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明代的选秀女

    明宰辅掇录

    晚明的太监政治

    明清的太监

    明清的布政使

    明太祖与孟子

    明太祖御容

    明太祖文集

    明成祖父子之成败

    英宗夺门之变

    明孝宗母子

    天子风流事尚闻

    晚明宫中的两口棺材

    明天启张皇后故事

    崇祯登位

    崇祯南迁之议

    太阳明明朱光佛

    甲申志感

    胡惟庸案

    蓝玉案

    高启腰斩疑案

    吴中四杰之冠的高启

    沈万三之谜

    方孝孺之死

    天下难居是盛名

    景清及铁铉死难事

    历史上的况钟

    大臣去留之是非

    阉党焦芳

    瘗旅文

    海瑞二三事

    童心与帝业

    张居正的身后

    千秋与一死

    袁崇焕冤案

    “满洲”老档秘录

    史可法之死

    高家兵马在扬州

    李建泰

    李自成的杀人

    不因女子下雄关

    父子殉国的夏完淳

    过于执的悲剧

    李东阳《题清明上河图》质疑

    秋柳诗话陈老莲的诗画

    陈子龙与明末诗坛

    告密老手汤裱褙

    《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说

    《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明代的选秀女

    明多虐政莠政，前者如廷杖，专为虐辱士大夫；后者如选秀女，祸及年轻的闺女。元稹曾于新乐府《上阳白发人》中咏玄宗时花鸟使

    扰民事，与明之选秀女即有类似处。名为“选”，实是强掠。孝宗弘

    治年间，浙江绍兴等府，讹言越中诏选淑女(即秀女)，一时奔娶殆

    尽。虽是讹言，亦见民间对此恐惧之甚。为祸最烈的为穆宗隆庆二

    年，据查继佐《罪惟录·五行志》所载，当时“千里鼎沸，男女失

    配，长幼良贱不以其偶”。又据崇祯《吴县志》：“时传朝命选吴中

    女子入宫，民间争相婚配，多至失伦。”连寡妇也为此而草草成婚。

    故褚人获《坚觚集》卷一，记有“堪笑一班贞节妇，也随飞诏去风

    流”语。陆心源《归安县志》卷五十引徐复祚《三家村老委

    谈》：“隆庆二年正月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秀女，自湖州而

    来，人家女子七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

    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官府禁之不能止，真人间之大变

    也。”当时沈一贯曾作歌行《观选淑女》云：

    长 安 女 儿 巧 伺 人 ， 手 持 纨 扇 窥 芳 尘 。 姊 妹 相 私 择 佳 丽

    (通“俪”)，无过愿得金吾婿。如何天阙觅好逑，翻成凌乱奔榛

    丘。吏符登门如索仇，斧柱破壁怒不休。父母长跪兄嫂哭，愿奉千金

    纵吏赎。纷纷宝马与香车，道旁洒泪成长渠。人间天上隔星汉，天上

    岂是神仙居，吁嗟，天上岂是神仙居。

    首句的长安女儿泛指名都大邑的女子，结尾的天上指皇宫，大家

    闺女皆不愿入宫，《红楼梦》中元春归宁时，就是含着泪水诉着委

    屈。

    作者沈一贯为隆庆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诗中所咏正与时事

    相符。甲申之变后，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而小朝廷的纸醉金迷的淫

    靡之风愈演愈烈。千仞冈樵人陈于王题《桃花扇》诗云：“玉树歌残

    迹已陈，南朝宫殿柳条新。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王

    士祯《秦淮杂诗》之十云：“新歌细字写冰纨，小部君王带笑看。千

    载秦淮呜咽水，不应仍恨孔都官。”这是讽刺阮大铖以《燕子笺》等

    剧本，用吴绫作朱丝阑书进宫以娱福王。孔都官指孔范，为陈后主的

    嬖臣狎客，借指阮大铖。这都反映了小朝廷的燕雀处堂的荒唐苟安景

    象。临安的南宋政权尚可说是偏安，弘光朝连偏安也谈不上。弘光选

    秀女的扰民情状，可于陈子龙《论选宫人疏》中见之：“昨忽闻有收

    选宫人之举，中使(太监)四出，搜门索巷，凡有女之家，不问愿

    否，黄纸帖额，即掠之而去，以致里井骚然，人情惶骇，甚非细故

    也……今未见明旨，未经有司，而中使私自搜采，不论名家下户，有

    夫无夫，畀以微价。挟持登舆，宜小民之汹汹也。”末署崇祯十七年

    八月二十日。明思宗自缢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这里书八月二十

    日者，盖新君虽即位而尚未颁新年号，在清朝则为顺治元年。即是

    说，大行皇帝死难才五个月，小朝廷已急忙忙地在渔色掠美了。

    福王有旨云：“选用宫女，恐扰小民，今用价平买，何得有此讹

    传？在城棍徒媒妇，屡旨严戒，不许借端诈骗，违者法司重处。”陈

    子龙疏中，原有“但当发德音，下所司，或在礼部，或在五城，悬价

    收买”语，这也是面临福王这样“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纨绔皇帝的转

    圜办法。廷旨却反唇相讥，以“用价平买”相搪塞，但陈疏明言“畀

    以微价”，可见其中自有人坐享其利。说到底，扰民的祸首还在选秀

    女这一事件本身。朝廷既有此莠政，则地痞土豪、三姑六婆之流乘间

    插手，为虎作伥，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能够“借端诈骗”，就因有

    此恶端。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云：“二十五日庚辰，忽传皇太后懿

    旨，遴选中宫，寻命选淑女于杭州。内官田成、李国辅分路广选，隐

    匿者邻人连坐。民间大扰，昼夜嫁娶，贫富良贱妍媸老少俱参错，合

    城若狂。”这个太后为邹氏，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军破洛阳，其夫老福

    王朱常洵被杀，她因而失散流亡，至十七年八月十三日，才自河南奔

    抵南京，她也许是顺从儿子的心意。朱由崧如果不登位，她也做不成

    皇太后。无论是太后或秀女，都是从两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妇女命运的

    暗影。明宰辅掇录

    唐代宰相的籍贯大多是北方，因唐人对南人是歧视的。宋初也看

    不起南人，宋中叶以后，南人多而北人少。明宰辅189人，南人占三分

    之一强，其中江南(指今江苏、安徽)35人，浙江32人，江西26人。

    王鏊是吴县人，成化十一年一甲第三名，即探花，后为文渊阁大

    学士。他因宋人曾有“南人不可为相”之说，故著《相论》(《震泽

    集》卷三十三)驳之。他认为置相的标准在贤佞不在地区，这当然是

    对的。又在《读宋史》中说：宋世权奸误国，以至于亡，“我朝不立

    宰相，岂非以宋为鉴乎？虽然，非相之罪也，任相者之罪也”。明代

    不立宰相，绝非鉴于宋权相之覆辙，他当然明白。从他结尾的两句来

    看，他其实是在批评罢相之非。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就直白地说：“有明之无善治，自

    高皇帝罢相始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

    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段话说得非常精辟。后面又说无宰

    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者却是宫奴，即太监。宫奴所以有宰相之实，其

    过即在太祖之罢相。

    太祖废相之初，雷厉风行，明降诏旨，以后臣下有奏请立丞相

    者，即以凌迟处之。

    太祖为什么废丞相？楔子是由于丞相胡惟庸之反，但反的是胡惟

    庸，并非丞相本身，太祖难道不明白？实际是要建立一个绝对专制的

    格局，即有王室而无政府。中书省原为决策机构，六部为中书省所隶

    属，丞相正一品。罢省后，即分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治理国

    事，副以侍郎，更无领袖人物，而天子总其成，六部长官只是他的幕

    僚。尚书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侍郎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换言之，全国各项政治活动，全由皇帝遥控。太祖以匹夫而得天下于马上，自

    有其过人的充沛精力。

    成祖即位，始开内阁于东阁门，即文渊阁，命翰林中品才卓著者

    入值赞襄，旨在使君臣之间多相沟通，在内廷发挥作用，以弥补太祖

    废相之失。入阁者大都为编修、检讨、侍讲、侍读，不置官属，不制

    诸司。终永乐之世，未曾改秩。

    这以后，阁权随朝代而逐渐加重。《明史·宰辅年表》序言

    云：“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

    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

    之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辅为重。”

    仁宗(成祖之子)的年号为洪熙，享国仅一年，此后即进入明之

    中叶。明制，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英宗天顺二年，经翰

    林学士李贤奏定，修撰、编修专选进士。自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

    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侍郎(六部以吏部居首)非

    翰林不任，而进士始进之时，已被人目为储相，由翰林拜相者十分之

    九。明代科举盛于前代，而翰林之深严荣隆，尤为前代所无。唐之翰

    林，有的只是皇帝的诗酒清客，故有翰林供奉之称，意为在皇帝身边

    侍奉的人，如李白的《清平调》，便是以诗曲供奉玄宗及杨妃。这三

    首诗，颇为后人传诵，其实是高级的媚上宫词而已。

    明代大学士只是正五品(清正一品)，尚书正二品(清从一

    品)，故仍以尚书为重，署衔必称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本衔在

    下，兼衔反而在上。

    由于皇帝不与内阁交接，深居宫禁不亲政务，中间尚须通过太监

    传递，阁权充其量不过票拟，批红则由太监代理[1]

    ，司礼监之权于是

    高出宰辅，遂如黄宗羲所慨叹的，宫奴成为无名有实的宰相了。

    [1] 群臣所进文书，由皇帝亲批数本，其余由司礼监按阁票所拟

    照录，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之，称批红，所以其弊极大。晚明的太监政治

    太监起源于何时，这里不及详考，但它的出现，为了适应君主的

    多妻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们都是“刑(宫刑)余之人”，这就恰

    好用来守护宫闱，侍候后妃，成为皇家最忠心的家奴。黄宗羲在《明

    夷待访录·阉宦下》就指出，君主所以信用太监，“由于人主之多欲

    也”。太监无儿，进宫之后，就和家属亲友隔绝，所以篡位的危险也

    少，因为篡了位也没法儿传给子孙。如颜师古所说，“少骨肉之亲，无婚姻之家也”(《汉书·石显传》注)。即是说，他们没有什么复

    杂的社会关系。其次，相对说来，士大夫自尊心强，有时要“批逆

    鳞”。太监则以奴婢自居，安于自卑，也使君主之喜爱太监甚于士大

    夫。再从君主们的生活方式看，平日既深居简出，下朝之后，唯一能

    接近的只有太监和后妃，因而感情也容易积累了。

    太监在生理上虽是阉人，另一方面，毕竟又可看作堂堂七尺之躯

    的男子汉，比后妃们占了便宜，因而仍可以派他们去应付大臣，到社

    会活动，以至批阅文件，统领军队；也因为这样，太监就有了弄权紊

    政的机会。

    中国历史上虽不曾有过篡位的太监，却有过实质上的太监皇帝，这就是秦朝的赵高和明朝的魏忠贤。

    唐朝的高力士，曾经娶过河间人吕玄晤之女为妻。因吕氏生得很

    漂亮，当时遂有“国姝”之称。明朝的魏忠贤，则因私通熹宗的乳母

    客氏而起家，故常“客魏”并称。

    客氏本是定兴县人侯二之妻，做了皇家的乳母后，便封为奉圣夫

    人。她儿子侯国兴、弟客光先，都借她的光而为锦衣千户，锦衣卫的

    长官多由勋戚充任，于是他们也成为皇亲国戚一伙了。客氏在宫中时住在咸安宫，外面另有“私第”。逢到出宫，皇帝

    事先便传一特旨，说是某月某日奉圣夫人要往“私第”了。出入时间

    都在五更，先乘小轿，后换八人大轿，灯烛点了二三千根。到了“私

    第”，便升厅而坐，迎接的人排队叩头，高呼“老祖太太千岁”(其

    实只有三十岁)，她也以“圣上八母之一”自居。魏忠贤本不识字，只因做了客氏面首，便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居明代宦官

    二十四衙门的首席，秉笔监的职务是掌管章奏，代皇帝批阅文书，传

    宣谕旨，以太监之魄而具皇帝之魂。刘若愚(也是一个太监)《酌中

    志》云：“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

    权重，视总宪兼次辅。”也即集内阁(行政)、都察院(监察)和东

    厂(特务)的大权于一身了。

    明朝司礼监的弄权，本非始于魏忠贤，但魏阉所以能这样随心所

    欲，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熹宗即位时只有十六岁，还是一

    个稚气未脱的纨绔子，文秉的《先拨志始》卷上，有一段记载很能说

    明问题：

    上(熹宗)性好走马，又好作水戏，种种机械，出人意表，又好

    盖房屋，凡斧斤之类，皆躬自操之，巧匠不能过也。忠贤每欲有所处

    分，即令王体乾等伺其经营鄙事时，即从旁奏请。听毕，便曰：“尔

    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贤辈得以操纵如意

    也。

    明武宗即位时，也只有十四岁。司礼太监刘瑾便弄来许多玩具让

    世宗玩弄，趁此将各衙门奏章提请裁决，武宗便不耐烦说：“吾用尔

    何为，乃以此一一烦朕耶？”这就中了刘瑾的圈套，以后就全由他任

    意批答，假借皇帝的旨意下达，皇帝自己却多半不知道(《明通

    鉴》)。所以，当时的圣旨，究竟有几分出自皇帝自己的主意，实在

    难说。李东阳就说过“真假混淆，无从别白”的话。照道理说，皇帝

    的圣旨，哪怕三言两语，也关系着老百姓的祸福，这时却由太监们上

    下其手，圣旨也往往成为百姓的灾难。而且这些太监既无学问，要批

    答势必假手他人，如魏忠贤利用圣旨夸述己功，首辅叶向高就骇然

    道：“此非阉人所能，实有代笔者。”(实是徐大化)而既要为太监

    代笔，自又非顺着他不可，这样就逐渐成为阉党中人了。

    汉唐明三代都有阉祸，但汉唐两代，以枢臣之尊而沦为阉党的尚

    不多见。东汉的士大夫，还以太学生为群众基础，不断起而与阉人抗

    争，明代却不同，其间虽有东林等人以生命与魏忠贤斗争，而构成阉党的也正是士大夫。所以，东林与阉党之争，实际是士大夫内部的自

    相残杀。《明史》于紧接宦官列传后，特立阉党列传，也是其他各史

    所未有的。这些阉党，论其出身，都是起家甲第，进士出身，即取得

    科举资格中最高一级，官职则大学士、尚书、都御史之类都有。如顾

    秉谦和魏广微，阉党列传的魏党部分，就将他们列为第一、第二名。

    因为自从他们主掌内阁(当时最高权力机构)后，政权就落在魏忠贤

    之手。他们为魏忠贤效忠的第一功，就是辑成一册《缙绅便览》，其

    中将赵南星、魏大中、杨涟、左光斗等划为“邪党”，这些人正是被

    魏忠贤看作死对头，人数多至百余人，而阉党如徐大化、贾继春、霍

    维华等六十余人列为“正人”。所谓“便览”，实即“手册”之意。

    当时还有一部《三朝要典》，内容也是按照魏忠贤意图诬蔑东林

    党人，由顾秉谦任总裁，他便拟了一篇御制的序文放在卷首，这样就

    可以钳制天下人之口。《明史》说“秉谦为人，庸劣无耻，而广微阴

    狡”。李逊之《三朝野记》卷二曾记首辅韩爌去职后，秉谦急欲代

    之，“率其子叩首逆阉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

    子认孙。珰(指魏忠贤)颔之。时其子方乳臭，即授之以尚宝丞”。

    这时秉谦已七十余岁，其为人也不难想见。

    魏广微是南乐人，魏忠贤是肃宁人，当时都属直隶省，又与忠贤

    同姓，故先自称“宗弟”，后来索性称“宗侄”。他在内阁时与忠贤

    通信，就书为“内阁家报”，因此人家便称他为“外魏公”。他对要

    提拔的人，如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便在姓名上各加两圈或三

    圈，而对《缙绅便览》中载的那些“邪党”，重要者加三点，次要者

    加两点，然后转送给魏忠贤去决定。

    这种告密手段，也是阉党猎取高官厚禄的一条捷径。例如崔呈

    秀，在外朝见到魏忠贤时，必屏人密语，乘机将《同志录》和《天鉴

    录》交给忠贤。这里的“同志”是同党的意思，也即指东林党人。

    《天鉴录》所载的，则是不倾向东林的人，因而也更得忠贤的信任。

    如《明史》所说：“暮夜乞怜者，莫不缘呈秀以进，蝇集蚁附，其门

    如市。”即是说，他家里已成为政治交易的市场了。

    顾秉谦和魏广微，后来都和魏忠贤发生过矛盾，所以两人都要求

    休官而去。崔呈秀自始至终是个死党，他在奏疏中称颂忠贤督造三殿

    之功，公然说：“臣非行媚中官(指太监)者，目前千讥万骂，臣固

    甘之。”当时阉党的骨干，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

    称。崔呈秀是五虎之首，故常崔魏并称。明思宗定逆案时，也将呈秀列为第一名。他儿子崔铎，本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由于呈秀示意考

    官孙之獬，崔铎就中了乡试，即成为举人，取得了省一级的科举资

    格。熹宗死后，内监十余人急召呈秀，见忠贤后，两人密谋很久，据

    说忠贤想趁机篡位，呈秀却以时机未至，阻止了他。

    天启六年，魏忠贤的权势已到了高峰，许多正直的士大夫被陷害

    虐杀，阉党的献媚手段也越来越丑恶，于是而有建生祠之风，带头上

    疏创议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在此之前，这股风已在吹了，御史刘之

    待本也闻风而动，只因疏文迟到一日，遂触忠贤之怒而被革职。接

    着，各地都起而响应，其中蓟辽一地多至七所，祠内金像竟用皇帝所

    戴的冕旒，宣大一地也有三所。每建一祠，多的花费数十万，少的也

    有数万，皇帝下诏颁赐祠额，阁臣撰文书红，颂词中有“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之语。蓟辽总督阎鸣泰因用了“民心依归，即天心向

    顺”二语，遂使“闻者咋舌”。《明史》用这四个字实在巧妙生动极

    了。监生陆万龄请以魏忠贤配孔子，以魏父配孔父启圣公，他的理由

    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国子监司业朱之俊原想

    照办，后因熹宗之死而未实行，但浙江的生祠，却建在关羽祠和岳飞

    祠之中。

    在建开封生祠时，民房被拆毁的达两千余间，真是连空间也遭殃

    了。蓟辽总督黄运泰迎接魏忠贤像时，率领文武将吏列班阶下，五拜

    三叩首，拜毕，又在像前默祷，说是“某事赖九千岁扶植，稽首谢。

    某月荷九千岁拔擢，又稽首谢”(《明史·阉党列传》)。皇帝是万

    岁，九千岁就是只少皇帝十分之一，天津、河间、真定等处上梁日，还要升级，也有呼九千九百岁的。

    既有祠自有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有一段很有

    趣的记载，使人如读童话：“像以沉香木为之，眼耳口鼻手足，宛转

    一如生人。腹中肺肠皆以金玉珠宝为之，衣服奇丽，髻上穴空其一，以簪四时香花。一祠木像头稍大，小竖(小太监)上冠不能容，匠人

    恐，急削而小之，以称冠焉。小竖抱头恸哭，责匠人。”历史舞台常

    常让幽默老人来亮相，庄严也可以转化为丑恶。当阉党们建祠立像

    时，原是出以最虔诚的心情，可是一经岁月的洗练，却化为一堆笑料

    了。

    生祠的建立，阉党们固然受到奖赏升迁，但对另一些人，却为此

    而大祸临头。例如京师的内城东街建祠后，工部郎中叶宪祖见而窃叹曰：“此天子幸辟雍(原义为天子特设的太学)之道也，土偶能起立

    乎!”魏忠贤闻悉后，“即削其籍”，也即将他从官场中永远开除出

    去。蓟州道胡士容因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蓟辽总督刘诏悬魏忠贤

    像于喜峰口行署，兵备副使耿如杞见其像垂旒执笏，心恶之，长揖不

    拜。刘诏便将他逮捕送刑部，几乎被斩首。原任浙江提学副使黄汝

    亨，走过西湖边的魏祠，微发诧叹语，守祠的太监闻而围殴，就此被

    打死。地方官也不敢过问。大同巡抚王点，本来也上疏请建祠，到了

    上梁那天，因托病不出，就被驱逐，换了张翼明，翼明到任后，实在

    想不出献媚的办法了，只好别出心裁地请建坊，后又由圣旨下来，题

    名“一代崇功”。

    病态的社会，变态的人物。魏忠贤出现在晚明那样时代固不足

    奇，但也有可以奇怪的地方。他文不能做八股，武不能使刀枪，最后

    为什么能成为天怒人怨的大灾星？宫中能做他后台的，也只有那么一

    个奉圣夫人。如前所说，就因为拉拢了一批士大夫。魏忠贤是非拉拢

    士大夫不可的，他明白，要打击政敌，还要援引孔孟之道，写一些在

    四书五经上有根据的文章，如孔子诛少正卯之类，这就不是太监们所

    能胜任；士大夫也明白，熹宗还像个娃娃，心思只在玩斧头、搭房子

    上，魏忠贤虽是阉人，却是能使他们荣宗耀祖的政治实体。明思宗于

    定逆案时，曾叹息道：“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

    此，其罪何可胜诛。”但士大夫历来是在分化中，总是有正直与邪恶

    的两翼。当时东林党人的力量一度也占了优势，为什么后来失败了

    呢？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作了简单的分析：“天启之初，众正

    盈朝，忠贤亦未大横。四年以后，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相继去，而后肆其毒痡。”所以结论说：“然则广树正人，以端政本而防乱源，固有天下者之要务哉。”然而“众正盈朝”终于

    又相继而去，主要原因还在于君主之是否英明，赏识的是哪些人？诸

    葛亮所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话确是从政治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教训，这

    里的小人也包括后主身边的宦官黄皓们。但熹宗即位只七年，死时也

    只有二十三岁，他父亲光宗在位只有两个月，所以前人论晚明政治的

    腐败，不能不归因于享国四十八年的神宗，就像一只橘子悄悄地在内

    部腐烂着，到天启时真的成为“恶果”了。明清的太监

    《金瓶梅》是明人借宋事以写明事，《儒林外史》是清人借明事

    以写清事，《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清代，也含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有的学者常用来探讨清代的政制风俗以至旗人生活。索隐派因而有种

    种附会之词，甚至说元妃省亲便是影射孝庄下嫁，但《红楼梦》中也

    有夹杂明事的。

    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后，大明宫掌宫内监戴权，“先备了祭礼遣

    人送来，次后坐了大轿，打道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至轩中献

    茶，并称为“老内相”。这种场面和气派，就绝非清代所许可。如果

    曹雪芹当真写的是清代，那也是顺康雍三朝，更不可能，接下来还写

    戴太监为贾蓉捐了龙禁尉。倘在清初，哪一个太监胆敢这样做，立即

    有杀身之祸。

    说来也巧，《金瓶梅》第三十一回，写西门庆得子后，薛太监先

    差家人送了内酒、羊、金缎等礼品，接着，又写西门庆至仪门迎

    接，“二位内相坐四人轿，穿过肩蟒，缨枪队，喝道而至”。不但如

    此，第六十四回写李瓶儿死后，薛内相从晌午时就坐轿来吊丧了。不

    一会儿，刘公公也来了，于是“两个内相上了香，递了三钟酒，拜下

    去”。《红楼》有隐仿《金瓶》处，学者早已指出，戴太监吊丧一

    场，是否受《金瓶》影响，今已无法起雪芹而问之，但我们若把这两

    段情节对照着赏玩，总觉得很有趣味。其次，以内相称宦官，亦于史

    无据。在唐代，内相是对翰林学士的别称，因翰林学士专掌内命，参

    与机密事宜，故称。《醒世姻缘传》第七十回称太监陈公公为“内

    官”，这是有依据的，但写陈公公母亲寿辰的排场，陈公公本人的声

    势，只有明代的宦官才有。曹雪芹生活于乾隆朝，他对清廷管束太监

    之严密，自很明白，为了要渲染贾珍刻意举办“秦丧”的豪华场面，便以明事为模型。戴太监为贾蓉所捐的龙禁尉，干脆就是锦衣卫。清代无阉祸，清人在关外时未设宦官，这与蒙古在塞上时一样，都是未习汉化之故。入关以后，鉴于明代阉祸之烈，对宦官管束特别

    严厉，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清史稿》无宦官传，只将内监附

    于《职官志》内务府的敬事房中，文有云：“世祖入关，依明宫寝旧

    制，裁定员额，数止千余……未几，吴良辅辈煽立十三衙门，擅窃威

    福，世祖遗诏发奸。圣祖嗣统，歼厥大憝。”其下举高宗时太监高云

    从、张凤，仁宗时吴天成、常永贵、萧得禄、刘得财、刘金等等，他

    们的名字，后人已不甚熟悉。

    蒋氏《东华录》：顺治十五年四月，吏部等会讯(大学士)陈之

    遴结纳内监吴良辅事俱实。奉旨：“陈之遴前犯罪应置重典，从宽以

    原官徙盛京，后召还旗下，乃不思悔过，又行贿交结，深负朕恩，姑

    免死革职，并父母妻子俱流徙盛京，家产籍没。”此亦清初一大案

    件，但陈之遴的得罪，自还有其他原因。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

    一章云：“吴监被旨严饬，而世祖卒爱暱之，崩前五日，《实录》已

    书不豫，而是日尚幸悯忠寺观吴监祝发，其为自知不起，令吴监避祸

    耶？抑自恐命促，令所爱代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于此。

    要之世祖御世时，无改革奄寺之计，其处斩吴良辅及废十三衙门，乃

    世祖崩后太后及辅政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详，见余《三大疑案考

    实》。”至圣祖时，因而对内官有特别严格的规定，如遇见大臣必须

    恭敬站立，不遵者必重处不饶，这在明代宦官气焰高涨时，恰好相

    反，大臣倒要向巨阉恭敬站立了。

    又如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在外官员

    不许与内官交结，否则，查出后一并正法。禁止将内廷之事向外人传

    说，对太监不可假以威权。其他严禁条例，还有很多，所以，像“秦

    丧”中那些明目张胆的举动，根本无法想象。

    我们现在能举得出几个清代的作威作福负恶名的巨阉，有几个大

    臣受他们迫害的？像明代的王震、刘瑾、魏忠贤那样。安德海算是跋

    扈的了，但一个山东巡抚丁宝桢即可将他就地正法，暴尸通衢。其后

    则有李莲英受宠于慈禧，曾为臣下疏劾。光绪十二年，御史朱一新疏

    陈李莲英随醇亲王奕譞巡阅海口，易蹈唐代覆辙，一新被诏降主事，莲英之随侍恐也有监视亲藩之意。十四年又为江苏学政王先谦所劾，此与慈禧揽权、国运日颓固有密切关系，但与明代那些权阉相比，则

    又差得多。李莲英为人圆滑，人称琉璃蛋，慈禧卒后，所以能安度余

    年，或因得力于平日圆滑。总之，《红楼梦》中这段太监吊丧故事，必是取材于明代，取材的自也不止这一回。明清的布政使

    清代的一省行政长官为巡抚，布政使为巡抚的僚属，略如近代的

    省长和民政厅长。布政使给巡抚的公文用“详”，巡抚行文用“札

    饬”，即纯属上下级的关系。但在明代，布政使却是一省的行政长

    官，故也称为方伯或藩台，都是一方之长的意思。至于巡抚，在明代

    初期，类似近代的中央特派员，只能算是一种差使，所以也可称

    为“钦差大臣”。编制属于都察院，不在地方，其本职为都御史或佥

    都御史，正规的称谓应是“以都御史某某巡抚浙江”，和清代作为固

    定的疆吏职称的“浙江巡抚”不同；清代巡抚虽有兼副都御史衔的，实是虚衔。顾名思义，巡抚一职，就是含有流动性的，即有事出差，事毕回京复命，用的是关防，一种长方形的阔边朱文印章，正规职官

    则用正方形的官印。

    朱元璋起兵时，每平定一地，一度酌采元代制度，设一行省，长

    官称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宰相的副职)、参知政事，“省”本来是中

    央的官署，如尚书省、门下省，现在日本犹有外务省等之称。行省是

    行中书省的简称，所以，行省的最初含义原为中央分设于地方的派出

    机构。到洪武九年，分全国为十三永宣布政使司，改参知政事为左右

    布政使，正二品，但习惯上仍称行省。布政使如入为京官，可任尚书

    或侍郎。到明代中叶，因军事需要，总督、巡抚凌驾于上，布政使便

    逐渐成为督抚的直接下属。

    清代自康熙初各省只置布政使一人，不分左右。光绪十三年，台

    湾建行省，增置福建台湾布政使一人，驻台北。从前民间曾有“天下

    十三省”的谚语，就是沿明代十三布政使司的旧称，至清初又改为十

    八省，后则增为二十二省。这也可见，我们祖国的领土，正是在先人

    辛劳建设中才不断开发的。明太祖与孟子

    《明史·钱唐传》曾载明太祖撤孟子配享及修《孟子节文》

    事：“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明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

    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他书也有记钱唐于入谏时舆榇

    自随，袒胸当箭的。可见当时气氛的紧张。但此事后人颇有疑义，如

    谈迁《国榷》、朱彝尊《邹县重修亚圣孟子庙碑》等文。全祖望《辨

    钱尚书争孟子事》(钱唐曾任刑部尚书)云：“《典故辑遗》载：上

    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

    耶？’时将丁祭，遂命罢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

    子故耶？’命复之。”孟子的恢复配享，究竟是出于钱唐的入谏，还

    是太祖因司天之奏而恢复，现在已难深究，也无必要，但总之说明明

    太祖对孟子是有气的，因为他把民看得比君还重要。

    此事当在洪武三年(1370年)，到了二十七年(1394年)，便命

    一个八十二岁的老儒茶陵人刘三吾编修《孟子节文》[1]

    ，就是将《孟

    子》原书中不利于尊君的话统统删去，一共删了八十五条，以为这样

    才是扶持名教。刘三吾在《题辞》中还说道：“《孟子》一书，中间

    辞气之间抑扬太过者八十五条，其余一百七十余条，悉颁之中外校

    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

    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经过这样的删节，孟子一生学

    说的真精神，还能剩下多少呢？

    这删去的具体条文究竟是什么，后人一时倒不易看到，幸而《容

    肇祖集》中抄录了一部分，容先生并云：“现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有一

    部《孟子节文》，是洪武二十七年的刻本，蓝皮包装，仍是明代的装

    订，完善地保留残酷的统治者统治思想的材料，冷讽着愚民主义和过

    于操心计的无聊。我摩挲着这书，不免多少的感今悼古!拿《孟子节

    文》和《孟子》足本比对，就可以看出检查古人著作而删去的话是什么的一类了。”容先生此文作于1948年，发表于香港《读书与出版》

    杂志，标题有“不许说人民有革命和反抗暴君的权利”“不许说反对

    征兵征实同时并举”“不许说反对内战”这些话，自是有感而发，即

    他说的“感今悼古”之意。

    这里酌引《孟子节文》若干条：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

    《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誓，天听自我民听。(《万章》)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

    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

    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

    王》)

    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

    无罪而弑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离

    娄》)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尽心》)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

    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民归之犹水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梁惠王》)

    限于篇幅，未能多录。最感到奇怪而滑稽的，《孟子》中的“齐

    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也删去了。容先生分析说：“这故事大约是反

    对虚伪的粉饰，拆穿了说的是好听的话，而做的是可耻的事的假面

    目。朱元璋曾仿《书经》作《大诰》，自以为是爱人民，为人民谋福

    利，而实在残暴无比。‘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的卑鄙的而骄傲的行

    为，给孟子说穿了真不值一文。这样的著作检查，真是无微不到

    了。”似未必如此，恐还是因这故事含有轻浮性，而刘三吾的道学气

    极重的缘故。周作人在《苦茶庵笑话选序》中曾谈到《孟子》的“揠

    苗助长”的故事，法国人让·诺安的《笑的历史》也提到过，刘三吾

    之删“齐人”故事，无论理由是什么，也可作笑话看。明太祖以淮右布衣而得天下于马上，登位之后，福至心灵，渐通

    文义，于是而以八股取士，八股的题目只限四书五经，不想《孟子》

    中却有那么多忌讳的话，居然给他窥破。恰好《容肇祖集》中还有一

    篇《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其中也有谈到八股的，如《山居杂

    谈》云：“明制以八股取士，巧于秦始皇焚书，使人无书可读。明与

    我朝使人有书而不肯读，愚天下之法莫妙于是。其详载《明太祖论》

    中。”又云：“传王季重见八股，但云阿弥陀佛，予见八股，亦云苦

    海茫茫，回头是岸。”总之，秦拙而明巧，始皇所无法完成的愚民之

    术，却被明太祖完成了。把这些话和上面太祖之忌孟子的事联系起来

    看，就更有情趣了。

    [1] 懿文太子朱标卒后，教太祖立皇太孙朱允炆的，就是刘三

    吾，所以永乐时称之为“逆臣”。《孟子》全书也经孙芝奏称而复

    全。明太祖御容

    帝王异相，常成为后世好奇者的谈助。项羽重瞳，这固然是少见

    的，但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却不好

    说。隆准即高鼻，这是很寻常的，但杜甫《哀王孙》说：“高帝子孙

    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隆准便成为龙种的特征了。龙颜究竟是

    什么样子？如果像图画上所画的龙，实在是很可怕的，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也会使人骇怪，吕后倒不害怕？王充《论衡·骨相篇》所举

    的“十二圣”形状，如黄帝龙颜、颛顼戴午[1]

    、帝喾骈齿、尧眉八采

    之类，没有一个不是奇形怪状。

    民间传说，明太祖的相貌是五岳朝天，一种可以成话柄的怪相，《太祖实录》只说“姿貌雄杰，志意廓然”，《明史》却说成“姿貌

    雄杰，奇骨贯顶”，后一句究竟算是美词还是恶词？

    吴晗《朱元璋传》是这样描写的：“他长得躯干魁伟，黑黑的

    脸，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高高的颧骨，却又大鼻子，大耳朵，就

    整个脸盘看，恰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脑盖上奇骨隆起，像一

    个小山丘。粗眉毛，大眼睛。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却怪匀称，怪

    威严而沉着。”一半根据史料，一半出于想象。

    再看看明人是怎样记载的。

    丁国钧《荷香馆琐言》卷上云：“明张翰《松窗梦语》云：‘余

    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巨，鼻直唇

    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之像大不类。相传图太祖像时

    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像，未可知也。’”后

    半段的意思不大明确，因为民间所传之像是不好看的，太祖为什么反

    而免后一人之死呢？岂因其未失御容之真？《琐言》又引范介儒《曲洧新闻》云：“在武英殿见太祖真容有

    二：壮年者，黑须，长寸余，面微长而丰，色甚皙，眉目有异。暮年

    者，须鬓若银，面益丰而圆矣，色更皙。乃知外间所传龙颔虬须，面

    有瘢志者妄也。”这是否符合太祖原貌，已不可知。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云：“高皇尝集画工传写御容，多不

    称旨。有笔意逼真者，自以为必见赏，及进览，亦然。一工探知上

    意，稍于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进，上览之，甚喜，仍命传数本以

    赐诸王，盖上之意有在，它工不能知也。又闻苏州天王堂一土地神

    像，洪武中国工所塑。永乐初，有百户者，除至苏州卫，偶见之，拜

    且泣，人问故，云在高皇左右日久，稔识天颜，此像盖逼真已。”那

    么，太祖似又不喜欢将像画得太逼真，而要“加穆穆之容”，即慈和

    些。又据谈迁《国榷》卷一：太祖生时，其母“陈妪梦羽人(道士)

    授药丸一，烨然有光，吞之，觉而口香，明日蓐于土地祠”，这与上

    述土地神像云云，或许有关。

    张萱《疑耀》卷一云：“先大父令滇时，从黔国邸中摹高皇御

    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黑子，其壮甚奇(雄壮得很奇特)，与世

    俗所传相同，似为真矣；及余直西省，始得内府所藏高、成二祖御

    容。高皇帝乃美丈夫也，须髯皆如银丝，可数，不甚修，无所谓龙形

    虬髯十二黑子也。”所谓龙形虬髯十二黑子，恐是袭用汉高本纪中

    语。

    世皆知曹操死后有疑冢，而太祖生前也有疑像，谈迁《枣林杂俎

    ·逸典》云：“太祖好微行察外事，恐人识其貌，所赐诸侯王御容，盖疑像也。真幅藏之太庙。”

    《朱元璋传》附有太祖像二幅，一为早期，一为晚年，前者弹眼

    落睛，望之森然，后者就像一位慈和的老人，即所谓“穆穆”。

    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第十三章：“太祖雄才大略，万几之暇，游心绘事，尝绘江心大势，援笔立成……更有沈希远写御容称旨，授

    中书舍人。陈遇、陈远兄弟亦善写御容，远为文渊阁待诏。王仲玉、相礼皆召入京师，盛著亦为内府供奉，一时名匠辈出。唯太祖继元末

    放纵之后，御下极严，赵原以应对失旨坐法，周位以谗死，盛著于天

    界寺影壁画水母乘龙不称旨而死。”每读记载明太祖故事的史籍，总

    有不祥之感，便是杀气太重，画御容不满意，或尚有可杀之理，画水

    母乘龙不称旨，何至于非杀不可呢？[1] 戴午，应作“戴干”，指头部有肉突起如角。明太祖文集

    《明太祖文集》二十卷，明姚士观等编次。初刻于洪武七年，万

    历时又有刻印，一般人自然很难看到。现在由于四库全书的重印，才

    有此眼福。但因卷帙过多，这里只能谈四点。

    西平侯沐英是太祖同乡，也是从龙之臣。《明史》本传云：“少

    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

    姓。”这已使人有迷离之感。文集《西平侯沐英诰》云：“朕当扰攘

    之时，年已二十有五，尚未生儿女。尔沐英因兵受厄，父母不可复

    会，尔当是时八岁，而逢难罔知存活。朕怜其孤而且幼，特抚育如

    儿，夜卧同榻，数番鼾睡于朕怀……今也不忘尔孩童之状，以吾无殊

    于尔父，蒙蒙儇顽于左右。”这是诰书中少见的，反复叙述沐英的童

    年生活，如果太祖不说，词臣怎么会知道？黄景昉《国史唯疑》

    云：“或云黔宁王(沐英卒后追封之爵)故高帝外妇子，迹或近

    之。”如果黄记不误，则沐英还是太祖的第一个儿子。《明史》又

    云：“太祖初起时，数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辄遣之出守，多至二

    十余人，唯英在西南勋最大。”这也是用的曲笔，此二十余人中，必

    尚有其他外妇所生之子。

    《明史·汪广洋传》云：广洋因朋欺太祖而贬广南，“舟次太

    平，帝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书不发杨宪奸，赐敕诛之”。这

    是明言诛死的。文集《废丞相汪广洋》云：“如此肆侮，法所难容，差人追斩其首，以示柔奸。尔本实非愚士，特赐敕以刑之。尔自舒心

    而量己，以归冥冥，故兹敕谕。”题目明说是“废”，并非要他的

    命，敕中却是追斩其首，末了又有舒心量己，以归冥冥之语，到底死

    了没有？这是因为明初讳“诛”字，故改为“废”，而广洋实为赐

    死，所以末了要他自己明白。

    文集最后一卷是诗，其中《咏菊花》云：“百花发时我不发，我

    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全唐诗》录有黄巢《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

    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这首诗，本来也是伪托的，太祖诗显然是袭用这首伪诗。当时尚无《全唐

    诗》，可能是后人看了笔记后，经过改写羼入。但皇帝的文集，怎么

    能够掺假？何况黄巢又被目为贼寇，可惜我们看不到洪武时的初刻

    本。其他几首，也不一定靠得住的，所以不再引录了。

    尚有一事，须乘此辨明的。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有“明初文字之祸”一则，谈明

    初文字狱，大都取材于此。其中引(黄溥)《闲中今古录》云：“杭

    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

    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曾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

    也。’遂斩之。”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二年召纂修礼书，后署杭州教

    授。又曾召修《大明日历》，书成，将授翰林院官，以足疾辞，赐文

    绮遣还，《明史》入《文苑传》，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十四也有

    《徐一夔传》，皆并无被诛事。既称贺表，必是洪武元年事，怎么后

    来还会被召修书历？吴晗《朱元璋传》亦据《札记》而信以为真。一

    夔的《始丰稿》，且入四库。他是元遗民，故记述的也多是元代的故

    事。

    实则太祖自己，并不讳饰早年寄身僧寺。文集卷十四有一篇缺题

    文，中有云：“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未两月，寺主封仓……突朝

    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文集中记与僧人打交道的诗文也很

    多。太祖好杀滥刑是事实，赵翼就为此而不喜太祖，但记徐一夔事却

    是耳食。又如说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以代人作贺表，中有“仪则天

    下”语而被诛。按，伯璟为闽派诗人林鸿的高弟，附见于《明史·林

    鸿传》，亦未闻有被诛事。

    对太祖这样的皇帝的功过，也应当不扩大不缩小。我因此疑心，赵氏这段记载，是否全是事实，徐一夔因入《明史》，才始能够核

    对。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名家，若论精细，则赵不如钱。明成祖父子之成败

    明太祖逝世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即成祖)，便以靖难之名，举兵南下，夺取了他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帝位。是非曲直，后人虽有

    议论，不过，这已是身后是非了。不想成祖逝世才二年，又发生了一

    场以叔夺侄的巨变，只是这一次却失败了。

    成祖皇后徐氏，为中山王徐达长女，生下三个儿子：仁宗高炽、汉王高煦、赵王高燧。

    高煦身长七尺余，轻捷雄武，《明史》说他“两腋若龙鳞者数

    片”，意思是生有异相，又说了他许多坏话，如凶悍轻佻，不肯读

    书，为他祖父所憎恶，又偷盗过他舅父徐辉祖的良马，在途中擅杀民

    吏和驿丞，总之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

    成祖起兵时，仁宗留守在北京，高煦从战而为先锋。白河沟之

    战，成祖败退，差一点被南军大将瞿能追上，高煦率精骑数千，斩瞿

    能父子于阵中。后来徐辉祖败燕兵于浦子口，又亏得高煦率蕃兵而

    来。成祖大喜，说：“吾力疲矣，儿当鼓勇再战。”高煦挥骑力战，南军遂退。成祖屡濒于危而能转败为功者，高煦是出了不少力量的。

    成祖以高煦类己而自喜，高煦亦以此而自负。

    成祖即位，谈到建储时，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因与高煦友善，常常赞扬高煦功高，并称为二殿下。成祖确是喜欢高煦而不喜欢柔弱

    的仁宗，丘福、王宁也是看到了这一点，但因仁宗是嫡长，只得立他

    为太子，而封高煦为汉王，建国于云南。高煦说：“我何罪，斥我万

    里!”不肯就国，要求和他儿子瞻圻同归南京。成祖没办法，只得依

    他。这又可见成祖对高煦的宠爱。

    有一次，成祖命高煦和仁宗一同谒孝陵。仁宗身体肥重，又患足

    疾，由两个太监掖之使行，还常常滑跤。高煦跟在后面说：“前人蹉跌，后人知警。”这时宣宗为皇太孙，也在后面应声说：“更有后人

    知警也。”高煦回顾失色。这时成祖还在，宫闱骨肉之间，已经紧张

    到这个地步了。

    永乐十三年，将高煦改封青州，又不肯去，还做了种种不法事

    情。成祖大怒，将他改封山东乐安州。高煦自然更加怨恨。

    成祖逝世，仁宗即位，但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死了，病情不明，可能是纵欲。于是由宣宗即位，改元宣德。高煦便决心谋反。宣宗遣

    太监侯太持书劝说。高煦南面而坐，令侯太跪下，大言曰：“我何负

    朝廷哉!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也。太宗(指成

    祖)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徒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

    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汝循营视汉士马，岂不可洸洋天下耶？速

    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明史纪事本末》)。”他的所谓奸

    臣，指夏原吉等。宣宗为皇太孙时，原吉曾入宫辅佐。他的口吻，和

    成祖靖难时如出一辙，也是以声讨奸臣为名，而以夏原吉为首。

    宣宗乃召大臣商议，第一个劝宣宗亲征的是杨荣，宣宗有难色，夏原吉说：“独不见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

    事可知矣。且兵贵神速，卷甲趋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也。荣策

    善。”宣宗之意遂决。

    李景隆是建文帝的大将，在山东与燕兵作战时大败而还。谈迁

    《国榷》卷十九，引高岱语，有一段很中肯的解析：“高煦之征，役

    不逾时，兵不血刃，而罪人斯得者，何成功之速哉？盖鉴前事之失而

    得处置之宜也。靖难师起，李景隆、盛庸，以百万之众而屡衄者，岂

    其势之不敌哉？人怀观望之心，而士无必死之志耳。使宣宗不决计亲

    征而命将出师，人将惩往策而持二端，天下事未可知矣。此宣宗之英

    武，听言能断，讵建文君所能办耶？”

    高煦起先很有把握，以为一定能够成功，像他父亲那样进京为

    帝，后来听到宣宗亲征，才始害怕，但高煦的根据地只是乐安州，一

    个小城，这与成祖当年的实力也是不能比拟的。

    后来大军围城，城中通宵火光烛天，高煦只得出降。群臣请处死

    刑。宣宗说“彼固不义，祖训待亲藩自有成法”，并命太监颈系高煦

    父子赴北京，废为庶人，囚禁于西安门内逍遥城中。宣宗回至单桥，尚书陈山迎驾，言曰：“赵王与高煦共谋逆久

    矣，宜移兵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反侧不自安，异日复劳圣

    虑。”群臣亦以为请。宣宗说：“先帝友爱二叔甚。汉王自绝于天，朕不敢赦。赵王反形未著，朕不忍负先帝也。”可见当时有野心的不

    止高煦一人，这与成祖当年谋反时，周王朱之有阴谋也很类似。

    高煦如何死的？《明史·本传》只说“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

    诸子怎么会相继皆死？《明史·诸王世表》又说是焚死，其妻韦氏及

    九子俱从死，详情亦不明。据陆容《菽园杂记》卷九云：“煦锁絷逍

    遥城，一日，宣宗往其处熟视之，煦出不意，伸足勾宣宗仆地，宣宗

    因命壮士舁铜缸复之，重三百斤，积炭其上然之，火炽而人铜俱镕

    矣。”高煦是恶性的发泄，有人说宣宗太残忍，但高煦也是咎由自

    取，他是存心送命的。

    高煦之反，很自然会使人想起燕王之反，区别就在一处囚室，一

    临金殿。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云：“虽然，高煦之后，寘、宸

    濠，反者踵起，岂前车之鉴，不足以慑天诛，抑靖难之风，若或贻以

    家法。盖观于汉庶人之变，而叹蜾蠃之类我也。”这是在嘲讽成祖的

    作俑。谈迁《国榷》评云：“文皇帝矫虔大宝，开端觊觎。高煦乘其

    材勇，乐祸而敢战，焉称兵。事成曰靖难，事败曰贼，尤而效之，所

    必至也……昔徐辉祖告建文帝曰：‘高煦勇悍无赖，非唯不忠，抑且

    叛父。’由今言之，煦盖效父者，奈何独蒙恶声哉？”谈迁编《国

    榷》，在明亡以后，所以话也可以说得痛快了。高煦是失败者，也便

    是乱臣贼子，人人都可痛骂的，谷、谈只是借高煦作陪客而已。实际

    上大家对成祖之起兵及杀戮建文诸臣，一直是胸怀不平的，一有机

    会，便要喧宾夺主，针对文皇了。英宗夺门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英宗朱祁镇亲征塞上，准备越居庸关

    而赴宣府，扑大同，然后深入草原征讨瓦剌部落。这时英宗才二十二

    岁，所领军队据说有五十万，所带军粮只够供应一个月。这显然是一

    次十分冒险的行动。大臣们一再劝阻，但在巨阉王振的鼓动和挟持

    下，英宗仍决意亲征。出发时，京师由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即景

    泰帝)居守。

    到了土木堡(今河北怀来西)，明师中伏，英宗被瓦剌的太师也

    先所俘。王振战死，一说被护卫将士拖捶死，因为大家都痛恨他。

    消息传到京师，上下震动，侍讲徐有贞(即徐珵)主张南迁，兵

    部左侍郎于谦厉声道：“主南迁者可斩也!”于是由郕王先以监国名

    义摄朝，后又即真，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由侍郎升为尚书。吏部

    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朝廷正藉公耳，百王直何能为!”于谦还说

    过“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

    也先原想把英宗当作人质而向明廷索诈，这时得知明廷已另立新

    君，英宗成为空质，所以想把太上皇送还，景帝却以虏性多诈而未

    许。太上皇在塞上曾自叹曰：“曷月予归哉？归当居于逍遥之

    府。”这与徽钦二帝在五国城时，钦宗对临安来的使臣的哀求同样可

    怜。王直曾率诸大臣向景帝上言：陛下名位已定，太上回来后，“不

    复事天临民，陛下但尽崇奉之礼，即称天伦之厚”。景帝说：“朕非

    贪此位，卿等强树焉。大兄蒙尘，五遣使，虏不听，而复纷纭

    何？”大家闻而感到紧张，皇上恼怒了。但所谓“五遣使”，明廷是

    缺乏诚意的，幸赖于谦调停，景帝的面色才缓和，说：“从汝从

    汝。”亦见于谦举足轻重之力。

    景泰二年八月，太上皇回京，臣下有嫌迎接之礼太薄，景帝

    说：“太上皇自虏中寄言，迎礼从简，朕敢违也？”后来太上居于南宫，便将宫门深锢，不供纸笔，免与外间通气，实同囚禁。太上皇万

    寿节，礼部请群臣朝延安门，不许。

    英宗亲征时，皇太后曾下诏立英宗一岁的儿子朱见深(即宪宗)

    为皇太子。景泰三年，却将太子废为沂王，而立景帝自己的儿子见济

    为皇太子，立见济母杭氏为皇后。在这之前，景帝曾对太监金英

    说：“七月初二日，东宫(此指见济)生日也。”金英顿首说：“东

    宫(此指见深)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景帝默然。后来见济病逝，大臣也有请他恢复见深为太子的，他却偏立外藩襄王朱瞻墡之子为太

    子，可见景帝决心要切断英宗这一系统。

    景泰七年，景帝患病，眼已瞽，这就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惨重打

    击。次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拥挟太

    上皇自南宫杀出，至奉天殿鸣钟鼓复辟。太上事先还不知道(也许已

    经知道)，见了石亨问道：“尔等何为？”石亨便告以复辟事。这时

    景帝病甚重，他最后如何死的，不明白，查继佐《罪惟录·英宗后

    纪》说是“太监蒋安希旨以帛扼杀王，报郕王薨”。

    接下来就将兵部尚书于谦、吏部尚书王文斩于东市。于谦下狱

    后，英宗犹豫未忍，曰：“于谦曾有功。”徐有贞直言曰：“不杀于

    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之意遂决。

    这样，一场确保京师、安定国家的应变斗争，就演变为骨肉相残

    的宫廷政变，大臣们被押往刑场了。

    景帝从应变到即真的前期种种措施，都是为了保天下以勿乱，因

    而无可非议，并受到臣民的支持。但他后来易储之举，就非示天下以

    无私，使他的威望大受损害。也有人说，有天下者有其子，既然景帝

    已成为“今上”，英宗退居为太上皇，那么，日后的大统自应由他儿

    子来继承，可是见济病逝之后，为什么还要立外藩之子呢？

    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原是一批有野心的投机分子，对于谦原

    有积怨，后又怀妒忌。他们只想利用英宗，操纵政变，幸一时之富

    贵，邀非常之功名，借此专权弄政。后来这三人都因不法而被处死、下狱和流放，也说明他们的政治品质。

    于谦身任兵部尚书，掌国家的军权，政敌们自然不会放过他。他

    之死，天下为他称冤，但后人对他不能不有遗憾：景帝对谦，言听计从，如肺腑之亲。景帝易储，不得人心，未闻他进一言，这不能以职

    司兵马、不预宫闱为理由而替他辩白。像景帝这样性格，说了是否有

    用，固然是个问题，但总之没有说。徐有贞等说他迎立外藩，固然是

    诬陷，但于谦何尝不是默认？又如“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话，也只能

    由英宗自己说，臣下怎么能说？少保刚烈正直，千秋共仰，但于景帝

    未始不有知遇之感。再说得远一些，太上深锢南宫后，已同釜底游

    魂，谁也不会料到日后有翻身的一天。其次，景帝死时只有三十岁，也想不到他会瞽废卧疾，如果是一个强健的壮汉，石亨等未必敢冒重

    险。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变故，仿佛由怪物在主宰，即使是最有远见的

    人士，也是难以预计到的。

    谈迁《国榷》卷三十二引于慎行之说曰：“少保尝自叹曰：‘此

    一腔热血，竟洒何地。’其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唯其所遇，尽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当时群臣奉迎之请，景帝不

    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后易储之议，使少保以死争之，宪

    庙(见深)亦未必出宫，徘徊隐忍，两顾不发，身死西市，饮恨亡

    穷，可不哀耶!”于慎行说的奉迎之请，于谦是说过的，但他只是作

    为缓解景帝的怒气而说，不像有的大臣那样激烈急切，甚至受到廷

    杖。于慎行这段议论的精神是痛惜于谦应言而不言，亦《春秋》责备

    贤者之意。

    宪宗成化初，于谦子于冕上疏讼冤，得复官赐祭，诰曰：“当国

    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

    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天下传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

    十二云：“李廌祭东坡文云：‘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

    川，还万古英灵之气。’后追录坡公制词中全用之。宪宗朝追录于少

    保，亦全用此语，尤确。”

    弘治时谥肃愍，后改忠肃。杭州、河南、山西皆奉祀不绝。于谦

    为钱塘人，曾巡抚河南、山西。明之各省巡抚，自于谦始。舒位《于

    忠肃公祠》云：“留取数椽香火地，读公前奏泪汍澜。”杨际昌《国

    朝诗话》卷一，记于少保祠诗，“钱塘陆云士(次云)‘不将北宋为

    南宋，翻藉新君返故君’，乃铁案也。歙县吴剑宜(荃)拜墓

    句：‘八方惊土木，一老靖烽烟。’亦佳。”

    于谦本人亦工诗，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三云：于谦出巡

    时，“一日，遇恶客劫舟，遍搜行囊，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盗亦

    不忍取去。及还朝，并无一物馈送，自作一诗云：‘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乡闾话短长。’噫!此

    人之不可及而后功业之如天也。”又有《初度》诗云：“碌碌庸庸四

    十余，因逢初度转踌躇。腰黄久负金为带，头白惊看雪满梳。剩喜门

    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

    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至其平日不以韵语见长，而所作

    诗篇，类多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转出一时文士之右，亦见其才之无

    施不可矣。”谈土木与夺门之变者，必及于谦，故略补以故事。明孝宗母子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故事，后世也曾编为小说戏剧，明孝宗出生经

    过，其情节略有类似之处，也是明代宫闱间一件大公案，又是一笔糊

    涂账。

    孝宗之母纪氏，本为土官之女，征蛮时被俘入宫，后为宪宗所

    幸，遂怀孕。这时宪宗的万贵妃方专宠而妒(年龄大于宪宗十九

    岁)，后宫中怀孕的都被堕胎，柏贤妃生下悼恭太子祐极，也受其

    害。

    万贵妃得知纪氏怀孕后，便令宫婢治；宫婢说是腹中患痞，便将

    纪氏谪居安乐堂。后来生下孝宗，又使太监张敏溺毙，张敏惊

    道：“上未有子(尧按，这时朱祐极其实还活着)，奈何弃之。”便

    以粉饵蜜糖哺喂之，深藏他室，万贵妃日伺无所得。到了五六岁，还

    不敢剪胎发。

    这时宪宗废后吴氏所居近安乐堂，亦知其事，往来哺养，而宪宗

    却不知道，每自叹无嗣。

    成化十一年(1475年)，宪宗叫张敏栉发，照镜叹曰：“老将至

    而无子。”张敏伏地说：“死罪，万岁已有子也。”宪宗愕然，问人

    在哪里。张敏说：“奴言即死，万岁当为皇子(作)主。”太监怀恩

    也接上来说：“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

    闻。”宪宗大喜，当天即至西内，遣人迎皇子，使者到纪氏那里，她

    抱着皇子哭道：“儿去，吾不得生。儿见黄袍有须者，即儿父

    也。”便给皇子穿上小红袍，乘了小轿，奔投宪宗之怀。宪宗抚视良

    久，泣下曰：“我子也，类我。”一面派怀恩到内阁报道其事，群臣

    皆大喜。次日，向宪宗入贺，颁诏天下；又将纪氏移居永寿宫，屡屡

    召见。万贵妃日夜怨泣说：“群小绐我。”这年六月，纪氏突然死去。有的说是被万贵妃害死，有的说是自缢。张敏也害怕了，便吞金

    而死。

    于是将这一孩子立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孝宗。这时宪宗的生母周

    太后居仁寿宫，对宪宗说：“以儿付我。”便将太子移居仁寿宫。有

    一天，万贵妃召太子进食，周太后说：“儿去，无食也。”到了万贵

    妃那里，赐食时，太子说：“已饱。”进羹，又说：“疑有毒。”贵

    妃愤然说：“是儿数岁即如是，他日鱼肉我矣。”因而愤恨成病，也

    以暴疾而卒。

    这是据《明史》撮录的，《明史》可能根据于慎行的《笔麈》。

    但这一事故的传奇色彩太浓了，《明史》中写的有些细节，简直像在

    写小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评于慎行记事云：“于公起北方，早贵，并本朝纪载不尽寓目，自谓得其说于今上初年老中官，不知宦

    寺传言讹舛，更甚于齐东。予每闻此辈谈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

    可笑也。”

    他另据尹直《琐缀录》云：纪氏怀孕后，原是由宪宗设计托病处

    安乐堂，皇子诞生后，又密令内侍谨护，那么，宪宗并非不知道纪氏

    母子的下落(黄瑜《双槐岁钞》卷十，也说是宪宗本人命徙居安乐堂

    的)。后来，张敏厚结万贵妃的主宫太监段英，乘间说贵妃，“妃惊

    曰：‘何不令我知。’遂具服进贺，厚赐纪氏母子。次日下敕，徙居

    西内永寿宫，礼数一视贵妃，而纪后西宫亦成礼，未有遽称不活之

    礼，亦不曾有进毒一事。至次年乙未，孝宗正位东宫，至二十三年

    春，孝宗已年十八，万妃方薨，距立太子时又十三年，安得有忿不能

    语成疾之说也？独纪氏有病，万妃虽请以黄袍赐之，俾得生见，未几

    而卒，则此中暧昧致薨，事必有之，所以孝宗登极后，县丞徐琐等建

    言，请追报母仇也，唯此说为稍实耳”。尹直于宪宗成化初充经筵讲

    官，参与编修《英宗实录》，后入内阁，所以沈德符说：“尹謇斋虽

    非贤者，然此时正长禁林，亲履其事，岂有谬误？”于慎行则为万历

    时人，所以对成化时的故事，只能从老太监那里听到一些。

    《明史·万贵妃传》还说：“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

    中也。”更是信笔乱说，毒药如真能使胎儿顶上无发，这个胎儿还能

    活下来吗？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引《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云：“宪宗偏宠

    万妃，任其妒毒而不能检制，几成炎刘燕啄之祸，柔暗实无可辞责。

    但宫闱事秘，流传又岂可尽凭？如所称后宫有娠，皆遭潜害，则前此

    之祐极，生于成化五年，何独无恙？且其伺察必严，又何独于纪妃得

    以病痞相蒙，而宫婢治亦肯代为容隐？至皇子既生，即使张敏溺毙，敏纵欲护救，亦必潜藏外庭，密为保育，又安敢仍留附近之安乐堂之

    他室，吴后复往来哺养，竟不虑万妃之稍有知觉乎？且祐极故在，而

    敏之惊称‘上未有子’，出于何意？且祐极旋即立储，又岂能隐秘不

    使万妃知之？纪载家传闻异辞，往往从而缘饰，不足深信者，类此多

    矣。”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明史》说宪宗后宫有孕者多被万妃伤

    害，但《明史》又载宪宗有十四个儿子，除祐极卒于成化时外，其余

    都活到弘治、正德、嘉靖时，万贵妃怎么还让他们活下来？

    万贵妃专宠而妒忌是事实，纪氏之死，是否被她谋害，就难以遽

    断，也因万氏善妒，故有此嫌疑，《明史》也说万氏是“暴疾薨”，那又是谁主使的呢？

    《明史》云：“弘治初，御史曹璘请削妃谥号，鱼台县丞徐顼请

    逮治诊视纪太后诸医(从这一点看，她是患病死而非‘暴薨’，更非

    自缢)，捕万氏家属，究问当时薨状。孝宗以重违先帝意(难以违背

    宪宗之意)，已之。”孝宗所以没有追究，并非完全顾全宪宗恩意，主要也因证据不足，纪氏怎样死的，孝宗本人自然明白，否则，岂有

    母仇不报之理？天子风流事尚闻

    张伯驹先生《红毹纪梦诗注》有一绝云：“天子风流事尚闻，梅

    余演出更超群。居庸关外曾凭吊，一片荒凉玉姐坟。”下并注

    云：“《游龙戏凤》曾经叔岩与畹华重排为其合作戏之一，虽为一短

    剧，而轰动一时。叔岩为余说此戏，余亦喜演之。余曾至居庸关外凤

    姐葬处，土人称凤姐为玉姐，其坟名玉姐坟。”余叔岩既曾与梅兰芳

    重排此剧，而孟小冬又为叔岩高徒，故梅、孟早年亦曾合作演出，倒

    真的是一种“反串”了。

    但戏中的情节，并非全出虚构，有真人真事为粉本，李凤姐便是

    一个模特儿。

    正德是明代诸帝中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孟森先生比之为隋之炀

    帝，齐之东昏侯。十六岁即位后，便在外面浪游作乐，大臣因苦谏而

    受廷杖的不知多少，古人所谓“内作色荒，外作禽(田猎)荒”者，用在他身上尤其切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反时，便借口正德是孝

    宗民间养子，故奉太后命声讨。这却是诬词，他确是嫡出，孝宗起先

    对正德所以特别爱重，亦因他之前的三个皇帝(包括孝宗本人)皆非

    嫡出。

    戏中的李凤姐并非处女，实是太原乐户刘良的女儿、晋王府乐工

    杨腾之妻。正德西幸后，见其色美而善歌，乃赐之与饮，试其技，大

    悦。后自榆林还，再召之，遂载以归京师，居于腾禧殿，以黑琉璃为

    殿瓦。江彬等诸嬖臣，皆呼之为刘娘娘。正德自己作小诗，有“野花

    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之语，亦见其自得之状。

    后来宁王叛反，被王守仁所擒，捷书奏闻，正德欲借亲征之名，南下游娱，便将捷书隐匿，而将刘娘娘移居通州，约好于中途去迎召

    她。临行，刘娘娘脱下一簪请正德佩之，以为日后迎召时的信物。不

    想正德过卢沟时，因驰马失簪，大索数日不得。到了临清，遣人去迎刘娘娘，娘娘因为来人没有信物，不敢随行，正德只好独自乘舟疾

    行，至张家湾亲迎之，并载而重至南方。他从临清出发时，内外从官

    都不知道。等到发觉，追已不及。

    正德十五年正月立春，他在南京观剧，大臣称贺于行在，后挟刘

    娘娘遍幸诸佛寺，敕绣旛幢及佛幔，上绣“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

    夫人刘氏”字样。威武大将军是正德自称，征宁王时即用这一头衔，借此炫耀自己的武功。

    王世贞《正德宫词》云：“平明东阁下恩纶，兽凯鸾色色新。大

    内别开元帅府，传声侍女莫称臣。”即指自称大将军事。又云：“夜

    半球灯出未央，俄传鞞铎向平阳。六宫处处秋如水，不独长门玉漏

    长。”又云：“敕扫东风第二房，俱传倩女出平康。天官欲晓人间

    事，约伴相过话夕阳。”则指正德好冶游，不以六宫为满足，平阳、平康，也隐喻刘娘娘之辈。

    当时翰林黄佐的《南征词》有云：“秘戏征西域，迷楼构北辰。

    三千歌舞妓，谁似掌中人。”明代诸帝喜结纳番僧，正德之前已有

    之。此诗第一句咏正德爱赏欢喜佛，欢喜佛出于喇嘛，今北京雍和宫

    尚有保存，好奇者多往观，第二句用隋炀帝迷楼典故。

    正德在京城时，曾于西华门内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列，名曰豹

    房。起先只是于白天往临，后来就宿在那里，比之大内，令内侍环

    值，称之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群小之见幸者，即聚

    集于其中。胡缵宗曾作《拟古》云：“惊喜君王至，西华夜半归。后

    车三十乘，载得美人归。”当是咏夜半挟诸姬入豹房事。这些诗都作

    于正德在世时，尚未由此招祸，亦见此时文网还未严密。

    最后就死于豹房，年三十一。他拥有那么多的美人，却没有儿

    子。《明史·后妃传》所载的正德后妃，就只夏皇后一人。陈沂《武

    皇上宾同百官哭于思善门外》云：“芙蓉内殿初成后，虎豹离宫不再

    来。”即指正德与豹房事，或亦有婉讽意。晚明宫中的两口棺材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宫人王氏生下皇长子朱常洛，即泰昌

    帝。这是万历帝私下生下的，起先保守着秘密，后来太后知道了，说

    是母以子贵，才将王氏封为恭妃。

    万历十四年正月，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即福王。从此宫闱

    间时起风波，一群大臣一直向皇帝发生争执，章奏多至千百，理由说

    是“争国本”，其实是为了对付一个处于深宫中的女人。

    由于万历偏宠郑氏，于是引起大臣们的猜疑，生怕郑贵妃用阴谋

    立己子常洵为皇储，因而交章奏请皇帝早日建储，明确宣布常洛为太

    子。

    万历的王皇后未曾生子，王恭妃原是宫人出身，不明不白地生下

    了儿子，郑氏倒是入宫即封贵妃。常洛本非嫡妻所生，只是比常洵大

    了三岁，排行上是老大(老二夭折)，说是“国本”，理由也很牵

    强。

    万历起先只是敷衍推托，后来答应建储。至二十一年(1593年)

    正月，辅臣王锡爵请皇上亲发大信，于春季举行册立大典，万历回答

    说：“朕虽有今春册立之旨，昨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

    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

    出，再行册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他的用意，自然还是

    想拖延，这话却并非毫无道理：王皇后年纪还轻，如果今后生下儿

    子，倒是嫡子，岂非有二储了？郑贵妃所以有立己子之谋，一是恃

    宠，古人原有“爱继”的说法，二是不服气：大家都不是嫡室所生，年龄大三岁有什么了不起？

    万历打算封三皇子为王，即常洛、常洵、常浩(即瑞王，周端妃

    所生)，这样，仍是将泰昌当作一个亲王而非太子，诸臣又起而抗谏。万历知道对大臣单凭惩罚也无效果，便用“遵新制行”来搪塞，王锡爵只得上疏自劾，万历谕之云：“朕为人君，耻为臣下挟制，今

    卿又有此奏，若自认错，置朕何地。朕正为卿含忍，欲商量别处之

    法，卿无党众激恼，以辜朕意。既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若

    宫中无出，再行册立(引自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二十)。”

    “国本”之争发生后，万历已有意气，何况加上郑贵妃的挑弄，说起来其实是皇帝家里的事情，大臣们何尝不挟意气呢？凡事到了争

    吵地步，不可能没有意气。上述这一谕旨，倒是心平气和。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泰昌才被立为皇太子。到了四十

    三年(1615年)五月，不想又发生了梃击太子案，又认为出于郑贵妃

    一派的阴谋，其实是冤枉了她。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辨别：假使定要害

    死太子，为什么不勾结内监在宫中下手，偏要用一个语无伦次的不知

    名的外人？时间又在天未昏黑，去的只是明目张胆的单身一人，凶器

    只是木棍，而且逢人便打。果真出于郑贵妃指使而将太子击毙，也会

    犯了众怒，连万历也无法庇护，对郑贵妃有害无利。这一点，郑贵妃

    也是明白的。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帝逝世，年五十八。八月初

    一，太子即位，改元泰昌。史传说郑贵妃进美女四人。

    到了初十日，泰昌就生病了。十四日，服了内医(太监)崔文昇

    的通利药，一昼夜泻了三四十起，支离床褥间。过了几天，给事中杨

    涟上言，痛斥崔文昇，其中说：“贼臣崔文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

    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

    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昇反投相伐之剂。

    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昇借口以盖其误

    药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

    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说泰昌之病，误于崔文昇之用药，尽管可

    以将他骂尽骂杀，为什么还要说流言藉藉、损圣明之名这些话？这与

    皇帝之病有什么关系？从何见得崔文昇借口盖奸？

    二十九日，泰昌召诸臣，谈到寿宫，辅臣以万历陵墓对答(因万

    历才死)，泰昌却指着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说：“寿圣无

    疆，何遽及此!”泰昌这时才三十九岁，刚刚即位，为什么要说这种

    大不祥的话？至三十日，泰昌召鸿胪寺丞李可灼进宫。可灼进以一丸，泰昌连

    称忠臣，可灼恐药力消失，又进一丸。到了五更，泰昌就死了。这就

    是所谓红丸案。于是一月之中，大明宫中就停了两口棺材。一时群情

    汹涌，痛骂崔文昇、李可灼、首辅方从哲等为罪魁祸首，甚至说成逆

    谋，并有“文昇素为郑氏腹心”语，又把郑贵妃牵进去了。

    死的既是皇帝，崔、李、方等或自有难卸之责，但促成泰昌本人

    死亡的，还在泰昌本人的病根。

    朱家的皇帝大多不长命，原因大家想必也知道。郑贵妃为什么要

    向泰昌献四个美女？如非投其所好，自将受到斥责。泰昌即位后，周

    嘉谟就对他说：“药犹第二义，唯清心寡欲，则勿药有喜。”他处理

    万历丧事，实已勉强支持。崔文昇是内监，知道宫闱隐私，泰昌在他

    面前，也会将病情实告。他估计皇帝体内，必有丹药等壅滞，所以用

    通利药，按照“医者意也”之说，不能说他错。他难道不知道滋补？

    他更明白，皇帝的病，越补越糟。

    御史王安舜疏中说：“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

    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这正

    标志着泰昌的亢奋，也说明崔文昇是对症下药的。只是红丸究为何

    物，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泰昌生前，也有个宠妾李选侍，像他父亲对郑贵妃一样宠爱。泰

    昌卒后，于是而有移宫案，也是合士大夫之群力而对付一个女人，一

    定要她迁出乾清宫，左光斗甚至将她比作武则天，可是李选侍又怎能

    抵得上武则天的一丝半毫呢？最后还是被驱逐了出去。

    泰昌在位不过一个月，生前身后，却发生三件宫闱大案，而且富

    于戏剧性。《书趣文丛》第二辑，谢兴尧先生的《堪隐斋随笔》中有

    《明代移宫案与京剧〈二进宫〉》一文，以为《二进宫》中的李艳

    妃，即影射移宫案中的李选侍，又引李清《三垣笔记》云：“上(指

    崇祯)尝召周延儒等言及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云，此三事皆非，梃

    击一案，实系风颠。红丸一案，方从哲曾奏不可轻进，皇考(泰昌)

    愀然曰，朕势将不起，饮之或侥幸可生，不饮唯坐以待毙，此实皇考

    欲进，时朕与先帝(天启)俱在侧，岂从哲所为？移宫一事，尤为不

    情，当时皇考以朕与先帝俱失母，命李选侍抚养，渠爱如子，朕与先

    帝亦事之如母，所谓气殴(指欺负皇后)、垂帘，皆外臣不知内庭事，有此纷纷。且魏忠贤固系巨恶，王安亦非善类，诸臣风影传说，立论偏苛，当以此为戒。”

    按，《明史·韩传》，也记韩(时为阁臣)于天启二年，在疏中

    详述他目睹进红丸时的实况，末云：“乃礼臣忠愤之激谈，与远迩惊

    疑之纷议，不知谓当时若何情景，而进药始末实止如此。若不据实详

    剖，直举非命之凶称，加诸考终之令主，恐先帝在天之灵不无恫怨，皇上终天之念何以为怀？”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泰昌真是被红丸毒

    害，岂非成为非寿终而为凶终之天子，又如何慰他的在天之灵？

    夏允彝《幸存录》卷下云：“东林操论，不失爱君，而太苛太

    激，令人难受。攻东林者，言张差疯癫，言可灼无他意，言移宫太

    亟，亦不失调停之意也。”除了书生的意气用事、门户之见外，还有

    很重要的一点，即是对妇女的偏见，皇帝如果对某一个妃嫔偏宠的

    话，士大夫也会妒忌的。说起来是笑话，却又是事实。然而在那么多

    的后宫佳丽中，产生畸重畸轻的现象，又是很自然的。偏宠的原因，由于感情上的特殊喜爱，这就不是用理智说服得了。大臣出于好意，口劝笔谏，原没有错，但因对妇女存在偏见，本来很普通的事情，一

    下子就闹大了，似乎也唯恐不闹大。在对待李选侍的移宫案上，就是

    一个例子。士大夫就是怕重蹈武氏的覆辙，这一题目又最容易打动其

    他士大夫。已经成为寡妇的李选侍，起先虽想抗争一下，结果还是屈

    服于男人的压力了。明天启张皇后故事

    天启张皇后，河南祥符人。父国纪，封太康伯。《明史》所记的

    张后事迹很简单，主要是她与客氏、魏忠贤之间的仇隙。天启病危，她力主传位与崇祯。崇祯即位后，她已是寡妇，也即皇伯嫂，更无作

    为，崇祯上尊号曰懿安皇后。甲申之变，《明史》仅记“后自缢”三

    字，后人也有说她并没有死。

    查继佐《罪惟录》云：“上(崇祯)使内监劝皇嫂懿安张皇后自

    裁，仓卒不及达。已宫人走出，后青衣蒙头，间走成国公家，亦随自

    尽。”查氏论曰：“左萝石《蜡丸》，具言张皇后柩在东山，则烈死

    成国家果然无惑也。”这是说她自尽于成国公朱纯臣家中。恐不确。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当李自成陷京师，思陵将殉社

    稷，传旨后宫令自裁，而宫监王永寿从懿安皇后宫至，白帝曰：‘懿

    安皇后业自缢矣。’帝连称好，好，乃走煤山，经于海棠花下。福藩

    遥上懿安皇后谥曰孝哀慈靖恭惠温贞偕天协圣哲皇后。诏云：‘既慷

    慨以捐躯，亦从容以就义。’而《顺治实录》于甲申五月，大书葬明

    崇祯帝后及天启皇后张氏于昌平州陵。国史存据，可以无疑。其后有

    魏忠贤养女进之德陵(指天启)，立为贵妃，寇乱后，流传民间，诈

    称天启皇后。因送于官，光禄寺月有廪给。人遂疑后失节。沉冤莫

    雪，故附白之。”

    黄云眉《明史考证》卷一百十四：“按野史载任氏冒懿安事，不

    足究，然《李自成传》，即有李岩保护懿安令自尽之说，而王源《书

    陈衷一传后》，又有懿安为自成军中一帅王大本(原诸生)所手刃之

    说(此据俞樾《壶东漫录》，检《居业堂集》无之)，则懿安之死，出于仓卒，其时或在思宗以后，其地或在宫闱以外，亦未可知，姑与

    朱说并存可也。”《明史·李自成传》是这样说的：“李岩者，故劝自成以不杀收

    人心者也。及陷京师，保护懿安皇后令自尽。”似乎是李岩出于好

    意，要张后自尽全节的。

    《纪晓岚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三册[1]

    ，有一篇《明懿

    安皇后外传》，其中说：张后自缢后，为宫婢解下，乃移至侧室

    中。“有一宫嫔，青纱蒙头，徒步走出，或误指为后，一时遂宣传懿

    安皇后已走入成国公朱纯臣第矣”。

    后来李岩掌后妃宫人名册，“见后年貌在上等册中，叹曰：‘诸

    珰无良若此。此吾同乡也，素有圣德，安可使争辱？’城破，亟驰入

    宫，专觅懿安皇后。使宫婢扶后坐殿上，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敕

    其党严卫宫门而去。及夕，后始得从容自缢死。年三十八”。

    外间遂妄相揣度，以为为李军所得。

    这与《明史》所记也有吻合处，但语多夸张失实：李岩可以保护

    张后不使受辱，不可能具衣冠九拜。

    这里要探索的是这篇《外传》的作者是不是纪昀？

    据此书凡例说：“《明懿安皇后外传》，用1914年《小说月报》

    五卷十二期铅印本；《唐人试律说》和《庚辰集》用平槐堂刻本，《景城纪氏家谱》用嘉庆间家刻本。此四种，只各觅得一种版本，而

    无其他版本可资参校。”那就是说，民国年间出版的《小说月报》，成为乾隆时人纪昀作品依据的孤本了[2]。

    《外传》刻之前，有一篇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的“纪昀

    自叙”，中云：“是书为合肥龚芝麓尚书所作。尚书自叙：‘素客太

    康伯张国纪幕，知其家事；后又遇明太监王永寿、陈启荣等，为谈明

    季宫中事，而述懿安皇后事尤详，因据所闻记之。’”纪昀嫌其纪事

    稍繁，掇拾而成五千言。

    龚鼎孳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天启末年(1627年)，只有十二岁，怎么能入太康伯张国纪之幕，何况国纪又遭魏忠贤之诬

    陷而放归故乡？纪昀对龚鼎孳这样人物，是否有好感？

    纪昀在文学鉴赏上眼界很高，也颇多灼见，他最讨厌粗鄙俗滥的

    格调低陋文字，《外传》中写张后年轻时的姿色，如“鬓如春云，眼如秋波，口若朱樱，鼻如悬胆”云云，绝对为纪氏所厌恶，龚氏也不

    可能会这样写。末段写张后自尽后说：“厥后京师有旧宫人居民间，藏得懿安皇后凤鞋一只，长仅二寸许。”这就明明是在因袭杨贵妃死

    后的罗袜故事了。

    传中记张后当年入宫后，老宫娥引至密室验身，有好些肉体上的

    点染文字，如说“不痔不疡，无黑子创陷诸病”，而无名氏的《杂事

    秘辛》记吴姁观察少女梁莹肌肤后，也有“不痔不疡，无黑子创

    陷”的话，显然是抄《秘辛》的。《秘辛》为杨慎伪造，内容影射东

    汉梁冀家事，中多秽语，《外传》则是以伪抄伪。

    传中又记“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以妖艳惑帝”，及张后入

    宫，“客氏常诘熹宗曰：‘陛下取少艾而忘我乎？’”天启虽昏，尚

    不至此，作伪者无非要特状客氏的丑恶而已。

    总之，这篇《外传》是伪作，资料上或尚有些用处。

    [1] 1991年版。

    [2] 据《中国丛书综录》所载，峭帆楼丛书中曾收入这篇《外

    传》，《小说月报》所载者，不知是否即据峭帆楼丛书本？崇祯登位

    阉人自古有之，阉祸初露于秦，张扬于汉而盛于唐，烈于明，明

    则以天启朝为极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云：“汉唐宋有

    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有奉行奄宦之朝政，明朝是

    也。”黄宗羲的父亲尊素，就是被魏忠贤拷打致死的。

    正史中之有阉党列传，也是从《明史》开始。既名阉党，顾名思

    义，成员应该都是阉人，如东林党的成员都是士人，可是阉党的大批

    成员恰恰是满朝朱紫的士大夫，如刘瑾时的大学士焦芳，魏忠贤时的

    兵部尚书崔呈秀，都是地地道道的进士出身。《国榷》卷八十八谈迁

    曰：“阉尹之祸，剧于熹庙(天启帝)，并边徼而二之。”边徼指关

    外的建州政权和沙漠的蒙古余部的威胁，可见魏忠贤一伙威势之盛。

    清代和珅擅权时，外国使臣称他为“二皇帝”，魏忠贤时有人说

    他是“并帝”，而和与魏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更为奇特而浪漫

    的，魏忠贤当初的发迹，后来的作威作福，全是依仗一个不识字的村

    妇客氏[1]

    ，即天启帝的乳母，世以“客魏”相称，客在前而魏在后，没有这个村妇，也没有那位九千九百岁的魏尚公。

    天启即位时为十五岁，倒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儿皇帝，一生被魏忠

    贤玩弄于股掌之上，自己整天叮叮地做着小木匠，日常生活则由客氏

    侍护。他曾经生下三个儿子，都夭折了。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皇帝病逝，年仅二十三岁。

    天启的父亲是泰昌帝，生下七个儿子，成长而留下来的，只有天启由

    校和崇祯由检。由检原封信王，生母刘氏，与天启是异母兄弟。信王

    本来默默无闻，却爱读书。援兄终弟及之制，便由由检继统，这时才

    十六岁。天启病危时，曾召由检入宫，叮嘱他要以尧舜为榜样，这是

    一句空话，还有要他任用魏忠贤，可谓至死不悟。按照惯例，新君于继统之次年才改元，所以这时仍算是天启七

    年。

    崇祯便于当天晚上入临。到了乾清门，即朝西而坐。入宫时很有

    戒心，自己带着干粮，不吃大内膳食。一班大臣怕发生事变，所以闻

    讣告后躲在家里，不敢入朝，崇祯只得秉烛独坐。过了一会儿，只见

    有一太监携剑而过，崇祯便取下太监的剑，放在案上，说是会赏赐他

    的。又听到巡查声，就说声辛苦了。这是据谈迁《国榷》。《明史纪

    事本末》说是魏忠贤亲自出宫迎接，崇祯不觉有危惧之感。

    第二天一早，到了殿门，有太监把守着，不得进去，说是要穿丧

    服而入，于是改服，却又说是还没到穿丧服的时候，应该改穿常服。

    群臣奔走出入者三次，因为是大内，面积很大，有的人就气喘了，便

    向守门太监哀诉，才得进内。看到魏忠贤哭得眼睛也肿了，没说话。

    等到群臣退出，忠贤便呼兵部尚书崔呈秀进去，屏除他人，立了好

    久。或曰：“忠贤欲自篡，而呈秀以事未可为而止之。”有的书上

    作“以时未可止之”。恐皆非事实。他们在密谋对付新君的办法，篡

    位却未必。

    九月初二，魏忠贤请求辞职，崇祯没有答应，这也是高明之处，只是奉圣夫人客氏却从宫中迁出回到私第了。

    魏忠贤本人请求停止建立生祠，崇祯优礼相答：以前各祠的赐额

    照旧，其余都停止。

    御史杨维垣奏劾崔呈秀，呈秀答辩，请求在家守制，不许。杨维

    垣原是阉党，曾罗织正人，后为同是阉党的魏广征所排挤，未得大

    用，这时借此表示与阉党决裂，但未直指魏忠贤，却也不可能不涉及

    魏忠贤。

    与此同时，南京通政使杨所修具奏，略云：“夫君臣上下，可相

    安无事，而播弄多端，葛藤不断。闻东林余孽，遍布长安，欲因事生

    风，忧不在小，乞敕下厂卫五城缉访。”杨所修也是阉党——阉党实

    在太多了，故而还在仇视“东林余孽”，还想依仗厂卫来缉访，如谈

    迁说的“遂以缇校箝结将来之口”，一面是在向新君试探。崇祯降旨

    表态了：“群臣流品，经先帝分别澄汰已精。朕初御极，嘉与士大夫

    臻平康之理，不许揣摩风影，致生芰蔓。”这是很英明的，不失为大

    哉王言，他这时确实需要一些正直的士大夫的支持。接着，工部主事陆澄源上言四事，力陈魏忠贤僭妄之状，兵部主

    事钱元悫上言，中有魏忠贤“以枭獍之姿，供缀衣之役……群小蚁

    附，势渐难返”语，贡生钱嘉征上疏数十大罪状：(一)并帝；

    (二)蔑后(指天启张皇帝)；(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

    (五)克削藩封；(六)无圣(胆敢建祠太学之侧)；(七)滥爵；

    (八)邀边功；(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忠贤气不过，向崇祯

    哭诉。崇祯命太监将钱嘉征之疏读给他听，忠贤吓得丧魂落魄。

    十月，魏忠贤有罪免职。十一月初一，崇祯下诏，斥魏忠贤“通

    同客氏，表里为奸……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

    产，籍没入官”。在这之前，魏忠贤得知原信王府内监徐应元，颇得

    崇祯信任，便屈身事之，赠以货物，企图以徐应元作耳目，应元果被

    他利用，后为崇祯所知，便将徐应元谪戍。

    崇祯也知道，若让魏忠贤长此留在南方的凤阳，究非万全之策，于是到初四日，又谕兵部云：逆恶魏忠贤，“本当肆市以雪众冤，姑

    从轻降发凤阳，不思自惩，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不胜其数，环拥随护，势若叛然。命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便擒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至初

    六日，魏忠贤行至阜城县一宿舍中，其党已向他密报，他自知末日已

    到，便同亲随李钦朝一同上吊死了，年五十九。

    崔呈秀被劾后，回到原籍蓟州，邀集姬妾，罗列珍贵器物，通宵

    纵饮，饮了一杯，便毁一器，最后也上吊死了。

    那位奉圣夫人客氏，本来已被监禁在浣衣局，后命太监王文政严

    审，据说查出了怀孕的宫人八人，企图效法吕不韦、李园故技(即将

    宫人所生者冒充为皇子)。崇祯闻而大怒，立即命人赴浣衣局将她打

    死，年四十七。

    接下来是清除魏党的五虎五彪和十狗，定逆案，案中共开魏忠贤

    等二百五十五人。

    还有是下旨“褒录忠直”，即将以前黜害诸臣，从公酌议，应褒

    恤的即褒恤，应荫恤的即荫恤，应复官的即复官，应起用的即起用，有些本人已故而家属尚被囚禁的，应予开释，不得拖延。“呜呼，天

    网恢恢，无奸不破；王道荡荡，有例宜平。朕兹宽结解决，咸与昭

    苏，偕之正直”。详见孙承泽《山书》。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崇祯帝入宫承统时，足龄只有十六岁，他带

    去的只有信王府时几个亲信的太监。在明之诸王中，他并非著名的人

    物，更无政治斗争的实践，当时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朝中诸臣，有的

    是阉党，有的屈从于崔、魏，有的是禄蠹，没有一个可以信任依托、作为股肱的，以实力而论，绝对比不上崔魏。他却单枪匹马，乾纲独

    断，不急不缓，成竹在胸，兵不血刃地而剪除巨奸大恶，时间只有三

    个月。这个少年皇帝的机智与魄力，确实无愧为朱家的好子孙。尽管

    他后来临朝时决策上有许多错误，性格上有许多缺点，如孟森在《明

    清史讲义》中批评的，然而他在剪除魏忠贤及其死党这一斗争中，值

    得用大写字来写的。

    [1] 旧时皇宫中要觅访奶妈，都到奶子胡同去挑选，客氏即出于

    奶子胡同，后以其名不雅驯，便改为乃兹胡同。崇祯南迁之议

    李自成攻占山西后，京城吃紧，思宗君臣曾有南迁之议，《明史

    ·李邦华传》云：十七年二月，左都御史李邦华，密疏请思宗固守京

    师，并仿永乐朝故事，由太子监国南都。候之数日，未得消息。“会

    帝召对群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

    泄密纠之。帝曰：‘国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罢邦华策不

    议。”这段记载很简略，只知道李邦华要思宗守京师，而由太子往南

    都，李明睿是要思宗自己离北都往南都。

    彭孙贻《平寇志》卷八，记正月初三日，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趋

    近御案进言道：他本来劝思宗西迁长安，就甘肃、宁夏兵马亲征，现

    在李自成已入关，局势危急，只有南迁一策，并劝思宗及早决断。思

    宗四顾无人而言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

    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思宗问路上怎样接

    济，明睿答道：“不如四路设兵，东山东，西河南，此陆路也。登、莱海航，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日抵淮

    上。”思宗便叮嘱他不可泄密。

    李明睿之议在正月初三日，而预期二十日抵淮上，按照当时交通

    条件，思宗就得在四五天里面离开京城了。

    但这时兵饷缺乏，民穷财尽，只有发内帑(宫中的存金)，思宗

    却说：“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明睿说：“祖宗三百年积蓄，度不

    至是。”思宗说：“其实无有。”说罢，就叫明睿出外喝茶。

    到了晚上，又召明睿进内，问他沿途谁可接济，用何等官员领兵

    措饷，驻扎何地，明睿都为思宗划策，最后又说到了钱的问题，思宗

    说：“然户部亦该措置。”明睿说：“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措手，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这时皇帝穷，百姓穷，都是事实，但皇亲国戚还是富裕的。到了十八日，明睿又上奏疏，略云：“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

    征。京营甲兵，不下十万，近畿召募，可得数十万。圣驾一出，四方

    忠义英雄豪杰必有闻风响应者。夫亲征之举，以召忠义，不必皇上自

    为之也。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大事。

    皇上召与之谋，必能摧陷廓清，继中兴大业。日逐一日，优柔寡断，尚可为哉!”疏入，下部速议，光时亨斥明睿之疏为邪说，并言“不

    斩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明睿又上疏说：“且今日臣之进言，为亲

    征也，而诸臣妄意以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

    着。”思宗阅疏默然，召光时亨面诘曰：“一样邪说，却专攻李明睿

    何也？显是朋党。”又曰：“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

    遭。”南迁之议遂止。

    从上面记载看，思宗是想南迁的，为什么会因光时亨之言而中止

    呢？

    彭孙贻于文末曾有评论，认为思宗应该南迁，他说：“国君死社

    稷，正也，迁国图存，权也，权而不失乎正也。”[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针对李明睿的谋议，有一段很精辟

    的话：“独是明睿南行之说，亦有未尽善者。使上骤行于贼未至时，则人心骇惧，都城势若瓦解，后世必谓其轻弃其国；上若迁于贼之将

    至时，则长途荆棘，未免为贼所伺，而有狼狈之忧。故为上计，不如

    死守社稷，得古今君道之正。”谈迁《国榷》卷一百，也说思宗如南

    行，又怎样走法？“欲轻锐远行，必取道通涿，彼真定之党自南至，则涿未易出，昌平之余分掠通州，则通州未易出”。

    从理想来说，思宗如能顺利地到达南都，号召勤王，以后的局

    势，自然远过于南明的弘光朝等，但就当时的现实来看，早走也不

    行，晚走也不行。他起先还以为凭明朝的力量，足以御敌保京，没想

    到李自成的声势竟是这样迅猛浩荡，真的在李明睿策谋时离京的话，路上倒确有成为俘虏的危险，于是最后只能上煤山了。

    [1] 《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有一部《流寇志》，也署彭孙贻之名，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异同，详见《流寇志》

    前言，但彭孙贻评南迁的话，只载于《平寇志》。太阳明明朱光佛

    旧时民间以夏历三月十九日为太阳生辰，并有《太阳经》，第一

    句为“太阳明明朱光佛”。周作人《知堂集外文·朱天君》还说他在

    绍兴时看到过朱天君神像，“披发赤足，一手高举持一圈，说者谓披

    发赤足皆纪实，圈即象征缢索”。这个朱天君就是在煤山上吊的崇祯

    帝。徐时栋《烟屿楼笔记》卷一亦说：“吾乡(宁波)以三月十九日

    为太阳生日，此盖有故。国朝定鼎之日，吾乡遗老最盛，每以庄烈殉

    国之日，私设野祭，相聚拜献，但以事涉禁令，不能明言，于是以太

    阳为君征，以忌日为生辰。”可见这种风俗，一度流行于浙东，大概

    当初和南明政权有关。我在年轻时，也听父老说太阳生日，问他们太

    阳怎么会有生日，却答不上来，也含有忌讳的意思，此时已是民国，说明某些忌讳的流行，到后来大家都已说不清楚，而忌讳如故，就像

    西洋人之忌“十三”一样。

    言归正传，这里要说的是后人对崇祯的评价问题。

    《明史》云：“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

    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万岁山即煤山，也即景山，现在景山上有一棵大树，相传崇祯即

    缢死于此树下，这是附会之词，后来收葬他的是昌平州吏目赵一桂。

    至于崇祯亲书遗书事，各书记载，全无相同。黄云眉《明史考

    证》云：“《甲申传信录》书血诏于前襟云，‘自朕失守社稷，无颜

    衣冠终于正寝’。并无‘诸臣误朕’及‘勿伤百姓’等语。由事实观

    之，转足征信。盖当李自成军入城之际，群臣仓皇奔避，即目睹庄烈

    帝尸，亦安能从容致详于诏语？诸书各凭传闻，自缀文字，据繁固不

    若据简，且果有前述等语，亦徒见庄烈帝之以贤主自居，至死犹欲欺

    后世耳。”末了两句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崇祯生平，刚愎自用，急躁独断，猜忌多疑，功罪混淆，终致手忙脚乱，掀翻御座，斥辱大臣，还

    说“文官个个可杀”(这也是“诸臣误朕”的由来)。连周皇后也

    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偏信宦官，也

    是他的致命伤，仅仅凭关外逃来的一个太监密告，就把封疆大臣袁崇

    焕斩了。崇焕之冤，直到南明还未昭雪，而信崇焕通敌的，却都是正

    人遗民(如张岱)，这是因为圣旨明文，便可成为铁证。崇祯的性格

    倒很鲜明，这性格也决定了他的行动，带来了他的悲剧。

    十七年中，宰相用了五十人，刑部尚书换了十七人，巡抚被杀十

    一人。查继佐《罪惟录》说：“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独

    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

    贤者亦或宁自盖。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曰吾自不旁落，已

    旁落矣。”末两句说得尤为冷隽，后来便有太监的开城迎“贼”。

    全祖望《庄烈帝论》云：“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

    君，然刚愎自用，怙前直往，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全氏又批评崇

    祯不与清太宗议和之失。孟森著作中，对崇祯的责备尤为尖锐。

    但他即位后，确是奋发有为(如除客魏)，对后宫，也不像万

    历、天启那样荒唐，后人所以对他怀念体谅。陈登原《国史旧闻》曾

    作了这样分析：“此后异族入主，因民族而恕之，前世衰势相沿，因

    历史而恕之，归罪亡国大夫，又以不当由伊一人负责而恕之。”还有

    一点，就是他死国的惨烈，因而朱天君还是为后人所同情。像周信芳

    先生主演的《明末遗恨》自始至终饱含着悲凉情调，加上他的苍劲的

    沙喉咙，他的踢靴的绝技，可惜我们现在看不到那样的好戏了。其实

    演戏就是演戏，它的效果就在视听上的审美感受。麒派虽实繁有徒，能演崇祯的则寥若晨星。虽然在他落难时，这也成为一桩大罪名。甲申志感

    今年照中国的干支法说来，是太岁甲申。距朱明之亡适三百年，盖崇祯以甲申三月十九日殉国，即清世祖顺治元年，西历一千六百四

    十四年。这是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后来民间有太阳菩萨生日的纪

    念，中有太阳明明朱光佛等句，最初是遗民们假神话而对这位亡国之

    君的一点悼意，正如送年时的灶神，是因元僧杨琏发掘南宋十六朝

    (即自高宗以下)陵寝后，浙省人民怜其无血食而故作神像，以为供

    祀一般。宋高宗的为人如何，因非本题以内无须赘述。现在且单论崇

    祯皇帝，则早已有“君非亡国之君”的定论了。既然非亡国之君而终

    至于天翻地覆者，曰：由于“××××××”也。记得苦雨翁对明之

    灭亡，大意也这样的说过：“想想明代的丢了实在并不容易，可是大

    家总算努力地把它丢了(文字或有出入)。”这话说得幽默，可也说

    得沉痛，说得警惕。而说时正是七八年前，虽然同是“怀古”，却未

    尝不含“苦口”的成分。至去岁十二月之末，据傅芸子先生所说，周

    先生还曾经有过提议，想在今年思宗殉国日作一纪念。我觉得在南方

    也不妨有此一举，如果能在凤阳自然更好，虽然一霎时就快农历四月

    了。不过这里话休絮烦，要紧谈的还是历史上的事情。

    中国之被亡不止朱明一代，而亡国之君尤非思宗一人。何以大家

    对于明代和崇祯之结局这样的念兹在兹，特别感到惊心触目呢？亡国

    是一种不幸的事，至少在纸上是一个不祥的词，照理这些笔墨大可省

    去，何以写文章的人偏是拣这类材料呢？

    我想这有几点。一、明代是我们倒数上去的第二代——第一代的

    清朝之亡于民国，本来是“光复”，后人的感情便与明之亡于清迥不

    相同。至于宋代之亡则又不及明代之近，这譬如跑路，总愿意先拣密

    近的地方起步。二、明代覆亡，思宗殉国的确特别尴尬，特别凄惨。

    而在思宗自缢后那些局促东南的五藩的起迭、倾轧，也使人感喟无

    穷。但在明以前的别一代之覆灭，其凄惨或者也有之，所以仍感到明

    之深切者，盖因适才说的距离我们较近，感觉上较为新鲜耳。三、想到明代的完结，不禁又想到它的兴起及沿革，单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对

    待臣士，就总有几句话想说。四、天启、万历等之政治的社会的局

    面，有可与我们部分对照者。五、流寇——这是断送朱明的最雄大力

    量。而张(献忠)、李(自成)又是我们祖先里面很独特的一种性

    格。说来有点灭自己的威风，他们暴露了中国民族“嗜杀”的“固有

    道德”，与民国后的地方军阀可谓承前启后。六、有人在事变前说中

    国现状与明末相类，换言之，明末最恶劣的条件，在当时几乎一一具

    备。例如内乱，是一个国家的动乱的根，而明末及今日政治社会之未

    曾少安，即系于此，亦二者互通之处也。

    我举出这种理由，或许过于笼统细碎，但是许多人对于明之灭亡

    觉得特别触眼者，恐也不外乎上述的几点。因此姑且先举一二例子以

    为补充。

    我不相信善男信女口中的因果报应。可是我很愿意将A代和B代的

    荣枯升沉相对比。对比之余，不禁略有几分的恐惧。故而我感到将历

    史比作孽镜台，真是再惬当没有了。在这座孽镜台前，芸芸众生的一

    颦一笑无不毕现，然而它不单单给我们以欣赏的快感，同时还需要上

    面说的战战兢兢的恐惧之感。它仿佛告诉我们，前一代所种的苗，在

    后一代会长出怎样的果来。但这决非世俗的果报之说，乃是物观的社

    会学上的呼应，丝毫没有神秘的迷信在内。所以有天启、万历政治之

    黑暗腐败，才有流寇——农民暴动的发生，至于使所谓三百年祖宗基

    业断送而后已。

    说到明太祖朱元璋之“旋转乾坤”，原是得来并不容易。他最初

    也是借农民力量对抗胡元，只是其中再加上民族主义的号召。可是一

    等到他削去劲敌，敉平内患以后，他便进一步效法起汉高祖诛“功

    狗”故事，将某些勋旧及有反叛嫌疑的大加捕杀。清人赵翼在《廿二

    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有很详细的记述：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

    人，亦已不少。《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笺皆令教官为之。当

    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增俸表，以表内

    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

    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

    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

    扉”诛……尉民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

    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

    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

    平嫌于早失太平也。《闲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

    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

    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

    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又僧来复谢恩诗

    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读我歹

    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按

    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时帝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之曰：世

    乱用武，世治宜文，非他也。诸臣曰：但文人善讥讪，张九四厚礼文

    儒，及请撰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

    之句也，彼安知之？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

    云。

    这很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多疑多忌、残酷阴鸷之枭主的面影。赵氏

    说他“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疑误杀人”，恐怕说得还太客气。因

    为谁都可以看得出朱元璋本来是有计划的，不然，除非疯子才这样。

    只是他的行径，颇近于未庄的阿Q，彼此同样的，不许别人在自己面前

    用光、亮等词。然而疑忌之来还是由于惧怕之深，大约这时候的他，占有的欲壑愈来愈强烈迫切了，于是感到四面八方都是他的敌人，都

    在侮辱他，侵害他，心有所惧，意有所忌，遂急不择暇地滥施屠杀

    了。善乎郭鼎堂先生之言曰：世间唯最怯弱者为最残酷。这只要看历

    来明太祖似的人就是明证，而唯大慈悲者方才是大勇。

    然而朱元璋这样的做，是否成功的呢？不用说，他是成功的。但

    在这成功的过程中，他还是时刻地陷在冲荡激斗之中而不得安定。因

    为这种烹狗藏弓的策略，最易引起臣下的存横竖横念头而跟他反抗叛

    变。套用一句老话，正是压迫愈厉害反对也随之。因此，在他的手

    里，就有胡惟庸与蓝玉之变的老路。据陈邦瞻《明史纪事本末》所

    说：

    (上略)会惟庸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杀家

    人，惟庸谢不知。帝又究故诚意伯死状，惟庸惧且见发乃计曰：主上

    草菅勋旧臣，何有我？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使指挥

    林贤下海招倭军，约期来会；又遣元臣封绩致书称臣于元，请兵为外

    应，皆未发。会惟庸子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上

    怒，命偿其死，惟庸逆谋益急。而是时日本贡使适私见惟庸，惟庸约

    其王，令以舟载精兵千人伪为贡者。及期，会府中力士掩执帝，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库物泛海就日本有成约。正月戊戌，惟庸因诡

    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

    道，勒马衔言状，气方勃，舌駃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

    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

    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磔于

    市。并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臣涂节等皆伏诛。僚属党与凡万五千，人株连甚众。(按此段史事如得专家改编为京剧，亦颇有紧张火炽之

    处。)

    其次的蓝玉之叛，也初因得不到“太师”而怏怏不乐，又因“居

    宋颍二公下，间奏事，上不从，玉惧，退语所亲曰：上疑我矣!乃谋

    反”。这一方面是胡、蓝等倚恃勋旧的功劳而恣意跋扈，擅作威福，但反过来恰成为功高震主，君臣的隔膜日深而“功狗”的悲剧就不可

    避免了。总而言之，症结还在双方的地位太高欲望太重，疑惧也接踵

    而起——一个怕，一个忌，怕忌的极端自然是斗争，斗争的结果自然

    是兵强马壮者的胜利。语有之，伴君如伴虎；而帝王之类更是可以共

    患难而不可共安乐的。推而言之，世间一切纷争的酿成，大部分不外

    是利害的冲突与阶级的分化。胡、蓝等在佐明太祖起兵之初，正像韩

    信、萧何之与刘邦，双方的目标相同，步伐整齐，利害一致，也就

    是“可与共患难”的时候。然而一等到皇觉寺的小僧化而为大明太祖

    高皇帝以后，于是双方就渐趋于隔膜与对立，向之所殚精竭虑，攻守

    策划等的力量，这时便转移过来，视同劲敌——或者是将部下的旧日

    功勋置诸脑后，遂使君之视臣与臣之视君无日不在提心吊胆之中。尤

    其是一般马上得天下的帝王，他对于这中间的变化奥秘，早已从事实

    中亲自获得教训和经验，对于一切利害祸福之出入，更加成算在胸，正是人之情伪，尽知之矣。所以在疑惧防忌之后，就会知道去怎样应

    付怎样克服，且无不驾轻就熟以至于凶终隙末。从前看过汪景祺的

    《读书西征堂随笔》(汪景祺，字无已，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户部

    侍郎汪霖次子。后来即因这册随笔弄到杀头，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予穷

    披甲之人为奴，期服亲兄弟等革职，为清初一大文字狱，故此书亦为

    禁书。兹据商务铅印本《历代小说笔记选》中引录)，末《功臣不可

    为》一文中的几句话，虽然出于个人的牢骚，却不失伤心悟道之言，并对洪武之杀开国诸臣亦表示过愤慨，宜其触动小心眼的专制帝王之

    忌矣。文末有“洪武僇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诸语，尤觉恰中肯棨。其起句云：“鸟尽弓

    藏，古今同慨。论者咸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

    鲜有以功名终者。”而汪氏以为不然。其下即列举猜忌之主对于臣下

    刻薄寡恩的心理过程，由是而疑心生焉，畏心生焉，怒心生焉，直至于厌心生焉；则“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此

    正“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良以“猜忌之主，其

    才本庸，其意复怯”，而其最初不过利用英雄豪杰们的性命血汗来开

    疆拓土罢了。继而横加疑惧，嫌隙丛生，遂使血性者不能不走逼上梁

    山的末路。汪氏复举出历史上几件事实，其最有警意的则为：“刘巨

    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

    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

    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凡此诸语，的确戳穿了古今枭主

    的心术，虽然笔锋颇带感情，却亦理直气壮，而在二百年前能够率直

    地说，更加感到大胆。不过他所得的报酬不是帝王的反省，而是上述

    的自己身首异处，亲属充军革职，为清初文网史添上血腥的一章，盖

    雍正之残酷猜鸷固不下于朱元璋也。

    但在另一方面，一切歌功颂德粉饰升平之作，却也“一朝天子一

    朝臣”地应运而生。例如朱元璋的早年，本来也同刘邦一样的无赖潦

    倒。一旦贵为天子，就连他们的诞生也充满了神话的色彩。又因朱氏

    曾经出家为僧，后来也一定要“自圆其说”故作美谈。商务丛书集成

    中有《天潢玉牒》《皇朝本记》二书(系据纪录汇编本影印。其撰述

    人不详，仅末题广信府同知邹潘等临江府推官袁长驭等校正对读)，就是专记朱氏幼年出身、中年经营帝业及暮年的动态。二书记朱氏诞

    时之神异大致相同。兹引《天潢玉牒》所记云：

    太祖高皇帝先世江东句容朱家巷人……仁祖(朱父)年五十迁钟

    离之东乡。天历元年戊辰，龙飞濠梁，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降

    诞。先是陈太后在麦场见西北有一道士，修髯簪冠，红服象简，来坐

    场中，以简拨白丸置手中。太后问曰，此何物也。道人曰大丹，你若

    要时与你一丸。不意吞之。忽然不知往，及诞，白气自东南贯室，异

    香经宿不散，后不能食。淳皇求医妇，有一僧奇伟坐于门侧曰，翁何

    往。淳皇曰，新生一子不食。僧曰何妨，至夜子时，自能食。淳皇

    谢，许为徒，入家取茶不知何往，至夜半信然。后十年迁钟离之西

    乡，时至正丁丑，俄有一老翁造门曰，你家有一龙，时太祖正在

    侧……太祖自念婴孩时多疾，舍入僧寺，及长，淳皇将许之，太后不

    许，因循未入释氏。疫疠既侵，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

    觉寺，邻人汪文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在寺居室，夜有红光，近视

    弗见，众咸异之。

    其实“英雄不论出身低”，没有这些人造的论词，于朱元璋的帝

    业未见得有何妨碍，而这样一来，在稍有识力者，反见得他过去之荒诞不经，迹近神怪了。盖日光底下无新事物，不论帝子走卒，原是今

    昔一例。

    记得凤阳花鼓里面有几句唱词道：“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

    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太祖，十年倒有九年荒。”又云：“大户人家改

    行业，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他乡。”这些

    地方才表现了民间哀乐的真切的一面——老百姓最质朴而悲凉之心

    声，不是执笔杆儿的人所能遮掩缀饰。凤阳出了明太祖，而江东儿女

    反无噍类，对儿时游钓之故乡尚如此，则朱元璋之对天下臣民不难概

    见。本来朱氏父子(其子朱棣)的凶残乖戾，历史上早负盛名，徒以

    其驱走蒙古人遂把他拉入“民族革命”的“先辈”队伍中——这或者

    也是一种办法，只是很容易养成但论成败不计是非的盲从的倾向，而

    且尤其应该警惕。反之便是这方面的灵敏而别方面的麻痹，其不能挣

    脱奴隶的命运一样，而也正是狭义的民族主义之弊。

    至此又想起俞平伯先生的《杂拌儿》一百十二叶，有《记在清宫

    所见朱元璋的谕旨》一文。内录谕旨三道，第一道很短：

    奉天门晚朝奏，犯人常升孙恪下家人一十六名，火者七名……奉

    圣旨：“但是男子着王那里都废了，妻子就那里配与人。钦此。”

    第二道就是关于蓝玉叛变的事：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锦衣卫百户郝进传奉圣旨：蓝总兵通着

    军前卫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小旗造反，凌迟了。着王那里差的人当同郝

    进去，将会宁侯并他的儿子都凌迟了，家人成了的也废，妇女与晋府

    配军。马匹多时，牵两三匹回来，其余的交在晋府。家财解来京城。

    来东胜马匹多。好生机密!着那里不要出号令。钦此。

    这里的几个“着!”“着!”，就活活地写出了朱元璋的权诈与

    阴鸷，而与正史的记载相合。俞氏也云：“只这两条，朱元璋的残忍

    已如见；不出号令，族诛功臣，更觉森然可怖。”到了其子燕王朱

    棣，又不愧家学渊源，对付铁铉等及其家属，完全一仍乃父的作风，现在也有“圣旨”可证，所以鲁迅翁以为其凶残远在流贼张献忠之

    上。我现毫无代横死于朱氏父子之手的冤魂出气的意思，但我们如果

    稍为“有闲”一点，不妨看一看他们末代子孙崇祯的下场吧。

    据《明史》所记崇祯殉国的情形云：十八日，贼攻益急。(李)自成驻彰义门外，遣降贼太监杜勋缒

    入见帝，求禅位。帝怒，叱之下。诏亲征。日暝，太监曹化淳启彰义

    门，贼尽入。帝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徘徊

    久之，归乾清宫，令送太子及永王定王于戚臣周奎田弘遇第，剑击长

    公主，趣皇后自尽。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侧。自成毡笠缥衣

    乘乌驳马，入承天门，伪丞相牛金星，尚书宋企郊，喻上猷，侍郎黎

    志升，张嶙然等骑而从；登皇极殿据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

    日朝见。文臣自范景文，勋戚自刘文炳以下，殉节者四十余人。宫女

    魏氏投河，投者二百余人。象房象皆哀吼流泪。太子投周奎家，不得

    入，二王亦不能匿，先后拥至，皆不屈，自成羁之宫中。长公主绝而

    复苏，舁至，令贼刘宗敏疗治。已乃知帝后崩，自成命以宫扉载出，盛柳棺，置东华门外，百姓过者皆掩泣!

    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说，思宗召公主时(公主年十五)，并叹

    曰：“尔何生我家!”嗣即“左袖掩面，右挥刀，断左臂，未殊死，手栗而止”。又其自缢前亦有遗书曰：“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

    京师，虽朕薄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

    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

    人。”另外复书致一行百官，俱赴东宫行在。盖犹以为阁臣已得朱

    谕，不知内臣持朱谕至阁时，阁臣已散，置几上而反，因此文武群臣

    没有一人知道云。

    从前曾经看过周信芳的《明末遗恨》京剧好几遍，跟史传所载还

    大体吻合。我特别欣赏夜访、撞钟等几幕，不论角度，光线与动作上

    确有感人至深的地方。其手刃长公主也说，“谁叫你生在亡国的帝王

    家”!不禁感到末路帝王的命运，真不及太平时的畜生——不过这样

    的话在六朝时已曾有过，如宋始平王子鸾被害时，礼佛曰：“愿身不

    复生王家!”可谓千古冤魂如同一辙。想起洪武、永乐僇杀臣下的惨

    毒，又仿佛觉得冥冥中别有一种力量在回荡着，虽是鄙人之少信，亦

    虽免“予欲无言”了。

    话说回来，思宗的下场固然弄得人亡，家破，国灭——照顾炎武

    先生的说法，该是“亡天下”了。但历来为对他人的舆论，似乎还站

    在忠恕的一边，至少他能以毅力来解决其生命，终比伣伣沁沁苟活人

    间之辈强得多了，虽然这也只能偶一为之的、没奈何的最后一着。而

    其最大毛病当是优柔寡断吧。这连他的妻子周皇后也说：“妾事陛下

    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大约就是指他平日缺少决断，不能多采谏诤之言，到了后来纵想力图振作却已“大事去矣”(亦周

    皇后语)。然而平心的说朱明之亡，思宗的责任究竟是极少的一部

    分，可谓明之亡也有崇祯，无崇祯亦亡。主要的还是他祖宗和他前两

    代所种的根。像朱元璋以科举愚民，使一般黔首们日夕潜心在八股考

    卷里面而分散他们对政治之关心，不能不说主因之一。这在平时诚然

    是成功的政策——对于自己统治权之稳固。可是到了要紧关头，就是

    说要士大夫们负起“御侮救国”的重肩时则弊害也老实不客气地暴露

    出来。所以前人对八股与明之亡就有诗为证云：“谨具江山百座城，崇祯夫妇列双名，大红柬子书申敬，献纳通家八股生。”此虽可见明

    末士风之浇薄，然八股与明代兴废的因缘也是实情。这是“愚民”的

    必然的收入，惜于三百年来未必能多所改正。“愚民”或能取效于一

    时，不过充其所至，则“愚民”跟“弱国”自然无法分开，而“帝

    业”之飘摇也随之矣。其次，则像我前面说的，明太祖最初乘民不聊

    生之际，利用农民对元人的冲突而握取政权，可是后来对于土地和经

    济方面依然别无良策，不过以专制的权威横加压迫，结果就有李自成

    等领导的农民之军事暴动。而李自成在起初的时候，对于贫农，倒确

    分施了一点小惠，所以有这么大的声势。复次是宦祸——关于这一

    点，我觉得历来宦官之所以动辄偾事，自有他政治的、社会的、生理

    的原因，而生理的变态，尤为重大，一旦有机可乘，就易走“极

    端”的路。不过太监的把持政局，其间必有人主和党羽的姑息助长。

    如明代魏忠贤之淫威，不消说，还不是借了士夫的攀缘狼狈，士夫之

    所以要联络宦官，自因他们接近君侧，易于凑纳。《明史·阉党列

    传》序首云：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

    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

    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

    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窜身妇寺，淫刑痡毒，快其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犴狴，善类殒于刀锯。

    这说明了明中叶以后太监与士夫朋比的丑态。其后更有魏忠贤之

    无法无天的荼毒。在洪武建明之初，对于太监的限制却是很严厉的，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

    一石，衣食于内廷。尝镌铁牌置宫门外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

    斩”。可惜不久此制渐弛，至神宗时正是《红楼梦》所说，“和尚无

    儿孝子多”，魏忠贤的义子与生祠挤破朱明的天下了。我想写一篇《魏忠贤的生祠》一文。因为太监是中国“固有文

    化”中最独特的一种，而魏忠贤也是太监中最出色的一员，我们倒不

    能小看。目前已经得了一部分材料，如果能利用得好，那么，或者能

    够反映出明代一部分智识分子穷极无聊的可悲(我们也只能说是可悲

    吧)之嘴脸。如当时监生陆万龄就把魏阉比作孔子，因一则作《要

    典》，一则作《春秋》，一则诛东林党人，一则诛少正卯也。其后巡

    捕杨邦宪建祠南昌，毁周、朱、程三贤祠益其地，鬻澹台灭明祠碎其

    像。比疏至，崇祯已即位，对杨疏且阅且笑——这些都是很有趣的材

    料。等到甲申变作，缒入见思宗劝“禅位”者亦是太监杜勋。后三月

    甲辰以知单开城迎敌，其第一名又是中官曹化淳，可见太监也真能尽

    其努力亡国之好事，岂魏厂臣之幽灵犹在呵护耶。甲申去今恰三百

    年，“余生也晚”，已不及见太监(虽则要见不难)，尤不及见太监

    之亡国，这真可说幸呢还是不幸。

    附记：

    听说本市的××园主曾经蓄过清故宫的太监，这种表示阔绰的心

    理，同样也觉得近乎反常，而这位园主之义子之多，尤足与魏阉媲美

    云。

    (民国甲申小满日，夜，灯下。)[1]

    [1] 本文写于1941年。胡惟庸案

    明太祖在位时，大狱朋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之狱，前后长达十

    年，族诛至三万余人，亦历代所仅见。而此案颇具传奇性，明清人已

    有怀疑，今人吴晗曾作《胡惟庸党案考》专文。《明史·奸臣传》，第一人即为胡惟庸，但《明史》在叙述时，语亦暧昧，《奸臣传》前

    言中有云：“当太祖开国之初，胡惟庸凶狡自肆，竟坐叛逆诛

    死。”意思是惟庸的“凶狡自肆”是因，“叛逆诛死”是果，似只承

    认其人品的恶劣，“竟坐”之“竟”含有意外的含义。

    胡惟庸为定远人，与太祖也可说是同乡，于和州归太祖后，一直

    受到重用。洪武六年，由右丞相而进为左丞相，因而宠遇日盛，生杀

    黜陟，或不奏径行，四方之趋附者日走其门，所受财物，不可胜数。

    但权臣的专横跋扈是一回事，叛君谋反又是一回事，奸臣不等于叛

    臣。严嵩父子的种种罪恶，原是无可讳饰，但说严世蕃通倭谋反就不

    实了。

    据《明史》本传所载，惟庸反志之发端，起于这样一件异

    事：“其定远旧宅井中，忽生石笋，出水数尺，谀者争引符瑞，又言

    其祖父三世冢上，皆夜有火光烛天。惟庸益喜自负，有异志矣。”此

    事本不可信，有的书上说是府第溢醴泉，更为可怪，即使旧宅内出现

    一些奇异的迹象，但是否由此而“有异谋矣”，也是疑问。这时惟庸

    几已一人之下，而太祖政权也极为稳固，谋反并非像小孩骑竹马、弄

    木棍那样可以随便玩玩，那是连六亲都会断送的。这一点，惟庸也是

    明白得很。

    《明史》又记惟庸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密谋时说：“吾

    等所为多不法，一旦事觉，如何？”陆、费原已有过过失而为太祖斥

    责，于是“二人益惶惧，惟庸乃告以己意，令在外收集军马”。凡是

    真的想谋反的人，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不法”的。再说陆、费不法之事，一是“擅乘传”，一是“日嗜酒色”，在当时也算不了什么

    大罪，他们会因此而起反心吗？

    清初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胡蓝之狱》记刘基死后，太祖向

    惟庸追究刘基死的原因，惟庸因恐被发觉(实则胡惟庸往探刘基之

    病，原是奉太祖之命而去)，乃计曰：“主上草菅勋旧臣，何有我!

    死等耳，宁先发，毋为人束手寂寂。”因而拉拢陆、费，与《明史》

    所记的又不同。

    《本末》又记云：“正月戊戌，惟庸因诡言第中井出醴泉，邀帝

    临幸，帝许之。驾出西华门，内使云奇冲跸道，勒马衔言状，气方

    勃，舌倔不能达意。太祖怒其不敬，左右挝捶乱下。云奇右臂将折，垂毙，犹指贼臣第，弗为痛缩。上悟，乃登城望其第，藏兵复壁间，刀槊林立，即发羽林掩捕，考掠具状。”这一段故事，《明史》没有

    记载，可能因为太离奇了。按照《本末》所记，这时胡惟庸的反状已

    很显著，甚至与倭王约定，并遣旧时元臣封绩向塞外蒙古称臣，太祖

    竟毫无所闻，还答应惟庸到其家观赏醴泉，而驾出西华门时，偏巧又

    会遇到云奇，云奇为什么不早一点进宫奏告？太祖既已省悟，应当大

    为吃惊，立即返回宫中，以防再有意外，却还好整以暇地登城观望 [1]

    ，连复壁间谋反的兵器都看得清清楚楚。再说，胡惟庸既已下了冒

    万死、宁先发的决心，他的丞相府周围却无亲信窥伺巡逻。按照常

    识，胡惟庸既知太祖允临其第，事前必有严密的戒备措施。黄云眉

    《明史考证》卷三百八，亦以此事出于后来中人之附会，“传不取之

    是也”。

    《明史》跳过这一段，先记因汪广洋妾陈氏从死事被太祖知道

    后，太祖大怒，“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治罪。明

    年(十三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为中书省

    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

    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

    并及节”。宁指御史大夫陈宁，节指中丞涂节，两人都参与惟庸密

    谋。而《明史》略去的惟庸邀太祖观醴泉这一事，倒是很重要的，这

    一事如果不可信从，则可信从的就不多了。

    像胡惟庸这样阴狠的权臣，和其他大臣之间必然有许多矛盾，他

    在背后，对太祖也难免有些牢骚不满之词，但这并不能作为“有异

    谋”的确证。只是一旦成为罪人时，却无一而非罪状了。《明史》又云：“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惟庸既经审

    问，何求不得，为什么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直到十年后才能“肃清逆

    党”？末云：“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此用曲笔，史官之意自

    很明白。

    《明史纪事本末》是相信胡惟庸谋反的，但谷应泰在评论中

    说：“而乃以一人跋扈，遂疑尾大之图，仓卒启机，傅会难明之事，株连者四万，失侯者二十，周内深文，亦云惨矣。”似乎只承认跋

    扈，而且只是一人。

    《国榷》卷七谈迁评曰：“或曰：惟庸非叛也。素作威福，怵于

    汪广洋之斩首，积疑成狱，既斧钺不少贷，而缓李善长、陆仲亨、费

    聚何也？可以知其故矣。”

    意思是说，陆仲亨、费聚原是和胡惟庸同谋的，太祖却饶赦了他

    们(李善长后来自缢死)，可见惟庸叛君非事实，否则，为什么肯放

    过陆、费[2]？只是到了二十三年，还是在劫难逃。

    说得最痛快的是赵翼《廿二史札记》：“至明祖则起事虽早，而

    天下大定则年已六十余，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孙更孱弱，遂不

    得不为身后之虑。是以两兴大狱，一网打尽，此可以推见其心迹也。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至胡党之狱

    则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时已十余年，岂有逆首已死，同谋之人至十

    余年始败露者？此不过借惟庸为题，使狱词牵连诸人，为草剃禽狝之

    计耳。胡党既诛，犹以为未尽，则二十六年又兴蓝党之狱，于是诸功

    臣宿将始尽。”瓯北论史评诗，常有灼见，此亦其一。

    [1] 胡惟庸府第究在京城何处，太祖登城是否望得见复壁兵器？

    可参阅吴晗文。

    [2] 查继佐《罪惟录》列《奸佞传》与《叛逆传》，而入胡惟庸

    于《奸佞传》，并以为惟庸通倭为不可信。蓝玉案

    蓝玉，定县人，与胡惟庸同乡，开平王常遇春妻弟。临敌勇敢，所向皆捷。平滇后，以其女为蜀王妃，成为太祖的亲家，太祖比之为

    卫青、李靖。

    玉有大将才，(中山王)徐达和常遇春卒后，屡领大军立大功，由此骄傲自恣，广蓄庄奴、假子。曾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竟怒逐

    御史。夜叩喜峰关，关吏未按时接纳，便纵兵毁关而入。太祖闻之不

    乐。也应该不乐。

    有人说他私通蒙古元主之妃，妃惭而自尽，太祖为此而切责蓝

    玉。太祖本欲封玉为梁国公，因其有过失而封为凉国公，并将其过失

    刻在世券上。西征还，命为太子太傅，玉不甘心居宋国公冯胜、颍国

    公傅友德之下，曰：“我不堪为太师耶？”太师、太傅、太保称三

    公，以太师最尊。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发交有司审问，狱辞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

    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藉田(帝王劝

    农)举事。狱具，族诛之。列侯以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手诏布告

    天下，条列爰书为《逆臣录》(见《明史》)。”从被捕到被杀只有

    三天，株连的具体人数为一万五千余名。

    太祖藉田又是怎么一回事？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记潘柽

    章《国史考异》所引《逆臣录》载府军前卫百户李成招供云：“二月

    初一日，凉国公对我说，我想二月二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两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

    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这些人马尽勾用了。

    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文中的□□当是夷虏之类字眼，为清代所讳。明代最恨北虏南倭，对逆臣常

    加以通虏(蒙古)通倭罪名。黄氏按语云：“按《考异》谓蓝党即胡

    党之流祸，甚是。帝王欲以天下私其子孙，凡有异己，猜嫌所及，剪

    灭务尽，太祖文宗，同此虐毒。惟《逆臣录》在慑慴一时，而《实

    录》欲以欺后世，其不详谋反始末，讳之也，非疏略也。”这也等于

    说，黄氏是不相信这类供词的。所谓“异己”，只是后来与太祖有嫌

    隙，但并无谋反之意的人。

    我们试再从《明史·蓝玉传》后面所附蓝党六侯事迹来看，只有

    为首的曹震略觉具体：“蓝玉败，谓与震及朱寿诱指挥庄成等谋不

    轨。论逆党，以震为首，并其子炳诛之。”这里的“谓”即不能确定

    的“据说”之意，其余五人，都是着重叙其战功，末则含混地说了一

    句“坐玉党死”。

    武将之外，还有两位著名的文士，一为长洲人王行，一为顺德人

    孙蕡。前者为北郭十子之一，著有《半轩集》，因在蓝玉家坐馆，玉

    并向太祖推荐过，遂以蓝党被杀。后者为南园五先生之一，著有《西

    庵集》，他死得更冤枉了，仅仅因为给蓝玉题画，也如秋风扫落叶那

    样卷进去了。

    事后曾下诏曰：“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

    党、蓝党概赦不问。”这数字是诏书中说的，或许还不止此数，不必

    研究了，太祖自己大概也意识到这数字太可观了。

    赵翼《廿二史札记·胡蓝之狱》云：“《明史》于诸臣传，惟蓝

    玉略见其粗暴取祸之由，他如冯胜、傅友德等，但叙其战功，而末即

    结之以赐死，明见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长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

    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诛戮，传中既附着其锻炼之爰书，又载(虞部

    郎中)王国用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汤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则传末谓当时公侯坐奸党无得免者，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而深为之

    幸。皆以见明祖之猜忌好杀，可知立传之用意也。”王国用上疏，在

    李善长死之次年，疏末有云：“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按，李

    祺为驸马)，无纤芥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

    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国用

    疏文，颇具抒情意味，其中有的话说得很沉痛。《明史》又云：“太

    祖得书，竟亦不罪也。”亦具皮里阳秋之意，唯此疏实为解缙代草，可见解缙亦为善长不平。《国榷》卷十谈迁评曰：“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

    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说得极有见识)胡惟庸通倭虏颇

    有迹，凉公欲以部校家奴数百千人冀幸万一，虽至愚不为也。富贵骄

    溢，动厚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噫!功臣葅醢，安得止大树之

    下，晚游赤松，庶几哉不殆不辱矣。”也是说蓝玉以骄傲粗暴取祸，但谈氏说胡惟庸“通倭虏颇有迹”，其他人这样说的很多，实不确。

    当是因为当时史料上如此记载，不由人不信耳。

    胡、蓝的专横是事实，给他们以适当的惩罚也是应该的，但说他

    们谋反，却不能服人，即使他们罪有应得，何至株连如此之广，连给

    蓝玉题画的人也要杀头。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阎王催命，只是世俗妄说，帝王却利用权力来收拾人的生命，而且殃及家族。死

    非其罪，死者永难瞑目。

    上面说起蓝玉不甘心居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之下，这两人

    后来也不得其死。冯胜因战功，诏列勋臣重望者第三人，以细故失太

    祖意(什么细故不详)，在蓝玉被杀的第三年即被赐死。傅友德曾向

    太祖求给怀远田千亩，太祖闻而不悦，拒之，蓝玉被杀的第二年也被

    赐死。

    太祖晚年所以杀戮功臣，这要从他由患难而居九重这一经历上来

    探索，也促使他的性格逐渐凝固。《冯胜传》说“太祖春秋高，多猜

    忌”，倒是一语说破，于是与臣下有嫌隙，往往争意气而不争是非。

    他常对大臣用廷杖，就是为了使大臣受辱。他儿子燕王朱棣夺位时，对方孝孺等也是出于一时意气。方孝孺宁愿灭族，不肯草诏，何尝不

    是出于意气？太祖、成祖都是雄主，在中国历史上都有过拔地盖天的

    建树，但诛戮之滥，也不能不使读史者为之骇然。高启腰斩疑案

    高启死于腰斩，年仅三十九岁。文学史上都承认他是明代的大诗

    人，但他在明代只活了七年，他的惨死，不仅是明初一件笔祸，也是

    至今尚无结论的疑案。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吴王张士诚割据于高启故乡苏州。他

    将原有府治扩建为宫殿，而将府治迁于都水行司。士诚败后，朱明建

    国，魏观出任苏州知府。他是一位贤太守，本可升任四川参政，因地

    方人士挽留而未去。他又将府治迁回原处，并请高启撰上梁文。御史

    张度遂以“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为罪名劾奏。“灭王”指张士

    诚，“败国之河”指锦帆泾(遗址在盘门内，相传吴王乘锦帆以

    游)。结果魏观被杀，高启腰斩。事在洪武七年(1374年)。

    后人也知道这只是由头，魏观因惩治不法土豪而被诬，高启的上

    梁文已佚，但《郡治上梁》诗尚在，只是应酬凑附之作。《明史·高

    启传》还有这样几句话：“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衔恨)之未

    发也”，至此作为报复。

    那么，他究竟写过什么诗呢？有一首题为《宫女图》的：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圆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唐代王涯曾作《宫词》二十七首，第十三首云：“白雪唔儿拂地

    行，惯眼红毯不曾惊。深宫更有何人到，只晓金阶犬晚萤。”二诗境

    味有类似处，实际都是从《诗经·召南》写男女幽会的“无使尨(多

    毛的狗)也吠”化出。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云：“小犬隔花空吠

    影，意何所指？答曰：太祖破陈友谅，贮其姬妾于别室，李善长子弟

    有窥觇者，故诗云然。李高之得祸皆以此也。”徐轨《本事诗》卷二也有相似记载。这倒很像宋太宗之逼幸南唐小周后。但李善长之被杀

    在洪武二十三年(家属被杀达七十余口)，这时高启已死了十六年，而且高启另有一首《画犬》诗：“ 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

    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羊车是宫闱中所用之车，故此

    诗也是写后宫隐秘。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此则不类明初掖

    庭事。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附会也。”庚申君即蒙元

    末代皇帝顺帝，因他生于庚申年。朱氏这一推论很正确。

    推想起来，高启之死，还是因为他不愿出仕于新朝。元亡之后，他一度至南京参与编修《元史》工作，后又任户部右侍郎。但他自陈

    年轻不敢当任，坚请辞职，太祖乃赐金帛放还。赵翼《廿二史札记》

    有“明初文人多不仕”一文，即举高启之死事件，并引解缙奏疏

    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文士得名后，进退去留，往往两难，高启蒙祸的真相虽尚难断

    言，但其故固可得而思。近人钱振锽诗云：“我恨高皇造孽多”，此

    亦太祖造孽于文士之一端。吴中四杰之冠的高启

    去年因选注《明诗三百首》，涉猎了一些明代诗人的作品和资

    料，近承《苏州杂志》殷勤征稿，于是想到了高启(1336—1374

    年)：他因替魏观写过上梁文而株连惨死，也是明初东南一件大冤

    案。

    刘基与高启都是朱明开国时期有成就的作家，但刘基后期已成为

    太祖的“吾子房也”，又卷入政争中(刘基之死，也是疑案)。高启

    却是纯粹的诗人，他的乐府诗，就非刘基所及。他与清初的吴伟业都

    以风格高华、音节浏亮[1]

    著称。明代不少诗人，在文学理论上都有自

    己完整的观点，并写过专题，各自代表一种流派，高启只是用诗歌本

    身来表达他对诗的认识。明初诗坛，还有一个人文地理上的特征，即

    名家大都出于南方(清代仍保持这种优势)，尤蔚著于吴中。刘基曾

    被称为越派领袖，高启则为吴中四杰之冠。这当然由于当时南方较为

    富裕开放，苏州更加繁荣。

    少年时期，他没有投从过名师，全靠自己力学。十八岁时，和吴

    淞江畔的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结婚，后遂移居岳家，自号青丘子。二

    十三岁时曾作《青丘子歌》，也是一篇微型的自传，反映了他在年轻

    时的志趣与愿望。他因曾住过吴县北郭，故与杨基、张羽、徐贲并称

    为北郭四子，余三子的成就都逊于高启，而四子的下场都很悲惨，杨

    基殒命于输所(服苦役的工所)，张羽投水自尽，徐贲瘐毙狱中。

    高启被腰斩时只有三十九岁，在明代仅生活了七年，时当大乱初

    平，雨露一新，却不让他再活下去了。所以，他的大部分时期是在元

    代度过的。当时元政已很腐败，群雄并起，东南涌汹，张士诚割据于

    苏州。他的《明皇秉烛夜游图》《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都是他歌行中的力作，实为有感于元主的享乐误国而作，露出他的萧

    条没落之感。后者作于元顺帝至正十年己亥(1359年)，开头的“文

    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的文皇，即指元文宗，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云：“与少陵《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同一用意，盖

    拳拳故国之思，意不在教坊弟子也。而诗格则在元和、长庆之

    间。”此诗后于文宗时(约三十年)所作，过了十年，元朝就灭亡

    了。沈氏以为是元亡后作，实误。诗中“朝使今年海上归，繁华休说

    乱来非”二句，即指当时京师粮食恐慌，元主诏遣大臣以御酒、龙衣

    赐张士诚，征海运粮，乃运米十一万石至京师事。高启又有七绝《闻

    教坊人歌》：“《渭城》歌罢独凄然，不及新声世共怜。今日岐王宾

    客尽，江南谁识李龟年。”更是效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的。

    他的诗，工于模拟，学什么像什么，也因为常服他人衣冠，因而

    能显示他本色和气魄的，便觉单薄了一些。这与他才到中年，便遭腰

    斩的惨遇也有关系，艺术生命过早地随肉体而被扼杀，如果天假以

    年，渐涉苍劲，必将枝盛叶茂，自成天趣。埋葬了一批有才情的诗

    人，也就埋葬了一片艺术的生机。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痛心的例

    子，原不止高启等几人。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征高启、王彝等十六人共同纂修，并

    授以翰林院国史编修职。次年，高启乃移家金陵，由天界寺迁居钟山

    里第，其《清明呈馆中诸公》的“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

    家”一联，即颇为人传诵。同年七月，太祖御阙楼召对，擢启户部侍

    郎，启自承年少，不敢当重任而辞谢，太祖乃赐白金放归，在《始归

    田园二首》中，表现了极为轻快安适的心情。在《效乐天》之末

    云：“功名如美味，染指已云足。何待厌饱余，肠胃生疢毒。请看留

    侯退，远胜主父(主父偃)族。我师老子言，知足故不辱。”可见他

    已觉悟到富贵场中，非士子安身立命之地，哪里知道屠伯已在盯住

    他。《明史》本传记启放归后，有这样两句话：“启尝赋诗有所讽

    刺，帝嗛之未发也。”这句话说得很含混又像很含蓄，因而引起后人

    的附会。

    这里先要说一说魏观的来历。

    魏观，字杞山，湖北蒲圻人。洪武初，建大本堂，命观侍太子说

    书，及授秦、晋诸王经。后为国子祭酒、读卷官。太祖以苏州为京辅

    重地，经张士诚之乱，地方残破，以观有才能，命出知苏州府。因前

    任知府陈宁苛刻，人呼陈烙铁，观尽改陈宁所为，以明教化，正风

    俗，并建学舍，请王彝、高启、张羽修订经史，所以治绩为全国最

    优，颇受太祖奖勉。他本来要升为四川省参知政事(即后来的布政

    使)，因苏州父老上书挽留，仍命观还治苏州。高启与魏观素有交谊，曾作《魏使君见示吕忠肃公旧赠诗因赋》的五古。吕忠肃为元末

    任湖广行省左丞的吕思诚，曾荐魏观于元廷，观辞不就。所以，魏观

    不但是一位受吴民敬爱的贤太守，与元朝、与张士诚也无任何瓜葛。

    魏观亦能诗，著作有《蒲山牧唱》，如《遂安舟中》云：“溪径

    斜斜入，柴门侧侧开。一牛临水立，双鸭避舟回。病眼青山豁，归心

    白发催。何因莼浦上，野老共传杯。”陈田《明诗纪事》曾摘其佳联

    数条，如“青虫悬丝不到地，黄鸟蹴花时近人”，“一苇载云归晚

    溆，百花吹雨入春流”，“松扉近挹桥边翠，花鸟平分水上云”。

    张士诚割据时，以旧府治改建宫殿，而将府治迁于都水行司，即

    锦帆泾。魏观莅任后，以锦帆泾湫隘，仍迁回原处，其间自需整治修

    拓，御史张度借此劾魏观“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前者指观还

    府治于旧治，后者指相传吴王夫差曾作锦帆游乐，故名锦帆泾，故址

    即旧子城濠。高启有七绝《锦帆泾》云：“水绕荒城柳半枯，锦帆去

    后故宫芜。穷奢毕竟输渔父，长保秋风一幅蒲。”所以张度罗织

    为“开败国之河”了。

    狱成，魏观因而被杀，但据彭时《蒲山牧唱集序》所说：“后奉

    命治苏州豪民之不法者，陷于诬以死。”明代吴中土豪强横是出名

    的，魏观又尽改陈烙铁的莠政，陈烙铁自然还有些亲信在苏州，魏观

    之死出于土豪的挟嫌，也有可能的。

    高启因受株连而被腰斩(腰斩地点在南京)，罪名是他曾为魏观

    作过上梁文。此文今已佚失，但《郡治上梁》诗今尚存集中，诗

    云：“郡治新还奋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

    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

    庶多被广庇中。”实为应酬凑附之作，想必应魏观之请。这样的诗，本领再大的诗人也是做不好的。《明诗》本传说的为太祖忌恨的诗，自非指这首诗，应是指《宫女图》。拙著《伸脚录》中已有专文谈

    到，这里不再说了。

    推想起来，可能由于高启不愿出任侍郎，即不肯与新朝积极合

    作，明太祖就很憎恶严子陵，说是大家都去退隐，谁来替朝廷治天下

    呢？开国之君说这话，自也有他道理，只是手段太狠辣了。

    因坐魏观而死的还有王彝，彝字常宗，其先蜀人，徙居嘉定，以

    布衣修《元史》后，乞养归，后人也有以为吴中四杰的张羽，可由王彝代替，其实还差得远。

    赵翼《廿二史札记》的“明初文人多不仕”条：“盖是时明祖惩

    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

    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

    之叛。’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

    治？’”其中即提到高启等吴中四杰。

    高启无子，只有女儿，张羽挽诗云：“中郎幼女今痴小，遗稿千

    篇付与谁。”杨基挽诗云：“每怜四海无知己，顿觉中年少故

    人。”徐贲挽诗云：“一读一怆情，老泪屡挥滴。”四子中似以徐贲

    年最长？

    高启的诗文，曾由他内侄周立于永乐元年刊行，这是高集最早的

    版本。《儒林外史》金和跋语有“《高青丘集》即当时戴名世诗案中

    事”的话，《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又写庄征君向卢信侯道：“像先

    生如此读书好古，岂不是个极讲求学问的？但国家禁令所在，也不可

    不知避忌。青丘文字，虽其中并无谤毁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

    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又写卢信侯因家

    藏《高青丘集》，被士兵围住，次日，卢信侯自己投监去了。小说中

    的时间为嘉靖三十五年。

    《儒林外史》固常借明事以影射清事，但明代从未禁过《高青丘

    集》，否则，永乐元年怎敢刊行(周立整理时可能在洪武年间)？金

    和跋语说是戴名世案中事，也不确。据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

    略》，卢信侯影射刘著，著字允恭，号学稼，湖广江夏人，庄征君为

    程廷祚。廷祚曾撰《纪方舆纪要始末》一文，即是《儒林外史》写此

    案的粉本。总之，高启的集子明代未曾禁过，据《明史》说，太祖对

    魏观之被杀后来也有悔意。

    大臣、大将、大诗人在太祖时的命运，在这三篇文章中，已觉灿

    然可观了。

    [1] 浏亮，指明朗。沈万三之谜

    沈万三是个雪球式的传奇人物，越滚越大，这与明清野史笔记之

    盛行，自然有关系，连《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也在说：“南京沈万

    三，北京枯树湾；人的名儿，树的影儿(第三十三回)。”自从周庄

    成为江南旅游的热点后，沈万三的故事更为人所乐道。沈万三没有留

    下任何诗文，周庄却成为苏南的文化古镇了。

    铢庵(瞿兑之)的《人物风俗制度丛谈》的《沈万三》篇[1]

    ，黄

    云眉《明史考证》的《马皇后传》，都摘录了不少史料，加上我自己

    看到的一些笔记，有关沈万三的记载多至二十余种，可是大部分是离

    奇怪诞，难以征信。我原来想从中看到一些元末明初江南商业活动的

    信息，结果大为失望。

    这里先提出这样几个问题：万三是不是他的名字？他的真名叫什

    么？晚清的胡雪岩，由出身、致富、捐官至失败，来历都很清楚，各

    书记载，大多可信，沈万三号称富甲江南，是用什么方法致富的？创

    办了哪些行业？他是被明太祖充军还是杀头的？是什么原因获罪的？

    什么时候死的？这些问题，各书皆有涉及，但一经参合对照，却像捣

    糨糊。

    《明史》没有沈万三的传记，也不可能为他立传，但在别人的传

    记里，有三处提到他：

    一是《马皇后传》：“吴兴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请

    犒军，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后谏曰(从

    略)，乃释秀，戍云南。”从这一记载看，他是吴兴人，单名秀，因

    犒军而使太祖发怒。

    二是《王行传》：吴县王行，于元末授徒齐门时，“富人沈万三

    延之家塾，每文成，酬白金镒计，行辄麾去曰：‘使富而可守，则然脐之惨不及矣。’”《明史》是正史，而沈之名与籍贯却先后不同。

    王行说的话，似在显示他有预见性。

    三是《佞臣·纪纲传》：吴中故大豪沈万三籍没后，其子文度尚

    有漏抄的不少金银宝贝，因而巴结纪纲。文度遂挟纪纲的恶势力，同

    分吴中美女。

    下面再举一些其他资料。

    沈万三名字的异说很多，有的写成万山。《明小记》云：“沈仲

    荣名富，吴县人，以行三故呼为沈万三，一名万三秀。”高士奇《天

    禄识余》、宋长白《柳亭诗话》也这样说。但既然行三，为什么字仲

    荣？说他名富，是否因他是富豪而附会上去？

    《明史》为什么说他名秀？明黄谷《碧里杂存》云：“沈万三

    秀，不知其名，盖国初臣富者谓之万户。三秀者，国初每县分人为五

    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给

    户由一纸，以此为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

    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谚云。”那么，沈氏并非行三了，《马皇

    后传》中为什么将“秀”作为名字来称，后来忽又改为万三？按照

    《杂存》之说，应该读作沈万、三秀。可是像沈氏这样一个名满东南

    的富豪，最后连名字也不知道，也是令人费解的。

    说到沈万三致富的来历更离奇了。现在民间还在说的“聚宝

    盆”一词，最初就是出在沈万三身上。明何孟春(嘉靖时人)《余冬

    序录摘抄》卷四云：“旧传沈万三家有聚宝盆事，云在沈氏，贮少

    物，物经宿辄满，百物皆然，他人试之不验。事闻太祖，取入试，不

    验，遂还沈氏。后沈氏籍没，乃复归禁中。尝疑世岂有此物，物安有

    是理？”何孟春对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实际已给予否定了。

    《明小记》说此盆为张三丰所授，《张三丰全集》又记三丰曾以

    炼汞(水银？)术授万三，于是死汞点铜铁悉成黄白，万三遂以此富

    甲天下。朱素臣还改编过《聚宝盆》传奇。《曲海总目提要》所录阙

    名的《天燧阁》，也是演聚宝盆故事。

    《挑灯集遗》也记沈万三得聚宝盆事，但是先从渔翁手里买到青

    蛙百余，万三纵于池中，喧鸣达旦，晨往驱之，见群蛙环踞一瓦盆，沈妻濯手于盆，遗一银记(银印)于其中，后来满盆都是银印，又以

    金银试之，也是这样。这是在宣扬放生报应之说了。

    孔迩云《蕉馆纪谈》则说沈万三名山，起先很穷，以渔为生，后

    由一老人指引，得到七担马蹄金而致富。谢肇淛《五杂俎》卷

    三：“金陵南门名曰聚宝，相传洪武初沈万三所筑也。沈之富甲于江

    南，太祖令筑东南诸城，西北者未就而沈工已竣矣。太祖屡欲杀之。

    人言其家有聚宝盆，故能致富，沈遂声言以盆埋城门下以镇王气，故

    以名门云。”朱国桢《涌幢小品》卷十七：沈之致富，得之吴贾人陆

    氏。陆老叹曰，积而不散，是酿祸也，尽以与沈，陆则筑室湖上，为

    道士以终。此事尚非怪诞，但不合情理，一个商人而积资财，晚年怎

    么会都给予沈万三？黄云眉氏已有评疑。

    从这些记载看，万三致富之由，没有一条是令人可信的。此外，田艺衡《留青日札》卷三十五，是这样说的：“万三名富，字仲荣，其弟万四，名贵，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

    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之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

    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池有

    方，潴者泄有法，由是致富不资。”这里说的“本湖州南浔人”，当

    是《明史》的“吴兴人”的依据。其次，照《留青日札》所记，万三

    的致富还是从他父亲沈祐开始，但污莱之地，意即积水生草的荒芜之

    地，沈氏父子即使辛勤服劳，经营有方，所得也是有其限度，到万三

    时，绝不可能富到可以筑城犒军，与天子争胜。

    据上引《马皇后传》，万三触太祖之怒是因犒军，而据《明小

    记》：“太祖定鼎金陵，欲广外城，而府库空乏，万三愿各半以筑，先三日成，太祖忌之，会万三于苏州用茅山石砌街逾制，遂逮而戮

    之，而没其资。”这与《蕉馆纪谈》所记筑城事有同有异，《纪谈》

    又说“太祖谓其有谋不轨心，收杀之，血出尽白”，则是非充军而为

    被杀。但无论充军或杀头，在反映太祖性忌刻这一点上，倒是真实

    的。又据《梅圃余谈》：“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

    为妃。太祖定鼎金陵，万三又党于胡(惟庸)、蓝(玉)，太祖大

    怒，胡、蓝诛，遂逮万三戮诸水西门外。”那纯然是政治原因，而非

    犒军筑城；万三女如真的是张士诚之妃，太祖即位后，立即可以将他

    拘禁、流放甚至斩首。

    万三与张士诚有没有关系？据《吴江县志》：“沈万三秀有宅在

    吴江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京师(此指元都)。”那么，万三

    的致富是由于通番，而万三之死，还在明太祖未登位时，《蓬轩吴

    记》也说太祖登位时，沈富已卒，乃召其二子茂、旺，令其献金，后

    沈茂得罪，从戍辽阳，而上引《纪纲传》所记万三之子名文度，非单

    名。

    又据杨循吉《苏谈》：“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

    壮，殆中人家制耳，唯大松犹存焉。被没者非万三家，盖万四之在黄

    墩者耳。”从这几条资料看，沈万三的充军、抄家(万四家)的事件

    根本就不存在。

    叶梦珠《阅世编》：朱泾镇东市向闻有沈万三卧床，今为佛座。

    叶氏曾往观之，中有雕阑窗槅，顶如佛殿体制，“然看来或本是佛座

    乃沈所施耳，未必是卧床也”。这是一件小事，叶氏的推测合理可

    信，但在沈万三的致富问题上，却无法找到合理推测的依据，“通

    番”也不大可能。而最重要的一点，沈万三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太

    祖即位于南京时，万三是不是还在世？如已去世，那么，连《马皇后

    传》中所记的故事也是虚妄的，因而仍然是一个谜。

    补记：

    此文写后，又检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出版的《首都志》，在城垣卷中有云：“明洪武二年始建都城，六年八月工成。”下注

    云：“南京城周旧称九十六里，其实只有六十一里，但其长度已为世

    界第一。”这样艰巨的工程，不管沈万三怎样豪富，以个人力量怎能

    承担三分之一的筑城任务？所以《首都志》没有采录沈万三助筑城的

    资料。

    聚宝门实因聚宝山而得名，聚宝山一名黄鹄山，在雨花台附近，因山上多石，色彩斑斓，故俗呼聚宝山。这与沈万三及其聚宝盆的传

    说，更不相干。

    且城是天子之城，军是天子之军，沈万三只是一个商人，怎会如

    此狂妄，竟以筑城、犒军相请？太祖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

    也。”果真有犒军之请，太祖之怒，倒也不算错。所以，筑城、犒军

    云云，根本不可信。马皇后世称贤后，《明史》这样写，或许为了显

    示她的慈厚。[1] 瞿先生摘录的笔记，也有未署作者姓名的，经查考后，仍无

    所得，只得阙之。方孝孺之死

    明初燕王朱棣与建文帝朱允炆叔侄相残的宫廷政变，一方称为篡

    位，一方称为靖难，离开今天已有六百年，对我们毫无恩怨之私，又

    应该怎样看待？

    明太祖在位时，立长子朱标为太子，不料太子先太祖而卒，那

    么，今后的大统应该由谁来继承？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仍由第二代

    继承，在太祖诸子(即诸王)中选一个，一是由第三代的孙子一辈。

    结果由朱标之子皇长孙朱允炆继承，而其议出于一位七十余岁的翰林

    学士刘三吾：“皇孙世嫡承统，礼也。”

    第一代的太祖明明还在，允炆并非承重孙，却跳过第二代，落到

    第三代身上。允炆即位时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为人柔弱，恩威未

    立，第二代的一些叔父自然不会帖服。太祖卒后，又不让诸王奔丧，遗诏中固有“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的话，但立遗诏时诸王皆不在

    京城，他们怎么会相信是真是假？

    允炆即位后，便积极剪削诸王的势力，周王朱橚等都被囚禁，周

    王与燕王是同母兄弟，等于杀鸡示猴。燕王本是有野心有实力的人，怎能容忍得下？于是起兵反击，杀向南京，宫城破后，建文下落不

    明。《太祖实录》曾记这样一段故事：“戊寅(太子死后第三天)，上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古

    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朕第四子(即燕王)贤明仁厚，英武似

    朕，朕欲立为太子，如何？翰林学士刘三吾进曰：陛下言是，但置

    秦、晋二王于何地也？上不及对，因大哭而罢。”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太祖实录》是经过永乐时修改的，从修

    改后这段记载看，等于在暗示人们，太祖原是想以老四继承帝位，最

    后又以“因大哭而罢”的含混之词结束，显然为燕王承大统造根据。燕王夺位后，建文诸臣中，他最切齿的是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

    卿黄子澄，方孝孺尚非其名单中人，结果方氏一门死得最惨，被株连

    的宗戚多至八百多人。

    燕王起兵时，谋士姚广孝曾叮嘱他：“杀方孝孺，天下读书种子

    尽矣。”这是对方孝孺的高度器重。燕王因而要求孝孺草登位诏，孝

    孺坚决拒绝，遂有所谓十族之祸。

    方氏是一个复古派，他的政治理想是回到谁也说不清的井田时

    代。坐怎么坐，走怎么走，他都有板有眼，一丝不苟。《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对方氏的临危不屈的气节，称之为贯金石动天地，而对他复

    古守旧、不识时势变化的迂腐之见，则颇有讥贬：“即使燕兵不起，其所设施，亦未必能致太平，正不必执讲学家门户之见，曲为之

    讳。”说得很公道。

    燕王是太祖的儿子，也是朱家骨肉，既非异姓，更非异族，即使

    欲为故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