公平为导向,绝无可虑。由此,假若一个人的利益需求
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满足,他必有情绪产生。诸如不满、怨恨、怒
气、牢骚等种种情态,都是不良情绪的发泄,都是不公平感在作祟。
而在情感领域内,吊诡的是,情感交换的原则与“公平”相悖。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也必须由交换而得以培
养、巩固、加深、趋厚。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心换心”、“用我心,换你心”。很多人,明明有丰富的、真挚的情感,但情感表达不出来,或者表达的方式不恰当,不能激起对方的认同和共鸣,甚至还引发误解
和反感,由此造成关系的疏离,就在于不清楚情感交换的性质。
再者,情感交换与利益交换不同,它不以寻求公平为目的。试想,男女恋爱,或者朋友之间的来往,如果一方内心中有本账簿,把己方的付出一笔笔算清楚,随时与对方的回报相比较,要求对等、相称,这样
的关系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情感是个无形、无相的东西,惚惚恍恍,若有若无,它只能通过某种具体的物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明了情感交
换的本性,他必能自然而然地忽略交换中的物而领略到其后所蕴含的
情。也就是说,作为“物”之交换原则的公平性被有意暂时悬置,如此
则“情”方才凸显出来。合乎逻辑的是,情感交换所遵循的原则乃“不平
等”。这就是为什么人多付出而不计回报或者少计回报,往往能赢得他
人好感、赢得他人情感认同的原因之所在。往大处来说,我们的传统文
化为什么推崇谦让、不争、忠恕等价值观呢?就源于我们尊重情感的生
命关怀。我在本书的第二章里将作详细解说,此处不再赘述。
所以,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其一,不公平产生情绪;
其二,不平等产生情感[2]。
“不公平产生情绪”,针对的是利益交换。一个人的利益必须得到足
够的尊重,得到公平的满足。如若不然,其人自生情绪,心有不满。情
绪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排遣和消解,不断累积,终成怨恨。
“不平等产生情感”,针对的是情感交换。情感免不了和利益纠缠在
一起,如果更看重情感的传达与交换,更愿意彼此情感的联络与维持,显然,对于利益采取比较宽宏的态度,甚至于造成不大对称的结果,是
在所难免的。
顺带我们可以说说“智商”与“情商”的问题:“智商”,表现为处理利
益交换的精明、精细,而对他人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不甚敏感、不甚在
意;而“情商”,则是交换情感的能力。
生活空间广阔无边,但基本结构还是利益和情感的关系。人们在社
会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很多问题,推原论始,未尝不可以追究到利益交换
或者情感交换的失宜,混淆了两种交换的性质、原则,做出了不当的反
应,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误。
我们试图使用上述这两个判断作为审视和解析各类社会现象的工
具,澄清人们情绪、情感产生之所由,从而自觉地消除不良情绪,更好
地增进与他人的情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良性互动,妥善地管理我们的
生活、生命。
这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管理。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
国的商业史,看看传统中国商人在处理情感和利益的关系中有哪些可贵
的认识和探索。
三尽管“重农抑商”是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政策,但商业还是
在顽强地发展着,尤其是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动之时。如从春秋战国到秦
汉的社会转型期内,商业非常发达,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大商
人也不断涌现,他们几乎成为后世商人追慕与效仿的“原型”。至于明清
商业之盛、商帮之众、经营范围之广、资产财富之巨,现今已是耳熟能
详的话题了,毋庸多言。
商业,从最微观的层面来说,是买卖双方的物质交换活动。当然,这种交换若能普遍性地自由进行、开展,一则须有宏观上的社会政治、法律等相关制度的配合和保护;二则须交易者有意识、观念上的基础。
而这种意识、观念很自然地要受其所处之时代的文化精神影响和制约。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能提供经济交换所需的意识、观念资源的,毫无疑
问主要是儒家伦理。
明清留下的关于商人活动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明清商人与儒家伦理有密切的接触,以至于产生“儒贾”(儒商)之类的
称呼。儒家伦理对明清商人的影响有很多,我们暂时说说最常见、也是
最关键的“义利之辨”。这个话题最终归结到义与利的统一。重义,是儒
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而“义”,指的是道义、情义。
我们看看明清一些成功商人的传记、墓志铭等文献资料,就能发现
他们的经营大多有共性,都比较好地坚持了义与利的统一。一方面,立
身公道,处事平允,讲究诚信,重视承诺;另一方面,厚道,慷慨,大
度,好与,乐于施济,疏求回报。因之树立了信誉,结好了人缘,赢得
了认同,拓宽了发展渠道。考其经验,其实皆是贯彻了“不公平产生情
绪”、“不平等产生情感”这两条原则。
儒家有“厚德载物”的说法。“厚德载物”出自《周易·象传》,原文
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君子取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承担起
各类事务。此种类型的德性,若是放在商业环境下来谈,那么就是商人
坚持道义、情义的导向,自能获得更多利益上的回报。“利”作为“物”,是由“义”承载着的;进一步,还可理解成:财富是由修养承载着的。通
俗的说法是“和气生财”,“和气”无非心境平和、没有情绪,这是修养出
来的状态。所以,“和气生财”就是“厚德载物”的逻辑在传统社会商业领
域中的延伸和表述。
以传统商人的经验为依据,我们接着谈一谈文化管理。
四
我们公司以“高山流水”命名。很多人戏言这个名称太风雅,太过于
诗化,不大像家企业,特别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体的企业。这么说,当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其实,我们是借“高山流水”这个名字来表达我们所
崇尚的企业文化。众所周知,“高山流水”源自伯牙和子期以琴结缘的传
说,两人象征着莫逆于心的“知音”。“知音”,是我们推崇的价值观,也
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说价值观,好理解,我们希望和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一切利益相关者,都能建立和保持“知音式”的
和谐、亲密的关系;那么,作为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该如何理解、该
如何着手呢?这就和上面所总结的那两个结论有关了。
知音,实际上,是知人的“心声”。“心声”,乃比喻性的说法,究竟
何指?指的是人内心的需求。知音,即知需求。人内心的需求有两种:
一是利益;一是情感。无论哪种,都要以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和实现。
对于利益,作为知音文化的践行者,当注意其交换的公平性。公
平,包括平等和公正两层含义(公平=平等+公正)。“平等”,指机会
的平等;“公正”,指规则的公正。在企业管理中,予人以均等的机会,依靠公正的秩序、规则、制度和程序来分配资源,尽量避免和排除人
情、私利因素的干扰,建立起公平、公道的形象,自能令人诚服;否
则,如果机会不等,或者制度不公,资源分配失衡,人的利益需求得不
到公平满足,必有情绪——不公平是要产生情绪的。有情绪,意味着人
心不稳,意味着风险和危机。
对于情感,作为知音文化的践行者,当注意其交换的不平等性。如
何增加人际关系的情感含量呢?对他人抱以一份善意、一份诚意、一份
真挚的关怀,是先决条件。情感只能用情感来交换。金钱可以换来婚
姻,但换不来爱情;待遇可以换来跳槽,但换不来忠诚。正如马克思所
言,人“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4]。从实践方面来说,情感交换的不平等性,可以转化成一些具体修养和方法:如不计较吃
亏,做得比承诺多一点、好一点,能放下、会取舍、知进退、多包容等
等[5]。
在此我要特别提提修养,注重修养、修身,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显著
特色。归根结底,修身就是化解情绪于无形中,既包括自己,同时也指
向他人。化解情绪,一是养生的需要,二是做事的需要,三是维护人际
关系的需要。心浮气躁,衔怨抱恨,满怀情绪,备觉委屈,不仅有害身
体健康,还难以冷静、客观地面对和处理问题,更破坏人际关系的和
谐,到处树对立面,把自我孤立,把生命变得狭隘而孤僻。儒家讲“内
圣外王”,“外王”不谈,就“内圣”来说:是自觉修炼到不生情绪、心境
平和的境界。
总之,用知音文化来引导企业管理,尽量减少人的情绪而增进与人
的情感,把彼此关系持久化、稳定化,是可行的。尽管知音情结可能会很浪漫,但知音文化管理绝对立足于实际,而非虚想。
五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社会不公所导
致的情绪将激化成强烈的仇恨——不公平产生仇恨。仇恨,是情绪的极
端化表现。
时下社会中弥漫着仇恨之气,有所谓“仇官”、“仇富”的说法。官
员、富人,似乎站到了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上,成为大众情绪宣泄的对
象。我不想举事例来佐证或否证这一说法,我只是想指出“仇恨”和“不
公平”之间的有机关联。
市场经济孕育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
求,各种诉求发生对立和冲突,是常态。问题不在于强行压制诉求,而
在于疏导。疏导的原则,只能是公平。如果某些利益主体的诉求,得不
到公平对待,如不给予机会或者机会渠道过窄,如社会制度,尤其是最
为核心的法律无法保证公正的立场,致使某些利益主体有强烈的受挫
感、不公感,自然凝结成仇恨——针对不当受益者的仇恨。如果存在
着“仇官”、“仇富”的现象,那也是说明官员与富人,已被视作不当受益
的符号。既为符号,那么仇恨者的仇恨,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而是针
对造成这一不公平局面的机会和制度。所以,仇恨的背后,实际上还暗
含着对于机会平等和制度公正的诉求。
如果社会不能平和地扭转不公平的态势,上述诉求无法实现,那么
旧的“不公平”将被新的“不公平”所纠正,或者说旧的“不公平”将会被仇
恨者回报以新的“不公平”——而这又被仇恨者视作真正的“公平”。暴力
于是乎兴,革命于是乎起。暴力借助于革命而获得正义的话语,革命借
助于暴力而燃起熊熊烈火。暴力与革命的联姻将使社会付出惨痛的代
价。
所以,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和解是应有之义。和解之道,即
妥协之道。妥协是什么?不是不讲原则,不顾是非;而是强势者的不为
已甚,是弱势者的不走极端。社会应当形成这样的共识:尽力建立公正
的制度、提供均等的机会,以此协调和满足各阶层的利益,趋于多赢。
前些时央视四处采访,询问各类人等是否幸福。我想幸福就是上面
所提到的状态吧。幸福,照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模型:情感与情
绪之比——幸福=情感情绪。作为分子的情感若不断增加,作为分母
的情绪若不断缩小,幸福指数则呈现出递升之势。
六本书的写作宗旨,依我的设想,应属于“大文化”、“泛管理”。抱着
这样的写作宗旨,我征引了许多历史故事、名人轶闻、经典话语,还有
影视作品里的情节,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琐细现象,以见文化
之“大”,以明管理之“泛”。正因为如此,该书东扯西拉,旁搜远
绍,“胡子眉毛一把抓”,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跳跃、凌乱和驳杂的印象,其咎在我。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本人也五十好几了,如果要问我
对“天命”的理解,我想是利益和情感的逻辑吧。回顾这些年我所走过的
路程,大致经历了身份的三重转变:先是军人,后为诗人,如今则是商
人。从军,训练的是硬朗的作风,再艰苦也得熬着,挺住,磨出耐性;
作诗,熏陶的是重情的态度,以及对纤细而多变的人心的敏感与体察,于是乎培养出永远活泼泼的心灵;至于经商,似乎是前两者的综合:一
方面,它需要坚硬的意志,必须张大理智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有许
多柔软的遐想,贯穿着情感的成分。
我可不敢自夸,说自己兼具二长。但我可以肯定,青年时代所走出
的多重轨迹,给如今我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决策追踪的线索。我必须让
自己明确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极有可能产生不可控的风险
的,从而以坚定的态度推进前者而回避后者。
凡能够产生情感的做法,即为正确的轨道;而对于情绪,则要尽量
避免它的产生,否则种下隐患,因为情绪是仇恨的开始,仇恨是情绪的
凝结。对于已生的情绪,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放过去,必须提高警惕,用心化解、消除。不管怎样,情感和情绪,都可联系、还原、归结到公
平的运作机制上。
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公平”说起吧。
注释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2] 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讲“不平等产生情感”,很容易造成误解,好像我
们在宣扬“不平等”。实际上,“平等”这个概念内涵很复杂,有各种指向。我们所说的能产生情
感的“不平等”,并非指人格、身份、权利等伦理、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关于这一点的详细
解释,我放在第二章。
[3] “厚德载物”本来是儒家对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士人在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以宏厚的
德行承载起济世的重任。但这句话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引申到商业领域中,可视为义利关系
的一种新的阐释。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5] 我在一本讲文化管理的小书中将其概括、提炼为“知音思维”,见《知音文化管理五
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章
公平之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和恨、情感和
情绪,是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交往的态势,决定了人们的感
受。
一个人之所以同另一个人交往,建立联系,很大程度上是能从对方
获取所需。《论语》上有句话,讲的是孔子的交友之道,“无友不如己
者”,历来引发争议。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圣人怎么也如此功
利、如此势利?所以卫道的注释家们想方设法来合理化圣人的言论。依
我看大可不必,真理是对现实生活的逻辑的表述。本来,一个人能和他
的朋友保持长期性的情谊,的确是对方有帮助他之处,对方也作如此理
解,所以情谊才能持续下来。即使是在纯粹的精神交往上,双方也都须
有足够的能力为彼此提供精神的充分交流和沟通,以形成共鸣之势,这
样才能不断巩固与深化交谊。一个人只从朋友那里汲取而无所付出,关
系很难持续下去。当然,关系仍有可能存在,不过要发生转化,由平等
的朋友关系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
我们不能单方面理解关系,如果把关系看成是互动的、交互的,许
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交往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取决于这一交往能否使
双方各取所需、各足所需。所以,交往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则,这就是交
往之道。交往之道,交往的逻辑,简言之,为公平。
公平,我们认为是支配人际交往的“元规则”[1]。一、社会交往中的公平因素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人的一切交往都是建立在付出奉献和等
值补偿的模式之上的。”[2]
这话说得很决绝,抓住了一项最为根本的社会
事实——人的付出与回报必须等值。
或许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基督教的教义说:别人打你的左脸,要
把右脸伸过去。基督教并不主张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
如果按照给予和回报等值的逻辑,人敬我一尺,我至少也应敬人一尺才
对呀。其实,基督教的教义也并未否决这一逻辑。基督教的原则是爱,无条件的爱。持此立场,人即使遭怨遇辱,也要宽谅。而且正是在宽谅
中,爱才更好地显现出来。然而这与给予和回报等值的逻辑有什么关
系?普通人,奉行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基督教要人从这逻辑中超越出
来,不去回报怨恨,如此则有爱。不去恨人,才是爱人。其境界确乎很
高,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但它还是从这一逻辑起步。总之,它只是超越
这一逻辑,并未取消这一逻辑。
给予和回报、付出与获取的等值,是公平的基本内涵,是一项最根
本的社会事实,是大众先验的心理结构。
(一)公平影响人心
关注公平,好像是人的本能。每个人内心中都有把无形的天平:一
头是他对于人或者他所属的群体的贡献,一头是他从人或者他所属的群
体中所得到的回报。两者大致对等,则被评判为公平,他的心态就平
稳、平衡;如果两者不对称,发生偏差,不公平感便油然而生,心态于
是乎不稳、失衡。我们说人皆有理性,如果从实践、从人的行为来考察
人的理性,说到底,是指人皆有计算得失、利弊、贡献与回报的能力。
1.作为等值的公平
前面说了,贡献与回报的等值性,是公平的最基本含义。人对公平
的敏感和关切,说到底,是对自己所付出的最终结果的关切,即对自身
利益的关切。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人是自私主义者了?自私,先不说好
不好,首先是个关于人性的事实描述,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动物皆自
私,维护自己的生存。我去过非洲,到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旅游之后,了解到动物皆有领地意识,凡有他者侵入它的领地,它会发起攻击。人
亦是如此。在公共汽车上,如果一个乘客被旁人挤着了,通常的反应是
不高兴、不耐烦。聪明人懂得适当保持与他人的间距,防止过于亲密的接触。因为站着的人,都需要有个自我舒张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遭致
外力的挤压和侵入,将令他紧张、不快,很自然地催生强烈的反弹,摩
擦和冲突由此而成。为什么公共汽车上乘客们极易吵架呢?就是不同人
的自我舒张空间交叉、重叠、冲突所致。
人的自私和动物毕竟不同。人是有理智的,能以理智的方式付出,也能以理智的方式争取和保护他的既得。这就是“公平”的原则。也就是
说,人下意识地选择、要求的是他自认为所当得的。所当得,即与他的
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大致相等的回报。
前两年有部搞笑的国产电影《夜店》。徐铮饰演一个叫何三水的彩
迷,他在一家便利店买彩票,而老板娘不小心打错了他精心挑选的号
码,令他痛失三等奖,一共九千五百块钱。他愤然不平,找老板娘理
论,要求赔偿,遭到拒绝,并被羞辱。于是等了个机会,他决定抢劫便
利店。不过盗亦有道,他自己立了个规矩,只拿九千五百块,除此之
外,多一分也不要。当然,少一分也不答应。在他看来,这绝对公平,他只是拿回本应属于他的钱而已。
这个故事极其有趣,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因素都展示出来了。
其一,公平的道理在于:该他所得,从原则上讲,少一分也是少;
不该他所得,多一分也是多。英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穆勒也有此观
点:“人公认每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为公道;也认为每人得到他不应得
的福利或遭受不应得的祸害为不公道。”[3]
钱,本来就是个量化价值的工
具,用钱计量,比较容易。有的东西,不容易量化,也不适合量化,但
不妨碍我们在意识中给予它一定的价位。
其二,当失去公平而又缺乏一个主持公平、裁量正义的客观力量
时,利益受损者将毫不客气地直接出手。电影里的彩迷何三水,多次找
老板娘索赔、交涉未果,不得已铤而走险,抢劫便利店。用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种行为,属于“矫正的正义”。当然,个人自己
去维护公平,弊端极多。因为个人容易放大他的委屈,上升为“不公”,而究竟是否真正属于不公的范畴,难以确定。这样,往往陷入“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而且,个人之间的大打出手,冤冤相报,没个了局。我们中国古代盛出侠客,就是法制不健全、民众权利得不到
公权力的有效尊重和保护,民间于是自发涌现出主持正义的私人力量。
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这个意思。
其三,国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组织化的力量,承担着维
护社会公平、主持正义的职能。若是国家异化——凭借它所掌握的巨大
的权力、能量成为更大的不公的制造者,如要求它的国民仅尽义务而无
实质性的权利可享,如不断从民间汲取资源而未能切实保障民间的自由
发展,那么以公平为诉求目标的革命很可能就要发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革命”是革除天命的意思。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天的
授命,所以秦始皇的玉玺上刻的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道公
平,而当国家政权的运作严重背离公平的轨道后,民间力量起来反抗,其行为是“起义”,其性质即“革命”。
2.回报
人在社会交往中自然而然地寻求等值的回报,既然如此,那无私奉
献是怎么回事呢?
无私奉献,本意是无所谓回报,不期待回报,甘愿付出。譬如爱,常有人讲:爱,就是对所爱之人好,而不强求对方的回爱。又如慈善
家,慷慨捐赠大笔钱财,却不要求受益者对他们感恩戴德。许多发达国
家都有青年志愿者,他们拿出私人时间,为社会弱势群体、为社会公益
活动提供义务服务,却不领薪。种种情况,都是付出远多于回报,其中
的道理何在呢?
有时候,我们的付出这种行为本身,便意味着回报。有的慈善家之
所以大做善事,是因为他们认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除了个人的天分
与努力之外,还有社会于无形中所给予的机会和助力,所以他们的行
善、捐赠、付出,纯粹是想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不必再寻求诸如名声之
类的回报。
另外,回报的形式有多种,不一定全是物质性的。我们看美国总统
竞选,竞选者的团队,有大量志愿者加入,仅有少量人领取报酬,更多
的人,纯是义务性的,而且工作量还不轻。我们看到2012年奥巴马的竞
选团队,志愿者每天都要给选民打电话,为奥巴马拉票,游说他们捐
款,以及加入志愿者行列。奥巴马的竞选对手罗姆尼也是如此,在罗姆
尼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美国大约有10.8万名共和党志愿者进
行了4000万次的“选民联系”,敲开了750万户人家的门[4]。像此类为他人
作嫁衣裳的事,初看起来不可思议,太不划算了。但志愿者们也有他们
自己的考虑,有人想为个人简历添上一笔,有人想借此扩大交际圈,有
人因认同理念、信仰以及爱而加入。动机不尽一致,也不尽纯粹,各有
各的倾向,可有一点是共同的:自愿加入,无悔付出,各取所需,公道
合理。比如汶川、芦山地震中的志愿者。
在金钱、机遇、职位、经历等较为切实的报酬之外,还有一个常见
的社会报酬类型也值得说说,这就是“认同”。人们渴望他人、社会,对
于自己的行为、观点、思想、个人才华以及贡献表示真诚的欣赏和认
可。这种认同,较少关乎实际利益,更多是一种倾向、看法和态度。
人们渴求认同,亦即在意他人的态度、在意在他人心目中的分量,这关系到他的存在价值,于是他的付出便成为一种证明。有的父母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轻易赞许,好强的子女可能异常发奋,非要做出一番不
同寻常的成绩出来,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父母的称赞。当今社会有的富豪
之所以发达,可能就是因为从前饱受轻视,不服气,下决心要混出个人
模人样来,以证明自己。当初我刚转业进入北京,震惊于我们首都的宏
大。我和战友张绍伦立誓都要出一本书才谈恋爱、结婚。最后我的确是
出了诗集才结婚的,张绍伦虽没有出书,也成了一名医生。我们从立誓
到践行花了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当时心态其实就是为了获得认同。
换个方向来看,我们若是对他人怀有善意的期待,而受期待者不想
负他所望,自会加倍用心、努力,于是认同便转化为一种激励。当给人
以善意的期待时,相当于事先兑现了他所需要的回报——认同,他们唯
有自加鞭策,以实际表现来与这期待、这认同匹配,如此才是“公平”。
所谓批评的艺术,也源于此。有些领导者擅长此道,能以期待的语气、态度批评做事不得力的下属,其效果是:批评越严厉,下属越感奋,越
有上进心,越愿意付出。
3.心态与“气”
公平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的心态。公平让人信服,有踏实感;不公
平则有“气”。我们着重要说的是后者。
付出、投入多于回报、收获,人自有不满,有牢骚,有怨言,有恨
意。一旦人意识到或者判断他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浑身便充满着“气”。
这种“气”是恶劣的情绪。像怨恨呀,不满呀,偏激呀,悲愤呀,牢骚
呀,诉苦呀,都是有“气”的表现。这种气是“浊气”,中医认为对人的身
体没有任何好处,对人的工作起着负面作用。
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与工作里是很多的。比如一个员工,若是感
觉企业给予的平台过小,自身价值不足以充分发挥;或者自认为做出了
较大贡献,而企业没有给予相匹配的待遇、位置,自然产生埋没感,不
平衡,怨言满腹。
当年号称烟草大王的褚时健,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大肆贪污索贿,最后落马。诸如此类,他们都是因为心态不平衡,有气,自认为功绩卓
著,为企业、为单位付出那么多心血,其个人所得与贡献太不相称了,所以趁着手上还有权力时,捞上几票,同时还认为本是自己所当得,用
以发泄怨气,恢复心理平衡。官场上有所谓“59岁现象”,究其实质是官
员感觉不公、心态失衡所致。
“59岁”,当然不一定实指59岁,它象征的是某些即将引爆的临界
点。像褚时健这样类型的人,可能在物质上离他的预期较远,不公感强
烈,怨气不小,当权时至少大权在握,或者自感有更上一层楼的希望,因此还可以稍许弥补,压住怨气。一旦退位在即,升迁无望,失去平衡的条件,怨气顺势发作,贪腐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在怨气中,还埋藏着离叛的种子,离叛就是一种报复。东晋名将刘
牢之,是北府兵的开创者,战功赫赫。当时却有人看准他的性格是“怨
而好叛”[5]
,预测他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刘牢之游走在不同的政治势力
之间,反复无常。一觉得谁对不住他便生怨恨,继而背叛,改换门庭,另附他人。他的反复无常造成了他最后自杀的悲剧性结局。普通人当然
不可能经历像刘牢之那样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但“怨而好叛”的性格所
在多是。
随便说个常见的现象: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那些名校出身
的,通常眼高于顶,志高气盛。人还没经过足够的打磨,尚不成熟,却
斤斤计较于位置和待遇,总觉得与他的才华不称,对不住他,于是内生
怨意。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怨意的支配下,人通常不容易看到自
己的短处与欠缺。人的心既然沉潜不下来,不想坚持,碰上机会,必然
跳槽而去。如果轻易对待个人去留,结果很可能是在反复的跳槽中,一
次次从头开始。年轻人缺乏必要的积累和磨炼,要想走得远,比较困
难。我并不是反对跳槽,也不是反对他人去纠正和反抗不公平的处境;
抛开具体情境,分析当事者的心态,这里面就暗含着一条从不公平到怨
恨、从怨恨到背叛的逻辑线索。
(二)不公平的形成[6]
人与人相处很难,所以有的人就宁愿选择退避,不愿陷入人际关系
的漩涡中。但合群毕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公平
作为交往之道对人际关系的支配作用,积极运用和管理好公平因素,协
调好社会交往的平衡性,避免情绪的发生。那是什么导致公平在交往中
的失位呢?原因大致有三。
1.不明需求:人所不欲,施于人
有个所谓的伦理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认为是处理人
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基础伦理。各个文明系统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
的儒家不用谈,上面这句话就是儒家的“恕道”。犹太教的拉比西勒尔告
诉异教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犹太教律法的全部,其余只不过
是这句话的引申和评述。《新约·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话:“无论何
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表述的细微差
异暂且不论,总之都在强调一点:须以别人的接受来交换自己的接受。
这些规则当然不错了,最起码从表面上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能够
把他人的需求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可是,我们要说,这种超越是有限的,还在把自我当成判断他人需求的标准。而这,在实践中可能行不
通。周瑜打黄盖,一个想打,一个想被打,双方有默契,配合成功。现
实生活里像这种协同一致的情形,恐怕较少,更多的是:我所想要的,极有可能是他人不要的;我所不想要的,恰有可能是他人想要的。父母
们想要孩子学个好专业,找个好职业,人生就能幸福,于是代子女做各
种专业抉择;而作为子女,更有可能认为人生的幸福在学想学的知识、做想做的事。这种把自我作为他人需求的判断者,结果往往是矛盾突
出,每个家庭都搞得乌烟瘴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
人”,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错位、不合拍,出现“得非所愿”的结果,不
公平感自然就产生了。父母们都不想子女再受苦,重走他们自认为已经
走过,且证明价值不高的老路,安排子女走他们认定的幸福之路,但是
这样费尽心血,付出良多,往往还不被子女理解和认同,甚至招致反感
和抗拒。父母们反过来很容易失望,又觉得委屈,有怨气——为子女考
虑这么周到、付出这么多,反倒没落下个好结果。
所以我们有必要修改一下交往的金规则,换成“人所不欲,勿施于
人”。
2.“成见”的影响
成见作为暗藏的期待也于无形中支配着我们对利害得失的判断,引
导着人的公平观,而且还视作理所当然。这里所说的“成见”,是些习以
为常的认识。正因为习以为常,不大容易察觉和反思,所以潜伏在我们
的意识深处,常在不经意间被唤醒。
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么:某人每天上班,会随手给街边乞丐两块
钱;若干时后,变成一块;再后来又降低到五角。乞丐纳闷了,询问递
减的原因。此人说,从前他是单身,手头宽裕,所以给两块;结婚后,手头紧张,所以只给了一块;前些时又添了一个孩子,手头更紧了,所
以就给了五角。乞丐叫嚷起来,这也太不公平了,你怎么能用我的钱养
家糊口呢?
还有一则叫《扣除二两一夜》的古代笑话,与上面的类似。
一翁慈善好施,因大雪,见一人避于门檐,怜而延入,暖酒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
大,又留之。如是三日,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翁取刀出。
其人持刀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情,唯有杀此身以报。”
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
其人曰:“何所害?”
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一切无事,烧埋钱也得十三两,零碎尚多使费。”
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这许多使费,竟拿烧埋银钱十三两与我去罢。”
翁大怒,喧嚷惊动邻里为之解劝,处其半,以六两与之。
临去,翁叹息曰:“谁想遇着这等没良心的人。”
其人曰:“不说自己没良心,倒说我没良心。”翁曰:“如何说我没良心?”
其人曰:“你说有良心,止不过留得我三夜,就不该扣除二两一夜了。”[7]
这两则笑话,通常在民间被用来感叹好事难做、善门难开。如果分
析一下笑话中的乞丐和那个被留宿三夜的人,他们更觉不公,因为属于
他们的“奶酪”被动了。至于那“奶酪”是否是他们的,在他们看来,绝无
问题。这就是想当然的“成见”。
这样的情形不会只在虚构的故事中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
在北京开广告公司,手头刚有了几个钱,曾到重庆出差,找老乡瞿扬一
聚,他那时在重庆《少年先锋报》任总编辑。因久别重逢,和他言谈甚
欢。这个时候,他小女儿从房间里出来,见她乖巧,我忙发了个五百块
的红包。当然有个拉扯,举动颇大,又从房间里惊出了个小孩,是他妹
妹的孩子。先例既开,下面等同,我给了个同样的红包。谁知接连又出
来了两个小孩,原来今天是他们家的聚会,小孩子们都在,没办法,接
着给了。到第五个时,我的钱也快完了,剩下的全掏出来,只有四百
五。最后一个小孩子不服了,理直气壮地质问瞿扬:“叔叔,为什么他
们都是五百,我只有四百五,我少了五十。”我在一旁尴尬无比,感觉
很对不住这个小孩子。本来早就忘记这事了,后来瞿扬拿出来说笑,我
才记得。这当然是生活中琐碎的事了,本没有多少叙述的价值,可恰好
能为“公平”做个注脚——即使未受过多少教育、理智尚不发达的小孩
子,也紧要地关注他的所得是否公平。“平等”就是这个小孩子心中自然
涌现出来的“成见”:既然大家一个样,为什么唯独他钱少了些呢?他当
然就觉得这对他很不公平。
3.“情绪账簿”
人的怨气,情绪,往往都有个累积的过程,在有其他平衡条件的前
提下,一般能容忍和克制,较少立即发作。我们对某个人不满,正想破
口训斥的时候,转念一想他的优点或者可爱的地方,不满的力度就减弱
了几分,发作不起来了。还有,热恋中的年轻男女耍性子、吵吵闹闹平
常之极,假设女方埋怨起男方,而男方没有顶回去,嬉皮笑脸,嘻嘻哈
哈,即使女方有满腔恨意,此时此刻大概也恨不起来。恨不起来,不等
于彻底消失,只是转存于心中,作为曾经对我不好、不公的例证储存
着。
所以怨气和情绪的发作,是积累后越过临界点溢出的结果。心灵像
个账簿,生命中遭遇的不满、不平,都记在上面。1994年我父亲过世,当时我正在京九铁路采访,得讯后风尘仆仆赶回酉阳老家,抵达时父亲
已经埋了三天,我只好在父亲坟头痛哭一场。当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围
在一起座谈,就有埋怨母亲的声音,说父亲重病在床时母亲照顾不周。我当即表态:母亲就只一个,我们身为子女的更应孝敬她。其实我知
道,父母几十年生活在一起,日常生活里的摩擦和情绪极多,这些情绪
都放进了心里,记在“账”上。到一定时候要算“账”了,要发泄情绪是很
自然的事。
婚姻中像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刚结婚时,情人眼里出西施,分外对
眼,什么都好。住在一起久了,新鲜感过去,琐碎的细节成为生活的主
题,原本可以忽略的行为、习惯成了“眼中钉”。这些我们都体会过了。
当然,作为一生守候的伴侣,宽容是第一位的,不会太过于计较。但
是,不悦、不满,已经永久性地刻在心上。等到这样的事多了,诸
如“忘记生日”、“忘记结婚纪念日”、“顶撞我妈”、“不懂节俭过日子、胡
乱花钱”等等,差不多塞满了整个心灵空间,再也容纳不下。终于有一
天,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点燃了怒火,所有的情绪喷薄而出。曾经记录
在账上的那些陈年旧事,一件件地数落出来,证明对方的薄情寡义,以
及自己的委曲求全。最后的愤怒是:“我为你以及这个家付出这么多,而你却这样……”
人之所以幸灾乐祸,并不意味着人天生是“小人”,心理阴暗,乐于
见到他人出丑闯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对不住他,长久以来把不满
装在心里,忍着;等暗中痛恨的那个人出了洋相,或者遭灾遇难,忍不
住拍手称快,这叫“解气”、“解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有类似
情况。近些年许多腐败官员不断被揭露出来,反复刺激民众,导致民众
对官员群体的普遍不信任,而民众又缺乏必要的监督、问责能力,这些
不满于是全都记在账上。凡有官员落马、出事,大众便以幸灾乐祸的态
度尽情地嘲弄。
我听我新华社的兄弟税立讲过这样一件事:前两年云南有个比较开
明的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是其新华社的同事。伍皓开有微博,想以对
话、沟通的姿态与公众打交道,不无诚意。想不到的是,他为自己开辟
了一个“讨伐”他自己的基地。那些时,围绕着他身上的热点事件很多。
他到一所大学讲演,却被听众用五毛钱作象征性的攻击,讥讽他是
个“五毛党”。照我看伍皓的现场表现理性而平和,控制住了情绪,较有
风度,应该赢得同情和尊重。可网上还是有许多幸灾乐祸的声音,乐于
见他受到挑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呢?显然,大众长期以来在“账
簿”上记了针对官员的许多情绪,于是把伍皓作为一个发泄情绪的“靶
子”,用他来“出气”。
(三)找平衡
俗话说“心安理得”,如果这里的“理”是“公平”的话,那么,在获得公平的前提下人的心态是稳定的。人要让自己心态稳定,从怨气中解脱
出来,往往会寻求自认为公平的方式,而且还自我合理化,即会“找平
衡”。
1.减少投入
人一旦察觉他的回报过少,而且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会自
觉减少付出,以便与他的回报对称。人若不能控制他的回报,他就只能
改变他自己的付出额度。
企业里有种类型的员工对薪酬或者福利待遇不满,于是抱定“给多
少钱做多少事”的宗旨,工作拖拉,粗心大意,敷衍塞责。这一情形,自然引发领导者的不满,更加坚定了“做多少事给多少钱”的原则,对员
工的要求暂时搁置。
如果分析一下员工们偷懒、出工不出力的行为,可能有部分原因是
性格所致,有的人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愿出力流汗;还有部分
原因,则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相关了,即当其人自觉不公平时,他自然
选择减少付出、偷工减料,以与他的报酬相匹配,尽量合乎他内心的等
值标准,恢复他的公平感。从这里也可看出,平均主义为什么效率低
下,为什么造就不出人才?在平均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干多干少一
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牛骥同槽,必使英雄齿冷。有能力的人,得不
到应有的回报,这对他不公平。他可能倾向于减少投入。在低度竞争的
环境中,效率自然低下,人才也无必要脱颖而出。
2.增加回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提要求,以增加收入,达到付出与回报的相对平
衡。员工有不公感了,向他的上司提出涨薪或者升职要求,这种情况很
普遍。做上司的,对此信号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公平感关系到员工对企
业的认同。如果怠慢了员工的不平,如上面所说的,将在他内心的“情
绪账簿”上记上一笔,于是乎情绪便在累积。积极地与有怨气的员工进
行沟通,消除他们的怨气是很有必要的。
当人循正常途径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自会采用他认为合理
的方式自行实现他的期待,这自然就是非正常途径了。前面我们举过电
影《夜店》的例子,彩迷何三水向老板娘多次索赔未果,于是决定打
劫。打劫是不法的,可在何三水看来,却是挽回他的损失、维护他权益
的正当之举。又如,当社会法律失去了权威性、发挥不了维护公平的功
能,那些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不会再走法律的途径了,他会找非
正常渠道来得到本应属于他的东西。
2011年的时候,郑州有个“天价手机”失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郑州有个保姆,顺手拿走了主人家的手机,没想到那手机价值六万多,由此被重判。事情的起因是保姆在这家工作了四十多天,工钱一个子儿
也没见着,很是不满,越想越气,看到门口鞋柜上有部手机,就藏在微
波炉里。她的打算是:如果拿到工钱就还,否则自己留用[8]。最后她自
己留用了,她当然认为这是在补偿她的损失而不是有意偷窃。
所以,当人觉得不公时,他会自己动手,增加收入,以与他的付出
等值。
3.结束关系
当人觉得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时候,还有一种更直接、单纯的方式
来恢复心理平衡,这就是终结彼此的关系。所以,员工会跳槽,另攀高
枝;老板会解雇不称职的员工,再找合适人选;夫妻会离婚,各奔前
程;子女会离家出走,逃离窒息的家庭;朋友会绝交,不再来往;亲戚
会反目,视如路人。
总之,由于人的认识差异,期待以及隐含在意识中的某些价值观、成见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人关于自身利害、得失是否公平合理的判
断,进而影响到主观的好恶。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受到不公待遇,又没有
得到及时、有效的消解,他就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不信任感,觉得这种关
系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
反过来,一段关系为什么能持续下去,甚至会不断巩固与深化呢?
也是它的公平性。如商家若是信誉卓著,产品质量过硬,服务水平很
高,对它的客户从未欺瞒和诓骗,自然能赢得客户的认同,而客户也愿
意与之打交道。所谓品牌,其实是个信誉的符号,是公道的符号。
4.实施报复
“找平衡”还有一种方式——报复。不公平会引发报复性的反应。报
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报复就是回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狭义的报复专指负面性的回报,就是:你既
对我不仁,我也要对你不义。你既负我,我也要对不住你。我们在这里
所指的报复是后者。
可见报复也遵循公平的逻辑。对不公同样还以不公,这才具有公平
性,才能换回内心的平衡感。我们看吵架,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吵架,相
互太熟悉了,双方的缺点尽在眼底,尽在“账”上;一旦吵架,不公感作
祟,情绪上来,互不相容。你既不体谅,我也不示弱,越是令对方难受
的话越是要说,越是令对方不堪的事越是要提,这就是在相互报复。不
报复,情绪就得不到宣泄,架也难以吵得激烈。
自杀是报复的极端形式。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描写
了一个关于报复的爱情故事。贵妇人安娜为了与沃伦斯基的爱,牺牲了
一切,牺牲了她的名誉,她的家庭,她的儿子。牺牲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无对等回报的付出。而安娜最终发现她根本得不到沃伦斯基,她的牺
牲毫无意义,于是自杀。自杀就是一种报复——以自己的不想活来让对
方活得不好受。
感情生活中发生报复比较常见。因爱生恨,容易走向报复。为什么
会出现因爱生恨的事情呢?简单地说,爱也需要交换,关于这一点在本
书第二章我们要重点论述,这里只简单提一下。爱,论性质属于情感交
换。通过交换,通过共鸣,爱情便走向深入,关系变得坚实。如果不理
解情感交换的性质而把情感“物”化,情的交换就在不自觉中转变成物的
交换。既然是物的交换,自然而然地要求有公平性。我对你有付出,你
必须对我有同等的回报,如此才是公平的。一旦对方没有回报,或者回
报比不上付出,又或者移情别恋而辜负了付出,往往因爱而生恨了。被
辜负者如果个性刚硬,受不了委屈,那就倾向于报复,好采用极端方
式,不看到对方的内疚、痛苦和悔恨不罢休,只有这样才有平衡感,自
己心里才好受。二、公平与道德意识
人的社会行为蕴含着付出与回报必须对等与平衡的内在要求,在该
要求的作用下,进而产生、形成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无非是有践
行和维护公平的自发性、自觉性。这些基本的道德意识,包括责任、信
任和承诺。
(一)男儿肩上两个字:责任
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责任。做该做的事,这是责任,或者说,这
样的责任才算是公平的。责任也有个公平与否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
亡,匹夫无责。”[9]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很有名,后半部分常被忽略。在顾
炎武看来,天下是个文化概念,国家是个政治概念。人,可以不是政治
人,但不能不是文化人。所以人必须对天下的兴亡负有责任;至于一朝
一代的更迭,那就不必承担责任。可见要人对某个朝代担有绝对的义
务,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责任,同样让人产生情绪。
1.责任心
我对“责任”有实实在在的感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我
在铁道工程指挥部(现在改成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刚从铁道兵
转业到地方,尚未成家。那是诗歌的时代,我们成天都忙于写诗,与一
帮子文艺青年谈诗论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破土文学社”,社长梅梓祥
如今还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文艺副刊部主任。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父母从重庆酉阳老家来的信,说起家里一件事,要以我的意见定夺。接到这封信,我一下子失声痛哭。不仅仅是为家里
有事而难过,我更是敏锐地意识到,从此我不再是一个只能顾着自己个
人兴趣的小青年,不仅是父母的儿子,还是一个男人,要开始成为家里
依赖的支柱了,我必须开始承担起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庭的“责任”。在我
的父母看来,我工作在首都,虽未成家,但已立业,见过世面,有了阅
历,当然要撑起这个家庭了,所以对我寄予厚望。而我还未曾做好足够
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于是有一股莫名的悲楚,一下子从心底涌出,不禁大哭起来。哭完了,开始思索,想起家里的贫
穷,想起父母的面孔,特别是想起母亲是多么不容易,随即写了一首小
诗《爱,给母亲》表白,才得以止住。这首小诗后来还在《北京文学》
上获了个新人奖。对父母的厚望,我不能退却,不能辜负,只能咬牙挺起。一般人的
厚望尚不能轻易辜负,何况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其中道理又何在呢?真
诚寄予希望,即是付出,若得不到回应,则有失望,失望之极,是怨
气,是伤心透顶。作为人子,既然不想要父母伤心,就要更好地实现父
母的期待,是为责任之起。责任,就是必须对他人为自己的付出有所回
报。它内化于心,变成随时随地自警、自省、自律的意识。
或许有人说,这与现代人的责任观念相违。现代责任观念,建立在
权利本位的基础之上。权利与义务对等,有权利,则有相应义务;有义
务在,则有责任在。这道理没错。可是权利与义务也须对等。人之享受
某些权利,是以尽一定义务为前提的;人之尽某些义务,是以享受一定
权利为依据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以权利来交换义务。
2.责任能力
光有责任心不够,还须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小孩子不必为他所做的
事负法律上的责任,因为他尚不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古代有些读书
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遭尽非议。不是他们不够坚
勇、忠贞,而是他们的坚勇、忠贞,无济于事,无补于国;不是他们的
责任心不够,而是他们的责任能力不足。为什么我们特别反对空谈,认
为“空谈误国”,也是因为单单尽心还不够,还必须尽力。谈责任,绝不
能忽略应有的责任能力。
当我意识到我对家庭的责任时,我是无责任能力的。那个时候存折
上仅有十几块钱,还是我的转业费的剩余。我大哥身患重病,缺钱医
治,不得已,我四处筹钱,历尽艰辛,这才真切感受到袖手优游,写写
画画,看似清闲、风雅,实则是在不负任何责任时才会有的状态。
邓小平老人家南巡之后的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整个九
州大地,许多人坚决从体制中走出来,我也下海了。我曾多次对人开玩
笑,说自己下海的动机就是太在意钱了。这是真话,的的确确是太在意
钱了。在我看来,有钱,才意味着拥有现实的责任能力(我绝无拜金的
意思,也不是说责任全靠钱来推动和履行)。有钱才好办事,才方便助
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引用当时民间的一句俗语“何知仁
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怎么判断一
个人是否仁义呢?无非是从他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很庸俗,很
鄙陋,很摆不上台面,但在那个年代很真实。我去西安郊外的楼观台游
访,相传那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里面有块精心保护的古碑,上
书老子的“上善若水”四个大字,而在旁边,有口干涸的井,满是游客投
的钱。这幅场景太有趣了,简直是对老子哲学最绝妙的通俗化解释。什
么叫“上善若水”,什么是最好的德性?就是源源不断地投钱。有些企业家用人往往忽略了责任心与责任能力的区别,把责任心等
同于责任。有的企业家喜欢用自己人、有关系的人,因为情感摆在那
里,尽责用事,是毋庸置疑的。确乎如此,但有责任心不一定有责任能
力;想履行责任与能履行责任,其间大有区别;能做什么和能做好什么
也有区别。我自己也常出错,也常自警,要求把责任能力这一项作为信
任授权以及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考核指标。想干活是好事,但能不能把
活干好,则是首要的。
有了责任心以及相应的责任能力,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责任主
体。
3.责任主体
市场经济能教育人。我这么说,绝非指领会到赚钱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而是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人才能真正树立起责任意识,成为责
任主体。
我下海前在报社里负责广告部,有许多朋友和资源。所以我的下
海,不是盲目的,是带着部分资源以及朋友们的承诺下去的。可真正单
干起来,自己办了广告公司,脱离了体制的背景和平台之后,才发现资
源、关系、承诺,皆为虚妄。因为许多资源,对于特定的平台有依附性
和寄生性。不是朋友们不认人、不帮忙了,是想帮也帮不上,而这又是
打死我也没有预料到的。如果当初料到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下海。我宁
愿还是当我的文艺副刊编辑,有空写写诗,改改诗,与诗友们聊一聊。
下海仅半年,我头发就白了一半,心焦如焚,压力极大。说来可笑,那
个时候,我常开着自己从河北刚买的走私来的蓝鸟车,到原单位请老同
事们喝酒。他们看我架势不凡,自然啧啧称羡,不住地恭维,我也很得
意。如今想起这事,才明白那个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要用他们的“恭维”来
缓解压力,来激励我自己,明天好继续上路。
事物的辩证法,总是在人慌乱至极的时候,转而变得坦然。事已至
此,我反倒无所畏惧了。就像初下水游泳,不明深浅,心慌意乱一阵
子,突然脚碰着水底反倒踏实下来。当谁也指望不上的时候,就触到了
市场的底。一明究底就好办,于是硬着头皮顶上去,扛起来,彻底按市
场经济的“应然”行事,拒绝“想当然”。
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教训是: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只能是自己,舍
此之外,再无别人。当人一旦明确到自己是责任主体时,便有了责任的
意识,同时自然要去寻求、去具备必要的责任能力。
有了责任,同时也就有了信任,信任通过责任才能建立起来。
(二)信任的力量责任是自己对他人付出的自觉而恰当的回报;换个角度,对于他人
的责任意识,应给予信任。信任,就是确认、相信他人有履行责任的自
觉性。
1.人格信任
信任,最基本的,是对具体的人的信任。当我们信任某个人的时
候,意指相信他的行为将符合我们对他的一贯认识。所以,一个人之所
以值得信任,是因他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而那种反复无常、变化不
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则较难让人相信,就在于对他的言行没把
握,不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时为真,何时为假。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凭空而生,不是想当然而出,而是根据
他过往的经历得出的。如果他在以往的大大小小事务上,表现出有责
任、有担当、不畏缩、不诿过的性格和作风,为人公道,处事合理,我
们自然认定其人值得信任。
经商,尤其是处在草创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营的其实还是
个人。这个时候,实力不强,信誉未立,品牌待创,唯有经营者本人的
人格让客户、让合作伙伴认同,才有可能赢得发展的契机。
一个企业的价值点,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企业产品;一是企业
家。做企业,有时候增加企业价值,有时候增加企业家价值。企业价
值,反映的是市场对企业产品的信任;企业家价值,反映的是利益相关
方对企业家本人的信任。
2.一报还一报
朋友或者熟人之间的信任,是常事、常态。而敌人之间的互信,也
并非天方夜谭,也是存在的。所谓敌人之间的互信,是说:我如何待
你,我相信你也必定,也应当如此待我。也就是说,敌对双方共同遵
守“一报还一报”的“潜规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两国军队对峙于近在咫尺的堑壕中。照
理说,双方均应绷紧神经,集中精力,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射杀敌
人。这不仅是取胜的需要,也是自保的需要。不先杀敌人,就可能被敌
人所杀。可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形非但不遵照这个逻辑,还恰好相反。
即使德军士兵在来复枪射程内走动着,英军士兵也根本不予理睬。双方
还形成了某种默契:在一个防区中早上8点到9点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
人时间。一些地方插上旗帜,被认为是双方狙击手不能打扰的范围。一
个英国士兵说:敌人堑壕后挤满了运送补给的车辆,把它炸个血肉横飞
很容易。但局面相当平静,如果你不让你的敌人得到他的食物,他的补
救办法很简单,同样让你得不到你的食物。甚至不小心擦枪走火,有德
国士兵还跳出来,向英方表示歉意。显然,双方奉行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与人方便,亦即与己方便;让人舒适,同时也是让自
己舒适。合作,就这样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互以生命相搏的战场
上也发生[10]。
当然,双方默契性的克制,是一定条件之下的暂时性的产物,这种
默契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被破坏。不过,那并非我要追究
的。我感兴趣的是,信任之所以能在敌对者之间产生,因为在某个特殊
的时间间歇内,在双方拥有对等的报复能力的情况下,于双方而言,信
任是共同的最佳选择。敌对,本与失信相关;奇妙的是,即使敌对,某
些情形下还是需要互信。这更能说明,信任是维护人际关系的基石。
因为信任是以较低的成本促成人们的互惠。
3.互惠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自不待言,但随着市场的细分、细化,不断强化
企业的专业性,也就促成、深化了企业之间的合作。现在大家都爱谈合
作,讲合作,顺势就要讲双赢。没有双赢的结果,合作绝难持续化、长
期化。而双赢,实际上,就是互惠。一锤子的买卖,有赔有赚;而长期
性的买卖,必须是互利互惠。互惠,是信任的一个环节,是信任的应有
之义。
信任的结构是:我如此待你,我相信你也会如此待我。因此,我敬
人一尺,我相信人至少也将敬我一尺;我与人便利,我相信人亦将与我
同等的便利;我“报”人,我相信人也将对我有所回报。
我们假设这样的情形:某人素来待人厚道,结果被信任的人所背
叛。发觉后,他不免寻思,我待他不错,他怎么如此待我呢?其实,这
种想法,就已经是按照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互惠逻辑思考了。如果这
件事传扬出去,舆论也会谴责背叛者。这说明,社会心理也是承认这一
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互惠,强化了信任,使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越来
越稳定;而背叛的行为,直接否定了互惠的逻辑,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
忌、防范,从而破坏了群体、组织、社会的稳定性。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诺”
2012年12月,王岐山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发表主
题为“承诺”和“期盼”的演讲,讲我们党的最高层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有许多庄严承诺,现在所有人都把这种承诺变成期盼,而这种期盼对承
诺者而言,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11]。从这番感叹中,可见承诺作为承
诺的分量之重。承诺以信任为前提。一个人若不被他人信任,他的承诺
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政府若不为它的人民所信任,它的承诺也只能沦为笑柄。能赢得人信任的承诺,不得撤回,不是作秀,最重要的,是不可
轻言。
1.话不得撤回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做出的承诺同样无
法收回。承诺,发端于人的自由意志。取消承诺,意味着其人意志的相
互矛盾、冲突;取消承诺,意味着其人并无一以贯之的“人格”,由此表
明其人不足信、不可取。所以,自尊感很强烈的人,从来都视收回承诺
为无法洗刷的耻辱。
中国古代有个“尾生守信”的传说。尾生和一个姑娘约定,在桥下会
面。尾生在等候时,不料天降暴雨,河水不断在涨。他却始终不肯移
步,换个地方躲避,而紧紧抱着桥柱,直至被水完全吞没。此事是否属
实,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表明大众心中的一种价
值观念:约定,承诺,是无条件的东西,做出了便应当履行,不可更
改。
这个故事说的是某种极端情况,死亡也不可阻止承诺的完全履行。
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利益与承诺的冲突:当人做出承诺后,情况突
变,发现履行承诺对他不利而撤销承诺对他更有利,此时承诺便面临着
利害得失的冲击。像此类情形在商业领域时常发生。一个有道德的商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宁愿承担损失也要履行承诺,选择“义”而
非“利”。这不仅仅是着眼于将来的回报,着眼于保护信誉可带来长远的
利益——因为很可能履行承诺是以一蹶不振为代价的,更在于承诺和信
义是人格的本质。商业的成功开展离不开道德的基础,承诺便是其中一
个关键的环节。
2.人不能作秀
承诺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用以实行、巩固和加强彼此的交谊,而
非作秀。政治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意识到获得大众好感、支持、信任
对于施政的重要性,而在信任相对不足的情形下,往往采用表演承诺的
策略,建立威信。
商鞅的“徙木立信”,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
下,准备在落后的秦国搞改革。由于改革的幅度、动作较大,为表示改
革的决心,商鞅搞了一个现场“承诺秀”。他在秦国都城栎阳(遗址在今
天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高的
木杆,并做承诺:能把木杆移到北门的人,立获五十金。开始时,老百
姓惊异,议论纷纷,不敢尝试。后有个人不信邪,试了一回,商鞅照约
付金。这场承诺秀很成功,老百姓于是相信商鞅这个人说的话当真、不
是闹着玩的。既然效果很好,老百姓也相信,为什么还要说是作秀呢?是不是作
秀,不以效果好坏而论。政治家对民众的承诺,要以民众拥有对政治家
的问责能力为前提。即,当政治家无法履行承诺时,民众可以问责,可
以追究到底。显然在秦国那个时代,老百姓只是受治者,只有参与和欣
赏表演的资格,而无权在政治家“演砸了”的情况下追究责任、纠正偏
差。所以说,这充其量只是场表演秀而已。
即使放到普通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真心诚意对人有所
承诺,如果完成不到位,辜负所望,内心会不断反省、自责——自己对
自己问责,因而有内疚和不安。现代的父母们,应多有体会吧。答应了
假日时和孩子一起去玩,但临时有事而爽约,假设孩子懂事,能理解这
是意外,而看到孩子失望的神情,还是不禁内疚,减轻不了自责的压
力。
承诺既不能回收,也不是作秀,这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是无比郑重的
事,意味着承诺不可轻言。
3.嘴不可轻言
有个成语,叫“一言九鼎”,讲的是一个人的话很有分量,很重,但
凡做出的承诺一定能履行。《水浒传》里的宋江,很得人心,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说话算数、从不空言,所以赢得一帮子兄弟们的信任。
宋江在清风山,允诺为好色成性的矮脚虎王英搭成一门令他满意的亲
事。隔了很久,待打下了祝家庄后,才物色到了合适人选,即武艺与容
貌俱佳的扈三娘。宋江自知王英配不上扈三娘,无奈他的情面大,扈三
娘只得答应了。从王英的角度来看,宋江当大哥的,说到做到,怎不感
奋与折服呢!
但要注意了,正因为一言有九鼎的分量,有必须兑现的责任,所以
承诺就不可轻易做出。真正有责任、有信誉的人,绝不随意承诺、轻言
承诺。
我们公司编过《高山流水——历史上的知音故事》一书,顾名思
义,收集的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比较有名的知音故事,其中有一篇《季
札挂剑》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承诺: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途中经过徐国,徐国国君看上了季札的佩剑,季札拟赠与他,但考虑到出使任务尚未完
成,剑还用得着,所以没有明言,待返归时送上。孰料季札再经徐国,徐国国君已抱憾而终。季札很感伤,把剑挂在徐国国君的坟墓上。季札
为什么不把心意先告知徐国国君呢?像季札这样具有深厚修养的人,不
会贸然做出承诺,这也不是要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对于君子来说,信义比什么都重要,承诺不仅仅是面向他人的,更是针对自己的。所以
季札不随便承诺还未做成的事,也不随便更改内心已认定的事。这是季札不事先明言献剑的原因,也是季札最后慨然挂剑的原因。
有的人心热,很愿意帮人忙,但凡别人有要求,不假思索,满口答
应。一个人既然表示为难,开口求助了,他便有所付出。付出了信任,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付出了自尊。而对方既然答应了,承诺帮忙,自然有
所期待。如果承诺最后没有兑现,或者打了折扣,那求助者失望不说,还有羞辱感,甚至认为对方未尽心尽力,有敷衍和轻视他的意思了。三、道德意识和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注重人的自我修养。这绝不是
说别的文化就不注重自我修养了,而是说我们的文化把人的自我修养上
升到很高的位置。儒家经典《大学》里有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理论上说,修养是对所有人——请注意:并非
缩减到社会精英阶层的范围——的要求。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作为社
会精英,在修养上应有更高的自觉性,起着更大的表率作用。直至近现
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造着中国社会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而在
实践中还是要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刘少奇有著名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足见修养仍然绕不开。
在日常生活中,修养已经成为我们习用的概念。说一个人没有修
养,这是很大的贬语;而说一个人有涵养,意味着其人成熟、稳重,值
得信赖。
我们在这里讲修养,绝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放进人际公平的框架
内。我们讲修养,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们的责任、增加信任、完成承
诺,一言以蔽之,是消除我们心中恶劣的不公感。
(一)素 养
道德凝聚于心,便内化人的基本素养。这些素养、品性,如宽容、忍耐和倾听,有必要来说说。
1.宽容
有种管理障碍,值得我们注意,在企业,尤其是带有家族性质的民
营企业中,有的人比较忠诚、敬业。可忠诚与敬业容易走向反面:忠诚
到自私、敬业到狭隘的地步。这种类型的忠诚是,“我”既然为企业、为“你”负责,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这种类型的敬业是,既然“我”兢
兢业业为“你”做事,所以就要“我”说了算。
像此类情况,在老板的亲属以及一起创业的老资格员工身上比较常
见。他们对企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所以做事情容易逾越职责的边界,甚
至触及老板、股东们的核心利益。很明显,言行越界后,不和谐的事在
所难免,情绪也就自然产生。
我们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呢?如果对他们有非议,他们会觉得不公、委屈。因为他们所作所为,都认为是立足于企业的整体利益,如此尽
责,还遭非议,那可真就寒心了。此时,宽容很有必要。宽容,不是纵容,而是保护,保护他们的感受。
2.忍耐
忍耐,就是能“熬”,能“守”。“熬”得了,“守”得住。
1942年,陈毅在新四军内部遇到一些纠纷,被调往延安。毛泽东劝
陈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
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
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12]
人的修养程度的高
低,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怎样面对不公。在一时半会难以完全澄清真
相、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泰然处之,不肆意发泄不满和牢骚,控制住
情绪,这种表现,可称得上能忍耐。
我们看到,有的人被冤枉时,抱的态度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去投诉、申辩、解释。这不是说,他们懵懵懂懂,对不白之冤浑然不
觉,不去捍卫公平,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公平问题:急不可耐地澄
清,有时候非但不足以达到澄清的效果,反而加深误解,坐实了被强加
的罪过,乃至显出自己的浮躁与浅薄。
“日久见人心”,这句老话说的是公平终究会在时间中显现出来,不
急于一时。最重要的是忍耐、坚守,维护自己选择、主张、人格的一贯
性。忍耐的价值,即在于此。
3.倾听
有素养,还表现在善于“倾听”。我们公司当初在建立企业文化时,大家在讨论“用心倾听,用心创造”还是“用心创造,用心倾听”时吵得一
塌糊涂。最后我说,不管怎么表述,倾听是第一位的。某种条件下,我
们的企业文化——知音文化,就是倾听文化。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倾听的
重要性。
倾听,不仅仅是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这么简单。首先,是尊重
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个不容剥夺。越是地位较低
的人,越是重视自己意见的表达。不听人说话,是不尊重他的权利,也
是抹杀他的价值。
还有,当人认为不公,抱怨的时候,倾听是恢复他公平感的渠道。
他不满,是为贡献多而回报少,且这一点还不为人所知,而后者更令他
气愤。这种情况下,仅仅耐心倾听,便足以改善他的心情,最起码他知
道人们对他的贡献不再一无所知。
再者,倾听意味着愿意沟通、倾向和解的态度。客户、业主,有不
满,带着情绪找上门来,如果拒而不见,只能是火上浇油,促成更大的
情绪。事情,推是推不了的,躲是躲不掉的。做地产开发的,碰上有情
绪的业主,极为正常。我自己就曾多次主动到我们的业主家里,倾听他们的心声,设法化解,消除他们的不满。
为什么说“倾听”是人的可贵的素养呢?有时候再难听的话,也得听
着,而且是平心静气地听着。因不善于倾听被激怒、生气而造成恶劣后
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有如上素养为前提,我们便能更好控制心态,尽量避免盲目的不公
感给我们造成的潜在风险。
(二)清除不公的盲区
前面说过,不公平感的形成,有三个原因:不明需求,有成见及内
心中有情绪账簿。对于修养来说,首要的是积极清除这三个不公盲区,如此则能少受情绪支配,避免树立交往的壁垒。
1.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克制的态度。克制,便可以冷静下
来,防止好心办坏事。
我的好朋友、复旦作家班的同学张秉毅,现在是鄂尔多斯市文联主
席、一级作家。他一直走的是文学道路,没有改行。这么多年都坚守下
来了,实属不易。
当初我们一起求学时,他还年轻,情感丰富,热情冲动。文学青年
嘛,在人生道路上肯定比普通人多些浪漫和使命。有一次想不通,邀我
到复旦南区七号宿舍楼的天台上喝啤酒。他喝着喝着不知不觉间走到楼
沿,要跳下去,非常认真。当时只有我在场,我的考虑很简单:他要
跳,是他的选择,强行阻止不行,他还不乐意。我要是去拉他,反而是
促成他跳楼。所以,我冷冰冰地对他说:“你要跳,是你的事,我不管
你。但是你的后事,你的老婆和女儿我可以负责照料。”他听我这么一
说,一愣,大叫:“徐彦平,原来你是这么冷血的人。”索性不跳了,我
们又开始喝酒。
这事儿,成为我们二三十年友谊中间的一个有趣话题,我总是拿出
来“奚落”他。奚落归奚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他人不乐意的事、不
想要的东西,去勉强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而且还会带着情绪。有时
候退后一步,表面上是在迁就,却可使事情自行转弯。
2.消除成见的影响
成见,作为隐藏着的视角,指引着我们看待自身是否处于公平状态
的方向。在涉及利益分配时,人总是倾向于认同自己的付出对总体成效
的重要贡献,不容易看到旁人的作用,因此理所当然要求占有较大的分
配份额。如果不遂其愿,发生冲突,一般归咎于他人而较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比如,过去打下江山的人,认为由他们以及子弟们来坐江山是
公平的,因为他们曾经出生入死过,付出了血的代价,坐江山是对他们
付出的必要回报。如果有人发出异议,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极不公平。
从提升自身修养的角度来说,应能自觉意识到并努力清除隐蔽的成
见的影响,从而以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利害与得失,这就能回到真正公平
的轨道上来。
3.清零
我们内心都有个情绪账簿,当自认遭受不公时,由于各种因素暂时
忍住、不便发作,而全登记在“账簿”上。“账簿”涂满之日,便是情绪爆
发之时。为什么我们喜欢翻旧账,为什么常说“新账老账一起算”,为什
么总是不自觉地把过去的事反复唠叨,皆因为心理累积着怨恨和不满。
人之所以不能轻易忘怀过去,是过去欠账太多。
由此,修养所欲修、所欲养的,是随时能清零、归零的心态,以防
止情绪的无限累积和弥漫。
佛家讲“无念”。“无念”,是让自己自觉不起念、不动念,不去动那
些不好的念头,不去动那些令人烦忧的想法。因为一起念、一动念,便
存放于心、淤积于心,“情绪账簿”上又增添了一笔。但凡记上了账,就
有要求索赔的时候。
话说回来,心态清零,不是主张精神上的“麻木”、遭遇不公也不去
抗争,而是说,对于生命中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琐事,发生了就发
生了,不必耿耿于怀,含怨于心,久久不释。
(三)提升境界
我们分析不公平对于心态的影响,讲消除不公的盲区,讲增强修
养,其目的是希望人不被盲目的情绪所影响和左右,是希望人不要落入
褊狭的状态中,变得好怨,变得愤激。修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提升
境界,提升生命的宽度和高度。
1.达人
儒家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像成全自己
一样去成全他人。大乘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个意思。通过“立
人”与“达人”,乐于多奉献一点而不去算计回报,人与人之间则可以建
立起互动,彼此不再有隔阂与对立,所以说这是很高尚的境界。但是,若想真正做到“达人”、“度人”,首先还是要消除由不公而带来的恶劣情
绪。
我本人有过亲身经历,可为佐证。没有哪个文学青年对自己的第一本书不怀有特殊的期待,正因为是这个样子,就很容易产生情绪。
我人生的第一本诗集是在我的恩师冉淮舟先生的帮助下出版的,全
程都由他关照下来,我没出一分钱。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照理
说,像我这样只能混个温饱且无任何社会关系的无名小卒,能够出版个
人诗集,应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可事实上我的心态很复杂。当时冉
老师策划了一套丛书,共八本,分成两批。一批使用的是国内出版社的
书号,一批使用的是香港出版社的书号。我的诗集被置于后者,这令我
的喜悦打了折扣。用香港书号,严格说来在内地还算不上是正式出版
物,这一念头闪现出来,我心里就有不大舒服的感觉,感到不公,觉得
这样子出书带给我的不是成就。现在回想这件事儿,当时我是对全心全
意扶助我的冉老师产生情绪了,不然怎么在“情绪账簿”上记着呢!该书
出版后,获得好多诗友的羡慕和好评,在改变我的人生命运上是一块厚
厚的砖石。想起有好多年我没见过冉老师了,以前没见,多多少少可能
有些许情绪在;后来完全是愧疚,不敢见面了。我为我心念中不正确的
态度而后悔不已。
这事儿我一直记着,反复提醒我自己注意:“达人”、“度人”的情意
很可能被情绪所抵消。
2.无累
身体上的累,休息即可恢复,但心累就没这么简单了。情绪多了,难免心累。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获得心灵的充实与愉悦,没有负
累。
前面我们谈到过责任。说实在的,意识到自我得肩负着某种不容推
卸的责任,并不构成负累。造成负累的,不是责任,而是履行责任却不
获理解和认同。当人带着情绪去履行责任时,那就很累了。
我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处世方式,受她老人家影响很大。那时尽管
家里穷,母亲还是想方设法把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很好。我大姐是父亲的
前妻所生,其他兄弟姐妹六个才是母亲亲生的。大姐出嫁早,当时家里
穷,陪嫁也寒酸。到我大妹出嫁时家里境况已经很好了,嫁妆自然丰
厚。在家庭会议上,母亲力主要按大妹的陪嫁标准给予大姐补偿,大姐
感动得大哭一场。我下海十多年了,来西安扎下根基后,我就把酉阳老
家的亲戚们尽量接到西安,好生安顿。亲戚一多,浓郁的亲情散发出
来,其乐融融,这是好处;问题是大家相处紧密,间距消失了,不再有
缓冲地带,又各有想法,难以达成共识,想法间开始不免有些碰撞和冲
突,结果是误解有之,埋怨有之,各人的情绪顺势滋生、蔓延。于是,对家族的责任就异化成了我本人的一大负累。有时候往泄气的地方想,如果当初我不主动去承担起这些责任,自然也不必面临这样的后果。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有些传统的责任毕竟是不能取消的,那就只能先把
着力点放在修养上,积极化解情绪,调适心态,拓宽视野,从更开阔的
背景来看待一时的得失。
另外,心累还可来自愧疚。愧疚也是心态失衡的一种表现。我们说
过,当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的时候,是有怨恨的情绪产生的;换个方
面,当自己觉得对不住别人时,同样导致心态的失衡,有愧疚的情绪产
生。情绪会推动人采取行动去寻求平衡,就愧疚来说,是促人主动致
歉、补偿、救赎等等。总之,以公平为尺度来权衡和称量,可能产生不
平感;愧疚也是不平的一种,只不过与怨恨相反,是对不住他人;一觉
得对不住,心便难安;不安则不免于累。
正确认识人际交往中的公平逻辑,通过提升修养来稳定我们的心
态,不使其失衡,自然没有了负累沉重、不堪承受的感觉。
3.心安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说过“公平影响人心”,这一点也得到科学研究的
验证,公平有其生理上的基础。2009年日本玉川大学脑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春野雅彦等人在《自然·神经科学》网络版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发现
当人们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时,大脑的“杏仁核”将会活跃起来。“杏
仁核”位于大脑颞叶的前部、海马的末端,呈杏仁状,它记忆和处理人
的情绪[13]。
该项研究表明:只要人感觉他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情绪便将下意
识地发作,而且情绪还有记忆和存储能力,这就是情绪能不断累积的原
因。前面我们就讨论了“情绪账簿”的问题,当然“情绪账簿”是个比喻性
的说法了,说明情绪可以不断增生和积累、难以消除。
公平既有生理上的基础,便直接影响到内心的安宁。换言之,内心
的安宁需要人为的努力,以克服和控制生理性的情绪反应,即安宁是修
养出来的境界。当人交织在情绪中,他的内心实际上是不安的,他受制
于生理反应而不能控制生理反应,许多正常状态下人所不为的非理性的
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于是乎失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养。
俗话说“心安理得”,其实心安与理得不平行、不一致。不是说理得
就能心安了,而是说心安了才能理得。心安定下来,不带情绪,才好接
受道理。否则,心若不安,情绪强烈,道理很难入耳,甚至越有道理的
话越是反感和抵触。心若不安,则蛮不讲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
养。
晚清翁同龢有一著名的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所谓“静气”指的是心境的安宁,不为事情之大、之急、之险所动。反过
来,如果心绪难宁,躁动不安,慌张失措,手忙脚乱,发脾气,泄私恨,不能宽容,丧失耐性,这同样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养。
从以上所做的分析中可见,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其意识
有一共同倾向:随时计算投入与回报的对称性。这是公平的基本意义。
公平直接影响着人的心态,当不公平被认定时,人心失衡,自此就
有“气”了,就有情绪了。这是仇与怨的开始,是矛盾的萌芽,是失和的
助推器。情绪的后果如此之严,危害性如此之大,于是就有必要控制和
化解情绪,学会“消气”。“消气”,是修养的工夫。
公平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减少人们在
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情绪摩擦固然重要,而增加彼此关系的情感厚度更不
容忽视。对于后者,必须明确情感的性质与产生的缘由。所以在接下来
的一章中,我们再着重谈谈情感生成的逻辑。
注释
[1] “元规则”不等于唯一的规则。“元规则”之“元”,是社会交往的起点,但不是终点;可
以被超越,但不可被绕过。
[2] 《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 穆勒《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8页。
[4] 见《“草根”志愿者推动美国大选》,载于2012年11月2日《新京报》。
[5] 《三十国春秋辑本》,吴振清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
[6] 此处参考《管理与运用公平因素》第三章,〔美〕理查德·C·休士曼、约翰·哈特菲尔
德著,喻春生、陆军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6—49页。
[7] 石成金《传家宝》,喻岳衡校订,岳麓书社,2002年,第482页。
[8] 文章网址:http:news.sina.com.cns2012-06-30043924685978.shtml
[9]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
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
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提法,据说是经梁启超简化、改成这样的,并通行至今。我们不详究这话的来历,借此简单来谈责任与公平。
[10] 见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中的进化》中第四章,吴坚忠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 文章网址:http:pic.people.com.cnn20121220c1016-19964088.html
[12]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3] 新华网2009年12月21日文章《日本研究人员找到大脑厌恶不公平的部位》,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21content_12682525.htm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情感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情性文化,与西方人的理性文化相对。这么大
的一个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我不敢下定论。但中国人普
遍表现出重视情感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毋庸多议。比
如,我们说某人有情有义,那是很高的评价了。相反,若说某人冷酷无
情,那可是一大“恶谥”。
情感并非无故而生,它与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态势密切相关。我认
为,是“不平等产生情感”。一、关系与人情
情感很具体,很实在。我们说“事情”,有“事”则有“情”。而唯人
能“来事”,所以“事情”也就是“人情”。我们先从人情与关系讲起。
(一)讲关系,重人情
在中国社会中,分外重视人际关系,看重关系的价值,是一个非常
显著的社会现象。1919年,留学哈佛的陈寅恪,在与友人吴宓比较中印
欧三大文化时,曾经说过:“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
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
系之学必发达。”[1]
一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就异常明显。鸦片
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与西方列强打起交道。
有擅长办交涉的官场能员,按照平时在本土屡试不爽的套路与西方人搞
外交,先从培养私人关系着手。发现老外也接受吃请,该笑纳的同样笑
纳。可一旦进入公事范畴,丁是丁,卯是卯,毫无通融可言,原则性极
强。中国人就不理解了,觉得老外“不近人情”。举这个例子,是要通过
中西文明的一个粗略比较,来说明中国社会看重关系的特性。
1.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
汉语中称谓最是丰富,和英语决然不同。英语中,舅舅、叔叔、伯
伯统统就一个“uncle”。唯独汉语,把人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均加
以定位。过去,一个成年中国男性,除了名以外,还有字,有号。西方
文化里就没有这种情形。电影《开国大典》中,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到
西柏坡和中共领导人会谈,他问毛泽东那个“毛润之”怎么没看见,是不
是被清洗掉了。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毛润之”即是他本人,对他解释一
番,米高扬方才恍然大悟。
把称谓复杂化、细密化,说明了中国人想准确辨认、定位关系的心
理态势。可以说,关系的概念渗透进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我们
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大凡比较成熟的中国人,都懂得要在
社会上立足,建立必要的人际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事、同学、同
乡……都是搭建关系的便利渠道。小说《围城》里,钱锺书先生还调侃
出一个“同情”的概念。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理由是:两个人共
同爱慕苏文纨,拥有同一个情人。从这莫名其妙的共同点上引申出两人
理应同病相怜。总之,通过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扩大社交范围的习惯性做法。比如,应酬
场合,相互介绍,如何进一步消除隔阂、避免冷场呢?找共同的熟人是
首选。谈起某某,对方说:啊,我们是老熟人了。趁着兴致还掏出手机
拨打其电话,做一番寒暄,关系就此搭建起来。
自然,关系学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学问。《红楼梦》里不是有这么一
句话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其实质便是
懂得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有民谣说:“文学、医学、经济
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学那学不用学,最最实用关系学;老
乡、老友、老上级,七姑、八姨、舅子哥,四面八方拉关系,关系越多
好处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日俱增,与国际接轨的幅
度也日益加大,可是重视关系的传统价值导向似乎没怎么变化;相反,还愈演愈烈。时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个人的努力起不了太大
的作用,很多时候要“拼爹”。“拼爹”,实际上拼的是家族积攒下来的社
会关系。
讲社会关系,就是讲“人脉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看
重的资源。现在各著名大学争相开办高级总裁班、研修班之类的培训,其兴奋点不在于传播前沿知识,而是提供丰厚的同学资源。相当于大学
扮演了搭建平台的角色,整合关系,便于共享。我就曾接到过这样一个
招生短信:某大学开办的顶尖政企合读班(党政学员70%为各部委司局
级干部。企业家学员中企业资产超过100亿的占50%,据统计前两期企
业家学员,累加各自企业产值总量超过8000亿,两个班级的经济总量已
接近省区的GDP),讲师多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从学员和教
师两个方面同时强调该班所蕴藏的人脉资源的优势性。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与有没有关系实在大有
关系。我这么说,绝非主张大家从此一门心思拉关系,把精力和智慧耗
在这上面;也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宣扬它是一个值得追
求和努力的方向。我纯粹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体味中,指出中国社会一直
存在着的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在它的传播过程以
及实际操作中,与其本来意义发生了分离。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明确它本来的意义。
2.关系本位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曾用了“关系本位”这个概
念来定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现象。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先生
做了分析。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
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又说:“中国之
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互相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
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实
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2]
关系本位,一言以蔽之,是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定位自我,找准个人
的位置以便采取合理的待人方式。
生命,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它必须拥有某种确定的形式,如作为国
家的公民,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属下的领导……但同时它又一无所
有,本来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是。婴儿来到这个世间,他未来将是什么
样子,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人能够安排和设计。我们对他可以有期许,但绝不能预设,他的成长总会逃离我们对他的预设。如同马克思所说
的:“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着自己的。”[3]
我的意思
是: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有自己的定位,才有自我;反过来,脱离了
关系,真的无有“我”。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现实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系本位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关系的确定不移的原
则。一事当前,首先明确的是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同,处理方式
即不同。有个前苏联的政治冷笑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前苏
联“肃反”期间,社会空气比较严峻,人都很敏感,小心翼翼的,怕招来
无妄之灾。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突然问邻近者:“你有亲戚在中央委
员会么?”那人说没有;又问:“有亲戚在契卡(主管‘肃反’的谍报机
构,克格勃的前身)么?”回答还是没有,此人长舒了一口气,说:“对
不起,你把我的脚踩了,麻烦你移开。”这则笑话,反映的是“肃反”所
造成的肃杀的社会气氛,令人投鼠忌器,噤若寒蝉。抛开具体的社会历
史背景,单看故事本身,在重视关系的文化中,恰如那个脚被踩着的
人,厘清关系,明确身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处理问题的前提。
就说法律吧。现代法律把人看成是无任何差异性的人,人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做不做得到或者做到什么程
度,另当别论,至少在立法精神上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古代的中国法律
——如大明律,一案发生,首先要明确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
考虑如何审判。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审理案件有个基本原则:大凡官司
可疑的时候,与其委屈兄长,宁可委屈弟弟;与其委屈叔伯,宁可委屈
侄子。海瑞要保护的是基本的伦理关系,所以在事情纠结不清的时候,弟弟为兄长受点委屈,在他看来理应如此。
还有,中国人喜欢看“人”说话、行事。明确了双方关系、各自身
份,才能拿捏说话的分寸、边界以及采取恰如其分的交往方式。还可以举出个古代的笑话:有个庙的大和尚为人势利,某官员微服来访,和尚
不明身份,随便叫声“坐”,对身边的小和尚喊声“茶”;与他聊天,见其
人言语不凡,热情了些,叫“请坐”,又叫小和尚“上茶”;后来得知他的
真实身份,态度大变,巴结了,连忙说“请上座”,又催促小和尚“上好
茶”。很明显,故事是在讽刺大和尚的势利。不过,我又要做翻案文章
了。大和尚的举动,未免局促了点,故而显得巴结,可思路还是正确
的。本来就应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想,见“人”说“鬼”话,“人”不乐意;见“鬼”说“人”话,“鬼”听不懂。合乎身
份,即为妥当。
待人接物时,把双方关系作为大前提,按照自我的身份、位置来决
定恰当的言行方式,此为“得体”,在传统文化里称这样的人为懂得人情
世故。
3.关系本位下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两个词通常连用。如果说一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在
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那是很负面的评价,意味着这个人不成熟,不懂
得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不懂得从情感的角度来处理人际
关系。人情世故不通,后果很严重,是要得罪人的。
得罪人,相当麻烦,意味着“关系本位”遭到破坏,被得罪者不再承
认他和你之间有“关系”。既然双方无关了,交往便“公事公办”,也就是
照规定来,凡事往“原则”上靠。问题是: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你也不
知道具体“原则”是什么;另一方面,“原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掌控在他
手上。所以说很麻烦。
现实总是教育碰壁之后的人从此“懂事”点。什么是“懂事”呢?就是
懂人事。而人事,不外乎人情。《西游记》里,有句话颇妙,“有人事
则通”。唐僧师徒一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天,他们可是奉佛祖钦点来取经
的,硬得很咧!即使佛祖交代下来,他们在藏经阁还是受到具体承办的
阿傩、伽叶两大尊者的卡要,讨要“人事”。我们会觉得堂堂西天庄严佛
土,居然有如此污垢之事,实在不像话。但,换一个角度说,唐僧一行
从东土来西天,求取至珍至贵的大乘佛经,连大唐的土特产也不顺便捎
带、分送,“诚意”又何在呢?不是目中无佛,就是心里糊涂。我当然是
说个玩笑话了,我的意思是,在中国人的交往中,不喜欢人际关系过于
生分、过于冰冷。所谓人情、人事,是想在具体的事中添点情味。我们
在送礼于人时,即使很贵重的礼物,也惯于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这可不仅仅是表谦虚,内中蕴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有意贬低物的价值,来凸显情的意义。
但人情和世故还是有区别的。冯友兰先生做过说明:“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
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
故。’”[4]
人情,是对人持一份真诚的敬意;至于世故,那是因为人情已
成为社会上公认的、通行的法则,不得不表面上遵从并加以利用。人
情,有原则;世故,仅仅是懂得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对于世故,我们
是防备的;而人情,是我们称许的。
关系,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很重要。关系,最主要的,靠人情
来搭建和维护;反过来,建立关系,其目的在于增加彼此的情感。这是
最根本的相处之道,但要是过分运用,那就是世故,而非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上面说了关系靠情感建立。没有情感的关系,或者说,缺乏情感充
实和支撑的关系,断然不能长久,仅是一时的苟合而已。所以,人际关
系,亦可说成是“人情”。有关系在,就是有情在。大致说来,人以自我
为起点,由家庭而至于社会、自然,所建立的种种关系,皆以情感为纽
带。因此,上面所说的“关系本位”,论本质,应该是“情本位”。
1.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能否构成一种关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最明显的例子
是:我们都有自省、反省的心理能力。在自省的时候,人实际上把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一分为二,化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小孩子,就因为反省
能力欠缺,所以老要家长们提醒、纠偏乃至惩罚,才能改正它不好的习
性,而逐渐社会化。所以,人和自我事实上也构成关系。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在人和自我的关系上,期望的处理方式
是“修身”。关于修身,在后面讲“情绪”时,我要展开谈,本处仅从与自
己的关系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比较欣赏冷静、稳重的人,不太喜欢人过于夸
张、激动,不喜欢人一惊一乍,大呼小叫。稳定的人,宠辱不惊,从容
淡定。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我想说的是,这种人格态势,究其实
质,来自人对待自我有一个稳定的设计和预期,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
配。所谓“自知者明”,彻底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要什
么,在什么条件下能选择什么以及底线、边界在何处,心智便可谓成
熟,能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前行。
修身的目的,是尽量让人臻于此境,我们只要读读宋明理学家的语
录、日记等文献,就可发现让自己能够完全地、彻底地“静”下来,是理学家们共同的追求,他们探索、设计出各种有针对性的方式来修养己
身,力求从容。我曾多次去王阳明在余姚的故居以及龙泉山讲学处,了
解到王阳明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说法,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变化气
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
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5]
在经历重大的
人生挫折、磨难时,在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也能够保持心境的安稳与平
定,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这就是变化气质、修养自身的关键之所在。
儒家还推崇“慎独”,即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不起私心杂念,而
有内心的澄净、无纷扰。这是通过克制自我的欲念,降低需求,来摆脱
对于外界的依赖,以避免不必要的情绪产生,扰乱人应有的平静。
很明显,这样的自我状态,乃是一种无任何情绪性反应的宁静心
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以减少、乃至
泯除让人心灵不安的情绪为追求的。
为什么有此目标呢?我想,还是与前面所说的“关系本位”有关吧。
当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时,无论如何,不能过于伸张个人意志、意愿,而要观察、照顾到对方的心理需要、反应、情绪;否则,相互冲
突的意志拥挤不堪,极容易产生矛盾,从而破坏关系。关系,就是“大
局”。我们常说有大局观、从大局着眼,无非要维持关系的长期化、稳
定化、和谐化。在此目标下,通过修身,自觉克制自我情绪,调整心
态,是顺理成章的事。
把自我修养到位,无疑,有助于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2.人与他人
儒家认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和谐”。和谐,即彼此无
冲突地相容。人与人的相处能做到融洽、祥和,这当然就是情感状态
了。
和谐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家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了社会
上可能的种种关系。家庭中,有上下辈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有平行的兄
弟关系,有结二姓之好、化异姓为同姓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原则是和
睦,所以有“家和万事兴”的俗语。显然,和,只能靠情感、靠家庭成员
的情感互动实现出来。和,是情感融洽的结果。朱桐庐著名的《治家格
言》有十六个字说得好:“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
亡。”如果家族的气氛、性格是刻薄的,是严苛的,那么家庭不睦,不
睦则无法久长。刻薄、严苛的对面,就是厚道与温情。
当人走出家庭,踏入社会,加入某个单位,就发生了上下级关系。
就西方人来说,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处,下级直呼上级的名字,也无不
妥。放在中国人身上,估计没哪个下级敢于如此,这叫做“没大没小”。也就是说,上下级是个有大有小、必须分出大小的关系。以下犯上固然
不对,以大欺小也不对。以下犯上,叫“目无尊长”;以上欺下,叫“恃
势凌人”。
社会组织中有上下关系,虽然地位不平等,但也要有情。中国人所
主张的,是上级对下级超出工作范围的关怀和照顾,是下级对上级的信
任与忠诚。比如,楚汉相持不下的时候,韩信的作用凸现出来,他倒向
哪一边,哪边则可取胜。项羽派人游说韩信,韩信没有动摇。他的理由
是,当初在项羽阵营时,项羽不重视他;转投刘邦后,刘邦没什么不能
与他分享,把他视作一尊人物。韩信不背叛,念情,原因是刘邦有情于
他。
以上种种,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至于对待陌生人,中国文化也推
崇的是情感化。西方文化则不同,如《圣经》中,耶稣说:“我来,并
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
人。”基督教的教义,要人打破血缘关系的狭隘性,转以上帝为中介,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经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
教化,西方文化中,对陌生人关系的处理并无什么滞碍难通之处。中国
文化则不然,不是把陌生人视作和我平等者,而是把陌生人“熟人化”,即通过建立情感联系来消除彼此心灵上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异己感。
《论语》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把血缘关系向外推,将天下纳入到
血缘的脉络里,其情感意味更浓厚。天下如一家,这是以内心的情感为
中介,在情感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他
著名的《西铭》中说得更加明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整个宇宙在
他的眼里,就是以情感为架构支撑起来的。
像旅店、宾馆之类的场所,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流动性大,是最
不容易产生情感的,也最不必产生情感的。但如果问从业人员他们的营
业理念、服务理念是什么,多半会说力争做到“宾至如归”,让客人虽然
出门在外却有回家的感觉。换言之,宾馆应能给予客人温馨的情意。可
见,把陌生关系情感化,变成熟人关系,变成回头客、老客户,是我们
文化的下意识的选择。
3.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天,异化的形式为神)的关系是情感关系,即所谓“天
人合一”。只有在情感中,天人合一才成立,究其实质,就是人和自然
亲密无间的融合感。
天人合一的命题,最开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在他的理论
系统中,天界(自然)和人界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两者是同一的。他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
之。”有鸣则有应,此起则彼伏。在互动的模式下,人的行为应当配合
着天。这种思想,当然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确切地说,还不
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中医、养生、风水等,其理论基础还在此。
如果清洗掉“天”的人格痕迹,把“天”看成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
境,那么两者关系的情感基础则更清晰了。
我们看陶渊明一首著名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传达的情感很平和,也很澄净。
自然(环境),并未带给诗人生存压力;相反,诗人在此中有自足的归
宿感。人与自然是合一的,而这种合一不是现成的,而首先是诗人心境
的转变。当以超脱的态度去审视包括自我在内的自然时,自然便是我,我同时也是自然。
再看辛弃疾同样一句著名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
如是。”青山何曾能够见人之妩媚呢,但词人觉得理应如此。准确地
说,是词人觉得情应如此。情感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它在要求对方(即
使是无情之物)对它做出对等的回应。《文心雕龙》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情投射过去,好像是赠送;回应过来,好像是报答。这句
话很准确地交代了情感运作的逻辑。在一赠一答中,情感便得到了确
证,确证强化了认同,认同则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看来,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把自然看成是无情之物,或者看成科学
意义上的纯客观的自然;毋宁说,把自然看成是有情的,能够与人的心
情相互呼应,能时刻与之共鸣。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落花本无情感可言,但是龚自珍相信,它是有意落在泥
中,更来护花。
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情感都作为最后的取
向支配着各种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以说情感关系乃是关系的本质;那
么,建立和维系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增进彼此的情感。用中国人通常的说
法,这个工夫叫:做人情,送人情。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人情,可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要做,要送;是做出来的,是送出
来的。究竟该如何“做”和“送”呢?
1.给面子中国人好讲面子,这个尽人皆知。其实,面子无非是个人尊严的通
俗说法,应该说,对尊严的讲究无分中外。但中国人格外重视面子,与
我们以关系为本位的民族心理相关。社会关系多,路路皆通,说得上
话,本身就是有面子的表现。
面子很重要,它是露在外面给人看的,所以要求光鲜、亮丽。如果
把里子露出来,那就难看,没了面子。给面子,目的是让人好看,所以
又叫做“面上过得去”;不给面子,人就难堪,所以又叫做“撕破脸”。
过去中国是大家族社会。大凡大家族的当家人,有个治家心得
叫“不聋不哑,不能当家”。意思是说:有的事情,有的话,有的行为,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见了当没看见,听见了当没听见,能忽略过
去就忽略过去。有人认为:这种装聋作哑、和稀泥的做法,办事不彻
底,弊病良多。当然不否认确实如此,但很多情况下,人事纷繁复杂,有快刀不一定能斩乱麻,还有可能快刀都要被乱麻弄钝了,刀刃疲软。
装聋作哑,实际上,其用意在于给人保存“体面”。没体面,没面子,有
的人可能破罐子破摔,自己放弃自己。儒家主张对人存一份忠厚之心,道家主张做事留有余地,两者虽视角不同,但都可简单归结为“给面
子”。
因为要“给面子”,所以我们在批评人时,惯用的做法绝非当面直
说、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而总是采用间接的、婉曲的方式,如“指桑
骂槐”。比如,两个小孩子玩在一起,发生矛盾了,一个欺负另一个。
被欺负者的父母一般不会直接维护自己的孩子,而是反过来呵斥他,叫
他安静点,和小朋友好好玩。对方的家长自然会意,连忙把自家的孩子
拉过来骂一顿,叫他老实点。
如果两个人有冲突,并且都下不了场,僵持住了。为了避免事态恶
化,必须引入第三方进行调解。但调解人本身必须有足够的分量,他的
面子要大。他一出场,双方就有理由撤退,都会说是给调解人的面子。
经过此事,调解人的调解有成效,他的面子增值了,效力更大。而当事
人由此化干戈为玉帛,非但没损伤,还多了几个朋友,关系圈扩大了。
这就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
有个有趣的故事,很能见面子的逻辑: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大亨黄
金荣,曾经当众殴打了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这卢筱嘉来头可
不小,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定、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张謇的儿子张
孝若并称当世四大公子。他当众受辱,当然很没面子。而且他爹卢永祥
控制着浙江全境及上海的大部分,势力只在法租界的黄金荣无论如何开
罪不起。但叫他主动道歉,赔卢筱嘉一个面子,让他这个上海滩大亨又
没面子,所以事情很棘手,无法转弯。这个时候,必须有“和事
佬”出“面”。“和事佬”,顾名思义,他的任务是讲“和”,所谓“以和为贵”。而他要能够讲和,自身须够格,他的面子要足够大;最好平素不
轻易出面。这样,一旦他出来,拉拢双方握手,双方觉得分外有面子。
因为居然连他老人家都惊动了,多有面子啊!两个人都有面子,那以前
发生的事是“误会”而已,只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杜月笙替黄金
荣出面,请出了青帮中高辈分的张镜湖,由他居中调解,终于化解了冲
突,三方都满意,皆大欢喜。
2.留余地
关系也是有生命力的,犹如植物,需要精心培育。开始的时候,双
方打得火热,亲热无比,最后无法维持下去,不欢而散,形同陌路,乃
至反目成仇的,这样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友情是如此,爱情同样如此。我的老师骆玉明先生,为我们解读白
居易的《长恨歌》时,另立新说:“诗中写杨贵妃与唐明皇享尽人间之
福,富贵尊荣已无可复加,情爱深绵亦是帝王的婚姻中所罕见,仍不肯
有所节制,一味沉溺于欢爱享乐,甚至犹不觉满足,企望世世为恩爱夫
妻,便违逆了天地间万物消长之理,所以有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落得
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其实可以说唐明皇和杨贵妃没有为他俩的
爱情留下余地,享尽了这一爱情中所蕴含的所有潜力,以至于缺乏继续
伸张的空间,所以容易走到尽头。
《周易·乾卦》:“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说的也是这个理。
盈,是满,满则溢,没有继续容积的空间。完满,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中,是走向消亡的开始。留余地,就是自我节制,切忌自我膨胀。一些
流传于民间的处事经验、智慧也多有此类告诫,如“话不可说尽,事不
可做绝”、“莫扯满篷风,常留转身地”、“弓太满则折,月太满则缺”等
等。
反映到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便是把握节奏,适时进退。关系固然靠
感情来维系和巩固;但是,培养情感,不要过分,不要过度。
留余地,是退让的工夫。一般人对退让有所误解,认为在示弱,吃
亏。其实,退让,要分清楚:积极的让和消极的退;主动的让和被动的
退。积极的让,主动的让,空间就出来了,情感也就出来了。
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是最著名的例子。蔺相如上升速度
快,引起了老资格的廉颇的不满和敌视,处处排挤蔺相如。蔺相如一忍
再忍,一让再让,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的退让幅度较大,甚至连他的门客都无法接受,认为此人无血性,被欺负成这个样子还不
反击,懦弱无能,莫此为甚,不值得追随,纷纷离他而去。但是,蔺相
如始终认为,两人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把矛盾公开化,正中敌国
下怀,对国家不利,所以宁愿在面子上难堪些。终于,蔺相如的深意被廉颇认同和理解了,他为蔺相如的气度所折服,同时也为自己的狭隘而
羞愧,于是负荆请罪,两人就此恩怨尽消,化敌为友。我们公司编著的
《高山流水:历史上的知音故事》一书,就选择了这个故事,作为展现
知音情怀的一个历史实例。
很多时候,选择退让,是选择生长和增进情感的余地。
3.有取舍
学会取舍,也有利于增加关系的情感浓度。说简单点,取舍的问
题,主要的不是取,而是舍。舍,从表面上看,是放弃,是不争;从情
感的一面来说,是给予,是好施。
老子对取舍的问题谈得很透。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
争。”又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的思想对
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塑造很深。因为
大,因为深,所以产生各种层次的认知。就像深海大洋里,各种生物吸
收不同资源、生长于不同层面。一部《老子》,既可看到谋术,也可看
到大道。
我的理解是:老子立足于大道,认为事物必然发生奇妙的逆转。比
如,不与人争,其结果反倒变成没人能与争;多多予人,其结果反倒变
成自己得到更多。这一反转、这一逻辑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情
感。
先说不争。争,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刺激他人的争竞之心。你争,他也争,结果很可能演变成恶性的,引发情绪性反应,意气用事——既
然我争不到,也不能让你好生得到。官场上这种情形比较常见,为一个
位置,各派发力角逐,谁都不肯放弃,相互攻击,缠斗,最后几败俱
伤。至于争是非、争真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电影《秋菊打官司》
中,秋菊为求一个说法,不断争取,这让人感动和敬佩。最不可争的是
蝇头小利,把自己弄得很“脏”、很“小”不说,还有风险。所以,不争,放弃,把满足的机会给人,反而容易赢得别人的认同和亲近,情感便油
然而生了。
再说好施。与,把好处、把利益能够给更想要、更合适的人。很明
显的一个例子,《水浒传》里的宋江,其貌不扬,没有英雄的风姿;武
艺不高,不能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他的特点是乐善好施,舍得,所以
人称“及时雨”。他躲到柴进的庄子里,遇到桀骜不驯的武松。连素来好
客的柴进都不足以折服武松,宋江却让武松由衷信服。没别的缘故,就
是能“给”。宋江被发配到江州,结识李逵,本无交情,见他缺钱,也是
大把地给,自此李逵成了宋江的铁杆兄弟。是不是武松、李逵过不了金
钱关,容易被小恩小惠收买呢?也不尽然。像宋江那样,对素不相识的人,舍得花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概。是这种气概产生的魅力让人心
折、认同与信服,让人有乐于接近、交结的情感产生。
赢得别人的认同,自然巩固了彼此的关系,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发
展的机遇,自己当然最终得到更多。
必须指出,“舍得”是以“诚”为基础的。否则,“舍得”仅仅是一种策
略性的步骤,一种利益博弈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这只能苟合于一
时,而无法取信于长远。拿昔日上海的著名大亨杜月笙来说:他滋长于
租界这一特殊的土壤,又承袭了传统的侠义精神,是应运而生的人物。
杜月笙真正是交游满天下,上可至国家政要、文化名流、工商精英,下
可达贩夫走卒。杜月笙常告诫门人子弟为人“诚”是第一义,他说:“我
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论交友。”[6]
诚,除了自己情感真实,还指能真正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据门人回忆:
杜月笙对门人经济状况了如指掌,某人有困难,必能适时援助。而他的
馈赠,从不假手于人,都是亲自相授,因此受惠者觉得分外温暖。之所
以如此,不是要人铭恩;而是他出身贫寒,尝过求人的苦楚,将心比
心,能以体贴的心态帮穷扶困。
做人情,送人情,其着眼点在“情”字。把人情做出去和送出去,其
目的是期望对方能“领情”,能“认情”。如果不“领情”,表示他不承认或
者不愿意把关系情感化。所以,送情是换情,是情感的交换,要让
人“念情”,且能“回情”。经过情感的交换,人际关系的情感内涵就浓厚
了。由此说来,人际关系事实上靠情感交换来建立和维持。
而要弄清楚情感交换,还须拿它与经济交换这种习见习闻的交换类
型进行对照和比较。二、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
人与人的现实的社会联系靠“交换”来推动和实现,如儿童以交换玩
具走到一起,合作者交换意见以达成相互信任,朋友之间交换帮助以巩
固彼此的友谊,政客们交换妥协以取得各自所需,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交
换访问以拉近和加深两国间的外交联系等等。“交换”发生在社会的各个
层次中。以上是具体交换的形式;若从交换的对象来说,人和人相互交
换的,其实只有两类东西:一是非情感的利益,一是非利益的情感。前
者,在市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可称为经济交换;而后者,理所当
然是情感交换。经济交换,交换的是物质利益;情感交换,交换的是真
挚情感。
经济交换,以公平为原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公平,认为公
平是社会交往中付出与回报的等值,此处接着讲。在纯粹的经济交换
中,付出与回报的等值性格表现得尤为充分。理想结果是双方都从交换
中受益,得其所当得,此为公平合理。如果有一方吃了亏,觉得不公
平,就有怨言,有情绪。情感交换恰好相反,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交换的
情感实质,都宁愿自己吃亏而把好处让给对方,即有意制造交换的“不
平等”。
(一)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
经济交换发生很早,初民时代,狩猎或采集有了剩余品,就和临近
部落进行交换,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是经济交换、商品交换的萌芽。但
是,商品交换,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发育到它的最完全、最成熟、最典
型的程度。
1.经济交换的公平性
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社会中,从根本上讲,每个人都
是“商人”,都是随时随地在与他人做交换,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亚当
·斯密说:“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
人都成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7]
任何时代
都有商业,但不是每个时代都能称为商业社会。只有商业性的交换成为
建立人际关系的主导模式,即每个人都成为商人的社会中,才可以说是
商业社会。经济交换,非但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形
态,是把经济交换的规则延伸、扩大到人际领域中,把经济交换所确立
的规则用以处理社会事务。经济交换,必须是公平的,也只能是公平的。在第一章中,我们简
要论述了公平的基本含义,在这里再详细说一下经济公平。
公平交易,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交易取决于双方的自由意志,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不能搞
强迫,不能搞欺诈。黑社会勒索商家,说:“你给我交保护费,我给你
照场子,摆平麻烦,公平合理。”这是强盗逻辑,而非公平交易,因为
靠暴力来恐吓。
其二,交易,从原则上讲,与私人情感无关。电视剧《潜伏》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可以拿来佐证。党通局的特务谢若林,在国民党
政权摇摇欲坠的大气候下,信仰尽丧,只想靠出卖情报换点钱。他对余
则成说:“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能做生意,只
要价格公道。”谢若林的话,再现了一个灵魂为金钱所完全占据者的典
型形象,而如果抽象来看,倒也合乎经济交易的真正精神,只要有利可
图,不必考虑个人情谊。当然,完全不讲情感,很难做到。每当民族主
义高涨的时候,总有人大声疾呼,提倡国货而抵制外国货,就是民族大
义在起主导作用,把民族情感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话说回来,讲求公平
的经济交易,原则上是去情感化的,所以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最
重要的还是价格公道。
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公平之为公平,在于价格公道,在于
价值相等。公平交换,即等价交换。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批判是最严厉的,他有激烈、鲜明的价值倾向。但他的批判,绝
非建立在道德义愤的基础上,尽管他的义愤溢于言表,不可遏止;而是
以一个学者最严肃、最认真的态度详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
制,他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开始:市场上每天都以亿万次重复进行的交
易活动——商品的等价交换。等价,是公平的基本含义。
经济交换以公平为原则,但若要推进与实现公平的交易,还需前
提,这就是起点的平等与规则的公正。人们通过交换,使付出与收获等
值,须有平等的起点与公正的规则。当公平的内涵展开时,就在要求着
平等与公正。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个公式:公平=平等+公正。
2.起点平等
经济交换,以等价交换为核心内容。两种不同的商品进行交换,何
以能在价值上相等呢?所以,经济交换事实上起着“化异为同”的作用,把性质上有差异的物品视作具有同一性,都看成是可以交换的商品。马
克思说:“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
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8]
这句话很清晰地交代了在经济交换成为主导的交换方式的社会中,有个不言而喻的共识已经存在于人的意识中,这就是人的劳动具有等同
性。不管是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还是工农的体力劳动,从原则上讲,没有不能交换的,因为都是人的劳动创造物,都只有“量”的差别而
无“质”的区分。而劳动的等同性,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前提:所有人,作为人,一律平等。人是平等的,所以人的劳动产品也是平等的。劳动
产品是平等的,这才能把产品的价值折算成劳动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由此,公平的真实起点,乃人作为人的平等,此为人格平等。
有了人格平等,才有权利的平等,最主要的是财产所有权。交换,是甲方把甲方的东西与乙方、乙方把乙方的东西与甲方;互换若能成
立,双方必须互相承认甲方的属于甲方、乙方的属于乙方,对方与己方
有同等的权利。有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契约以当事人双方互认
为人和所有人为前提。”[9]
所以,有了人格平等,所有权上的平等便合乎
逻辑地建立起来。
奴隶的劳动产品包括他自身在内,都属于奴隶主所有。他不可能与
奴隶主平等,不可能与奴隶主发生经济交换的关系。他献出他的所有,然后被奴隶主“赏口饭吃”。清代,满人大臣称皇帝为主子,自称奴才,所以他只能谢主子赏赐。他即使积累下巨万身家,极可能说没了就没
了。和珅受乾隆皇帝宠信,权倾朝野,连嗣皇帝嘉庆都对他侧目而视,如芒刺在背。等乾隆死去,嘉庆掌权,和珅便被抄家。所以民间
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样讲不大公道,好像嘉庆占和珅便宜似
的。和珅本是皇家的家奴,把他的财产收回,在嘉庆看来,理无不妥。
在人格平等、权利平等的大前提下,经济交换才能大规模、跨地域
地展开,近代资本主义如斯兴起。我们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恩格斯
讲:“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
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
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
利进行交换。”[10]
最终,由于经济交换所必需的人格平等以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
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11]。
出于公平的需要,人们必将追求人格的平等,而那种禁锢人的等级
制、身份制以及特权制,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我们还可看看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政治后是怎么说的。托克维
尔讲:“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
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时时刻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12]
人作为人既然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必进一步要求着交往规则的公正
性。
3.规则公正
人格、权利的平等,还是公平的起点;由起点出发,经济交换的公
平性还需要公正的规则来规范和维护。
我们中国人似乎天生不爱死守规矩,喜欢变通,且以善于权变自
诩,常常认为“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重庆人就把那种一成不变
按规则来的人,叫“死脑壳”。从某些领域来讲:人大于规则,确有好
处。写诗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与文学结缘有些年头了,写过一些诗,有
些体会。我们中国古代诗学所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法”即规
则,不讲规则的规则,是最好的。打仗也属这种情况。高明的军事家从
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打法,总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作战策
略。
但是在公平的交易中,在市场经济中,不注重形式,不讲规则,弊
病极多。我们为了情感,喜欢讲彼此心照,喜欢讲君子之约,不在乎形
式、契约,境界的确很高,然而操作起来,很容易滋生争执和纠纷,最
终闹得不欢而散。最近,影视圈内一直被传为佳话的好搭档——张艺谋
和张伟平,散伙了,动静还颇大,好像各有情绪。据媒体报道:原因很
多,主要一点,是利益分配不平。起初合作时,二张相信交情,合同不
签,只有口头的君子协议,每部电影,扣除成本开销,盈余再均分,而
近两年的电影,由于亏本,张艺谋连导演费都没见着了。利益分配上的
失衡,把平素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激化出来,各自都觉不平,自然而然,选择分道扬镳。
所以说,经济交换若要公平,不能离开规则;规则若要人甘于接
受,不能不公正。公正的规则,是对各自正当权益的清晰界定以及有力
保护。前面我讲过很多文化的东西,这里有必要强调,规则的公正性,无关乎文化的差异,它是普世性的。像足球比赛,流行于整个世界。规
则一样,基督教世界欢迎,伊斯兰世界热衷,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东亚地
区也乐意参与。
公正的规则,应无任何偏向性,对所有人一样。西方的司法女神形
象,双眼蒙蔽,手执利剑和天平。这形象极富于象征性,利剑意谓有执
行的权威力,天平意谓人世间的是非可以称量清楚(也应该称量清
楚),绝不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于双眼蒙蔽,意谓法律对
任何人无偏向性,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有特权。
起点是平等的,规则是公正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结果即为公平”。但是,结果公平,不等于结果平等。公平,是动态的,是一个过
程。如一场球赛,在公平比赛后,有赢有输。赢者享受鲜花、荣誉和丰
厚的奖金;输者一无所获。最终待遇,绝对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
等本身是公平的。否则,如果在结果上没有差别,赢球、输球一个样,比赛也就失去了意义。推开来说,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大众在起点上
相对平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自由,而且社会制度相对公正,结果当然还是有贫富之分。总有人的交易能力强,把握机遇的能力更高
一筹。至于贫富差距的拉开,那要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来调节和纠
正,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主题。总之,经济交换,以公平为主导
原则,是予人以所当得。
但是,经济交换并非唯一的把不同的人联系起来的方式,还有另一
种交换方式与它并行着,即情感交换。
(二)情感交换
人是有情的存在物。如果说理性、意志和情感组成了人之精神的内
在结构,那么相对于其他两者,情感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特性。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不是说他知识贫乏,意志薄弱,而是说他冷
漠、无情。甚至一个道德意识强烈的人,即使他律己甚严,如果没有真
挚的情感,也显得虚伪而刻板。
同样,我们说一个组织有问题,不是说它福利待遇不好、工作环境
恶劣,而是说它缺乏对它的成员的必要的同情。前两年国内有一著名的
台资企业,接连爆发员工跳楼的事件,惊动了整个社会。究其原因,也
在于企业里情感关怀的缺位。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或者说不敢表现出
最起码的同情心,一个人、一个社会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现代社会中,人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裕了,但普遍感到人际关系
的疏离与冷淡——如社区里的邻里关系,从前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因为近邻之间的守望相助很有温情,现在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其原
因在于情感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被抽离出来。可以说情感缺位到什么
程度,人的“非人化”就到了什么程度。
造成人际关系中情感缺位的因素很复杂,我也无能力进行深研细
究。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是纯粹的经济交换取代了情感交换,构筑了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主轴。
至于情感交换,有什么特性,有必要说一说。
1.礼:中国人的情感交换
辛弃疾有首词《木兰花慢》,说:“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人在老去之时,为什么觉得情味顿减呢?来日无多,朋友间的一
次分别很可能再无相见之期了。没有了可供倾诉衷情的朋友,生命大概
没剩多少滋味。所以,生命的情味,来自朋友间的情感交换。所谓“用
我心,换你心,始知相忆深”,用心换心,以情换情,彼此的情感加
厚、加深,这样的念忆才格外隽永。
情感的需要只能在人与人的情感交换中实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
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3]
一个人想获得他
人的情感,只能用自己同样的情感去交换。
(1)礼物
交换情感,首先要表现和传达情感。而情感又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东
西,它无形,无相,无声,无味,无从把握,但又无时不在。所以,情
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寄托于某种可见、可琢磨的具体形象中。也就是
说:情感若要交换,其前提是须得以“物化”。比如,我们说某人心思细
腻、表情丰富,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善于利用丰富的面部表情来传达
细致入微的情感,能够依靠面部的表情、动作把内心若有若无的隐衷传
达出来,让他人了解和回应。如果没有这些面部表情,情感不能由此
而“物化”出来。情感不成为“情感”,只会淤积于心中。
而情感若要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递、交换,那么这样的情感便
是“礼物”。所谓“礼物”,即有“情”之物。特别是在情人之间,相互赠送
的物品都是蕴含着爱意。《诗经·邶风》中有首诗《静女》:“自牧归
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美丽的女孩从牧场归来,把
荑草送给情人。在情人的眼中,那草儿确实很美,但不是它真的美,而
是这草里饱含着她浓浓的爱意,是体验到的爱意让他觉得草格外美。如
果这位男性把草仅仅看作草,那就大煞风景了。
许多热恋中的男性会让他们的另一半觉得“傻”,没“情趣”,或者是
他们不善于把自己的情感传过去(“情”的“物”化),或者是不善于辨识
对方传过来的情感(“物”的“情”化),即他们无法有效完成情感的交
换。情感既然无法在两人之间顺畅交换,双方关系也就得不到情感的支
撑而变得乏味、淡化。非但恋爱中的男女如此,其余人际关系亦是如
此。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母把无私、无限的爱倾注在子女身上,子
女感觉到无法承担的重压,或者逃避(逃避是无法回应),或者逆反
(逆反是拒绝接受),无论哪种态度都让父母的情感期待落空,情感既
然无法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成功交换,双方关系必将貌合而神离。
“情”的“物”化与“物”的“情”化,构成了情感传达和交换的整个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情”始终未曾露面,而又始终在交换的过程
中,“物”则充当了情感交换的媒介,好像货币充当了商品交换的媒介一样。没有“物”,人和人的情感难以便利交换。
(2)礼数
情感,必须“物化”,才能实现传达与交换,所以礼有其形式上的规
定,这就是“礼数”。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中,不论
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神圣的或世俗的,随时随地都要举行仪式,借仪
式行为以表达其对人际关系的肯定,所以对仪式的正确性与否甚至比实
际行为还要讲究。”[14]
我们常讲,某个人很讲礼性,礼数总是很周到等
等。也就是说, ......
序一 骆玉明
序二 程紫平
导言
第一章 公平之道
一、社会交往中的公平因素
(一)公平影响人心
(二)不公平的形成
(三)找平衡
二、公平与道德意识
(一)男儿肩上两个字:责任
(二)信任的力量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诺”
三、道德意识和修养
(一)素养
(二)清除不公的盲区
(三)提升境界
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情感
一、关系与人情
(一)讲关系,重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二、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一)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
(二)情感交换
(三)情感发生的逻辑
三、认清情绪
(一)情感能力
(二)修己以安人
(三)消解情绪的方法
第三章 在商言商
一、原商
(一)商人辨源
(二)明清商帮一瞥
(三)民间商业类书中的价值导向
二、义利之辨与儒商
(一)儒者何为
(二)义与利的纠结
(三)当代“儒商”
三、现代社会与企业家精神
(一)资本主义与近代西方企业家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商精神
(三)试论一种可能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第四章 情商和文化管理
一、企业文化与管理
(一)文化建构认同
(二)协调冲突
(三)情感在文化管理中的位置
二、知音文化管理(一)知音式人际关系
(二)知音修为
(三)打造知音伙伴式团队
三、效益公平
(一)机会均等
(二)程序公正
(三)高山流水集团的制度创新
第五章 不公平产生仇恨
一、不患寡而患不公
(一)现阶段的社会不公
(二)仇恨的逻辑
(三)走向革命
二、当前社会各阶层的“情态”分析
(一)工农阶层
(二)中间阶层
(三)精英阶层
三、重建社会公平:增加情感、弱化情绪、消除仇恨
(一)以妥协成就共赢
(二)政府的位置:保持利益中立的超然立场
(三)建立利益“公享”机制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
附录 徐彦平印象 陈云岗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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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中国徐彦平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309-09657-6
Ⅰ.①情… Ⅱ.①徐… Ⅲ.①商业文化-研究-中国 Ⅳ.①F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7185号
情商中国
徐彦平 著
责任编辑宋文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开本787×960 116 印张19.25 字数230千
2013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ISBN 978-7-309-09657-6F.1925
定价:38.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 一
《情商中国》是一本颇有点特殊的书:它试图讨论情感和利益两者
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出发讨论商业运营、企业管理的规则;它好像兼有
社会学、文化学和企业管理学的多方面性质,但同时又是作者人生经验
的总结。
我们静心一想,立刻会明白:情感和利益,其实就是每个人在世间
最根本的需求。一般做学问的人不会拿这两个话题来写一本书,但徐彦
平的学问别有性格。他生于酉阳武陵山区,那地方位于川、鄂、湘、黔
四省的接壤处(现划归重庆市),峰高林深,与世相隔。一个穷孩子,走出大山去当兵,而后爱上文学,一心要成为有成就的诗人,又因为哀
悯母亲生活的艰辛去寻求财富,成为资产不菲的商人,如今更探寻国际
商界,欲有更大的施展。一路走来,波回路折,世道人心,所见多矣!
而在他看来,一切是是非非,成败得失,归根到底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处理情感与利益。所以,他会写这样一本书;所以,这本书不仅可以作
为企业家的借鉴,也可以成为普通人观察社会、审视人生的参照;所
以,这本书读起来很是生动。
情感和道义是诗歌的源头,利益与财富是商业的动力。在中国文化
传统里历来有一种偏见,将这两者视为对立的存在。西晋名士王衍“口
不言钱”,好像说了一个“钱”字便贬损了自己的高贵与清雅;白居易作
《琵琶行》,感觉一个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妇”也是令他心疼的事情,因
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徐彦平不这样看。他梳理儒者对于“义”、“利”两
者关系的看法,从孔门高足而兼为大富豪的子贡,说到宋朝永嘉之学,明、清的儒商,证明儒门不仅讲义也不废利;若是优秀的商人,更应该
把牟利和行义结合为一体。《周易》“厚德载物”一语,历来是士子自励
的格言,也被用作清华大学的校训。徐彦平则将它延伸为一种商业逻
辑:商人坚持道义、情义,既以此获取更多的利益,亦以此能够对社会
做出更多的回报。
因为中国领导人将要访问瑞士,《新苏黎世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写
道:“中国人享受的物质水平高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过,巨大贫富
鸿沟制造的紧张正在侵蚀着社会结构。”这确实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
问题。一般人可能认为只有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才会对这一现象
产生强烈的感受,它不是富有者的话题。但徐彦平的书里,却对此表现
了极大的关注。他提出两个基本规则并展开阐发,曰:“不公平产生情绪”,“不平等产生情感”。
“公平”是利益交换的原则。尽管人们对“如何才是公平”持有不同尺
度,但只要自觉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会产生不满、怨愤。如果社会
中普遍存在由不公平所产生的情绪,又得不到消解,持续积累,就有可
能激化成强烈的仇恨——由此便导致重大的社会危机。
但人和人之间不仅存在利益交换,还存在情感交换——它与利益交
换相反,是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这里的“不平等”一语与常规的用法不
同,但徐彦平对它作了很好的解释:“在人际互动中,自觉把彼置于我
之上,侧重于彼,倾斜于彼,形成我低而彼高的态势,情感如此产生于
彼心中。”在人际交往中,如果能够更多地考虑对方的需要、对方的感
受,对付出的一切并不要求“平等”的回报,就会产生美好的情感,它使
双方都感受到生命的愉悦。而“情感”也会成为消解“情绪”的力量,降低
它的负面作用。
在徐彦平看来,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利益交换的“公平”机制当
然很重要,因为它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基础。但光有公平还是不够的。不
仅“公平”是一种计较和冷漠的现象,它的尺度也并不能总是定得很精
准,你以为“公平”的,对方不一定认为“公平”。所以还需要“不平
等”的、非等价的情感交换,需要关联的双方彼此理解,将对方的需求
置于优先地位,才有可能造就和谐而温馨的环境和氛围,它将提高幸福
指数。徐彦平的公司有一个诗意的名称,叫做“高山流水”;他把自己的
管理理论称为“知音文化管理”,就是着眼于此。
我们回到书名——《情商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应该是有情有
义的,情义当先的,从亲朋,到伙伴、员工,再到社会,他都负有责
任;“情商”又是一种情感能力,对管理者来说,徐彦平认为这是一
种“最重要、最核心、最必需”的能力。而面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富增
长带来的社会矛盾,他还想说到整个中国,因为如何在如此局面中更好
地成全利益和情义,正是对人们的情商的挑战。
最近,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天津和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座谈
时,问村官杨代显“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杨代显回答“都重要”。习
近平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更多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也就是适应社会的能力。这一报道让人觉得《情商中国》的写
作和出版确实很适时。
二十多年前,彦平在复旦中文系读书,常到我这里聊天。一次说到
他们山村里有个洞穴状的“喊泉”,你对它大声喊叫“老天爷,给我喝口
水吧”,就会有甘甜的泉水冒出来。他这些年的努力,老让我想起这件
事。他是一个重情感而又有能力的人,也许能从“老天爷”那儿喊出更多的水来,惠及更多的人。
骆玉明序 二
癸巳年的一个春日下午,陕西省政协委员、高山流水集团董事长徐
彦平拿着他的书稿《情商中国》的清样找到我,希望我能给写个序。我
与徐彦平过去在工作上有过接触,对他有一定了解。他是两届省政协委
员,从不以备位自居,而是积极履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责,在广泛
调研的基础上为陕西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几年来有多项提案引起过
较大范围的反响。尤其是在2009年省政协会议上,他首度提出建立以陕
西、四川、重庆三地为核心的“西三角”经济圈概念,得到省内外相关人
士以及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此外,徐彦平还兼任陕西省总商会副会
长、陕西省川渝商会会长,在慈善、公益事业社会关怀上也贡献良多。
徐彦平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参政议政能力,与他的学识和志向密切相
关。他与一般的商人似乎不大相同,喜欢读书,勤于思考,爱探研理
论,但又不是消闲遣兴、纯为书海之游,而是希望吸收新知,借此缕析
和整理他本人的管理思路,为企业的发展奠定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这
是我与他接触后所留下的一个鲜明的印象。
前年,徐彦平就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讲企业管理的书,书名
是《知音文化管理五讲》。我读后对他很是钦佩。相对于一些浮躁而功
利的人,作为市场经济大潮里的弄潮儿,徐彦平应酬频繁,事务缠身,难有闲暇,可居然能沉下心来挤出时间写出这样一部管理著作,需要多
大的决心啊。但这同时又说明了他的兴趣之所在,他平素读书思考的沉
淀之多,以及他多年经商的体悟之深。
徐彦平曾告诉我,在《知音文化管理五讲》出版后,本想暂时搁
笔,全心全意经营企业。但发觉该书没有把积压在心里想说的话表达清
晰、透彻和完整,所以再接再厉,把思想彻头彻尾好好清理一遍,其成
果便是这本《情商中国》。徐彦平还说这本书内容牵涉较广,属于“大
文化、泛管理”范畴,因此溢出了企业管理,拓展到了社会这块儿,他
觉得我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律工作者,经验丰富,就想让我从社会管理这
方面为他的书提提意见。
说实话,乍一听这个书名,再一看那厚厚一摞书稿,我想怎么也得
找一个专家学者写个序。而我这样既非专家又非学者的,要接这活儿,实在难以胜任,唯恐辜负了他的精神劳动成果。但徐彦平认为这本书与
我的工作还有关联,而我也想通过读他的书来看看一个有思想的民营企
业家如何看待我们这个社会,这对我们法律工作者的工作也大有裨益。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这本近二十万字的论著。掩卷回
想,总有一种感觉,像是在听一个情感与社会问题的系列讲座,像是在
与一个思想者对话。我隐约揣摩到,徐彦平耗时一年多写成的这本书,正是基于自己的人生追求,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历,将“情感”这一人类
社会生活的基本命题放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的大视角中来考量,运用古今中外先哲们的思想精髓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情感与人际关
系、事业发展乃至社会和谐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了“不公平产生情
绪”、“不平等产生情感”的两个基本结论。
这两个结论给我们观察和解析社会现象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
角。时下促进公平已成全社会的共识,但公平的目的是什么?照徐彦平
的看法,是化解情绪。公平与情绪的关系,不是没有人注意到,可少有
像徐彦平说得这样简洁明快的,少有像徐彦平这样把情绪视作考虑问题
的根本出发点。
情商就本质而言,就是管理情绪的能力。人的情绪失控就会导致诸
多麻烦。徐彦平在书中把情绪理解成影响人际和谐、损害社会安定
的“负能量”,是必欲消除掉的东西。不公平引发情绪,情绪累积为仇
恨,仇恨促成了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对立,对立的结果是矛盾的
难以调和,矛盾难以调和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为法律工作
者,我深知这个逻辑线条确实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地留下它的踪迹。
在徐彦平看来,情绪化的后果相当严重,不容忽视。书中提到2012
年9月在西安发生的抗议日本妄图“国有化”我钓鱼岛的事,在情绪化的
浪潮中事情逐渐失控,有位开着日系车的无辜车主被人击破头颅。徐彦
平就此分析:“这些车主们不再是同胞、市民,而是日本仇人的‘替身’。
在目的合理性——爱国——的名目下,手段也有了正当性。于是,砸
车,砸得大义凛然;伤人,伤得义正词严。当目的的正当性确证了手段
的正当性,手段便取代了目的,摇身一变,成为当下的直接的目的,而
真实的目的反倒消失。从而,针对无辜者的打砸等暴力行径,肆虐开
来。”这个分析确实精当,对我们法律工作者正视情绪化的后果也是很
好的启示。当前许多群体性事件所引发的案件,事实上也正是按这一逻
辑而演化。
公平正义是我们这个社会人们共同追寻的价值取向。但在现实生活
中,围绕实现这一社会理想,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些深层次
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作者在书中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国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组织化的力量,承担着维护社会
公平、主持正义的职能。
如社会制度尤其是最为核心的法律无法保证公正的立场,以至于使得某些利益主体有强烈的受挫感、不公感,自然凝结成仇恨,针对不当
受益者的仇恨。
当一个社会法律失去了权威性,发挥不了维护公平的功能,那些觉
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不会再走法律的途径了,他会找非正常渠道来
得到本应属于他的东西。……
以上这些思想观点,为我们更加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
用、确保严格执法、维护公平正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支持。特别是
最后一章中,作者引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书中“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的思想,阐明社会不公对社
会变革的影响,既体现了作者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的忧患意识,又从防范
社会风险的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纵观全书,我认为《情商中国》是一部关注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凝
聚“正能量”,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文化传承的理论著作。作者以其丰厚
的知识储备、严谨的治学精神、缜密的逻辑思维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
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看法和见解,相信会对读者产生有益的启迪。当
然,书中的诸多观点毕竟是一家之言,正确与否还有待于读者去品鉴和
思辨。写到这里,我想起印度诗哲泰戈尔说过的一段话:
检验真理的工作也没有被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一批学者一劳永逸地完成;真理必须通过它
在各个时代受到的反对和打击被人重新发展。
我想,这或许也是徐彦平认同的吧!
读罢此书令我认识了另一个徐彦平,一个充满忧患意识和探索精
神、有传统士人情怀的徐彦平。这一点,在书里、在思想领域与他做纯
粹的精神碰撞才能深切感受;同时,我也强烈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曾经的
军人,在他身上体现的使命感以及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定信仰。
基于此,我衷心希望徐彦平把他的企业经营得更好,为我们陕西的
社会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希望徐彦平不要搁下他的思考
和写作,为我们提供更多富于启发性的精神产品。
是为序。
程紫平导 言先解释一下书名,书名交代了本书的主旨。
本书叫《情商中国》。“情”,好说,指情感;至于“商”,有两个意
思:一是商数,所以“情商”指的是人的情感能力,我一向认为,对管理
者——无论是企业的还是其余领域的——来说,情感能力是最重要、最
核心、最必需的能力;二是商业,所以“情商”指的是商业中利益与情感
的关系。这两层意思,在逻辑上有延续性。因为,对情商的挑战,就是
如何在利害纠结中与情感保持必要的均衡,成全利益和情义。至于
在“情商”后加上“中国”二字,是试图回溯传统中国社会在情商问题上有
何种认识和尝试,以及探讨情商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一
写作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动因,要归到梁扶摇小朋友身上。梁扶摇是
我的老乡、同学,现公司副董事长梁鹏的儿子。我和梁鹏有二十多年的
交情了,每每忆及当初在复旦一起求学的岁月,如在眼前,令人感怀。
那个时候,我和梁鹏经常就某个抽象的议题展开论辩,争个脸红脖子
粗,谁也说服不了谁,僵持住,很正常。他是哲学系的高材生,还是当
年复旦大学辩论队的助理教练,思想敏锐,逻辑严谨,擅长分析,好讲
道理,富于怀疑和批判精神。这一点上,梁扶摇小朋友似乎继承了他的
基因,从小就表现出好学深思的性格。梁鹏的夫人是四川的才女,大学
时当过学生会干部,后来下海经商。为了孩子甘愿放弃她自己的事业,在家全力教导梁扶摇。
梁鹏夫妇很注重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梁扶摇从小就被要求学习国
学经典。当背诵《增广贤文》里“仁义值千金”、“金钱如粪土”这两句话
时,这孩子的怀疑精神出来了,觉得这两句话自相矛盾:既然“仁义值
千金”,为什么又说“金钱如粪土”呢?按照这个逻辑,仁义当如粪土
呀。很多人都知道,著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在十几岁时曾指出“金
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这句话在逻辑上不成立。前提既是“金钱如粪
土”,那么结论只能是——朋友如粪土。早慧的梁扶摇像金岳霖先生一
样对逻辑有敏锐性。
他向父母求解,而梁鹏夫妇对他们儿子的困惑解答不上来。后来我
无意中得知此事,大感兴趣,但也无从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过觉得这是
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从逻辑上,两句话当然有矛盾了。可这两句
话,富于生活的质感,各有各的合理性,毋庸多言。问题是:这两句话
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还是造句者仅就各自的经验观察以及价值观所得出的结论?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还是和梁扶摇立下约定:我决定用
一本书来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他则以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或者留
学海外作为条件。为了郑重其事,我俩还击掌为誓。
如今我有点头绪了,可以尝试着回答梁扶摇。就像马克思在《资本
论》里所说的:“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
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1]
我要说的是:仁义作为道德情
感,不能等同于经济交换,又不能不从经济交换中产生。它必须既在经
济交换中又不在经济交换中产生。道德,从实际效用来说,无非是利
他,予人以利,这就是“仁义值千金”;另一个方面,如果把仁义完全看
成金钱的来往、利益的交换,那么仁义的道德属性无从表现。所以,当
说“金钱如粪土”时,是有意以夸张的修辞来否认交换的单一经济性而突
出其中所蕴含的情感意味、道德意味,即注重人际交往、交换的情感
性。所以,这两句话很鲜明地点出了仁义道德的二重性格:既与功利相
关,同时又是非功利的;既依托于功利,同时又超越于功利。
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揭示了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交
换关系:利益交换和情感交换。
二
如果说人们的利益交换,尊崇的是“公平”法则;那么,人们的情感
交换,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公平”的尺度,从而表现出“不平等”的特
征。前者,就是人们常说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开个玩笑,即使是
干违法乱纪的事,如有的官员坚持收钱办事、办不成事就退钱的原则,也容易在他们那个“圈子”里落下个好口碑,因为他公道嘛。这种情形,当然是异化的公平了,“盗亦有道”,只是另一种“公平”。即使如此,它
还是坚持着抽象的价值对等性。至于最平常、最普通的商业领域内的利
益交换,更须以公平为导向,绝无可虑。由此,假若一个人的利益需求
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和满足,他必有情绪产生。诸如不满、怨恨、怒
气、牢骚等种种情态,都是不良情绪的发泄,都是不公平感在作祟。
而在情感领域内,吊诡的是,情感交换的原则与“公平”相悖。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也必须由交换而得以培
养、巩固、加深、趋厚。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心换心”、“用我心,换你心”。很多人,明明有丰富的、真挚的情感,但情感表达不出来,或者表达的方式不恰当,不能激起对方的认同和共鸣,甚至还引发误解
和反感,由此造成关系的疏离,就在于不清楚情感交换的性质。
再者,情感交换与利益交换不同,它不以寻求公平为目的。试想,男女恋爱,或者朋友之间的来往,如果一方内心中有本账簿,把己方的付出一笔笔算清楚,随时与对方的回报相比较,要求对等、相称,这样
的关系肯定是维持不下去的。情感是个无形、无相的东西,惚惚恍恍,若有若无,它只能通过某种具体的物表达出来。如果一个人明了情感交
换的本性,他必能自然而然地忽略交换中的物而领略到其后所蕴含的
情。也就是说,作为“物”之交换原则的公平性被有意暂时悬置,如此
则“情”方才凸显出来。合乎逻辑的是,情感交换所遵循的原则乃“不平
等”。这就是为什么人多付出而不计回报或者少计回报,往往能赢得他
人好感、赢得他人情感认同的原因之所在。往大处来说,我们的传统文
化为什么推崇谦让、不争、忠恕等价值观呢?就源于我们尊重情感的生
命关怀。我在本书的第二章里将作详细解说,此处不再赘述。
所以,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其一,不公平产生情绪;
其二,不平等产生情感[2]。
“不公平产生情绪”,针对的是利益交换。一个人的利益必须得到足
够的尊重,得到公平的满足。如若不然,其人自生情绪,心有不满。情
绪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排遣和消解,不断累积,终成怨恨。
“不平等产生情感”,针对的是情感交换。情感免不了和利益纠缠在
一起,如果更看重情感的传达与交换,更愿意彼此情感的联络与维持,显然,对于利益采取比较宽宏的态度,甚至于造成不大对称的结果,是
在所难免的。
顺带我们可以说说“智商”与“情商”的问题:“智商”,表现为处理利
益交换的精明、精细,而对他人的情感一定程度上不甚敏感、不甚在
意;而“情商”,则是交换情感的能力。
生活空间广阔无边,但基本结构还是利益和情感的关系。人们在社
会的生活中所产生的很多问题,推原论始,未尝不可以追究到利益交换
或者情感交换的失宜,混淆了两种交换的性质、原则,做出了不当的反
应,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误。
我们试图使用上述这两个判断作为审视和解析各类社会现象的工
具,澄清人们情绪、情感产生之所由,从而自觉地消除不良情绪,更好
地增进与他人的情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良性互动,妥善地管理我们的
生活、生命。
这其中当然包括企业管理。而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中
国的商业史,看看传统中国商人在处理情感和利益的关系中有哪些可贵
的认识和探索。
三尽管“重农抑商”是我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基本政策,但商业还是
在顽强地发展着,尤其是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动之时。如从春秋战国到秦
汉的社会转型期内,商业非常发达,全国性的市场网络逐渐形成,大商
人也不断涌现,他们几乎成为后世商人追慕与效仿的“原型”。至于明清
商业之盛、商帮之众、经营范围之广、资产财富之巨,现今已是耳熟能
详的话题了,毋庸多言。
商业,从最微观的层面来说,是买卖双方的物质交换活动。当然,这种交换若能普遍性地自由进行、开展,一则须有宏观上的社会政治、法律等相关制度的配合和保护;二则须交易者有意识、观念上的基础。
而这种意识、观念很自然地要受其所处之时代的文化精神影响和制约。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能提供经济交换所需的意识、观念资源的,毫无疑
问主要是儒家伦理。
明清留下的关于商人活动的文献资料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明清商人与儒家伦理有密切的接触,以至于产生“儒贾”(儒商)之类的
称呼。儒家伦理对明清商人的影响有很多,我们暂时说说最常见、也是
最关键的“义利之辨”。这个话题最终归结到义与利的统一。重义,是儒
家思想中的核心观念;而“义”,指的是道义、情义。
我们看看明清一些成功商人的传记、墓志铭等文献资料,就能发现
他们的经营大多有共性,都比较好地坚持了义与利的统一。一方面,立
身公道,处事平允,讲究诚信,重视承诺;另一方面,厚道,慷慨,大
度,好与,乐于施济,疏求回报。因之树立了信誉,结好了人缘,赢得
了认同,拓宽了发展渠道。考其经验,其实皆是贯彻了“不公平产生情
绪”、“不平等产生情感”这两条原则。
儒家有“厚德载物”的说法。“厚德载物”出自《周易·象传》,原文
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君子取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承担起
各类事务。此种类型的德性,若是放在商业环境下来谈,那么就是商人
坚持道义、情义的导向,自能获得更多利益上的回报。“利”作为“物”,是由“义”承载着的;进一步,还可理解成:财富是由修养承载着的。通
俗的说法是“和气生财”,“和气”无非心境平和、没有情绪,这是修养出
来的状态。所以,“和气生财”就是“厚德载物”的逻辑在传统社会商业领
域中的延伸和表述。
以传统商人的经验为依据,我们接着谈一谈文化管理。
四
我们公司以“高山流水”命名。很多人戏言这个名称太风雅,太过于
诗化,不大像家企业,特别是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体的企业。这么说,当然也有他们的道理。其实,我们是借“高山流水”这个名字来表达我们所
崇尚的企业文化。众所周知,“高山流水”源自伯牙和子期以琴结缘的传
说,两人象征着莫逆于心的“知音”。“知音”,是我们推崇的价值观,也
是我们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
说价值观,好理解,我们希望和我们的员工,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一切利益相关者,都能建立和保持“知音式”的
和谐、亲密的关系;那么,作为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该如何理解、该
如何着手呢?这就和上面所总结的那两个结论有关了。
知音,实际上,是知人的“心声”。“心声”,乃比喻性的说法,究竟
何指?指的是人内心的需求。知音,即知需求。人内心的需求有两种:
一是利益;一是情感。无论哪种,都要以交换的方式来满足和实现。
对于利益,作为知音文化的践行者,当注意其交换的公平性。公
平,包括平等和公正两层含义(公平=平等+公正)。“平等”,指机会
的平等;“公正”,指规则的公正。在企业管理中,予人以均等的机会,依靠公正的秩序、规则、制度和程序来分配资源,尽量避免和排除人
情、私利因素的干扰,建立起公平、公道的形象,自能令人诚服;否
则,如果机会不等,或者制度不公,资源分配失衡,人的利益需求得不
到公平满足,必有情绪——不公平是要产生情绪的。有情绪,意味着人
心不稳,意味着风险和危机。
对于情感,作为知音文化的践行者,当注意其交换的不平等性。如
何增加人际关系的情感含量呢?对他人抱以一份善意、一份诚意、一份
真挚的关怀,是先决条件。情感只能用情感来交换。金钱可以换来婚
姻,但换不来爱情;待遇可以换来跳槽,但换不来忠诚。正如马克思所
言,人“只能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4]。从实践方面来说,情感交换的不平等性,可以转化成一些具体修养和方法:如不计较吃
亏,做得比承诺多一点、好一点,能放下、会取舍、知进退、多包容等
等[5]。
在此我要特别提提修养,注重修养、修身,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显著
特色。归根结底,修身就是化解情绪于无形中,既包括自己,同时也指
向他人。化解情绪,一是养生的需要,二是做事的需要,三是维护人际
关系的需要。心浮气躁,衔怨抱恨,满怀情绪,备觉委屈,不仅有害身
体健康,还难以冷静、客观地面对和处理问题,更破坏人际关系的和
谐,到处树对立面,把自我孤立,把生命变得狭隘而孤僻。儒家讲“内
圣外王”,“外王”不谈,就“内圣”来说:是自觉修炼到不生情绪、心境
平和的境界。
总之,用知音文化来引导企业管理,尽量减少人的情绪而增进与人
的情感,把彼此关系持久化、稳定化,是可行的。尽管知音情结可能会很浪漫,但知音文化管理绝对立足于实际,而非虚想。
五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一点,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社会不公所导
致的情绪将激化成强烈的仇恨——不公平产生仇恨。仇恨,是情绪的极
端化表现。
时下社会中弥漫着仇恨之气,有所谓“仇官”、“仇富”的说法。官
员、富人,似乎站到了普罗大众的对立面上,成为大众情绪宣泄的对
象。我不想举事例来佐证或否证这一说法,我只是想指出“仇恨”和“不
公平”之间的有机关联。
市场经济孕育着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
求,各种诉求发生对立和冲突,是常态。问题不在于强行压制诉求,而
在于疏导。疏导的原则,只能是公平。如果某些利益主体的诉求,得不
到公平对待,如不给予机会或者机会渠道过窄,如社会制度,尤其是最
为核心的法律无法保证公正的立场,致使某些利益主体有强烈的受挫
感、不公感,自然凝结成仇恨——针对不当受益者的仇恨。如果存在
着“仇官”、“仇富”的现象,那也是说明官员与富人,已被视作不当受益
的符号。既为符号,那么仇恨者的仇恨,不是针对具体某个人,而是针
对造成这一不公平局面的机会和制度。所以,仇恨的背后,实际上还暗
含着对于机会平等和制度公正的诉求。
如果社会不能平和地扭转不公平的态势,上述诉求无法实现,那么
旧的“不公平”将被新的“不公平”所纠正,或者说旧的“不公平”将会被仇
恨者回报以新的“不公平”——而这又被仇恨者视作真正的“公平”。暴力
于是乎兴,革命于是乎起。暴力借助于革命而获得正义的话语,革命借
助于暴力而燃起熊熊烈火。暴力与革命的联姻将使社会付出惨痛的代
价。
所以,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的和解是应有之义。和解之道,即
妥协之道。妥协是什么?不是不讲原则,不顾是非;而是强势者的不为
已甚,是弱势者的不走极端。社会应当形成这样的共识:尽力建立公正
的制度、提供均等的机会,以此协调和满足各阶层的利益,趋于多赢。
前些时央视四处采访,询问各类人等是否幸福。我想幸福就是上面
所提到的状态吧。幸福,照我们的看法,就是这样一个模型:情感与情
绪之比——幸福=情感情绪。作为分子的情感若不断增加,作为分母
的情绪若不断缩小,幸福指数则呈现出递升之势。
六本书的写作宗旨,依我的设想,应属于“大文化”、“泛管理”。抱着
这样的写作宗旨,我征引了许多历史故事、名人轶闻、经典话语,还有
影视作品里的情节,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琐细现象,以见文化
之“大”,以明管理之“泛”。正因为如此,该书东扯西拉,旁搜远
绍,“胡子眉毛一把抓”,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跳跃、凌乱和驳杂的印象,其咎在我。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本人也五十好几了,如果要问我
对“天命”的理解,我想是利益和情感的逻辑吧。回顾这些年我所走过的
路程,大致经历了身份的三重转变:先是军人,后为诗人,如今则是商
人。从军,训练的是硬朗的作风,再艰苦也得熬着,挺住,磨出耐性;
作诗,熏陶的是重情的态度,以及对纤细而多变的人心的敏感与体察,于是乎培养出永远活泼泼的心灵;至于经商,似乎是前两者的综合:一
方面,它需要坚硬的意志,必须张大理智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有许
多柔软的遐想,贯穿着情感的成分。
我可不敢自夸,说自己兼具二长。但我可以肯定,青年时代所走出
的多重轨迹,给如今我的经营、管理提供了决策追踪的线索。我必须让
自己明确地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极有可能产生不可控的风险
的,从而以坚定的态度推进前者而回避后者。
凡能够产生情感的做法,即为正确的轨道;而对于情绪,则要尽量
避免它的产生,否则种下隐患,因为情绪是仇恨的开始,仇恨是情绪的
凝结。对于已生的情绪,万万不可等闲视之、放过去,必须提高警惕,用心化解、消除。不管怎样,情感和情绪,都可联系、还原、归结到公
平的运作机制上。
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公平”说起吧。
注释
[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2] 在平等意识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讲“不平等产生情感”,很容易造成误解,好像我
们在宣扬“不平等”。实际上,“平等”这个概念内涵很复杂,有各种指向。我们所说的能产生情
感的“不平等”,并非指人格、身份、权利等伦理、政治、法律上的不平等。关于这一点的详细
解释,我放在第二章。
[3] “厚德载物”本来是儒家对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士人在道德修养上的要求:以宏厚的
德行承载起济世的重任。但这句话有普遍意义,我们不妨引申到商业领域中,可视为义利关系
的一种新的阐释。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6页。
[5] 我在一本讲文化管理的小书中将其概括、提炼为“知音思维”,见《知音文化管理五
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一章
公平之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和恨、情感和
情绪,是在人们交往的过程中产生的。交往的态势,决定了人们的感
受。
一个人之所以同另一个人交往,建立联系,很大程度上是能从对方
获取所需。《论语》上有句话,讲的是孔子的交友之道,“无友不如己
者”,历来引发争议。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圣人怎么也如此功
利、如此势利?所以卫道的注释家们想方设法来合理化圣人的言论。依
我看大可不必,真理是对现实生活的逻辑的表述。本来,一个人能和他
的朋友保持长期性的情谊,的确是对方有帮助他之处,对方也作如此理
解,所以情谊才能持续下来。即使是在纯粹的精神交往上,双方也都须
有足够的能力为彼此提供精神的充分交流和沟通,以形成共鸣之势,这
样才能不断巩固与深化交谊。一个人只从朋友那里汲取而无所付出,关
系很难持续下去。当然,关系仍有可能存在,不过要发生转化,由平等
的朋友关系变成一方对另一方的依附。
我们不能单方面理解关系,如果把关系看成是互动的、交互的,许
多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交往的长期性与稳定性,取决于这一交往能否使
双方各取所需、各足所需。所以,交往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则,这就是交
往之道。交往之道,交往的逻辑,简言之,为公平。
公平,我们认为是支配人际交往的“元规则”[1]。一、社会交往中的公平因素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人的一切交往都是建立在付出奉献和等
值补偿的模式之上的。”[2]
这话说得很决绝,抓住了一项最为根本的社会
事实——人的付出与回报必须等值。
或许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基督教的教义说:别人打你的左脸,要
把右脸伸过去。基督教并不主张一报还一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
如果按照给予和回报等值的逻辑,人敬我一尺,我至少也应敬人一尺才
对呀。其实,基督教的教义也并未否决这一逻辑。基督教的原则是爱,无条件的爱。持此立场,人即使遭怨遇辱,也要宽谅。而且正是在宽谅
中,爱才更好地显现出来。然而这与给予和回报等值的逻辑有什么关
系?普通人,奉行一报还一报的原则;基督教要人从这逻辑中超越出
来,不去回报怨恨,如此则有爱。不去恨人,才是爱人。其境界确乎很
高,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但它还是从这一逻辑起步。总之,它只是超越
这一逻辑,并未取消这一逻辑。
给予和回报、付出与获取的等值,是公平的基本内涵,是一项最根
本的社会事实,是大众先验的心理结构。
(一)公平影响人心
关注公平,好像是人的本能。每个人内心中都有把无形的天平:一
头是他对于人或者他所属的群体的贡献,一头是他从人或者他所属的群
体中所得到的回报。两者大致对等,则被评判为公平,他的心态就平
稳、平衡;如果两者不对称,发生偏差,不公平感便油然而生,心态于
是乎不稳、失衡。我们说人皆有理性,如果从实践、从人的行为来考察
人的理性,说到底,是指人皆有计算得失、利弊、贡献与回报的能力。
1.作为等值的公平
前面说了,贡献与回报的等值性,是公平的最基本含义。人对公平
的敏感和关切,说到底,是对自己所付出的最终结果的关切,即对自身
利益的关切。这么说,是否意味着人是自私主义者了?自私,先不说好
不好,首先是个关于人性的事实描述,是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动物皆自
私,维护自己的生存。我去过非洲,到肯尼亚的野生动物园旅游之后,了解到动物皆有领地意识,凡有他者侵入它的领地,它会发起攻击。人
亦是如此。在公共汽车上,如果一个乘客被旁人挤着了,通常的反应是
不高兴、不耐烦。聪明人懂得适当保持与他人的间距,防止过于亲密的接触。因为站着的人,都需要有个自我舒张的空间,如果这一空间遭致
外力的挤压和侵入,将令他紧张、不快,很自然地催生强烈的反弹,摩
擦和冲突由此而成。为什么公共汽车上乘客们极易吵架呢?就是不同人
的自我舒张空间交叉、重叠、冲突所致。
人的自私和动物毕竟不同。人是有理智的,能以理智的方式付出,也能以理智的方式争取和保护他的既得。这就是“公平”的原则。也就是
说,人下意识地选择、要求的是他自认为所当得的。所当得,即与他的
付出相匹配的回报、大致相等的回报。
前两年有部搞笑的国产电影《夜店》。徐铮饰演一个叫何三水的彩
迷,他在一家便利店买彩票,而老板娘不小心打错了他精心挑选的号
码,令他痛失三等奖,一共九千五百块钱。他愤然不平,找老板娘理
论,要求赔偿,遭到拒绝,并被羞辱。于是等了个机会,他决定抢劫便
利店。不过盗亦有道,他自己立了个规矩,只拿九千五百块,除此之
外,多一分也不要。当然,少一分也不答应。在他看来,这绝对公平,他只是拿回本应属于他的钱而已。
这个故事极其有趣,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公平因素都展示出来了。
其一,公平的道理在于:该他所得,从原则上讲,少一分也是少;
不该他所得,多一分也是多。英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家穆勒也有此观
点:“人公认每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为公道;也认为每人得到他不应得
的福利或遭受不应得的祸害为不公道。”[3]
钱,本来就是个量化价值的工
具,用钱计量,比较容易。有的东西,不容易量化,也不适合量化,但
不妨碍我们在意识中给予它一定的价位。
其二,当失去公平而又缺乏一个主持公平、裁量正义的客观力量
时,利益受损者将毫不客气地直接出手。电影里的彩迷何三水,多次找
老板娘索赔、交涉未果,不得已铤而走险,抢劫便利店。用古希腊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种行为,属于“矫正的正义”。当然,个人自己
去维护公平,弊端极多。因为个人容易放大他的委屈,上升为“不公”,而究竟是否真正属于不公的范畴,难以确定。这样,往往陷入“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而且,个人之间的大打出手,冤冤相报,没个了局。我们中国古代盛出侠客,就是法制不健全、民众权利得不到
公权力的有效尊重和保护,民间于是自发涌现出主持正义的私人力量。
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这个意思。
其三,国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以组织化的力量,承担着维
护社会公平、主持正义的职能。若是国家异化——凭借它所掌握的巨大
的权力、能量成为更大的不公的制造者,如要求它的国民仅尽义务而无
实质性的权利可享,如不断从民间汲取资源而未能切实保障民间的自由
发展,那么以公平为诉求目标的革命很可能就要发生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革命”是革除天命的意思。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天的
授命,所以秦始皇的玉玺上刻的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道公
平,而当国家政权的运作严重背离公平的轨道后,民间力量起来反抗,其行为是“起义”,其性质即“革命”。
2.回报
人在社会交往中自然而然地寻求等值的回报,既然如此,那无私奉
献是怎么回事呢?
无私奉献,本意是无所谓回报,不期待回报,甘愿付出。譬如爱,常有人讲:爱,就是对所爱之人好,而不强求对方的回爱。又如慈善
家,慷慨捐赠大笔钱财,却不要求受益者对他们感恩戴德。许多发达国
家都有青年志愿者,他们拿出私人时间,为社会弱势群体、为社会公益
活动提供义务服务,却不领薪。种种情况,都是付出远多于回报,其中
的道理何在呢?
有时候,我们的付出这种行为本身,便意味着回报。有的慈善家之
所以大做善事,是因为他们认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除了个人的天分
与努力之外,还有社会于无形中所给予的机会和助力,所以他们的行
善、捐赠、付出,纯粹是想对社会有所回报,而不必再寻求诸如名声之
类的回报。
另外,回报的形式有多种,不一定全是物质性的。我们看美国总统
竞选,竞选者的团队,有大量志愿者加入,仅有少量人领取报酬,更多
的人,纯是义务性的,而且工作量还不轻。我们看到2012年奥巴马的竞
选团队,志愿者每天都要给选民打电话,为奥巴马拉票,游说他们捐
款,以及加入志愿者行列。奥巴马的竞选对手罗姆尼也是如此,在罗姆
尼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美国大约有10.8万名共和党志愿者进
行了4000万次的“选民联系”,敲开了750万户人家的门[4]。像此类为他人
作嫁衣裳的事,初看起来不可思议,太不划算了。但志愿者们也有他们
自己的考虑,有人想为个人简历添上一笔,有人想借此扩大交际圈,有
人因认同理念、信仰以及爱而加入。动机不尽一致,也不尽纯粹,各有
各的倾向,可有一点是共同的:自愿加入,无悔付出,各取所需,公道
合理。比如汶川、芦山地震中的志愿者。
在金钱、机遇、职位、经历等较为切实的报酬之外,还有一个常见
的社会报酬类型也值得说说,这就是“认同”。人们渴望他人、社会,对
于自己的行为、观点、思想、个人才华以及贡献表示真诚的欣赏和认
可。这种认同,较少关乎实际利益,更多是一种倾向、看法和态度。
人们渴求认同,亦即在意他人的态度、在意在他人心目中的分量,这关系到他的存在价值,于是他的付出便成为一种证明。有的父母对子女要求严格,不轻易赞许,好强的子女可能异常发奋,非要做出一番不
同寻常的成绩出来,以证明自己配得上父母的称赞。当今社会有的富豪
之所以发达,可能就是因为从前饱受轻视,不服气,下决心要混出个人
模人样来,以证明自己。当初我刚转业进入北京,震惊于我们首都的宏
大。我和战友张绍伦立誓都要出一本书才谈恋爱、结婚。最后我的确是
出了诗集才结婚的,张绍伦虽没有出书,也成了一名医生。我们从立誓
到践行花了十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当时心态其实就是为了获得认同。
换个方向来看,我们若是对他人怀有善意的期待,而受期待者不想
负他所望,自会加倍用心、努力,于是认同便转化为一种激励。当给人
以善意的期待时,相当于事先兑现了他所需要的回报——认同,他们唯
有自加鞭策,以实际表现来与这期待、这认同匹配,如此才是“公平”。
所谓批评的艺术,也源于此。有些领导者擅长此道,能以期待的语气、态度批评做事不得力的下属,其效果是:批评越严厉,下属越感奋,越
有上进心,越愿意付出。
3.心态与“气”
公平与否,直接影响着人的心态。公平让人信服,有踏实感;不公
平则有“气”。我们着重要说的是后者。
付出、投入多于回报、收获,人自有不满,有牢骚,有怨言,有恨
意。一旦人意识到或者判断他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浑身便充满着“气”。
这种“气”是恶劣的情绪。像怨恨呀,不满呀,偏激呀,悲愤呀,牢骚
呀,诉苦呀,都是有“气”的表现。这种气是“浊气”,中医认为对人的身
体没有任何好处,对人的工作起着负面作用。
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与工作里是很多的。比如一个员工,若是感
觉企业给予的平台过小,自身价值不足以充分发挥;或者自认为做出了
较大贡献,而企业没有给予相匹配的待遇、位置,自然产生埋没感,不
平衡,怨言满腹。
当年号称烟草大王的褚时健,在他的职业生涯晚期大肆贪污索贿,最后落马。诸如此类,他们都是因为心态不平衡,有气,自认为功绩卓
著,为企业、为单位付出那么多心血,其个人所得与贡献太不相称了,所以趁着手上还有权力时,捞上几票,同时还认为本是自己所当得,用
以发泄怨气,恢复心理平衡。官场上有所谓“59岁现象”,究其实质是官
员感觉不公、心态失衡所致。
“59岁”,当然不一定实指59岁,它象征的是某些即将引爆的临界
点。像褚时健这样类型的人,可能在物质上离他的预期较远,不公感强
烈,怨气不小,当权时至少大权在握,或者自感有更上一层楼的希望,因此还可以稍许弥补,压住怨气。一旦退位在即,升迁无望,失去平衡的条件,怨气顺势发作,贪腐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在怨气中,还埋藏着离叛的种子,离叛就是一种报复。东晋名将刘
牢之,是北府兵的开创者,战功赫赫。当时却有人看准他的性格是“怨
而好叛”[5]
,预测他不会有好结果。果然,刘牢之游走在不同的政治势力
之间,反复无常。一觉得谁对不住他便生怨恨,继而背叛,改换门庭,另附他人。他的反复无常造成了他最后自杀的悲剧性结局。普通人当然
不可能经历像刘牢之那样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但“怨而好叛”的性格所
在多是。
随便说个常见的现象: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那些名校出身
的,通常眼高于顶,志高气盛。人还没经过足够的打磨,尚不成熟,却
斤斤计较于位置和待遇,总觉得与他的才华不称,对不住他,于是内生
怨意。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在怨意的支配下,人通常不容易看到自
己的短处与欠缺。人的心既然沉潜不下来,不想坚持,碰上机会,必然
跳槽而去。如果轻易对待个人去留,结果很可能是在反复的跳槽中,一
次次从头开始。年轻人缺乏必要的积累和磨炼,要想走得远,比较困
难。我并不是反对跳槽,也不是反对他人去纠正和反抗不公平的处境;
抛开具体情境,分析当事者的心态,这里面就暗含着一条从不公平到怨
恨、从怨恨到背叛的逻辑线索。
(二)不公平的形成[6]
人与人相处很难,所以有的人就宁愿选择退避,不愿陷入人际关系
的漩涡中。但合群毕竟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到公平
作为交往之道对人际关系的支配作用,积极运用和管理好公平因素,协
调好社会交往的平衡性,避免情绪的发生。那是什么导致公平在交往中
的失位呢?原因大致有三。
1.不明需求:人所不欲,施于人
有个所谓的伦理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认为是处理人
际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基础伦理。各个文明系统都有类似的表述。中国
的儒家不用谈,上面这句话就是儒家的“恕道”。犹太教的拉比西勒尔告
诉异教徒,“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犹太教律法的全部,其余只不过
是这句话的引申和评述。《新约·马太福音》也有类似的话:“无论何
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些表述的细微差
异暂且不论,总之都在强调一点:须以别人的接受来交换自己的接受。
这些规则当然不错了,最起码从表面上超越了自我中心主义,能够
把他人的需求作为考虑的出发点。可是,我们要说,这种超越是有限的,还在把自我当成判断他人需求的标准。而这,在实践中可能行不
通。周瑜打黄盖,一个想打,一个想被打,双方有默契,配合成功。现
实生活里像这种协同一致的情形,恐怕较少,更多的是:我所想要的,极有可能是他人不要的;我所不想要的,恰有可能是他人想要的。父母
们想要孩子学个好专业,找个好职业,人生就能幸福,于是代子女做各
种专业抉择;而作为子女,更有可能认为人生的幸福在学想学的知识、做想做的事。这种把自我作为他人需求的判断者,结果往往是矛盾突
出,每个家庭都搞得乌烟瘴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
人”,造成了需求与供给的错位、不合拍,出现“得非所愿”的结果,不
公平感自然就产生了。父母们都不想子女再受苦,重走他们自认为已经
走过,且证明价值不高的老路,安排子女走他们认定的幸福之路,但是
这样费尽心血,付出良多,往往还不被子女理解和认同,甚至招致反感
和抗拒。父母们反过来很容易失望,又觉得委屈,有怨气——为子女考
虑这么周到、付出这么多,反倒没落下个好结果。
所以我们有必要修改一下交往的金规则,换成“人所不欲,勿施于
人”。
2.“成见”的影响
成见作为暗藏的期待也于无形中支配着我们对利害得失的判断,引
导着人的公平观,而且还视作理所当然。这里所说的“成见”,是些习以
为常的认识。正因为习以为常,不大容易察觉和反思,所以潜伏在我们
的意识深处,常在不经意间被唤醒。
不是有这么一个笑话么:某人每天上班,会随手给街边乞丐两块
钱;若干时后,变成一块;再后来又降低到五角。乞丐纳闷了,询问递
减的原因。此人说,从前他是单身,手头宽裕,所以给两块;结婚后,手头紧张,所以只给了一块;前些时又添了一个孩子,手头更紧了,所
以就给了五角。乞丐叫嚷起来,这也太不公平了,你怎么能用我的钱养
家糊口呢?
还有一则叫《扣除二两一夜》的古代笑话,与上面的类似。
一翁慈善好施,因大雪,见一人避于门檐,怜而延入,暖酒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
大,又留之。如是三日,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翁取刀出。
其人持刀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情,唯有杀此身以报。”
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
其人曰:“何所害?”
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一切无事,烧埋钱也得十三两,零碎尚多使费。”
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这许多使费,竟拿烧埋银钱十三两与我去罢。”
翁大怒,喧嚷惊动邻里为之解劝,处其半,以六两与之。
临去,翁叹息曰:“谁想遇着这等没良心的人。”
其人曰:“不说自己没良心,倒说我没良心。”翁曰:“如何说我没良心?”
其人曰:“你说有良心,止不过留得我三夜,就不该扣除二两一夜了。”[7]
这两则笑话,通常在民间被用来感叹好事难做、善门难开。如果分
析一下笑话中的乞丐和那个被留宿三夜的人,他们更觉不公,因为属于
他们的“奶酪”被动了。至于那“奶酪”是否是他们的,在他们看来,绝无
问题。这就是想当然的“成见”。
这样的情形不会只在虚构的故事中发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
在北京开广告公司,手头刚有了几个钱,曾到重庆出差,找老乡瞿扬一
聚,他那时在重庆《少年先锋报》任总编辑。因久别重逢,和他言谈甚
欢。这个时候,他小女儿从房间里出来,见她乖巧,我忙发了个五百块
的红包。当然有个拉扯,举动颇大,又从房间里惊出了个小孩,是他妹
妹的孩子。先例既开,下面等同,我给了个同样的红包。谁知接连又出
来了两个小孩,原来今天是他们家的聚会,小孩子们都在,没办法,接
着给了。到第五个时,我的钱也快完了,剩下的全掏出来,只有四百
五。最后一个小孩子不服了,理直气壮地质问瞿扬:“叔叔,为什么他
们都是五百,我只有四百五,我少了五十。”我在一旁尴尬无比,感觉
很对不住这个小孩子。本来早就忘记这事了,后来瞿扬拿出来说笑,我
才记得。这当然是生活中琐碎的事了,本没有多少叙述的价值,可恰好
能为“公平”做个注脚——即使未受过多少教育、理智尚不发达的小孩
子,也紧要地关注他的所得是否公平。“平等”就是这个小孩子心中自然
涌现出来的“成见”:既然大家一个样,为什么唯独他钱少了些呢?他当
然就觉得这对他很不公平。
3.“情绪账簿”
人的怨气,情绪,往往都有个累积的过程,在有其他平衡条件的前
提下,一般能容忍和克制,较少立即发作。我们对某个人不满,正想破
口训斥的时候,转念一想他的优点或者可爱的地方,不满的力度就减弱
了几分,发作不起来了。还有,热恋中的年轻男女耍性子、吵吵闹闹平
常之极,假设女方埋怨起男方,而男方没有顶回去,嬉皮笑脸,嘻嘻哈
哈,即使女方有满腔恨意,此时此刻大概也恨不起来。恨不起来,不等
于彻底消失,只是转存于心中,作为曾经对我不好、不公的例证储存
着。
所以怨气和情绪的发作,是积累后越过临界点溢出的结果。心灵像
个账簿,生命中遭遇的不满、不平,都记在上面。1994年我父亲过世,当时我正在京九铁路采访,得讯后风尘仆仆赶回酉阳老家,抵达时父亲
已经埋了三天,我只好在父亲坟头痛哭一场。当天晚上我们兄弟姐妹围
在一起座谈,就有埋怨母亲的声音,说父亲重病在床时母亲照顾不周。我当即表态:母亲就只一个,我们身为子女的更应孝敬她。其实我知
道,父母几十年生活在一起,日常生活里的摩擦和情绪极多,这些情绪
都放进了心里,记在“账”上。到一定时候要算“账”了,要发泄情绪是很
自然的事。
婚姻中像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刚结婚时,情人眼里出西施,分外对
眼,什么都好。住在一起久了,新鲜感过去,琐碎的细节成为生活的主
题,原本可以忽略的行为、习惯成了“眼中钉”。这些我们都体会过了。
当然,作为一生守候的伴侣,宽容是第一位的,不会太过于计较。但
是,不悦、不满,已经永久性地刻在心上。等到这样的事多了,诸
如“忘记生日”、“忘记结婚纪念日”、“顶撞我妈”、“不懂节俭过日子、胡
乱花钱”等等,差不多塞满了整个心灵空间,再也容纳不下。终于有一
天,一件不起眼的小事,点燃了怒火,所有的情绪喷薄而出。曾经记录
在账上的那些陈年旧事,一件件地数落出来,证明对方的薄情寡义,以
及自己的委曲求全。最后的愤怒是:“我为你以及这个家付出这么多,而你却这样……”
人之所以幸灾乐祸,并不意味着人天生是“小人”,心理阴暗,乐于
见到他人出丑闯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觉得对不住他,长久以来把不满
装在心里,忍着;等暗中痛恨的那个人出了洋相,或者遭灾遇难,忍不
住拍手称快,这叫“解气”、“解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也有类似
情况。近些年许多腐败官员不断被揭露出来,反复刺激民众,导致民众
对官员群体的普遍不信任,而民众又缺乏必要的监督、问责能力,这些
不满于是全都记在账上。凡有官员落马、出事,大众便以幸灾乐祸的态
度尽情地嘲弄。
我听我新华社的兄弟税立讲过这样一件事:前两年云南有个比较开
明的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是其新华社的同事。伍皓开有微博,想以对
话、沟通的姿态与公众打交道,不无诚意。想不到的是,他为自己开辟
了一个“讨伐”他自己的基地。那些时,围绕着他身上的热点事件很多。
他到一所大学讲演,却被听众用五毛钱作象征性的攻击,讥讽他是
个“五毛党”。照我看伍皓的现场表现理性而平和,控制住了情绪,较有
风度,应该赢得同情和尊重。可网上还是有许多幸灾乐祸的声音,乐于
见他受到挑衅。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呢?显然,大众长期以来在“账
簿”上记了针对官员的许多情绪,于是把伍皓作为一个发泄情绪的“靶
子”,用他来“出气”。
(三)找平衡
俗话说“心安理得”,如果这里的“理”是“公平”的话,那么,在获得公平的前提下人的心态是稳定的。人要让自己心态稳定,从怨气中解脱
出来,往往会寻求自认为公平的方式,而且还自我合理化,即会“找平
衡”。
1.减少投入
人一旦察觉他的回报过少,而且短期内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会自
觉减少付出,以便与他的回报对称。人若不能控制他的回报,他就只能
改变他自己的付出额度。
企业里有种类型的员工对薪酬或者福利待遇不满,于是抱定“给多
少钱做多少事”的宗旨,工作拖拉,粗心大意,敷衍塞责。这一情形,自然引发领导者的不满,更加坚定了“做多少事给多少钱”的原则,对员
工的要求暂时搁置。
如果分析一下员工们偷懒、出工不出力的行为,可能有部分原因是
性格所致,有的人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不愿出力流汗;还有部分
原因,则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相关了,即当其人自觉不公平时,他自然
选择减少付出、偷工减料,以与他的报酬相匹配,尽量合乎他内心的等
值标准,恢复他的公平感。从这里也可看出,平均主义为什么效率低
下,为什么造就不出人才?在平均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干多干少一
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牛骥同槽,必使英雄齿冷。有能力的人,得不
到应有的回报,这对他不公平。他可能倾向于减少投入。在低度竞争的
环境中,效率自然低下,人才也无必要脱颖而出。
2.增加回报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提要求,以增加收入,达到付出与回报的相对平
衡。员工有不公感了,向他的上司提出涨薪或者升职要求,这种情况很
普遍。做上司的,对此信号不能等闲视之,因为公平感关系到员工对企
业的认同。如果怠慢了员工的不平,如上面所说的,将在他内心的“情
绪账簿”上记上一笔,于是乎情绪便在累积。积极地与有怨气的员工进
行沟通,消除他们的怨气是很有必要的。
当人循正常途径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自会采用他认为合理
的方式自行实现他的期待,这自然就是非正常途径了。前面我们举过电
影《夜店》的例子,彩迷何三水向老板娘多次索赔未果,于是决定打
劫。打劫是不法的,可在何三水看来,却是挽回他的损失、维护他权益
的正当之举。又如,当社会法律失去了权威性、发挥不了维护公平的功
能,那些觉得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不会再走法律的途径了,他会找非
正常渠道来得到本应属于他的东西。
2011年的时候,郑州有个“天价手机”失窃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郑州有个保姆,顺手拿走了主人家的手机,没想到那手机价值六万多,由此被重判。事情的起因是保姆在这家工作了四十多天,工钱一个子儿
也没见着,很是不满,越想越气,看到门口鞋柜上有部手机,就藏在微
波炉里。她的打算是:如果拿到工钱就还,否则自己留用[8]。最后她自
己留用了,她当然认为这是在补偿她的损失而不是有意偷窃。
所以,当人觉得不公时,他会自己动手,增加收入,以与他的付出
等值。
3.结束关系
当人觉得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时候,还有一种更直接、单纯的方式
来恢复心理平衡,这就是终结彼此的关系。所以,员工会跳槽,另攀高
枝;老板会解雇不称职的员工,再找合适人选;夫妻会离婚,各奔前
程;子女会离家出走,逃离窒息的家庭;朋友会绝交,不再来往;亲戚
会反目,视如路人。
总之,由于人的认识差异,期待以及隐含在意识中的某些价值观、成见的影响和作用,形成了人关于自身利害、得失是否公平合理的判
断,进而影响到主观的好恶。如果一个人自认为受到不公待遇,又没有
得到及时、有效的消解,他就会对人际关系产生不信任感,觉得这种关
系没有继续维持的必要。
反过来,一段关系为什么能持续下去,甚至会不断巩固与深化呢?
也是它的公平性。如商家若是信誉卓著,产品质量过硬,服务水平很
高,对它的客户从未欺瞒和诓骗,自然能赢得客户的认同,而客户也愿
意与之打交道。所谓品牌,其实是个信誉的符号,是公道的符号。
4.实施报复
“找平衡”还有一种方式——报复。不公平会引发报复性的反应。报
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报复就是回报,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狭义的报复专指负面性的回报,就是:你既
对我不仁,我也要对你不义。你既负我,我也要对不住你。我们在这里
所指的报复是后者。
可见报复也遵循公平的逻辑。对不公同样还以不公,这才具有公平
性,才能换回内心的平衡感。我们看吵架,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吵架,相
互太熟悉了,双方的缺点尽在眼底,尽在“账”上;一旦吵架,不公感作
祟,情绪上来,互不相容。你既不体谅,我也不示弱,越是令对方难受
的话越是要说,越是令对方不堪的事越是要提,这就是在相互报复。不
报复,情绪就得不到宣泄,架也难以吵得激烈。
自杀是报复的极端形式。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描写
了一个关于报复的爱情故事。贵妇人安娜为了与沃伦斯基的爱,牺牲了
一切,牺牲了她的名誉,她的家庭,她的儿子。牺牲意味着付出,意味着无对等回报的付出。而安娜最终发现她根本得不到沃伦斯基,她的牺
牲毫无意义,于是自杀。自杀就是一种报复——以自己的不想活来让对
方活得不好受。
感情生活中发生报复比较常见。因爱生恨,容易走向报复。为什么
会出现因爱生恨的事情呢?简单地说,爱也需要交换,关于这一点在本
书第二章我们要重点论述,这里只简单提一下。爱,论性质属于情感交
换。通过交换,通过共鸣,爱情便走向深入,关系变得坚实。如果不理
解情感交换的性质而把情感“物”化,情的交换就在不自觉中转变成物的
交换。既然是物的交换,自然而然地要求有公平性。我对你有付出,你
必须对我有同等的回报,如此才是公平的。一旦对方没有回报,或者回
报比不上付出,又或者移情别恋而辜负了付出,往往因爱而生恨了。被
辜负者如果个性刚硬,受不了委屈,那就倾向于报复,好采用极端方
式,不看到对方的内疚、痛苦和悔恨不罢休,只有这样才有平衡感,自
己心里才好受。二、公平与道德意识
人的社会行为蕴含着付出与回报必须对等与平衡的内在要求,在该
要求的作用下,进而产生、形成人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无非是有践
行和维护公平的自发性、自觉性。这些基本的道德意识,包括责任、信
任和承诺。
(一)男儿肩上两个字:责任
我们从公平的角度来看责任。做该做的事,这是责任,或者说,这
样的责任才算是公平的。责任也有个公平与否的问题。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
亡,匹夫无责。”[9]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很有名,后半部分常被忽略。在顾
炎武看来,天下是个文化概念,国家是个政治概念。人,可以不是政治
人,但不能不是文化人。所以人必须对天下的兴亡负有责任;至于一朝
一代的更迭,那就不必承担责任。可见要人对某个朝代担有绝对的义
务,是不公平的。不公平的责任,同样让人产生情绪。
1.责任心
我对“责任”有实实在在的感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我
在铁道工程指挥部(现在改成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刚从铁道兵
转业到地方,尚未成家。那是诗歌的时代,我们成天都忙于写诗,与一
帮子文艺青年谈诗论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破土文学社”,社长梅梓祥
如今还在《中国铁道建筑报》任文艺副刊部主任。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父母从重庆酉阳老家来的信,说起家里一件事,要以我的意见定夺。接到这封信,我一下子失声痛哭。不仅仅是为家里
有事而难过,我更是敏锐地意识到,从此我不再是一个只能顾着自己个
人兴趣的小青年,不仅是父母的儿子,还是一个男人,要开始成为家里
依赖的支柱了,我必须开始承担起这个生我养我的家庭的“责任”。在我
的父母看来,我工作在首都,虽未成家,但已立业,见过世面,有了阅
历,当然要撑起这个家庭了,所以对我寄予厚望。而我还未曾做好足够
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于是有一股莫名的悲楚,一下子从心底涌出,不禁大哭起来。哭完了,开始思索,想起家里的贫
穷,想起父母的面孔,特别是想起母亲是多么不容易,随即写了一首小
诗《爱,给母亲》表白,才得以止住。这首小诗后来还在《北京文学》
上获了个新人奖。对父母的厚望,我不能退却,不能辜负,只能咬牙挺起。一般人的
厚望尚不能轻易辜负,何况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其中道理又何在呢?真
诚寄予希望,即是付出,若得不到回应,则有失望,失望之极,是怨
气,是伤心透顶。作为人子,既然不想要父母伤心,就要更好地实现父
母的期待,是为责任之起。责任,就是必须对他人为自己的付出有所回
报。它内化于心,变成随时随地自警、自省、自律的意识。
或许有人说,这与现代人的责任观念相违。现代责任观念,建立在
权利本位的基础之上。权利与义务对等,有权利,则有相应义务;有义
务在,则有责任在。这道理没错。可是权利与义务也须对等。人之享受
某些权利,是以尽一定义务为前提的;人之尽某些义务,是以享受一定
权利为依据的。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是以权利来交换义务。
2.责任能力
光有责任心不够,还须有一定的责任能力。小孩子不必为他所做的
事负法律上的责任,因为他尚不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古代有些读书
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遭尽非议。不是他们不够坚
勇、忠贞,而是他们的坚勇、忠贞,无济于事,无补于国;不是他们的
责任心不够,而是他们的责任能力不足。为什么我们特别反对空谈,认
为“空谈误国”,也是因为单单尽心还不够,还必须尽力。谈责任,绝不
能忽略应有的责任能力。
当我意识到我对家庭的责任时,我是无责任能力的。那个时候存折
上仅有十几块钱,还是我的转业费的剩余。我大哥身患重病,缺钱医
治,不得已,我四处筹钱,历尽艰辛,这才真切感受到袖手优游,写写
画画,看似清闲、风雅,实则是在不负任何责任时才会有的状态。
邓小平老人家南巡之后的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整个九
州大地,许多人坚决从体制中走出来,我也下海了。我曾多次对人开玩
笑,说自己下海的动机就是太在意钱了。这是真话,的的确确是太在意
钱了。在我看来,有钱,才意味着拥有现实的责任能力(我绝无拜金的
意思,也不是说责任全靠钱来推动和履行)。有钱才好办事,才方便助
人。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引用当时民间的一句俗语“何知仁
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在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心目中,是怎么判断一
个人是否仁义呢?无非是从他那里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这很庸俗,很
鄙陋,很摆不上台面,但在那个年代很真实。我去西安郊外的楼观台游
访,相传那是老子讲《道德经》的地方,里面有块精心保护的古碑,上
书老子的“上善若水”四个大字,而在旁边,有口干涸的井,满是游客投
的钱。这幅场景太有趣了,简直是对老子哲学最绝妙的通俗化解释。什
么叫“上善若水”,什么是最好的德性?就是源源不断地投钱。有些企业家用人往往忽略了责任心与责任能力的区别,把责任心等
同于责任。有的企业家喜欢用自己人、有关系的人,因为情感摆在那
里,尽责用事,是毋庸置疑的。确乎如此,但有责任心不一定有责任能
力;想履行责任与能履行责任,其间大有区别;能做什么和能做好什么
也有区别。我自己也常出错,也常自警,要求把责任能力这一项作为信
任授权以及选择合作伙伴的重要考核指标。想干活是好事,但能不能把
活干好,则是首要的。
有了责任心以及相应的责任能力,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责任主
体。
3.责任主体
市场经济能教育人。我这么说,绝非指领会到赚钱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而是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人才能真正树立起责任意识,成为责
任主体。
我下海前在报社里负责广告部,有许多朋友和资源。所以我的下
海,不是盲目的,是带着部分资源以及朋友们的承诺下去的。可真正单
干起来,自己办了广告公司,脱离了体制的背景和平台之后,才发现资
源、关系、承诺,皆为虚妄。因为许多资源,对于特定的平台有依附性
和寄生性。不是朋友们不认人、不帮忙了,是想帮也帮不上,而这又是
打死我也没有预料到的。如果当初料到了,就是打死我也不下海。我宁
愿还是当我的文艺副刊编辑,有空写写诗,改改诗,与诗友们聊一聊。
下海仅半年,我头发就白了一半,心焦如焚,压力极大。说来可笑,那
个时候,我常开着自己从河北刚买的走私来的蓝鸟车,到原单位请老同
事们喝酒。他们看我架势不凡,自然啧啧称羡,不住地恭维,我也很得
意。如今想起这事,才明白那个时候是有意无意地要用他们的“恭维”来
缓解压力,来激励我自己,明天好继续上路。
事物的辩证法,总是在人慌乱至极的时候,转而变得坦然。事已至
此,我反倒无所畏惧了。就像初下水游泳,不明深浅,心慌意乱一阵
子,突然脚碰着水底反倒踏实下来。当谁也指望不上的时候,就触到了
市场的底。一明究底就好办,于是硬着头皮顶上去,扛起来,彻底按市
场经济的“应然”行事,拒绝“想当然”。
市场经济带来的最大教训是:责任的最终承担主体只能是自己,舍
此之外,再无别人。当人一旦明确到自己是责任主体时,便有了责任的
意识,同时自然要去寻求、去具备必要的责任能力。
有了责任,同时也就有了信任,信任通过责任才能建立起来。
(二)信任的力量责任是自己对他人付出的自觉而恰当的回报;换个角度,对于他人
的责任意识,应给予信任。信任,就是确认、相信他人有履行责任的自
觉性。
1.人格信任
信任,最基本的,是对具体的人的信任。当我们信任某个人的时
候,意指相信他的行为将符合我们对他的一贯认识。所以,一个人之所
以值得信任,是因他的行为具有可预测性。而那种反复无常、变化不
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则较难让人相信,就在于对他的言行没把
握,不知道何者为真,何者为假;何时为真,何时为假。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不是凭空而生,不是想当然而出,而是根据
他过往的经历得出的。如果他在以往的大大小小事务上,表现出有责
任、有担当、不畏缩、不诿过的性格和作风,为人公道,处事合理,我
们自然认定其人值得信任。
经商,尤其是处在草创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营的其实还是
个人。这个时候,实力不强,信誉未立,品牌待创,唯有经营者本人的
人格让客户、让合作伙伴认同,才有可能赢得发展的契机。
一个企业的价值点,在我看来有两个:一是企业产品;一是企业
家。做企业,有时候增加企业价值,有时候增加企业家价值。企业价
值,反映的是市场对企业产品的信任;企业家价值,反映的是利益相关
方对企业家本人的信任。
2.一报还一报
朋友或者熟人之间的信任,是常事、常态。而敌人之间的互信,也
并非天方夜谭,也是存在的。所谓敌人之间的互信,是说:我如何待
你,我相信你也必定,也应当如此待我。也就是说,敌对双方共同遵
守“一报还一报”的“潜规则”。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德两国军队对峙于近在咫尺的堑壕中。照
理说,双方均应绷紧神经,集中精力,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射杀敌
人。这不仅是取胜的需要,也是自保的需要。不先杀敌人,就可能被敌
人所杀。可战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形非但不遵照这个逻辑,还恰好相反。
即使德军士兵在来复枪射程内走动着,英军士兵也根本不予理睬。双方
还形成了某种默契:在一个防区中早上8点到9点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
人时间。一些地方插上旗帜,被认为是双方狙击手不能打扰的范围。一
个英国士兵说:敌人堑壕后挤满了运送补给的车辆,把它炸个血肉横飞
很容易。但局面相当平静,如果你不让你的敌人得到他的食物,他的补
救办法很简单,同样让你得不到你的食物。甚至不小心擦枪走火,有德
国士兵还跳出来,向英方表示歉意。显然,双方奉行的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策略。与人方便,亦即与己方便;让人舒适,同时也是让自
己舒适。合作,就这样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在互以生命相搏的战场
上也发生[10]。
当然,双方默契性的克制,是一定条件之下的暂时性的产物,这种
默契随时都有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被破坏。不过,那并非我要追究
的。我感兴趣的是,信任之所以能在敌对者之间产生,因为在某个特殊
的时间间歇内,在双方拥有对等的报复能力的情况下,于双方而言,信
任是共同的最佳选择。敌对,本与失信相关;奇妙的是,即使敌对,某
些情形下还是需要互信。这更能说明,信任是维护人际关系的基石。
因为信任是以较低的成本促成人们的互惠。
3.互惠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自不待言,但随着市场的细分、细化,不断强化
企业的专业性,也就促成、深化了企业之间的合作。现在大家都爱谈合
作,讲合作,顺势就要讲双赢。没有双赢的结果,合作绝难持续化、长
期化。而双赢,实际上,就是互惠。一锤子的买卖,有赔有赚;而长期
性的买卖,必须是互利互惠。互惠,是信任的一个环节,是信任的应有
之义。
信任的结构是:我如此待你,我相信你也会如此待我。因此,我敬
人一尺,我相信人至少也将敬我一尺;我与人便利,我相信人亦将与我
同等的便利;我“报”人,我相信人也将对我有所回报。
我们假设这样的情形:某人素来待人厚道,结果被信任的人所背
叛。发觉后,他不免寻思,我待他不错,他怎么如此待我呢?其实,这
种想法,就已经是按照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互惠逻辑思考了。如果这
件事传扬出去,舆论也会谴责背叛者。这说明,社会心理也是承认这一
逻辑的。原因很简单:互惠,强化了信任,使得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越来
越稳定;而背叛的行为,直接否定了互惠的逻辑,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
忌、防范,从而破坏了群体、组织、社会的稳定性。
(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诺”
2012年12月,王岐山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他发表主
题为“承诺”和“期盼”的演讲,讲我们党的最高层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有许多庄严承诺,现在所有人都把这种承诺变成期盼,而这种期盼对承
诺者而言,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11]。从这番感叹中,可见承诺作为承
诺的分量之重。承诺以信任为前提。一个人若不被他人信任,他的承诺
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政府若不为它的人民所信任,它的承诺也只能沦为笑柄。能赢得人信任的承诺,不得撤回,不是作秀,最重要的,是不可
轻言。
1.话不得撤回
俗话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做出的承诺同样无
法收回。承诺,发端于人的自由意志。取消承诺,意味着其人意志的相
互矛盾、冲突;取消承诺,意味着其人并无一以贯之的“人格”,由此表
明其人不足信、不可取。所以,自尊感很强烈的人,从来都视收回承诺
为无法洗刷的耻辱。
中国古代有个“尾生守信”的传说。尾生和一个姑娘约定,在桥下会
面。尾生在等候时,不料天降暴雨,河水不断在涨。他却始终不肯移
步,换个地方躲避,而紧紧抱着桥柱,直至被水完全吞没。此事是否属
实,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表明大众心中的一种价
值观念:约定,承诺,是无条件的东西,做出了便应当履行,不可更
改。
这个故事说的是某种极端情况,死亡也不可阻止承诺的完全履行。
日常生活中更常见的是利益与承诺的冲突:当人做出承诺后,情况突
变,发现履行承诺对他不利而撤销承诺对他更有利,此时承诺便面临着
利害得失的冲击。像此类情形在商业领域时常发生。一个有道德的商
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宁愿承担损失也要履行承诺,选择“义”而
非“利”。这不仅仅是着眼于将来的回报,着眼于保护信誉可带来长远的
利益——因为很可能履行承诺是以一蹶不振为代价的,更在于承诺和信
义是人格的本质。商业的成功开展离不开道德的基础,承诺便是其中一
个关键的环节。
2.人不能作秀
承诺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用以实行、巩固和加强彼此的交谊,而
非作秀。政治家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意识到获得大众好感、支持、信任
对于施政的重要性,而在信任相对不足的情形下,往往采用表演承诺的
策略,建立威信。
商鞅的“徙木立信”,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
下,准备在落后的秦国搞改革。由于改革的幅度、动作较大,为表示改
革的决心,商鞅搞了一个现场“承诺秀”。他在秦国都城栎阳(遗址在今
天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官庄村与古城屯村之间)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高的
木杆,并做承诺:能把木杆移到北门的人,立获五十金。开始时,老百
姓惊异,议论纷纷,不敢尝试。后有个人不信邪,试了一回,商鞅照约
付金。这场承诺秀很成功,老百姓于是相信商鞅这个人说的话当真、不
是闹着玩的。既然效果很好,老百姓也相信,为什么还要说是作秀呢?是不是作
秀,不以效果好坏而论。政治家对民众的承诺,要以民众拥有对政治家
的问责能力为前提。即,当政治家无法履行承诺时,民众可以问责,可
以追究到底。显然在秦国那个时代,老百姓只是受治者,只有参与和欣
赏表演的资格,而无权在政治家“演砸了”的情况下追究责任、纠正偏
差。所以说,这充其量只是场表演秀而已。
即使放到普通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真心诚意对人有所
承诺,如果完成不到位,辜负所望,内心会不断反省、自责——自己对
自己问责,因而有内疚和不安。现代的父母们,应多有体会吧。答应了
假日时和孩子一起去玩,但临时有事而爽约,假设孩子懂事,能理解这
是意外,而看到孩子失望的神情,还是不禁内疚,减轻不了自责的压
力。
承诺既不能回收,也不是作秀,这就意味着做出承诺是无比郑重的
事,意味着承诺不可轻言。
3.嘴不可轻言
有个成语,叫“一言九鼎”,讲的是一个人的话很有分量,很重,但
凡做出的承诺一定能履行。《水浒传》里的宋江,很得人心,其中最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说话算数、从不空言,所以赢得一帮子兄弟们的信任。
宋江在清风山,允诺为好色成性的矮脚虎王英搭成一门令他满意的亲
事。隔了很久,待打下了祝家庄后,才物色到了合适人选,即武艺与容
貌俱佳的扈三娘。宋江自知王英配不上扈三娘,无奈他的情面大,扈三
娘只得答应了。从王英的角度来看,宋江当大哥的,说到做到,怎不感
奋与折服呢!
但要注意了,正因为一言有九鼎的分量,有必须兑现的责任,所以
承诺就不可轻易做出。真正有责任、有信誉的人,绝不随意承诺、轻言
承诺。
我们公司编过《高山流水——历史上的知音故事》一书,顾名思
义,收集的都是中国历史上一些比较有名的知音故事,其中有一篇《季
札挂剑》说的是朋友之间的承诺: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途中经过徐国,徐国国君看上了季札的佩剑,季札拟赠与他,但考虑到出使任务尚未完
成,剑还用得着,所以没有明言,待返归时送上。孰料季札再经徐国,徐国国君已抱憾而终。季札很感伤,把剑挂在徐国国君的坟墓上。季札
为什么不把心意先告知徐国国君呢?像季札这样具有深厚修养的人,不
会贸然做出承诺,这也不是要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对于君子来说,信义比什么都重要,承诺不仅仅是面向他人的,更是针对自己的。所以
季札不随便承诺还未做成的事,也不随便更改内心已认定的事。这是季札不事先明言献剑的原因,也是季札最后慨然挂剑的原因。
有的人心热,很愿意帮人忙,但凡别人有要求,不假思索,满口答
应。一个人既然表示为难,开口求助了,他便有所付出。付出了信任,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付出了自尊。而对方既然答应了,承诺帮忙,自然有
所期待。如果承诺最后没有兑现,或者打了折扣,那求助者失望不说,还有羞辱感,甚至认为对方未尽心尽力,有敷衍和轻视他的意思了。三、道德意识和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注重人的自我修养。这绝不是
说别的文化就不注重自我修养了,而是说我们的文化把人的自我修养上
升到很高的位置。儒家经典《大学》里有句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从理论上说,修养是对所有人——请注意:并非
缩减到社会精英阶层的范围——的要求。当然,不容否认的是,作为社
会精英,在修养上应有更高的自觉性,起着更大的表率作用。直至近现
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改造着中国社会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而在
实践中还是要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刘少奇有著名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足见修养仍然绕不开。
在日常生活中,修养已经成为我们习用的概念。说一个人没有修
养,这是很大的贬语;而说一个人有涵养,意味着其人成熟、稳重,值
得信赖。
我们在这里讲修养,绝不是漫无边界的,而是放进人际公平的框架
内。我们讲修养,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我们的责任、增加信任、完成承
诺,一言以蔽之,是消除我们心中恶劣的不公感。
(一)素 养
道德凝聚于心,便内化人的基本素养。这些素养、品性,如宽容、忍耐和倾听,有必要来说说。
1.宽容
有种管理障碍,值得我们注意,在企业,尤其是带有家族性质的民
营企业中,有的人比较忠诚、敬业。可忠诚与敬业容易走向反面:忠诚
到自私、敬业到狭隘的地步。这种类型的忠诚是,“我”既然为企业、为“你”负责,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这种类型的敬业是,既然“我”兢
兢业业为“你”做事,所以就要“我”说了算。
像此类情况,在老板的亲属以及一起创业的老资格员工身上比较常
见。他们对企业怀有深厚的情感,所以做事情容易逾越职责的边界,甚
至触及老板、股东们的核心利益。很明显,言行越界后,不和谐的事在
所难免,情绪也就自然产生。
我们怎样处理这类问题呢?如果对他们有非议,他们会觉得不公、委屈。因为他们所作所为,都认为是立足于企业的整体利益,如此尽
责,还遭非议,那可真就寒心了。此时,宽容很有必要。宽容,不是纵容,而是保护,保护他们的感受。
2.忍耐
忍耐,就是能“熬”,能“守”。“熬”得了,“守”得住。
1942年,陈毅在新四军内部遇到一些纠纷,被调往延安。毛泽东劝
陈毅:“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现在你又不能回去,横直搞
不清楚。这个事情容易解决,将来你回去是可以解决的,主要是人家对
你有误会,你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12]
人的修养程度的高
低,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怎样面对不公。在一时半会难以完全澄清真
相、解决问题的时候,能够泰然处之,不肆意发泄不满和牢骚,控制住
情绪,这种表现,可称得上能忍耐。
我们看到,有的人被冤枉时,抱的态度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去投诉、申辩、解释。这不是说,他们懵懵懂懂,对不白之冤浑然不
觉,不去捍卫公平,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公平问题:急不可耐地澄
清,有时候非但不足以达到澄清的效果,反而加深误解,坐实了被强加
的罪过,乃至显出自己的浮躁与浅薄。
“日久见人心”,这句老话说的是公平终究会在时间中显现出来,不
急于一时。最重要的是忍耐、坚守,维护自己选择、主张、人格的一贯
性。忍耐的价值,即在于此。
3.倾听
有素养,还表现在善于“倾听”。我们公司当初在建立企业文化时,大家在讨论“用心倾听,用心创造”还是“用心创造,用心倾听”时吵得一
塌糊涂。最后我说,不管怎么表述,倾听是第一位的。某种条件下,我
们的企业文化——知音文化,就是倾听文化。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倾听的
重要性。
倾听,不仅仅是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这么简单。首先,是尊重
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个不容剥夺。越是地位较低
的人,越是重视自己意见的表达。不听人说话,是不尊重他的权利,也
是抹杀他的价值。
还有,当人认为不公,抱怨的时候,倾听是恢复他公平感的渠道。
他不满,是为贡献多而回报少,且这一点还不为人所知,而后者更令他
气愤。这种情况下,仅仅耐心倾听,便足以改善他的心情,最起码他知
道人们对他的贡献不再一无所知。
再者,倾听意味着愿意沟通、倾向和解的态度。客户、业主,有不
满,带着情绪找上门来,如果拒而不见,只能是火上浇油,促成更大的
情绪。事情,推是推不了的,躲是躲不掉的。做地产开发的,碰上有情
绪的业主,极为正常。我自己就曾多次主动到我们的业主家里,倾听他们的心声,设法化解,消除他们的不满。
为什么说“倾听”是人的可贵的素养呢?有时候再难听的话,也得听
着,而且是平心静气地听着。因不善于倾听被激怒、生气而造成恶劣后
果的事情,实在是太多。
有如上素养为前提,我们便能更好控制心态,尽量避免盲目的不公
感给我们造成的潜在风险。
(二)清除不公的盲区
前面说过,不公平感的形成,有三个原因:不明需求,有成见及内
心中有情绪账簿。对于修养来说,首要的是积极清除这三个不公盲区,如此则能少受情绪支配,避免树立交往的壁垒。
1.人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种克制的态度。克制,便可以冷静下
来,防止好心办坏事。
我的好朋友、复旦作家班的同学张秉毅,现在是鄂尔多斯市文联主
席、一级作家。他一直走的是文学道路,没有改行。这么多年都坚守下
来了,实属不易。
当初我们一起求学时,他还年轻,情感丰富,热情冲动。文学青年
嘛,在人生道路上肯定比普通人多些浪漫和使命。有一次想不通,邀我
到复旦南区七号宿舍楼的天台上喝啤酒。他喝着喝着不知不觉间走到楼
沿,要跳下去,非常认真。当时只有我在场,我的考虑很简单:他要
跳,是他的选择,强行阻止不行,他还不乐意。我要是去拉他,反而是
促成他跳楼。所以,我冷冰冰地对他说:“你要跳,是你的事,我不管
你。但是你的后事,你的老婆和女儿我可以负责照料。”他听我这么一
说,一愣,大叫:“徐彦平,原来你是这么冷血的人。”索性不跳了,我
们又开始喝酒。
这事儿,成为我们二三十年友谊中间的一个有趣话题,我总是拿出
来“奚落”他。奚落归奚落,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他人不乐意的事、不
想要的东西,去勉强他,很有可能适得其反,而且还会带着情绪。有时
候退后一步,表面上是在迁就,却可使事情自行转弯。
2.消除成见的影响
成见,作为隐藏着的视角,指引着我们看待自身是否处于公平状态
的方向。在涉及利益分配时,人总是倾向于认同自己的付出对总体成效
的重要贡献,不容易看到旁人的作用,因此理所当然要求占有较大的分
配份额。如果不遂其愿,发生冲突,一般归咎于他人而较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比如,过去打下江山的人,认为由他们以及子弟们来坐江山是
公平的,因为他们曾经出生入死过,付出了血的代价,坐江山是对他们
付出的必要回报。如果有人发出异议,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极不公平。
从提升自身修养的角度来说,应能自觉意识到并努力清除隐蔽的成
见的影响,从而以客观的立场来看待利害与得失,这就能回到真正公平
的轨道上来。
3.清零
我们内心都有个情绪账簿,当自认遭受不公时,由于各种因素暂时
忍住、不便发作,而全登记在“账簿”上。“账簿”涂满之日,便是情绪爆
发之时。为什么我们喜欢翻旧账,为什么常说“新账老账一起算”,为什
么总是不自觉地把过去的事反复唠叨,皆因为心理累积着怨恨和不满。
人之所以不能轻易忘怀过去,是过去欠账太多。
由此,修养所欲修、所欲养的,是随时能清零、归零的心态,以防
止情绪的无限累积和弥漫。
佛家讲“无念”。“无念”,是让自己自觉不起念、不动念,不去动那
些不好的念头,不去动那些令人烦忧的想法。因为一起念、一动念,便
存放于心、淤积于心,“情绪账簿”上又增添了一笔。但凡记上了账,就
有要求索赔的时候。
话说回来,心态清零,不是主张精神上的“麻木”、遭遇不公也不去
抗争,而是说,对于生命中的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琐事,发生了就发
生了,不必耿耿于怀,含怨于心,久久不释。
(三)提升境界
我们分析不公平对于心态的影响,讲消除不公的盲区,讲增强修
养,其目的是希望人不被盲目的情绪所影响和左右,是希望人不要落入
褊狭的状态中,变得好怨,变得愤激。修养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提升
境界,提升生命的宽度和高度。
1.达人
儒家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推己及人,像成全自己
一样去成全他人。大乘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个意思。通过“立
人”与“达人”,乐于多奉献一点而不去算计回报,人与人之间则可以建
立起互动,彼此不再有隔阂与对立,所以说这是很高尚的境界。但是,若想真正做到“达人”、“度人”,首先还是要消除由不公而带来的恶劣情
绪。
我本人有过亲身经历,可为佐证。没有哪个文学青年对自己的第一本书不怀有特殊的期待,正因为是这个样子,就很容易产生情绪。
我人生的第一本诗集是在我的恩师冉淮舟先生的帮助下出版的,全
程都由他关照下来,我没出一分钱。那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照理
说,像我这样只能混个温饱且无任何社会关系的无名小卒,能够出版个
人诗集,应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啊!可事实上我的心态很复杂。当时冉
老师策划了一套丛书,共八本,分成两批。一批使用的是国内出版社的
书号,一批使用的是香港出版社的书号。我的诗集被置于后者,这令我
的喜悦打了折扣。用香港书号,严格说来在内地还算不上是正式出版
物,这一念头闪现出来,我心里就有不大舒服的感觉,感到不公,觉得
这样子出书带给我的不是成就。现在回想这件事儿,当时我是对全心全
意扶助我的冉老师产生情绪了,不然怎么在“情绪账簿”上记着呢!该书
出版后,获得好多诗友的羡慕和好评,在改变我的人生命运上是一块厚
厚的砖石。想起有好多年我没见过冉老师了,以前没见,多多少少可能
有些许情绪在;后来完全是愧疚,不敢见面了。我为我心念中不正确的
态度而后悔不已。
这事儿我一直记着,反复提醒我自己注意:“达人”、“度人”的情意
很可能被情绪所抵消。
2.无累
身体上的累,休息即可恢复,但心累就没这么简单了。情绪多了,难免心累。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获得心灵的充实与愉悦,没有负
累。
前面我们谈到过责任。说实在的,意识到自我得肩负着某种不容推
卸的责任,并不构成负累。造成负累的,不是责任,而是履行责任却不
获理解和认同。当人带着情绪去履行责任时,那就很累了。
我从小耳濡目染母亲的处世方式,受她老人家影响很大。那时尽管
家里穷,母亲还是想方设法把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很好。我大姐是父亲的
前妻所生,其他兄弟姐妹六个才是母亲亲生的。大姐出嫁早,当时家里
穷,陪嫁也寒酸。到我大妹出嫁时家里境况已经很好了,嫁妆自然丰
厚。在家庭会议上,母亲力主要按大妹的陪嫁标准给予大姐补偿,大姐
感动得大哭一场。我下海十多年了,来西安扎下根基后,我就把酉阳老
家的亲戚们尽量接到西安,好生安顿。亲戚一多,浓郁的亲情散发出
来,其乐融融,这是好处;问题是大家相处紧密,间距消失了,不再有
缓冲地带,又各有想法,难以达成共识,想法间开始不免有些碰撞和冲
突,结果是误解有之,埋怨有之,各人的情绪顺势滋生、蔓延。于是,对家族的责任就异化成了我本人的一大负累。有时候往泄气的地方想,如果当初我不主动去承担起这些责任,自然也不必面临这样的后果。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有些传统的责任毕竟是不能取消的,那就只能先把
着力点放在修养上,积极化解情绪,调适心态,拓宽视野,从更开阔的
背景来看待一时的得失。
另外,心累还可来自愧疚。愧疚也是心态失衡的一种表现。我们说
过,当觉得别人对不住自己的时候,是有怨恨的情绪产生的;换个方
面,当自己觉得对不住别人时,同样导致心态的失衡,有愧疚的情绪产
生。情绪会推动人采取行动去寻求平衡,就愧疚来说,是促人主动致
歉、补偿、救赎等等。总之,以公平为尺度来权衡和称量,可能产生不
平感;愧疚也是不平的一种,只不过与怨恨相反,是对不住他人;一觉
得对不住,心便难安;不安则不免于累。
正确认识人际交往中的公平逻辑,通过提升修养来稳定我们的心
态,不使其失衡,自然没有了负累沉重、不堪承受的感觉。
3.心安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说过“公平影响人心”,这一点也得到科学研究的
验证,公平有其生理上的基础。2009年日本玉川大学脑科学研究所研究
员春野雅彦等人在《自然·神经科学》网络版上发表文章称,他们发现
当人们感到自己被不公平对待时,大脑的“杏仁核”将会活跃起来。“杏
仁核”位于大脑颞叶的前部、海马的末端,呈杏仁状,它记忆和处理人
的情绪[13]。
该项研究表明:只要人感觉他受到不公对待的时候,情绪便将下意
识地发作,而且情绪还有记忆和存储能力,这就是情绪能不断累积的原
因。前面我们就讨论了“情绪账簿”的问题,当然“情绪账簿”是个比喻性
的说法了,说明情绪可以不断增生和积累、难以消除。
公平既有生理上的基础,便直接影响到内心的安宁。换言之,内心
的安宁需要人为的努力,以克服和控制生理性的情绪反应,即安宁是修
养出来的境界。当人交织在情绪中,他的内心实际上是不安的,他受制
于生理反应而不能控制生理反应,许多正常状态下人所不为的非理性的
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于是乎失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养。
俗话说“心安理得”,其实心安与理得不平行、不一致。不是说理得
就能心安了,而是说心安了才能理得。心安定下来,不带情绪,才好接
受道理。否则,心若不安,情绪强烈,道理很难入耳,甚至越有道理的
话越是反感和抵触。心若不安,则蛮不讲理,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
养。
晚清翁同龢有一著名的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所谓“静气”指的是心境的安宁,不为事情之大、之急、之险所动。反过
来,如果心绪难宁,躁动不安,慌张失措,手忙脚乱,发脾气,泄私恨,不能宽容,丧失耐性,这同样是我们所说的缺乏修养。
从以上所做的分析中可见,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其意识
有一共同倾向:随时计算投入与回报的对称性。这是公平的基本意义。
公平直接影响着人的心态,当不公平被认定时,人心失衡,自此就
有“气”了,就有情绪了。这是仇与怨的开始,是矛盾的萌芽,是失和的
助推器。情绪的后果如此之严,危害性如此之大,于是就有必要控制和
化解情绪,学会“消气”。“消气”,是修养的工夫。
公平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减少人们在
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情绪摩擦固然重要,而增加彼此关系的情感厚度更不
容忽视。对于后者,必须明确情感的性质与产生的缘由。所以在接下来
的一章中,我们再着重谈谈情感生成的逻辑。
注释
[1] “元规则”不等于唯一的规则。“元规则”之“元”,是社会交往的起点,但不是终点;可
以被超越,但不可被绕过。
[2] 《齐美尔社会学文选》,林荣远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3] 穆勒《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8页。
[4] 见《“草根”志愿者推动美国大选》,载于2012年11月2日《新京报》。
[5] 《三十国春秋辑本》,吴振清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页。
[6] 此处参考《管理与运用公平因素》第三章,〔美〕理查德·C·休士曼、约翰·哈特菲尔
德著,喻春生、陆军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6—49页。
[7] 石成金《传家宝》,喻岳衡校订,岳麓书社,2002年,第482页。
[8] 文章网址:http:news.sina.com.cns2012-06-30043924685978.shtml
[9] 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原文是:“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
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
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匹夫无责”的提法,据说是经梁启超简化、改成这样的,并通行至今。我们不详究这话的来历,借此简单来谈责任与公平。
[10] 见罗伯特·艾克斯罗德《对策中的制胜之道——合作中的进化》中第四章,吴坚忠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11] 文章网址:http:pic.people.com.cnn20121220c1016-19964088.html
[12] 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13] 新华网2009年12月21日文章《日本研究人员找到大脑厌恶不公平的部位》,网址: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221content_12682525.htm第二章
不平等产生情感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情性文化,与西方人的理性文化相对。这么大
的一个判断是否正确,是否合乎历史实际,我不敢下定论。但中国人普
遍表现出重视情感的价值取向,在日常生活里随处可见,毋庸多议。比
如,我们说某人有情有义,那是很高的评价了。相反,若说某人冷酷无
情,那可是一大“恶谥”。
情感并非无故而生,它与人际关系中的不平等态势密切相关。我认
为,是“不平等产生情感”。一、关系与人情
情感很具体,很实在。我们说“事情”,有“事”则有“情”。而唯人
能“来事”,所以“事情”也就是“人情”。我们先从人情与关系讲起。
(一)讲关系,重人情
在中国社会中,分外重视人际关系,看重关系的价值,是一个非常
显著的社会现象。1919年,留学哈佛的陈寅恪,在与友人吴宓比较中印
欧三大文化时,曾经说过:“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
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
系之学必发达。”[1]
一旦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就异常明显。鸦片
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与西方列强打起交道。
有擅长办交涉的官场能员,按照平时在本土屡试不爽的套路与西方人搞
外交,先从培养私人关系着手。发现老外也接受吃请,该笑纳的同样笑
纳。可一旦进入公事范畴,丁是丁,卯是卯,毫无通融可言,原则性极
强。中国人就不理解了,觉得老外“不近人情”。举这个例子,是要通过
中西文明的一个粗略比较,来说明中国社会看重关系的特性。
1.有没有关系,大有关系
汉语中称谓最是丰富,和英语决然不同。英语中,舅舅、叔叔、伯
伯统统就一个“uncle”。唯独汉语,把人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位置,均加
以定位。过去,一个成年中国男性,除了名以外,还有字,有号。西方
文化里就没有这种情形。电影《开国大典》中,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到
西柏坡和中共领导人会谈,他问毛泽东那个“毛润之”怎么没看见,是不
是被清洗掉了。毛泽东哈哈大笑,说“毛润之”即是他本人,对他解释一
番,米高扬方才恍然大悟。
把称谓复杂化、细密化,说明了中国人想准确辨认、定位关系的心
理态势。可以说,关系的概念渗透进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我们
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大凡比较成熟的中国人,都懂得要在
社会上立足,建立必要的人际关系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同事、同学、同
乡……都是搭建关系的便利渠道。小说《围城》里,钱锺书先生还调侃
出一个“同情”的概念。赵辛楣称方鸿渐为“同情兄”,理由是:两个人共
同爱慕苏文纨,拥有同一个情人。从这莫名其妙的共同点上引申出两人
理应同病相怜。总之,通过某种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扩大社交范围的习惯性做法。比如,应酬
场合,相互介绍,如何进一步消除隔阂、避免冷场呢?找共同的熟人是
首选。谈起某某,对方说:啊,我们是老熟人了。趁着兴致还掏出手机
拨打其电话,做一番寒暄,关系就此搭建起来。
自然,关系学也就成为最重要的学问。《红楼梦》里不是有这么一
句话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其实质便是
懂得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所以有民谣说:“文学、医学、经济
学,数学、化学、物理学……这学那学不用学,最最实用关系学;老
乡、老友、老上级,七姑、八姨、舅子哥,四面八方拉关系,关系越多
好处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与日俱增,与国际接轨的幅
度也日益加大,可是重视关系的传统价值导向似乎没怎么变化;相反,还愈演愈烈。时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比较困难,个人的努力起不了太大
的作用,很多时候要“拼爹”。“拼爹”,实际上拼的是家族积攒下来的社
会关系。
讲社会关系,就是讲“人脉资源”。这种资源,可能是中国人最为看
重的资源。现在各著名大学争相开办高级总裁班、研修班之类的培训,其兴奋点不在于传播前沿知识,而是提供丰厚的同学资源。相当于大学
扮演了搭建平台的角色,整合关系,便于共享。我就曾接到过这样一个
招生短信:某大学开办的顶尖政企合读班(党政学员70%为各部委司局
级干部。企业家学员中企业资产超过100亿的占50%,据统计前两期企
业家学员,累加各自企业产值总量超过8000亿,两个班级的经济总量已
接近省区的GDP),讲师多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人。从学员和教
师两个方面同时强调该班所蕴藏的人脉资源的优势性。
所以,一个人能不能做事,能不能做成事,与有没有关系实在大有
关系。我这么说,绝非主张大家从此一门心思拉关系,把精力和智慧耗
在这上面;也不是因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就宣扬它是一个值得追
求和努力的方向。我纯粹是从历史和现实的体味中,指出中国社会一直
存在着的重视人际关系的价值导向。这种价值导向,在它的传播过程以
及实际操作中,与其本来意义发生了分离。
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单追溯一下它的来源,明确它本来的意义。
2.关系本位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先生,曾用了“关系本位”这个概
念来定义中国人重视关系的现象。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先生
做了分析。他说:“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父母、兄弟
等),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而生活(不能离社会),如此则知,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又说:“中国之
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互相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的关
系……不把重点固定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实
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2]
关系本位,一言以蔽之,是在一定人际关系中定位自我,找准个人
的位置以便采取合理的待人方式。
生命,是个很麻烦的东西。它必须拥有某种确定的形式,如作为国
家的公民,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属下的领导……但同时它又一无所
有,本来一无所有,什么也不是。婴儿来到这个世间,他未来将是什么
样子,从事什么职业,没有人能够安排和设计。我们对他可以有期许,但绝不能预设,他的成长总会逃离我们对他的预设。如同马克思所说
的:“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着自己的。”[3]
我的意思
是:人要在一定的关系中才有自己的定位,才有自我;反过来,脱离了
关系,真的无有“我”。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人的本质,在现实上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关系本位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关系的确定不移的原
则。一事当前,首先明确的是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关系不同,处理方式
即不同。有个前苏联的政治冷笑话,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前苏
联“肃反”期间,社会空气比较严峻,人都很敏感,小心翼翼的,怕招来
无妄之灾。公共汽车上,一个乘客突然问邻近者:“你有亲戚在中央委
员会么?”那人说没有;又问:“有亲戚在契卡(主管‘肃反’的谍报机
构,克格勃的前身)么?”回答还是没有,此人长舒了一口气,说:“对
不起,你把我的脚踩了,麻烦你移开。”这则笑话,反映的是“肃反”所
造成的肃杀的社会气氛,令人投鼠忌器,噤若寒蝉。抛开具体的社会历
史背景,单看故事本身,在重视关系的文化中,恰如那个脚被踩着的
人,厘清关系,明确身份,是优先考虑的因素,是处理问题的前提。
就说法律吧。现代法律把人看成是无任何差异性的人,人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有同等的权利、义务。事实上做不做得到或者做到什么程
度,另当别论,至少在立法精神上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古代的中国法律
——如大明律,一案发生,首先要明确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来
考虑如何审判。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审理案件有个基本原则:大凡官司
可疑的时候,与其委屈兄长,宁可委屈弟弟;与其委屈叔伯,宁可委屈
侄子。海瑞要保护的是基本的伦理关系,所以在事情纠结不清的时候,弟弟为兄长受点委屈,在他看来理应如此。
还有,中国人喜欢看“人”说话、行事。明确了双方关系、各自身
份,才能拿捏说话的分寸、边界以及采取恰如其分的交往方式。还可以举出个古代的笑话:有个庙的大和尚为人势利,某官员微服来访,和尚
不明身份,随便叫声“坐”,对身边的小和尚喊声“茶”;与他聊天,见其
人言语不凡,热情了些,叫“请坐”,又叫小和尚“上茶”;后来得知他的
真实身份,态度大变,巴结了,连忙说“请上座”,又催促小和尚“上好
茶”。很明显,故事是在讽刺大和尚的势利。不过,我又要做翻案文章
了。大和尚的举动,未免局促了点,故而显得巴结,可思路还是正确
的。本来就应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想,见“人”说“鬼”话,“人”不乐意;见“鬼”说“人”话,“鬼”听不懂。合乎身
份,即为妥当。
待人接物时,把双方关系作为大前提,按照自我的身份、位置来决
定恰当的言行方式,此为“得体”,在传统文化里称这样的人为懂得人情
世故。
3.关系本位下的人情世故
人情、世故,这两个词通常连用。如果说一个人不懂人情世故,在
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中,那是很负面的评价,意味着这个人不成熟,不懂
得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不懂得从情感的角度来处理人际
关系。人情世故不通,后果很严重,是要得罪人的。
得罪人,相当麻烦,意味着“关系本位”遭到破坏,被得罪者不再承
认他和你之间有“关系”。既然双方无关了,交往便“公事公办”,也就是
照规定来,凡事往“原则”上靠。问题是:一方面是信息不对称,你也不
知道具体“原则”是什么;另一方面,“原则”的解释权和执行权掌控在他
手上。所以说很麻烦。
现实总是教育碰壁之后的人从此“懂事”点。什么是“懂事”呢?就是
懂人事。而人事,不外乎人情。《西游记》里,有句话颇妙,“有人事
则通”。唐僧师徒一行好不容易到了西天,他们可是奉佛祖钦点来取经
的,硬得很咧!即使佛祖交代下来,他们在藏经阁还是受到具体承办的
阿傩、伽叶两大尊者的卡要,讨要“人事”。我们会觉得堂堂西天庄严佛
土,居然有如此污垢之事,实在不像话。但,换一个角度说,唐僧一行
从东土来西天,求取至珍至贵的大乘佛经,连大唐的土特产也不顺便捎
带、分送,“诚意”又何在呢?不是目中无佛,就是心里糊涂。我当然是
说个玩笑话了,我的意思是,在中国人的交往中,不喜欢人际关系过于
生分、过于冰冷。所谓人情、人事,是想在具体的事中添点情味。我们
在送礼于人时,即使很贵重的礼物,也惯于说“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这可不仅仅是表谦虚,内中蕴有深刻的文化心理:有意贬低物的价值,来凸显情的意义。
但人情和世故还是有区别的。冯友兰先生做过说明:“一个人来看我,在普通的情形中,我必须回看他。一个人送礼物与我,在普通的情
形中,我必回礼与他。这是人情。‘匿怨而友其人,一个人与我有怨,但我因特别的原因,虽心中怨他,而仍在表面上与他为友,这是世
故。’”[4]
人情,是对人持一份真诚的敬意;至于世故,那是因为人情已
成为社会上公认的、通行的法则,不得不表面上遵从并加以利用。人
情,有原则;世故,仅仅是懂得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对于世故,我们
是防备的;而人情,是我们称许的。
关系,对我们中国人的社会交往很重要。关系,最主要的,靠人情
来搭建和维护;反过来,建立关系,其目的在于增加彼此的情感。这是
最根本的相处之道,但要是过分运用,那就是世故,而非人情。
(二)情感是建立关系的目的
上面说了关系靠情感建立。没有情感的关系,或者说,缺乏情感充
实和支撑的关系,断然不能长久,仅是一时的苟合而已。所以,人际关
系,亦可说成是“人情”。有关系在,就是有情在。大致说来,人以自我
为起点,由家庭而至于社会、自然,所建立的种种关系,皆以情感为纽
带。因此,上面所说的“关系本位”,论本质,应该是“情本位”。
1.人与自我
人与自我能否构成一种关系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最明显的例子
是:我们都有自省、反省的心理能力。在自省的时候,人实际上把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一分为二,化作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小孩子,就因为反省
能力欠缺,所以老要家长们提醒、纠偏乃至惩罚,才能改正它不好的习
性,而逐渐社会化。所以,人和自我事实上也构成关系。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在人和自我的关系上,期望的处理方式
是“修身”。关于修身,在后面讲“情绪”时,我要展开谈,本处仅从与自
己的关系的角度来谈一谈。
我们的文化从来都比较欣赏冷静、稳重的人,不太喜欢人过于夸
张、激动,不喜欢人一惊一乍,大呼小叫。稳定的人,宠辱不惊,从容
淡定。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我想说的是,这种人格态势,究其实
质,来自人对待自我有一个稳定的设计和预期,不受环境的影响和支
配。所谓“自知者明”,彻底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及能要什
么,在什么条件下能选择什么以及底线、边界在何处,心智便可谓成
熟,能按照自己设定的轨道前行。
修身的目的,是尽量让人臻于此境,我们只要读读宋明理学家的语
录、日记等文献,就可发现让自己能够完全地、彻底地“静”下来,是理学家们共同的追求,他们探索、设计出各种有针对性的方式来修养己
身,力求从容。我曾多次去王阳明在余姚的故居以及龙泉山讲学处,了
解到王阳明有一段非常典型的说法,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变化气
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
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5]
在经历重大的
人生挫折、磨难时,在巨大的不公平面前,也能够保持心境的安稳与平
定,没有怨天尤人的情绪,这就是变化气质、修养自身的关键之所在。
儒家还推崇“慎独”,即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不起私心杂念,而
有内心的澄净、无纷扰。这是通过克制自我的欲念,降低需求,来摆脱
对于外界的依赖,以避免不必要的情绪产生,扰乱人应有的平静。
很明显,这样的自我状态,乃是一种无任何情绪性反应的宁静心
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己与自己的关系,是以减少、乃至
泯除让人心灵不安的情绪为追求的。
为什么有此目标呢?我想,还是与前面所说的“关系本位”有关吧。
当把人与人的关系放在第一位时,无论如何,不能过于伸张个人意志、意愿,而要观察、照顾到对方的心理需要、反应、情绪;否则,相互冲
突的意志拥挤不堪,极容易产生矛盾,从而破坏关系。关系,就是“大
局”。我们常说有大局观、从大局着眼,无非要维持关系的长期化、稳
定化、和谐化。在此目标下,通过修身,自觉克制自我情绪,调整心
态,是顺理成章的事。
把自我修养到位,无疑,有助于人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2.人与他人
儒家认为人与他人的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和谐”。和谐,即彼此无
冲突地相容。人与人的相处能做到融洽、祥和,这当然就是情感状态
了。
和谐的理念,首先体现在家庭中。家庭以浓缩的形式体现出了社会
上可能的种种关系。家庭中,有上下辈的父母和子女关系,有平行的兄
弟关系,有结二姓之好、化异姓为同姓的夫妻关系。家庭的原则是和
睦,所以有“家和万事兴”的俗语。显然,和,只能靠情感、靠家庭成员
的情感互动实现出来。和,是情感融洽的结果。朱桐庐著名的《治家格
言》有十六个字说得好:“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
亡。”如果家族的气氛、性格是刻薄的,是严苛的,那么家庭不睦,不
睦则无法久长。刻薄、严苛的对面,就是厚道与温情。
当人走出家庭,踏入社会,加入某个单位,就发生了上下级关系。
就西方人来说,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处,下级直呼上级的名字,也无不
妥。放在中国人身上,估计没哪个下级敢于如此,这叫做“没大没小”。也就是说,上下级是个有大有小、必须分出大小的关系。以下犯上固然
不对,以大欺小也不对。以下犯上,叫“目无尊长”;以上欺下,叫“恃
势凌人”。
社会组织中有上下关系,虽然地位不平等,但也要有情。中国人所
主张的,是上级对下级超出工作范围的关怀和照顾,是下级对上级的信
任与忠诚。比如,楚汉相持不下的时候,韩信的作用凸现出来,他倒向
哪一边,哪边则可取胜。项羽派人游说韩信,韩信没有动摇。他的理由
是,当初在项羽阵营时,项羽不重视他;转投刘邦后,刘邦没什么不能
与他分享,把他视作一尊人物。韩信不背叛,念情,原因是刘邦有情于
他。
以上种种,都是发生在熟人之间。至于对待陌生人,中国文化也推
崇的是情感化。西方文化则不同,如《圣经》中,耶稣说:“我来,并
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
人。”基督教的教义,要人打破血缘关系的狭隘性,转以上帝为中介,在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经过基督教一千多年的
教化,西方文化中,对陌生人关系的处理并无什么滞碍难通之处。中国
文化则不然,不是把陌生人视作和我平等者,而是把陌生人“熟人化”,即通过建立情感联系来消除彼此心灵上的陌生感、疏离感和异己感。
《论语》有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把血缘关系向外推,将天下纳入到
血缘的脉络里,其情感意味更浓厚。天下如一家,这是以内心的情感为
中介,在情感的基础上重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北宋理学家张载,在他
著名的《西铭》中说得更加明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整个宇宙在
他的眼里,就是以情感为架构支撑起来的。
像旅店、宾馆之类的场所,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流动性大,是最
不容易产生情感的,也最不必产生情感的。但如果问从业人员他们的营
业理念、服务理念是什么,多半会说力争做到“宾至如归”,让客人虽然
出门在外却有回家的感觉。换言之,宾馆应能给予客人温馨的情意。可
见,把陌生关系情感化,变成熟人关系,变成回头客、老客户,是我们
文化的下意识的选择。
3.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天,异化的形式为神)的关系是情感关系,即所谓“天
人合一”。只有在情感中,天人合一才成立,究其实质,就是人和自然
亲密无间的融合感。
天人合一的命题,最开始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来的。在他的理论
系统中,天界(自然)和人界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两者是同一的。他说:“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
之。”有鸣则有应,此起则彼伏。在互动的模式下,人的行为应当配合
着天。这种思想,当然没什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根据,确切地说,还不
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但它对中国文化的塑造作用是巨大的,直到今天,中医、养生、风水等,其理论基础还在此。
如果清洗掉“天”的人格痕迹,把“天”看成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
境,那么两者关系的情感基础则更清晰了。
我们看陶渊明一首著名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中传达的情感很平和,也很澄净。
自然(环境),并未带给诗人生存压力;相反,诗人在此中有自足的归
宿感。人与自然是合一的,而这种合一不是现成的,而首先是诗人心境
的转变。当以超脱的态度去审视包括自我在内的自然时,自然便是我,我同时也是自然。
再看辛弃疾同样一句著名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
如是。”青山何曾能够见人之妩媚呢,但词人觉得理应如此。准确地
说,是词人觉得情应如此。情感也有着自身的逻辑,它在要求对方(即
使是无情之物)对它做出对等的回应。《文心雕龙》说:“情往似赠,兴来如答。”情投射过去,好像是赠送;回应过来,好像是报答。这句
话很准确地交代了情感运作的逻辑。在一赠一答中,情感便得到了确
证,确证强化了认同,认同则是人与自然的融合。
看来,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把自然看成是无情之物,或者看成科学
意义上的纯客观的自然;毋宁说,把自然看成是有情的,能够与人的心
情相互呼应,能时刻与之共鸣。龚自珍有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
春泥更护花。”落花本无情感可言,但是龚自珍相信,它是有意落在泥
中,更来护花。
在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情感都作为最后的取
向支配着各种关系的建立,因此可以说情感关系乃是关系的本质;那
么,建立和维系关系的最佳方式是增进彼此的情感。用中国人通常的说
法,这个工夫叫:做人情,送人情。
(三)做人情与送人情
人情,可不是现成摆在那里的,要做,要送;是做出来的,是送出
来的。究竟该如何“做”和“送”呢?
1.给面子中国人好讲面子,这个尽人皆知。其实,面子无非是个人尊严的通
俗说法,应该说,对尊严的讲究无分中外。但中国人格外重视面子,与
我们以关系为本位的民族心理相关。社会关系多,路路皆通,说得上
话,本身就是有面子的表现。
面子很重要,它是露在外面给人看的,所以要求光鲜、亮丽。如果
把里子露出来,那就难看,没了面子。给面子,目的是让人好看,所以
又叫做“面上过得去”;不给面子,人就难堪,所以又叫做“撕破脸”。
过去中国是大家族社会。大凡大家族的当家人,有个治家心得
叫“不聋不哑,不能当家”。意思是说:有的事情,有的话,有的行为,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见了当没看见,听见了当没听见,能忽略过
去就忽略过去。有人认为:这种装聋作哑、和稀泥的做法,办事不彻
底,弊病良多。当然不否认确实如此,但很多情况下,人事纷繁复杂,有快刀不一定能斩乱麻,还有可能快刀都要被乱麻弄钝了,刀刃疲软。
装聋作哑,实际上,其用意在于给人保存“体面”。没体面,没面子,有
的人可能破罐子破摔,自己放弃自己。儒家主张对人存一份忠厚之心,道家主张做事留有余地,两者虽视角不同,但都可简单归结为“给面
子”。
因为要“给面子”,所以我们在批评人时,惯用的做法绝非当面直
说、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而总是采用间接的、婉曲的方式,如“指桑
骂槐”。比如,两个小孩子玩在一起,发生矛盾了,一个欺负另一个。
被欺负者的父母一般不会直接维护自己的孩子,而是反过来呵斥他,叫
他安静点,和小朋友好好玩。对方的家长自然会意,连忙把自家的孩子
拉过来骂一顿,叫他老实点。
如果两个人有冲突,并且都下不了场,僵持住了。为了避免事态恶
化,必须引入第三方进行调解。但调解人本身必须有足够的分量,他的
面子要大。他一出场,双方就有理由撤退,都会说是给调解人的面子。
经过此事,调解人的调解有成效,他的面子增值了,效力更大。而当事
人由此化干戈为玉帛,非但没损伤,还多了几个朋友,关系圈扩大了。
这就叫做“花花轿子人抬人”。
有个有趣的故事,很能见面子的逻辑:二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大亨黄
金荣,曾经当众殴打了浙江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这卢筱嘉来头可
不小,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定、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张謇的儿子张
孝若并称当世四大公子。他当众受辱,当然很没面子。而且他爹卢永祥
控制着浙江全境及上海的大部分,势力只在法租界的黄金荣无论如何开
罪不起。但叫他主动道歉,赔卢筱嘉一个面子,让他这个上海滩大亨又
没面子,所以事情很棘手,无法转弯。这个时候,必须有“和事
佬”出“面”。“和事佬”,顾名思义,他的任务是讲“和”,所谓“以和为贵”。而他要能够讲和,自身须够格,他的面子要足够大;最好平素不
轻易出面。这样,一旦他出来,拉拢双方握手,双方觉得分外有面子。
因为居然连他老人家都惊动了,多有面子啊!两个人都有面子,那以前
发生的事是“误会”而已,只不过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所以杜月笙替黄金
荣出面,请出了青帮中高辈分的张镜湖,由他居中调解,终于化解了冲
突,三方都满意,皆大欢喜。
2.留余地
关系也是有生命力的,犹如植物,需要精心培育。开始的时候,双
方打得火热,亲热无比,最后无法维持下去,不欢而散,形同陌路,乃
至反目成仇的,这样的事例在日常生活中常见。
友情是如此,爱情同样如此。我的老师骆玉明先生,为我们解读白
居易的《长恨歌》时,另立新说:“诗中写杨贵妃与唐明皇享尽人间之
福,富贵尊荣已无可复加,情爱深绵亦是帝王的婚姻中所罕见,仍不肯
有所节制,一味沉溺于欢爱享乐,甚至犹不觉满足,企望世世为恩爱夫
妻,便违逆了天地间万物消长之理,所以有安史之乱、马嵬之变,落得
个‘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结局。”其实可以说唐明皇和杨贵妃没有为他俩的
爱情留下余地,享尽了这一爱情中所蕴含的所有潜力,以至于缺乏继续
伸张的空间,所以容易走到尽头。
《周易·乾卦》:“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说的也是这个理。
盈,是满,满则溢,没有继续容积的空间。完满,在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中,是走向消亡的开始。留余地,就是自我节制,切忌自我膨胀。一些
流传于民间的处事经验、智慧也多有此类告诫,如“话不可说尽,事不
可做绝”、“莫扯满篷风,常留转身地”、“弓太满则折,月太满则缺”等
等。
反映到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便是把握节奏,适时进退。关系固然靠
感情来维系和巩固;但是,培养情感,不要过分,不要过度。
留余地,是退让的工夫。一般人对退让有所误解,认为在示弱,吃
亏。其实,退让,要分清楚:积极的让和消极的退;主动的让和被动的
退。积极的让,主动的让,空间就出来了,情感也就出来了。
廉颇和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是最著名的例子。蔺相如上升速度
快,引起了老资格的廉颇的不满和敌视,处处排挤蔺相如。蔺相如一忍
再忍,一让再让,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的退让幅度较大,甚至连他的门客都无法接受,认为此人无血性,被欺负成这个样子还不
反击,懦弱无能,莫此为甚,不值得追随,纷纷离他而去。但是,蔺相
如始终认为,两人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如果把矛盾公开化,正中敌国
下怀,对国家不利,所以宁愿在面子上难堪些。终于,蔺相如的深意被廉颇认同和理解了,他为蔺相如的气度所折服,同时也为自己的狭隘而
羞愧,于是负荆请罪,两人就此恩怨尽消,化敌为友。我们公司编著的
《高山流水:历史上的知音故事》一书,就选择了这个故事,作为展现
知音情怀的一个历史实例。
很多时候,选择退让,是选择生长和增进情感的余地。
3.有取舍
学会取舍,也有利于增加关系的情感浓度。说简单点,取舍的问
题,主要的不是取,而是舍。舍,从表面上看,是放弃,是不争;从情
感的一面来说,是给予,是好施。
老子对取舍的问题谈得很透。他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
争。”又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老子的思想对
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塑造很深。因为
大,因为深,所以产生各种层次的认知。就像深海大洋里,各种生物吸
收不同资源、生长于不同层面。一部《老子》,既可看到谋术,也可看
到大道。
我的理解是:老子立足于大道,认为事物必然发生奇妙的逆转。比
如,不与人争,其结果反倒变成没人能与争;多多予人,其结果反倒变
成自己得到更多。这一反转、这一逻辑的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情
感。
先说不争。争,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刺激他人的争竞之心。你争,他也争,结果很可能演变成恶性的,引发情绪性反应,意气用事——既
然我争不到,也不能让你好生得到。官场上这种情形比较常见,为一个
位置,各派发力角逐,谁都不肯放弃,相互攻击,缠斗,最后几败俱
伤。至于争是非、争真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如电影《秋菊打官司》
中,秋菊为求一个说法,不断争取,这让人感动和敬佩。最不可争的是
蝇头小利,把自己弄得很“脏”、很“小”不说,还有风险。所以,不争,放弃,把满足的机会给人,反而容易赢得别人的认同和亲近,情感便油
然而生了。
再说好施。与,把好处、把利益能够给更想要、更合适的人。很明
显的一个例子,《水浒传》里的宋江,其貌不扬,没有英雄的风姿;武
艺不高,不能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他的特点是乐善好施,舍得,所以
人称“及时雨”。他躲到柴进的庄子里,遇到桀骜不驯的武松。连素来好
客的柴进都不足以折服武松,宋江却让武松由衷信服。没别的缘故,就
是能“给”。宋江被发配到江州,结识李逵,本无交情,见他缺钱,也是
大把地给,自此李逵成了宋江的铁杆兄弟。是不是武松、李逵过不了金
钱关,容易被小恩小惠收买呢?也不尽然。像宋江那样,对素不相识的人,舍得花钱,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气概。是这种气概产生的魅力让人心
折、认同与信服,让人有乐于接近、交结的情感产生。
赢得别人的认同,自然巩固了彼此的关系,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发
展的机遇,自己当然最终得到更多。
必须指出,“舍得”是以“诚”为基础的。否则,“舍得”仅仅是一种策
略性的步骤,一种利益博弈的手段,一种权宜之计,这只能苟合于一
时,而无法取信于长远。拿昔日上海的著名大亨杜月笙来说:他滋长于
租界这一特殊的土壤,又承袭了传统的侠义精神,是应运而生的人物。
杜月笙真正是交游满天下,上可至国家政要、文化名流、工商精英,下
可达贩夫走卒。杜月笙常告诫门人子弟为人“诚”是第一义,他说:“我
的处世之道,尽在一个诚字,你们举一反三,方始可以谈论交友。”[6]
诚,除了自己情感真实,还指能真正照顾到对方的感受。据门人回忆:
杜月笙对门人经济状况了如指掌,某人有困难,必能适时援助。而他的
馈赠,从不假手于人,都是亲自相授,因此受惠者觉得分外温暖。之所
以如此,不是要人铭恩;而是他出身贫寒,尝过求人的苦楚,将心比
心,能以体贴的心态帮穷扶困。
做人情,送人情,其着眼点在“情”字。把人情做出去和送出去,其
目的是期望对方能“领情”,能“认情”。如果不“领情”,表示他不承认或
者不愿意把关系情感化。所以,送情是换情,是情感的交换,要让
人“念情”,且能“回情”。经过情感的交换,人际关系的情感内涵就浓厚
了。由此说来,人际关系事实上靠情感交换来建立和维持。
而要弄清楚情感交换,还须拿它与经济交换这种习见习闻的交换类
型进行对照和比较。二、经济交换和情感交换
人与人的现实的社会联系靠“交换”来推动和实现,如儿童以交换玩
具走到一起,合作者交换意见以达成相互信任,朋友之间交换帮助以巩
固彼此的友谊,政客们交换妥协以取得各自所需,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交
换访问以拉近和加深两国间的外交联系等等。“交换”发生在社会的各个
层次中。以上是具体交换的形式;若从交换的对象来说,人和人相互交
换的,其实只有两类东西:一是非情感的利益,一是非利益的情感。前
者,在市场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因此可称为经济交换;而后者,理所当
然是情感交换。经济交换,交换的是物质利益;情感交换,交换的是真
挚情感。
经济交换,以公平为原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公平,认为公
平是社会交往中付出与回报的等值,此处接着讲。在纯粹的经济交换
中,付出与回报的等值性格表现得尤为充分。理想结果是双方都从交换
中受益,得其所当得,此为公平合理。如果有一方吃了亏,觉得不公
平,就有怨言,有情绪。情感交换恰好相反,如果双方都意识到交换的
情感实质,都宁愿自己吃亏而把好处让给对方,即有意制造交换的“不
平等”。
(一)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平:平等和公正
经济交换发生很早,初民时代,狩猎或采集有了剩余品,就和临近
部落进行交换,这种以物易物的方式是经济交换、商品交换的萌芽。但
是,商品交换,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才发育到它的最完全、最成熟、最典
型的程度。
1.经济交换的公平性
在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社会中,从根本上讲,每个人都
是“商人”,都是随时随地在与他人做交换,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亚当
·斯密说:“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
人都成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7]
任何时代
都有商业,但不是每个时代都能称为商业社会。只有商业性的交换成为
建立人际关系的主导模式,即每个人都成为商人的社会中,才可以说是
商业社会。经济交换,非但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形
态,是把经济交换的规则延伸、扩大到人际领域中,把经济交换所确立
的规则用以处理社会事务。经济交换,必须是公平的,也只能是公平的。在第一章中,我们简
要论述了公平的基本含义,在这里再详细说一下经济公平。
公平交易,有三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交易取决于双方的自由意志,是双方你情我愿的事,不能搞
强迫,不能搞欺诈。黑社会勒索商家,说:“你给我交保护费,我给你
照场子,摆平麻烦,公平合理。”这是强盗逻辑,而非公平交易,因为
靠暴力来恐吓。
其二,交易,从原则上讲,与私人情感无关。电视剧《潜伏》中,有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可以拿来佐证。党通局的特务谢若林,在国民党
政权摇摇欲坠的大气候下,信仰尽丧,只想靠出卖情报换点钱。他对余
则成说:“如果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又活过来了,咱俩还能做生意,只
要价格公道。”谢若林的话,再现了一个灵魂为金钱所完全占据者的典
型形象,而如果抽象来看,倒也合乎经济交易的真正精神,只要有利可
图,不必考虑个人情谊。当然,完全不讲情感,很难做到。每当民族主
义高涨的时候,总有人大声疾呼,提倡国货而抵制外国货,就是民族大
义在起主导作用,把民族情感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话说回来,讲求公平
的经济交易,原则上是去情感化的,所以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最
重要的还是价格公道。
其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公平之为公平,在于价格公道,在于
价值相等。公平交换,即等价交换。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批判是最严厉的,他有激烈、鲜明的价值倾向。但他的批判,绝
非建立在道德义愤的基础上,尽管他的义愤溢于言表,不可遏止;而是
以一个学者最严肃、最认真的态度详细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作机
制,他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开始:市场上每天都以亿万次重复进行的交
易活动——商品的等价交换。等价,是公平的基本含义。
经济交换以公平为原则,但若要推进与实现公平的交易,还需前
提,这就是起点的平等与规则的公正。人们通过交换,使付出与收获等
值,须有平等的起点与公正的规则。当公平的内涵展开时,就在要求着
平等与公正。
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一个公式:公平=平等+公正。
2.起点平等
经济交换,以等价交换为核心内容。两种不同的商品进行交换,何
以能在价值上相等呢?所以,经济交换事实上起着“化异为同”的作用,把性质上有差异的物品视作具有同一性,都看成是可以交换的商品。马
克思说:“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
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8]
这句话很清晰地交代了在经济交换成为主导的交换方式的社会中,有个不言而喻的共识已经存在于人的意识中,这就是人的劳动具有等同
性。不管是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还是工农的体力劳动,从原则上讲,没有不能交换的,因为都是人的劳动创造物,都只有“量”的差别而
无“质”的区分。而劳动的等同性,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前提:所有人,作为人,一律平等。人是平等的,所以人的劳动产品也是平等的。劳动
产品是平等的,这才能把产品的价值折算成劳动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由此,公平的真实起点,乃人作为人的平等,此为人格平等。
有了人格平等,才有权利的平等,最主要的是财产所有权。交换,是甲方把甲方的东西与乙方、乙方把乙方的东西与甲方;互换若能成
立,双方必须互相承认甲方的属于甲方、乙方的属于乙方,对方与己方
有同等的权利。有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契约以当事人双方互认
为人和所有人为前提。”[9]
所以,有了人格平等,所有权上的平等便合乎
逻辑地建立起来。
奴隶的劳动产品包括他自身在内,都属于奴隶主所有。他不可能与
奴隶主平等,不可能与奴隶主发生经济交换的关系。他献出他的所有,然后被奴隶主“赏口饭吃”。清代,满人大臣称皇帝为主子,自称奴才,所以他只能谢主子赏赐。他即使积累下巨万身家,极可能说没了就没
了。和珅受乾隆皇帝宠信,权倾朝野,连嗣皇帝嘉庆都对他侧目而视,如芒刺在背。等乾隆死去,嘉庆掌权,和珅便被抄家。所以民间
说:“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样讲不大公道,好像嘉庆占和珅便宜似
的。和珅本是皇家的家奴,把他的财产收回,在嘉庆看来,理无不妥。
在人格平等、权利平等的大前提下,经济交换才能大规模、跨地域
地展开,近代资本主义如斯兴起。我们看看恩格斯是怎么说的,恩格斯
讲:“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
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是有平等权
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
利进行交换。”[10]
最终,由于经济交换所必需的人格平等以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
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11]。
出于公平的需要,人们必将追求人格的平等,而那种禁锢人的等级
制、身份制以及特权制,必然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我们还可看看
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民主政治后是怎么说的。托克维
尔讲:“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
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时时刻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12]
人作为人既然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必进一步要求着交往规则的公正
性。
3.规则公正
人格、权利的平等,还是公平的起点;由起点出发,经济交换的公
平性还需要公正的规则来规范和维护。
我们中国人似乎天生不爱死守规矩,喜欢变通,且以善于权变自
诩,常常认为“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重庆人就把那种一成不变
按规则来的人,叫“死脑壳”。从某些领域来讲:人大于规则,确有好
处。写诗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与文学结缘有些年头了,写过一些诗,有
些体会。我们中国古代诗学所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法”即规
则,不讲规则的规则,是最好的。打仗也属这种情况。高明的军事家从
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打法,总是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作战策
略。
但是在公平的交易中,在市场经济中,不注重形式,不讲规则,弊
病极多。我们为了情感,喜欢讲彼此心照,喜欢讲君子之约,不在乎形
式、契约,境界的确很高,然而操作起来,很容易滋生争执和纠纷,最
终闹得不欢而散。最近,影视圈内一直被传为佳话的好搭档——张艺谋
和张伟平,散伙了,动静还颇大,好像各有情绪。据媒体报道:原因很
多,主要一点,是利益分配不平。起初合作时,二张相信交情,合同不
签,只有口头的君子协议,每部电影,扣除成本开销,盈余再均分,而
近两年的电影,由于亏本,张艺谋连导演费都没见着了。利益分配上的
失衡,把平素潜伏着的各种矛盾激化出来,各自都觉不平,自然而然,选择分道扬镳。
所以说,经济交换若要公平,不能离开规则;规则若要人甘于接
受,不能不公正。公正的规则,是对各自正当权益的清晰界定以及有力
保护。前面我讲过很多文化的东西,这里有必要强调,规则的公正性,无关乎文化的差异,它是普世性的。像足球比赛,流行于整个世界。规
则一样,基督教世界欢迎,伊斯兰世界热衷,儒家伦理影响下的东亚地
区也乐意参与。
公正的规则,应无任何偏向性,对所有人一样。西方的司法女神形
象,双眼蒙蔽,手执利剑和天平。这形象极富于象征性,利剑意谓有执
行的权威力,天平意谓人世间的是非可以称量清楚(也应该称量清
楚),绝不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至于双眼蒙蔽,意谓法律对
任何人无偏向性,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有特权。
起点是平等的,规则是公正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结果即为公平”。但是,结果公平,不等于结果平等。公平,是动态的,是一个过
程。如一场球赛,在公平比赛后,有赢有输。赢者享受鲜花、荣誉和丰
厚的奖金;输者一无所获。最终待遇,绝对是不平等的。但,这种不平
等本身是公平的。否则,如果在结果上没有差别,赢球、输球一个样,比赛也就失去了意义。推开来说,在一个公平的社会中,大众在起点上
相对平等,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自由,而且社会制度相对公正,结果当然还是有贫富之分。总有人的交易能力强,把握机遇的能力更高
一筹。至于贫富差距的拉开,那要通过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来调节和纠
正,不属于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主题。总之,经济交换,以公平为主导
原则,是予人以所当得。
但是,经济交换并非唯一的把不同的人联系起来的方式,还有另一
种交换方式与它并行着,即情感交换。
(二)情感交换
人是有情的存在物。如果说理性、意志和情感组成了人之精神的内
在结构,那么相对于其他两者,情感更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特性。通常,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人性,不是说他知识贫乏,意志薄弱,而是说他冷
漠、无情。甚至一个道德意识强烈的人,即使他律己甚严,如果没有真
挚的情感,也显得虚伪而刻板。
同样,我们说一个组织有问题,不是说它福利待遇不好、工作环境
恶劣,而是说它缺乏对它的成员的必要的同情。前两年国内有一著名的
台资企业,接连爆发员工跳楼的事件,惊动了整个社会。究其原因,也
在于企业里情感关怀的缺位。没有最起码的同情心,或者说不敢表现出
最起码的同情心,一个人、一个社会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现代社会中,人的物质生活已经相当丰裕了,但普遍感到人际关系
的疏离与冷淡——如社区里的邻里关系,从前我们说“远亲不如近邻”,因为近邻之间的守望相助很有温情,现在变成了“老死不相往来”。其原
因在于情感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中被抽离出来。可以说情感缺位到什么
程度,人的“非人化”就到了什么程度。
造成人际关系中情感缺位的因素很复杂,我也无能力进行深研细
究。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是纯粹的经济交换取代了情感交换,构筑了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主轴。
至于情感交换,有什么特性,有必要说一说。
1.礼:中国人的情感交换
辛弃疾有首词《木兰花慢》,说:“老来情味减,对别酒,怯流年。”人在老去之时,为什么觉得情味顿减呢?来日无多,朋友间的一
次分别很可能再无相见之期了。没有了可供倾诉衷情的朋友,生命大概
没剩多少滋味。所以,生命的情味,来自朋友间的情感交换。所谓“用
我心,换你心,始知相忆深”,用心换心,以情换情,彼此的情感加
厚、加深,这样的念忆才格外隽永。
情感的需要只能在人与人的情感交换中实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
的:“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
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3]
一个人想获得他
人的情感,只能用自己同样的情感去交换。
(1)礼物
交换情感,首先要表现和传达情感。而情感又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东
西,它无形,无相,无声,无味,无从把握,但又无时不在。所以,情
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寄托于某种可见、可琢磨的具体形象中。也就是
说:情感若要交换,其前提是须得以“物化”。比如,我们说某人心思细
腻、表情丰富,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他善于利用丰富的面部表情来传达
细致入微的情感,能够依靠面部的表情、动作把内心若有若无的隐衷传
达出来,让他人了解和回应。如果没有这些面部表情,情感不能由此
而“物化”出来。情感不成为“情感”,只会淤积于心中。
而情感若要在人与人之间不断传递、交换,那么这样的情感便
是“礼物”。所谓“礼物”,即有“情”之物。特别是在情人之间,相互赠送
的物品都是蕴含着爱意。《诗经·邶风》中有首诗《静女》:“自牧归
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美丽的女孩从牧场归来,把
荑草送给情人。在情人的眼中,那草儿确实很美,但不是它真的美,而
是这草里饱含着她浓浓的爱意,是体验到的爱意让他觉得草格外美。如
果这位男性把草仅仅看作草,那就大煞风景了。
许多热恋中的男性会让他们的另一半觉得“傻”,没“情趣”,或者是
他们不善于把自己的情感传过去(“情”的“物”化),或者是不善于辨识
对方传过来的情感(“物”的“情”化),即他们无法有效完成情感的交
换。情感既然无法在两人之间顺畅交换,双方关系也就得不到情感的支
撑而变得乏味、淡化。非但恋爱中的男女如此,其余人际关系亦是如
此。如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父母把无私、无限的爱倾注在子女身上,子
女感觉到无法承担的重压,或者逃避(逃避是无法回应),或者逆反
(逆反是拒绝接受),无论哪种态度都让父母的情感期待落空,情感既
然无法在父母和子女之间成功交换,双方关系必将貌合而神离。
“情”的“物”化与“物”的“情”化,构成了情感传达和交换的整个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情”始终未曾露面,而又始终在交换的过程
中,“物”则充当了情感交换的媒介,好像货币充当了商品交换的媒介一样。没有“物”,人和人的情感难以便利交换。
(2)礼数
情感,必须“物化”,才能实现传达与交换,所以礼有其形式上的规
定,这就是“礼数”。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中,不论
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神圣的或世俗的,随时随地都要举行仪式,借仪
式行为以表达其对人际关系的肯定,所以对仪式的正确性与否甚至比实
际行为还要讲究。”[14]
我们常讲,某个人很讲礼性,礼数总是很周到等
等。也就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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