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

    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

    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

    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

    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

    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摘要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

    则浅学不易捉摸。本书依照前贤指示的途辙，根据治学所悟，力求提供

    一些实用有效的运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基本门径和办法。主要包括：

    一、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的通论与专论；二、各种类型史料的认

    识与应用的分说；三、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究。

    而治学方法的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所由，所以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

    才能领会把握。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

    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

    远。一味面向后学新进的趋时横通，更是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要

    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

    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绪论

    一 两种史法

    二 学界江湖

    三 系统与附会

    四 为己与自律

    第一章 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

    一 现状与问题

    二 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第二章 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

    一 史料的类型与规模

    二 史料繁多对史学的影响

    三 史料的编辑出版与史学的扩展

    第三章 治史的贯通与滞碍

    一 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二 分科教学与治学的局限

    三 放眼读书与执简驭繁

    四 学术交流与评价的误区陷阱

    第四章 各类史料的解读与运用

    一 日记内外的历史

    二 函电解读与历史研究

    三 历史档案的属性及应用

    四 报刊的史料价值

    第五章 近代中国研究

    一 用通史的眼光研治近代史

    二 扩张辛亥革命史的史料与史学

    三 超越发现时代的民国史研究

    第六章 比较研究

    一 近代中外思想的互动与比较二 华洋变形的不同世界

    三 中西文化关系的隐与显

    四 近代中国国字号事物的命运

    第七章 学术的历史

    一 近代学术的清学纠结

    二 分科的学史与分科的历史

    三 学术理路

    四 学术批评

    五 地域学术因缘

    第八章 人物研究

    一 人物研究的取法

    二 材料与本事

    第九章 教育史研究的观念与取材

    一 古今中外的“教”“育”

    二 大学与近代中国

    三 教育期刊与教育统计

    第十章 女性研究

    一 因缘与基础

    二 女性研究与近代中国

    三 近代中国女性研究的观念与实事

    第十一章 “民族”与“边疆”问题

    一 中国民族、边疆问题的观念与实事

    二 汉族与少数民族

    三 边疆与民族

    四 中华民族是一个

    五 外来理论概念的再调适

    第十二章 本意与演化

    一 理解本意 寻绎演化二 问题与主义

    三 解释一词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四 法制史研究的比较与比附

    征引文献

    人名索引绪论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白居易《长恨歌》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王国维关于成就人生的事业学问须经历三境界说，世人耳熟能详。

    上引唐宋三诗，则似与今日治学的三种状态神似。前者凭空天降，横逸

    斜出，无知无畏。其中则动手动脚，踏破铁鞋，实则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后者各以一定之规裁量所有，看似清晰，其实始终茫然，且不自

    觉。治学以及读书，必须熟悉前人研究、相关材料以及事实问题，才有

    可能拿捏得当，三者缺一不可。否则谨慎者难免心中无数，忐忑不安，摸着石头却过不了河，大胆者索性扫除羁绊，打倒前人，凿空逞臆，以

    便随心所欲。即使见识高明，也有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智者之失，乃至

    不温故而欲知新的臆论妄言。诸如此类的超越创新，不知前人何在，也

    就很难真正突过，充其量只能沉浸在坐井观天的自娱自乐之中。

    历来讲究治学方法，大抵分为二途，专论往往流于纸上谈兵，实用

    则浅学不易捉摸。良法必须学识功力兼备才能领会把握，一味面向后学

    新进的趋时横通，犹如江湖术士的自欺欺人。近代以来，分科治学，各

    种时髦方法，大都生成于域外，移诸禹内，难免具有统系却格义附会，导致越有条理去事实真相越远。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还须恪守古训，读

    书为己，严格自律，以免治学则无知无畏，教书则误人子弟。

    本书各篇，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有关近代中国研究的史料与

    史学的通论及专论；其二，关于各种类型史料的认识与应用的分说；其

    三，关于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方面的史料与取法的探讨。虽然因缘各

    异，长短不一，内容则主要涉及史料的规模类型、解读应用以及与此相

    应的治学的门径办法。以往凡有著述，都要专门用心写一绪论，说明研

    究办法以及书中未能备述各事。本书多少有些例外，各篇大都是相当于

    绪论的各种解说，再写绪论，似乎多此一举。因此只是简略交代写作因

    缘，并略做申述。其中有些看似题外话，却是读书治学的应有之义，读

    者不妨心领神会。至于各自悟出什么，全凭因缘造化。

    所谓近代中国，为一相对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具体时段难免有

    所变化。原来指为现代史的1949年以前部分，如今普遍被划入中国近代

    史的范围。相比之下，晚清民国的概念较为固定，但也并非没有异议。

    晚清的终点大概清晰，起点就有些含糊，至少未必得到公认。至于民国，海峡对岸的学人对其下限也会有所意见。晚近的说法，今人少用，民国时期的学人则不乏使用者，其上限与下限都较为模糊，尤其是上

    限，或许涉及清初乃至晚明。方便之处，一则避开近代史开端的分歧；

    二则防止将清史截然分为两橛，不相连贯；三则避免治近代中国史上不

    出嘉道之讥。尤其是关注和阅读史料方面，过于清晰分界，等于画地为

    牢。使用各种概念，看似混淆，实则语境不同，含义有别，强行一律，反而体现不出差异。集合概念大都后出，不用则难以表达，用则容易引

    起歧义，关键在于是否有碍于认识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作为方便名词

    或因缘时空关系把握分别，就不至于产生混淆，以致增减害意。而从定

    义出发，虽然裁剪整齐，却往往捉襟见肘，与事实不符。一 两种史法

    本书的写作，缘于友人进言，可写些文辞浅显的短文，为初学后进

    提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其实此类书前贤早已具备，毋庸置喙，而且要想

    深入浅出而不逾矩，实为难上加难之事，并非如一般所以为的那样可以

    信手拈来。深入则难解，浅出则乱来，不易兼而有之。不过当时也心有

    所动，并拟就数十则条目，从求师谈起，逐层递进，显示读书与治学的

    取径途辙。只是动起手来，犹豫再三，还是改变初衷，不欲刻意追求浅

    显易懂，雅俗共赏。因为学术研究，必须取法乎上，才不至于等而下

    之。而良法必然高深，不可专为小夫下士乃至坊间流俗道。此非故标高

    的，但凡针对一般时趋立论的，立意本来不高，结局势必陷入对立面的

    窠臼。而基本的途辙门径，看似简单易行，实则暗藏玄机，听授者程度

    悟性不同，领略各异。从者众与和者寡，高下立判，少有例外。

    王国维谈哲学，有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这样的两难

    也可以放大到各类学问。就清代以来学术的取径表现看，大概都有可爱

    与可信的难以兼得。沟通之道，是将可信之学做到可爱。所谓可爱，并

    非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而是情有独钟的生死恋，是潜心向学者心仪的挚

    爱，不是一般读者兼具的泛爱。讲座之类的耳学，对于听授者而言，大

    抵为可爱之学，图个热闹，刺激一下感官，振奋一下精神是可以的。循

    此要想登堂入室，则很可能是缘木求鱼为多。固然，讲者也可以不顾听

    众感受，径直宣讲其可信之学。其结果势必听者藐藐，门可罗雀。要使

    从学者能够领悟可信之学的可爱，绝非讲座之类可以成就。

    历来讲治学方法大体有两种，一是读书治学有成，述其心得，所言

    不是空谈方法，而有应用的成功范例，皆有裨于治学的实际，可以助长

    功力；一是专讲方法，犹如纸上谈兵，花拳绣腿，说得天花乱坠，打得

    刀光剑影，临阵却不切实用，反而可能误导。近代新进学人颇为尊奉的章学诚，在乾嘉学术系统中便属于专讲史法一类。其所讲古代学术，谬

    误甚多，而其侈谈如何治史修志，下手却鲜有成功实例。如此还一心想

    以金针度人，难免招来无数的物议。若非近代学人比附西学，误解科

    学，以为章氏所言符合西洋的科学化准则(其实西洋不存在公认的科学

    标准，也没有不言而喻的普适科学方法)，遂被再发现重认识，其学术

    地位更加可议。

    专讲史法与治学心得不同，前者不仅有凿空逞臆之嫌，而且不无以

    讹传讹之处。教条般的高头讲章，看似头头是道，井井有条，实则于治

    史百无一用。解读材料研治问题，必须讲究有效实用，避免夸夸其谈。

    凡不能以所讲方法做出高明具体研究者，充其量无非章学诚的翻版再

    世。而读书得间的领悟，哪怕只是一孔之见，也有助于解读材料，研究

    史事。前贤好以序跋的形式言说其心中推许的理念方法，这些序跋，作

    为对相关著述的评介，未必完全适当，或是不免有所隐曲，而作为心中

    期许的标的，却往往能够体现高远意境。尤其是那些出类拔萃的高人雅

    士，所言大都经验之谈兼高妙之论，品味隽永，收效显著。相比之下，专门论述治学方法的著述，虽然不乏常识通则，反倒显得浮泛疏廓，或

    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夹杂各种横通之论，只能蒙骗小夫下

    士。若是应用于实际的读书治学，则非但无济于事，还可能使人误入歧

    途，以致不可救药。

    有鉴于此，不必侈谈史学理论和方法，而要依照前贤所指示的途

    辙，根据治学所悟，提供一些使用材料、研究问题的取径做法。这些行

    之有效的取径和做法，或者本来不过读书治学的基础门径，且经前贤反

    复论道，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为近代学术大家治学的良法美意，贯穿体

    现于其代表性著述之中，必须反复揣摩，以求心领神会。二者看似高下

    有别，但治学方法的基本与高明其实相辅相成，基本所在往往也是高明

    所由。即使技术层面以下的规则，如果理解到位，拿捏精当，也可能成

    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当然，在专讲史法的人看来，前贤的经验心得反倒有不像乃至不是方法之嫌。

    听授者大体也有两类，一是读过书，有过治学的实践，一是只读过

    教科书，充满耳学，却从未或很少眼学。按照钱穆的说法，方法是对读

    过书的人说才有用，向没有读过书的人谈方法，往往有害无益。受清季

    以来推行的国民教育的制约，无论学习多么系统，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

    奢求。而有效实用的方法，是治学者的心得，没有读书的经验，则无法

    判断深浅优劣高下，很难体会其中奥妙，甚至越是浮泛，越有共鸣，反

    之，则无动于衷，无所适从。倘若新进以为先学会了方法再读书治学，可以事半功倍，则犹如试图在岸上学习游泳的各种姿势要领，然后期待

    下水就会劈波斩浪一样，不仅奢望，而且无稽。尽管诸如此类的误人子

    弟如今在大学里已经并非异态，毕竟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史学尤为发达，治史方法极其讲究。近代以

    来，虽然社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文史之学依然可观。本书所讲方法，大体是学习历代读书法的要旨，揣摩近代学人治学的苦心，移植来研治

    史料极大丰富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治学必须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

    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而前贤所用的方法，已经其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揣摩领悟，善加运用，功力可以大进。当然，前提之一，应

    当切实准确地把握，若良莠不分，也会南辕北辙；前提之二，应恰当合

    理地运用，否则良法未必当然成就美意。若是接不住而试图超越，只好

    破字当头，抹杀前人，以彰显自己。

    近代学术大家卓有成效的治史方法，是在宋代史家方法的基础上发

    展演变而来。而宋人治史，尤以长编考异之法最为精当。此法在近代的

    运用，概括者如沈曾植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之说，稍详者如陈寅恪《杨树

    达论语疏证序》：

    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

    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

    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

    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

    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

    楷模也。[1]

    中国历史文化，特重政治伦理，所谓思想学说，多有具体的时空人

    事因素，少有形而上的抽象，研究此类对象，不能简单地直面文本，望

    文生义。要想全面认识蛋的外观内里，来龙去脉，还必须追究下蛋的那

    只鸡。只有了解下蛋的鸡，才能对其所生之蛋认识透彻。

    更为详尽的发挥，则见于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比较不同的史料

    以求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论述。[2]

    三说详略各异，要旨则一，认真揣摩这

    一治史最根本也是最紧要的方法，并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千差万别而

    灵活运用，不仅可以立于不败之地，而且有望臻于化境。

    在具体研究领域，各学术大家通过其代表性成果从不同层面展现了

    治学良法的成效，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的传说》，钱穆的《先秦诸子

    系年》，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严耕望

    的《唐代交通图考》等，问题有别，而主旨一致。陈寅恪将中国固有的

    长编考异、合本子注与域外比较研究的事实联系各法参合运用，注意章

    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的关系；傅斯年用语学与史学的方法探讨事

    物的发生及演化；钱穆注意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联系和分别；顾颉刚

    注重史事的时空推演关系等，均可视为体现长编考异比较之法的本旨及

    其变相。

    更为重要的是，以长编考异之法研治历史，既是基本所在，也是高

    明所由，既有助于矫正时下的种种学风流弊，又能够上探领悟前贤治学

    的精妙，实为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所在。其主要准则有二，其一，解读

    史料史事，必须遵循时空人等具体要素，凡是脱离具体时空人的事实联系依照外来后出的各种观念架构拼凑而成的解读连缀，都是徒劳无功地

    试图增减历史。其二，历史的内在关联并非罗列史事即可呈现，而是深

    藏于无限延伸的史事错综复杂的联系背后，必须透过纷繁的表象寻绎联

    系的头绪才能逐渐认知。

    史学要在讲究事实，历史已经过去，无论怎样认为，均不可能增减

    分毫。因此，治史所重不在如何认为，而在恰如其分地解读史料，适得

    其所地呈现史事，从各种层面角度显现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以及相互联

    系，并且表明依据什么说是如此这般，所用论据是否经过前后左右上下

    内外的反复验证。呈现事实及揭示内在联系本身就包含认识，如何述说

    同时也就是展现学人的见识。不能重现史事本相和前人本意的所谓认

    识，至多只能说是从阅读历史获得灵感的自我表现。在此类主体的眼

    中，历史无非和文学作品一样，一旦形成，就离开作者而独立，可以从

    中获取种种连作者也意想不到的灵感。至于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反而无

    关紧要。

    历来学界争鸣，好以“我认为”扬己抑人，耸动观听，一般学术综述

    以及各种论著所提及的前人先行研究，每每好称引各自提出的论点，而

    不深究这些论点的依据以及所凭据的是否经过验证，即为重视“认为”的

    显例。其实各式各样的认为，并不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学问虽然可以见

    仁见智，却不能随心所欲，检验的标准在于本事，以及借由何种依据如

    何接近本相。历史已经发生，不会因为后人的意识而改变，凡是符合事

    实的，都不取决于个人如何认为，而形形色色的认为无论怎样高谈阔

    论，若与事实不符，则都是错误而不会影响历史事实，只能干扰淆乱对

    于历史的认识。也就是说，于史事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会作用于如

    何呈现历史。由于学人的述说各自呈现来的史事常常因人而异，如何还

    原历史似乎成为无法验证之事。实则这些后人的看法五花八门固然令人

    无所适从，众口一词也未必就是事实俱在。善读者透过罗生门似的各种

    记录说法，可以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若是主观过甚，就只能快刀斩乱麻，剁碎了再来任意牵连。无论如何，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才是衡量检

    验后人认识当否高下的准则尺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一般而言，学问之事，越是高明则懂的人越少，如果用多数取决的

    办法，被否定的很可能恰是远见卓识。而多数认定的观点即使未必正

    确，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影响力。这与各式各样学术评价的道理大抵相

    通，抛开一切利害牵扯，也有见识高下之别。在高深的层面，真正的权

    威只是少数。权威的意见固然难免错误，但几率较低。所以学术研究只

    能自由，不能民主。民主式的学术容易导致平庸。

    人们求知，存在相反相成的两面，一方面将既有知识当成裁量的尺

    度，一方面则作为吸收新知和开发智慧的工具，这是出现事实与认识反

    差的要因之一。盲从既有知识就是成见，以之为评判的规矩尺度，很容

    易自我禁锢，做了自身知识缺陷的奴隶，无数的论断，都不免流于自以

    为是的放大与泛滥，见仁见智成了分不清是非正误的遁词，从而失去进

    步的动力。二 学界江湖

    无论如何取法乎上，本书的用意之一，仍是作为入门书写给新进

    看，虽然不以专教小夫下士为荣，毕竟要显示一些基础门径。求学首先

    要会读书，少了童子功，又有体制的压力，无法放眼读书之后再做学

    问，在不得不为写书而翻书找材料的同时，如何避免偏蔽，就有赖于

    师。所以原来拟定的条目，是从求师开始。当然，若为师也偏于一隅，弟子就很容易坐井观天。

    近年来，大学为何不出大师的问题令各方相当纠结，尤其困扰着大

    学及其主管部门的当政者。其潜台词是大学应该出大师，而且以前也曾

    经出过不少大师。其实这两方面均有可议。在堪称国学大师的章太炎看

    来，大学连学问也不出，何况大师？至少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看，此

    言不无道理。章太炎以为，学问之事，在野则盛，在朝则衰，所以官学

    始终不及私学。而在今日的体制之下，即使不能说学人和学问都出自大

    学，也很难说大学以及体制性科研机构以外的学问超过大学，甚至很难

    说大学以外还有多少学人。严耕望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

    常说的话。言他人所不能言，包括不敢言和不会言两种。如果只会讲不

    便说的事理，意在耸动一般受众的视听，显然很难称之为学问。

    谈论大学与大师的话题，已经过滥而有流俗之嫌。不过，转换思

    路，不论大学应否、如何培养大师或是为何还没有培养出大师，而是深

    究一下大学怎么会与大师扯上关系，其中有多少误解和扭曲，倒是颇有

    意思，且为求师一节的应有之义。

    所谓大师，本是古代的官名，后为佛教的尊号及谥号，俗世间有指

    称学或术高明者。将大学与大师联系到一起，时下指认的肇始者是梅贻

    琦。1931年底，梅贻琦由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回国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为了强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仿孟子故国说，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此说当时未必引起广泛反响，而近年来却反复征引，到处流传，作为大学教育今不如昔的铁证，甚或变成所谓世纪之问。可是不知不觉

    间，意思有了不小的改变。人们普遍质疑在大学的重点建设热潮中，只

    见大楼起，不见大师出。殊不知梅贻琦的大学有大师，所指是要聘请好

    的师资，并未赋予大学以培养大师的责任。在梅贻琦说那番话的时代，大学不要说培养大师，连能否出真学问，在堪称大师的章太炎等人看

    来，也还大成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官办(包括国立省立)者无非庙

    堂之学，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况且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学习阶段，即

    使拿到博士学位(195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尚无此设置)，至多只是奠定

    基础，就算潜力无限，距离大师也还相当遥远。所以梅贻琦说办大学有

    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是合情合理之论。若宣称

    要培养大师，便成妄言。

    此事从梅贻琦长校的清华大学本身就能得到印证。清华开办国学研

    究院，从全国各处招收来的学生大都已经学有所成，相对于刚刚升大的

    清华本科生，功力不止深了一层，又得到几位名师的亲炙，足以成家者

    甚多，帮助清华一举摘掉无学的恶名。可是不要说毕业之际，就算功成

    名就之时，有哪一位敢以大师自居？国学院出身的姜亮夫就承认，直到

    晚年，他还是不懂陈寅恪当年上课所讲的内容。国学院因为请不到名师

    等原因而停办后，陈寅恪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的历史、国文两系，其在

    历史系开设的课程，因为程度太深，学生难以承受，不得不一再降低难

    度。可见让大学培养大师，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时下一些名校的

    大师班，以及虽然没有贴上标签，却宣称以培养大师为宗旨的种种宏伟

    计划，若非另有所图，就是愚不可及。

    从请名师的角度看(名师有具时名、名副其实之别，如今更有命名

    与成名之分)，清华国学院所请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虽然各有长短，当时确已被指称为大师。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如果这几位不能当之无

    愧，可以候选的也就屈指可数。梅贻琦敢于宣称大学要有大师，显然与

    他们响亮的名头不无关系。其余包括首席国立北京大学在内，都缺少如

    此充沛的底气。或许梅贻琦的大师说，不无挤对没有或不敢称大师的北

    京大学之意。可是，清华国学院的几位大师，都没有大学的学历，也很

    难说是由大学培养的。梁启超只进过学海堂和万木草堂，王国维海内外

    的学历也很低，陈寅恪虽然读过欧美各国的多家名校却不取文凭，甚至

    没有注册，且从不称引师说。他以朱熹为楷模，对待域外文化，尽量取

    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梁启超、王国维等过世后，清华国学院拟聘的

    几位大家，如章太炎、柳诒徵等，也都不是大学出身。而拿不到全美最

    容易拿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的胡适，被认为是有资格的受聘者，他

    敢于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而婉拒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礼聘，不无自知之

    明。民国时期几位无所不能、号称大师如卫聚贤、郑师许等，在学术史

    上并未留下深刻印记，以至于今日学界知道其人其事者为数甚少。至于

    时下票选出来的国学大师或是打着国学大师旗号的风水先生，不过是大

    众的自娱自乐，江湖术士的故技重施，大都由自诩代表民意的各种媒体

    炒作出来，不必当真，也当不得真的。

    进一步追究，出大师之外，即使是有大师之说，梅贻琦长校时的清

    华大学也不无可议。几位导师或亡故或离去后，硕果仅存的陈寅恪移席

    史学系，因主持系务的蒋廷黻主张社会科学化的新史学，力挺雷海宗，有逐渐被边缘化之嫌。只是由于他的学术声望高和人脉广，才不至于失

    势。至于雷海宗，虽然如今间或也被捧为大师，学术上毕竟不止略逊一

    筹。其对学生的影响，层级越低则越大，待到进入高深研究甚至教书阶

    段，就不免褪色。抗战时期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如今成为

    人们津津乐道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培养大师的典范。可是，从钱锺书

    《围城》所描写的三闾大学及其各色人等看，至少在他眼中，这里不仅

    没有大师，良师也为数不多。而且他本人的遭遇即显示，潜在的大师在

    此同样不能被预测和善待。固然，钱锺书是否大师，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如果连他能否成为大师也未可预料，中国的最高学府又如何能够自

    产自销“大师”？又如何当得起“大学要有大师”这样的理念呢？

    所谓大师者，须天资超凡，非同寻常，而天才不可人为塑造，天才

    与优才相距绝不止一步之遥，所以大学未必能够造就大师，大师或许可

    以成就大学。如此解读，虽不中，亦不远。

    大学未必有大师，而大学为师须有一定之规。大学老师教书育人，应授业、解惑、明道三者兼备。金毓黻认为，大、中、小学为师，至少

    应分别达到这三个层次。大学为师，必须具备最高一级的明道。所谓明

    道，即包括人与学的传承的渊源流变。只有掌握学问整体与部分的关联

    以及古今中外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演化，才能通晓各方面的来龙去脉。

    这样博大精深的极高境界，既目不可及，又深不可测，难以兼得。按照

    分科的专门之学来明道，或许可以把握近代以来学问的演进，若要上溯

    中国历代的思想学术文化，则难免格义附会；照本宣科的授业，只能重

    复教科书的套话；天南海北的解惑，大都不着边际的妄言，都不免直把

    良才雕成朽木的流弊。

    学问之事，难能才可贵，越高明则懂的人越少，这一通则，即使在

    专门从事教书治学的大学亦无例外。因为受教育者永远是有待雕琢的素

    材，无力分辨，却必须听授，所以大学如江湖，骗子最易横行。若无高

    度自觉和自律，一味鼓动后学新进，势必以横通为博雅，为了哗众取

    宠，不惜信口雌黄。近代中国那几位被戏称为大师的学人，涉猎广泛，著述等身，看似无所不通，名噪一时，如今不要说坊间大众，学界也不

    大知其名讳事业。而陈寅恪任教于清华大学之时，虽然一再降低标准，所开设的课程学生仍然难以听受，最受欢迎的反而是雷海宗。雷氏深受

    德国的斯本格勒文化类型学的影响，后者的著述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的欧洲一度大热，却不过震动社会与坊间，算不上学院派的学问。若

    以学习为主业的青年学生作为教学效果甚至水平的评判准则，岂非本末倒置。

    学问必须系统教授，才能随时随地将东倒西歪的醉汉扶上正轨。讲

    座之类的往教耳学无济于事，弄得不好，还会乱人心智，使得新进误入

    歧途。因为高深的学问以及高明的讲法一般难以承受，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横逸斜出。而意在取悦听众的媚时语，虽然可以吸引眼球，博得掌

    声，不无感官刺激，容易引起浅学的共鸣或公众的兴趣，于深入堂奥的

    学问之道却是有害无益。如果扶醉汉之人也是醉汉，非但不能奢望其指

    点迷津，反而可能跟着误入歧途，走进死胡同，踏上不归路。

    学问上事，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境界。有无这样的追求，品味

    大异其趣。近人以为，古人一字不识学者之耻的观念，使得每个学人不

    堪负重，学问不能扩张，形同两脚书橱。可是未经放眼读书，不知整体

    的结果，又导致学问没有高度深度，流于侏儒化。形形色色的成果不计

    其数，而量的扩张非但没有带来学术的发达，反而造成学人见识功力的

    积弱。只有凭借分科治学所形成的画地为牢的小圈子，在自定行规的自

    我评价中自娱自乐，才能自欺欺人地说着无知无畏的大话，做着突过前

    人、引领时趋的美梦。

    大学是养育人才之地，人才辈出，则无论做什么成功的可能性都

    高。若是但出货不出人，货再多也难免假冒伪劣。读学位者一心寻找好

    题目，以为题好必然容易写好，其实大谬不然。能力不足，素养不高，再好的题目也做不好。所以攻读学位应以训练提升能力素养为主，只要

    基础扎实，潜心向学，不仅终有所成，而且可以持续释放潜力，向上攀

    升，不至于以获得学位为人生的高峰，更不会始终乱做而不自觉。制度

    性地一味鼓励后进滥多发表，虽然有利于单位的排名和个人的升等，喂

    饱了图利的刊物，却毁了一代人的学术生命。

    大学又是君子汇聚之所，君子不党，彼此相交淡如水，不像小人各

    有所图，无所不能利益交换，相互夤援，盘根错节，结成稳固的共同体。而且君子讲气节，有风骨，棱角分明，只宜远交，不易近处，尤其

    不宜于今日倡行的所谓团队精神。因此，学术机构要想方设法开拓足够

    的空间，使其相安无事，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二桃杀三士，挑动窝里

    斗。小人若是掺杂其间，上下其手，必定容易得势。庙堂太小，自然供

    不起大菩萨真神灵，连罗汉也难以容身，小鬼横行就在情理之中。用雇

    匠之法求师，所得不仅有限，而且很容易上当受骗。

    无论章太炎对于大学如何白眼相加，理想上参与其中的学人还是企

    盼建立一座座学术殿堂。若大学畸变成一处处码头，而学人大都行色匆

    匆地跑码头，学界就真的成了鱼龙混杂的江湖。江湖自有地位高下之

    分，争强斗狠，胜负输赢，无非为了名次先后。实力不济，又利益相

    关，难免裘千尺之类的骗子花样翻新的招摇撞骗。诸如此类的情形由来

    已久，今人无限景仰的民国时期的大学，亲历者当时就有学术江湖的慨

    叹，似乎并不像后来者憧憬的那样理想。只是那时送礼者的形象相当负

    面，北京政府时期，有一位颇具时名的后进，喜欢送礼，人所共知，可

    是非但礼往往送不进去，本人也因为声名不佳而逐渐淡出学术界。可见

    当时虽然政界商界的贿赂贪腐成风，爱惜羽毛、自命清高的学人大都并

    不吃这一套。况且即便是江湖，真正的高手超然世外，反而不屑于江湖

    地位。三 系统与附会

    民国时大学不止官办，私立的也为数不少。章太炎的意思，应该还

    有另一层，也许更为重要，即大学按照西式的分科架构讲中国学问，究

    竟能够理解中国几分。清华的几位大师，按照时人的看法，其实是国学

    大师。这不仅由于他们都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而且所治学问主要还在中

    国一面。同时，除了赵元任较为专门以外，其余各位教书治学大体还能

    因循传统通儒之学的轨则，至少不会拘泥于某一专科。当然，是否称得

    上国学大师，还要综合考察自称、他指和后认。虽然国学的涵义前后不

    一，因人而异，如果几方面参看，近代中国学人中堪称国学大师者唯有

    章太炎，其次勉强可算王国维，再次则梁启超。后来钱穆或有此资格，不过当时的地位尚未到如此高度。其他则姑不论学问的宽窄深浅高下，或不以国学自认(如傅斯年即明确反对国学一说)，或虽然牵涉标名国

    学的机构组织，却极少甚至从不谈论国学(如陈垣、陈寅恪，前者还明

    确表示过对于国学概论之类课程的浮泛不以为然)。至于老师宿儒，新

    旧营垒之间的评价看法迥异，大都不被认为是属于新学问的国学家。

    中国历来书籍分类与学问分别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可用后出的分科观念来裁量。中国学问，原以经学为统驭。近人

    疑古，只能追究先秦以上，而经学主要是管两汉以下，恰似欧洲的神学

    统驭中世纪的情形，不会因为圣经的文本存在歧义就无视神学之于中世

    纪欧洲的重要性。西学东渐以来，如何安置中西学的两套系统，始终困

    扰着朝野上下。开始清廷尝试以科举兼容西学，持续半个世纪不得要

    领，继而以学堂融汇中学，而学堂已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置课程科目，等

    于要中学顺应西学，实际上是用西学架构分解重组中学。不断调适的结

    果，找不到对应的经学被迫退出，只能通过其他学科片断体现或挣扎于

    体制之外。至于文史等学虽然看似找到对应，却是用西式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使之扭曲变形甚至变质。若以哲学、文学、史学的分科讲国学，则失却国学的本意，不合中国学问的本相，更无论社会科学的不合体。

    某种程度上，国学可以说是在经学失位失势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替

    代。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被西式分科溶解组装的中学，很可能失去本

    意和作用。如同存古，其所谓古，不过是遭遇西学的中国当时的学问。

    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中学与西学不同，不能以西学讲中学，但中体西用影

    响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整体架构、地位和价值。所以后来恽毓鼎等人

    痛心疾首地指斥主张停罢科举的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为中国文化劫

    难的罪魁祸首。用西式架构条理中国学问，看似具有统系，实则牵强附

    会。既然学问的分门别类仿照域外，方法观念便不得不取自异域。而外

    国的架构是为了与其本国的主流学术对话，与中国不相凿枘。就此而

    论，章太炎说大学不出学问，并非保守言论，拉车向后，而是具有先见

    之明。

    关于中学的科目问题，近代治目录学者已经言人人殊。吕思勉、姚

    名达等受章学诚《校雠通义》的影响，附会西学分科，相对疏离，叶德

    辉和余嘉锡所讲则较为近真。宋育仁说书不是学，但书中有学，确为的

    论。作为中国学问概称的国学，只是近代的产物，与古代中国指称国子

    监的国学没有共性。近代国学其实是中国受东学(包括日本的国学)、西学(包括西人之东方学和汉学)影响的中学。就社会背景而论，讲国

    学是为了因应东学、西学的冲击。就学问形式笼统而言，所谓相对于西

    学指中学，相对于旧学指新学，往往就是对着东学、西学讲中学，既有

    与之对应者，也有与之反向者，所以国学也包括佛学和四裔之学，也就

    是傅斯年等人所谓的虏学。

    不过，近代国学的讲法固然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其共同性则是或

    有分科，而并不囿于专门，试图找回中国固有学问的形态和理路。这与

    今日言国学者，其实是在模糊概念的共同名义下各以专家讲专门之学大不相同。将专门拼凑起来以为国学，犹如用若干小师分授以图培育大

    师，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欺世盗名，都会误人子弟。恰如民国时钱玄同

    批评提倡复古读经，说不是经该不该读，而是提倡者配不配读。今日大

    概很难找到真正会讲能讲所谓国学的学人，也很难找到能学会学所谓国

    学的学生。除了普通教育阶段读过的教科书外，所学所讲全都是重新调

    理后的专门分科知识。

    近代讲国学者大都程度不同地系统受过中国固有教育，虽然一度附

    会西学，误以为分科就是科学，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后来还

    是逐渐意识到未必能以中学对应西式分科之学。所以讲授国学虽有分

    科，但本人还能贯通各科或多科。可是弟子们往往无力兼修，即使国学

    院之类的教学机构，培育出来的也多是专门人才，只不过其专门学问较

    少西式框架的束缚而已。

    晚清以来的学人以分科为科学，治学好分门别类，用以自修，则畛

    域自囿，若用分科眼光看待他人的研究著述，更是本心迷乱，看朱成

    碧，非但不足以裁量他人，反而自曝其短。尤其是历史研究，即使在讲

    求分科的近代中国，史学与其他各科的关联及分别，也是剪不断理还

    乱。一方面，今日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而且所有历史事实之间存在错

    综复杂的联系，就此而论，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治史无所谓分科，但凡分科，则难免割裂历史本来的联系。另一方面，历史虽然具有综合

    性，仍是整个学问体系当中的一门，同时正因为牵涉各科范围，又可以

    用各种分科的观念来研治历史，形成日益细分化的分门别类史。

    鉴于史学与各科学关系的复杂，遂有学人慨叹让历史融化在一切学

    科之中。实则治史必须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具体问题涉及甚至属于特

    定的分科范围，而研究的眼光办法却不能囿于分科的观念知识，否则等

    于将史事先验地划分为某科的事实，而某科的观念为后来形成，史事并

    不会按照事后的分科观念发生及演化。滥用后出集合概念认识历史而不自觉其局限，势必无法把握史事的原貌和脉络。有鉴于此，近代具通识

    眼光者强调治学要点、线、面、体相辅相成。若一味打洞，再深也是限

    于一点，不及其余，既不知此点在整体中的位置，也不知与相关各点的

    联系。如此，则对于此点很难把握得当。将此一点故意放大则心术有

    亏，盲目拔高则见识不足，都不能得其所哉。

    本科到博士，尚在学习阶段，虽然未经放眼读书，若得良师把关，还能中规中矩。不过，有志于学者，不会以获得学位为人生事业的巅

    峰，而是作为学术生涯的起步。治学若无高远志向，必定浅尝辄止。早

    在游学美东之际，陈寅恪鉴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唯重实用，不究虚理，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学德之士终属极少

    数，近代留学生又一味追求实用，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尤其是不

    愿学习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精深博奥的天理人

    事之学，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曾

    经断言：

    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

    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

    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3]

    这番话在当时一心追求富强的国人听来，大感疑惑。可是将近一个

    世纪过去，却不得不服膺其远见卓识。

    于是，如何才能提升在学问艺术方面竞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对于国

    人可谓一大考验，不能不反躬自省，有心向学者更要时时扪心自问。

    陈寅恪所说的学术不断趋时与永不过时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

    究。关于民国时期学术的研判，常有一异相。好尚者所推崇的，大都是

    文史学人，尤其是研治中国文史之学的学人。而当年文史学人频频抱怨

    的，恰是当局倾全力扶持实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实用学科不但资源占尽，还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向往科学，以致报考人文学科的选

    材不易，后继乏人。对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各有解释，或质

    疑今人认识有所偏差，忽略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或认为自然科

    学与人文学科性质有别，前者必须筑塔积薪，后来居上，用今日的标准

    衡量，民国学人的水准不高，且已过时，而后者未必青胜于蓝，对前贤

    先哲只能高山仰止，难以跨越。两说各有道理，也各执一偏。如果经济

    学名家断定经济学本质上是说明过往的观点可信，则其贡献不会与GDP

    有多少联系，更不可能用GDP来测量。抱持这样的观念，不过是经济高

    速成长期人们对于经济学的普遍迷信。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关联

    度远比人们想象的低。而自然科学在欧洲学术发展史上，拥有许多过去

    却不过时的大家，只是民国学人达不到相关学科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

    境界高度，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享有时名和地位而已。其贡献不能

    脱离具体的环境因素。诸如此类的现象，今日未必不会重演，所以不少

    的似曾相识，还有待时光的检验。

    即使在中国文史之学领域，近代以来，由于中西学乾坤颠倒，国人

    以西为尊为优，除少数高明，所谓道教之真精神与新儒家之旧途径，已

    成异数。而一味输入新知，则难逃跨文化传通大都误解肤浅的定势。而

    大势所趋之下，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家，都是照远不照近，照

    高不照低，能够承接其学问者，唯有并世高人与读书种子。这使得那些

    借助域外引领时趋者大都有意鼓动青年，以求造成时势风尚。对于近代

    以来中外学术思想文化关系的种种变相，陈寅恪考古论今，再度预言：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

    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

    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

    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

    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

    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4]今日看来，其预见性正在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潜心向学者可以引为

    针砭，以免误入歧途却一往无前。

    其实，若以高为准，则近实际上也在其笼罩之下。晚清民国时期那

    些引领潮流、树立典范的名士，因为成名太早，见识不够，所言难免破

    绽百出。浅学者既无力察觉，对立面的抨击又新旧缠绕而难以取信，只

    有通人能够明察秋毫，有所讽喻。享有时名者耳闻目睹，往往暗自修

    正，并不明说变化的所为何来。而指点迷津的通人大都不愿直言，一则

    自高身份，不肯指名评点，或旁敲侧击，或隐晦透露；二则所评必是千

    虑一失，一般读者未必领会，反而看高明者的笑话，以为盛名之下，不

    过如此；三则被评点者往往亦颇自负，偶有疏失，未必甘心受教，有时

    还会意气相争。有鉴于此，一般的学术论争，大都外行浅学逞其口快，或旨在博取时名。而高手过招，却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学人失察，将

    好胜者的口角当成学术焦点，误以为轰动一时的热闹是学术发展的前

    趋。就此而论，近代学术风气的开创与引领究竟应该如何裁量衡定，还

    大有讲究。若以众从为准，则引领多数浅学者自然成为主导。只是从者

    众能够形成风气，却并非学问的指标。

    治学取径，有削足适履与量体裁衣之别。谈方法过重履和衣的制

    式，而忽略体的形态和足的大小，或者说只是从履和衣的角度来看足与

    体，难免本末倒置。不能量体裁衣，势必削足适履，其结果不断变换衣

    履，却始终无法合体。所谓与国际对话、瞄准世界学术前沿之类，无非

    其变相。因为域外学人的看法无论是否高明新奇，仍是后来怎么看的认

    识，必须用中国的实事进行衡量。量体之尺可以西式，裁出的衣服必须

    中国。只有熟悉体和足，才不至于被衣履的样式色泽所眩惑以致盲目。

    中国历史上受域外影响最大的三时期，魏晋至两宋以及明末清初诸

    儒的态度均为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只有晚

    清民国转为以西化为主导准的。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经过附会西学的阶段，然后逐渐回归本位。当然也有始终勇往直前者。像陈寅恪那样从头

    至尾坚持仿效前贤，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的，为数不多。依照时贤

    的看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越少用外国框框的，价值反而越高，则陈

    寅恪当在其列，且是有数之人。

    史学应以史事为准则，不能以前人研究为判断。在所谓世界眼光的

    主导下，与国际对话成为时趋。欧美的中国研究，面向中国的实事，却

    处于本国学术的边缘，必须接受和按照主流的观念方法，才能取得与主

    流对话的资格。而其主流学术的理论方法及观念架构，并非因缘中国的

    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用于解读中国，往往似是而非。陈寅恪关于文化史

    研究的批评，颇能切中要害：

    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一)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

    史……不过钞钞而已，其缺点是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为

    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二)新派失之诬。新派留学

    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

    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

    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

    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

    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

    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

    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5]

    欧美的主流学术固然乐见自己的理论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

    适价值，其边缘学科也借由运用这样的观念架构研治其他国家的历史文

    化而获得主流学术认可的资格，并且凭借西风弥漫的优势，取得引领各

    国学术时趋的地位，所牺牲的，恰好是作为检验标准的中国文献的本意

    和历史的本事。如果欧美的边缘性学术再转手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流弊势将进一步蔓延扩大。既然附会西学越少的成就越大，则今日研治中

    国史事，应当以事实为基准，检验中外学人的成说，而不宜在与国际对

    话的基础上立论。

    或疑如此做法与后现代类似，实则后现代的所谓解构，只是将有说

    成无，殊不知错也是一种实事，也要说明其如何从无到有的发生及演

    化，并且在此过程中，把握原有和应有的大体及渊源流变。

    如陈寅恪所说，重在准确的史学常常由细节所决定，因此，史学可

    以说是一项事实胜于雄辩的学问。史无定法，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上人事均为单体，所以治史不能套用千篇一律的阶段、程序和格

    局。历史发展的可能性千变万化，呈现出来的过程和状态千差万别，如

    何才能做到精细准确，显然不能由简单的归纳概括或先立论再找论据并

    举例说明的方式达到。所谓不嫌琐细，尤其与通行做法异趣。今日治史

    的普遍症结之一，恰在不善于处理材料，讲清事实，呈现材料及史事之

    间固有的内在联系。不预设观念架构，既看不懂材料，也不知史事有何

    意思，或是多用材料则难免堆砌罗列，如同流水账。而使用外来观念架

    构取舍材料，裁量史事，又会陷入形似而实不同的尴尬，日后学问越是

    增进越觉得不相凿枘。

    1930年代，钱穆针对北平学术界非考据不足以言学问的风气，强调

    义理自故实出和非碎无以立通。史事的具体细节相互联系，不仅非碎无

    以立通，而且谈碎之际就有通与不通之别。不从故实出的义理，或削足

    适履，或纸上谈兵，或橘逾淮为枳。没有义理连接的故实，相互牴牾，支离破碎，不仅偏窄，而且错乱。要将所有单体的史事安放到适得其

    所，必须碎与通相辅相成。研究要专而不宜泛，专则窄，容易流于细

    碎，但专未必就是不通。由碎而通，不仅要注意碎与碎之间存在关联，即便碎本身，得其所哉也是通的体现。否则，高谈阔论，门外文谈，便

    是泛而非通，实为不通之至。同样，碎也要通，一方面碎为通的部分，另一方面，贯通才能放置细碎得当。具体的专题研究若是孤立片面，非

    但不通，而且易误。有时甚至越是深入，越加偏颇。

    治史不嫌详尽琐细，对于研治近代中国尤为重要。按照时空顺序排

    列比较材料，是史学的基本功夫，也是长编考异法的主要形态。相对于

    时下两种流弊无穷的方式，即援引后出外来理论架构的宏观概括，以及

    先立论再找依据的举例说明，尤其具有针对性，善用可以避免宏论的以

    偏概全和列举的任意取舍。一般以为万言可尽者，能以数十万言详究，而且层层剥笋，环环相扣，多为佳作。当然，字数繁多并不等于深入精

    细准确。王国维所说“证据不在多，只要打不破”，能够将数十万言不能

    尽意的史事以万言表达，且取舍精当，恰到好处，同样是一等一的高

    手。能够做到这一层，背后仍须有长编考异的贯通功夫，而不能单靠悟

    性聪明，运气猜测。所谓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正因为近现代史料

    史事繁杂，虽然选题不难，可是驾驭不易，也最容易煮成夹生饭，无数

    的成果，反而糟蹋了无数的好题目。四 为己与自律

    近代学人每好标新立异，一则事事欲突过前人，二则总想根本解

    决。前者难免有意寻隙，后者实为子虚乌有。治学须先因而后创，必须

    掌握前人已知，才有可能后来居上，而不会无知无畏。同理，读书须为

    己而不为人，陈寅恪“读书不肯为人忙”的意思，仅以德行完善自己，反

    对将学问视为沽名钓誉的手段为断，或许有些局限，但解读为要有创

    见，多少有违孔子读书为己的初衷和陈寅恪的本意。[6]

    固然，治学先要

    读完前人书，吸收既有，才有可能更进一步。读书少而著述多，为时下

    学界通病。读书不够，主要表现有二，其一，未经放眼读书的阶段，即

    以过于狭隘的知识做凿空蹈隙的专题，不仅见木不见林，还会将天边的

    浮云误认作树林。其二，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以今日出版的加速进行

    以及网络资源的极大丰富，学人坐拥书城的梦想早已成为普遍的现实。

    只要放眼读书，可做的题目俯拾皆是，材料史事极大繁复的中国近现代

    史，更是罕有完全不能下手的问题。家有金山，却沿门托钵，踏破铁鞋

    得来的珍馐美味，或许不过是珍珠翡翠白玉汤。

    即使按照读书为己的新解，也应读完书再做学问。这样的取法，今

    人听来或有故标高的之嫌，不仅压力之大无暇读书，取径之偏也无缘读

    书。善读者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而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如果不

    会执简御繁，势必终生如牛负重。尤其是清代以来，各类文献大幅度扩

    增，若是以为读不完而干脆放弃放眼读书的努力，一味窄而偏的结果，很可能误而错。以读书为己作为准则，学人应当多读书，不能只是为了

    写书而翻书。为写书而翻书，即不为己而但为人，等于不读书而一味找

    材料，往往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目的，并据此加以权衡取舍，难免看朱成

    碧的危险。尽管如今读完书再做学问已是奢求，毕竟没有整体，具体很

    难把握得当。所谓非碎无以立通，前提还是放眼读书，并非由碎开始。况且放眼读过书才能从常见材料查知真历史，无须竭泽而渔，也能大体

    不错。

    一般讨论历史问题，主要做法有三，即举例、归纳、比较，三者依

    据大抵相同，均将看起来类似实际上无关(即没有直接的事实联系，或

    可能有间接关系而尚未证出)之事强牵硬扯到一起。以此为准，20世纪

    前半期的史学争鸣，尤其是那些参与广泛的热门议题，有不少是外行说

    话，而后半期发声的虽是内行，却因为时势而往往用了外行的态度。

    治史既要与古人梦游神交，又须与今人心意相通。尽管中国文化一

    脉相承，经过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要想二者兼顾，左右逢源，上下贯通，也是难事。历史错综复杂，不可能整齐划一，凡是太过条理

    井然的叙述，往往以牺牲史事为代价，任意裁剪取舍。而这样的叙述在

    外行乃至一般同行看来，以为深获吾心，易于引起共鸣。至于曲折繁复

    的本事再现，反而觉得故作摇曳，不得要领。治学本应好疑，而学人对

    于自己的知识，却往往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懂时不是努力学习，而是

    质疑他人是否说清楚。其所谓清楚，自然是以心中之是为尺度，而非以

    史事为准绳。

    读书应当首先读懂全文本意，不可全当翻检史料。学人下笔时，心

    中的言说对象往往不止一端。心思越是细密繁复(如陈寅恪)，或是故

    弄玄虚(如好小学的太炎门生)，则言说的对象越是复杂，言说的内涵

    越是丰富。阅读此类文献，能够揣摩到哪一层，实在考验读者。由于学

    力不足，读书不细，看不懂他人著述，又好妄加揣度，常常曲解人意，不仅故意挑剔，甚至深文周纳。诸如此类的解读，既不符合文本的纸面

    意思，距离作者心中所想更加离题万里。有时则明明意思显然，却故意

    混淆抹杀，非但以狗尾续貂为临门一脚，还自诩佛头着粪是满树新花。

    治史每每材料不能完整，而学人因为工具见识不够，时时力有不

    逮，必须阙疑与藏拙。就客观而论，史料之于本事，无论多么丰富，总是片断，因而总有文献不足征之处，应当留有以待。就主观而论，个人

    学识再高，总有局限，力所不及，不可勉强出手。不会阙疑和藏拙，势

    必进退失据。面对今人，或有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之感，毕竟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当阙疑处不能强说，当藏拙处不可炫能，否则自

    曝其短，适以露丑。高论固然不易，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说外行话，同样

    难能。欲达此境界，非经放眼读书不可。时下的成名之士，已非昔日饱

    读诗书的老师宿儒可比，未经系统读书的训练，又好看似无所不知的激

    扬文字，开口便错，句句绽论，虽然博得无数拥趸，却是贻笑大方。知

    之为知之的古训，应当成为时下读书不富而好放言无忌的闻人免开尊口

    的信条戒律。

    学术讲究自律，学行重在口碑，而口碑因人而异。或者不免口称敬

    畏，心生轻慢，但重生前的名利，不顾身后的清誉。学界斯文道丧，势

    必乱象横生。懒虫与笨伯的抄袭剽窃，容易识破，自以为是的聪明人，或毁尸灭迹，有意回避直接参考的先行研究，反而大加征引各种间接论

    著，以炫其用功博学，蒙蔽智者，取信浅人；或制造问题，故意曲解抹

    杀，以前人不屑说不及说不必说为人所不知，标新立异，以为独创；或

    倒因为果，刻意将材料史事的时空关系错置，制造论据，形成论点，各

    类手法，往往混用。其人工于心计，善于文辞，谈史论理，貌似广博征

    引，具体扎实，条理清晰，逻辑严密，非熟悉前人研究、材料以及史事

    者，往往为其所迷惑。正因为此类行为易于得逞，较抄袭为害更烈。只

    是前贤无处不在，来者源源不绝，天下人不可尽欺。有心作祟者，得逞

    于一时之际，也就是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之时。

    学海无涯，高深莫测，学人治学，唯有高度自律，不可为所欲为。

    因为学问但凭良知，无法借助其他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监督，学人若无

    自我约束，即无学术可言。正因为治学全靠自律，学人心中的天平，但

    凡受学术以外的任何因素作用而有所偏倚，便是心术不正，而心术一

    偏，便已失却治学的资格。如学术评价，或利益牵扯，或学识不够，砝码轻重失衡，天平难免倾斜，无法测量得当，能够不负筛选已经难得。

    因此，学人必须爱惜羽毛，无心之失尚可改过，有意逾矩不能宽恕，一

    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绝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的自新

    机会，只能永远退出学界。

    学人志向，唯以学问争胜，学问是一辈子，而非一阵子的事，著述

    不能但求博取时名，罔顾传世。或谓分科治学的时代，所出不过侏儒之

    学。此说或许反映了部分实情。但即使身陷其中，也应努力超越，不争

    草头王，不以偏门为时趋，不做诸侯封疆，胸怀天下，才是大道正途。

    如果能够少些权谋的算计，多些学问的冥想，则不仅学界清静几许，没

    有那么多乌烟瘴气的斯文扫地，有望多出佳作，而且有助于坚守道德底

    线与社会良知，进而澄清风气，端正人心。有鉴于此，钱穆所说论学术

    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才能具有绝大义理，经得起绝大考据，确为的

    论。[7]

    若起步之初即不能洁身自好，后续如何确保不是歪门邪道下坡

    路？

    [1] 《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第262页。

    [2] 详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收入桑兵

    《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文字有所调整。

    [3]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2册，三联书店，1998，第101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

    ～285页。

    [5]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第146页。

    [6] 关于读书为己的本意及其转义，详见所编《读书法》(人民出版社，2014)的解说“大

    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7]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第一章 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

    一 现状与问题

    (一)史学围城

    整体而言，中国近年来历史学的状况有些微妙。外面的人要冲进

    来，里面的人想突出去，形成“围城”现象。1980年代以来，史学由长期

    占据的学术中心退居次要，有学人发出“史学危机”的呼声。随后一些社

    会科学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史学的地位进一步动摇，昔日的显

    学，在一些人看来已成“死学”。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史学似

    乎不仅未被遗忘，反而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他学科的学人纷纷将目

    光转向史学领域，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扮演着当代大众文化的要角，全

    社会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视和肯定程度，为近代以来所罕见。这种相反

    相成的现象，不妨称之为“史学围城”。

    (1)别科学人的进入。其他学科的成名学人将重心转向史学，至

    少从1990年代倡行学术史研究已经开始。后来相继有一些在各自专攻的

    领域有所成就的学人着力于此，尤其以文学研究者居多。一般而言，大

    都是临时客串，也有的转型较为彻底。有学人曾说：学术史表明，有的

    时候，有人忽然闯进一个陌生的领域，倒是会发现一些那个领域待很久

    的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大胆跨学科的学人，一方面有超越本学科甚至一

    般学科畛域的抱负，另一方面也往往怀着对所欲进入的那一学科的研究

    状况的不满。不过，分科治学虽然导致知识的琐碎，其长期积累形成的行规却应当遵守，尽管有人反对由此产生的学术霸权(其实学术霸权往

    往不由学术，而真正的学术权威则很难轻易动摇)，要想进入其他学

    科，仅仅熟悉行规就绝非轻而易举。有的费了很大气力，仍然难以回到

    历史现场，了解把握所要探究的那些时代人们的观念行为，结果重蹈六

    经注我的覆辙，强古人以就我而不自觉。所以这类影响广泛的公众著

    作，史学界往往不大认可。所讨论的一些关键概念(如科学)，若能全

    面梳理文献，从无到有地探究来龙去脉，上下左右比较千差万别，而不

    是按照自己的观念倒述，则更有可能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不必煞费苦

    心地编制自己心中的历史。

    与之观念不尽相同的别科学人，同样试图进入史学领域。2002年纪

    念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百年，史学界的新锐之外，不少学科的学人踊跃参

    与。2004年发刊的一份《新史学》杂志，编委中许多人并非史家，却不

    乏相关社会人文学科的成名学者。他们所针对的，大都是教科书以下的

    观念，武器则多是稗贩而来的洋货，或各自学科的法宝。只是若真的想

    取法乎上，应对既有的史学研究深入认识，以便追随前贤大家的学问取

    径，领悟其高深境界并发扬光大。如果一味瞄准浅学末流，对于青年或

    有振聋发聩的一时之效，学术上却不易有所建树，反而暴露自己的身段

    不高。

    在其他学科成名后努力进入相对冷清的史学，为近代以来学术界的

    常见现象。其原因并不复杂，经史为中国固有学问的大道，不通经史，很难深入认识中国的文化与社会。自西学东来，新学大盛，学问之道，由综合而细分，但即使按照泰西近代的学术理念，史学仍然是各学科之

    总汇，因此近代学人多以经史为根基正途。一些新进学人开始不循此

    路，为学必先颠覆前人，横逸斜出，努力使附庸蔚为大国，待到知识与

    年龄增长，还是不约而同地返璞归真(当然也有一直勇往直前的无知无

    畏者)。今人好称民国学界大家辈出，实则所称道的，多是当时并不时

    兴的文史学者，而那些引领时趋的炙手可热之人，却已被忘怀。近年来此类现象重现，背后仍是试图自我深化的醒悟。

    (2)社会关注程度提高。历史题材的影视文学以及电视讲坛等大

    众文化流行，一方面重新引起公众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兴趣，一方

    面也引发了不少争议。这种现象表面看来是现实关怀的差异，背后则反

    映出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民族自信心的恢复和增强，不再简单地用进

    化论的观念观照本国的历史文化。按照一般规律，随着综合国力的增

    长，社会关注的目光将逐渐由世界排序转向自我认同，因此人们对于固

    有历史文化的兴趣还将不断提升。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则可能干扰学术

    的判断，尤其是青年的取向。史学是要求精深与广博兼备的高成本学

    问，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物力，在登堂入室之前，不易把握和自

    律。而媒体和出版界同时面对专家与一般受众，难以平衡。史学既要严

    格遵守学科戒律，又须提高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专业化的学人而言，无

    疑是一大考验。

    (3)史学突围。与外面的人试图冲进来的情况形成明显反差，史

    学界内部有不少人努力突出去。有学人概括分析目前中国高校历史系的

    状况，仅从名称看，为了应对社会需求，有的改为社会发展学院，抹杀

    历史的痕迹；有的改为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旅游学院等，虽保留历史，却尽量与热门专业挂钩，以改善生存状况；能够完全保留历史学本色的

    院系为数不多。而且改变的程度与学校的地位往往成反比，越是一般院

    校，改得越彻底，敢于保持本色的，多为重点院校。名称变化是内容变

    化的表征，一些院系的课程与专业设置，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史学的

    范围。

    改名只是去其形，一些对史学现状不满或是缺乏兴趣和成就感的学

    人，试图凭借跨学科而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与那些不愿受分科束缚的学

    人努力超越学科界限有所不同，其目的与其说是发展史学，不如说是脱

    离史学更加恰当。这种视所属学科为负累的极端看法，与史学界整体的动荡不无联系。除了外力挤迫，求变的主要内因还是对于教学科研现状

    的不满。于是有了目标各异的探索和调整。

    (二)探索与调整

    (1)范式转换。一般而言，社会转型，往往伴随着学术范式转

    换，这在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发展史上屡见不鲜。当然，所谓范式，还有

    作用于谁的问题。治史不能从一定的材料、观念出发，必须相对比较地

    看一切人事思想，因而高明者从不受所谓范式的框缚支配，也无须调整

    改变范式来修正看法。但教育很难避免范式的使用以求一律，小夫下士

    也需要范式的指引凭借才能梳理材料史事。所以普遍看来的确认为范式

    是一个问题。近30年来，一些曾经被视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起普遍不满，要求突破创新的呼声和努力一直持续。这

    些努力被一些学人概括为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要求转

    换研究范式，显然意在改变现状。一般学人或许不受这些争议的影响，但以往的一些框架，也不再束缚学人的眼界和思维。一方面，对于既有

    体系不做教条式理解，具体研究超越了分期、属性等界限，充分拓展空

    间，另一方面，研究观念、视角和方法不断调整。这些变化，不一定意

    味着对原有成果的否定，史无定法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来具有一致

    性。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与发展，正是学术薪火相传的正道和

    当代学人的使命。

    (2)跨学科。受自然科学、新兴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跨学科

    成为一些学人试图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是

    想扩张学科界限，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观念和方法，改善史学研究的

    格局。治史本来无所谓分科，按照科学系统重建近代学术，改变了中国

    学术的面貌，也造成一些人为的局限。因此，在不同学科的框架下分别

    研究专门学问的同时，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始终不曾停止。在

    历史学范围内，相关专业互相影响，如考古学的地下实物与历史学的地上文献互证；而文献学和历史地理学，更是史家必备的基本功夫。至于

    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则作为史学的辅助学科而贯彻到教学系统之中，其

    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尤为显著。不过，与跨学科的本意

    颇为矛盾，这一取向反而导致各种专史的兴起与流行，细分化的趋势进

    一步加剧。一些自诩为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尝试者，几乎忘记所治专

    题在历史整体中的位置，因而难以恰当地把握具体。

    (3)温故知新与瞄准国际。要想推进史学，大体有两条路径，一

    是学习过去，以复古为创新；二是瞄准国际，借鉴外国的经验和成功模

    式。研究国学和学术史，是要接续前缘，温故而知新；与国际接轨，则

    旨在融入世界，争取对话的权利。旧书重版与译著热卖，也隐含着这样

    的意思。这两种取向，看似相对，实则相反相成，即前贤所说：“其真

    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1]

    因此要彼此沟通融汇，不可误认为相

    互排斥。须防止因回顾而泥古，没有调整变化，或是为接轨而求奇，盲

    目生搬硬套。当然，两方面都有如何生根的问题。

    (三)趋势与问题

    (1)重心下移。研究的时段和层面下移，是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

    界普遍的趋势，这与史学研究的重心往往随着史料的发现或重新认识而

    转移有着密切关系。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尤其史料愈近

    愈繁，近代史的资料大大超过历代的总和。这不仅开辟了众多的研究领

    域，而且为许多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试验场所。1920年代以来，古代史

    研究的重心由上古而中古再移到近世，直到1990年代后期，还有学人指

    出，海峡两岸史学界有一共相，“即古代史的研究人员要比近现代史的

    多(但正日益接近中)，而古代史的整体研究水准因积累厚的缘故也相

    对高于近现代史(这一点许多近现代史的研究者或未必同意)”。[2]

    这

    种情形，至少量的方面变化不小。进入21世纪，中国大陆学界发表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论文著作，已经分别占整个历史学的一半，召开学术会

    议的比例也大抵相同。

    与此同时，研究层面的下移日趋普遍。建立民史，本是近代新史学

    努力的一大方向，社会经济史的盛行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近年来，受国际学术新潮的影响，各种各样的专史大都将目光由精英移向民间，注意研究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行为。社会史、文化史、观念

    史、城市史、宗教史、移民史、比较史、女性史、生活史、环境史、疾

    病史、社会转型及族群问题等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即使在传统的政治

    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领域，重心也下移到一般社

    会成员的常态思维行为层面。如思想史的研究不仅关注经典作者及其文

    本，更着重于受众、流行思潮、阅读史以及思想家与社会的互动。一些

    学人由此对以往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念提出新的解释，重新理解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当然，也有学人一味寻求各种反文化的偏题，或是将仅仅分

    割空间的地方史当作社会史。如何在史学的见异与社会科学的求同之间

    取舍平衡，是对这一学术取向的持续考验。

    无论时段还是层面下移，相对于原来中国史学的重心而言，在文献

    的把握，方法的运用，以及问题的设定方面，仍然存在差距。近现代史

    的著作数量虽多，真正有贡献的专著反而不及古代史，整体上要想达到

    后者的水准，还要进一步努力。

    (2)学风趋实与浮躁。质的方面，近年来史学界的学风逐渐朝着

    征实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高层次的专业刊物，发表的论文一般不做大而

    空的泛论。相比之下，高校学报和一些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史学论文，仍

    然存在空泛的通病，大话套话不少，经得起时间和学术检验的佳作不

    多。从研究者所属单位看，资料等研究条件越差，选题反而越大。客观

    条件的限制以外，学术标准的差异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学风趋实，并非仅仅以考据和史料等具体微观为旨归，忽视理论与宏观。史学须才、学、识俱长，兼备义理、考据、词章，为历来学人追

    求的境界。其高下当否，因人而异，至少不能就事论事。史学的所谓理

    论方法，主要不是提供叙述的架构，便于任意取舍填充材料，而是运用

    于研究过程之中。一些佳作，或背后有中国与世界、国家与地方、政府

    与社会、精英与大众(当然也有将政府与国家、基层与地方相混淆)等

    理念，与史实的爬梳求证密切配合；或跳出一般的分期分界，将同类事

    物的来龙去脉梳理贯通，展示其发展变化的渊源脉络；高明者更能从纷

    繁复杂的表象透视背后的因缘，揭示内在的联系，并由具体而一般，显

    示博通与精深的相辅相成。只是这样的具体研究，背后那一套宏大叙事

    框架的深浅高下，不能一目了然，对于读者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也是一种

    考验。

    学风趋实使得研究者更加各守专攻，彼此缺少交集，从而形成“无

    热点”的研究态势。这在追求学院化学术的学人看来本是学术研究的常

    态，高深的学问很难引起普遍的兴趣。但一方面降低了史学对于全社会

    的吸引力，另一方面，过度狭窄的专门化使得学人畛域自囿，无力超越

    具体来讨论问题，史学界因而缺乏共同关注点(当然这种共同性不应以

    降低水准来获得)，一些习惯或热衷于讨论重大问题的学人甚至感到不

    大适应。史学毕竟与社会关系密切，担负着民族性传承的社会功能，如

    何协调两面，既保证学术的高深严谨，又能影响作用于社会发展，对于

    学人而言依然任重而道远。

    (3)整体史的缺失。中国史学，素重通史，而欧洲强调整体史，二者主旨一致，通是中外史学共同推崇的至高境界。只是有限的人力难

    以掌握和驾驭无涯的知识，才有分科分段分类治学。近代学人强调断代

    史，已经备受争议。目前中国的史学现状，划分过窄，彼此缺乏沟通联

    系，各守一隅，以狭隘为专精，局限更加明显。本来提倡跨学科的用意

    之一，是打破分界所造成的束缚和限制，可是实际进行至少有取径各异

    的四种类型：其一，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史学，尤以各种社会人文学科

    为主，直接借助自然科学的，效果反应往往不佳。

    其二，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运用各个学科的资源和方法，从不同

    的角度和途径，互相配合，优势互补，共同解决重大难题。此法成本极

    高，需要各相关学科的长期积累与磨合，以中国学术界目前的条件和学

    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普遍实行尚有难度。勉强实施，未必能够取得预

    期成效。若与境外高水平研究机构合作，则受到各种条件限制。

    其三，将各学科的相关研究按照一定的标准(如地缘等共同性)重

    新归类组合，不过此法应尽可能避免因陋就简，以免流于简单拼凑。

    其四，借跨学科之名凸显和扩张个人感兴趣的方向或主题，横向再

    细分为众多的专门领域。此法大体沿袭近代以来附庸蔚为大国的风气，其结果虽有局部深化的作用，但是不仅不能打破条块分割的壁垒，还会

    更加缩小史学的界域和学人的视野。

    迄今为止的跨学科，除简单拼凑外，多是后一类型。如果不能超越

    史学内部的分界，站在狭窄的专业甚至专题的立场去跨学科，必然适得

    其反，削弱原创能力，导致史学研究的边缘化和侏儒化。等而下之者，成为趋易避难的取巧捷径，不过造成一二转瞬即逝的新名词而已。现在

    学术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情形相当普遍，如果再将视野遮蔽，左右不顾，很难具有超越的胸襟，对久远复杂的历史产生深刻认识。研

    究领域过于偏窄和整体史的严重缺失，已经成为制约史学发展，导致大

    量低水平重复的症结。

    与此相关联，缺乏经过长期积累并经得起检验，具有前瞻性、权威

    性、原创性，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成为当今史学不如人意的

    一大表征。整体史对于学人的素养要求甚高，缺少具有高品位、宽视野

    和厚积累的一流人才，优良的研究环境与合理的评估体系，很难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有的大型成果只是部头大，字数多，立意却未见得高明，内容更是参差不齐，不无拼凑之嫌。而由各种渠道设立的重大项目，不

    同程度地存在因人设题、周期短、研究队伍只能就近组织等局限，其重

    大性只能体现于款项，有价值的学术理念大都还处于主张和诉求阶段，无法通过学术成果的水准来展现。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产生具有持续

    影响力和长期导向作用的论著。在可以预见的期限内，要想产生这样的

    著作，还须艰苦努力，包括对现行的科研和评估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

    否则，自娱自乐式的评价标准和实施办法，非但不能促成高水平的成

    果，还将误导后人。须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不可能由一群二国手凑成，而大国手无法人为培养，天分、勤奋和机缘，缺一不可，应尽可能创造

    有利于其生长的条件，以免真的进入学术侏儒时代。中国学术能否再创

    新高，关键在此。

    治学必须后来居上，不过何为创新，如何创新，有所分别。学术发

    展有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两种取径，至少史学必须先继承然后才能突

    进。如此，则求新与固本不仅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今日治学，受

    各种外在环境的困扰以及学人先天不足的制约，压力过大，功底不深，容易浮躁，植根表浅，基盘不稳，随风而倒。根本不固，而一味趋新，结果只能以不知为无有，所谓创新，大都或前人唾余，或小儿涂鸦，或

    痴人说梦，成为无知者无畏的注脚。中国学术，经过中西融汇，根本不

    止一端，中学之根在于古，要想还原，诚非易事；西学之根在于外，欲

    图把握，更加困难。中西学均有大道，有旁支，有万变不离其宗，有今

    是而昨非。根本不固，则无从区分。尤其在与国际接轨的大趋势之下，西学的根在外面，越是表浅越显得新奇，越是新奇越以为容易。若以稗

    贩陈言为输入新知，只能蒙蔽喧嚣于一时，或有助于欺世盗名，对于学

    术发展，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由于近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大转型，基本框架几

    乎为西学所垄断，虽经几次本土化努力，仍无法根本改变大趋势，这是后发展国家和民族不得不普遍面对的难题。如果学人对于所使用的概

    念、理论和方法，与所研究的对象能否适用的问题，缺乏必要的自觉，而又努力与国际接轨对话，结果扩展视野的努力，终究难免落入俗套，不过证明别人先验的正确和高明，误读错解固然在所难免，即便理解不

    误，充其量也只能取得成为学生的资格，无法为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别

    样性的原创新知。即使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如果不能领会古人本意，甚至强古人以就我，则难免格义附会。中西学的根都不深，学术创新，就是空洞的口号，很难产生留得下去的成果。因此，今日中国史学求新

    必先固本，根本巩固，才能行大道，成正果。

    研究的时段和层面下移，应当确实扩张与发展学术，而不以牺牲已

    有积累为代价。如果说坚持史学的学术价值已经有些奢侈，那么坚持史

    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路径就更加困难。在瞄准学术前沿和与国际对话成

    为时髦目标的时趋下，不要将他人的扬长避短误认为学术的正途大道，一味追仿，舍己从人。随着关于经学退出历史舞台的再探讨，重新认识

    经学之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纲领地位，可能成为检讨历史、重建自信的重

    要表征。

    史学固本，深植中西学之根，首先，应做足史学的基础功夫，从目

    录入手，阅读基本书籍，探究了解典籍的内在理路，重视典章制度的渊

    源流变和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变态的关系，掌握历史地理，把握时空

    联系。在坚守这些重要轨则的基础上，在史学的界域内尽力沟通不同专

    业，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了解研究取径、方法的

    异同和变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同时重视资料建设，大力推动资料的收集

    整理和编辑出版，加强阅读各类文献的基本训练，避免以新方法代替资

    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纠正简单地用先入为主的解释框架填充和肢解

    材料，或一味寻求新史料而不看基本书的偏向，改变越是重要的文献，会用的人反而越少的异常状况。其次，不应视其他学科为不学而能，在与别科学人有效合作的前提

    下，学习和借鉴相关的理论方法，严格遵守必要的戒律，并对其中的不

    适用性充分自觉，防止生搬硬套，更不能在不同学科之间跳来跳去。在

    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努力防止和消除时下泛滥的套用概念架构的各

    种弊端，以期产生真正具有原创性并且留存久远的学术成果。二 胸有成竹与盲人摸象

    (一)分科治学与专题研究

    近代史料大幅度扩张，陈垣治史，力求将史料竭泽而渔，可是苦于

    近代史料的漫无边际，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

    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

    集，颇不容易。”于是主张：“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逐类研

    究，较有把握。且既认定门类，搜集材料亦较易。”[3]

    这与近代西学影

    响下分科治学的时趋相一致。清季学人如刘师培等即将中国既有学问附

    会西学分支，胡适、梁启超等人的整理国故，也着重提倡专史研究。在

    这些重量级学人的鼓吹影响之下，专史或专题研究形成风气，对此后学

    人的学术取向制约深远。

    研治晚近历史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引发一系列令人困

    惑的棘手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工作的高下优劣，成败得失。分门别类

    本来旨在缩小范围，穷尽材料，所以高明者研治各种专题而不限于做一

    方面的专家，目的仍是贯通学问的整体。后来学人畛域自囿，读书亦画

    地为牢，做什么只看什么。流弊所及，史学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

    能消除史料边际模糊带来的困惑。起于晚清的分科治学用西洋系统条理

    中国材料，一度被认为是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可是用分科的观念看待此

    前的史料史事，难免强分疆界，隔义附会。而缩短战线，固然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解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

    题，当在割裂历史及史学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

    做研究，亦不问执简御繁之道，学人所拥有的知识也只能收缩分类，等

    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不能胸有成竹地查知和把握各部分之

    间错综复杂的牵连制约，不仅学问的格局不能大，无法通，更使得窄而深的局部研究扭曲变形。具体表现为：

    其一，治学不识大体，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学问必先通晓前人

    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

    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4]

    如

    今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

    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

    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

    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

    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难以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

    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关联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

    情形，或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

    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

    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

    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

    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原

    有成果，其成果更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近代史研究难

    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

    其二，不能把握整体与具体的关系。迫于史料繁多而缩小范围，专

    门之学日趋精细。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整体性逐渐丧失，不

    知具体在整体中的位置与意义，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度也难以拿捏得

    当。治史误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通常表现有三：(1)以局部为整

    体，所谓盲人摸象；(2)从局部看整体，容易看朱成碧；(3)由局部

    求通论，难免以偏概全。分科治学之下，学人的眼界日趋狭隘，没有成

    竹在胸，无法庖丁解牛。或以为横切竖斩，总能触及核心，殊不知若无

    大局整体观照，问题意识于见仁见智，见树见林之外，很容易将天边的

    浮云误认作树林。[5]

    专门化逐渐形成小圈子的学问，参与者的能力决定其整体水准。若无高明领军，难免等而下之。而学人又不甘于局守边

    缘，贯通无力，却好用各种名义想方设法将局部放大为整体，把落草为

    寇当成占山为王，一方面不断细分化，一方面则夸大其专门为引领时

    趋，甚至覆盖全体，矮子里拔出的将军，也会自觉是巨人。

    其三，强古人以就我。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

    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

    趋鲜少。因为无法读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于是以为前人无意思，将所有

    书籍文献当作材料，尽量使材料脱离原有的时空联系，随心所欲，断章

    取义。进而以分科观念看待前人前事，将历史纳入后来的解释框架，曲

    解附会，所治历史不过其本人的思想史，而美其名曰历史均为人们心中

    的历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民国以来，学人好用外来系统重新条

    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

    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

    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

    (二)由博返约

    史学为综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再做研

    究，所谓“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

    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6]

    可是，这样的常轨正道在如

    今晚近史研究领域却显得悬的过高，相当奢侈，甚至强人所难了。晚近

    史料的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而且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

    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边际又难以把握的情况下，学人或畛域自囿，或随意比附，使得盲目性不断增大。

    专门研究的前提，是能够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不同部分的相互关

    系。材料与史事之间，存在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

    探究具体。由于不知史料边际，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难免盲目偏宕，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如何及何时出

    手。于是谨慎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同。依照目

    前情势，大概还难以完全避免专题研究的偏蔽，只能尽力减少负面作

    用。作为起点，可以考虑以下各条。

    首先，应知分门别类乃人的天赋功力及外界条件有限，不得已的无

    奈之举。不要畛域自囿，更不能坐井观天，即使身陷其中，也要努力超

    越其外。无此远大志向，自学则害己，教书则误人。

    其次，不以专家之学自矜，虽然现代教育体制下难以先博而后约，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早已让章太炎等人断言大学不出学问，还是可以

    亡羊补牢，尽可能放眼读书，了解学问的整体，并把握学问总体与分支

    的渊源脉络即系统。

    其三，尽可能利用各种目录工具书，掌握所有研究成果和已知材

    料，用各种方式解读文本，体会前人的苦心孤诣。目前档案、报刊、文

    集、方志、族谱、日记、文史资料、研究论著等目录的编辑，加速进

    行，日见完备详尽，学人应随时注意，掌握信息，善加利用。在此基础

    上，进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明道。

    其四，专门研究须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以免先

    入为主，不易发现反证。尤其要防止先立论再找脱离时空关联的孤立片

    断的材料作为论据。问题意识及选题由材料和史实的连缀中自然生成，只见一面之词的概率相对较低，不仅有助于避免先入为主，而且对材料

    和史实的各方关联性有所领悟把握，可以有效地防止穿凿附会，误读错

    解。

    博而后约，以专致精，由精求通，整体把握之下探究局部，仍为治

    学取法乎上的不二法门。如此，才能接续前贤的未竟之业，以免日暮时

    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以找漏洞寻破绽钻空子对着干为治学的正道坦途。

    (三)看得到与读得懂

    随着晚近文献的大量出版以及各种编目的进展，研究者潜心把握领

    悟，可以对于近代历史及文献的整体和分支心中有数，改变以为历史的

    大体真相基本还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促使学人将重心由

    找资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

    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及其内在联系，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

    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进而甚或因缘史料的繁复，借鉴研治古史的经验，进一步探究处理史料

    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化弊为利，使得晚近史研究能够驾古史而上

    之。

    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

    料约束。一方面，因为条件差异，学人掌握资料的难易程度处于不对等

    状态，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容易导致以

    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妄。另一方面，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

    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

    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

    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

    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

    相关资料相互比勘，研究某人某事即只看直接资料，结果不仅以其所见

    所知为全部事实，还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

    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

    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细碎化的专题研究之下，学

    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

    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结果价值越高的资料看的人越少，或只是从中挑

    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以

    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

    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道。今

    日治史者，历史观念不足，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余，其取径做法，往往欲

    挣脱史料与史事的既有关联，按照某种义理的既定框架解读、挑选和归

    纳材料，以及组装和呈现史事。若无这些既定的框架，则不知史料有何

    意思，史事有何联系。借由这种附会的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一度被认为

    是学术近代化的必由之路，但不仅存在适当与否的问题，即使所谓外来

    系统，也几经转手负贩，曲解隔膜，僵化教条在所难免。诚如傅斯年所

    说：“所谓‘理论’，自然总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孙之手，则印版而

    已，非实学也。”[7]

    欧洲汉学本来有用类书找题目的捷径，后来中国研究的中心转到美

    国，“各大学里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不愿(或不能)广参细

    考中文书籍，但又必须时时发表著作，以便维持或增进他们的声誉，或

    博取升级加薪的待遇。天资高一点的会从涉猎过的一些资料中‘断章取

    义’，挑出‘论题’，大做文章。只要论题新鲜，行文流畅，纵然是随心假

    设，放手抓证的产品，也会有人赞赏。作者也沾沾自喜”。犹如王阳明

    所谓“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

    疑”。[8]

    这在域外学人，或可扬长避短，还不失为取巧。国人不明就

    里，盲目照搬仿效，非但邯郸学步，简直就是东施效颦。而此情此景在

    今日禹内学界却是屡见不鲜。

    当然，看得到的问题解决之后，能否读得完并理解其本意，又成为

    难以承受的重压，继续考验着学人的智慧和体力。

    (四)归纳与贯通

    历史事件均为单体，不会重复，有的看似相近相同，其实千差万别，除非削足适履，无法概括；所有的个别事件之间存在时空无限延伸

    的相互联系，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合联缀，讲究本来的相关性；当

    事者利害各异，其记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结果实事往往无直接实

    证，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甚至具有似是而非的假象；所以治史

    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的史学着重于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

    求同。正因为历史上的人事均为单体而又无限延续的联系，治史最要也

    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

    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

    历史又是各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史学着重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

    体，反而更加注意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具体的普遍联

    系。通历来是学人追求的至高境界。即使晚近流行分科治学，有识之士

    仍以求通为目的，分乃不得已而为之或是走向通的过渡阶段。后来则以

    专攻为独门，浑然一体的学问划成彼此分离的系统。或以为近代欧洲学

    问着重分析，固然，但史学仍以综合为高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时代的年鉴学派，整体史的格局凸显。而后布罗代尔时代五花

    八门的新史学，看似超越前贤的自诩，实际上却是整体史碎裂的遁词。

    近代中国学人重写历史，以及用西洋系统整理国故，还将断代、专门、国别各史皆视为通史之一体，[9]

    久而久之，不仅各科之间相互隔绝，每

    科内部也日益细碎。以史学而论，纵向分段，横向分类，林林总总的所

    谓断代、专门、国别史，本是贯通历史必备的条件基础，扬之则附庸蔚

    为大国，抑之则婢作夫人。尤其近代史，虽然已是只有百余年的断代，还要进一步细分化，时间上分段，空间上分类，形同断代中的断代，专

    史中的专门。纵横两面，相互隔膜，所谓占领制高点的专家之学，渐成

    割据分封，画地为牢，而占山为王与落草为寇实为一事两面，不过因为

    立场不同，所以看法各异。

    要达到通的境界，必须在博通与专精之间平衡协调。晚清只有教科

    书层面的通，多用外国框架填充本国材料，甚至直接翻译照搬外国人编写的教科书。进入民国，在疑古辨伪和史料考据风行之后，通史的呼声

    日渐高涨，显示对于学问日益支离破碎的不满，并导致一些学人有志于

    撰写通史，突出者如吕思勉、张荫麟、钱穆等。另外，强调史观的学人

    也急于用通史来表达其主张并进而影响社会。教科书与通史，看似均有

    通的形式，可是未必真的能够融会贯通，提纲挈领，条贯所有史事没有

    窒碍。若以主观裁剪史实，面面俱到，难免流于宽泛表浅，说到底，还

    是不通。

    近代史虽为断代，若无通的把握，也难以贯通无碍。中国近代史的

    通，又有难于古代史之处，即不仅要贯通古今，沟通中外的方面也愈加

    重要。周予同认为：

    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

    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

    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

    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

    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10]

    其实，中国固有的通史，须“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也涵盖了后一种的通。通要兼顾纵横两面，即钱穆所说“融贯空间

    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11]

    对于学人的见识功力，无疑是

    很高的要求。

    周予同主要着眼于形式的通。近代中国经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社

    会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之下，观念制度、精神行为全然改观。其变化由古

    而今，自外而内，知识与制度两面均须博通古今中外，才能理解把握。

    分门别类适宜专题研究，而不能化解兼通的难题，况且由专题而专门而

    兼通，缓不济急，难以应付社会的迫切需求。于是又有集众的主张，欲

    以分工合作的办法，弥补个人能力的有限，加快通史纂修的步伐。只是

    分工合作要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操作起来甚至比独力承担更难以驾驭。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2

    ～285页。

    [2] 罗志田：《前瞻与开放的尝试：〈新史学〉七年(1990-1996)》，《二十世纪的中国

    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392页。

    [3]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380页。

    [4]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第5页。

    [5] 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主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第87页。

    [6] 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辞》，《新亚学报》第1卷第1期，1955，第6页。

    [7] 《傅斯年致朱家骅(1943年1月15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

    札》第3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2，第1380～1381页。

    [8]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学林出版社，1997，第224～225页。

    [9] 金毓黻著，《金毓黼文集》编辑整理组校点《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第4739

    页。

    [10]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

    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535页。

    [11] 钱穆：《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第二章 晚近史料的边际与史学

    今人研治晚近历史，常常遭遇资料易得而难求其全的尴尬，由此引

    发一系列令人困惑的难题，直接关系到研究的高下得失成败。其中至少

    有三点牵涉全局。

    其一，迫于史料繁多而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的专门之学日趋

    精细。可是随着专题研究的细分化，历史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性逐渐丧

    失，反过来具体研究的准确深入程度也会大打折扣。

    其二，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几乎不可能。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

    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捉摸。

    其三，由于资料收藏和学人境遇的限制，资料接触处于不对等状

    态，又片面强调或理解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结果人所周知的书都不

    看，一心搜寻前人未见的材料，且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以看得到掩饰

    读不懂的局限。或者以垄断材料为研究基础，反而过度依赖对于材料的

    垄断，解读和运用材料的能力明显不足，导致研究某人即以其材料为视

    野，不看相关材料，最终势必以其是非为是非；或者以某一类资料为可

    靠，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一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

    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而且容易误判错解。

    以上三点相互作用，导致本来具有综合性的历史研究日益支离破

    碎。而这一切，均与晚近史料边际的模糊相关联。近年来苦思冥想破解

    之方，以为唯有打破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不同地域、境遇的研究者处于

    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改变那种以为历史的大体和真相基本还

    尘封于人所不知的秘笈之中的误解，不仅有助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

    馆等文献收藏机构乃至藏书私家摆脱资料保存与公众利用的两难，而且

    促使学人将研究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

    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从而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尤其

    是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近代文献的本意

    及史事本相。一 史料的类型与规模

    历史研究的史料边际，首先是整体的规模、范围与系统。史学为综

    合的学问，须先广博而后专精，由博返约，读完书然后再做研究。中国

    文化发达甚早，为了维系千差万别的广大地域的统一，巧妙运用文言分

    离的功能，极其重视文字的功效，与之相关的发明多而且重要。中国古

    代典籍号称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从世界范围看，此言不虚。法国汉学

    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当年即因为欲沿欧洲上古社会史缺乏材料而

    不得不转向研究中国。可是与晚近比较，古代史资料的数量显得相当有

    限。四库全书共收书3500余种，存目6800余种，禁毁书3100余种，合计

    也不过13000余种。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为乾隆以前的清人著述(仅存

    目书即十居四五)。关于清代的著述，《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

    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共收录清人著述20000余种，王绍曾主持编

    纂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在《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之外，著录清代著述54000余种。而据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和

    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仅诗文集一项，即达40000余种之

    多。除去乾隆以前的重合部分，也已经超出修四库之前中国书籍的一

    倍。仅此一端，清代典籍的数量就大大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1]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典籍，在整个清代文献中只占一部

    分，而且还是较小的部分。除此之外，中国大陆档案馆系统收藏的清代

    档案共2000余万件(册)，其中50%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余散

    置于各地方档案馆。这还不包括私家收藏的档案以及图书馆、博物馆系

    统所藏的档案(其实档案只是存放资料的类型，而不是资料的类型。档

    案中的函电、官文书等，很难与其他机构或私人的收藏严格区分。清季

    谘议局文件，在各地即分别入藏档案馆或图书馆)。欧美、日本等国和

    中国台湾，也分别收藏了数量不等的清代档案，总数至少有数十万件。[2]

    报刊为清代史料的又一大类，而且数量更为巨大。明以前也有一些

    勉强可以算是报刊的文献，不仅数量少，价值也相对较低，所以有断烂

    朝报之谓。清季以来则大不同，不仅报刊的数量大幅扩增，而且内容极

    大地丰富，可以反映社会各个层面的行事甚至精神活动。据统计，自

    1815年中国的近代报刊创刊以来，至1911年，在中国和海外共出版了中

    文报刊1753种，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有136种。[3]

    就种类而言，清季

    报刊的数目似不算多，不少报刊的寿命较短，可是也有一些报刊持续的

    时间相当长，发行卷数多，尤其是日报，越往后版面越多，篇幅越大，日积月累，卷帙浩繁，字数惊人。清季的报刊受体制、立场和条件的局

    限，道听途说与一面之词不在少数，以致有学人忌用，以为不足征信。

    不过，若将不同背景的报刊相互比勘，并与其他类型的资料彼此参证，可以补充其他材料连续性活动和细节记述的不足，并且测量社会的反

    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阅报，有助于回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现场，与亲

    历者感同身受，从而对具体场景下的人与事具有了解之同情。

    各种形式的民间文书，数量同样庞大，仅各大图书馆藏家谱就有2

    万余种。这类材料，以前一般不为学界所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开始收集。19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收集并展出风俗物品，还遭到非

    议。而且民间文书种类繁杂，除个别类型之外，一般各公私图书馆还是

    少有收藏。近年来，随着研究层面的下移，这类资料越来越为学界所重

    视，但与资料的实际数量相比，收集工作的规模进度，仍嫌不足。

    以上所述，尚有不少遗漏。如晚近人物的日记、函札乃至诗文集，未刊稿本钞本甚多，仅日记据说已经掌握信息的就有千余种。近来编辑

    出版的《清代稿钞本》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现已出至第四

    辑)，共收录日记22种、诗文集140余种和清季广东谘议局等相关文件

    20余种，其中相当部分为各种目录书未曾著录。虽然有的早已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如杜凤治的《望凫行馆日记》，但是一直无法广泛利用。

    杜氏由幕而官，同光年间在广东多个县为亲民之官，每日记事颇详，史

    料价值极高。后续各辑也多有未刊稿钞本。如晚清广东大儒之一的陈

    澧，一生著述极多，随著随刻，又不断修改，留下大量手稿，内容与坊

    间刊本多有不同。由于种种原因，上千卷的稿本及钞本分别收藏于几家

    图书馆，不但研究者利用极难，连收藏机构也因为不能全面比对勘，无

    法查明各种详情。此事自1980年代初即由一家收藏机构的研究人员著文

    呼吁各方协调合作，可惜尚未付诸实现。

    翻译书和教科书，主要为晚近新有类型，前者关系中外，后者为知

    识载体，重要性不言而喻，一般目录较少著录，迄今为止，连数目也不

    能完整掌握。目前海内外关注者甚多，而所过手寓目的明显不足，仓促

    立论，未能至当。

    档案方面，晚清中外交通频繁，各国公私档案(包括政府的外交、殖民、移民、军事、商务部门，教会、公司、传媒、国际性团体组织等

    机构，以及相关个人)大量涉及与中国的关系。陈寅恪早年批评民初撰

    修清史过于草率，特别指出：“自海通以还，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

    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此岂私人所能为者也？边疆史料，不详于中国载籍，而外人著述却多精到之记载，非征译海外著述不

    可。”[4]

    如将海外各类档案著述收罗完整，史料的总体数量还将大幅度

    扩增。

    文献的几何级递增，与印刷技术以及出版机构组织的改进普及密切

    相关。晚清70年，时间约占清代的四分之一，文献数量的比例却远不止

    此数。民国以后，出版扩张的速度更快，北京图书馆根据北京、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的藏书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共收录37年间出版的各类中文平装图书12.4万余种，超

    过整个清代书籍的总和。档案方面，据《全国民国档案通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编委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1000多家各级档案馆共收

    藏民国档案1400万卷，即使平均1卷只有10件，也是明清档案的7倍。报

    刊的数量更加惊人，截至1949年，中文报刊的总数至少达到4万种以

    上，其中报4000余种，刊36000余种。照此估算，则清季报刊仅占全部

    的三十分之一。

    如此大量的资料，任何一类，都已经超过中国历代各类资料的总

    和，叠加在一起，令人有不堪重负的压迫感。一般学人能力或有不及，而最重史料功夫的史学二陈，不免也会望洋兴叹。熟悉各国文字，又勤

    于翻检旧籍的陈寅恪，“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5]

    少年

    即立志读完中国书，后来尤其讲究史料与史学的关系，他比较上古、中

    古、近代的史料多寡与史学取径的差异，认为：

    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

    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

    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

    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

    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所

    措手足。[6]

    1940年陈寅恪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就史料征引一节感

    叹道：“寅恪颇喜读内典，又旅居滇地，而于先生是书征引之资料，所

    未见者，殆十之七八。其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若是。”[7]

    主张治史要将史料竭泽而渔的陈垣，同样苦于近代史料的漫无边

    际。主张分类研究，缩短战线。而分门别类，固然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

    决史料繁多、无法尽阅的难题，但也带来不少偏蔽。其最大问题，当在

    割裂学问的整体性。由于书多读不完，不可能读完书再做研究，而收缩

    分类等于将整体肢解为互不关联的部分，导致盲人摸象，坐井观天。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失去整体性的同时，并不能真正解决史料边际模

    糊的难题。目前已知的近代史料已经不胜其繁，而扩张的速度幅度又极

    快极大，再具体的题目，要想穷尽材料，也戛戛乎其难。《清史稿·艺

    文志拾遗》著录图书54880种，编撰者仍然坦承“未见书目尚多”。[8]

    况

    且，各书目大都依据前人所编目录，并未核对各馆库藏原书，从《清代

    稿钞本》的编辑以及其他相关情况看，各图书馆有书无目或有书无目的

    现象不在少数。一些非公共性的公家图书馆，既不对外开放，管理人员

    又缺乏专业训练，编目更难完善。而博物馆系统，限于体制，所藏文献

    均作为文物，内部人员也难得一见庐山真面目。至于私家收藏，大都秘

    不示人，尚有许多信息未曾公开。尤其是近人的函札、日记、著述等未

    刊稿本，躲在深闺人未识的为数不少。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编辑原则是必须见书，因而有目无书的就只

    能付诸阙如。线装书、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图书暂未收录。中小学教材

    仅收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部分藏书，未及

    上海辞书出版社及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相关藏书。少年儿童读物，则

    参与编目的三家图书馆漏藏或不入藏者较多。台湾、香港及边远省份出

    版的图书收藏也不全。此外，民国时期还有不少书籍因为政治、道德等

    原因遭到禁毁，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行业(如书业公会)自律，尤

    其是后一种情况，销毁相当彻底，海内外公私收藏者甚少。这些都影响

    了收录的完整性。加之书目的编辑未兼收全国其他重要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后来调查认为遗漏不多，只有10%左右。可是因为基数太大，10%

    就有12000种，几乎相当于清以前历代图书的总和!

    报刊方面，据中国50个省市级以上图书馆所藏，仅1833～1949年9

    月以前的中文期刊，三次编目，均有不同幅度的增加。1961年首版未收

    录中国共产党各时期的党刊、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解放区出版的期刊，以及国统区出版的部分进步刊物。1981年增订本加

    入上述部分，共收中文期刊近2万种。据“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县级以下的期刊和有关中小学与儿

    童教育的期刊，酌量选收。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

    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

    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

    不予收录。[9]

    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未收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

    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

    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

    16400余种，其“编辑说明”特意强调：“其中包括：珍贵革命刊物，国民

    党党、政、军刊物，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中小学教育刊物，儿童刊

    物，文艺刊物等”。[10]

    与增订本相加，近代中文期刊总数当在36000种以

    上。报纸据统计4000余种，目前仅国家图书馆缩微中心制作成缩微胶卷

    的就有2900种。晚清民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一般所重主要还在古

    代，而各类古代历史的新资料加在一起，与近代史料的扩张速度幅度相

    比，真可谓九牛一毛。二 史料繁多对史学的影响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各项编目工作严重滞后，规模不断扩张，系统

    无法把握的史料状态，研究者的确很难做到心中有数。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史料繁多，目录不全，学人反而不注意由目录入手，把握整体，探

    察系统。不要说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态度认识学术的渊源流变，作为

    索引的功能也未予以足够重视。近年来接触各校研究生，不少人博士毕

    业，还不知道多种目录书的存在，更谈不上利用。研究问题仿佛在黑暗

    中摸索，四周茫茫一片，不禁始终忐忑。

    一般认为，近代史资料搜集不难，判断也相对简单，因而容易立

    论。胡适就说：

    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

    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

    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11]

    他劝罗尔纲治近代史，理由便是“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

    易于鉴别真伪”。[12]

    甚至陈寅恪也一度认为：

    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

    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

    断。[13]

    前贤的这些意见，在讲究史料的详略多寡与史学的关系方面各有所

    见，但是，揆诸事实，不能不说多少低估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史料制约史学的程度。

    就学界现状而言，由于晚近史资料的边际较为模糊，引证、论述与

    评判，容易主观随意，见仁见智往往成为信口开河的托词。与古代史尤

    其是唐以前的研究相比，这样的指责的确无可否认，尽管宋以后已有类

    似问题，而且训练不够的古史研究者在新材料显著减少，又未能掌握必

    要的辅助工具的情况下，也出现一味用旧材料重新解释的偏蔽，可是晚

    近史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更为突出。

    治古史的学人好以自圆其说为立论的起码准则，但在晚近史研究

    中，先入为主往往也能做到看似自圆其说。本来立论必须贯穿解释所有

    相关资料而无碍，而晚近史的研究由于史料的边际模糊不定，难以穷

    尽，看朱成碧，亦可言之有据，无论正反，均不易验证是否能够条贯所

    有的材料与史事。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因不

    信官书，而误作关于钱谦益两次被捕时间的长篇考证，居然能够成

    说。[14]

    这与古史研究因论据不足而各自乱猜的情形明显有别。

    至于当今学人普遍采用的因果论证与条件判断，割裂材料与史事的

    时空及内在联系，任意拼凑组装，形成观点，虽然看似具有不少论据，却不能贯通所有材料与史事，甚至不得不故意扭曲史事的时空要素，强

    材料以就我，证成己说。以这样的方式论证，稍微熟悉材料史事，便可

    以轻而易举地提出多种相异相反的观点，并且均能够提出支持的论据。

    如此做法，立说固然不难，却于解决问题毫无帮助，无法实质性地推进

    研究。

    材料繁多使得研究的层面可以进一步深入扩展，同时也加剧了掌控

    史料与研究关系的难度。古代史多重制度文化，晚近则首重人事，而人

    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思维行事极为复杂。由于近代史的材料难得其

    全，导致最为活跃的思维心理层面不易驾驭把握得当，在处理史料与史

    学的关系时，需要更加精细而具可操作性的办法。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所谓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或主料与辅料，又或者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

    等分别，于史事真伪的判定作用极大。至于近代史，一般而言，这样的

    判断固然不错，可是比照材料与事实之间的复杂性，仍有表面之嫌。近

    代学人强调有几分材料出几分货，但材料不会直接说明事实，或者说，材料只会展现记录人所知和所以为的事实。而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除了最简单的真伪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梁启

    超即认为：“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并

    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15]

    二是记载错

    误。[16]

    严格说来，所谓第一手资料的真与对，也是相对而言。历史上所有

    当事人关于本事的记录，由于位置、关系等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利害有

    别等主观因素，往往异同互见，千差万别，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原因，在

    于立足点的远近高低各不同，各种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罗生门现

    象因此变得相当普遍。前贤所谓以汉还汉，只能剔除后人的叠加，不能

    区分当时的异见。就此而论，史学求真至少有两个层次，即史事的真与

    记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种，而且不会再发生变化，但人们必须

    根据各种相关记述来还原史事，即使是亲历者，关于史事的记述也各不

    相同，甚至相互牴啎矛盾，间接材料的差异往往由此衍化而来。当事人

    的记述无论由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因素的作用所产生的差异，间有放大

    或掩饰的故意，却不一定是有意作伪，不仅所记大都是真(当然也有不

    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如此这般或那般记载这一史事，同

    样是真。前者是他们的眼见为实，后者固然有部分曲隐放大，但他们如

    此记述，仍然是真实心境的写照。研究历史，一方面要通过比较不同的

    记述逐渐接近史实，另一方面则要探究不同的当事人何以记述不同，尤

    其是为何会这样而不是那样记述。探究史事的真与解读相关各人心境的

    真相辅相成，只有更多地了解所有当事人记述的心路历程，才有可能更

    加贴切地接近所记事情的真相。古代史的材料遗存有限，仅凭一般正史或各种断简残篇，很难深入

    这一层面。陈寅恪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称：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

    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

    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

    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

    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

    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

    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

    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

    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

    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学界多注意上述文字，而未能将紧接下来的这段话做连续解读：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

    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

    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

    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

    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

    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有鉴于此，陈寅恪虽然表彰冯友兰的著作“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

    了解之同情”，尤其是利用材料别具特识，[17]

    可是他批评民国学者“竞言

    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又声明自己不

    敢观三代两汉之书，有心与清儒立异外，不愿根据残余断片穿凿附会，以免图画鬼物，当是重要原因。[18]晚近史料遗存的丰富详尽，使得学人不必依据残篇断简神游冥想，但是因为数量过多，边际模糊，形成雾里看花，盲人摸象，仍然难免穿

    凿附会的流弊。因此，处理近代史料与史学关系的办法，应较研治古史

    深入一层。具体而言，既然当事人的记述各异，不可能与事实完全重

    合，但又并非全伪，而是部分真，则所谓第一手资料的权威性不必事先

    假定，至少无法区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较为可信。引证第

    一手资料能够直接证明的问题，大体上只是时间、地点、相关人物、大

    体过程等比较简单的部分，至于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相关作用的详

    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难以哪一位当事人的记述为准。所以，所有类型的

    资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实，只有尽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各种相关记

    述，并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较不同的记述，即以俱舍宗治俱舍学似地前后

    左右了解语境，理解文本，把握错综复杂的相关关系，或许可以逐渐接

    近事实的真相。

    在此过程中，探究相关当事人何以如此记述与再现事实的本相相辅

    相成，史实永远不可能完全还原，但是，随着对相关史料的掌握逐渐增

    多以及了解各自记述差异的潜因逐渐深入，史实的真相可以多层面地逐

    渐呈现。就此而论，所谓重建史实，迄今为止，仍然既是科学又是艺

    术，缺一不可。一再强调要将历史学的研究自然科学化，尤其是生物学

    地质学化的傅斯年也不得不承认：

    凡事之不便直说，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说者，则用隐喻以暗示后

    人。有时后人神经过敏，多想了许多，这是常见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设

    一迷阵，以欺后人，而恶作剧，也是可能的事。这真是史学中最危险的

    地域啊![19]

    正因为如此，高明的史家呈现出来的史实，其实是再现历史场景、人物关系乃至各人当场的心理活动，所有历史人物及其思维行为原景实

    地再度复活，重新演历一番。不过再现的途径形式是严谨的考证比较，以实证虚，而非文学的创想。

    分科治学一方面是近代以来误会科学化造成的既定状况，另一方面

    也是近代史料太多而缩短战线的不得不然。恰当分门别类的前提，是能

    够准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以及部分与部分的相互关系，否则指鹿为马而不

    自觉。材料与史事之间，本来存在受时空约束、无限延伸的内在联系，不能把握整体，很难探究具体。畛域自囿之下，分段分类的研究，在解

    读材料、条贯史事方面，由于不能清晰了解把握史料边际，未免有几分

    盲目，研究者心中无数，不知向何处下手，也不知何时可以出手。谨慎

    者束手，胆大者妄为，琐碎化与随意性相反相成，都在侵蚀晚近史研究

    的整体性。面对汗牛充栋的史料，要想纲举目张，执简御繁，胸中有

    数，放眼读书之外，掌握各种目录索引并由此了解系统，至关重要。而

    使各种资料变得触手可得，对于破除狭隘的局限也是不可忽视的必由之

    路。三 史料的编辑出版与史学的扩展

    解决晚近史料边际模糊的一大障碍，是资料的收藏、出版与利用条

    件，与史料的规模相比，极不相称。目前晚近史料在保存、利用、整

    理、出版等环节，形成难以解脱的连环套，导致史料的收藏单位、出版

    机构以及读者和研究者相互纠结的诸多困扰。

    晚近史料虽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收藏却相当分散，查访、搜

    集、利用极为不便，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同一人的著述、同一种报

    刊、同一人的日记函电，甚至同一本书的不同部分，分别藏于几家乃至

    多家图书馆的情形比比皆是。各图书馆因为这些资料的数量大，内容杂

    乱，很难全面梳理分别，评估把握又缺乏恰当的准则，而且大都够不上

    古籍善本的标准，只能采用一般规则收藏保存。而晚清以来的各类史料

    虽然时间不过百余年甚至不到百年，因为普遍改用机器造纸印刷，可以

    存放的时间远不及古籍，加以保管条件相对较差，阅读者又较多，磨

    损、霉变、虫蛀、松脆等情况相当严重。对此，不少图书馆采取收费、限制借阅甚至禁止借阅等措施，但是一来不准翻阅未必能够收到保护文

    献的效果，甚至反而会加速损坏的进程。某省图书馆清代文献的大范围

    毁损，要因之一，即不准查阅，须知过去藏书楼还要定期专门雇人翻

    书。二来晚近史与今人关系密切，研究和关注者日益增多，限制措施加

    剧了图书馆与社会公众及研究者的矛盾，使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随

    着纳税人意识的不断增强，至少对于公立图书馆的压力还会进一步加

    大。长此以往，公共图书馆方面收藏保存与借阅服务的两难局面势将日

    趋严重。

    研究者同样面临两难，史料量大、分散、杂乱，使得学人或过度依

    赖资料，或全然不受资料约束。一方面，学人因为条件限制，掌握资料

    的难易程度相去甚远，实际上处于不对等状态，坐拥书城者可以足不出户，而选题的范围相当宽广，否则四处奔波，选题还须严格限定。龟缩

    于一地一人，虽然可以扬长避短，但也难免舍本逐末，长此以往，还会

    产生以无可奈何为大势所趋的虚幻自大。另一方面，垄断资料导致对资

    料的迷信，由此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所谓灯下黑，身边易见的书不看，一味查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

    般书中，旧材料不熟，不能适当解读新材料；二是只看自己拥有的秘

    笈，不与其他相关资料相互参证，研究某人即以某人所见所知为全部事

    实，甚至以其是非为是非，结果尽信书不如无书。而在专题研究之下，材料的限制使得一项研究很难被重新验证，研究者敢于断章取义，强材

    料以就我。如今日的考古界，能够接触实物者水准有限，解读运用，错

    误百出，而高手则苦于无法接触相关文物，尽管疑窦丛生，可以提出反

    证，却难以正面立论。于是，因为史料不能完整平等公开地提供给所有

    的研究者，使得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

    断加剧。同时，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或者则干脆不顾史料，以举例为

    归纳，以断章取义得来的只言片语为论据，凿空逞臆，轻率立论，无知

    者无畏，完全不顾是否能够贯通史事与材料。

    出版界也遭遇棘手难题。晚近史料的多、散、乱，保存状态的恶化

    和限制性措施的加强，导致整理工作的诸多滞碍，出版也就无从谈起。

    由于不少资料具有唯一性，收藏单位往往向阅读、整理等使用者收取高

    额磨损费，若是作为出版之用，所收底本费和磨损费更是如同天价。出

    版近代史料，卷帙浩繁，投资成本高，销售风险大，再加以高额底本磨

    损费用，不免令人望而却步。如果的确出于保护文献的目的，未可厚

    非。可是有时使用者要求将所有文献复制两份，以便将原本妥善收藏保

    管，今后只借阅复印本，却得不到正面回应，令人怀疑动机是否真诚。

    除了国家财政、法规上确有一些不合理规定的因素外，收藏单位的观念

    严重滞后，当为主因。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并非旧式私家藏书楼，向学

    界和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分内之事，因为其职责只是

    代纳税人管理公共财产。目前照搬古籍整理办法出版近代史料，进度太慢，远远赶不上史料

    毁损的速度，况且近代史料的校勘，至少不比古代文献来得容易。全用

    标点整理的办法，能够胜任的学人大都无暇，目前的评估体系又不鼓

    励，而水准不够，又难免乱来。今人整理点校的各种近代文献，错误随

    处可见。即使行家里手，因为今典本事太多，很难掌握周详，无力面面

    俱到，误读错解也在所难免。在傅斯年等人反对疏通的影响下，本来作

    为史家基础的文献注疏，变成文献学者的专门，又分属文史两科，治史

    者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做专题研究，文献整理的能力大幅度下降。由

    专题研究训练出来的学人，好将个别经验放大，往往喜欢擅改前人用

    字，如清人校勘典籍以及近人治先秦子史之学一般，改订旧文，多任己

    意。[20]

    由于原本难得一见，阅读者即使心中疑惑，也无从比勘正误。

    整理出版者鉴于费力不讨好，只得裹足不前。

    根据现况实情，首要应当考虑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地大规模照

    原样出版近代史料，以实现保存与使用的双赢。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在

    国家的统一组织和协调布局下，调动各级政府和收藏、研究、出版各方

    面的人力物力，以适当形式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分工合作，有计划按步

    骤地有序进行。如果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由兼通各面的适当人选主持

    其事，将是较为完善同时也是最为合理节省的途径。但从目前情况看，各方面的认识差距较大，短期内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在细分化的格局

    之下，图书、档案、出版、学术等部门关于整理出版史料的观念态度做

    法各不相同，学术界的不同学科甚至不同研究时段之间也是意见分歧，极少能够统合全局、兼顾各方的通人，而各执己见往往不过画地为牢的

    所谓行规。其实，分的眼光只是后来认识的局限，并非天经地义的道

    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窃以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唯有以收藏机构为单

    位，大规模分类影印出版，才能多快好省地逐步实现。具体办法为：

    (1)优先与愿意开放并提供底本的史料收藏单位(包括私人藏

    家)合作，作为示范。目前图书馆和档案馆对于大规模出版历史资料的意见不一，《清代稿钞本》的出版，首先即得益于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

    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开明，他们相信图书乃天下公器的公理，以现代图书

    馆的理念和完全开放的态度，愿将所有馆藏贡献于海内外同好和社会公

    众。在其带动下，广东省内其他图书馆也有意效法。

    (2)精选底本。学人与藏家选书的标准历来有别，大规模出版近

    代文献，取舍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内容和研究需求，以及存世的多少，兼

    顾版本。办法为：优先收录日记、函电、文集等未刊稿本钞本，其次为

    孤本珍本，再次为内容、版式等有异的刻本。

    (3)借鉴台湾沈云龙编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法，有整体设

    想，而不强求整齐，以来源的难易定实施的先后程序。根据愿意提供底

    本的单位或个人的收藏情况，相对集中，原来分列的个人诗文集合并，同类文献则汇集编排。报刊或分时段，或依类型(据形式或内容)。

    (4)原版影印。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最正确，最有效，目前文献整

    理出版要求校勘标点，而晚近史料过于庞杂，内容纷繁，又缺乏能够胜

    任整理之责者，因而整理的速度远不及资料毁损的速度，而整理的效果

    则未见理想。原版影印，可以在最短期限内大批复制，并保证不走样。

    待到多数学人能够直接接触相关史料，然后从容从事精加工，不仅进行

    较为便利，而且有随时验证的可能。

    这样做或许与现行古籍整理的原则标准不尽一致。如果上古、中

    古、近代史料遗存的多寡会影响各领域史学研究的重心办法的差异，则

    近代史料的整理出版也不应削足适履，强求与古代一律。

    晚近史料要探明边际，目录编辑至关重要，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编

    目，尤其不能满足于依据各种分别的编目而做的集合目录。名录之外，最好还有篇目，以便把握文献的内容大要，逐渐明晰条理系统。目前最

    大的难题，当在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往往不完整，报刊部分最为突出。近代报刊的发行渠道开始大都不稳定，印数很难确定，一旦畅销而致脱

    销，很快会出再版本，有时甚至连续三版四版，而首版与再版的版式、序号、广告、插页等，常常有所变动。首版本一般不易得或难得其全，如果强求一致，则大都无法操作或事倍功半。稿钞本甚至刊本也有类似

    情况。如陈澧稿钞本的来龙去脉以及各家的收藏详情，众说纷纭，莫衷

    一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分散在境内外若干家图书馆，而各家对于

    出版一事的意愿差距较大，或限制太严，或索价过高，只能望洋兴叹。

    目前的权宜之计，只有暂时将就兼用不同版本，以待方便之时陆续增

    补。有的书刊藏本太少，不仅版式难期一律，连退而求其次的将就兼

    用，也遭遇重重障碍，不易凑齐。如此，与其束之高阁，不如因陋就

    简，将来条件成熟，再渐次补齐。这样做自然不会是上佳之策，却不失

    为情非得已的可行之道。

    总之，在目前情势下，如果强求近代史料的完整，并且非要统一规

    划才能大规模出版，则此项事业或许只能留有以待。如果先将愿意公诸

    同好的藏本刊出，一则可以推动其他公私各藏家，因为虽然有些机构收

    藏较多，既非完璧，亦非独有，尤其是刊本部分，割据封闭则奇货可

    居，各家尽出，则垄断不复存在，资源优势逐渐降低，态度势必发生变

    化。随着各家收藏单位出版意愿的增强，出版成本会相应下降，陆续仿

    效，终成完璧之时指日可待。二则有助于研究，只要有一家藏本在手，即使其他几家未刊，学人也便于阅读时逐一比勘，以免雾里看花，循环

    反复。如果因为悬的过高(且往往片面)而举步维艰，无异于因噎废

    食，恰如近代政府追求国民教育的高标准，结果反而使得大批贫民子弟

    无书可读，岂非本末倒置。

    或者担心未经任何整理，读者无法使用。这样的担心可谓杞人忧

    天。沈云龙所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陆续汇集在台湾及海外所

    能找到的有清以来各类史料，影印出版，尽管只占相关时期文献总和的

    很小部分，而且未做任何导读解说，却可能是目前全世界包括大陆在内，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学人使用的最普遍的资料汇辑。如果连这样的资

    料也无法解读，可以说根本不具备下手研究的基本素质。尤其值得指出

    的是，正因为体例上没有编排的限定，只有本子的取舍，反而提供了较

    为广阔的研究空间，而不会造成框缚。比较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

    代史资料丛刊》，尽管编辑方针确定对史料不加分析判断，但依照时间

    顺序分为12个专题，并有归类，等于建立起一套体系框架。况且，即使

    诸如此类编辑整理的资料，也不可能扫除所有的阅读障碍，反而可能在

    文字的细节上出现不少加工错误，在体例的编排上形成既定的视野导

    向，约束甚至误导读者。近年来各种资料文献的导读，固然不乏佳作，可以指点迷津，但也有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伪劣，误导众生，贻害无

    穷。

    傅斯年认为，史料越生越好，以免将后来的主观强加于人，不仅误

    读错解当时的人事，而且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用一定的框架来局限，反而

    缩小减少其应有的内涵和价值。此说固然有抹杀一切前人的主观，将书

    仅仅当作材料的偏蔽，忽略了包括撰述者在内的前人的主观，也是历史

    真实的一部分，只是其真实性不一定相对于所记录的史事，而是记录的

    态度。但是正如考古发掘一样，以今日的认识能力与技术手段，大量的

    重要信息在发掘过程中势必遭受破坏，甚至永远消失，尽一切可能最大

    限度地保持原样，才是最理想的方式。沈云龙所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

    刊》辑录的资料，限于条件，已经竭尽所能，不过百分之一，还是能够

    嘉惠世界学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晚近史料的出版，应以所能提供

    文献的数量、版本、内容、保真程度为据，尽可能有利于相关领域研究

    的进行，不宜拘泥于用一般古籍整理的标准和办法来衡量裁夺。

    晚近史料的出版，影响不仅限于学术研究。一般而言，现代化进程

    的开始阶段着重于追赶他人，目的是使自己变成他者，达到一定的阶段

    后，则希望重寻自我，想知道我何以与众不同、我何以是我。这样的重

    新定位，无疑必须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入手，并且比较其他，尤其侧重于自我认识。在相应的历史阶段，日本、韩国都曾将近代史料大规模重新

    印制。同时，在此阶段，人力、成本等各方面条件均处于支撑此项事业

    的较佳优化状态，一旦坐失良机，就只能徒叹奈何。所谓机不可失时不

    再来，中国大规模整理出版近代史料，正其时也。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四大发明中的两项，即造纸和印刷术，与文献

    密切相关。中国的古代典籍在世界堪称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可是与近

    代史料相比，不过九牛一毛。四库全书收书3000余种，已经是最大规

    模。而各类近代文献的任何一项，就数量而言，已经超过古代文献的总

    和。一方面，尽管近代工业发展，制纸业突飞猛进，印刷的规模大幅度

    扩张，就保存时间的长短而论，近代机器纸远不如古代手工纸，目前用

    机制纸印刷的各类文献几乎都已到了保存的临界点。另一方面，晚近文

    献一般尚未提到古籍保护的层级，整理办法又基本沿用古籍整理出版的

    规则。照现在毁损的程度与速度，用不了多久，许多重要史料将像地球

    上的生物物种那样永远消失。继续按照目前文献的编辑整理出版这样个

    别进行，不仅顾此失彼，而且缓不济急。当务之急，应是多快好省地有

    计划大规模原样影印出版，优先解决保存与使用的两难问题，既让更多

    的学人比较便利地看到所有原本，可以从容进行深度整理，又能进一步

    加强保护措施，减少人为因素的破坏，化弊为利，两全其美。

    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收藏与保存、整理

    与出版的两难，还将对晚近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以往因为史料的边

    际模糊，捉摸不定，搜集不易，出版又遥遥无期，可遇不可求，研究者

    看不到各家藏本，一方面难以把握材料与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无从下

    手研究，不得不辗转求证，人云亦云，另一方面又急于解释，于是只好

    借助外来理论，将材料与史事的时空联系完全抽离，填入既定的框架。

    正是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与边际的不确定，使得外来后出的系统大行其

    道，任意条理解释，而难以验证。多快好省地出版近代史料，将有效地

    改变这种状况。或者担心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海外学人财力十足，如鱼得水，实

    则恰好相反，大量原生态史料的问世，断章取义者当然有所顾忌，严谨

    学人也难免临歧裹足。面对庞大史料，学人或许会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凭借少量秘笈或借鉴别科陈说猎奇构思而随意立论的做法或许将有所收

    敛。随着晚近史料的大量出版，史料的边际日渐清晰，将推动学人逐渐

    把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当然，那时能否读得完又会成为难堪重

    压，继续考验学人的智力和体力。

    总之，晚近史料的种类与数量大幅度扩张，规模大大超过历代文献

    的总和。而搜集阅读之难，逾于古史，史料的保存状况之劣，也在古籍

    之上。在史料不可能竭泽而渔，甚至难以把握边际的情况下，学人或分

    门别类，缩短战线，或随意比附，看朱成碧。前者畛域自囿，后者隔义

    附会，使得晚近历史的整体性逐渐流失，盲目性不断增大。治史须先因

    后创，由博返约，先识大体，胸有成竹，才能庖丁解牛，以免盲人摸

    象，坐井观天，甚至指鹿为马。要想改变晚近史料收藏与利用的两难，恢复史学应有的整体性，当务之急，必须解开收藏、学术、出版各界相

    互制约的连环套，多快好省地大规模出版晚近各类文献资料，使得研究

    者处于大体平等的资料条件基础之上，促使学人将重心由看得到转向读

    得懂，由借助外力条理史事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内在联系，并且因缘史

    料的繁多，探究进一步处理史料与史学复杂关系的良法，从而化弊为

    利，改善提升晚近史研究的格局与水准，使晚近史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

    上超越古史。

    [1] 参见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总序》，戴逸著，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涓

    水集》，北京出版社，2009，第472页；辛得勇《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中国图书评

    论》2005年第8期；蒋寅《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清人别集总目〉评介》，《中

    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3期。

    [2] 参见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第四章“档案史料”；邹爱莲《清代档

    案与清史纂修》，《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3] 史和、姚福中、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前言”，第

    1页。

    [4]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第422页。

    [5] 陈守实：《学术日录[选载]·记梁启超、陈寅恪诸师事》，《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第1

    辑，第422页。

    [6] 王钟翰：《陈寅恪先生杂忆》，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

    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第52页。

    [7] 《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2页。

    [8] 王绍曾：《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前言》，《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上)，中华书局，2000，第22页。

    [9] 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全国图书联合目录编辑组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

    目录(增订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Q2页。

    [10] 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主编《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补充本)》，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第1页。

    [11]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557页。

    [12]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三联书店，1995，第28页。

    [13] 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187页。

    [14] 参见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634～

    638页。

    [15]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37、91页。

    [16]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第6页。

    [17] 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9～280页。朱自清记：1933年2月13日

    浦江清与之论著述，“以为只总结帐及划时代之作为价值，述古多而创新少即不足论。冯芝生哲

    学史，渠意当属此类”。又3月4日记：陈寅恪论哲学史，“以为汉魏晋一段甚难”。(朱乔森编

    《朱自清全集·日记编》第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196、202页)浦江清所说，显然是

    陈寅恪的意见。

    [18]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9～270页。

    [19] 《史学方法导论》，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第

    341页。

    [20] 《刘叔雅庄子补正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8页。第三章 治史的贯通与滞碍

    史学为一整体性的学问，应在全面观照之下研究具体。所以读完书

    再做学问，乃取法乎上的治学之路。所谓通识，应是贯通融通之通，通

    透通达之通。若以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的横通为通，则势必南辕北辙。

    中国近现代史材料多，史事繁，本来要求学人的功力更强，才有可能求

    通，可是相关研究的起步较晚，为了因应时势的迫切需求，结论又过

    快，史料史事大都未经认真梳理，学人的训练不足，取径又不免褊狭，往往由专业学习直接进入专题研究，很少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其所谓

    宏观，大多教科书式的泛论，或格义舶来的范式，看似笼罩，实则隔

    膜。

    如今大学教学和学界治学的取法途径，每每与应有之道相离相悖，主要问题显然并不在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是似有越来越不会做史

    学，所获也越来越不像历史的趋向。长此以往，当年章太炎、张尔田等

    人“真学问必不能于学校中求，真著述亦必不能于杂志中求”[1]

    的预言，终将不幸而言中。在体制和导向变更之前，要想根本改变这种出货而不

    出人，结果所出之货大都难免劣质的状况，似无可能，况且并非人人可

    以达到贯通的境界。不过，任何环境条件下，都有高下优劣之别，而芸

    芸众生中间，总有读书种子。为来者计，回到起点，可能是解决问题的

    最好途径。而卑之无甚高论的老生常谈，或不无温故而知新的作用。只

    是越基本的规则把握和做到越有难度，与畏难的人之常情适相反对。于

    是呈现一种怪相，超越成了趋易避难的遁词，做不了史学于是便一言以

    蔽之曰旧而改弦易辙追求自以为是的新史学。然而，最新最美的图画固

    然可以画在一张白纸上，却不能任由全外行随意涂鸦，而美其名曰后现代。讲求治史的基本，或有正本清源以致大道之效。一 治史不宜归纳，而要贯通

    受“科学”即是分科治学以及社会科学泛化的误导影响，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因为，其一，历史事件均为单体，绝无可能重复发生两件完全相同的史事，有的看似

    相近甚至相同，其实千差万别，所谓形似而实不同，除非削足适履，无

    法归纳。受欧洲基督教神学一元化观念及进化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和社

    会科学求同取向的影响，以为讲究规律是排列近似性，实为一大误解。

    其二，所有个别事件相互之间存在着无限延伸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历史的规律，即体现于史事的无限联系之中。而历史记录多为片断，拼

    合联缀，讲究由时间空间规定的相关性。史料越多，可以重现的相关联

    系的可能性越是复杂。不仅正确的指向可以征实，错误的联结有时也居

    然可证。

    其三，史事已经发生，不可改变，但发生过的史事须由当事者的相

    关记述来探求，或者分别称之为第一历史和第二历史。照此推衍，依据

    相关记载追求史事本相所得著述，实为第三历史。无论怎样详尽的记

    述，也不可能完整地覆盖全部史事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而且当事者利害

    各异，立场有别，所记的罗生门现象相当普遍。由此衍生出层累叠加的

    史书，实事往往无直接证据，可以征实的部分又相对简单，其余则只能

    近真。而近真使得一事多解的情形常常发生，好疑者误以为尽是有意作

    伪，善读者则从伪书中可见真材料。

    有鉴于上述，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的史学着重见异，有

    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

    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因此，治史最要

    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为长编考异，即按时空顺序比较不同的材料，以求史事的生成衍化及其内在联系。此法随着研究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

    万变不离其宗，基本的做法一脉相承。在此之上，可以千变万化，在此

    之下，主要还是如何入门的问题。

    治史不宜归纳，本来不过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

    1935年傅斯年所写《闲谈历史教科书》对此就有详尽论说：

    算学与物理科学是可以拿大原则概括无限的引申事实的。这个凭

    藉，在地质、生物各种科学已难，在历史几不适用……物质科学只和百

    来种元素办交涉，社会科学乃须和无限数的元素办交涉，算学家解决不

    了三体问题，难道治史学者能解决三十体？若史学家不安于此一个庞氏

    所谓“天命”，而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

    家言不是客观知识了。在一人著书时，作史论，成一家言，本无不可，然而写起历史教科书来，若这样办，却是大罪过，因为这是以“我”替代

    史实了。物质科学中，设立一个命题，可以概括无限度的引申命题……

    大约有三个领导的原则。第一项，列定概括命题，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

    题与无限的事实。第二项，举切近于读者的例，以喻命题之意义。第三

    项，在应用上着想。这些情形，一想到历史教科书上，几乎全不适用。

    第一项固不必说，历史学中没有这东西。第二项也不相干，历史上件件

    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第三项，历史知识之应用，也是和物

    质知识之应用全然不同的。

    没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动只得一个个、一件件叙说。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谈不定的。

    因果二词，既非近代物理学所用，亦不适用于任何客观事实之解

    释，其由来本自神学思想出。现在用此一名词，只当作一个“方便名

    词”，叙说先后关系而已，并无深意。[2]

    1942年10月11日，傅斯年复函好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吴景超，有的放矢地强调：

    历史上事，无全同者，为了解之，须从其演化看去，史学之作用正

    在此。如以横切面看之，何贵乎有史学？[3]

    史学是天然的比较研究，一般平行比较研究者，每每喜欢求同，落

    入穿凿附会的俗套。而史学的比较研究，因缘事实联系，更加着重于见

    异。这并非排斥规律，历史事实均为特殊、个别，不等于没有联系，只

    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原理来强求史料与史实的类似并由相似

    性加以连贯。历史规律，恰在于个别事实依照时空顺序彼此联系的无限

    延伸之中。

    近代学人当中，梁启超最好讲归纳法。自清季以来，因缘崇尚科学

    与西方的时势，阴差阳错地将日本明治思想家翻译逻辑方法之一的归纳

    法误认为是科学方法，不仅一直将归纳法当成近代西洋科学方法的核

    心，而且判定清代考据学所长亦在于善用归纳法，所以清学也具有某种

    程度的科学性。至于另一主要逻辑方法演绎法，虽然间有学人在论述科

    学方法时提及，实际上鲜有看成科学方法的实例。不仅如此，出国留学

    前的傅斯年还将清代与宋明的学问视为针锋相对，其中一项便是宋明的

    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截

    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4]

    傅并且将朴学对宋学开

    衅，等同欧洲科学家对中世纪造反，实际上将演绎法排斥于科学方法之

    外。

    可是梁启超到了1923年写《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态度

    变化。他自我反省，首先即讨论“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

    何”，虽然仍将归纳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代表，但是对于是否适用于史

    学，却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说：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来。我们要建设

    新史学，自然也离不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

    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但我们须

    知道，这种研究法的效率是有限制的。简单说，整理史料要用归纳法，自然毫无疑义。若说用归纳法就能知道“历史其物”，这却太不成问题

    了。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

    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

    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趟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这又为什么呢？因为史迹是人类自

    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所以史家的工

    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倘若把许多史迹相异的属

    性剔去，专抽出那相同的属性，结果便将史的精魂剥夺净尽了。因此我

    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

    然则把许多“不共相”堆叠起来，怎么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学问。我们常

    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

    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这是历史哲学里头的最大关

    键，我现在还没有研究成熟，等将来再发表意见罢。[5]

    由此可见，这时的梁启超，已经根本怀疑历史的“不共相”可以因果

    律来求。

    梁启超的转变，缘于他读了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主要代表李凯

    尔特(Heinrich Rickert)的著作，受自由意志论的影响。从来好以今日

    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梁启超，这一次的转变也未必周知详情且深思熟

    虑。史学不宜用归纳法求同，并非自由意志论者的独见，而整理史料同

    样不宜归纳，历史的整体性更不应由直觉得来。梁启超想不清楚的问

    题，循着历史哲学之道，大概永远不可能研究成熟，更寻觅不到适当的

    答案。反倒是后来傅斯年由比较不同史料而近真并得其头绪的认识，将

    求真与寻求史事普遍的内在联系有机结合，远胜于梁启超的看法。[6]

    杨联陞认为钱锺书所著《管锥编》若在见异处再多着笔，可能更富于启

    发，即基于人事不会完全重合的史家之见。

    傅斯年、梁启超的说法在倡导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学人看来或许难以

    接受。清季以来，由于存在以社会科学为科学的误解，不仅许多史家曾

    经受过社会科学的影响，整个史学研究也有社会科学化与日俱增之势。

    戊戌时因《时务报》等事一度与梁启超反目成仇的章太炎，1902年因为

    读各种社会学书而欲重修《中国通志》，即不惜捐弃前嫌，引抱有相同

    志趣的梁启超为同道。其所订计划，除以纪传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之

    外，就是以典志“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将“心理、社会、宗

    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7]

    而清季担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的陈

    黻宸认为：“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

    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

    与兴史学。”而“古中国学者之知此罕矣”。“故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

    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

    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

    也。是固不可与不解科学者道矣。盖史一科学也，而史学者又合一切科

    学而自为一科者也。”[8]

    后来唐德刚还指胡适其实不懂科学就是社会科

    学，所以方法只是符合科学而并非科学，整理国故因而不能得法。[9]

    不过，虽然历史上一切人事均为单体，却并非所有的单体均有足够

    的记述呈现其单体性及其相互关系，如果一概强求个别人事的比较联

    系，一般社会成员势必成为无声的群体，难以在史学领域得到应有的呈

    现。尤其是随着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关注层面的下移，社会科学之于

    史学的作用与日俱增。限于材料，群体的历史以类像方式进行处理，有

    其不得不然的苦衷或道理。只是但凡归类，都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