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家庭生存指南

    如何摆脱非正常家庭环境的影响

    [英]奥利弗·詹姆斯 著

    康洁 译

    书名：原生家庭生存指南：如何摆脱非正常家庭环境的影响

    作者：[英]奥利弗·詹姆斯

    译者：康洁

    书号：978-7-210-11304-1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这就是诗①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们做了……

    他们用自己的毛病塞满你，再加点儿别的，特意为你。

    但是，他们自己也被毁了，被他们的父母，戴老式帽子穿老式衣服的傻瓜。

    那些傻瓜一半时间多情或难对付，另一半时间吵个你死我活。

    痛苦代代传递，像海滨沙洲越陷越深。

    趁早跳将出去，可别再养什么孩子。

    ——菲利普·拉金

    ①?译稿改编自《高窗：沉默的经典》(舒丹丹译)。——译者注目 录 ?

    1. 修订版序言

    2. 前 言

    3. 简 介

    4. 第1章 我们的基因

    1. 欢迎来到我的泡沫

    2. 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3. 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5. 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1. 描述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

    2. 描述我们的性别

    3. 描述我们在家里的排行

    4. 描述特别有成就的人

    5. 高成就者的令人沮丧的剧本

    6. 描述丑小鸭

    7. 描述精神分裂症

    8. 过去的经历影响着当下的你

    9. 审视你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

    6. 第3章 描述我们的良心，3～6岁

    1. 不同类型的良心的抚养剧本2. 描述性的良心

    3. 描述善良的良心

    4. 描述惩罚性的良心

    5. 描述脆弱的良心

    6. 基因和良心

    7. 审视你的良心

    7. 第4章 描述我们在0～3岁时的关系模式

    1. 我们的童年早期经历与当下

    2. 描述我们的关系模式

    3. 上班族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4. 全职妈妈与婴幼儿缺乏安全感

    5. 描述回避型依恋模式

    6. 描述缠人型依恋模式

    7. 描述混乱型依恋模式

    8. 描述安全型依恋模式

    9. 重新编辑我们的依恋关系剧本

    10. 基因与人际关系模式

    11. 童年关系的简史

    12. 审视你的依恋模式

    8. 第5章 描述0～6个月形成的自体感

    1. 描述一种弱的自体感

    2. 人格障碍

    3. 人格障碍的婴儿期起因

    4. 早期抚育、基因和人格障碍的良性与恶性循环

    5. 人格障碍的童年后期描述

    6. 人格障碍的社会因素

    7. 审视你的自体感

    9. 第6章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

    1. 内省2. 对亲近的人进行自我暴露

    3. 一种不自知的自我暴露

    4. 责怪父母

    5. 心理治疗与内省

    6. 精神疾病治疗方法

    7. 通过创作实现内省

    8. 游戏的重要性

    9. 理智、创造力和精神分裂症

    10. 成为你自己的剧本作者：一个练习

    10. 结 论

    1. 成就水平的成因

    2. 成人关系模式与人格的成因

    3. 不同类型的精神疾病的成因

    4. 一些实用的建议

    11. 致 谢

    12. 参考文献

    13. 出版后记修订版序言

    除了与我妻子结婚并且生育2个活泼的小孩子之外，我人生中最可

    喜的事情之一(虽然这不像我在1972年的学校社际杯决赛上射入两球

    那样令人兴奋)就是这本书很畅销并且再版了，因为30多年来，我一

    直最关心这个主题。如果读者们觉得这本书有用，有助于他们检视自

    我以及成为更好的父母，那我会为此感到高兴的。我认为这些成果的

    重要性仅次于消除饥饿和减轻病痛。

    自从2002年本书首次出版，近5年以来，学界又发表了很多新的科

    学证据，强有力地证实了本书的观点，这使得本书有再版的必要。在

    短短的5年时间内，“基因导致”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

    的主要支持者们已经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立场。他们查遍了人类基因组

    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测序出的基因，然后不得不承认，单

    个基因导致精神疾病的情况基本是不存在的。他们的新观点是，精神

    疾病一定是多基因联合导致的。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什么证据支持这

    个观点，将来人们也许会搞清楚吧。

    与此同时，父母抚育对孩子的关键性影响已得到了进一步的证

    实。最有说服力的研究证据是，抚育方式会影响孩子大脑的电—化学

    模式(Electro-Chemical Pattern)，甚至会影响大脑不同部位的尺

    寸。科学研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早期抚育为我们的皮质醇水平

    或左额叶脑电波模式设置了调控器。科学研究也清楚地表明，成长过

    程中的良好体验(例如心理治疗)可以重置这一水平，使之更健康，而不良体验则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到目前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科

    学事件之一是，一个备受推崇的精神病学杂志出了一期专刊，发表了

    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通常是由性虐待和身体虐待造成

    的。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中，至少有一半曾遭受过虐待。

    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本书的畅销纯粹是由于文采好和见解独到。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有幸结识了电影导演尼古拉斯·罗伊格(Nicolas Roeg)。虽然他曾制作过很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但迄今为

    止获得最高人气和票房的一部电影是唐纳德·萨瑟兰(Donald

    Sutherland)和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主演的《威尼斯

    疑魂》(Don’t Look Now)。尼古拉斯认为，在他的电影作品中，这

    部电影并非比其他电影更好，只是碰巧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时期于发达

    国家中激起了人们的共鸣，靠的纯粹是运气。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基因决定论处于鼎盛时期，我认为这本

    书如果在那时出版，就会显得不合时宜，不被看好。正如我在最近的

    一本书《富贵病》(Affluenza)中详细论述的，由于自私资本主义

    (在我的描述中，它类似于市场自由主义，即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

    学)之崛起，使得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

    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成为畅销书(它为右翼政治

    信仰提供了基本依据)。这本书的观点恰巧与政府一致，至少在理论

    上，这个政府认为社会环境(特别是父母的教养)对于孩子至关重

    要。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我年轻时，也就是二十

    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教养论(Nurturism)非常流行，天性论

    (Nature)几乎无人问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钟摆摆向了另一边，可现在它又摆回来了。到了2002年，对于“他们的意志和努力在很大

    程度上是虚幻的，而他们的基因才是关键”之类的论述，我觉得很多

    人都已经听烦了。

    然而，人们早年对抚育的重要性产生的新认识，很快就被用来服

    务于自私资本主义。通过运用行为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最初基于对大

    鼠和猴子的奖惩研究)，吉娜·福特(Gina Ford)的《超级育儿通》

    (Contented Little Baby Book)和乔·弗洛斯特(Jo Frost)在英

    国第四台(Channel Four)的电视系列节目《超级保姆的教养金律》

    (Supernanny)很快在大众中流行开来。福特的书的真正名称应该

    是“心满意足的父母”(The Contented Parent)，而弗洛斯特的节

    目的真正名称应该是“在育婴室驯服小野兽”(Taming the Beast in

    the Nursery)。在此类作品中，父母的需要是一切，小孩儿的情感需

    求是无关紧要的。虽然也有一些另类的畅销书，例如史蒂夫·比达尔

    夫(Steve Biddulph)的育儿书，珍·莱德罗芙(Jean Liedloff)的

    《富足人生的原动力》(The Continuum Concept)，但是他们的观点

    在当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对抗彼时的政府及其主导的社会文

    化，而后者正在努力让父母们的工作时间不断延长，从而立刻负担得

    起更大规模的消费。英国新工党(Nouveau Labour)的教育和育儿政

    策都反映了这种物质主义的泛滥，他们注重把孩子们培养成良好的小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不是为他们提供爱与安全(这两者对真正意义上

    的教育和心理健康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希望尽可能让未来的英国

    孩子们沉迷于他们的美国式价值观。

    在教育方面，英国政府通过组织考试与收取大学学费这两种方法

    把孩子们困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化生活中。可供娱乐的运动场地不断缩

    减，如同在保守党执政时期一样迅速，任何对经济没有直接贡献的课

    程活动都会被缩减或取消，专科学校(Academy)被卖给商人，以传播

    一种混合了自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观念的令人担忧的思想。

    在育儿方面，事实上，新工党的任何精英或伴侣都不会亲自照顾

    他们自己的孩子，母亲的角色(无论是由男性还是女性担任)被迅速

    地淡化了，因为只有从事有偿工作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值得注

    意的是，针对贫困父母的“稳健起步计划”(Sure Start Scheme)已

    基本被转换成提供集体日托的服务，其理由是，只有通过有偿工作，母亲才能获得自尊和尊严。巧的是，这样的政策也大大增加了低薪工

    人的人数，这些人可受雇于那些为新工党提供竞选资金贷款的公司。

    有趣的是，新工党的精英们却不会选择集体日托作为替代他们照顾自

    己孩子的方法，他们的小宝贝必须要由一对一的保姆来照顾。为了捞

    取政治资本，新工党的内阁大臣们每年都会宣布采取措施打击那些父

    母和他们的“野”孩子们。电视上经常播出这样的节目：失控的贫困

    住宅区的孩子们及其父母正在被严加管教。令人失望的是，在1997年

    到来的机会就这么被浪费掉了。

    新工党政府已从各方面证明自己烂透了——在伊拉克战争中，财

    富不断集中到少数富人手里，布莱尔身边那些人几乎都被各种丑闻缠

    身。新工党政府没有创造条件来使小孩子的情感需要得到满足，我认

    为这是他们最大的罪孽——他们应该想到这一点。

    一个不那么有争议，而且更实际的问题是，人们在努力理解自己

    的童年经历是如何影响成年后的人格的。除了在本书中提供的方法之

    外，自从写这本书以来，我又发现了另一种值得特别提及的方法。我

    虽然没有亲自尝试，但知道很多人发现“霍夫曼疗法”(Hoffman

    Process)非常有效——能帮助他们回顾童年经历的影响，并且提供了

    非常实用的方法，促使他们继续前行，摆脱责备父母和重蹈覆辙(见

    hoffmanprocess.co.uk)。

    起初写这本书时，我还没有孩子，而现在我已经是一名父亲了，我有一个女儿(4岁零9个月大)和一个儿子(21个月大)。人们有时

    候问我，为人父母之后，我的看法是否改变了。我的回答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它只会增加我对本书所述内容的信心。毫无疑问，在抚养

    我们的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的妻子和我将会犯很多错误，在某种程

    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我认为我们只能期望自己成为“足够好”的父

    母。所以我呼吁大家认真审视自己，弄清楚我们过去的经历是如何影

    响我们的，因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更可能有机会避免把自己的问

    题传给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本书能够促进这种变化。

    奥利弗·詹姆斯 2006年10月于伊德伯里①

    ①?即Idbury，英国牛津郡的一个村庄。——编者注前 言

    我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从我父母的床上掉下来，那时我18个月大。

    我妹妹的出生使我很愤怒，当看到妈妈给她喂奶时，我大闹了一通。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总是躲藏着，咕哝着，显得状态不佳。每当有人

    想要把我抱起来时，我就会把他们推开，这种情况持续了3个星期，我

    的父母当时以为我在因妹妹的出生而发脾气。他们都是受过培训的精

    神分析学家，因此倾向于进行心理学分析，但是公平地说，任何父母

    都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的坏脾气是由于手足竞争。直到他们带

    我去看医生，才发现我的锁骨骨折了——那次从床上掉下来时摔坏

    的。虽然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医生，但是我的父母并没有分清心理与身

    体方面的问题。

    这个经历，连同后来的很多经历(我曾经在精神病学家身边工

    作，与精神病患者接触)使我得出结论，对人的心理进行过度解读是

    不可取的。弗洛伊德的笑话中我最喜欢这则：晚餐后，弗洛伊德坐在

    维也纳的绅士俱乐部里抽着一支雪茄。一个怀有敌意的同事走过来

    说：“这可真是一支又大、又肥、又长的雪茄啊，弗洛伊德教

    授。”弗洛伊德回答道：“有时，雪茄只不过是雪茄而已。”大众对

    于分析心理的精妙理论持有一种适当的怀疑态度，我认为这是完全应

    该的，因此我最好在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自己有资格提出这

    些理论。

    获得社会人类学学位之后，我接受培训并成为一名儿童临床心理

    学医生，然后在一家精神病院当了6年的兼职医生。在我们的婴幼儿

    期，不同类型的抚育方式可能使我们最终成长为不同的人，我对这个

    问题特别感兴趣，并且写了一篇冗长、啰唆的理论性论文。自此以

    后，我对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一直都很有兴趣，也很关注“先天与后

    天”(Nature Versus Nurture)之争，并成了此类研究的密切关注

    者。若不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至今可能仍在修改我的论文。那

    是在1982年，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在格拉纳达电视台(Granada

    Television)工作，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对儿童发展有所了解。

    由此我开始参与制作纪录片，其中有几部涉及对暴力犯的采访。如本

    书第3章所述，他们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因为他们的罪行和他们的童

    年经历之间的关联几乎是无法被忽略的。通过采访他们，我明白了过

    去对现在的影响，因为最常见的情况是，暴力犯的父母对他们做过什

    么，他们就会对受害者做什么。

    后来，我又参与了其他电视节目的制作，对名人进行心理访谈，我同样很有收获。我惊奇地发现，这些名人(成就极高者)的童年经

    历与他们的成就需求之间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采访那些暴力犯

    时，在很多情况下，我只需要问一些简单、直接的问题，例如“你和

    父亲更亲近还是和母亲更亲近？”或“你的父母是如何惩罚你

    的？”，他们的过去与现状之间的关联就呼之欲出了，电视机前的观

    众们一听也就明白了。

    在本书中，我不仅列举了常规的临床心理学案例，还列举了一些

    名人案例，既包括我采访过的名人个人实例，也包括对一些名人的心

    理传记(psychobiography)的分析(虽然我没有遇到过其中的一些

    人)。通过电视和报纸的传播，有一些名人已经成为我们社交圈中虚

    拟的一部分，因此当我列举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伍迪·

    艾伦(Woody Allen)或葆拉·耶茨(Paula Yates)的例子来说明观

    点时，读者就会很快明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太熟悉他们了。

    R. D.莱恩(R. D. Laing)是所谓的“激进精神病学”(Radical

    Psychiatry)的创始人，他那狂野而精彩的反调文集《经验政治学》

    (The Politics of Experience)出版于1967年，开篇第一句话

    是：“如今，没有几本书是可以原谅的。”我希望这本书是可原谅

    的。莱恩继续写道：“我们都是杀人犯和娼妓……我们都是困惑而疯

    狂的生物，对我们的真实自我，对彼此，对精神和物质世界都是陌生

    的”。他的书以一句令人震惊的话结束：“如果我能让你兴奋起来，如果我能让你癫狂，如果我能告诉你，我会让你知道的。”

    我多么希望能够宣称，我之所以有资格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取得

    了某种超然的心理健康——“我的情绪状态是如此卓越和出色，以至

    于我现在准备分享它。”唉，我不能假装自己有这么好的状态。正如

    你将在整本书中看到的，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努力弄懂过去经历对我现在的影响。然而，关于读这本书能为你做什么，我会做一个初步断

    言：

    了解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是如何照顾你的(无论是通过自己回

    忆，询问目睹你成长的人，还是分析你现在与其他人的相处方式)，这可能会让你的生活更加充实。虽然这本书不是心理自助书，但我确

    实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来进行情绪审视，评估过去对你现在的影

    响，这个练习可以给你带来内省和改变。

    早期的父母抚育很重要，关乎孩子长大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本

    书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方面的科学依据，并附有注释，供有兴趣阅读

    相关研究材料的读者参考。尽管我不希望让你癫狂，但与莱恩一样，我希望让你兴奋起来。简 介

    女演员米亚·法罗(Mia Farrow)在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

    5。19岁时，她曾对此表示遗憾，她对一位报社记者说：“一个孩子需

    要更多的爱和感情，而在一个大家庭中，孩子所能得到的关爱则要少

    得多。”25岁时，她初次产子，生了一对双胞胎，不久之后，她又生

    了一个儿子。那时她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家庭，她可以给孩子们更多

    关爱——比她自己在童年时所得到的关爱更多。但在一年之内，她收

    养了2名越南婴儿。在接下来的12年里，她又生了1个孩子，并收养了6

    个孩子。最终，总共有12个孩子叫她妈妈。如今，她说：“大家庭的

    好处是极大的。我想重现我的童年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她忘掉了身处一群兄弟姐妹中的迷失感，但是科

    学证据表明，米亚在19岁时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很容易理解，在一

    个很大的家庭中，满足孩子的需求有多困难。在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的

    大家庭中，孩子们长大以后更有可能违反法律和患上精神疾病。米亚

    收养的几个孩子当中，有2个孩子曾因在店铺盗窃被抓。米亚·法罗曾

    自豪地说，她亲自照顾孩子们，并不借助保姆的任何帮助。可在这种

    情况下，试图满足12个孩子的需求是很难的，更可能培养出缺乏个

    性、渴望爱和关注的孩子。

    米亚还离过几次婚，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女孩，到了适婚年

    龄时，更愿意接近年长(与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性，以获得专

    一的爱和安全感……米亚的养女宋宜(Soon-Yi)是伍迪·艾伦的现任

    妻子，而米亚是伍迪·艾伦的前女友……20岁时的米亚显得特别稚

    气，她的第1任丈夫弗兰克·辛纳特拉(Frank Sinatra)与她结婚时

    已经50岁了；她的第2任丈夫音乐家安德烈·普列文(André Previn)

    年龄比她大16岁。米亚·法罗亲身体会过在大家庭里成长是什么感

    觉，那她到底是怎么了？至少在19岁时她曾说过，在那样的环境里长

    大的孩子是缺爱的，她为什么想重现那样的童年环境？也许，她从父母那里遗传了一个基因，这使她想要一个大家庭。但也有可能，她的

    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发现自己在重复过去的，不仅是米亚·法罗——我们所有人都会

    这样做。我们重复童年经历的程度是非常惊人的。事实上，作为一个

    成年人，我们如何应对自己的朋友、选择爱人，在工作中表现出的能

    力和兴趣等几乎一切心理状态，仍在通过我们每时每刻的经历，不断

    地反映着我们的童年经历。

    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基于自己的童

    年关系，对他们产生偏见。不知不觉中，我们把他们与我们原生家庭

    中的人物混淆起来。陌生人的名字、说话方式、模样等每一个细节都

    可能会唤起我们的记忆(来自我们最初的家庭剧本)，然后我们就把

    这些记忆强加给了那个陌生人。

    我们与密友的相处方式受到童年故事和角色的影响，不仅如此，研究表明，我们甚至会使这些朋友以我们童年时习惯的方式行事。童

    年时，我们在家庭中无论是被视为甜美可爱的孩子，或是害群之马，都会出去结交以同样方式看待我们的人。如果他们不那样行事，我们

    要么会操纵他们，使他们以那种方式对待我们，要么会假设他们是那

    样看待我们的，不管真相如何。难怪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恋人和密

    友。我们首先要求他们适应我们的童年剧本，然后为了建立起这种亲

    密关系，我们也必须适应他们无意识的童年剧本。伍迪·艾伦的电影

    《安妮·霍尔》(Annie Hall)结尾处有一个笑话，而这一证据证明

    了那个笑话背后的真实性。一个男人去看心理医生，他说，他的妻子

    以为她自己是一只鸡。心理医生问那个男人为什么不离开自己的妻

    子，男人回答说：“因为我需要鸡蛋呀。”这几乎概括了我所知道的

    所有婚姻：每个人都需要对方的疯狂。

    还有一个科学证据表明，米亚·法罗的行为是受她的成长环境影

    响，而不是她的基因所致。脑的电—化学模式使每个人大脑中的思想

    和感情变得独特，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童年经历影响。例如，如果一

    个孩子的母亲患有抑郁症，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感情就会影响孩子，使

    其大脑右侧额叶形成可测量出的特殊的电—化学模式。心理学家们知

    道，这些模式不是遗传的，因为它们在孩子出生时是不存在的。只有

    当孩子的妈妈以抑郁的行为方式对待孩子时，这些模式才会在孩子的

    大脑中形成。虽然这些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形成得越早，就越难

    改变。它们会存续多年，除非在此期间孩子的成长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另外，现在已有研究表明，右脑的功能障碍与多种精神疾病有

    关联。

    除了脑电波，大脑的化学物质也会受到童年经历的巨大影响。例

    如，皮质醇(cortisol)这种激素的分泌就是为了应对来自环境的威

    胁或其他行动要求。在正常人体内，皮质醇水平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

    化而不停上升或下降，但如果我们在6岁之前生活在气氛紧张的家庭环

    境中，我们的大脑中就会像被放置了一个失灵的调控器(它负责设置

    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使皮质醇水平异常。如果一个成年人在童

    年时受到了持续的威胁，被父母虐待或忽视，那么这个人的应激系统

    要么会关闭(皮质醇水平过低)，要么会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皮质醇

    水平过高)。也就是说，这个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能总是很低，因

    为他对会引起“战斗或逃跑”反应的外界刺激已经麻木，这些刺激已

    经不能使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上升了；或者，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可

    能一直都很高，随时准备对危险做出迅速反应。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

    受过虐待，那么在成年后，他体内就会有特定的皮质醇模式，这能反

    映他所受虐待的类型。一个人若在童年时遭受过性虐待，那么到了成

    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高；一个人若在童年时生活在冷漠

    和缺爱的环境中，那么到了成年后，他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很低。

    早期抚育对心理的作用是如此深远，甚至会影响我们大脑的不同

    部位的大小。海马(hippocampus)在我们的情绪功能中起关键作用，它位于大脑下部的一个区域中。对于海马体积的研究表明，那些在童

    年遭受过性虐待的女性，成年后会拥有一个比正常体积小5%的海马，遭受性虐待时的年龄越小，她的海马的体积缩小就越显著。性虐待以

    及其他童年经历都可能导致成人患上抑郁症，患抑郁症的成年人的海

    马体积也是会缩小的。因此，在我们的婴幼儿期，父母对我们的抚养

    状况，以及我们在成年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等因素都会影响大脑的体

    积和形状。

    与此相一致，在童年遭受虐待时的年龄越小、遭受的虐待越严

    重，其影响就越深。一项研究对800名9岁儿童进行了调查，其中一组

    儿童在3岁之前遭受过严重虐待，另一组儿童在3～5岁遭受过严重虐待

    (在3岁前没有遭受过虐待)，前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比后一组儿童更

    异常。而后一组儿童的精神状况又比第3组儿童(仅在5～9岁遭受过虐

    待)更异常。儿童遭受虐待的具体类型，也预示了以后出现的情绪障

    碍的类型，例如，遭受忽视的儿童在以后出现的问题就不同于遭受身

    体虐待的儿童。此外，这些儿童如果曾遭受过几种不同类型的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会比较高，从而长期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反应模式中；如果只是偶尔遭受身体虐待，他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就会

    比较低。若是对这些9岁儿童的大脑进行检测，就会发现，遭受虐待时

    的年龄越小，其脑的电—化学模式以及大脑结构的异常就越严重。0～

    6岁这个阶段很重要，会从身心两方面影响孩子成长。

    无论是否有心理问题，我们大脑的模式和结构都会影响我们对朋

    友、恋人和职业的选择。我们选择的人或活动总是与我们的期望(由

    脑的电—化学模式产生)相匹配的。例如，我们如果在童年时遭受过

    虐待，成年后就更有可能遭受更严重的伤害(虽然大多数强奸受害者

    在童年时并没有遭受过虐待，但总的来说，如果我们在童年时遭受过

    虐待，这种经历就会使我们更容易陷入可能遭受伤害的环境中)。当

    然，青少年期及以后的经历(例如找到合适的爱人，接受心理治疗，或服用抗抑郁药物)可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电—化学模式。但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自己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0～6岁这

    个阶段的经历影响的。

    对以上证据的一个最常见的反驳是：“我和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

    面的差别都很大，你要做何解释？我们有相同的父母，在同一个家里

    长大，有同样的成长环境，但我们的大脑里为什么没有相似的模式

    呢？这种差别一定是由于基因的不同。”答案在于，就算是亲生的兄

    弟姐妹也不具有“一模一样”的父母。因为每个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

    方式都是非常不同的，这些兄弟姐妹可以说是在不完全相同的家庭里

    成长的。无论你相信与否，兄弟姐妹长大后的差别与这种成长环境的

    不同有很大关系，基因的影响相对来说是很小的。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尔(Thomas

    Bouchard)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多图书、报刊文章和电视

    纪录片都对此进行了专门介绍，他的研究对象是被分开养育的同卵双

    胞胎。他的研究结论是，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基因决定

    的。但是，我们应该对这项研究的结果持谨慎态度，更应该抵制媒体

    对这项研究的过度吹捧。因为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成为

    什么样的人主要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

    对这一点的认识，不仅可以让我们摆脱“基因决定论”的束缚，也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我们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是由

    基因决定的，那么个人或社会的改变就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穷人

    会贫穷、疯子会发疯、坏人会使坏，都是基因造成的，那么针对穷人

    的教育支出、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谈话治疗、针对罪犯的开明监狱制

    度就都没有意义了。这些方法都是徒劳的，就和尝试用这些方法来改变一个人的眼睛颜色一样徒劳。但是，科学证据表明(见下文)，在

    很大程度上，我们的个性不是由基因决定的，兄弟姐妹在性格等方面

    的差别也不是由基因决定的。

    认识到这一点，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我们自身，就有助于我们过

    上更好的生活；应用于整个社会，就可以使社会进步。举一个明显的

    例子，监狱里90%的犯人患有精神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他

    们的成长环境造成的：等你读到本书的结论时你就清楚了，如果对儿

    童的照顾得到改善，那么日后，罪犯的数量就会大幅度减少。更重要

    的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200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

    指出：“一个政府要想改善人民生活，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幼儿期的早

    期抚育方面进行投入。但不幸的是，对孩子和国家来说，幼儿期是最

    不受关注的阶段。”

    这其中一个主要的障碍是，许多人都不愿意去思考我们成为现在

    这个样子的真实原因，更不愿意去思考犯罪的童年起因。在许多发达

    国家，虽然人们生活在所谓的“抱怨文化”之中，特别容易把自己当

    成受害者，但大多数人仍然很维护他们的父母。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

    题之一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童年的一个相对真

    实的叙述，正如辩论家和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米勒(Alice

    Miller)指出的：“不把自己的痛苦当回事，轻视它，甚至嘲笑它，这种态度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被鼓励的……许多人 (曾经也包括我自

    己)都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对自己的童年缺乏敏感性，并为此感到

    自豪。”然而，了解一下父母是怎样抚育我们的，直面真相的后果并

    不会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具有破坏性。如果我们发现父母对我们的抚育

    方式既有破坏性也有建设性，那就不需要徒劳地对他们进行指责，也

    不需要选择伍迪·艾伦式的反省和毫无意义的刻薄。了解真相与自我

    怜悯是不一样的。

    我并不是说，当你意识到你的问题(倾向于惹恼你的老板，或者

    总是爱上不该爱的性伴侣)的童年起因，就应该痛责你的父母，指出

    他们的可怕行为。大多数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为孩子做到最好。我

    们应该做的是，接受并重塑他们在我们童年时对我们采用的抚育方

    式，使之符合我们自己的人生目的，重写我们的人生剧本。

    当然，这并不容易。T. S.艾略特(T. S. Eliot)曾精辟地写

    道：“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现实”。我们与现实之间隔着正向错觉

    (positive illusions)的玫瑰色泡沫，所以我们倾向于高估朋友们

    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低估坏事发生的可能性。我们粉饰过去，以适应现在。例如，当大学生被要求回忆大学预科的成绩时，几乎所有的学

    生都会稍稍夸大自己所取得的成绩，几乎没有人会说一个比实际取得

    的成绩更低的分数。此外，父母会把子女的成功归因于他们的开明培

    育，把子女身上不讨父母喜欢的特征归咎于基因。我们也会在很大程

    度上对未来抱有积极的幻想。在一项研究中，与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男性相比，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男性更认为自己的病情不太可

    能发展为典型的艾滋病。现实的融洽版本①使我们保持理智。

    请相信我，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本书在你和你的家人之间

    挑起了麻烦，打破了你对自己童年的幻想泡沫，或者加重了父母的焦

    虑感。当你读这本书时，请尝试从孩子，而不是从父母或准父母的立

    场来看。在我看来，我的读者是一个家庭的产物，而不是负责养大一

    个孩子的人。如此一来，当读到有证据表明父母的抚育方式可能是导

    致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时，你就不太可能采取防御的态度，感觉需要

    为自己辩护。本书的目的是，让你更好地了解你的童年经历如何影响

    着你现在的生活，以及这种知识可以如何帮助你。

    事实上，这其中隐含的一条信息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伤害是正

    常的，每个人在童年期都会遇到问题，若能改变我们对“正常”的界

    定，我们所有人都将会因此获益。例如，人们对确诊患有精神疾病的

    人群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有15的人一直受到精神疾患困扰，多达

    1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可能受其困扰。还有研究表明，有20%～

    40%的人虽然表现出了严重的症状，却并没有患上精神疾病。我们现在

    应该改变“只有‘我’一个人有问题”的信念，进而意识到，生而为

    人就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正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说，“神经症是惯例，而不是特例”，这可以使我们发现，我们并不孤单。这也是一个起点，我们能够借以了解哪里出了问题，认识到自己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简单地重演过去，或者重写剧本。

    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审视情绪。就像会计师需要辛辛苦苦地对企业

    的交易进行年度审查，看看它的财务状况如何，你可以用这本书来审

    视你的童年期发生过什么，查明它是如何对现在的你造成影响的。每

    一章的结尾都有一个简短的练习，通过这一练习，你可以运用这一章

    刚刚讨论过的内容，对自己的某些方面进行审视。你可以在读到每章

    结束时，趁热打铁做练习，或者等到读完这本书之后，再回过头来做

    每一章结尾的练习。读这本书时，请随身带一支钢笔或铅笔，读到有

    共鸣的地方，你可以顺手在边上做个记号，当你以后再读时，它就会

    在那里提醒你。这个审视将有助于定义你是谁，以及你为什么会这

    样，当你读到第6章时，你将能运用我提出的一些建议改变自己了。你可以继续像个演员一样，在你的家庭中无休止地重复扮演同一

    个角色，有人在很早以前就写好了这个剧本了。或者你可以成为自己

    剧本的作者。但是在你开始这项工作之前，你需要多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你的命运没有被编码到你的基因里。

    ①?指我们脑中的现实。——编者注第1章

    我们的基因

    他们毁了你，你的妈妈和爸爸。

    在1980年的新年前夕，一位名叫约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

    的美国年轻人自唱自录了约翰·列侬(John Lennon)的一首歌曲

    《哦，洋子!》(Oh Yoko!)。随着新年的到来，欣克利喝得越来越

    醉，变得更加忧郁、悲伤。他开始弹吉他，悲哀地唱起了这首熟悉的

    歌曲。“在深夜，”他唱道，“在深夜我呼唤你的名字。”唱到目前

    为止都非常好，但随后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接着唱“哦，洋子，哦，洋子”，而是把歌词改成了“哦，朱迪，哦，朱迪”，指

    的是女演员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

    欣克利产生了幻想，并且精心构思，开始追求朱迪·福斯特。他

    的妄想越发严重，他想出了一个方案，希望以此来证明他值得她爱

    ——他打算刺杀里根总统。1981年3月30日，他开枪击中了里根总统，经过漫长的法庭诉讼，他被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并被送入一家安全

    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

    在1985年，欣克利的父母公布了他们一家三口的账目，并且成立

    了一家慈善组织，帮助那些孩子患有同样疾病的父母。欣克利的父母

    认为，这是由他的基因造成的，他的精神疾病从受孕之时就被埋藏在

    DNA中。但他们是正确的吗？

    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聪明的人通常会回答：“这不是天性或教养

    问题，而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即使是聪明的人，也可能犯错。在这

    个问题上，他们确实错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差异？真相

    是：这些差异在少数情况下是“完全或主要由基因决定的”，通常

    是“由环境决定的”。在我们常见的心理特征中，只有少数几种特征是真正的“两者兼而有之”——一半是天性决定的，一半是教养决定

    的。

    “先天与后天”之争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争论时都会

    带入大量的“私货”，这使我们很容易忽视令自己不快的证据，并夸

    大那些支持我们偏见的证据。尽管大多数人会说“我们的个体差异是

    先天与后天共同决定的”，但如果谈论得深入一些(也许是在喝了几

    杯酒之后)，有些人很快就会表现出对天性论或教养论的由衷偏爱。

    毫不奇怪，因为我们都会被与自身经历一致的理论所吸引，我们对自

    己讲故事，是为了保持我们的乐观幻想。

    例如，如果妈妈们被问用哪种方式抚养孩子比较好，她们就会选

    择有利于自己的理论，这样她们会感到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上班族

    妈妈们倾向于认为小孩子是很皮实的，什么样的生活都能适应，不需

    要无微不至的照顾。她们可能觉得，在自己上班时，请别人来照顾孩

    子，实际上对孩子有好处，因此她们不会因为离开孩子而担心——只

    要孩子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孩子就能茁壮成长，这是由基因的独特

    性决定的。这些观点是完全合理的，可以使妈妈对自己的安排感到最

    舒心。相比之下，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全职妈妈倾向于表达相反的观

    点。她们认为小孩子需要被亲生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否则就会受

    到伤害。全职妈妈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在她们看来，小孩子

    是很脆弱的，需要精心而优质的养育。她们认为，母亲抚育带来的影

    响比基因大得多，同样，这些观点也与她们留在家里做全职妈妈的选

    择相一致。

    上班族妈妈或全职妈妈如果读到与自己的立场相矛盾的证据，就

    会感到自己的幻想泡沫受到了威胁，甚至将被刺破。我们所有人都是

    如此，无论涉及的话题是什么。例如，一项以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为

    对象的调查发现，反同性恋者倾向于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选择和抚养的

    结果，而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则把同性恋视为一种基因遗传的偏好。

    相信同性恋是基因决定的，那么“责备”就基本不会落在父母身上

    了。它成了一种不可改变的、与生俱来的命运，反同性恋者把同性恋

    视为一种选择，将之描绘为一种可以通过治疗来矫正的疾病。

    我们对“先天与后天”之争的看法很可能与我们的政治信仰交织

    在一起。早在1949年，就有一项调查显示，政治层面的右翼人士倾向

    于认为基因最重要，而左翼人士则认为环境比基因重要，这在如今似

    乎也是如此。右翼人士倾向于认为，社会等级反映了基因上的天赋，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基因，穷人之所穷是因为他们的遗传基因不太好。同样地，女人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因为基因进化使女

    性更适合干这个。左翼人士认为，这些差异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是可

    以改变的。最近的一篇综述表明，右翼希望维持现状。因为这样一

    来，基因理论就能继续使他们的幻想泡沫保持完整了。欢迎来到我的泡沫

    要是说我们一出生就注定了会以某种特定的状态(包括个性、天

    赋或精神疾病等方面)对我们特定的小世界做出反应，可是完全讲不

    通的。从进化的角度，更加合乎逻辑的说法是，人出生后的可塑性是

    很强的，极易受父母和成长环境影响，因为每个家庭环境、每个社会

    阶层、每个社会都对孩子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成长过程中，孩子必

    须吸引父母的兴趣和爱，基因不可能精确预料什么样的特征最能引起

    父母的兴趣和爱，正如它不可能预料阶级和文化的特殊要求——这些

    要求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正如过去50年社会趋势所表明的那样。

    用打牌(桥牌或扑克牌的其他玩法)做一个类比，一定量的知识

    (牌的定义、游戏规则、不同牌型的大小顺序)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物

    种的遗传特征。为了能够玩牌，这些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就如同我

    们在生命之初就具备一系列的情感(如幽默或悲伤)和基本的心理机

    制(如思想和言语的潜能)。但是，如果在我们尚未出生(还没见到

    我们的家人)之时，基因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以特定的方式(例如喜

    欢歌剧，或打断别人谈话的习惯)对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做出反

    应，那可没什么好处；与此同理，我们也不会预先以确定的方式看待

    并处理手上的牌。为了打好手里的牌，我们需要灵活应对其他牌友发

    出的信号①，猜测他们手里有什么牌，靠着以往和他们打牌的经验，我们必须根据他们过去的表现来判断如何打好当下的牌。如果面对每

    种牌型，我们都预先确定了打法，那么打扑克时，只要手上有一对王

    或四张同一花色的牌，我们就总下注；打桥牌时，只要手牌点数有23

    点，我们叫牌就叫一个大满贯(Grand Slam)②，那么往往是赢不了

    的。假如在我们出生之前，基因就决定了我们会如何对待父母，那我

    们的人生也算不上成功。

    是的，人的基因里确实蕴藏着一系列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表

    达上的个体差异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成长环境。人类能够在地球上几

    乎所有生态系统中生存下来，是因为人出生后有可塑性，能适应特定

    的家庭环境。对于进化的这种解读拥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也就是最

    近完成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它绘制了人类的基因组图谱)。人们原本预期，人类基因组中至少有10万个不同的基因，但事实证明，人类的

    基因数目不会超过3万～4万个，仅为普通果蝇基因数目的两倍。人类

    的基因数目如此之少，很可能不足以确定细微的个体差异。克雷格·

    文特尔(Craig Venter)是实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两个研究团队之一

    的领军人物，他总结说，基因在确定个体差异方面只能起很小的作

    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工作证明了“人类的奇妙多样性并非被

    固定在了遗传密码里。我们所处的环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实上，早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之前，就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

    环境比基因重要。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对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总体而

    言，研究结果不支持人们通常所说的——心理上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

    基因决定的(即“两者兼而有之”)。真相比这有趣得多。

    由于同卵双胞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所以他们的任何心理差异都

    一定是成长环境造成的。异卵双胞胎有50%的基因相同，在双胞胎的研

    究中，人们将同卵双胞胎的心理差异程度与异卵双胞胎的进行对比。

    相比于非孪生的兄弟姐妹，异卵双胞胎更适合作为对照组，因为异卵

    双胞胎也是在同一时间出生的，与同卵双胞胎有很多共同之处。关键

    在于，如果某个特征是受基因影响的，同卵双胞胎在这一特征上就会

    比异卵双胞胎更相似，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100%相同的，异卵双

    胞胎的基因只有50%是相同的。以身高为例，同卵双胞胎中有90%的人

    身高相同，而异卵双胞胎中只有45%。人们认为，同卵双胞胎在身高方

    面具有的更大程度的相似性是由于他们有更强的遗传相似性。这表明

    身高受遗传影响大。双胞胎研究的发现

    在本书中，除了托马斯·布沙尔的研究之外，我把其他的双胞胎

    研究结果都视为可靠的，尽管大多数收养研究(对被收养儿童的研

    究)的遗传度③估计值比双胞胎研究的低得多，而且有很多研究方法

    上的问题，使得双胞胎研究的准确性令人怀疑。有趣的事实是，即使

    从表面上看，双胞胎研究揭示的也不是基因有多重要，而是基因为何

    相对不重要。双胞胎研究领域的国际权威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就是这样认为的，他写道，双胞胎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大

    多数的个体行为差异是环境造成的”。

    虽然我们在体貌上的个体差异主要受遗传的影响，但是在心理上

    的个体差异却不太受遗传的影响。双胞胎研究中有很多对心理特征的

    测试，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特征的遗传度不到一半；事实上，很多重

    要的心理特征(例如暴力倾向、浪漫偏好，或男子气与女子气的程

    度)的遗传度很小或几乎没有。虽然某些性格特质的遗传度相当高，例如外向性和情绪性(遗传度均为40%)，但是其他许多特征则不然，例如社交能力(遗传度为25%)。智力测试分数表明，在一般认知能力

    中，智力的遗传度是最高的(在儿童期为30%，在成年期为52%)，但

    许多重要的心智能力并没有很高的遗传度。记忆力的遗传度为32%；创

    造力的遗传度为25%；非常高的成就(甚至包括成为天才)，在很大程

    度上或完全是成长环境决定的。

    同卵双胞胎的生活经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盖尔(Gayle)和吉莉

    安·布莱克尼(Gillian Blakeney)是一对同卵双胞胎，两个人都是

    黑发美女，出演过澳大利亚肥皂剧《左邻右舍》(Neighbours)。在

    1993年，我对她们进行了采访，此前不久，她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

    眼科医生。当时她们已经27岁了，在那个年龄，每个人的视力都不是

    那么好了，但屈光不正的程度却因人而异。眼科医生惊奇地发现，这

    一对双胞胎的视力下降程度和类型是完全相同的。她们两人不仅眼睛

    完全相同，脸和体型也是完全相同的。与她们初次见面时，尽管吉莉

    安穿着红色外套，盖尔穿着奶油色衬衫，但是在5分钟之内，我就把她

    们两个人弄混了好几次。然而，尽管她们的体貌很相似，她们的心理特征却有很大的差异。考虑到她们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们的心理特

    征差异只能是教养差异导致的，同时，这种差异的确很惊人。我询问

    了她们的个人经历，另一位职业心理学家通过人格和智力测试对她们

    进行了正规的单独评估。我和这位职业心理学家一起做出了如下描

    述。

    吉莉安从小就很自信而且争强好胜，她是一个叛逆的小女孩，喜

    欢和男孩玩，喜欢男性化的玩具。她是个急性子，很容易和父母生

    气，并离家出走过两次。虽然她只比姐姐晚出生9分钟，但是在她们的

    家庭剧本中，她被设定为家里的老二，结果是，她自认成了善于操纵

    人的“爸爸的女孩”④(daddy’s girl)。然而，在性格上，吉莉安

    很像妈妈，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很像妈妈。在交

    谈中，她显得很强势，她如果有话要说，就会打断我，并且拒绝让

    步。吉莉安比她姐姐更多疑、更惯于掩藏自己。她把自己和姐姐的关

    系形容成一对夫妻，她是丈夫，姐姐是妻子。当她和姐姐合住一套公

    寓时，她分担传统意义上的“男人的活计”。

    她坚持要找到完美的丈夫，并拥有理想中的婚姻，如果遭到了丈

    夫的背叛，她将会伤心欲绝。她在17岁那年就和男朋友发生了关系，而她父亲认为那个男孩与她不合适。她被男性的某种另类的特质所吸

    引，她说她喜欢“超有阳刚之气的美男子，而她姐姐盖尔则喜欢有才

    智的男子”。她的设想是，在英国生孩子，带着孩子们去澳大利亚住

    几年，然后让孩子返回英国读中学。她的丈夫必须同意她的计划，但

    她希望他是个颇有男子汉气概的成功人士，尽管这将会让他们吵个不

    停，但她认为他们会喜欢这种争论的。与男人打交道时，尽管她很独

    立和自信，但她也用女性花招。她显得比她姐姐更性感和妩媚。

    盖尔和妹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如此不同，人们可能会认为她来

    自另一个家庭。如果只根据她的性格来判断，人们绝不会想到她和妹

    妹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她没有那么自信，从小就是家里的小帮手，懂

    事听话，以此来赢得父母赞同。与她妹妹不同，她很喜欢她的洋娃

    娃，并称之为“我的宝贝”。她从未表现得像野丫头或流露出叛逆的

    迹象，她根本就不会有离家出走的想法。她像姐姐一样保护“家里的

    小妹妹”吉莉安。她没有吉莉安的急性子，只有在受到极端挑衅时，才表现出攻击性。成年后，她的笔迹、举止、面部表情和精神状态都

    被认为更像她爸爸，而吉莉安在这些方面则很像妈妈。如果是普通的

    姐妹，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情况可以被解释为一个孩子遗传了爸爸的

    基因，另一个孩子遗传了妈妈的基因，但对于同卵双胞胎来说，这是

    不可能的。与盖尔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更善于反思和倾听，也更乐于提

    供信息。吉莉安向我隐瞒了一个关于她们爸爸的重要信息，盖尔就主

    动告诉我了，她坦率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初，爸爸的生意垮了，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变成一个潦倒的人。”盖尔更坦诚和易信任

    人，但她也常压制愤怒，只是偶尔才爆发：“如果我真的发脾气，我

    就是危险的。我根本不喜欢争论。”当她和妹妹合住一套公寓时，她

    负责做饭，担起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她认为她妹妹“更漂亮——在脸

    部的结构上”，虽然在陌生人看来，她和她妹妹的脸是一模一样的。

    盖尔的性生活是从22岁时开始的，比她妹妹晚了5年。她喜欢有才智的

    男子，她希望所嫁的男人能带她进入一个新的社交圈子，至于在哪里

    生活，那就依丈夫的需要而定，吉莉安则希望她的男人能够适应她的

    计划。虽然盖尔没有打算当全职家庭主妇，但是她认为，结了婚

    后“必须做个贤妻——自己将不得不迁就丈夫”。她觉得，成家之

    后，把婚姻看作两个成年人之间的一个实际协议是比较明智的；与吉

    莉安不同，盖尔认为她的丈夫出轨是很有可能的，但这不一定意味着

    必须离婚。

    姐妹二人是如此不同，不管是什么导致的，都不可能是基因。事

    实上，即使通过一次时间有限的采访，你都能搞清楚，父母对待她们

    的不同方式才是她们变得如此不同的主要原因。当她们在童年时代表

    现出攻击性行为时，她们的母亲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她们父

    母显然偏爱吉莉安。

    性格温和、不具攻击性的盖尔回忆起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

    情。“我有一个天使般的洋娃娃，我把它当成宝贝来珍惜——那个洋

    娃娃就是我的生命。所以，如果吉莉安想要让我感到痛苦，最好的办

    法就是扯掉洋娃娃的头，把它扔下山，塞到狗的嘴里——她就这么做

    了。”报复随之而来，“我抓起她的史努比娃娃，把它的头按在地上

    摩擦，把它的耳朵扯掉了。”从她们的妈妈对洋娃娃大战的反应，就

    可以看出什么使这两个女孩变得如此不同。“妈妈对我发火，但是没

    有对吉莉安发火。她说‘你总是可以把一个洋娃娃的头重新安上，但

    是你不可能把史努比娃娃鼻子上的划痕去掉’——这话可不太公平。

    我说‘那是我的宝贝!她把我的宝贝的头扯掉了!’但妈妈总是偏袒

    吉莉安。”

    最近几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

    是因为孩子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不可爱”的孩子使自己不招人

    喜欢，可爱的孩子则会受到偏爱。由于布莱克尼姐妹是同卵双胞胎，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虽然很难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因为父母都不愿意承认他们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个孩子，孩子们通常也很维

    护他们的父母，但是一般来说，父母对待每个孩子的方式不同是由于

    父母的投射⑤(projection)导致的，而不是由于孩子的天生气质不

    同，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这种情况。

    对于姐妹二人的攻击性行为，她们的妈妈选择支持吉莉安，压制

    盖尔，这种不同的反应日积月累就必然会产生后果。这或许可以解释

    为什么成年后的盖尔倾向于压制愤怒，以及为什么她偶尔会变得很暴

    力——她感觉被压迫得太厉害了。也许，当言语不起作用时，只有大

    打出手才能表明她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更听话，而吉莉安

    更叛逆，因为妈妈支持吉莉安的攻击性行为。吉莉安养成了一个习

    惯，她和我一起吃午饭时，我就发现，她不会把自己盘子里的食物吃

    完，总是剩下一些，这让她父母很恼火。盖尔说她更顺从父母：“我

    特别勤快地帮父母做家务，快活热情，从而赢得了尊重和个人价值，因为妈妈和爸爸都很忙，而且压力很大。我喜欢受奖励，而吉莉安喜

    欢扮可爱。”

    与第一个男朋友交往时，吉莉安惹恼了她父亲，因为她父亲看不

    上那个男孩，但是她母亲很喜欢那个男孩。她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搞定

    了父母。她跟我说，她获得额外自由的方法之一就是——“撒娇，因

    为我是家里的小女儿。我知道如何扮可爱，并且是个善于操纵人的小

    孩儿。如果我想要某件东西，我知道该如何得到它”。尽管她们姐妹

    俩是同卵双胞胎，出生时间仅隔9分钟，但是她们的父亲尤其宠爱吉莉

    安。盖尔回忆说，吉莉安小时候经常坐在爸爸的腿上，是个“可爱的

    小家伙”。“爸爸过去常对吉莉安说：‘我的宝贝怎么了？’”吉莉

    安确认说：“就我们姐妹俩而言，我爸爸绝对更宠我。我是爸爸的小

    女孩。”这可能给了她与男人打交道的信心，也可以解释，当她与第

    一个“不合适的”男朋友交往时，她父亲为何愤怒(也可能是嫉

    妒)。

    让我们把目光从盖尔和吉莉安的这一特定例子转移到一般的研究

    结果上，双胞胎研究表明，只有极少数特征(它们都是罕见的精神疾

    病)有超过50%的遗传度。即使对于易患罕见精神疾病的人来说，他们

    在童年和青少年期的经历也会对他们以后的病情产生显著影响。每5个

    人中就有1个人会一直受精神疾患困扰，对于患有常见精神疾病的大多

    数人来说，遗传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因为，一种疾病越常

    见，其遗传度就越小，基本上只有罕见病与遗传因素关系密切。导致脑部退化的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ton’s Chorea)几乎完

    全是遗传造成的——携带致病基因的人基本都会患病；但是亨廷顿舞

    蹈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仅为0.005%，它是唯一一个已被确定由单个致

    病基因决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某些重度精神疾病与基因和遗传相关，它们是多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没

    有任何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是由于患者携带特定单个或几个基因导致

    的。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是自闭症(autism)，好在自闭

    症在儿童中的患病率仅为0.2%。自闭症的遗传度高达80%，自闭症儿童

    的病情发展也有很大差异，这取决于孩子被确诊以及开始接受治疗时

    的年龄。躁狂抑郁症⑥(manic depression disorder，后文简称为躁

    郁症)是另一种极有可能遗传的精神疾病，躁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

    为0.5%，遗传度可能高达60%。重度抑郁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4%，遗

    传度约为50%。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遗传度约为50%。

    上述几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都很低，而常见的精神疾病则会影响更多

    的人，神经症在人群中的患病率为15%，所谓的“轻度”抑郁症在人群

    中的患病率为18%，酗酒和其他几种越来越常见的成瘾症也是更值得关

    注的。这些常见的精神疾病和成瘾症都是不太受遗传影响的，遗传度

    为0～30%。对于大部分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来说，遗传只是一个很小

    的影响因素。因为神经症、轻度抑郁症、成瘾症虽然是最常见的精神

    疾病，却具有较低的遗传度。

    总的来说，即使在罕见的情况下，遗传的影响占50%，环境因素仍

    然是很重要的。例如，某些(但不是全部)双胞胎研究表明，吸烟倾

    向的遗传度高达50%。(考虑到我在1988年就戒烟了，并从那时起，时

    断时续地使用尼古丁替代品。我必须惭愧地承认，在写这本书期间，我又重新开始吸烟了，而且每天吸10支烟，所以我也很乐于将此归咎

    于基因。)这意味着，吸烟成瘾倾向的个体差异一半是基因决定的，但是只有在某些条件下，这种个体差异才能得以显现。在16世纪之

    前，欧洲就没有吸烟者，因为那时候的欧洲没有烟草。直到20世纪，很少有女性吸烟；如今，比起年轻男性，年轻女性中有吸烟习惯的人

    更多。若说吸烟的个体差异有一半是基因决定的，那是不正确的。这

    完全取决于个人生活的环境。

    最近的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离婚。有一项对双胞胎的研究发

    现，离婚的遗传度为50%，但是，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1857年英国仅

    有5件离婚案，因为在当时，若要离婚，就必须符合特定的《国会法

    令》(Act Of Parliament)。随后，国会修订了婚姻诉讼法令，但在

    1900年英国仍然只有590件离婚案，到1930年也不过只有4,000件离婚案。那50%的“离婚基因”携带者是怎么维持婚姻的呢？直到二战结束

    后，离婚人数才开始猛增，离婚率从12%上升到如今的40%。毫无疑

    问，这些事实证明，社会因素是离婚的主要原因，那么离婚的遗传度

    为50%又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呢？在某些国家，离婚是不被允许的；在不

    同的发达国家，离婚率也有很大的差异，遗传学要如何解释这些社会

    事实呢？在这些情况下，“离婚基因”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认为不

    能只说离婚的遗传度为50%，还应指出导致离婚必须具备的社会环境条

    件，例如20世纪中期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的社会环境条件(法律和

    生活条件的变化，等等)。精神疾病患病率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这

    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美国人的精神疾病患病率比中国上海和尼日利

    亚的公民高6倍。一般来说，其他说英语的国家的公民的精神疾病患病

    率比欧洲大陆国家公民的高两倍。这种差异很可能与基因没有任何关

    系，因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有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遗传特征，我在其他

    地方已经做过论述，差异的原因就是自私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同样

    地，如果你把新加坡的精神疾病患病率与中国的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新加坡(美国化—英国化)的患病率比中国的高很多，尽管新加

    坡人和中国人也具有共同的祖先和遗传特征。

    最近，基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新西兰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基因

    变异可能会导致抑郁、吸食大麻和暴力：如果你携带了那个变异的基

    因，早期的良好抚育意味着你长大以后不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反之则

    意味着你长大以后就会出现那些问题；同样，如果你没有携带那个变

    异的基因，即使你在童年时受到了不良抚育，你长大以后也不太可能

    出现那些问题。这符合“两者兼而有之”的模式。然而，关于那个基

    因的作用，目前还没有定论。一方面，关于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的最

    初研究结果，后续已有4项研究部分复制成功。遗憾的是，这几项研究

    的被试人数都很少，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对基因进行了分类，其中两项

    研究只成功复制了针对女性被试的研究结果。还有3项小样本的研究也

    成功复制了那个最初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单凭这几项

    重复性研究，还不足以下结论。另一方面，其他3项重复性研究没能得

    出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其中一项研究的样本量比所有重复性研究的

    都大，这项研究与关于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最初研究相矛盾——在这项

    研究中，那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并非更容易患抑郁症，而最初的研究

    结果是，抑郁症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若是在童年时受到不良抚育，以

    后就更容易患抑郁症。此外，基于对抑郁症患者的大规模研究，研究

    人员发现与未患抑郁症的人们相比，抑郁症患者携带那个致病基因的

    概率并不高。将更多的信息纳入考虑，我们有理由质疑抑郁症致病基因发挥的

    作用。在发达国家，女性和穷人是最容易患抑郁症的，女性和穷人的

    抑郁症患病率是男性和富人的两倍。有两项研究表明，所谓的抑郁症

    致病基因，在穷人中出现的概率并不高。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项重复性

    研究之外，其他的所有研究都表明，那个致病基因在女性群体和男性

    群体中出现的概率并没有差别。到目前为止，一系列研究都表明，该

    基因变异可能不会引发抑郁症，即使它确实与抑郁症有关，导致抑郁

    症的关键因素仍然是环境——尤其是在童年时是否遭受过虐待。

    关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也有一些与基因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也还没有得出定

    论。未来几年，其他的研究可能会表明，我们出生时就携带各种问题

    的易感基因，只有当我们在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时，这些基因才会引发

    疾病，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至今还没有得到证实，也可能永远无法得

    到证实。

    即使对于那些看似与基因和遗传的关联很大的重度精神疾病来

    说，环境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精神分裂症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精神病学专家们经常声称，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是与基因有关

    的异常大脑结构导致的。由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看起来太不像正常

    人”了，所以人们很容易相信精神分裂症与教养和成长环境无关。本

    章余下的部分将探讨这种疾病的成因，以说明即使显著的遗传基础是

    存在的，教养也非常重要。以精神分裂症为例

    我在社区精神疾患治疗中心工作时，曾目睹了一个相当典型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全过程。朱莉在大学本科的专业是政治学，并以

    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尽管她与校方的关系很不好，但也取得了硕士学

    位，并出版了一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美国选举制度进行学术分

    析)，然后就离开学术界了。她对当前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分析得

    也很到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30岁出头，在左翼政治团体有一份

    全职工作，已经非常努力地工作了3年。她之所以被收容入院，是因为

    她患上了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并没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严重)。她是

    一个热情、谦逊的女人，很多人都喜欢她。她是个素食主义者，还是

    大麻重度使用者。她很随和，才思敏捷，还有些爱紧张。她个子不

    高，身材苗条，显得精神紧张，总是焦虑不安地用手扶眼镜框。

    她与男人的关系遵循一种模式。她要么与男人保持友善的、不涉

    及性爱的、姐妹般的关系，要么在少数情况下，过于理想化地坠入爱

    河。每当她和一个男人建立起了活跃的性关系，那个男人很快就会和

    她分手。她可能对男人都很挑剔，她有时候说自己可能是一个女同性

    恋者。

    时隔一年，我度假回来时又见到了朱莉，她正和其他病人围坐在

    厨房的桌子旁，准备喝一壶茶。有人把茶水倒进杯子，还没开始喝，朱莉坚持说：“不要喝，茶水被下毒了。”我们没把这当回事，因为

    对于这些患者来说，这种情况很常见，然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里，她的精神越来越错乱。她相信，在这座城市的两端有两个无线电

    发送器，会发出信号穿过她所在的房子，并使她发疯。她全身赤裸，连续几小时蹲在浴缸里，搓洗她的衣服，嘴里念叨着：“把它们洗干

    净”。由于怕“脏”和有毒的食物，她拒绝进食。和她聊天时我发

    现，她有时说话很混乱，但有时对我和她聊天的动机以及一些社会问

    题都有惊人的见解。就像是一个灯泡在坏掉之前的忽闪，这些见解能

    说明很多问题。但是紧接着，她就完全不与人交流了，这种不言不语

    的状态能持续几天。后来，我们给她住在远处的父母打了电话，最后因为她有伤害自己的倾向，我们决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那里有上

    锁的封闭病房。

    根据传统的精神病学理论，朱莉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主要原因是基

    因对大脑产生影响，导致大脑功能失常。19世纪的德国医生埃米尔·

    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给精神病学奠定了不完美的基础，对于

    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精神科医生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极其可疑的

    理论。克雷佩林声称，精神病的症状是不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

    的。精神病是一种生物学层面的、主要由遗传导致的疾病，通过直接

    检查患者的脑部病变，就能看出病因。这种理论在精神病学领域仍然

    盛行。教科书将精神疾病分为不同的类型，其依据就是克雷佩林的精

    神病分类法。诊断系统也反映了他的基本假设，关于精神病的遗传原

    因，医生需要向精神病患者解释，他们的病是器质性的，性质与扁桃

    体炎没有区别。1978年，美国精神病学家杰拉尔德·克勒曼(Gerald

    Klerman)更新了克雷佩林的理论，并断言“精神病学治疗那些患有精

    神疾病和需要治疗的人……正常人和病人之间存在一个界限……精神

    疾病有不同的类型……精神科医师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精神疾病的生物

    学因素”。

    但是很多证据表明，以上这些说法都是经不起科学检验的。有相

    当多的人至少具有一种精神失常的症状，有症状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

    高于预期，所谓“正常人与病人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幻听(凭空

    听到声音，甚至与之对话)；幻视(hallucinating，觉得自己看到了

    熟悉的人)；妄想(delusions，例如他们说自己曾经乘坐UFO旅

    行)；严重偏执(paranoid)的想法。以躁郁症的躁狂期为例：它似

    乎是一种应对抑郁的心理防御。在实验过程中，已经康复的躁郁症患

    者会发现，说出与抑郁有关的词汇比说出与愉快有关的词汇更难。虽

    然他们说自己已经康复了，但实际上，他们似乎仍然患有轻度抑郁

    症。进一步研究表明，抑郁词汇会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的自尊会产

    生很大的波动。对他们的随访发现，在躁郁症的康复期，隐藏的抑郁

    迹象越多，疾病复发的风险就越大。在躁狂期，尽管他们表现得异常

    开心，但在一些测试中，他们的得分与抑郁症患者的非常相似。患者

    在躁狂期的疯狂举动是一种绝望的尝试。为了让自己远离抑郁的核

    心，患者可能会采取狂热斗争的形式，用成就或活动驱散低自尊。

    偏执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常见症状，但它似乎不是传统精神病学

    意义上的由纯粹器质性引起的精神障碍。全世界的偏执狂都是专家，他们总是把功劳归于自己而把错误推给别人。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

    员让他们在电脑上玩游戏(其实他们无法控制游戏的真正结果)，玩赢了，他们就声称功劳都是自己的，玩输了，他们就声称这是被操纵

    的。相比之下，抑郁症患者无论输赢都不会把更多的功劳归于自己。

    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主要症状是言语紊乱——无序、混乱或怪异

    的语言。最近的研究表明，如果谈话的主题带有情绪性，这种症状就

    更有可能出现。当患者被要求谈论悲伤而非快乐的记忆时，患者的言

    语就明显变得更加紊乱，越是个人化的主题，越是如此。幻觉也不是

    毫无意义的。如果患者很穷或地位低下，当他们出现幻听时，就更可

    能听到上位者说话的声音。情绪压力使人们更容易出现幻视或幻听：

    有13%的丧偶者曾听到死去配偶的声音。

    双胞胎研究是遗传论证的基石。然而，如果这些研究是可信的，它们实际上证明，在一半的情况下，基因或遗传因素不是主要的致病

    因素。之所以能这样说，是因为在同卵双胞胎中，如果一个人患精神

    分裂症，另一个人患病的概率是13～12；而在异卵双胞胎中，一个

    人患精神分裂症，另外一个人患病的概率约为15%，这表明遗传是一个

    重要因素。但不寻常的事实是，如果一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一人患

    精神分裂症，那么基因就不可能是这个病的决定因素。因为同卵双胞

    胎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如果其中一人患上了由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

    症，另外一个人也会患上此病。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这

    对同卵双胞胎拥有不同的成长环境。

    从理论上讲，这种影响可能是身体上的，例如双胞胎在母体子宫

    中的位置不同，或者在童年时接触过不同的有害化学物质。但正如我

    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双胞胎之间存在差异的

    主要成因是，即使有相同的父母，他们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还是不同

    的。我们还将看到，对精神分裂症的最合理的解释是，虽然在某些情

    况下，它主要是由基因导致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主要与成长环

    境有关，还有一些情况，它确实是“两者兼而有之”。

    除了双胞胎研究之外，另一个事实是，世界各地都会有精神分裂

    症患者，这表明精神分裂症确实与遗传有关——它发生在人类进化的

    过程中，而且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一些成员患上精神分裂症。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每一位患者的发病都是遗传因素引起的。研究人员对200

    万名丹麦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一个人童年时在城市里生活

    的时间越长，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越大。一项国际研究甚至表明，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与其生活环境有关。在农村地区，患者不在意自

    己的外表和个人卫生，外表邋遢和不讲个人卫生是最常见的症状；而

    在城市，幻听和被迫害妄想是最常见的症状——这种差异几乎不可能与基因有关系。穷人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早在1939

    年，美国社会学家就指出，个体住的地方越靠近芝加哥市中心的贫民

    窟或者越穷，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大。这往往被精神科医生忽

    略，然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不同社会阶层(穷人患精神分裂症

    的可能性是富人的两倍)及种族之间都有很大差异——美国加勒比黑

    人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4倍，由西印度群岛移民至英国的人群

    的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是均值的17倍。这一现象基本与基因无

    关，因为他们居住在西印度群岛的亲属们的患病率并没有相应增加，虽然这些亲属与移民群体的后代有相同的遗传背景，但移民以及英国

    对少数族裔的反应才是患病率增加的原因。与在非白人社区生活的非

    白人相比，在白人社区生活的非白人更容易患病。除了种族主义以

    外，加勒比黑人父母也面临巨大的压力，致使他们长时间不能和子女

    在一起。一项研究显示，患精神分裂症的38名加勒比黑人当中，有13

    的人在童年期与母亲分离的时间超过4年，有一半的人在童年期没和父

    亲在一起。精神科医生通常不会提到的一个事实是，与在贫穷的发展

    中国家的患者们相比，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具有

    更长的病程和更严重的病情(这个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现代生活使人

    混乱)。事实上，如果你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那

    么与发达国家的患者相比，你病情复发的概率仅为111——这种差异

    是巨大的，同时与基因无关。

    许多精神科医生也认为，由于精神分裂症有家族性倾向，它必然

    是可遗传的。在一般人群中，约有1%的人会在人生中的某个时期患上

    精神分裂症，而父母中若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子女患精神分裂症的

    概率则约为17%，如果父母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的患病概率为

    46%。人们往往会忽略这样一个因素：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父母构成的

    家庭环境，对子女的成长显然是不利的，这也可能导致子女的患病率

    增高。

    鉴于很多精神科医生都相信，精神分裂症这种病在性质上与细菌

    感染或癌症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主流的治疗方法是药物治疗。其中大

    约有14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药物治疗没有反应，约15%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最终死于自杀。在药物治疗有效果的情况下，症状减轻的程度也

    并不太大——只有15%～25%。药物治疗还有可怕的副作用，会导致手

    抖及神经系统方面的其他问题，还伴有迷惘和空虚感。在大多数的治

    疗过程中，医生们会认为患者胡言乱语，说出来的话没有任何意义。

    精神科医生通常会告诉护士和患者家属，不要搭理患者，患者的妄想

    是无意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总是由基因导致的，同卵双

    胞胎两人都患病的概率只有大约50%。如果精神科医生认为精神分裂症

    主要由遗传决定，他们就难以解释一个特定的事实：至少有20%的精神

    分裂症患者最终会完全康复，其中大多数人可以正常生活，不需要服

    用任何药物。举一个生动的例子，鲁弗斯·梅(Rufus May)曾经是精

    神分裂症的患者，现已完全康复。他不仅精神正常了，而且在康复之

    后，受训成为一名临床心理学家，目前在伦敦某个贫民区的社区工

    作，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一个偷猎者变成了猎场看守，一个精神

    病人接管了精神病院。如果他的精神病就像他的眼睛颜色一样是由基

    因决定的，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康复。

    梅18岁时，精神科医生告诉他，他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一定

    要终生服药。随后，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7个月，被强制服用药物。然

    而，目前他已经停药13年了。他认为，精神科医生的做法(说他患有

    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只用药物给他治疗)实际上阻碍了他康复。在

    英国广播公司广播第四台(BBC Radio 4)的《坚持一个立场》

    (Taking A Stand)节目中，主持人费格尔·基恩(Fergal Keane)

    对他进行了采访，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精神崩溃前的那段经历的：

    在几个星期之前，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女朋友几个

    月前就和我分手了，因此我很痛苦，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由于刚满18岁，我突然有了压力，觉得自己必须

    要有所成就，成为一个人物。因此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并感到

    这份工作真的很无聊。

    我是一名实习制图员，手上可做的事情非常少。我并没

    有想到这是一个乏味的职业生涯的开始，相反，我认为，我

    可能真的是个间谍学徒。

    有一天，我正在上班，他们让我去送一个包裹，从国王

    十字(英国伦敦市中心的一个区域)送到曼彻斯特，所以他

    们给了我一些钱，用来购买车票。我走到国王十字车站，可

    就在火车开动之前，我发现我的车票丢了，而且，刚刚有一

    个男人从我身边走过。

    我怀疑是他偷走了我的车票。火车汽笛响了，情急之下，我冲动地决定，绕过障碍

    物，跳上火车。我躲进火车厕所内，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被

    发现了。我想：“好吧，我需要改变我的外表。”我用水弄

    湿了头发，并把T恤套在了衬衫的外面。

    我感觉很兴奋。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读过的那些间谍

    故事，然后我想：“好吧，如果我真的是个间谍呢？如果这

    一切都是被设好的一个局，为的是看看我能否在困难的情况

    下送一个包裹？”这个想法真的打动了我，直到返程途中，我才不得不面对现实，我躲在厕所里逃票，一个很认真的检

    票员敲开了厕所的门。当我承认自己只是个办公室小职员

    时，他才放过我，让我下车。

    我想就是从那时开始，我逐渐陷入了这个幻想世界。它

    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使我感觉自己很重要，我可以用我的创

    造力来真正摆脱乏味的现实。可令人沮丧的是，我在某种程

    度上搞砸了——我的学业一团糟。我的生活漫无目的，这种

    状况持续了很多年。

    我越是投入到幻想之中，就越着迷。我开始越来越频繁

    地进入自己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兴奋使我越来越难以入睡。

    我认为睡眠不足是导致我精神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

    程度上，我醒着时也开始做梦。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在你的梦中，你永远是中心人物。

    你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和你有关，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那样。道

    路标志对我来说成了私人信息。看到一个人挠头，我就觉得

    那是一个特殊信号，需要我破解。我觉得报纸上的文章也有

    特殊含义。一切都围着我转，就像在梦中一样。

    我认为，我的头脑毫无疑问很混乱，我需要人来开导，帮我理解这些经历。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医生们做出

    了那样的决定——他们把我所经历的一切当作精神分裂症的

    症状，在他们看来，我当时的经历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

    问：当你试着说：“我需要的不只是被关在这里，我需

    要的不只是药物治疗”时，医生们如何回应你？

    答：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开始对峙起来。医生们把这

    看作我患病而不自知的证据，因此我需要药物治疗。我很难

    跟医生提及药物那些令人尴尬的副作用，如阳痿，因为在医生查房时，病房里可能会有15个人(包括很多实习医生)。

    每周一次的查房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5分钟”，就像在舞

    台上表演一样，你需要走进医生办公室，向医生表明你的病

    好得差不多了，你已经做好了减少药量或者出院的准备。这

    似乎是在进行一场较量。

    问：他们如何对待其他患者呢？

    答：医务人员之间也各不相同。有些医务人员很不尊重

    你，相当盛气凌人，待你轻蔑，也有一些医务人员以平等的

    态度对你，但是医务人员受到的训练是，不要和精神病患者

    谈论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果你提到了你的某个想法，有

    人就会拿出一盘棋，或者其他东西，建议你去玩。

    问：所以没有进行心理治疗？

    答：没有。

    问：精神科医生每个星期见你几次？

    答：一个星期一次。

    问：每次多长时间？

    答：几分钟。

    问：所以这就是你接受的治疗，一个星期几分钟？

    答：治疗是药物治疗……

    问：你是如何成功地停掉药物并转型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的？

    答：我做过很多工作。我甚至曾经在海格特公墓当夜间

    保安。我开始在一个社区中心从事与戏剧相关的工作，他们

    开始让我辅导那些有学习障碍的成年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我们认为你很擅长这种工作。”我被打动

    了，我觉得我可以向护工的方向发展，当我开始干这个工作

    时，我有了一个想法：“要是我设法进入精神卫生系统，成

    为工作人员，从内部进行改变呢？”但这需要花很多年的时

    间。我做了10年的护理工作，同时接受心理学培训，在工作

    场合，我从未提及自己的患病经历，因为如果人们知道我曾

    得过精神分裂症，可能就不会允许我接受培训，也不会允许

    我从事护理工作……问：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你特别注意保密，不让别人

    知道你的患病经历。但你确实碰到了你曾住过的那家精神病

    院的护士。看到你，他们有什么反应？

    答：这很奇怪，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成了我妄想中的

    卧底间谍，在那里被人发现了。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那

    个护士认出了我，他说：“我和你之前不是不是认识？”他

    试着回想他是怎么认识我的，我紧张地露齿而笑，甚至有点

    咬牙切齿，我说：“是的，但是我们现在别提那件事。”我

    后来又和他见了一次面，他真的很好，他说：“别担心，这

    是你和我之间的秘密……”

    回想起来，在我精神病发作之前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很痛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其实，精神病发作使

    我走出自我封闭，继续前进。我差点与精神病长期相伴——

    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但尽管如此，通过我所经历的斗争，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我想提供更好的精神卫生服务，帮助患

    者回归正常生活。我想改变我们对人类经验的思考方式。

    与鲁弗斯·梅交谈之后，如果有人说他正在写的那本书(关于他

    的生命旅程)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与此同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精神分裂症的案例中，约有半数的

    主要的致病因素不是基因，那主要的致病因素又是什么呢？

    虽然精神分裂症并非这本书的重点，但是在“先天与后天”之争

    中，它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这个特定问题，我会在本书的各个章

    节之中予以回答。在第2章结尾，我列举了大量证据，以说明我们童年

    时在家庭戏剧中扮演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有很大影响。在后面的

    章节中，我将会论述，婴幼儿期的经历可能会埋下不良的种子。至于

    以后是否会出问题，可能取决于在童年时受到的抚育，特别是父母是

    否经常给出自相矛盾的信息，是否不支持孩子，是否虐待孩子。在某

    些情况下，精神分裂症主要由基因导致；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可能主

    要或完全由环境因素导致，还有一些情况，它可能是遗传因素及环境

    因素共同导致的——而精神分裂症是人类最具遗传性的特征之一。

    在后续章节，你会发现，若要解释我们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子，在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矛盾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而不是先

    天与后天之间。我要提出的主要问题是：与接下来的两个6年⑦相比，出生后前6年的抚育方式，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童年时的经历对人造成的影响是否比成年后的(例如失业或离婚)更大？特别

    是，在6岁以前的不同时期，抚育方式与孩子成长为什么样的人有多大

    关系？

    本书第2章涉及我们童年时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对我们以后的人生

    有多大影响。在后续章节中，我将介绍3个主要的心理特征，在我们个

    人生活的独特戏剧中，这3个心理特征形成于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的“良心”(第3章)——一个内在的警察。它的形成主要取

    决于我们在3～6岁时受到的抚育(被抑制或被鼓励)。

    我们的“依恋模式”(第4章)——关于我们会如何被别人对待的

    一系列设想。这将影响我们日后的人际关系。这些设想在3岁之前

    形成，主要受早期抚育方式影响。

    最后，我们的“自体感”(sense of self，见第5章)——我们

    存在(而且是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的基本感觉。它形成于婴儿

    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早期抚育有关。

    后续章节将越来越深入地探究童年期的经历。对于我在第2章讲述

    的大部分内容，你可能会有同感，因为你记得自己在相应时期的经

    历；而第3～5章则涉及婴儿期和幼儿期的经历，你可能对那段时期没

    有什么记忆，或者只能回忆起一些零星的片段。尽管如此，我仍然希

    望与你一起探究童年期的经历。你会发现，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

    数情况下，逐渐显现的意志品质和选择的能力是由我们在家庭中的独

    特关系决定的，而非我们的基因组。在童年期，我们就开始努力把被

    赋予的东西转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的努力一直持续到成年。在

    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那个街头手风琴师，而不是他的猴

    子⑧，我们都在弄明白童年经历对我们现在的影响，使它为我们所

    用，而不是与我们作对，我们都在努力从剧中人(早期童年经历的剧

    本是由别人写的)变成剧作者。

    ①?“信号”是桥牌术语，指玩家通过叫牌和打牌来交换信息。——编者注?

    ②?作者列举了一些握有一手好牌，却鲁莽对待的情况。——编者注

    ③?遗传度，是育种学和遗传学使用的一种统计量，用来估计某一性状在群体中有多

    大比例的变异是遗传因素决定的。——编者注

    ④?指和爸爸比较亲密，比较依赖爸爸的女儿。——编者注

    ⑤?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指一个人下意识地否认自身的不良动机、欲望或情感，而

    将其赋予外部世界(通常是其他人)。——编者注

    ⑥?现在多称作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

    的一类疾病。——编者注

    ⑦?指6～12岁和12～18岁两个6年，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龄期和青春期。——编者

    注

    ⑧?在19世纪的英国，街头手风琴师总是养一只猴子，给它穿上色彩艳丽的全套礼

    服，吸引路人驻足。——编者注第2章

    描述我们的家庭剧本

    他们可能不是有意的，但他们做了……

    家庭类似于一个戏剧舞台。像戏剧中的虚构人物一样，我们每个

    人都被分配了一个角色、严格限定的表演内容和特定的心理学特征，被要求伴着家庭剧的曲调唱歌和跳舞。这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家庭

    聚会时——例如圣诞节期间。

    在平安夜或者圣诞节那天，刚与家人聚在一起，我们的父母和兄

    弟姐妹就会要求我们扮演指定的角色。尽管我们已经长大了，早已不

    是那个“小聪明”“小胖子”“小调皮”或“牢骚王”了，我们的家

    人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对待我们。踏进家门之

    后，没过几分钟，我们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成年后取得的成就和独

    立被一扫而空，我们发现自己又在扮演小时候的那个角色了。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在下一个圣诞节的家庭剧中，我们

    设计自己的台词，故意偏离以前的剧本。你很快就会看到，其他家庭

    成员大吃一惊，这就证明了剧本的存在。像所有优秀的作家一样，我

    们需要先做研究。为了确定我们的新台词，我们需要先明确其他演员

    对我们的期望，在这个家庭剧中，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我们最

    初的角色。

    首先，把你认为家人习惯于投射到你身上的特征列出来。有些特

    征是全部家庭成员一起投射到你身上的。例如，不仅你的父母觉得你

    懒惰、邋遢或自私，你的兄弟姐妹也这么认为。然而，其他的一些特

    征则是由特定的家庭成员投射到你身上的。例如，你的哥哥和母亲坚

    信你是一个挑食的人，但是你的父亲和你其他的兄弟姐妹不这么认

    为。到了圣诞节与家人聚会时，你就应该搞清楚，每个家庭成员期望你扮演什么角色。现在，乐趣来了。你不用按照以前的方式行事，可

    以做相反的事情了。

    如果你的家人认为你在买礼物时很吝啬，那就给他们买昂贵的圣

    诞礼物；如果你被认为从来不干洗碗的活，那么每餐之后，就第一个

    跑到洗碗机或水槽旁去洗碗；如果你被认为是个爱睡懒觉的人，那就

    起个大早，等待家人起床吃早餐。这个游戏的一大乐趣就是，他们会

    对改变予以否认。就像在一个真正上演的戏剧中，如果同台的其他演

    员突然说出另一个剧本的台词，演员们会吃惊(其实是害怕)，他们

    最初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的家人也会有此反应)。当这种差

    异变得不可否认时，他们就会联合起来，试图把你以前的角色强加给

    你，他们可能会嘲笑你抢先洗碗的尝试，或者开玩笑说你居然比他们

    起得早。他们可能会不断提及你不光彩的往事，例如，你有一次睡过

    头了，错过了圣诞午餐。但请不要被激怒，而是温柔地摆出新的证

    据，以此来提醒他们，你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别的不说，它至少是

    很有趣的。也许到了下一个圣诞节，与家人聚会时，你扮演的角色就

    是由你自己创作的了，谁又知道呢。描述我们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别

    正如R.D.莱恩所说的，谈到家庭，“我们是在一个戏剧中扮演不

    同的角色，我们从来没有读过或见过这个剧本，也不知道情节，我们

    可以窥见其存在，但它的开始和结束则超出了我们现在的想象和理

    解。”你特定的家庭剧本对于你和兄弟姐妹都有很大影响，可以解释

    为什么你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尽管由相同的父母抚养长大，你和

    兄弟姐妹间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当酒吧或晚餐桌上的话题涉及“先

    天与后天”之争时，这也经常被“基因”理论的支持者用来做开场

    白。而有小孩的父母(特别是在他们的第2个孩子出生之后)，很可能

    会用基因来解释每个孩子的独特性(然而，在他们有孩子之前，他们

    可能很支持与此相反的观点)。“他们生来就不同。”父母在辩论中

    声称。“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性格。他们有相同的父母，在同一

    个家里长大，他们怎么会如此不同呢？”答案当然是，他们的父母对

    待他们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你外向、神经质或者愚蠢，与和你

    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相比，你的兄弟姐妹具有与你相同的性格特征的可

    能性并不会更高，深入地思考一下，这实际上是有道理的。你如果把

    父母对待你的方式与对待你的兄弟姐妹的方式进行对比，就会很快意

    识到这是非常不同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父母对待子女的方

    式有多么的不同，这个例子来自我的家庭。

    20世纪70年代初，年轻人服用致幻药物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人

    由于服用致幻药物而出现惊恐发作(panic attack)和偏执。有一

    次，我的一个姐姐吸食了超强效的大麻，并在短时间内出现了幻觉，她坚信自己是一个阴谋的受害者，和她说话的每个人都脱不开干系。

    我的父母得知了姐姐吸大麻的情况，他们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的。我

    的父亲非常愤怒，劈头盖脸地骂我姐姐，说她太蠢了，蠢到去吸毒，而我的母亲对我姐姐很宽容，表示理解和同情。

    几年之后，有一次，我服用了一些LSD(麦角酸二乙酰胺，一种强

    效的致幻剂)，然后就变得悲观失望、充满恐慌。我让一位朋友开车

    送我去最近的精神病院，但他把我送回家了。在客厅里，我告诉父

    母，我不想活了，我要从窗户上跳下去。他们的反应和姐姐吸大麻那次完全不同。这一次，我母亲劈头盖脸地骂我：“你这个该死的蠢

    货!你怎么这么蠢，蠢到去吸毒？”我的父亲则很关心和同情我，尽

    管他曾因为我姐姐吸大麻而痛骂她。在服用致幻剂这件事上，我父母

    对我的管教不同于他们对我姐姐的管教。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对待

    每个孩子的方式都非常不同。这是有很多原因的。

    对于父母来说，当不同的孩子出生时，他们的生活处于不同的阶

    段，他们的婚姻状况往往也是如此。初为人母，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

    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这通常需要她们放弃全职工作——当全职妈妈或

    从事兼职工作。与此同时，由于第1个孩子的降生，父亲可能觉得自己

    被排除在外，或者产生初为人父的喜悦；他可能感受到了养家糊口的

    巨大压力，或者觉得自己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当第2个孩子出生

    时，这个家庭已经被第1个孩子改变了。面对新的压力，爸爸和妈妈也

    许相处得不是很好，也可能变得更亲密了。他们可能比以前更有钱

    了，或者经常因为缺钱而吵架。他们可能刚搬到一个新的住所，夫妻

    二人或其中一人还感到不适应。由于数不清的变化，当第2个孩子出生

    时，父母二人的情绪状态和最关注的事情与上个孩子出生时相比已经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除此之外，每个父母都会把自己童年经历的一部分包袱转给每个

    孩子。在某种程度上，父母总是会在自己孩子身上重演自己的童年经

    历，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也会尽力不让孩子遭受自己童年时受过的

    苦。如果他们自己在家中排行老大，那么当他们有了第2个或第3个孩

    子时，他们就会想起来自己小时候受到的冷落(在弟弟妹妹出生之

    后)，所以格外地同情和理解自己的第1个孩子。如果他们自己是家中

    最小的孩子，他们可能就会格外关照自己最小的孩子，免得他像自己

    小时候那样被哥哥姐姐欺负。此外，如果新添了个男孩，而父亲童年

    时有个横行霸道的哥哥；如果新添了个女孩，而母亲童年时有个比她

    漂亮的姐姐……出生顺序以及与兄弟姐妹关系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

    父母对新生儿的态度。

    孩子的性别以及在家中的排行会影响他在家庭剧本中的角色，而

    家庭剧本是父母根据自己的童年经历创作的。有些情况下，母亲想要

    个男孩，却生了个女孩；有些情况下，父亲想要个儿子，却添了个女

    儿；有些情况下，母亲有一个强势的妈妈，因此她决定给自己的女儿

    更多的空间；有些情况下，父亲觉得他的父母对他不够严格，因此下

    决心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更严重的是，如果父母在童年时有过被虐

    待或被忽视的经历，那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虐待自己的孩子，让自

    己的某个孩子承受心理虐待、暴力或性虐待之苦。在多子女家庭中，不同的孩子出生之时，父母的情绪状态和婚姻

    关系都会有所变化，父母双方对每个孩子的期望也都不同，因此每个

    孩子都有一个独特的心理环境。在一个家庭里，虽然有一些特征是共

    同的，例如注重守时、看重学习成绩，且父母对家里的所有孩子都有

    同样的要求，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父母对每个孩子的抚育方式都是

    不同的，而由于抚育不同，每个孩子在家里都有各自的生态位

    ①(niche)。描述我们的性别

    自从你妈妈得知她怀孕的那一刻起，你就成了家庭剧中的一个角

    色：你的父母想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基于孩子的性别，父母在

    家庭剧中描述这个孩子时，会加上他们的自身经历这一包袱和社会刻

    板印象。一般来说，男婴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注，他们获得的玩具也

    与积极地解决问题及和父母互动相关。长大一些之后，男孩们被鼓励

    去探索和独自玩耍，而女孩们则被要求不要到处乱跑(因为父母怕她

    们在外面不安全)，这使她们更习惯于听话，遵从成年人的期望。父

    亲对儿子更严厉，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儿子，却鼓励女儿表现得依赖

    和被动。父母会随意打断女儿的话，却能有耐心听儿子说话。上学

    时，男孩和女孩通常不在一起玩，因此男孩不太可能学会女孩的行为

    方式，反之亦然。老师们希望男孩更积极主动，女孩更乐于合作。

    男孩和女孩受到的抚育不同，一部分原因在于，男孩和女孩可能

    天生就是不同的。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男人来自火星，女人

    来自金星”的说法有一点道理——两性体内产生的性激素(睾酮和雌

    激素)的量是不同的。为人父母之前，人们可能会断言，性别差异都

    是性别歧视的问题，但是有了孩子之后，大多数父母都会改变态度。

    男婴和女婴确实天生就不同，这会影响父母的行为。但毫无疑问的

    是，成年人若是被告知一个婴儿是男婴，他们对他的态度就会不同于

    对女婴的态度，无论婴儿的实际性别是什么。例如，面对同一个女婴

    时，如果成年人被告知那是个男婴，他们就会认为他哭是出于愤怒；

    如果成年人被告知那是个女婴，他们就会认为她哭是出于害怕。与这

    个研究类似，许多其他研究也表明，我们会根据一套性别刻板印象来

    对待孩子，无论孩子的实际行为如何。因此，即使在今天，父母们仍

    然倾向于认为，男孩更擅长数学和体育，女孩更擅长语文，无论真实

    情况如何。考虑到父母的这些判断会显著影响孩子日后的成绩，因

    此，我们认为这些刻板印象会继续影响孩子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我

    也可以以自己为例说明这一点。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的父母从不否

    认，有了两个女儿之后，他们很高兴第三胎生了个儿子，我的姐妹总是尖锐地指出，我在某些方面受到了父母的优待，仅仅因为我是男孩

    (她们很少提到的是，因为我的性别，我还遇到了许多其他的问

    题)。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童年期的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对

    此非常在意。

    小时候，父母给了我宽松的环境，我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在4岁

    时，我很不愿意上学。在学校里，他们要求我遵守纪律，但我认为这

    是很荒谬的。我经常违反纪律，老实说，我很不听话，经常和其他男

    孩打架，对学习也不上心。没过多久，我的母亲看我适应不了，便同

    意我退学，第二年再上。再次入学时，我被送到了公立小学，由于管

    理宽松，我虽然不爱学习也不守纪律，却没有面临什么麻烦——尽管

    这确实影响了我周围的同学，同时我的学习成绩也特别差。然后，我8

    岁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父亲坚持让我转学到一所极其严格

    的预科学校(我的父母虽然并不很富有，但也供得起我念私立学

    校)。由于他自己的童年经历，他认定了自己的儿子应该通过统一入

    学考试进入公学。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让我转学到对学业要求严格

    的预科学校。在那个预科学校(在我看来就像监狱)度过的整整两年

    时光里，我和另外两名同样顽皮的同学在班里成绩垫底。我经常被校

    长体罚，有时是因为不守纪律，有时是因为懒惰。尽管我的学习成绩

    一直很差，父亲却一直说我很聪明——我如果愿意好好学习，就能学

    得很出色。他让我做智力测试，测试结果表明我的智商高于平均水

    平，在节假日，他很努力地教我拉丁语、几何学和其他功课——唉，可惜没什么效果。当我10岁时，校长叫我退学。我的父母很吃惊，校

    长对我父母说，鉴于我的心智低于正常水平，他们应该送我去读特殊

    学校。

    我转学到了一所更宽松的预科学校，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不用功，在 升 学 时 ， 我 没 有 通 过 统 一 入 学 考 试 ② ( Common Entrance

    Examination)。但我父亲拒绝接受那个在别人看来显而易见的事实，亦即，我是个笨蛋。他中断了家庭滑雪度假，把我送到一所补习学

    校，让我接受强化训练，准备重新参加考试。我决心背水一战，发奋

    学习，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经过了连续14个星期的刻苦学习，挥

    洒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我只受过一次体罚，但是在这里，跑步是主

    要的惩罚方式，我总共跑了几百千米)，我终于通过了考试。然而，在此之后，我的学习成绩仍然时好时坏。在公学的第一学期结束时，我没有通过学校的内部考试，不得不留级一年。十几岁时，我仍然不

    好好学习，直到参加普通水平考试(O level)，我都没有起色。在此

    期间，父亲不断地给我写信，试图激励我发奋学习，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乎过。可想而知，我考得很差，勉强通过了8个科目的初级考试。我

    父亲来学校找我，在泰晤士河畔的一家酒店的露天平台上，他让我坐

    下来，和他一起喝皮姆酒。在这个令人愉快的环境中，他和我进行了

    一次不太愉快但是令我难忘的谈话，他提出了3个方案让我选择：我可

    以留在学校，继续不好好读书，以很差的成绩勉强通过高中的高级水

    平考试(A–level)，但是当我离校之后，我必须在伦敦金融城找一

    份工作，比如做个证券经纪人实习生。在我们家，没有什么比“在伦

    敦金融城工作”更令人鄙视的了，所以我对这个方案不感兴趣。第2个

    方案是，离开学校，找一份卑微的工作，比如做铁路轨道修理员。虽

    然我觉得这个方案有吸引力，并幻想自己成为下一个乔治·奥威尔

    (我爱读小说，我讨厌的只是学校的教科书)。但我还是决定选择第3

    个方案：争取考上剑桥大学。

    讨论我的决定(上剑桥大学)时，我母亲几乎要大发雷霆了。所

    有的证据都表明，我可能根本就考不上大学。她生活在现实世界，不

    像我和父亲那样抱有幻想(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她用“荒

    唐”和“可笑”这样的词来描述这个方案。但奇怪的是，与父亲交谈

    之后，我埋头苦学；经过了很多波折之后，我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父亲对我无限包容，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在编写我的生活

    剧本时，作为剧本作者之一的父亲决定，“他儿子”这个角色将考上

    剑桥大学，并且准备不惜代价，使之成真。正如我的3个姐妹经常指出

    的那样，他对任何一个女儿都没有这种期望。无论她们上不上重点大

    学，他都不会在意，尽管她们从小就比我好学，学习成绩也比我好很

    多(事实上，即使他有这样的态度，我的3个姐妹也都考上了很好的大

    学，取得了学位，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这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鼓励；

    我母亲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很成功)。但是，仅仅因为我生来是个男

    孩，我的父亲就在学业成绩方面对我寄予厚望。如果我的妹妹在家里

    排行老三(出生比我早)，我敢肯定，父亲不会对她寄予厚望。由于

    儿子的出生，他才有了那样的愿望。

    我们的性别也会影响父母对我们的性行为的解读。正如我将在第3

    章中讲到的，家庭充斥着性欲望，你父母的态度对你的性行为影响很

    大——严厉制止会导致你的性欲被抑制，而适当的热情意味着你长大

    后能够享受这种性本能(就像“爸爸的女孩”吉莉安·布莱克尼和她

    父亲那样)。但有些父亲会对女儿的性行为感到不安，并且压制它，正如有些母亲会压制儿子的男性化特质和行为。从摇滚明星艾尔顿·

    约翰③(Elton John)和演员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的故

    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极端的例子。据传记作家菲利普·诺曼(Philip Norman)所述，艾尔顿·约翰

    的母亲“一直希望有个女孩”。她不让他和其他男孩一起玩，把他保

    护得很好。他说自己小时候像个女孩：“我看起来像秀兰·邓波儿

    (Shirley Temple)，头发很蓬松。”他成年后的女性化爱好(例如

    喜欢购物和穿色彩鲜艳的服装)以及同性取向，都是众所周知的。约

    翰·吉尔古德也是个同性恋者，当他出生时，他的父母都想要个女

    孩，因为他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他一出生就成了他母亲凯蒂的掌上

    明珠。他的兄弟姐妹都是由保姆照顾的，但是在他3岁之前，他的母亲

    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和他的关系太亲密了，所以他的兄弟姐

    妹难免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吉尔古德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母亲倾向

    于溺爱我，尤其因为我被认为是娇弱的和‘有艺术天赋的’。”她就

    是这样在家庭剧本中对儿子做了设定。他假装生病以获得她的特殊照

    顾，他利用她的偏袒，避开他不想做的事。他回忆道：“我会说‘妈

    妈不喜欢我这样做。我可能会中暑的’，在幼儿园的第一天‘我在房

    间中间坐下来，放声大哭’。”他喜欢穿衣打扮，不喜欢男子气的活

    动，他写道：“我非常喜欢在观众面前表演，我特别不擅长板球和足

    球。”他母亲在家庭剧本中对他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自身

    经历的影响，他对来自他母亲家庭(一个著名的演艺世家，出了很多

    戏剧女演员)的女性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他的外祖母是英国著名

    的女演员，他的姨妈是非常著名的女演员艾伦·特里(Ellen

    Terry)，另外两个姨妈也是杰出的女演员。他写道：“我对我父亲的

    家族不是很了解，我一直对我母亲的戏剧世家很感兴趣。”

    当然，这些都是极端的例子，但它们说明了父母的期望在你的性

    身份④(sexual identity)塑造上的影响。描述我们在家里的排行

    你的父母会将什么样的角色分配给你，是由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

    决定的——你的性别和你在家中的排行(也就是出生次序)。虽然有

    很多例外，但总的来说，与弟弟妹妹相比，家中的老大更有可能是自

    信、有主见、争强好胜和强势的人。在领导人当中(例如总理与总

    统)，就有很多人在家里排行老大。家中的老大更可能具有责任心，认同传统道德，认同父母的价值观，服从父母的权威。他们在事业上

    更有成就，在学校里表现更好，一家人一起吃饭时，父母也往往会参

    照长子或长女(而非其他孩子)的认知水平构想话题。他们对自己的

    地位更焦虑，情绪更强烈，不容易迅速从沮丧中恢复过来。他们的报

    复心更重，更容易发怒。他们通常不喜欢冒险，尤其不喜欢危险的运

    动，他们喜欢非接触性运动项目，例如游泳、网球、高尔夫球等。他

    们往往不喜欢背包旅行和周游世界。

    后出生的孩子则不同。与家里的老大相比，他们通常不太自信，却更为利他，更有同理心。小时候，他们更常与其他孩子一起玩。他

    们没有那么强的责任心，不太容易发怒，报复心不重，更善交际，更

    合群。他们更愿意丰富自己的经历，不因循守旧，更有可能冒险和叛

    逆。他们喜欢冒险性和接触性的运动，与家中的老大相比，后出生的

    孩子更有可能热衷于橄榄球、足球、拳击和跳伞之类的运动。

    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出生次序的不同，我们会采取

    不同的策略来获得父母的关注。鉴于父母的精力和爱是有限的，我们

    必须找准自己的生态位来吸引父母，为了显示自己，我们就要使自己

    有不同于兄弟姐妹的技能和性格特质。在多子女家庭中，与排行相隔

    较远的兄弟姐妹相比，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间的差异更大：为了在父

    母面前显得独特，我们就会努力使自己与排行相近的兄弟姐妹有所不

    同。同样，在多子女家庭中，如果一个孩子更亲近母亲，排行相近的

    另一个孩子就有可能更亲近父亲。即使你不能受到父母双方的宠爱，拍好父母一方的马屁，获得一方的爱，总比父亲和母亲都不爱你强。如果我们是家中的老大，我们可以采取最省力的方式建立自己的

    生态位，我们只要听父母的话就行了。家里的老二出生时，作为家里

    的老大，我们会迅速维护自己之前获得的地位，并尽我们所能来占据

    主动地位。由于我们比家里的老二更大更壮，我们也更加自信。然

    而，如果我们的弟弟妹妹成功地吸引了父母的注意力，我们可能会因

    被取代而感到愤怒并产生报复心理。在自信的表象后面，也许有着相

    当大的恐惧。作为家里的老大，我们可能要担负起照看弟妹的责任，被要求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因此，我们不太喜欢冒险，更加保守，急

    于维护我们在弟弟妹妹出生前获得的地位。在学校里做个勤奋好学的

    学生，也是讨好父母的一种简单方法(如果这对他们很重要的话)。

    最小的孩子出生时，吸引父母的爱和亲代投资的许多明显的生态

    位都已经被占据了。哥哥姐姐们已经占有了“开心果”、运动型或性

    感的角色，辣妹组合(Spice Girls)中成员的昵称——运动辣妹

    (Sporty)、宝贝辣妹(Baby)、时髦辣妹(Posh)，对于争抢家庭

    中的生态位的孩子们来说，一定是很好理解的。由于没什么可选的，作为最后出生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最好策略是创新和拒

    绝现状。我们可能会喜欢旅游，并把它当作逃离家庭的一种方式，因

    为家里没有太多的爱给我们。在旅游途中，我们或许会产生有价值的

    想法，可以想出如何变得与众不同。此外，我们可能会发现，为了避

    免使哥哥姐姐产生敌意，我们应该采用利他和支持的行为方式。这将

    使我们成为良好的团队合作者。

    父母对于我们的出生次序的反应，也会影响我们在家庭中的位

    置。家里的老大通常会被父母寄予厚望，特别是在学业成绩方面，他

    们也很容易成为父母的情感包袱的载体。在多子女家庭中，老大是第

    一个去上学、第一个遇到青春期挑战的孩子；通常，父母至少一方会

    与老大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家中的老大更受父母关注，在婴儿期得到

    的照顾更多，与父母的接触也更多，但是到了3岁时，如果家里添了第

    二个孩子，老大就会比3岁时的弟弟妹妹得到更少的照顾，受到更多的

    限制。

    随着家里孩子慢慢变多，老大会继续听父母的话，按父母的期望

    做事，但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正面关注。与弟弟妹妹相比，老大在

    婴儿期得到父亲更多的关爱，但是长大一些之后，老大受到父亲的管

    教更多，父亲也会更关注老大的各种活动，对老大提出更高的要求。

    父母双方都会更关注老大(而非其他孩子)在儿童发展里程碑(比如

    走路、识字)式的进步。简而言之，对于老大来说，好消息是，父母

    往往会因为老大的出生而激动不已，在婴幼儿期，老大也能得到父母全身心的呵护与照顾；坏消息是，弟弟妹妹出生后，父母对老大的关

    心就会相对减少，这对老大来说是个打击，父母对老大的期望高，却

    不会给老大更多的关爱；父母通常会偏爱家中较小的孩子。独生子女

    在许多方面与老大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独生子女没有弟弟妹妹，父母的爱不会被夺走。因此，独生子女的成就通常比多子女家庭中的

    老大更高，因为父母把全部期望寄托在独生子女身上了。

    关于出生次序对人的影响，名人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像列夫·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菲德尔·

    卡斯特罗(Fidel Castro)这样的职业革命家，在家里的排行通常都

    不是老大，而建制派的政客们往往是家里的老大。在家里排行靠后的

    科学家更有可能开创全新的理论，例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科学家在家里的排行越靠后，他们的兴趣就越广泛，这也

    许是因为，广泛的兴趣可以增加获得父母宠爱的机会。在家里排行老

    大的科学家更可能会激烈地争论自己才是最先提出某个理论的人，他

    们陷入这种争论的可能性比在家里排行靠后的科学家高3倍，也许这就

    和小时候担心弟弟妹妹偷他们的玩具一样。

    出生次序对孩子的影响，也与排行相近的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有

    关。如果在一个孩子年满4岁时，弟弟或妹妹才出生，大孩子受到的影

    响就比较小，因为他已经有了较好的应对能力；不满4岁的孩子更容易

    因弟弟妹妹的出生而受到影响。有趣的是，苏洛威(Sulloway)对著

    名历史人物的研究表明，排行相近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以后叛逆(在政治上投身革命或在科学上引发颠覆性创

    新)的可能性就越小——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越大，较小的孩子就越

    不需要通过叛逆(拒绝现状)来引起父母的关注。也许最令人吃惊的

    是，研究证据表明，如果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很小，大孩子就更有可

    能受到严重影响，甚至更有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如前所述，精神

    分裂症是所有精神疾病中最严重的一种，和抑郁症一样，精神分裂症

    通常被认为是由基因导致的，我认为这个断言是不对的，我在本书中

    将会不断地指出这一说法的错误之处。)研究表明，与那些年龄差距

    较大的兄弟姐妹相比，在年龄相差不到两岁的兄弟姐妹中，大孩子更

    容易受影响，长大以后也更可能患上精神疾病。这是不能用基因来解

    释的。还有一个证据是，另一项研究发现，与小时候天资平平但是后

    来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相比，小时候天资聪颖但是后来患精神分裂症

    的人更可能是家里的老大。显然，这些因素(只有一个年龄相近的弟

    弟或妹妹，或者身为家里的老大)并不能导致精神分裂症，但如果一

    个孩子本身就易患精神分裂症，这些因素就可能导致其发病。在家庭剧本的创作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家庭最终的规模。

    如果一个家庭的子女数量不少于5个，父母的资源(在物质和情感方

    面)就比较紧缺了，孩子们得到父母的关爱可能就比较少。因此，这

    种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出现各种问题。他们必须更加努力，才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生态位。来自大家庭的排行靠后的子女更可能拥有广泛的

    兴趣，更可能喜欢旅游。来自大家庭的女孩可能更具女性特质，因为

    她们往往从小就被要求帮助妈妈照顾弟弟妹妹。

    总而言之，老大的特点(例如有领导力、自信、争强好胜)与男

    性气质相关，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者具有善于表达情感、合作和灵

    活的特点，也就是更具有女性特质。如果家里的老大是女孩，特别在

    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情况下，这位长女往往更有男子气，因为老

    大会与父亲产生更强烈的身份认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靠后的男孩往

    往更有女性特质。一项研究发现，有哥哥的男性更可能成为同性恋；

    这也许是因为传统男性的生态位已经被“抢走”，受此影响，他们倾

    向于具有更多的女性特质。显然，“有个哥哥”这一条件本身并不会

    导致同性恋，但是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的性行为受到童年经历(即父

    母的抚育方式)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比基因强得多。

    关于出生次序对人的影响，以及老大是如何成为父母的期望和情

    绪问题的载体的，我将以查尔斯王子为例进行说明。英国王室的传记

    作家们倾向于认为，查尔斯王子生来羞怯、压抑、缺乏自信。然而，这些个性特征更可能与他父亲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对他采取

    的教养方式有关。另一方面，正如第3章所述，查尔斯王子的个性形成

    也与母亲和保姆对他的早期抚育有关。为查尔斯王子写作传记期间，记者乔纳森·丁布尔比(Jonathan Dimbleby)与查尔斯王子有很多接

    触，并且可以查阅他的私人文件，丁布尔比把这个问题描述为先天个

    性的冲突，查尔斯王子的个性是害羞而敏感的，而菲利普亲王的个性

    是盛气凌人和不敏感的(虽然没有恶意)。毫无疑问，他们两人的个

    性确实如此，但是这种个性的成因未必与遗传有关。

    汤米·拉塞尔斯(Tommy Lascelles)是一名皇室秘书，在他看

    来，菲利普亲王“粗鲁，不礼貌，没教养，不够忠诚”。菲利普亲王

    童年缺爱，由于父母分居，他从10岁时就离开父母了。菲利普亲王把

    他的情感包袱加在长子(查尔斯王子)身上。查尔斯在童年期就与父

    亲不亲近，菲利普经常贬低他，有时甚至采取冷酷和敌对的态度，这

    很可能就是查尔斯具有忧郁气质的原因。查尔斯告诉丁布尔比，他父

    亲“不能或不愿给予关爱和赞赏”，女王并不干涉菲利普对查尔斯的

    照顾和教育。菲利普认为儿子太敏感了，在他能面对人生的严峻现实之前，他需要强硬起来，因此，菲利普把查尔斯送到契姆预备小学

    (Cheam，一所要求严格的寄宿学校，菲利普小时候也曾在此就读)，后来又把他送到严苛的高登斯顿(Gordonstoun)公学，这也是菲利普

    的母校。虽然王子们都会被送到这些学校就读，但查尔斯王子是个脆

    弱而害羞的男孩，不适合去这样严格的寄宿学校。菲利普是如此解释

    的：“小孩子在家里可能被娇惯，但是在学校里，就要学会简朴和守

    纪律。”这种解释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在查尔斯幼年时，菲利普

    对他就很粗暴，从未娇惯过他。菲利普不满足于此，他甚至坚持要解

    雇 查 尔 斯 王 子 幼 年 时 最 爱 的 保 姆 海 伦 · 莱 特 博 迪 ( Helen

    Lightbody)，因为她“太娇惯查尔斯王子了”。

    在契姆预备小学上学期间，查尔斯王子特别想家。他后来回忆

    说：“不容易交到很多朋友……我不是个合群的人，我总是很怕和一

    群人聚在一起……我喜欢独处或者一对一的交流。”根据丁布尔比所

    述，他试图表现得友善，“但是，情绪化和冲动的性情被外在的克制

    和拘谨限制住了——这种表象之下，还隐藏着痛苦的不安全感”。在

    丁布尔比看来，如果说在契姆预备小学的生活“是充满憎恨……令他

    痛苦的”，那么在高登斯顿学校带给他的就是折磨。女王本来想让他

    上伊顿公学，那所学校就在他们的住所温莎城堡附近，但是菲利普亲

    王不想让他在离家近的学校就读，非要把他送到位于苏格兰的高登斯

    顿学校。在菲利普看来，一个男孩“性格如此害羞和沉默”，需

    要“一些事情让他大胆起来，变得更加自信”。只有体会不到别人的

    情感需求的人，例如菲利普亲王，才会认为高登斯顿学校那样的残酷

    环境会有这种效果。

    因为那确实是很残酷的环境。据他的校友、小说家威廉·博伊德

    (William Boyd)描述，在当时的高登斯顿学校，精神虐待是很常见

    的。男孩们成群结伙，在博伊德的宿舍横行霸道，殴打小同学，索要

    食物和钱。查尔斯王子的宿舍舍监是个令人生畏的严格执行纪律的

    人，脾气变幻莫测。丁布尔比写道，其他的男孩们“充满恶意、残酷

    地不断”折磨查尔斯王子。他们在学校里形成了一种氛围，谁和查尔

    斯王子说话，谁就立刻会遭到孤立。查尔斯王子本来就不擅长社交，在学校里又被一伙同学故意孤立。此外，查尔斯王子在学校里还曾被

    人打，对于一伙男孩来说，打他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威廉·博伊德回

    忆，他曾听到男孩们夸口：“我们刚刚打了英国未来的国王。”查尔

    斯王子给家里写信说：“我不喜欢这里。我害怕上床睡觉，因为同学

    们经常半夜起来打我……我无法忍受，有人拿着枕头打我的脑

    袋。”查尔斯王子是个懂礼貌、对精神生活有追求的人，同学们的粗鄙之语和冷漠无情使他感到深受冒犯。他在陶器和音乐中寻求安慰。

    菲利普亲王也曾在这所学校就读，照理说，他应该知道，这种事情会

    发生在未来的国王身上——特别是以查尔斯的性格，很可能在学校里

    受欺负。

    作为长子和王位继承人，查尔斯王子的独特地位也造就了他在家

    庭剧本中的角色——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菲利普亲王和他舅舅蒙巴顿

    伯爵(Lord Mountbatten)经常把查尔斯当成取笑和嘲弄的对象，但

    是他们都很偏爱查尔斯的妹妹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安妮公主

    酷爱马术，很快就学会了马术爱好者们的常用语言，而且经常与父母

    就马匹装备进行讨论。查尔斯不了解某些专业术语的含义，经常会显

    得很无知。进餐时，要是被家人问到某个专业术语的含义，他经常什

    么都不知道，结果大家哄堂大笑，他则感觉遭到了羞辱。

    菲利普可能嫉妒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是王位继承人，而自己是女

    王的配偶，一个靠边站的角色。对查尔斯的羞辱使他这位父亲感到满

    意，但另一方面，查尔斯的弟弟妹妹也加入其中。如果哥哥是王位第

    一继承人，弟弟妹妹羞辱他的欲望就会特别强烈——尤其是在父亲的

    鼓励下。虽然查尔斯的弟弟们也被送到高登斯顿学校就读，但是菲利

    普把他情绪上的不安全感集中在查尔斯身上。如果安德鲁王子或爱德

    华王子是长子，菲利普亲王也会这样对他们的，那样一来他们的处境

    就和查尔斯差不多了。安妮公主是马术爱好者，这是她找到的生态

    位；安德鲁王子对女人随随便便的态度，很像他的父亲；作为家里的

    老小，爱德华王子是最不安分的，他打破王室传统，在戏剧和电视传

    媒行业供职。如果把他们的出生次序调换一下，从事戏剧工作的可能

    就是查尔斯了，谁又知道呢。

    当然，除了是家里的老大这个因素之外，一个孩子还可能因为其

    他原因而获得一个特殊的地位。长得好看的孩子也会受到父母的重

    视，特别是在看重长相的发达国家。长相好的人能得到很多好处。毫

    不奇怪，被公认为“可爱”的新生儿更受母亲重视，如果新生儿长得

    可爱，母亲会更多地抱他，凝视他，用儿语与他说话。如果新生儿长

    得不太可爱，母亲与他的这种互动就比较少，转而关注他的身体需

    要，例如给他拍嗝和擦嘴巴，照顾他时也更容易分心。对双胞胎的母

    亲进行观察时人们发现，如果双胞胎中有一个孩子较弱(出生时体重

    较轻，看起来有点弱)，这个孩子得到母亲的关注就会少一些。(有

    趣的是，父亲和母亲都倾向于声称，新生儿长得更像父亲，这一事实

    被归因于对父亲身份的焦虑；这可不是小事，因为至少有10%的新生

    儿，与所谓的亲生父亲没有血缘关系。在一些低收入社区，大约有13的孩子是这种情况。)长得漂亮的大孩子也能享受优待。例如，面对

    长相好的7岁孩子做出的错事，成年人更可能做出善意解释，说他们不

    认为这个孩子会犯这种错误，他们也不太可能相信这个孩子会再犯同

    样的错误。

    成年后也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当男人看到漂亮的女模特和相

    貌平平的女性的照片时，男人更可能说他们会帮助美女，他们愿意借

    钱给美女，也愿意提供更极端的帮助，例如捐肾或者捐躯(扑到恐怖

    分子的手榴弹上，以保护美女)。在培养自身的优秀品质(基本涵盖

    了你能想到的一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长相好的人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更享受其乐趣。我们尽管普遍有“金发傻妞”(Dumb

    Blonde)的刻板印象⑤，但还是认为，长得漂亮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很

    聪明的。我们认为，他们的性生活更丰富、更优质、更多样。即便行

    为不端(例如在商店偷东西或者考试作弊)，他们也更可能逃脱惩罚

    ——然而，有趣的是，长相好的人更可能犯诈骗罪，因为通常来讲，长相好的人也是能言善道、有吸引力的人。我们对长相好的人也敬畏

    有加。在一项研究中，受试者被要求站在陌生人旁边。平均而言，受

    试者会与长相好的人保持23英寸(约58厘米)的距离，而与相貌平平

    的人保持10英寸(约25厘米)的距离。我们让着长相好的人，因此他

    们就更自信。当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时，长相好的

    受试者只等待了3分钟，就开始抱怨了，而相貌平平的受试者可以耐心

    地等待9分钟。

    由于长相好的人享有这种特殊的地位，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过

    得比较好。在孩童时代，长相好的孩子更容易交到朋友，成年后，长

    相好的人也更受异性欢迎，有更多的约会机会，而且据他们自己说，从比较年轻时开始，他们就有了更丰富、更优质、更多样的性生活。

    长相好的男人与女伴性交更频繁，更容易让女伴达到性高潮。然而美

    中不足的是，在社交方面，长相好的人(特别是长相好的女人)往往

    不太受同性欢迎。描述特别有成就的人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父母双方不会都偏爱同一个孩子。父母

    一方可能会偏爱长相漂亮的孩子，另一方可能会与另一个长相不太出

    众的孩子更亲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从小就被视为与众不同，可能

    是取得非凡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为例，正如他姐

    姐拉托亚(La Toya)的自传所描述的那样，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非常严

    酷的环境下，经常受到鞭打和精神虐待。他经常被父亲羞辱，同时，父亲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告诉他：“你什么都不是。”杰克逊被父

    亲虐待，但与其他家庭不同的是，他父亲使用威吓手段的目的是把孩

    子们训练成音乐家和舞者。杰克逊五人组(The Jackson Five)，也

    就是杰克逊五兄弟，把放学之后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练习，他们的父亲

    经常手持皮带在一旁监督他们，把他们训练成了顶尖的流行偶像。父

    亲不允许他们和其他孩子交往，要求他们一放学就赶紧回家，一回家

    就开始排练，每天都要练习到深夜，如果他们胆敢反抗，父亲就会用

    皮带打他们。在所有孩子中，父亲对迈克尔的要求最为严格。迈克尔

    被要求练习更长的时间，达到更高的水平。大概就是因此，他成了几

    个孩子中最有才华的那个。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音乐才能是遗传的，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事

    实并非如此。我们似乎生来都有绝对音感(perfect pitch)，能知道

    所听声音的实际音高，并说出音名。与不擅长音乐的孩子相比，擅长

    音乐的孩子从小就受到音乐熏陶，在婴儿期(甚至是胎儿期)，家长

    就唱歌给他们听，在幼儿期，家长更多地鼓励他们进行歌唱游戏。没

    错，在孩子显示出音乐才能之前，这些家长就开始培养孩子了，这表

    明，从一开始，培养就是很重要的。对于古典音乐家的研究表明，从

    童年开始，那些顶级独奏家的练习时长就比一般管弦乐演奏者多。这

    是因为，从童年起，父母就敦促他们多花时间练习演奏。在一所音乐

    学校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对21岁的小提琴手来说，平均而言，顶级

    小提琴手在练习上投入的总体时间是一般小提琴手的两倍。人们同样

    在一所专业音乐学校开展了研究，与未被录取的孩子相比，被录取的孩子投入的练习时间更多。被录取的所有孩子都是从小就开始学习音

    乐的，父母非常积极地监督孩子上音乐课和进行日常练习，并放弃大

    量个人闲暇时间，接送孩子上音乐课，陪孩子参加音乐会。这些孩子

    从小就被父母视为“有音乐天赋者”，而且孩子也把这个标签内化

    了。杰克逊的故事尽管异常残酷，却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特别有才能之外，杰克逊还有更多的动力。这可能是因为在

    所有孩子中，他与母亲的关系最亲密。父亲对他最暴力，母亲则认为

    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母亲这样评价迈克尔：“在我看来，他和其他孩

    子不同，很特别。”她可能没有意识到，从小把他视为特别的，可能

    正是他长大以后与众不同的一部分原因。对于特别有成就的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在父母或其他亲人眼里总是有特殊地位的。已退

    役的足球运动员加里·莱因克尔(Gary Lineker)和英国保守党政治

    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e)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小时候

    得到了祖父关爱，在祖父眼里有特殊地位。

    莱因克尔的祖父很擅长踢足球，为了照顾家里在莱斯特

    (Leicester)的水果货摊，他不得不放弃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抱

    负。莱因克尔回忆道，“从我8岁时开始，我的祖父就总是到球场来看

    我踢足球”——祖父见证了他的每一次突破。“13岁时，我被莱斯特

    城的球探发现了。有趣的是，那个球探认识我祖父，我祖父问他为什

    么来看这场比赛，他跟我祖父说，他是来观察我的，我祖父特别高

    兴。”

    莱因克尔是在一个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肯尼斯·克拉克则不

    然。他的母亲多丽丝(Doris)是一个酗酒者，死于肝硬化。他的兄弟

    迈克尔(Michael)回忆他们的童年时说：“我母亲的情绪起伏非常

    大。她能一个人在卧室里喝上两天酒。”为了弥补不幸的童年，兄弟

    二人通过勤奋努力取得成功，但是他们选择了在不同的领域打拼。肯

    尼斯说：“钱不是最重要的。”而成为百万富翁的汽车销售员迈克尔

    则认为，钱是至关重要的，他回忆道：“在23岁时，我拥有了一辆劳

    斯莱斯汽车。肯尼斯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这样的东西。”这

    种不同是因为，肯尼斯在他的祖父眼里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他祖父是

    一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很想从政，但未能如愿。肯尼斯很崇拜祖父，并且努力去实现祖父的梦想。

    然而，这些都是例外，在有成就的那些人身上，更常见的情况

    是，父母把自己实现不了的抱负寄托在子女身上。一般来说，我们从

    事的职业更可能与父亲或母亲的类似。如果我们在年幼时就在某方面表现出特长，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在这方面有专长或者希望自己

    有专长。这些父母“超前培养”(hothouse)他们的孩子，往往从孩

    子一出生就开始给孩子创造一个加速学习的环境。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8岁时就通过了普通程度考试

    (一般孩子都是在16岁时通过这个考试的)，一年后，他又通过了高

    级水平课程考试。他的父亲肯写了一本书，详细叙述了他是如何把儿

    子培养成一名天才的，书名很谦虚地写着：《你的孩子可以既成才又

    快乐》(Your Child Can be a Genius and Happy: A Practical

    Guide for Parents)。为使孩子在更高的水平上学习，父母带着这些

    未到青春期的儿童搬进大学城居住，其中不乏著名的数学神童。除了

    几种单独的技能，例如心算或算术运算能力(有些孩子即便没有受过

    特殊训练，也能在眨眼之间进行复杂的乘除法运算)，媒体经常把儿

    童超常的智商描述为基因遗传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

    凡是已被认定为神童的人，几乎都是从小就受到了父母的超前培养或

    者其他帮助。在孩子出生后不久，父母就花很大精力来培养孩子某方

    面的特长，等到孩子稍微长大一些，父母又不惜花重金请名师指点孩

    子。几乎所有现代运动明星，例如网球巨星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和塞雷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都是从小就受

    到了严格的训练(他们的父母通常就坐在训练场边观看)。以威廉姆

    斯姐妹为例，从她们出生时起，父亲就宣称，他要把她们培养成网球

    巨星。

    即便被父母认为是超常儿童，以后也未必能功成名就。小时候是

    神童，长大了未必就是特别有成就的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神童

    长大后就归于平凡了。同样，在智力测试中能获得高分的孩子，长大

    了也未必就会很有成就。研究人员对400名美国天才儿童进行了追踪研

    究，结果发现，与来自同样社会阶层的普通儿童相比，天才儿童(他

    们的智商超过140分，而智商的平均分为100分)长大以后并不会更有

    成就。这些天才儿童都没有成长为天才人物。能否通过考试或在智力

    测试中得高分，可能主要取决于我们取悦父母和老师的愿望，而不是

    自身的创造性。

    总的来说，我们的智力和学习成绩与我们的社会背景或家庭出身

    有很大关系。与白人和富人家的孩子相比，加勒比黑人和贫困家庭出

    身的孩子在智力测试上的得分平均低10分，这一差异基本是成长环境

    造成的，而非遗传。另一项针对被中产家庭领养的贫困儿童的研究发

    现，这些孩子的智力测试得分比其亲生父母的得分平均高12分。此

    外，随着各国的整体受教育程度的逐渐提高，国民的智力测试得分也会提高，这个证据表明，智力测试评估的是受过什么培训，而不是天

    生的能力。

    致使一个人特别有成就的原因是什么？研究一下那些幼年丧父或

    丧母的人物，我们就会有所发现。研究表明，心智能力受到了情绪动

    机的极大影响。《大英百科全书》和《大美百科全书》介绍了一些重

    要人物。600多名重要人物当中，有13的人有幼年丧父或丧母的经

    历。我这里所指的重要人物主要是男士，因为相关研究的主要对象是

    男士。现代医学诞生前，有35%的英国首相和34%的美国总统，早年经

    历了丧父或者丧母的痛苦，而在普通人中，这一数字是17%。一项调查

    发现，在当代英国企业家中，有30%的人在15岁之前经历了丧父或丧母

    的痛苦(与之相比，在普通人中，有8%的人在15岁之前经历过这种痛

    苦)。英国报业大亨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自幼失

    去双亲；在艺术界，诗人拜伦(Byron)、济慈(Keats)、华兹华斯

    (Wordsworth)，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Bronte sisters)都在幼年

    时经历了丧父或丧母之痛，有40%～55%的英国其他著名作家(人数的

    浮动取决于对著名作家的定义)也经历过这种痛苦。在幼年时经历了

    丧父或丧母之痛的还有法国的大作家，例如卢梭(Rousseau)、波德

    莱尔(Baudelaire)、左拉(Zola)、莫里哀(Molière)。科学巨人

    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查尔斯·达尔文、流行音乐巨星列

    侬(Lennon)和麦卡特尼(McCartney)都在幼年时经历了失去父亲或

    母亲的痛苦。特别有成就的现代女性例如麦当娜(Madonna)和英国企

    业家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也是如此。无论在什么领域，相关的研究都会表明，与普通人相比，杰出人物在幼年经历过丧亲之

    痛的比例更高。你或许可以通过超前培养让孩子成为“神童”，但是

    成就非凡的人物大多在童年经历过坎坷。

    幼年丧父或丧母这种经历引发的一些情绪是普遍的。对于男孩来

    说，父母一方去世后，另一方很悲伤，暂时顾不上关心孩子，家庭生

    活被打乱了，孩子往往缺乏安全感。如果去世的是父亲，男孩会感到

    自己本事不够，常常怨恨自己，因为他没有能力代替父亲养家糊口，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也没有能力代替父亲成为母亲的婚姻伴侣(如果

    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信的话)。为了修复受损的自尊，并向全世界证明

    他的价值，他一生都会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惊人的勤奋和智慧。幼

    年丧亲的人若能掌控这些情绪，特别是抑郁情绪，就能拥有巨大的补

    偿能量，这种能量是他们为成就、地位、权力或财富而奋斗的源泉。

    我们可以采用几种方法来掌控情绪。最常见的方法是，下定决

    心，不信任任何人，并力求最大限度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免再次被别人辜负。如果这与愤怒相结合，往往会演变成对所有不公的全面

    不满。当然，有这种心理的人可能是偏执、反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大

    声“责怪社会”，总是感到自己受到老师和警察的不公平对待，当他

    们最终犯法入狱时，还会感到自己受到监狱看管员的不公平对待。另

    一方面，这种心理活动也可以转化为像圣雄甘地或列夫·托尔斯泰(8

    岁时失去双亲)做出的深刻承诺，通过非暴力手段使世界变得更公

    正。愤怒与掌控意志相结合，最终便走向了极权。他们将个人使命设

    定为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不听任摆布，并谋求主宰其他人的命运。例

    如，有魅力的独裁者和他的“权力意志”或支持者，就准备用暴力迫

    使世界按他的想法运转。在童年时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男孩会觉得自己

    很特殊，不同于同龄人，而不是认为自己很可怜。他们认为自己

    是“被选中的”，在以后的生活中，没什么能挡自己的路。许多最著

    名(以及臭名昭著)的世界级领袖都在幼年时经历过丧父或丧母之

    痛，例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自述在父亲早逝之时，他“陷入了悲痛的深渊”)、斯大林和拿破仑。这种无情又能干的人

    物还包括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法国大革命领袖丹

    敦(Danton)、爱尔兰总统埃蒙·德·瓦莱拉(Eamon De Valera)，以及后殖民时代的乌干达总统阿明(Amin)、印尼总统苏加诺

    (Sukarno)、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等。这些人通常对自己的绝

    望和不安全感缺乏洞察力，把他们所有的问题都投射到政治体或者思

    想意识形态体系上。他们不觉得沮丧，然而他们的行为令人沮丧；他

    们不觉得无助，然而他们压制和支配下属(也许还包括数百万的同

    胞)；他们不控制自己如火山爆发般的愤怒，也不理解这起源于他们

    曾经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们直接对外发泄愤怒，有可怕的破坏力。

    掌控欲是否像这样表达出来，取决于愤怒和报复的欲望在多大程

    度上被内疚感调和，而内疚感则与幼年丧亲的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关。

    甘地和托尔斯泰有内疚感，这驱动了他们的道德感和良心。作为幼年

    丧父的男孩，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救活父亲，对父亲的死亡怀有内疚

    感。或者幼年丧父的男孩也可能没有内疚感，长大以后，为了追求自

    己的目标，他就可能做出不道德的行为。尽管托尔斯泰或甘地不愿意

    支持暴力，但对于独裁者和革命者来说，即便成千上万的人死于他们

    的暴政之下，他们也不会产生丝毫的同情。即使他们有内疚的能力，也早被愤怒和报复的欲望冲走了。

    这些人都把控制其他人作为表达掌控欲的手段，但是艺术和科学

    也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作为表达控制欲的手段)。小说家或诗人可以

    完全控制虚构的人物或表现的情感。作曲家可以决定各种乐器在演奏时发什么声音，以11岁时丧父的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为例，他创造力迸发，只用了28天就创作出了杰

    作《弥赛亚》(Messiah)。试想，在创作期间，他感受到的力量有多

    么强大。画家可以完全控制画布的各个方面，雕塑家可以完全控制他

    的黏土雕塑。在表演艺术领域，音乐大师在乐器演奏中追求完美，技

    艺精湛的演员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声音、面部表情和身体。从主观上

    来说，他们的控制感就像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领袖那样强大。除此之

    外，艺术还有一个控制其他人的元素(通过作品来影响受众的情绪)

    ——作品中表达的情绪往往是艺术家本人无法应对的。

    对于科学家和艺术家来说，幼年丧亲的经历主要体现在创造性和

    想象力两方面。如果父亲在孩子记事之前就离世了，这种经历会使孩

    子感到自己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缺口。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在他的自传作品《文字生涯》(The Words)中

    讨论了幼年丧父对他的影响，父亲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在

    萨特两岁时去世：“我父亲本来可以给我打下几个永不磨灭的烙印，可以把他的性格变成我的道德准则，把他的积怨变成我的自尊，把他

    的癖好变成我的法律，使我一辈子带着他的影响……让–巴蒂斯特的

    死，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没有父亲意味着“我什么也不是。我

    既不坚固又不持久。我不是父业未来的继承人……总而言之，我没有

    灵魂”。为了填补这个空虚，他醉心于描写虚无的本质，在他的小说

    《恶心》(Nausea)和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等书中均有对虚无问题的论述，并坚持其对我们有核心

    作用，这也是他一生的工作。

    父亲去世时，萨特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体会不到丧亲之痛。然

    而，幼年丧亲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在懂事之后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当他

    们深爱的父亲或母亲去世时，他们就会感觉到特别悲伤和愤怒。对于

    在艺术上有成就的一些人来说，幼年丧亲的经历可能成为他们作品中

    反复出现的主题，因为他们不断地尝试重新塑造这种经历，让自己更

    易于接受它。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4岁时父母双亡。他独自守着母亲的尸体过了一夜，邻居才发现他

    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小说多以死亡为主题，探讨死人是否还活着，或

    者活人是否已经死了，亦真亦幻，令人惊诧莫名，这通常被认为与他

    幼年丧亲的经历有关。崔茜·尤玛(Tracey Ullman)在5岁时也有类

    似的经历，但她没有成为恐怖小说作家，而是成了一名喜剧演员。

    1987年，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她告诉我，她正在和父亲玩耍时，父亲突然就去世了。在父亲去世后的数月至数年间，她开始表演滑稽节

    目，为的是让母亲高兴。

    与在其他领域有成就的人相比，作家(尤其是诗人)这一群体当

    中有更多人在幼年时经历过丧母(而不是丧父)之痛。这可能有助于

    解释抑郁与写作之间的强烈关联。作家往往是抑郁的，他们之中也有

    许多嗜酒者。他们的抑郁往往表现为对已不可能发生之事的渴望，他

    们常常借酒浇愁。有些作家可能一生都没能从幼年丧母的悲痛中走出

    来。从人类历史上看，父亲通常扮演严父的角色，而不是陪伴和抚育

    孩子的角色。对于孩子来说，丧母的痛苦比丧父的痛苦大得多。此

    外，失去母亲之后，父亲通常会再娶，孩子必须适应有继母的生活，继母不可能像亲生母亲那样关爱孩子。丧母之痛，以及随后在情感上

    受到忽视，就会使孩子产生强烈的自卑、绝望、忧郁等消极的感受，如果孩子从小还受到了艺术的熏陶，那就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孩子长

    大以后就可以通过创作来表达这种情感。

    幼年丧母的人也可能在其他领域有所成就。查尔斯·达尔文8岁丧

    母，他的不少亲人都在那几年过世了。几位作家认为，达尔文在幼年

    经历的痛苦与他作为科学家的工作有直接关系，他试图证明自然界的

    残酷是有目的、有规则可循的，而不是随机的。他的理论证明，自然

    进化的原因是不适者很难把基因传续下去，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关于

    幼年丧母为什么会使他感到那么痛苦，这提供了足以宽慰他的解释。

    按照进化论，他必须适应，成为一个适者。

    然而，对于为什么幼年丧亲的经历能促使一些人成才，上述说法

    还不能完全解释，因为更常见的情况是，幼年丧亲的孩子长大以后会

    出现很多问题，而不是在事业上更成功。对幼年丧亲的孩子来说，除

    了短期的痛苦外，家庭的经济状况可能会变差，可以用于抚育自己的

    资源也会减少。这种经历通常会阻碍孩子成长，逆境成才的人毕竟是

    少数；其实，幼年丧亲的孩子长大以后更可能会出问题。在普通人群

    中，幼年丧亲者(在15岁之前丧父或丧母)的比例为8%；在成年罪犯

    当中，这一比例为32%；在抑郁症患者当中，这一比例为27%；在少年

    罪犯当中，这一比例为30%。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幼年丧亲的人

    才会特别有成就，因为天才本身就是非常罕见的。相比之下，犯罪或

    患上抑郁症则更常见。

    在这种成长环境下，成才与出现各种情绪问题之间的界限很细

    微，贪恋权位的领导者与反社会人格者或“疯子”有很多心理层面的

    相似之处。这两种人的表现都非常耐人寻味——在一些时候非常脆弱和敏感，而在另一些时候非常厚脸皮，完全不顾别人的看法，只按自

    己的意图做事。他们注重在自己身上投资，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他们

    所做的事情上，并且非常自恋。他们与亲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很疏远

    或恶劣的。这两种人都很容易像小孩子一样发脾气，但是最终成才的

    人能够控制住自己，不让坏脾气给自己制造麻烦，另一些人则不行。

    最重要的是，这两种人都很能吃苦，并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表现出极大

    的不满。他们奋力拼搏去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自己。他们拒绝接受

    现状，他们经常别出心裁，以不正常的方式行事。

    同样在幼年时经历了丧亲之痛，有些人能够在逆境中成才，而另

    一些则成了不幸的和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是什么造成了他们之间的

    差别？当然，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是没有明确答案的，但是家庭

    剧本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因素可以影响幼年丧亲的孩子的发

    展，例如：家境；幼年丧亲时，孩子的年龄有多大；已故的父亲或母

    亲在生前与孩子的感情如何。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幼年丧亲之

    后，孩子是否仍然能得到关爱，负责照顾孩子的那个人是严厉还是慈

    爱。童年的创伤经历或困境本身并不能造就人才。他们可能会信奉英

    国皇家空军(RAF)的座右铭“在逆境中飞向群星”(through

    adversity to the stars)，但是只有将逆境与关爱和管教结合起

    来，孩子才有可能成才。幼年丧父，长大以后特别有成就的男人通常

    都有一个深爱他的母亲，这使他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正如弗洛伊德所

    说：“一个为母亲所钟爱的男孩，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

    这种成功的自信，他们往往可以获得真正的成功。”这类在逆境中成

    才的例子有很多：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说过，他与

    母亲“很亲近”；斯大林小时候“只有一个亲近的人：母亲”。然

    而，对于母亲来说，特别爱孩子并不足以使孩子成才，她本人也应该

    是特别能干和自律的。

    除了幼年丧亲之外，其他几个环境因素也与成才有很大关系。例

    如，性别是男性，在家里排行老大，出身于在某种程度上被社会边缘

    化的家庭(如移民家庭)。然而，这些因素对人的影响都没有幼年丧

    亲大。高成就者的令人沮丧的剧本

    由于幼年丧亲或被父母寄予厚望，一些孩子从小就被认为将来必

    成大器，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有一个更成

    功的职业生涯，比兄弟姐妹更有成就，但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抑

    郁。低自尊的感觉(“我很胖……我没用……我很令人讨厌”，当然

    事实并不是这样)、对未来的绝望、感到无力控制自己的生活……这

    些都是抑郁时会出现的状况，却被误以为主要是遗传造成的。事实

    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教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情况下，被问及童年经历时，与没有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相

    比，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更可能说他们在童年时缺乏关爱和支持、父

    母管得严。对于得过抑郁症的成年人来说，无论他们在受访时是否处

    于抑郁状态，他们都会如此回应，所以他们的叙述不仅是负面情绪导

    致的。他们的父母不仅对孩子冷漠，而且倾向于对孩子控制过多、干

    涉过多，试图支配孩子的一切行为、思想和感情。这通常会使孩子非

    常焦虑，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在童年时遭受的虐待和忽视越多，成年后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越

    大。研究人员从大众中选择了800名女性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在童年

    时遭受过严重身体虐待的女性中有41%的人在过去一年间患过抑郁症，在童年时遭受过严重性虐待的女性中，这一数字则是50%。在童年时遭

    受忽视的女性中有13的人患过抑郁症。在童年时没有遭受过这些虐待

    的女性中只有8%的人患过抑郁症。在追踪研究中，研究人员直接观察

    孩子与父母在一起时的情况，并在孩子长大成人后再次进行心理健康

    评估，结果也表明，早期的父母抚育很重要。英国的科研人员对5岁的

    孩子进行了观察，研究表明，与生活在和谐家庭中的孩子相比，童年

    不幸的孩子(生活在不和谐的家庭中，母亲自顾不暇)在33岁时患抑

    郁症的可能性要高出4倍。还有一项研究也针对5岁的孩子及其父母展

    开，结果显示，如果父母对孩子冷漠，对孩子控制过多，孩子成年后

    (在31岁时)更容易表现出严重的自我批评。本书第3章和第4章将会详述早期情感剥夺(特别是在0～3岁)与

    抑郁症的关系，除此之外，童年时被父母寄予厚望也是一个重要因

    素，可能会导致抑郁症。许多非常成功的人也患有抑郁症，他们过度

    自我批评，受到无价值感、自卑感、失败感和内疚感的困扰。他们总

    是害怕不被人赞成、接受，害怕被别人批评，倾向于苛刻的自我省

    察。他们可能会给自己设定过高的目标，追求极致的成就和完美，往

    往富有竞争力并且特别勤奋。他们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即使取得成

    功，也不会感到持久的满足。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永远都不够好，这是抑郁症的一个亚型，被称为“目标重心”(dominant goal)。

    对于这种人来说，他们的自尊依赖于实现一个远大目标，他们不

    参与偏离这一目标的任何活动。童年期，只有在取得好成绩时，他们

    才会得到父母的奖励，因此他们追求高分或出色的表现，以确保获得

    父母的认可。父母对他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表现好，才能得到

    爱。成年之后，他们往往会给自己选择一个远大目标，并为之疯狂奋

    斗，他们认为这个目标会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相信，实现了这

    个目标，他们就能被别人另眼相看，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依赖型

    的抑郁症患者获得自我价值感的方式是幻想在人际关系中被爱，“目

    标重心”型抑郁症患者获得意义和自尊的方式是幻想自己获得了成

    就。希尔瓦诺·阿里厄蒂(Silvano Arieti)和朱尔斯·本波拉德

    (Jules Bemporad)是这个理论的作者，他们举了一个临床的例子：

    B先生是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中年科学家，他来看心理医

    生，说自己对工作缺乏兴趣，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的，有抑郁的主观感受，出现了各种身心症状，此外，他还

    面临睡眠困难和疲劳感的问题。这些症状都是在两年前出现

    的，他当时在工作中受挫，没有得到他梦寐以求的职位。显

    然，他的抑郁发作不只是因为未能获得那个职位，而是因为

    对他来说，那意味着计划好的职业生涯受挫，自己的远大抱

    负(获得一个重大的研究奖项，成为一个著名研究机构的负

    责人)无法实现了。他没能得到那个职位，这迫使他承认，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他长期沉迷于工作，把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中(虽然他

    并不是特别喜欢他所做的研究)，他工作太拼命了，以至于

    一些同事拒绝与他合作。他的婚姻也出了问题。由于他深信

    自己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妻子围着他转，把他的工

    作放在第一位。他没有爱好或兴趣，但他对辉煌的未来充满了幻想——当他实现了自己的远大目标时，每个人都会尊重

    他。

    他出身于贫困家庭，他的父母把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希

    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的两个兄弟姐妹也是特别有上进心的

    专业人士。童年时，父母让他相信，他的人生有一个特殊的

    使命，追求卓越(和声望)是他报答父母的方式，因为父母

    为他做出牺牲，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上学。父母不允许他把

    时间用在没有“效益”的兴趣爱好上。读书期间，由于他勤

    奋好学，当地的牧师也很看好他，经常教导他，让他相信，只要好好努力，他就能成大器。最终，B先生活着就是为了那

    个远大目标，他相信，目标一旦实现，就会给他带来各种各

    样的满足感和意义。由于没有得到那个职位，他这辈子或许

    只能当一个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当不了非凡的科学家，实现

    不了他的远大抱负，这使他感到沮丧，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没

    有意义了。那个远大目标才是他生存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高档精神病院里住满了这样的高成就者，其中一些

    人是非常有名的。例如，艾尔顿·约翰曾因抑郁症和药物成瘾而入院

    接受治疗，他说：“我很容易抑郁，我的情绪非常糟糕。”他用成功

    来增强自己的自尊，但是与其他的“目标重心”型抑郁症患者一样，再多的公众认可或财富都无法使他感到满足。他说：“每当我的唱片

    畅销或遇到某人时，我总是想要更多，甚至是过多。我从来不给自己

    留出时间，停下来闻闻玫瑰。”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父母就坚持

    要他成为音乐家和艺人，把他们自己实现不了的抱负施加在他身上。

    约翰回忆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这也不能做那也

    不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