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Digital Lab简介

    导论 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

    为何选择《纽约时报》？

    即时：《纽约时报》及其他

    互动：《纽约时报》及其他

    参与：《纽约时报》及其他

    新闻惯例和价值观：从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

    本书的提纲

    第一章 背景：关于新闻业的新闻——2010年的《纽约时报》

    新闻的黑暗时代和创新契机

    《纽约时报》的现状

    《纽约时报》网络版简史

    第二章 《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

    2010年1月21日 格雷厄姆·鲍利，财经记者

    2010年2月11日 安德鲁·马丁，财经新闻记者

    2010年1月27日 尼克·比尔顿，Bits的首席技术博主

    总结：《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第三章 即时的讽刺意味

    对报纸的执迷

    揭开纸质版之谜

    理解头版的即时性

    商业新闻与报纸的生产周期

    为版面位置而奋斗

    首页背后：在线工作节奏

    首页的工作节奏：白天

    纸质版与网络版在网络新闻生产中的交会

    商业版的线上工作节奏

    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工作流程

    第四章 即时：到何种程度？

    《纽约时报》的新口号？

    “第二天的新闻”

    频繁更新中的流失

    数字时代的竞争

    网络优先，独家新闻怎么做？

    数字世界的即时性、网络版和纸质版

    第五章 互动：定义、涉及对象和原因采取互动的现实原因

    关于互动

    《纽约时报》的视频制作

    互动新闻、多媒体团队与网页制作人

    有互动意愿的人

    TimesCast，一个小实验

    多媒体是病毒？

    多媒体会议：力争控制好进度

    赞赏

    让互动进入传统媒体

    互动在网络新闻中的出现

    第六章 参与、品牌推广及《纽约时报》的新面貌

    赚谁的钱？

    让记者去处理？

    新闻编辑室在参与方面的新实践

    让参与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不花时间，就不能发声？

    道德顾虑

    对参与做个综述第七章 未来会怎样？

    拥抱变化：《纽约时报》的优势

    这些价值观为什么重要

    什么没变？

    什么变了？

    预测未来

    第八章 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Digital Lab简介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

    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

    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导论 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新大楼和与之同名的时报广场隔着几个街区，坐落于第八大道的

    40街、41街之间，是出自意大利设计师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之手的一幢52

    层建筑。大楼底层是《纽约时报》的多功能大厅，可对外出租作为活动场地，也用

    于举办《纽约时报》的“时代对话”[1]

    活动。生活在纽约的人有机会在这里见到他

    们喜爱的《时报》评论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扬基队球员。据大楼租赁办公室

    介绍，这是美国第一幢“整体装饰陶瓷幕墙的高层建筑”[2]

    ，平滑如玻璃的建筑外

    墙拥有感光百叶窗系统，会根据光线强弱或云层厚薄自动开合。但很快楼内工作人

    员就对这神奇的系统失去了新鲜感，当百叶窗叶片的开合发出声响时，他们不得不

    学着仰头查看叶片的摆动，然后迅速将其重新调到自己想要的位置。

    相比之下，1913年建成的、位于西区43街的老办公楼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老楼

    隐身于人声鼎沸的时报广场后面的一条街上，这幢阴沉的、窗户稀疏的灰色石头大

    厦，是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口中的“工厂”。正因如此，《纽约时报》在美国新

    闻界被称为“灰妇人”(Gray Lady)。尽管《纽约时报》新址是为迎接数字化时

    代的到来而建，但对待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受众却是不偏不倚的。穿过大楼，你

    会发现自己正好站在纽约港务局和时报广场地铁站之间。记者们无论是在位于大楼

    14层的餐厅吃午餐，还是信步走来远眺窗外，整个纽约的无尽喧嚣都会一览无余。

    新大楼象征着一系列承诺和愿景：《纽约时报》在此开启了全面整合的网络新

    闻编辑室时代，并成了一座象征新闻创新实践的、闪闪发光的玻璃灯塔，是纽约天

    际线上的标志性建筑，更意味着它在实现远大抱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的挑

    战。

    这座新大楼似乎在努力使自己能承载这些愿景。大楼的三个出入口上方都悬挂

    着代表数十年报业传奇的《纽约时报》标志，每个标志的字样都异常醒目，引得众

    多游客在此驻足留影。但是，这些出入口并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每一个都对公众开

    放，游客可以到光线充足的大厅欣赏公共艺术作品，还可参观玻璃天顶。但若想乘电梯进入楼内的新闻编辑室，保安人员就会过来拦阻。可以说，从玻璃墙、开放空

    间到新闻编辑室的内部设计都标志了全新的数字化新闻时代的到来。

    《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连通二、三、四楼，由红色台阶相连，四楼的人可以

    直接看到二、三楼的工作情况。最重要的岗位都安排在三楼，在此，对当天纸质版

    新闻最重要的内容拍板的人的座位被刻意安排在负责网络新闻的人旁边，后者时时

    刻刻都在筛选和决定什么新闻能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至于高管，像执行主编

    和两位管理编辑[3]

    ，他们的座位挨着网站最重要的两位员工。

    位于新闻编辑室中央的几个小隔间是制作首页新闻和网络运营的核心地带，这

    些小隔间的隔断并不高，以便工作组之间互相沟通。在这个区域工作的主要是不间

    断新闻部[4]

    的编辑、国内新闻首页和全球新闻首页的编辑，还有网站的图片编辑。

    网络运营部门被认为是新闻编辑室的核心，其位置离大人物很近也体现出了这一

    点，正是这些大人物在决定整个新闻编辑室的编辑策略。

    然而，这样的位置安排和布局并不意味着人们真的会相互交流。根据我在新闻

    编辑室五个月的观察，我发现执行主编和管理编辑只专注于决定什么能上纸质版新

    闻的头版，并不过问网站首页编辑的工作，至少以一天的工作来看是这样的，然而

    每月3000万人次访问量的网络版仅由一位网页制作人负责。

    新闻编辑室的人对于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互不干涉”——其实是对双方缺

    少互动的委婉说法——是这么表述的：“这些人能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具备优秀

    的新闻判断力、出色的文字编辑能力，能迅速完成工作且极少出错。”[5]

    而纸质版和网络版之间的关系也夹杂着矛盾：数字时代的《纽约时报》网络新

    闻工作的新现实，与传统报纸每日发行的特点并不适应。一方面，《纽约时报》

    1996年才创建了自己的网站，这在其160多年的历史上可谓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

    报纸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并为整个企业赢得重要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传

    统”的纸媒记者其实也为网站写作，事实上，他们的文章几乎最终都会出现在网站

    上。他们习惯在写突发新闻的时候加入事态的最新进展，发到网上的长篇专题报道

    也常常配上了多媒体元素。高级编辑在发给新闻编辑室和公众的邮件里也习以为常

    地称《纽约时报》网站是新闻编辑室的未来。

    2010年，《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纸质版和网络版的关系。在现如今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全天候新闻环境中，《纽约时报》不仅要迅速在网上制

    作和发布一波新闻，也希望仍能占据新闻界的主导地位并拥有盖棺定论的话语权。

    此外，这份报纸也跟上了力图建立多媒体和交互式图形的时代潮流，它们都是新闻

    报道的新形式，能吸引读者留在网页上，更是提高点击率进而增加经济收益的又一

    途径。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盛行，《纽约时报》打算好好利用这一势头，记者们却

    在争论这会不会增加其工作量(或职责)。而摆在《纽约时报》及其新闻工作者面

    前的问题，与经济压力、专业实践的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出现的新情况息息相关：当

    简单地把文字粘贴到网上已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时，《纽约时报》该如何为网络制

    作新闻？该如何来定义新时代的新闻制作流程和价值？

    事实上，这家全国顶尖媒体机构在2010年给出的答案，颇有点像拉斯维加斯赌

    场里的自助餐，编辑、执行主编和记者都在努力让《纽约时报》能满足所有人的所

    有要求。纸质版仍继续决定着工作流程的轻重缓急，但网站要不断更新，记者无论

    如何都会在截稿时间前写出稿子来。网站将充斥各种互动内容和多媒体内容，报纸

    也会积极学习社交媒体的策略。但是，一位记者告诉我：“我们不能总是这样，既

    要写博客，又要做视频，还要为纸质版写稿。我们不可能件件事情都玩得转。”另

    一位记者兼编辑苏珊·埃杰利(Susan Edgerley)对我说：“我们会在这个数字化

    时代获得成功，因为《纽约时报》总喜欢做到最好，每件事上都是这样。”[6]

    由此

    可见《纽约时报》的内部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矛盾：新闻工作者实际所能做到的，与机构对网络版的殷切期望(希望能像纸质版一样做到最好)之间是有着巨大差距

    的。尽管此刻看来，本书所讨论的内容相对于新闻编辑室不断发生的变化而言，已

    是过去时了，但本书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立足点，回顾2010年的《纽约时报》及其

    所发生的事，在其昔日传奇和远大前景之间选取一个时刻来进行考察。当时，《纽

    约时报》无疑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而且拥有新闻阅读量最大的网站。从

    统计数据来看，新闻编辑室是这样的，但实际上其内部是另一番景象——一家机构

    及其新闻工作者正在适应数字化带来的变革。

    本书旨在从内部视角向读者展示《纽约时报》，以此反映新闻工作者是如何依

    据新兴的网络新闻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来平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内容

    生产所带来的挑战的。它们来自我在2010年1月至6月间对新闻编辑室(主要是待在

    商业版)长达五个月、总计超过700小时的实地观察。从中，你将看到新闻工作者是

    如何在一个随需应变的即时新闻环境中工作、应对挑战的，又是如何处理工作惯例

    以便适应不断向一个渴望新鲜内容的网站供应素材的压力的。你还会看到，在遇到对互动内容——从视频到在线图形——的新需求时，记者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此

    外，本书还记录了记者是如何看待(或者不考虑)一个活跃的受众能够对信息进行

    反馈并生产内容这件事的，在这方面，幸亏有了社交媒体。在新闻编辑室，我看到

    了网络新闻工作的三种核心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如何作为矛盾和变

    化的基点应运而生的，那么在本书中，我将就《纽约时报》如何处理这三种价值观

    进行分析和叙述。

    我的主要观点是：网络新闻世界有了引导新闻工作的新价值观。新闻工作者必

    须考虑如何适应一个全天候的新闻环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互动式参与的社会环

    境的需求，如何适应一个一家媒体对大众传播的模式已被颠覆的世界的需求。其结

    果是对新闻工作惯例的改革，尽管此举存在争议，但它使新的新闻价值观得以形

    成，即即时、互动和参与。相应地，这些价值观也正在调整新闻工作和专业实践。

    应该说，旧的新闻价值观依然存在，会从工作惯例和内外部的力量之中反映出来。

    比如，客观性原则仍是一种战略性仪式，一种可以自夸的专业愿景。但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如今正在调整他们融入自己工作流程和职业理想的方式，以便在一个完

    全不同于过去的环境里工作。

    因此，各位将会从本书中看到，当一线的人们还在厘清各种令人费解的问题

    时，新闻工作者已经陷入了传统和变革的夹缝中。“灰妇人”外表看起来很严肃，殊不知在其内部，记者们正在为自己的稿子能够成为每天最重要的五个报道之一，并且站上头版、出现在全球新闻网站领头羊——《纽约时报》的首页而奋战。也就

    是说，记者们在努力接受新的工作指令：必须在获得登上纸质版头版的荣耀的同时

    拿出新内容放到网上，必须使网站能满足那些想探索文字之外的故事的用户，必须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接触更多的读者。这些“必须”，不管记者喜欢与否都已经成为

    现实，这些新兴的价值观正在调整新闻实践，并为《纽约时报》的新闻工作设置新

    标准。这些价值观是否受欢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否在功能上意味着对新

    闻业的重新定位。在此，我们将通过新闻编辑室工作人员的日常活动，看到对于这

    些新价值观的意义的争论以及这些价值观在新闻编辑室的地位。

    即时、互动、参与这三种价值观源于《纽约时报》业已(或尚未)形成的工作

    惯例，并且这三个专业术语将有助于厘清一些问题，比如优先考虑什么、目的何在

    以及在数字时代组织新闻生产的必要条件。相应地，这三种价值观也构成了本书的

    框架，并帮助我们理解新闻编辑室内部工作机制的核心所在。当新闻工作者试图对什么样的新闻应该报道、应该以何种方式报道形成自己的理解时，他们会接受这些

    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映出了纸质版新闻与网络版新闻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了多媒

    体的动力以及对加入社交媒体的推动。我使用这些术语还有一个原因，即考虑到它

    们符合对网络化数字环境的研究和新闻学术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即时、互动、参与

    为背景，研究2010年的《纽约时报》，还可以与它面对其他新闻编辑室的竞争时所

    遇到的诸多挑战形成对话。不过，在我开始将这些价值观置于《纽约时报》及其新

    闻工作者的语境中进行介绍之前，我会先说明为什么研究《纽约时报》这个特例可

    以为整体的新闻研究提供重要的借鉴。

    为何选择《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美国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新闻机构。自1851年创立以

    来，它已经形成了精英政治讨论的轮廓，提供了来自全美和全世界的反映实质问题

    的报道。一百多年来，尽管它并不是无可指摘，也有许多错漏可以任人评说，但这

    位“灰妇人”的权威依旧不减当年。对于新闻业的未来，人们开过大把的玩笑。有

    人说，新闻业有两条规则：第一，所有关于新闻业的争论都必须参照《纽约时报》

    的说法；第二，任何人一旦对想要改变新闻业的项目进行了投资，都必须停止对

    《纽约时报》的迷信。也有人认为，《纽约时报》正处于数字化变革的阶段，但与

    其说是对整个组织架构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对2010年的新闻节奏的微调。现在看

    来，这个有关新闻业未来的故事已经是过时的记述了，但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个庞大

    机构在新闻业特殊时期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技术和专业的多方压力之下应对新闻

    工作的压力的，因而这种记录自有其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纽约时报》呢？从根本上讲，《纽约时报》是一个

    特殊的机构；它的声望、规模，它在公众印象中的地位，乃至它对自身重要性的认

    知使它做出的向数字时代转型之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其他所有的纸媒相

    比，《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数量最多(迄今已超过100人)，发行人小阿瑟·

    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Jr.)虽然被认为缺乏商业敏

    感，[7]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仍然致力于在家族信托基金内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转。

    尽管《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声称，苏兹伯格家族的第五代会为了公

    司利益而售出这本杂志，[8]

    但正是这种双层股权结构才使苏兹伯格家族掌握住了公

    司的发展方向，并意味着公司暂时不会出现裁员的情况。苏兹伯格把钱花在新闻业上的意愿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使报纸从中获利(比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报道)，但这至少证明了他还在坚持新闻服务大众的理想。

    当然，近年来也不乏与《纽约时报》有关的负面新闻，其中两件丑闻严重损害

    了《纽约时报》的形象。一件是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对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错误报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伊拉克宣战，或者至少推波助

    澜，使布什政府的声明当时成了最热门的新闻话题。[9]

    另一件则发生在此事之前，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炮制了大量假新闻，最终自食其果，在《纽约

    时报》周日版发表了长达1.4万字的致歉信(mea culpa)。[10]

    尽管如此，仍有许

    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纽约时报》是一家令人敬畏的新闻机构，拥有无与伦比的新闻

    权威，并且是决策者、精英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信息来源。

    有关《纽约时报》的大量文章中都将其视为一家机构，其中很多都是描写其高

    层领导和发行人的，声称是他们的远见卓识造就了《纽约时报》。例如，盖伊·特立

    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一书中提

    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质问《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莱斯顿(Reston)以

    为他是谁，竟敢指导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11]

    在《信任》(The Trust)一书

    中，苏珊·E·蒂夫特(Susan E. Tifft)和亚历克斯·S·琼斯(Alex S. Jones)从

    不同视角讲述了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纽约时报》的老板是如何使

    这份报纸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新闻许可的。[12]

    甚至对评论家而言，《纽约时报》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威廉·麦高恩

    (William McGowan)的《灰妇人倒下：〈纽约时报〉的衰落对美国的影响》[13]

    中

    依时间顺序记录了《纽约时报》是如何被公信力问题所困扰的，还有对小报式新闻

    的热衷将会如何破坏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对优质新闻机构的监督机制。[14]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规模、(或更好或更糟的)发行人、声誉以及自我

    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所

    有新闻机构都在面对的，即如何在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中制作新闻并向读者传播。因

    此，可以说，我认为正在影响着《纽约时报》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参与)，如

    今在其他新闻机构也可谓无处不在。但是，鉴于《纽约时报》的社会影响力，其新

    闻工作者适应这些新价值观并将其运用到职业活动的做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在《纽约时报》的语境中，甚至在对整个新闻业的更大范围的探讨和观察的语境中，深入细致地逐一探究这些价值观。

    即时：《纽约时报》及其他

    据我观察，《纽约时报》商业版各种新闻的制作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商业版的

    人员几乎占据了这层楼的半个楼面，差不多有100位记者在此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

    看到记者在为每日出版的报纸写稿，在构思长期报道的系列新闻，在写博客，或者

    在不断更新网站内容。即时性当头，全天候工作的压力似乎并未使记者感到不安。

    2010年1月20日，黛安娜·亨里克斯(Diana B. Henriques)要完成一篇当天截稿

    的有关FBI“死盯”行动[15]

    的重大新闻报道，内容是关于美国大型武器制造企业收

    受贿赂向非洲军阀出售大宗枪支武器的。报道已经定好了要上报纸A1版，因此她可

    以自由自在地花一整天时间来写稿，而不必去管网上的事。然而第二天上午，当一

    位线人打电话询问这篇报道在网页上的什么位置时，亨里克斯自己也费了好大劲才

    找到。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这篇文章早已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新闻和国内

    新闻之下。面对不断涌现出的对最新内容的需求，她的新闻报道成了网站首页上的

    牺牲品。

    另一些记者也完全受制于网络的力量。网站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Mark

    Getzfred)必须时时刻刻坐在电脑前更新网站上的内容，这使得他几乎连晨会都没

    时间参加。他的日子通常都是在这样一种恒定的强度下度过的：从美联社

    (Associated Press)和《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寻找更多更新的、当下正在

    发生的信息来满足网站的巨大需求；他要确保网站的商业新闻频道的内容实时更

    新，即便这意味着他有时甚至要在凌晨去更新一则并不重要的欧洲新闻，或者有关

    美联储的一篇无足轻重的报道。只有到了下午4点，在准备将一组当日要闻群发给

    《纽约时报》的读者时，他才有时间坐下来整理思路，确定一下当天的重要新闻到

    底有哪些。

    在《纽约时报》内部，对于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出现了许多节奏和惯例上的矛

    盾。只要涉及网络，即时性，也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所谓的“新鲜”或“新鲜

    度”(freshness)，就会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因此，在一个崇尚越快越好的

    世界，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总是高度紧张。尽管《纽约时报》一直以不做商品新闻

    (commodity news)或与别人雷同的新闻而自豪，并且致力于提供只有《纽约时

    报》记者能报道的“有附加值的”新闻，但现实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在记者看来，即时也许确实是新闻的一个核心的、典型的价值，不仅现在是，将来也是。学者马克·迪由泽(Mark Deuze)认为：“从新闻业发轫之时起，它就依

    赖于某些形态、原型、主题或惯例，使得新闻实践者能在一个又一个纵横交错的给

    定时间内处理层出不穷的信息量。”[16]

    在悠久的新闻史上一直贯穿着即时性的印

    迹：罗马人和中国汉朝人可以被视为每日新闻的先驱。印刷术出现后，新闻书

    (newsbooks)以及后来的活页册子得以迅速传播，上面记载了诸如地震、发现新

    大陆等重大事件。到了17世纪，欧洲商人已经开始每周出版报纸。即便这样，新闻

    的内容和传播速度都是取决于记者的。一位威尼斯发行人曾抱怨说，他很难跟上每

    周的新闻更新的需求。[17]

    到了近代，记者的工作与即时性更是息息相关。比如，电报发明之后，美联社

    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第一个可靠且迅速的战时通讯社。电话发

    明之后，记者可以将重大新闻内容告知编辑，也可以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与新闻当

    事人取得联系，从而打开了获取信息的潜在渠道，拓展了受众覆盖面。为了保持商

    业运作上的可行性和相关性，新闻形式(及新闻机构)必须适应信息传播的技术变

    革。[18]

    无线电的出现，首次将即时的大众传播带进了千家万户，对1938年慕尼黑危机

    的报道便是最好的例证。那是人们第一次在事发第一时间看到新闻直播，或者说，至少能跟现场记者同步获知新闻的进展。而各大报纸为应对无线电广播的竞争，会

    在全天当中不断发布新闻的多个版本，努力使其与无线电中的新闻有所不同。[19]

    不

    同的新闻截稿时间和不同的版本，有助于报纸之间的竞争，但这种情况最终因为郊

    区之外的报纸配送情况日益复杂而难以为继。事实上，曾经作为持续报道当日新闻

    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晚报，最终都因为晚间新闻播报、各地电视新闻节目的兴起以

    及郊区格局的变化而消亡。

    于是，早报希望凭借两点优势来维持其权威地位，一是数量众多的通讯记者，二是以更长的新闻周期提供更全面的报道。对于报纸而言，即时性(或时效性)具

    有不同意涵：报纸是记录历史和重大新闻事件的地方，并且希望其在报道上拥有的

    权威优势能使其在发布上占据先机。而有线新闻的崛起意味着两点：一是人们对实

    时新闻的需求和渴望，二是有着特殊功能的报纸如今已成为提供有线(电视网)电

    视所无法提供的背景报道及深度报道的一种方式。每种媒介都有各自的截稿时间、目的以及自己的时间观。然而，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重大变革和网络化的信息环境的兴起，这一切都

    随之改变。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一位研究网络时代全球趋势

    的学者认为，高质量的语音通讯技术的出现给信息的交流方式和速度带来了重大变

    革，即时信息的经济价值也更为突出。与这场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包括商业、社会

    生活和政治之类的领域。从理论上讲，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网络化的信息环境，都

    可以随时获取信息。

    那么，这些变化绝对不容小觑：所有新闻机构的截稿时间都变成了“立

    刻”(NOW)!当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有了自己的网站，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自己看起

    来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怎样才能让一家新闻机构发布的内容与其他任何一家新闻

    机构的有所差别？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人们集聚和讨论新闻事件的地方，更

    成为突发新闻的消息来源。因此，概括地说，新闻机构本身如今也已成为网络化信

    息时代中的即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受众对实时新闻的需求，并不是人们想象出来

    的，而是确实对新闻机构的潜在收入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在21世纪初，即时性对于记者而言又增加了新的涵义——如今它将成为

    在线新闻的一个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可以决定和引导新闻实践的价值观，并会在业内和消费者中产生持续的影响。到2010年，在线新闻提速所造成的后果之

    一是记者不断为在线新闻服务，如此一来，新闻工作的过程、失误以及其他一切都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短新闻在准备付印或制作播出前，就被发到了网上，这大大

    缩短了从新闻生产到新闻消费之间的时间。[20]

    无论在线新闻工作者愿意与否，即时都已然成为他们工作态度的一部分了。瑞

    士学者迈克·卡尔森(Michael Karlsson)在研究记者对即时性的看法的一篇论文

    中指出：“与同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点不同的是，我的研究认为，即时是在线新

    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时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特质。”[21]

    在美国新闻界，记

    者对于那种似乎要强加给新闻编辑室的职业价值观是抗拒的。这种挫败感的关键在

    于对新闻权威和新闻自主性的大量讨论——究竟记者有没有能力呈现新闻事件，并

    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还是说新闻报道本身的节奏和受众的无尽需求有损于记者的

    掌控能力。

    在一味追求即时性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人，常被比喻为仓鼠，人们说现在“新

    闻工作就跟仓鼠在转轮上疲于奔命一样”。正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The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迪恩·斯塔克曼(Dean Starkman)所指出的，记者越来越像转轮上的仓鼠，“问题并不在于这个轮子的速度，而在于它不得不为

    动而动。这样的新闻生产为了满足数量而丧失了思想。这是一种新闻恐慌，它缺乏

    约束机制，无力说‘不’”。[22]

    有位编辑说，一味强调多产出新闻，而且要求快上加快，使得“每个人都像到

    处乱窜的老鼠”。[23]

    当然，仓鼠转轮是对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的一种形象比喻，在

    这个时代，速度远比确认事实重要得多，数量也比质量重要得多。美国联邦通讯委

    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四年一次的报告中谈到了即时

    性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它指出，与其说记者在报道高质量的新闻，不如说是在应付

    周而复始的截稿时间。[24]

    斯塔克曼认为，一些新闻编辑室之所以产生“恐慌”，是因为记者的强迫性心

    理——要更快更努力地工作，以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在更短的时间内写出更多的新

    闻报道是有经济回报的：网站访问量的上升，意味着网络广告的价位可以更高。因

    此，相比那些曾经登在头版的大幅报道或调查性报道，新闻编辑室更倾向于奖掖那

    些能提升网络访问量的工作。[25]

    总体而言，相比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不特

    别在乎经济损失，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像斯塔克曼等人所说的，是一种仓鼠式的东奔

    西跑、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这些记者还不得不在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想

    在每日的新闻周期中对自己的工作保有最终决定权及权威性的愿望之间进行协调，后两者是《纽约时报》纸质版的重心。因此，可以说，即时性以一些存在争议的方

    式对《纽约时报》的新闻生产进行引导和激励，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是抢先

    抢鲜报道重要，还是新闻记者的权威性或者新闻质量、长期持续报道重要。

    互动：《纽约时报》及其他

    2010年5月，西威尔·陈(Sewell Chan)正忙于其在《纽约时报》的首个重要

    采访，对象是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事实上，这次采访是陈的

    第一次深度采访，当时伯南克刚刚在年初连任成功。然而，这只是《纽约时报》周

    日版经济人物报道的一部分，除了打磨文字稿，陈还要挖掘各种资料，按时间顺序

    找出伯南克的个人履历，才算完成报道。他甚至找到了伯南克高中和大学的年鉴。

    就这样，传统新闻记者西威尔·陈与网站编辑丹妮尔·贝洛波托斯基(Danielle

    Belopotosky)以及其他同事一起制作了“美联储主席的人生”(A FedChairman's Life)的资料，包括图片(留着难看的八字胡)、重要日期、逸闻趣

    事等与此次采访有关的背景资料。[26]

    对于像西威尔·陈这样的记者，这些纯属分外的

    工作，虽然他自己并不介意，但的确是额外的。而对于贝洛波托斯基来说，这也是

    一项很难在一周内完成的任务。在报道登出后的周一，她才对同事坦陈她已筋疲力

    尽。

    这一尝试意味着新闻编辑室又多出了一项新任务，即今后要专注于互动，包括

    多媒体、交互式图形、照片幻灯片和音频资料等方面的互动。每一个需要精心策划

    的新闻报道都离不开一些人的参与，不仅有为商业版工作的网站编辑，还有来自一

    个更大的工作团队的记者，这个团队拥有更多像编程高手和纪录片专家这样的人

    才。每个想冲击当年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或“特殊项目”)都需要把人们召集起

    来开会，不仅是记者、高级编辑、单独工作的编辑、图片图像部门，还有多媒体、互动、视频部门等。这些人将通力合作，使这个新闻报道以远比纯文字报道更为生

    动的方式呈现在网上。

    从编辑工作的角度来看，互动是一种颇具争议的价值观，能够建构、规范、影

    响新闻工作和记者的角色认知。通常，传统记者明白新闻工作互动的重要性及其价

    值所在，但也对改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心存抵触。除了普利策奖新闻项目，他们对于

    这些“新人”在新闻编辑室做些什么以及网上的互动内容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基本

    上一问三不知。

    在我采访过的基层记者中，无人谈及互动的商业价值，高层管理者却会津津乐

    道。对于新闻编辑室的高层领导和商务人员而言，《纽约时报》的互动新闻[27]

    体现

    的是“参与”(engagement)。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能获得更丰富的新闻阅读体

    验，也愿意在网页上停留更久。而页面停留时间是网页流量统计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可以提供给网络广告商作为提高收费的依据的。

    图片新闻出现在报纸上，最早可追溯到1855年，首次在重大新闻报道中亮相是

    关于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报道。但在网络上，摄影图片的概念却有所

    不同。比如，网上的音频幻灯片[28]

    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听觉体验上，都与传统的

    新闻播放非常不同。网络用户可以自行设置播放的节奏，使声音和图片彼此相得益

    彰。几十年来，报纸新闻也采用信息图[29]

    (infographics)，但在网上有了互动

    图表后，用户便可根据自己选择的节奏获得与其相应的多层次动态图形体验。而多媒体也因此为这种以用户为中心的自主式体验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新闻讲述方式。

    互动对于网络新闻的意义，远不止于《纽约时报》。可以说，互动性早已成为

    人们思考网络新闻内容的重要角度之一。甚至在网络浏览器出现之前，互联网发展

    初期，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就对电子化的新闻出版方式做过这样一

    个假设：

    这会越来越像电子游戏，除了文字，还有光影和声效。使用者一点开，机器就

    会以对话的方式做出回应。可运用于娱乐、管理、日常生活和工作等方面。[30]

    应该说，普尔教授准确地预言了一个包括视频、音频和多媒体内容在内的网络

    世界。

    随着互动成为网络新闻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并体现在

    诸多层面上。全新的新闻形式将会出现，记者将不得不超越纯文字来看待新闻。随

    着《纽约时报》于2005年成立多媒体部门，又于2009年成立互动新闻部，拥有网页

    设计、编程、视频制作和摄影等技能的非传统记者在新闻编辑室将会日益受到重

    视。

    然而互动一词的意涵仍未形成定论。它可以指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体验，也可

    以指用户和电脑之间的互动体验。当我谈及新闻编辑室的互动时，指的是用户和电

    脑之间的互动。对于互动的定义，我想引用埃里克·布西(Erik Bucy)的说法，他

    认为互动是“用户对其选择和展示网站内容——新闻报道的纯文字版、视听文本或

    多媒体文本以及其他形式接合的文本——所做出的决定”[31]。在布西看来，虽然用

    户可能会感觉自己是在参与一种双向交流，但他们可能从未真正地掌控过内容，或

    者通过计算机的在线互动完成一种可见的交流行为。这一点截然不同于从用户到用

    户的交流、真正的内容生产，还有和(潜在的新闻价值观)参与更直接相关的一些

    活动。

    有些学者的观点更注重实际，认为互动是以多媒体属性嵌入的网页设计形式。

    正如网页设计高手杰西·詹姆斯·盖瑞特(Jesse James Garrett)在网络世界注意

    到的，如今互动已成为网页设计和网页创建的核心价值。[32]

    打开任何一本2000年以

    后出版的网页编程或用户界面设计方面的教材，不难发现，用户体验这一概念基本

    上是围绕着向用户提供一种有回应的、可以沉浸其中的环境来设定的，它受到新闻业普遍关心的两个问题的影响：一是向网络用户提供即时资讯，二是尽量使用户留

    在网页上。而记者在谈到互动时，通常指的是“多媒体”。不过，把这种因记者全

    情投入这项工作而产生的规范性价值描述为一种互动，其中不仅包含了新闻报道的

    不断深入和讲故事技巧的日益老练，程序员与人们所称的互动新闻设计师的出现和

    兴起，还有高层对于“参与”(把用户留住)的重视。

    与即时相比，互动所提出的是一套不同的惯例和实践方式。挪威的新闻研究学

    者斯特恩·斯特森(Steen Steensen)指出，互动项目使得新闻编辑室不得不暂停

    其一贯的全天候工作节奏，去专注于一些“更具创造性，甚至更主动的”工作。[33]

    理论上讲，人们是有时间去尝试、摆弄或创造新闻工作的新样式的。不过，人们也

    可以把这些旨在建立互动的空间视为一种进行此类试验的制度化惯例，某种程度上

    是因为它在激发创新方面具有神奇的作用。

    然而在过去，大多数的观察家都认为新闻编辑室在日常工作流程中为实现多媒

    体新闻的制作而付出的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事实上，互动一直被称为网络新闻制

    作中“令人不安的神话”(uncomfortable myth)。[34]

    美国、德国、比利时以及

    爱尔兰等国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对互动的期望与实际运用和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距。[35]

    不过，这一研究也指出，互动新闻对角色认知、职业描述和工作惯例都产生

    了影响。来自编辑人员的内部压力以及公司要求所造成的更大的外部压力，促使美

    国的新闻编辑室朝着互动的方向发展。

    在《纽约时报》，新闻工作中体现出的互动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记者看到

    了互动的价值，另一些记者则将互动视为某种强制行为。换个角度看，互动既可以

    使等级制度扁平化，又可以强化自上而下的要求。互动和即时之间的明显差异，在

    我对《纽约时报》的研究中变得日益清晰：从策划到实施，互动太难以实现，因而

    更像是为那些不受截稿时间约束的新闻报道而准备的。在《纽约时报》，我们将看

    到一些记者是如何将互动纳入日常工作的，并见证这些互动新闻记者(如多媒体、网页和互动方面的专家)的崛起，还有与互动有关的工作流程的多变性。不管怎

    样，可以确定的是，互动与另一个重要的新闻价值观是相伴相生的，这种价值观就

    是参与，或者说与其他用户共同创建新闻内容并相互交流的真实体验。

    参与：《纽约时报》及其他米切琳娜·梅纳德(Micheline Maynard)，或者说她的推特账号

    @MickiMaynard，在工作日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发一条推文。梅纳德是驻底特律记

    者，经常发一些汽车业信息、航班信息，还有她喜欢的当地运动队的消息。她在推

    特上约有1万粉丝，她会利用自己在航空业的人脉，让粉丝们了解航班延误信息，甚

    至早在航空公司正式宣布之前。就像她说的，“有了推特之后，我经常会想，我该

    怎样在推特上表述某条信息？……这种方式太棒了，能把有关信息的链接推送给你的

    粉丝和对你的话感兴趣的人。航班动态信息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一旦有暴风雪要

    来，我就能告诉他们航班延误信息，而博客上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才会公布。而且

    推特的有些特性还真是蛮有意思的”[36]。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么看待推特和脸书(Facebook)之类的社交媒体的。

    比尔·凯勒(Bill Keller)，时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拥有近5万推特粉丝，但他仅发过205条推文，并且通常都是《纽约时报》文章的链接，鲜有评论或比较个

    性化的内容。[37]

    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谆谆教导记者们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自己

    并没有身体力行：他没有注册推特账号，而且即便有脸书账号，他的资料也设置成

    了不对大众公开。

    至少从理论上看，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幸亏有了Web

    2.0这样一种既有哲学视野又有技术视野的界面，使得普通大众能够制作他们自己的

    内容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正如学者杰伊·罗森(Jay Rosen)2006年所指出

    的，“曾经的受众”如今变成了记者打交道的对象。[38]

    而新闻界有关参与的讨论，反映出了更广泛的关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的讨论，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

    所说的“可写网页”(writable web)的重要性以及人们转发信息的潜在方式，从

    内容传播的中心辐射型(hub-and-spoke)模式转变为内容生产和分享更为网络化

    (networked)的模式。[39]

    有了智能手机、脸书和推特之后，普通大众及时捕捉到了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

    瞬间，从哈得孙河的飞机迫降事件，到伊朗“绿色革命”的现场，再到各大社交媒

    体平台围绕“阿拉伯之春”所做的广泛报道，不一而足。这些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谓的“新闻报道行为”，[40]

    表明一部分公众已准备好去发现新闻、获取

    新闻。塞斯·刘易斯(Seth Lewis)提出了一种“参与的逻辑”(participatory

    logic)，认为媒体的内容生产“在无序发展、传播，并且超出了机构的控制范

    围”，而事实上，参与已然成为网络新闻工作的一种基本价值观。[41]参与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报道者，因而对传统的新闻工作

    规范提出了挑战。如今，当记者和网络用户都能生产出可能具有同等新闻价值的媒

    体内容时，新闻工作的权威也发生了转变。一些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的前景，比如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查理·贝克特(Charlie Beckett)，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景

    象：“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合作，一起寻访真人真事，并且超越各种厂牌的限制及

    传统的界限，共同分享事实、疑问、答案、想法和视角。”[42]

    那么，当现实生活中受众不仅更习惯于获取网络新闻，还生产、参与并和其他

    人谈论新闻内容时，记者该怎么做呢？新闻编辑室非常鼓励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来接触受众。波因特学院(Poynter)是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传媒教育机构，它在

    社交媒体上开了一个博客，发表像《转发(Retweets)的问题和记者的对策》这样

    的一些有建议性的文章。[43]

    这家机构也开设了相关的培训课程，比如“用脸书来报

    道新闻和讲故事”，这是付费课程“社交媒体在线研讨系列”的一部分。[44]

    哥伦比

    亚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都设有速成课程，以帮助记

    者尽快适应社交媒体发展的节奏。[45]

    例如，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社交媒体战略

    专家安迪·卡文(Andy Carvin)做了个讲座，谈到了设立社交媒体普利策奖的问

    题，他在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市民发布和转发的推文进行了核实。[46]

    同样，多家新闻机构在宣布设立“社交媒体编辑”职位之后，吸引了很多新闻

    博客(journoblogs)的关注。这一职位的主要职责是把社交媒体和新闻编辑室的

    工作流程融为一体。2009年，全球有三家新闻机构任命了第一批社交媒体编辑，分

    别是《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多伦多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一个名为“媒体转型”(Media shift)的博

    客上，这些新型编辑被业界封为为新闻编辑室挺身而战的第一批“勇士”。[47]

    紧接

    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增设了社交媒体编辑一职。《今日美国》

    (USA Today)和路透社在2011年设立该职位时，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步已经远远落

    在了同行后面。不过，大部分新闻机构都得出了同一个重要结论：单靠编辑个人的

    力量是无法带动整个新闻编辑室的参与的，必须形成一定的氛围才能让大家接

    受“参与”这个理念。

    事实上，新闻机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来促进参与，并以此作为它

    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之一。在“阿拉伯之春”前夕，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azeera English)便已大肆宣扬其对全公司上下进行的社交媒体培训，认为这对他们后续报道此次事件至关重要。[48]

    英国广播公司(BBC)拥有一整支记者团队，专门处理公司多个推特账号(包括@BBCWorldservice、@BBCbooks)的内容需求。

    除此之外，还有一整队人马致力于监测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输入的信息以及BBC自己对

    于用户生成内容的激励。显然，在上述各案例中，用户的贡献对新闻机构是存在一

    定价值的，就用户所提供的信息在新闻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言，他

    们都是合作者。

    不过，与互动一样，对于参与的理想化叙述最终也会向新闻背后的经济现实让

    步。参与也涉及一些潜在问题，比如，如何增加收入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等。像《华

    盛顿邮报》《卫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尝试过发行各种迷你报

    纸，或者像《华盛顿邮报》那样在脸书上发布一个站内阅读应用[49]。用户可以在脸

    书上阅读，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去官网阅读。当时，美国人均每个月花7小时在脸书

    上，而在新闻网站上却只逗留14分钟。[50]

    因此，新闻机构试图通过在脸书上发布新

    闻内容来吸引用户，提升网络流量。

    同样，有关“受众即为生产者”(user-as-producer)和“新闻业网络

    化”(networked journalism)的理想说法，与《纽约时报》的现实情况也是大

    相径庭的。在新闻编辑室内部，仍对参与存在各种争议。许多记者意识到了自己与

    受众之间的这种新关系，但并不认为值得为此多花时间。我想说的是，在《纽约时

    报》内部，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参与指的是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并不包括写评论、写博客、在线聊天或收发电子邮件，也不包括利用用户生产的内容。但或许更重要

    的是，从新闻编辑室践行参与这一价值观的情况来看，会发现记者在创建和形成对

    话的过程中确实要比普通人更占优势。至少《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这种双向对话并

    不怎么买账，在他们看来，需要这种交流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他们自己。

    新闻惯例和价值观：从模拟时代到数字时代

    在数字时代，除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新闻生产的传统价值观外，还有新价值

    观，而后者是作为约束机制、行动指南和冲突原则存在的。我所提出的价值观——

    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建立在数字时代对新兴的新闻价值观的讨论之上的。我并

    不是第一个指出数字时代的这些新价值观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人，但是我的研究通

    过展示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最知名的新闻编辑室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了这

    些价值观。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理解新闻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这么做。以民族志方法研究新闻编辑室，研究者可以实地考察新闻编辑室的各种惯例是如何使

    新闻制作方法成形并继而模式化的。了解这些惯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观的

    界定、产生、确立正是基于这些日常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而由此产生的内部

    的、外部的、职业的、技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惯例。

    我们对新闻编辑室出产的新闻内容已有大量研究，但对其创作动机、决策机制

    以及创作过程却不甚了解。民族志方法之所以特别适用，其原因很多，归根结底就

    在于它有助于阐明新闻工作中这些我们还不甚了解的方面。

    这项研究的基础，来自20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的对新闻编辑室的社会学研究，有时也被称为新闻编辑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研究的“第一次浪

    潮”或“黄金时代”。但相关研究大多陷入了沉寂，直到2000年之后才苏醒过来，这时新闻编辑室迎来了“第二次浪潮”[51]

    ，研究的是数字时代一系列新闻工作惯例

    的普遍转变。

    早期的民族志研究关心的是新闻机构更普遍意义上的惯例，不太关注记者的个

    人体验。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惯例、可预测性以及秩序重建，以此来创建一种可以

    推而广之的描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电视节目被三大电视网垄断，日报

    销量还未大幅下降，但学术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极为准确地廓清了

    一些仍在规范新闻工作秩序的力量。让这些研究如此了不起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即

    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做出与之有同等规模和重要性的研究。

    简要回顾一下，新闻传统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两项研究侧重于探讨

    职业观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比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新闻记者的社会化、新闻

    编辑室的规章制度，还有记者对登在报纸上的新闻的筛选(或“把关”)。[52]

    之

    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断断续续花10年时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晚间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新闻周刊》(Newsweek)和

    《时代》周刊(Time)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迄今为止有关新闻编辑室的最有影响的

    研究中提到的加诸记者身上的一些限制。他指出，内在压力(从职业的社会化，到

    对可预见的内容的需求)和外部压力(比如人脉关系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共

    同影响了记者对其工作的完成。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对“海滨城市”这种大都市圈的报纸和电视台

    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新闻编辑室依据其设计的有策略性的程式来开展工作，以确保新闻机构能持续可靠地获得内容；即便是其大肆宣扬的客观性原则也是为了保护记

    者免遭批评，并确保新闻线索源源不断。能应对突发状况不仅是新闻编辑室的目

    标，也是其正常运作的保证。[53]

    有些学者则强调制约新闻的经济因素，比如新闻工

    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来完成，新闻编辑室的官僚主义制度(比如强调获胜机制)，线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对记者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的制约等。[54]

    总体而言，这项

    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至少在组织层面)了解约束和规范新闻工作的力量。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闻民族志研究的黄金时代之后，做新闻

    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与模拟(或前CNN)时代相

    比，现在做新闻的风险更高了：记者不仅要赶在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前完成工作，还要不断满足网络的新闻需求，满足受众随时阅读或收看的需求。而当下的新闻机

    构也面临着与此相似的境地，即要努力在日益复杂、微妙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中

    生存下来。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制作的考察将提醒人们，在《纽约时报》没有人搞得

    清怎样才能以可预见的或者顺顺利利的方式完成新闻工作，而新的新闻工作惯例仍

    未真正形成。

    应该说，过去对新闻的约束到今天仍然适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在数

    字化环境下生产新闻，需要习惯网络式信息环境下快速变化的信息流。事实上，当

    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Eric Klinenberg)呼吁在这个变革时代多做一些媒

    介社会学研究时，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技术是如何让他所观察的那些记者的实

    践和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55]

    他认为，记者现在面对的是网络、电视和报纸造成的

    一天24小时的“新闻气旋”(news cyclone)，他们希望自己无所不能，而且理解

    反复无常的新闻消费者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获得最新的新闻。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在其最近的

    著述中探讨了新闻编辑室在数字时代的变化，或许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

    献。他在第一本著作中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编辑室，认为其变革取决于

    各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中个人和组织的灵活性来推动的。事实上，他

    1998年考察了《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原型Cyber Times，作为《纽约时报》技术上

    的前哨站，它只发布原创报道，后来它被关闭，竟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近

    期，他在其有关阿根廷的新闻编辑室的著作中，列举了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如何互

    相抄袭，追求报道的速度而非深度的例子，并指出在一个追求新闻即时性的环境下

    要谨防新闻同质化。最近的两项足以成书(book-length)的有关美国新闻界的研究，希望建立在

    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的大量遗迹之上。一个是大卫·莱弗(David Ryfe)2012年

    发表的，是他对三家中等规模、对全美发行的地方性报纸为期两年半的研究成果。

    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去体会了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后者不仅要适应网络新闻的需

    求，还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56]

    他去过的每个新闻编辑室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创

    新，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他的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新闻编辑室不可能有所创

    新，这听上去实在令人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早前民族志研

    究所注意到的压力，如今依旧在影响新闻工作。

    另一个是C·W·安德森(C.W.Anderson)对《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和《费城日报》(Philadelphia Daily News)的研究。它表明这些

    新闻机构正处在生死关头，想在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编辑、记者努力争取适应这

    种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找到一线生机。此外，安德森也意识到报纸已不再是城市新闻

    生态的中心，因而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博客作者、激进媒体的制作人(radical

    media producers)、基金会、电脑黑客和社交媒体专家。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调

    查类似，安德森在他的《重建新闻》(Rebuilding the News)一书中也指出，记

    者正在一个“受到制度、经济和文化约束”并且会对新闻前景造成切实影响的网络

    环境中苦苦挣扎，但安德森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大都市的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57]

    我

    们俩的书都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现状，但安德森提出，有一种方式可以

    重新解释新闻是如何通过社区进行传播的。

    关于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室是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已有大量有

    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期刊上或以专著形式出版。这些研究凸显了传统记者所面临的巨

    大挑战以及新闻编辑室的争论焦点。在我看来，他们的发现可以分为两个核心主

    题：一是关于专业新闻工作和职业认同的争议性，二是把新技术融入有组织的工作

    流程的得失成败。从网络记者到多媒体专家，新型记者的出现对传统记者的存在构

    成了威胁，动摇了传统记者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供人分享的内容和不断更新转发

    的博客，进一步迫使记者在新媒体环境中强调自身的专业性。同样，新技术也引发

    了更大范围的有关新闻实践变化的讨论。新技术可以被视为外部影响(比如，网页

    更新得更快)，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影响(比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记者为我们的网

    站写稿)，并且新技术所带来的功能围绕网络新闻的即时、互动、参与的概念创造

    了一个更大的讨论空间。在本书中，我的研究便是建立在这些学者提出的有关新闻的约束、压力和挑战

    的发展演变之上的，我分析了全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是如何影响记者的日常工作流

    程的，这种价值观承载了职责、赞誉、争议。对此，我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对《纽约

    时报》进行了五个月的考察。其间，我每周去新闻编辑室三到五天(通常是五

    天)。我跟踪观察了来自新闻编辑室各个层级和岗位的30名记者，观察他们的日常

    工作，采访了超过80名相关人员，并且通常每天至少参加三场新闻会议，参加什么

    会议主要取决于当天我跟踪观察的对象，偶尔也因为突发情况，整日整夜地待在

    《纽约时报》观察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制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获允使用具

    体日期内相关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在谈及一些负面信息时，除非他们自己要求

    使用真实姓名，一般我都会匿名引用他们的话，并略去这些评论所提到的时间，以

    免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

    在本书中，我捕捉到了技术变革时代美国最大的——无疑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

    纸的——新闻编辑室的特殊时刻。而我的研究周期，2010年1月至6月，反映的是新

    闻和《纽约时报》的数字化变革阶段，也正好是新闻编辑室的经济状况和工作惯例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不过，《纽约时报》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如果要把其

    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依次记录下来，我就得马不停蹄地调查、追踪这个不断变化的

    对象，研究就会没完没了。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这种易变性增加了分析的难度：

    主题一直在变，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观察，以此了解和

    比较这些变化(详见本书第八章)。

    本书的重点在于记录了我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

    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网络新闻价值观——无论是否

    与逻辑、框架、压力和约束等有关——可能也是其他新闻编辑室的核心。不仅另外

    一些新闻学者指出过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大量的报道和一线记者的叙述也认为这些

    价值观的影响是有充分依据的。因此，尽管我的研究所选取的环境具有独特性，各

    种研究素材甚而记者的忧虑也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性。此

    外，本书的其余部分明晰了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的日

    常行动中被建构和理解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本书的提纲

    在第一章中，我将谈到并强调新闻业——尤其是报业——在我的研究期间所面临的一些主要困境。本书并不是想预言“报纸将亡”，也不是想为受众和新闻生产

    者之间的全新合作关系唱赞歌。但是，为当前的讨论以及那些影响新闻工作的外部

    因素提供相关背景确有重要意义。此外，《纽约时报》现状背后的故事也很重要。

    它包括报纸网络版的部分发展历程以及财务状况的部分演变过程，这些都为本书后

    面的章节奠定了基础。了解报纸上线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出现的问题。同

    样，报纸的财务状况也有助于从经济角度说明这个特殊时期何以对报纸如此重要。

    第二章将开始进入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我记录下了《纽约时报》记者日常工作

    中的三天经历。通过对工作目标和日常工作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三位记者的近距离观

    察，反映了新闻编辑室在工作中是如何体现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第一天是一位记

    者应对突发新闻的经历；第二天观察的记者并不按截稿时间来写稿，而是完全按自

    己的节奏以及对多媒体工作具有的某种特别且不乏前瞻性的观点来进行；第三天是

    观察一位博客作者的工作，当时第一代iPad正在上市。这些相比新闻编辑室的日常

    只能算是沧海一粟，无法全面反映各个价值观是如何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时又作为一

    个整体引起争议的，对此我将在其他章节中展开。相比之下，本章意在聚焦于2010

    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些将为后续更大范围的讨论打下基

    础。

    第三章关注的是即时，它也是讨论这个话题的两章中的第一章，侧重于数字时

    代的新闻机构整体上是如何理解(或质疑)即时的。纸媒时代的即时，意味着今天

    完成明天上市的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为了准备每天报纸上的新闻报

    道所经历的精打细算、理性判断、各种讨论会以及策划过程。我们还会小心地注意

    各种展开的对话以及记者们对报纸头版的各种自夸。但这绝非网络新闻生产的节奏

    和过程。对网络而言，即时指的是此刻的、越快越好的新闻，目的是使网站看上去

    始终是“最新的”，不断有新内容，这样才能吸引渴望差异化内容的读者回访网

    站，获取更多信息，或停留在网页上。因此，第三章着重展现纸质版新闻是如何以

    一种几乎完全与网络新闻对立的情况存在的。

    在第四章中，我们会了解到更多关于即时性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传统记者的影

    响，后者如今要在纸质版和网站间奔忙效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天然地要

    求每种媒介都制造出比同行有市场竞争力的需求，不仅是时效上的，还有内容上

    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越快越好的压力下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可能实际上在

    抢时间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记者经常被要求写“第二天的新闻”稿，或者写杂志上那种可单独采用的稿子，而在同一天里，他们已经为突发新闻的最新进展

    写了多轮稿子。由此可见，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是多么筋疲力尽的一天。为了更

    好地理解对于新闻越快越好的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了数字时代什么时候独家新闻才

    算是独家新闻：当记者们都急于比其他人更快完成新闻报道时，是否有人在注意究

    竟谁才是第一位发布者呢？

    对于第三、第四章所探讨的即时性的关注，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整个《纽约

    时报》都是围绕着突发新闻来运转的，而实际上并不是。事实上，《纽约时报》的

    记者是有时间写长篇报道的(他们或许就是由此开始思考互动的)。《纽约时报》

    的独到之处在于，有些记者有时候是不受网络新闻需求的影响的。但是，即时性正

    日益成为《纽约时报》日常现实工作情况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抵御网络上的

    需求会变得越来越难。

    第五章关注的是互动，或者说是通过声音、图像、网页浏览、网址导航或多媒

    体各种复杂的分层形式来呈现新闻内容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在记者探究互

    动对于创造这种新形式的内容有何意义时，互动为什么是一种有争议的价值观。当

    最高管理层提倡招聘新人，并激励新闻编辑室主动促进互动新闻的生产时是有经济

    原因的。互动可以转换成收入，能让用户在网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广告商来说是个

    有价值的衡量标准。然而，多数记者并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互动。这一章概述了新

    闻编辑室的一些新面孔以及他们对网络新闻的看法，然后展示了新闻编辑室自上而

    下和自下而上对于互动的各种尝试。由此表明，互动在网络新闻业中的意义和重要

    性对于新闻生产过程来说仍然存在争议。

    基于这样一个通过YouTube、脸书、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来进行参与的时代

    背景，第六章力求抽丝剥茧地呈现参与在新闻编辑室的意义。尽管前面讨论过的乌

    托邦式话语不无道理，但本章将举例说明，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与让“网络用户成为

    新闻生产者”，或由一人再向众人进行新闻分散传播这样的愿景是大相径庭的。对

    于新闻记者而言，参与意味着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是这种参与行为的意义及其对

    记者的影响仍存在争议。自上而下的要求看似是有策略的，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

    虑，但高级编辑并不买账，大部分记者也不会考虑经济原因。

    如此一来出现了大量的实验性做法，甚至没有固定的道德准则可言，无论是更

    好的还是更糟的。一些记者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推特上，以提升个人品牌或试验报道技巧；另一些人则出于抵触、困惑或担心而害怕使用这些社交平台。我们注

    意到记者们向彼此学习使用社交平台的一些例子，但还是想强调记者与受众之间一

    对众的关系，而不是理论家所提倡的那种参与(engagement)。本章探讨了对报纸

    而言参与所具有的争议性，并揭示出这一价值对于记者——即使是接受这种参与的

    记者——的工作定义。

    在第七章，我将对上述思路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做出某些预测。《纽约时报》

    1996年有了自己的网站，但仍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既有纸质版又有网站的情况下平衡

    工作方面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这种矛盾会仍然存在？如果它的头版对于其绝大多

    数读者而言已不是头版，这对未来的《纽约时报》意味着什么？随着报纸继续朝着

    个性化生产、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和“有黏性”的方向发展，将会发生什

    么？记者的未来将会怎样？

    这些是赌注：到2010年，《纽约时报》充其量仍处在网络新闻生产和制作的试

    验阶段。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定位，没有对报纸数字化怀有信心的文字记

    者的支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报纸可能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在价值和新闻实践已经

    与报纸本身越来越无关，或者它专注于做得最好，这可能意味着它将成为行业变革

    的领头羊。集团倾向于认为《纽约时报》网站每月之所以有3000万人次的访问量，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网站。但是，如果不把《纽约时报》过去的思维方式与现在

    的思维方式真正结合起来，很难说《纽约时报》的衰落会何时到来。这让人不由得

    想起第八大道上的这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大楼，想起玻璃幕墙的隐喻。因此，接下

    来的一章，我们将简要回顾研究的背景和时间，然后从第二章开始，进入《纽约时

    报》以及更多问题的研究。

    [1] Times Talks，1988年创立，是《纽约时报》的现场对话和表演平台，会邀请文艺、时尚领域的标志

    性人物到场交流。——译者

    [2] Shaffer,[3] managing editor，是新闻出版管理团队的高级成员。其职责类似国内的责编。在美国，管理编辑负

    责监督、协调新闻出版的编辑活动的制订和流程期限，拥有人事任免权，各板块的编辑向他们汇报工作，他们则

    直接对主编负责，执行主编的决定。——译者。

    [4] The continuous news desk，是《纽约时报》内负责网络突发新闻的编辑和记者小组。《纽约时报》

    的部门是根据报纸的主题或版面分配的记者群组，如财经版、国内新闻版。

    [5] 来自Gerry Mullany 2010年4月5日与我的个人交流。[6] 来自苏珊·埃杰利2010年5月11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7] Auletta,[8] Hagan,[9] Foer,[10] Swanson,[11] Talese, Kingdom and the Power, 9.

    [12] Tifft and Jones, Trust.

    [13] Gray Lady Down：Wha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14] McGowan, Gray Lady Down.

    [15] FBI sting，是联邦调查局的反腐策略，亦音译为“死盯战术”。简单说，就是故意诱惑他们认为有

    嫌疑的政府官员，后者一旦上钩就立即予以抓捕。运用这一招，2007年，FBI特工突袭新泽西州政府官员，逮捕

    11名滥用职权、受贿的腐败分子。——译者

    [16] Deuze,[17] Stephens,[18] 具体可参见Emery，Emery Roberts的媒介史经典教材Press and America。

    [19] Jackaway, Media at War.

    [20] Spence and Quinn,[21] Karlsson,[22] Starkman,[23] Starkman,[24] Lasar,[25] Lasar,[26] Belopotosky et al.,[27] interactive journalism，一种记者与公众互动的新型的新闻报道方式。——译者

    [28] audio slide show，音频幻灯片放映是新闻在网上的一种新型呈现方式。无需视频编辑技巧，只需

    将静态图片与有脚本可依的声音结合，即可使受众在获取信息时得到不同的体验。——译者

    [29] infographics，即information+graphic，比统计图表精美有趣、生动活泼，比平面设计有信息依

    据、数据支持。即用图形讲故事，与数据可视化相呼应。——译者[30]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217.

    [31] Bucy,[32] Garrett,[33] Steensen,[34] Domingo,[35] Chung,[36] 来自米切琳娜·梅纳德与我2010年5月17日的个人交流。

    [37] 我从推特上获得的信息，http:twitter.comnytkeller，2013年1月17日。

    [38] Rosen,[39] Benkler, Wealth of Networks, 255.

    [40] Benton,[41] Lewis,[42] Jarvis,[43] Sonderman,[44] “Facebook for Reporting and Storytelling.”

    [45] “KDMC Presentations.”

    [46] Ingram,[47] Silverman,[48] “People Formerly Known.”

    [49] 该应用名为social reader。——译者

    [50]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2.

    [51] Cottle,[52] Breed,[53] Tuchman,[54]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Schlesinger, Putting

    [55] Klinenberg,[56] Ryfe, Can Journalism Survive?

    [57] Anderson, Rebuilding the News, 4.

    第一章 背景：关于新闻业的新闻——

    2010年的《纽约时报》

    2010年，《纽约时报》与许多主流报纸非常显著的一个区别在于，它的记者不

    必日复一日地担心失业或报纸停刊。[1]

    在2010年普利策新闻奖公布当天，《纽约时

    报》捧回三个奖项，比尔·凯勒说：“我们在这里见证了新闻业将死的说法的夸大其

    辞。新闻业还好好地活着，并且生机盎然，尤其是《纽约时报》。”[2]

    之后，庆祝

    活动开始，大家握着倒上了香槟的塑料杯，在人们陶醉于为纸媒、网媒和数字化创

    新之间的合作而欢呼的时刻，新闻编辑室退到了不受重视的角落。但这并不是因为

    它自怜、恐惧或担心自己未来的发展。偶尔也有人拿公司股票价格的惨淡开开玩笑

    (事实上，在股票从2002年的最高点51美元跌落，又在2009年从跌到谷底的4美元

    反弹之后，如今又重新涨到了12美元之上，人们已经欣喜不已了)。记者詹妮弗·安

    德森(Jennifer Anderson)告诉我：

    在参加各种晚宴时，经常有人会问我在新闻业消亡后想从事什么工作。可我根

    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就是每天做好自己的工作，没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而

    且我也并不相信新闻业会死。[3]

    《纽约时报》仍然有着与美国同行不一样的资源，还有1000多名编辑。这一事

    实让很多与我交谈过的记者感到安慰。因此，我的实地调查所展示的主要是一个数

    字技术带来的变革的故事，而绝非记者们应对经济衰退的故事。

    不过，在真正开始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对《纽约时报》开展研究的相关背

    景和语境。为什么是2010年？为什么是新闻业发展的这一时刻？对此，本章将简要

    回顾很多新闻业观察人士所熟知的事——传统报业的衰落，但这并非又一个“新闻

    之死”的故事，尽管《纽约时报》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过程中，肯定存在潜在的经

    济成本和收益问题，以及即时、互动和参与如何成为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为了把本书作为整体来考虑，有必要把我进入《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时那里的经济状况作一介绍。尽管相比绝大多数同行，这里的记者基本上并不理会这些。

    但是，《纽约时报》究竟是如何走到2010年这一步的呢？《纽约时报》并没有

    清晰的新闻工作的网络发展史，更像是新闻编辑室各种工作人员一起拼凑的零零碎

    碎的故事集。在对网络史的研究进入尾声时，我仍心存疑问，但在其2013年买断式

    裁员30人之后，人们告诉我这个机构的许多记忆已经远去。因此，我打算由我们所

    知道的《纽约时报》向数字时代过渡的这个地方作为起点来进一步开展研究。

    新闻的黑暗时代和创新契机

    新闻编辑室(尤其是报纸的新闻编辑室)正陷于巨大的困境。报纸的发行量这

    几十年来一直在持续下降，而这种降幅在加剧，过去6年间，报业眼看着发行量的降

    幅从0.7%达到了7%。从某种层面来说，这是新闻行业面临的经济问题。但从另一层

    面看，这是美国民主体制出了大问题。当报纸的发行量下降，流失的不仅仅是报纸

    订阅者，他们还不得不降低广告收费。利润的减少最终会影响报纸的原创新闻报道

    的核心能力。营利的减少，对于耗时、耗力、耗人、耗资源的公共服务新闻的投入

    也必然会减少。

    新闻机构原以为可以通过网络广告的收入来弥补报纸广告收入下降的部分，但

    事实证明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被我们看到的网络广告数量误导了，这些数字每个

    季度都有起伏。网络广告常常是与报纸广告捆绑在一起的，一旦报纸广告撤走了，网络广告也会跟着撤掉。对于网络广告，广告商通过点击量来了解注意到他们广告

    的确切人数，而对报纸广告，他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注意到了他们的广告，一

    旦你拿到了报纸，他们就假设你看到广告了。或许对报纸而言，更糟糕的情况是广

    告商已经意识到他们并不需要通过报纸把广告传递给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

    这时，作为中间人的新闻机构就被踢出了这个过程。

    2000年以来的衰退，即新千年伊始出现的第一次下降，以及2007年至2008年金

    融危机带来的第二次更为严重的衰退，使报业的情况尤为严峻。广告商的出价越来

    越低，也越来越不愿意投放网络广告，新闻编辑室(与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因此遭

    受了严重损失。而新闻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经济回暖，情况也不会

    好转；事实上，报业的核心财务模型存在一个系统问题。《纽约时报》媒体记者大

    卫·卡尔(David Carr)认为，报纸的时代即将终结。他说：很显然，在经营僵局和无章法的尝试大幅削减成本之间，过去15年里一直担心

    即将到来的危机的纸媒始终在为维持原状而苦苦挣扎。当然，有些聪明人也在尝试

    创新，每天都发布大量的优秀新闻作品，但财务困境已更为明显。[4]

    新闻业、学术界的顶尖人物以及那些关心民政事务的人——从知名富豪到科技

    行业的企业家——都表达了对新闻业前景的深深忧虑。学者方面，比如普林斯顿大

    学的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指出，鉴于有关地方、州、国家和国际的报道在稳

    步下降，我们的“公民预警系统”(civic alarm systems)存在很大的危险。[5]

    一些重要的报告也指出，报纸发行量的下滑长期以来被视为原创新闻报道减少的源

    头。[6]

    全美排名前25位的报纸的发行量连续几年都在下滑，就连把网络订阅的数量

    也计入发行量的《华尔街日报》亦有小幅下滑。[7]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新闻媒体现状报告》(State

    of the News Media Report)显示，与2000年相比，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规模缩

    小了30%。据行业分析师肯·多科特(Ken Doctor)估算，考虑到新闻编辑室的裁员

    情况，记者全年报道的新闻数量减少了80万个。[8]

    新闻报道本身也爆出了一些更令

    人吃惊的消息：《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2009年《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的发行量减少了20.6%。[9]

    对于像亚历克斯·琼斯这样之前

    做过记者，如今任职于哈佛大学肖文斯坦中心(Shorenstein Center)的人而

    言，为失去调查性报道这样的新闻“硬核”而惋惜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这个“硬

    核”已经随着新闻编辑室试图少花钱多办事并以温和的小报式新闻来吸引读者的做

    法而逐渐失去其重要性。[10]

    正如C·W·安德森、艾米莉·贝尔(Emily Bell)和克莱·舍基在他们题为《后工业

    时代的新闻业》(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的一篇报告中(这个报告提及

    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目前已经进入旧“工业”时代终结后的阶段)所指出的：

    新闻生态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导致了美国新闻质量的下降。现有资料表明，我

    们确信在美国新闻业的形势好转之前将会先经历一个恶化的过程，而有些地区(主

    要是没有日报的中小型城市)的情况会更糟。[11]

    尽管我们可能都会说到传统新闻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记者过于接近消息来

    源，到他们写作时过于(或者太不)注重客观性，再到记者对各种社会问题和经济

    问题缺乏兴趣、报道不够——但是，传统新闻机构[12]

    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报纸仍在为绝大部分社区提供原创新闻报道的基本事实，为收视率较高的地方电视新闻节

    目提供素材。美联社的通讯(wire reporting)独具特色并且有新闻价值，但在符

    合地方需求的具体新闻报道方面从无优势可言。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新闻编辑室缩减了驻州议会，尤其是驻华盛顿的记者

    数量，以节约开支。《圣地亚哥联合论坛报》(San Diego Union-Tribune)的记

    者凭借对美国众议员兰迪·坎宁安(Randy“Duke”Cunningham)的腐败行为的报道

    而获得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该报却撤销了驻华盛顿办公室。驻新泽西州首府特

    伦顿(Trenton)的记者从2003年的35人减少到2009年的15人。在得克萨斯州，驻

    州议会的记者从28人减少到18人，佐治亚州的则从14人减少到6人。[13]

    当代表当地

    社区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的记者的数量减少，斯塔尔关于新闻将无力曝光腐败的警

    示是不无道理的。

    报纸也是一片惨状，有些关闭，有些宣告破产，还有些维持着不死不活的状

    态。其中最让人遗憾的要算2009年丹佛的《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和《西雅图邮报》(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的停刊。[14]

    后者有着

    146年的历史，如今只保留了网络版。[15]

    但至少这两家所在的地方仍有两份报纸在

    发行。《费城问询报》在随着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报业集团的解体而被出

    售后也宣告破产，并且5年内被转手了四位买家。[16]

    报业连锁也瓦解了：论坛报业

    集团(Tribune Company)2007年以82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地产大亨山姆·泽尔

    (Sam Zell)，后因管理不善和糟糕的经济状况而申请破产。[17]

    当然，记者并没有

    因此而一损俱损，他们仍能在业内有所成就。比如，2012年，《费城问询报》因其

    为费城公立学校所做的贡献而摘得普利策奖的公共服务奖。

    最令人头疼的是，面对这一切，似乎没有人能回答究竟怎样才能使传统的报业

    模式走出困境，尽管这些报业公司都在努力。为了节约成本，曾经的日报改为每周

    出三期，或者只发行网络版。先进出版公司(Advance Publications)决定把仍

    在营利的新奥尔良《时代花絮报》(The Time-Picayune)缩减为每周出版三期，引发员工(200名员工因此失去了工作)和当地人强烈不满的举措。[18]

    这一做法，先进出版公司其实是在效仿《底特律自由新闻报》(Detroit Free Press)，后

    者才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威斯康星州的《首都时报》(Capital Times)则是最早决定只保留

    网络版的。至于这些举措究竟是能节约成本还是具有破坏性，眼下还很难说。各家报纸的绝大部分收入仍然来自报纸广告和订阅服务，但印刷也在开支中占很大一

    笔。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新闻机构恰好刚刚迎来“全新的”新闻付费墙[19]

    时代，读

    者必须付费才能获取其网络版上的内容。《华尔街日报》的网络版一直设有付费

    墙，部分原因在于这样能准确锁定商业方面的专业人群，这些人很有可能会花钱订

    阅。但直到最近才有少数几家适合大众阅读的报纸尝试设置付费阅读。《纽约时

    报》于2005年至2007年间推出“时报精选”(TimesSelect)，读者需付费阅读网

    上的一些专栏和专题报道。在一封致读者信中，他们表示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维护

    新闻生态对于争论和观点的需求。[20]

    2011年3月17日，《纽约时报》推出“咪表付费墙”(metered paywall)，在当时算是一次重大的改革举措。每个访问网站的人每月可以免费阅读20篇文章

    (2012年减为10篇)，之后就会被询问是否进行网上订阅(这可以与订阅纸质版结

    合并有价格优惠)。这种付费墙模式采用多孔计量(porous)：通过社交网络发布

    的文章可免费阅读，不会被计入付费范围。《纽约时报》发言人艾琳·墨菲(Eileen

    Murphy)认为，这样做才能使《纽约时报》“既向所有人开放，又成为社交网站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21]

    由此，《纽约时报》赢得了不少订阅用户，网络版和纸质版

    的都有。其他同行随之也纷纷以各种方式效仿：甘内特(Gannett)报业集团(除

    《今日美国》外)、《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和《波士顿环球报》

    (The Boston Globe)都对网络新闻采用了混合付费形式。自我开始研究《纽约时

    报》以来，1380家日报中有450家的新闻编辑室采用了付费墙模式。[22]

    不过，早期有关付费墙的报告表明，可能只有最大的几家新闻机构能从中获

    利。而且有多种模式共存，从《纽约时报》的多孔计量付费墙模式，到《阿肯色民

    主党公报》(Arkansas Democrat-Gazette)2002年开始实施的模式——阅读任

    何出现在纸质版上的内容都要付费。对于一些地方新闻网站，付费墙模式可能会减

    缓但无法避免报纸衰落带来的损失。瑞安·切特姆(Ryan Chittum)在《哥伦比亚

    新闻学评论》中称付费墙模式该结束了，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模式的有效性以

    及报纸可能会因此获得额外营利。[23]

    《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Minneapolis

    Star Tribune)称它的付费用户在读者中只占了非常小的比例。

    新闻业的这些变化发生在经济崩溃但创新力出色的时期。2010年，iPad的诞生带来了平板电脑领域的重大变革。社交网络继续普及，脸书的用户数量达到了全球

    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功能意义上的“公共性”早在它作为投资工具之前就已经具备

    了。宽带还在不断提速，无线和移动通信远比以往成本低廉(尽管数据存储的问题

    日益凸显)。在搜索、整合以及用户制作的内容(peer-produced content)上大

    大便利了信息的获取。

    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传统新闻机构的故事中，也有令人为之一振的创新。如今我

    们亲眼可见的是，随着网络新闻机构的受众规模日益扩大，像Buzzfeed这样的新闻

    聚合网站为了提升原创内容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招聘，尽管该网站有动物图片幻灯秀

    保证流量。而《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凭借对负伤的退伍军人细

    致入微的一组10篇系列报道，摘得2012年普利策奖的国内报道奖。[24]

    该网站还利用

    名人新闻和原创性评论来提高点击率。利基[25]

    型新闻网站也比较成功，比如美国政

    治新闻网(Politico)，在提供精选的付费政治新闻的同时，也发行纸质版；

    TPM(Talking Points Memo)以博客起家，提供左派的政治报道，并以政治新闻

    与政治观点相结合的方式保持网站对美国政界的深度报道。《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自夸其推出的商业新闻平台Quartz吸引了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

    报》等机构的记者参与其中。其他的利基博客，比如以监督最高法院为己任的

    SCOTUSblog，也获得了大量关注。

    基金会赞助的新闻编辑室也开始成为新闻生态系统的补充形式。《得克萨斯论

    坛报》(The Texas Tribune)最初靠风投资金起家，如今已吸引了一些公司赞助

    商，报道得州当地包括从政治到移民在内的各种新闻。其新闻内容不仅会发布到网

    站上，也会被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其他合作新闻机构采用。新闻网站

    ProPublica[26]

    最初以桑德勒(Sandler)家族的1000万美元资助起家，其经营方

    式与《得克萨斯论坛报》较为类似。这家新闻媒体数次荣获普利策奖，并将众包[27]

    作为其新闻报道的常规方式。略小的非营利机构，如《明尼苏达邮报》[28]

    《圣地亚

    哥之声》(Voice of San Diego)由奈特基金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提供资助，还从

    会员制、公共活动以及其他收入上获得资助，但目前仍缺乏能提供大笔资金的出资

    人。尽管它们在新闻圈内广为人知，但对一般新闻受众的影响仍然不大。马修·欣德

    曼(Matthew Hindman)指出，这些网站的流量还太小，还够不上去网络流量统计

    平台注册。[29]

    参与作为一种价值和实践，也助推了其他类型的初创新闻媒体的发展。这些初创的新闻媒体意在向用户提供一个能自己制作新闻报道的机会，而不是等着收看专

    业记者制作好的内容。[30]

    Storify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用户可以将推特上的

    信息整合成新闻故事。Matter则是风投的孵化器，宣称自己是“公共媒体价值与硅

    谷创业精神的交汇地”。[31]

    同样，奈特新闻挑战赛(Knight News Challenge)

    也为初创的新闻媒体注资数百万美元，强调具有新闻参与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参赛者

    才可能获胜。[32]

    甚至连黑客也开始把新闻业当作一个令人激动的探索领域。正如Mozilla基金

    会的执行董事马克·苏尔曼(Mark Surman)所说，新闻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问题

    的地方”。[33]

    一些黑客在新闻编辑室之外开发了手机应用程序(app)，这些客户

    端使人们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之中。另一些黑客本身就是新闻编辑室的程序员，既

    开发互动图形工具帮助记者完成工作，也开发一些面向公众的应用程序。黑客与新

    闻界之间的合作是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Mozilla以及奈特这样的新闻基金会所乐

    见的。

    那么，现在是新闻业最黑暗的时期吗？对于传统新闻业的现状我们的担心是有

    理由的。市民的参与和网络版新闻的补充，可能仍然无法取代安德森、贝尔和舍基

    等人一再强调的传统职业记者的核心功能：

    从目击者提供的信息中提取关键信息，对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僚的口头回应做出

    强烈质疑，了解准确查找重要文件的方法，或者跟复杂的现代机构的惯例和癖好打

    交道，都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智力锻炼，也是对公众很好的发动。在许多例子里，单

    枪匹马进行的新闻工作最重要的东西仍然是那些他们一直就很擅长的方面，比如采

    访、现场观察和分析文件。[34]

    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新闻抱有希望，新闻也有理由获得深切的关注。本书并非

    要宣布美国新闻业将死，也不是想预测新闻业的未来。但是，提供一个语境去理解

    《纽约时报》2010年发现的自身的企业前景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纽约时报》的现状

    直到这项研究开始之前，我还差点被《纽约时报》拒之门外，部分原因是它们

    在2009年12月刚经历了一次百人“裁员”，并且有些编辑认为《纽约时报》当时仍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最终，在我2010年1月进入《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室还有

    约1100名员工，但大家基本上都在正常工作，很少提及裁员和买断方面的事。从规

    模、资源以及发行人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来看，《纽约时报》与当时的绝大多数

    同行相比略有不同，但这远不能使其幸免于整个新闻业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我刚去的时候，《纽约时报》无疑有着全球顶尖的新闻网站，在全球最受欢迎

    的新闻网站中位列第五，仅次于雅虎、MSN、CNN和BBC，每月的访问用户达3000万

    人。因为拥有一批才华横溢的设计师以及决定在新闻业而不是在硅谷工作的软件工

    程师，《纽约时报》成为全球最灵活、最快速、最稳定且互动性最强的新闻网站之

    一。发行人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对着一名观众自夸，称《纽约

    时报》是世界上“最社会化”的公司，其作为社交媒体的表现甚至超过了苹果和谷

    歌。[35]

    然而，如果你调查一下报纸的财务状况就会发现，尽管比绝大多数同行要强，但情况仍然不稳定。2009年，迈克尔·赫肖恩(Michael Hirschorn)预言《纽约时

    报》将在6个月内倒闭。[36]

    记者塞斯·姆努金(Seth Mnookin)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

    有关《纽约时报》各时段财务状况变化的文章。[37]

    从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的财

    务情况是多么不稳定。2009年1月，《纽约时报》公司向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斯

    利姆(Carlos Slim)借款2.5亿美元。两个月后，又签下“售后回租”协定，将总

    部大楼抵押2.25亿美元。2009年至2012年，《纽约时报》的报纸订户连续三年每年

    减少约10万个。

    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在扭转这种螺旋下滑的局面：报纸价格的翻倍并未引起

    任何读者的不满，数字订阅的情形看上去也颇为乐观。到2011年夏，《纽约时报》

    提前还清了斯利姆的高息贷款。然而在公司内部，高层仍存在不稳定性，一些重要

    人物纷纷离职，令众多媒体观察家大为震惊：2011年，首席执行官珍妮特·罗宾逊

    (Janet Robinson)辞职，对外宣称是由于公司的业绩不够稳定；[38]

    而数字运营

    部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Martin Nisenholtz)之前也刚宣布年底退休，他

    的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下文还会讨论他为《纽约时报》数字化设计的“参与”战

    略。截至2012年，《纽约时报》仍对其付费墙业务避而不谈，只对外宣称实现了1亿

    美元的收益。对于因流量下降而导致的广告收入的损失也基本不提。[39]

    在我完成本书时，情况仍不太明了。2012年2月29日，《纽约时报》的工会成员打断了下午的头版会议，抗议公司削减工资、医疗福利和退休保障。根据工会官

    网(nyguild.org)的报道，超过250名员工参与了这次抗议，许多人身上还贴

    着“没有我们，就没有时报”的口号。这次抗议发生在罗宾逊的离职协议曝光后，据传她拿到了2100万美元的遣散费。[40]

    2012年，《纽约时报》再次买断式裁员30

    人。此次买断发生在广告下滑的情况下，小苏兹伯格在声明中指出：“现在我们处

    在财政困难时期……虽然我们的数字订阅计划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广告收入仍不

    稳定，而且我们也不认为短期内会有所改观。”[41]

    尽管如此，小苏兹伯格仍大肆宣扬自己对报纸的抱负，一而再地把《纽约时

    报》称为新闻界的标杆，来看看他接受采访时是怎么说的：“(《纽约时报》)如

    今是一份国际性报纸。我的意思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

    论坛报》[42]

    都是《纽约时报》公司旗下的，不必我说，你们也知道究竟是谁撑起了

    公司的新闻业务。而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网络版，我们都是国际性的报纸。”[43]

    2011

    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演讲时提及《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他说：“我们生产

    的内容使我们在业界出类拔萃。如今，我们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我们该如何吸引

    那些在众多选择之间犹豫不决的读者。”[44]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三种网络新闻价值观

    ——即时、互动和参与——进一步印证了《纽约时报》乃至整个新闻业在2010年代

    所面临的挑战。在《纽约时报》内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价值观既受到欢迎，也引

    发争论。但在进一步探讨这三种价值观之前，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纽约时报》网

    络版的发展史。这段历史的价值在于预示了新闻编辑室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我

    从事研究期间它体现出了《纽约时报》的积极性。

    《纽约时报》网络版简史

    对于《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发展过程，员工的记忆提供了一些制度性的视角。

    1980年代，《纽约时报》是最受欢迎的通过电子信号——传真机——传递的报纸之

    一。[45]

    不过，这4到6页的新闻、专题和社论终究还是缺乏商业可行性，最终没有得

    到主要新闻编辑室的支持。该报还使用了当时普遍流行于排名领先的同行中的一种

    可视数据(videotext)技术，它通过电子信号将新闻发送到酒店和公司的一种类

    似于现在个人电脑的机器上。还有一个名为“纽约脉搏”(The New York

    Pulse)的计划，它通过早年的拨号上网方式把内容发送给最早拥有个人电脑的用

    户。1983年到1986年间，《纽约时报》约有25位编辑和十几名技术人员在“纽约脉

    搏”工作，尽管最终它只拿下200到250名付费订户。“纽约脉搏”的办公地点不在

    时报总部，而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但员工偶尔也会长途跋涉去上城走

    走。[46]

    电子版有自己的原创内容，尤其是纽约餐馆的信息，还有《纽约时报》内容

    的综合汇编。此外，据曾在“纽约脉搏”工作的文字编辑苏珊·雅各布森回忆，读者

    可以在“纽约脉搏”上率先读到第二天报纸上会出现的内容。不过，这个项目正赶

    上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不景气，考虑到研发成本且很难形成规模效应，未能获得新

    闻编辑室的支持，于是在1986年被骤然关闭。

    《纽约时报》花了近十年时间才重返网络新闻市场。第一个重要举措是在美国

    在线(American Online)上设站点，由此开始扎根互联网。1994年上线的这个站

    点名为@times，当时，许多美国家庭正好开始购入他们的第一台电脑。站点的原创

    内容很少，但设立了用户论坛供用户在此讨论新闻。里奇·迈斯林曾在1998年至2001

    年间担任《纽约时报》电子媒体公司[47]

    (当时是叫这个名字)的主编，他认为，与

    其说@times是一条成长之路，不如说是一次营销机会。而新闻编辑室的编辑实际

    上“根本没有参与”。[48]

    1995年夏，新闻编辑室的一些人开始考虑网络版的策略和内容。但据网站最早

    的编辑之一伯纳德·格韦茨曼称，对于新闻编辑室的大多数人来说“只要好好想想，就会发现网站是个事后诸葛亮”。[49]

    网站在《纽约时报》大楼之外的另一幢建筑里

    办公，在2007年《纽约时报》搬入新大楼之前，网络版和纸质版一直是分开办公的

    状态。

    1996年1月22日，星期一，《纽约时报》官方网站正式上线。据时任网站编辑

    部主任的凯文·麦肯纳称，早在1995年10月初，《纽约时报》对其官网进行过测试，报道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美之旅。网站几乎照搬报纸上的新闻，有人甚至称其

    为“铲品”[50]

    ，因为它原样再现了印在报纸上的内容。但是，它也有一些原创文

    章，是为吸引网络用户而设的。

    创建于1996年的站点Cyber Times[51]

    ，是《纽约时报》第一次大举进军网络原

    创新闻。曾在Cyber Times担任编辑的约翰·哈斯金斯对我讲解说：

    当时大多数网民都是“追求新科技的人”(early adopter)，于是我们推出了

    一个关于科技文化的板块。我们会写些科技文章，一天1到2篇，关于互联网的，并且开设了4到5个专栏。当时甚至还有一个新闻专题，发表诸如“网上订帐篷，轻松

    户外行”之类的文章。[52]

    除专栏作家之外，Cyber Times还有12位自由撰稿人，他们的文章从法律问题

    到教育，再到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几乎无所不包。Cyber Times最终于1998年并

    入《纽约时报》公司官网的技术部。正如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笔下所写，Cyber

    Times的诞生标志着传统的纸质出版惯例被打破，如今新闻编辑室的职责变成了为互

    联网生产内容。[53]

    1999年，《纽约时报》又迈出新的一步，尝试将纸质版和网络版的新闻编辑室

    合而为一，创建不间断新闻部。据副主编吉姆·罗伯茨称，不间断新闻部的目标是：

    管理网络版上可以不受纸质版新闻周期限制的报道。要更新网上内容，但必须

    在不给纸质版记者增加过多负担的前提下进行……要采取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以

    保护记者不受网络的伤害。[54]

    不间断新闻部的职能是以有线(wire)方式把原创报道提供给网站，进行内容

    更新，而其他记者负责纸质版的主要新闻。当时，记者都不想为网络写作，认为网

    络写作使他们无法完成全方位报道所需的深度分析(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

    在)。在他们看来，应由少数记者负责更新突发新闻，而纸质版记者专注于报纸上

    的新闻。

    罗伯茨认为，“9·11事件”印证了不间断新闻部是有用的。记者可以去这个部

    门，即时在网上获取材料。2001年9月12日，当报纸头版登出“美国遇袭”的粗体

    大标题以及被火焰吞噬的双子塔依然屹立的照片时，似乎暗示了传统报纸的重要性

    依然存在，即便这已经是一个实时更新的重要性貌似不容置疑的时代。值得一提的

    是，2001年9月11日这天，当手机线路拥塞、其他网站出现故障的时候，《纽约时

    报》的网站却能处理潮水般涌来的信息流。然而，即便是在清楚了解实时更新的重

    要性之后，记者和尚未将网络新闻编辑工作视为其职责的编辑之间依然存在摩擦。

    一位网页制作人告诉我，网络新闻编辑室仍然与报纸新闻编辑室分开，在另一幢大

    楼办公。

    要让记者为网站而不是为不间断新闻部写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很多记

    者都很抗拒应该为网站写稿的想法。新闻编辑部的理念是将最好的内容发表在报纸上，记者希望网站看上去就像报纸一样，从而确保两者的新闻质量达到同一水平。

    不过，据主编助理苏珊·埃杰利称，2002年前后，驻外记者和商业记者看到了网络新

    闻的价值，开始全力写作、积极署名，而不再依靠不间断新闻部。[55]

    国际部记者希

    望在网上看见自己的新闻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着他们新闻稿的报纸无法在阿

    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肯尼亚等国买到。商业记者则是看到了即时性的重要性，因

    为他们想与《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商业新闻机构，包括商业资讯机构一较高下。

    莱恩·阿普卡2002年成为《纽约时报》官网的编辑，开始为新闻编辑室寻找可以

    放到网上的东西。他定期召集午餐会议，这样记者们可以借机碰个面、互通消息，比如“‘我看到了光’，于是站起来说出我的证言”，或者向其他记者宣讲网络的

    好处。[56]

    他回忆了政治新闻记者基蒂·席里耶所讲述的事，即通过博客来直播2004年

    美国总统的竞选辩论。他说“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方式很邪乎”，认为在编辑工

    作和反思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写所谓的报道，似乎与《纽约时报》的核心思想背道

    而驰。阿普卡的另一次大动作，是要求网站工作人员和报纸工作人员会面：他把网

    页制作人带到各个部门，介绍他们互相认识，以便让大家了解网页制作人的工作内

    容。

    不过，也许当执行总编比尔·凯勒宣布网络版和纸质版的新闻编辑室将合并的那

    一刻，变革才真正到来了，对于合并，他用了个时髦词儿——“整

    合”(integration)。为报纸工作的人最终承担了为网络版服务的工作，另一些

    人仍将主要从事网站的制作及其相关活动。然而，到2005年，这种公司文化的变化

    并非凯勒或其他主管所能决定的，记者们也必须认同这种变化。我和各种岗位的人

    们交谈过，谈及向一个一体的新闻编辑室过渡，网络版和纸质版的工作人员可以在

    其中一起工作时，他们已很快意识到，网络版是未来他们在行业中生存的关键之

    一。

    这时，《纽约时报》作为一个新闻机构正在尝试拥有网络上的各种新花样。用

    博客直播仍是报道事件进展的一个新途径，博客一个接一个如雨后春笋，但最具代

    表性的例子可能是创建于2007年的博客City Room。该博客主要致力于实时报道纽

    约地铁新闻，有专门的记者撰写博文，(本书导论中提到的记者)西威尔·陈便

    是City Room的第一位编辑。可以说，City Room是一个尝试多媒体和用户评论的

    平台。与《纽约时报》当时的做法不同的是，City Room还会链接到《纽约时报》之

    外的其他网站，包括竞争对手的，旨在成为纽约人获取这座城市的新闻的首

    选。City Room风格新颖，篇幅简短，可读性更强，甚至还会关注严肃的地铁报道

    可能会忽略的线索，以及那些不太可能上报纸的原创内容。

    凯勒解释了如何进行内部激励，并举了City Room之类的例子，说明它们是如

    何促进“整合”过程的。他说：“大家可以看看这家伙(指西威尔·陈)在做什么，看到他做得很好。我们之所以领先是因为新闻编辑室的一些榜样，因而当人们工作

    极为出色时我们会让所有人都知道。”[57]

    乔纳森·兰德曼，人称“整合计划的沙皇”，他在新闻编辑室逢人便说网络的好

    处。2007年至2009年间，他写了100多封备忘录邮件(大约每周一封)，记录了

    《纽约时报》网站方面的进展情况。这些资料仍可在2010年的《纽约时报》内网上

    找到。兰德曼此举旨在向人们展示网络的力量。他在2010年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就像个穿白大褂的人。如果你想开博客，可以。你不必参加什么会议或具备

    其他什么东西。我想发掘些博客爱好者，想劝服还没喜欢上博客的人。没错，有了

    技术的发展，然后说话间就有了博客。[58]

    当然，在各家新闻编辑室仍然存在反对者：那些就是不想为网络写作的人，还

    有从不将为网络写作视为职责的人。但正如埃杰利所说：“任何一个还在这样看问

    题的人都应该跳出这种思维方式去看看。固守成规是绝对行不通了。”

    在我采访和跟踪观察的人中，大多数都认为“两个新闻编辑室”合并的最大变

    化在于《纽约时报》2007年搬进了第八大道的新办公楼。从那时起，网页制作人真

    正加入了各部门的工作，网页制作成了可见的工作流程。正如记者黛安娜·亨里克斯

    所告诉我的：“我可以真切地看到这些人谁是谁。如果我碰到问题，就可以去找他

    们。”[59]

    凯勒对这些变化做了如下描述：

    整合不仅仅是管理问题，不是说把所有人塞进一幢楼就行了，它涉及很多心理

    和文化方面的因素，要让那些以上报纸头版为己任的人再多从网站首页的角度考

    虑，让他们领会博客的价值，去了解视频、音频、幻灯片和交互图形，但不是把它们视为新闻报道的点缀，而是新闻所应该包含的元素。我不会对外或对行政部门宣

    称我们在管理、文化和心理方面已经成了一个幸福的大家庭，但我们确实比以前更

    亲密了。[60]

    但在凯勒看来，新闻业的现实情况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趣的是，报纸业务中“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形势这一委婉说法有助于激励人

    们[改变]。[人们意识到]网站的勃兴是未来趋势，报刊遭遇了困境，[因

    此]“我最好顺应潮流，最好弄清楚它，并看看还有什么技能是我该学习的”。当

    然，职业危机感也是促使人们更充分地接受网络的原因之一。[61]

    值得注意的是，在凯勒等人提到的整合时期，推动整合的主要力量并非理论上

    预测的那些把观众清楚地想象为新读者的人。相反，竞争、生存和内部激励对于鼓

    励整合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究竟新闻编辑室的整合达到了何种程度，凯勒无法给出定论。2009年，《纽约

    时报》允许兰德曼退出整合小组，开始担任文化编辑一职。宣布这一消息的文章指

    出，整合期已经结束：

    在发给员工的备忘录中，凯勒先生说，随着整合工作的完成，这个职位[指兰

    德曼]未来或许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他高级编辑要承担起更多网络运营方面的工

    作。[62]

    但是当我问凯勒，2010年是否确实完成了整合工作时，他说：“5年后，我试着

    不提我们有个整合而成的新闻编辑室。”[63]

    凯勒的这种矛盾心理恰好为本书内容提

    供了很好的预览：在一个新闻编辑室里，纸质版和网络版有着截然不同的节奏和时

    效性。尽管如此，记者却能游走于这个整合而成的环境中，这是他们在10年前甚至5

    年前无法做到的。记者毫不犹豫地为网站写作，他们所在版面的网页制作人就坐在

    编辑的旁边，每个部门都有网页编辑。一天24小时、一周7天运作的新闻编辑室已经

    就位。

    下一章中将会提到，《纽约时报》的问题远不止网络版和纸质版之间。2010

    年，《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新闻现实使网络版在发展早期遇到的问题变得更为复

    杂。到2010年，所有的记者都不得不学着在适应越快越好的网络竞争节奏的同时满足纸质版的需求。而且，记者还不得不准备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工作——不仅要为

    网络创作纯文字内容，还要与人合作，创造出以视频、音频来呈现的互动内容，并

    且要欢迎受众以新形式加入，共同完成专题报道。在面对广大社交媒体时，传统记

    者有感于自己不得不承担起新的职责。在互动参与这一点上，《纽约时报》并没有

    明确规定甚至没有设定指导方针，但记者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赶上这波潮流。

    一线记者很少花时间思考《纽约时报》的经济前景。即使是在“付费墙”首次

    公开宣布上线的那天，商业版记者也只是互相逗趣，开了几个玩笑，问起这付费墙

    是怎么回事，然后又照常工作了。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某种程度上是置身于较

    大范围的行业极端情况之外的，但他们协调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有时相互冲突的

    需求的能力确实对报纸的经济效益产生了影响。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记者在日复

    一日的工作中是如何应对这些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的，以及他们的新闻实践(尤其

    是在互动和参与方面)对《纽约时报》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

    在下一章，我将会详细展现2010年《纽约时报》的竞争节奏和新闻需求。其中

    出现的一些小细节，包括从记者无需请示便可订机票，到研发部门的出现，说明了

    《纽约时报》在新闻行业中的独特地位。与此同时，与任何新闻机构一样，《纽约

    时报》也正在适应在一个尚未形成确定的生存策略却要随需应变的环境的行业从事

    新闻工作。

    我们将会看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是如何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对内容生产的需

    求进行协商的。当时，新价值正在影响工作惯例和职业观念，尽管并非没有反对意

    见。我们会在整本书中看到，网络世界中的即时、互动和参与所形成的价值观从根

    本上重构了记者的想法，即自己在新闻编辑室中的工作性质和工作重点。这些价值

    本身尚未形成确定的意涵，但正在通过实践来界定。每一种价值，尤其是互动和参

    与，都与经济策略有着明确的关联。然而，大多数记者感到迫切需要去适应数字时

    代，并非出自经济原因，而是为了使自己赶上《纽约时报》的网络时代发展步伐，或者不想落于人后。

    [1] Esch,[2] 来自我2010年4月12日的调查笔记。

    [3] 来自詹妮弗·安德森2010年3月3日与我的个人交流。[4] Carr,[5] Starr,[6] Downie and Schudson,[7] Edmonds, Guskin, and Rsenstiel,[8] Doctors, Newsonomics.

    [9] Arango,[10] Jones, Losing the News.

    [11] Anderson, Bell, Shirky,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2.

    [12] news outlets是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起在新闻业年度报告中称呼“新闻机构”时引入的新词。——

    译者

    [13] Dorroh,[14] M. Carlson,[15] Richman and James,[16] Carr,[17] Carr,[18] Theim,[19] paywall，一种网站注册付费系统，设置了付费墙的报纸网站可以阻止那些未付费的用户登录进入，或者把不付费的用户隔离在收费内容之外。——译者

    [20] Schiller,[21] Tenore,[22] Pew Research Center,[23] Chittum,[24] 《赫芬顿邮报》是阿里亚娜·赫芬顿等人于2005年创办的一家网络媒体。该奖项也是网络新闻公司

    获得普利策奖委员会认可的一个里程碑。——译者

    [25] niche，商业术语，指针对企业的优势细分出来的市场，这个市场不大且没有令人满意的服务。——

    译者

    [26] 设在曼哈顿的一家非营利性新闻机构，是首家获得普利策奖的网络媒体，迄今已四次获该奖。——

    译者[27] crowdsourcing，美国《连线》杂志记者杰夫·豪提出的一个重要商业理念，是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

    过去由员工承担的工作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范围的大众网络的做法。——译者

    [28] MinnPost，一家非营利、无党派的网站，以向关心明尼苏达的人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报道为己任。

    ——译者

    [29] Usher,[30] Ahuja,[31] Matter, http:matter.vc，2013年4月2日。

    [32] Lewis,[33] Usher and Lewis,[34] Anderson, Bell, and Shirky, Post-Industrial Journalism, 23.

    [35] Beckett,[36] Hirschorn,[37] Mnookin,[38] Heim,[39] Buttry,[40] Newspaper Guild of New York,[41] Haughney,[42]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13年更名为《国际纽约时报》。——译者

    [43] Smolkin,[44] Beckett,[45] Boczkowski, Digitizing the News.

    [46] 来自苏珊·雅各布森2013年1月24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47] The New York Times Electronic Media Company。——译者

    [48] 来自里奇·迈斯林2010年5月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49] 来自伯纳德·格韦茨曼2010年5月1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0] shovelware，指毫无新意地照翻媒体上的内容或产品。——译者

    [51] Boczkowski, Digitizing the News.[52] 来自约翰·哈斯金斯2010年4月23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3] Boczkowski, Digitizing the News.

    [54] 来自吉姆·罗伯茨2010年4月6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5] 来自苏珊·埃杰利2010年4月2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6] 来自莱恩·阿普卡2010年5月10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7] 来自比尔·凯勒2010年5月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8] 来自乔纳森·兰德曼2010年5月3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59] 来自我2010年1月20日的调查笔记。

    [60] 来自比尔·凯勒2010年5月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61] 来自比尔·凯勒2010年5月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62] Perez-Pena,[63] 来自比尔·凯勒2010年5月7日与我的个人交流。

    第二章 《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

    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正准备处理一项他明知肯定会燃起美国民众怒

    火的任务：披露高盛集团2010年的财政收入。那场金融危机之后，高盛集团接手了

    各大银行搞砸的业务。它不仅是存活下来的最大的银行，而且事实上还在营利。同

    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由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

    领头的银行家们非但没有对金融危机承担应负的责任，还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民

    众。但正如后来公众所知，高盛公司在刻意做空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还建议其客户把

    大笔的钱投进去。

    鲍利的任务是披露高盛的财报，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

    其实只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报道，可以板上钉钉地会上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但这是

    一次大衰退[1]

    ——虽然道琼斯指数已经从2009年3月的低点6443.27点回升至2010

    年的11000点附近，全美的其他方面却未出现复苏迹象。贷款业刚刚创下了一年新增

    380万个家庭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的纪录，[2]

    失业率依然徘徊在10%附近。银行业已

    成为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行业之一。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美国人对银行家的好感下降了17%。[3]

    财报发布之前，新闻编辑室里气氛紧张。他们担心财报的内容和《纽约时报》

    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变成政治的炮灰。编辑们也认为这必将令《纽约时报》的广大

    普通读者感到愤怒，尽管几年前他们对高盛还一无所知。编辑们猜测这篇报道很可

    能会在网上引发大量讨论。

    这项任务的重点在于，鲍利这一天无论何时得到关于高盛的新消息，都会立即

    在网上发布、更新。所以，当鲍利早上7点半去上班时，已经做好为这个头版报道忙

    碌一天的准备。他有过这种经历，而且他也准备就绪。

    鲍利的这一天是个例子——下文还会进一步回顾——反映出了《纽约时报》记

    者是如何在网络环境下体现新闻的即时性的。本章中，我会记述鲍利和其他两名记

    者在一天中是如何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新闻记者通常会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

    里，而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剖析他们一天的工作方式和具体过程。我选择的这

    三天，凸显了《纽约时报》业已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工作惯例，反映了记者如何在数

    字化的随需应变的新闻环境中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每一天都展示了即时、互动和

    参与是如何体现(或不体现)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的。尽管本章将把这三种价值观

    合起来以日为单位进行讲述，但在之后的章节中，会对这三种网络新闻核心价值观

    专门讨论。

    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他的一天经历为我们演示了全天候工作模式究

    竟是怎样的。第二位是安德鲁·马丁，他也是财经记者，但他的工作更偏向消费者方

    面，他的经历将告诉大家没有截稿时间限制的一天是怎样的。最后一位是尼克·比尔

    顿(Nick Bilton)，技术博客Bits的博主，他在商业版的外围工作，那天正值第

    一代iPad发布，新闻编辑室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报道。我可以从我观察的传统记者

    和非传统记者从早到晚的工作日中选择任意一天，但这三天浓缩了新闻编辑室在即

    时、互动和参与方面的核心情况。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这些术语一般为学者

    所用，记者很少使用。本章以这些新价值观为背景，选取这三天来记述，将为记者

    的实际工作经历提供一个规范的维度。

    鲍利的一天，主要展示的是记者应对即时的压力，尽管那天他的故事也涉及一

    点互动和参与。他必须先把突发新闻发布到网上，然后再为纸质版写一篇报道，这

    反映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方式，记者不得不以更传统的模式来协调解决网络上时刻发生的需求。他与视频团队有个小插曲，后者临时想为网络录一个短视频，而这体现

    了他基本只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所遇到的混乱和不协调。而且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别

    扭事还很有趣(他被叫去做个采访，谈谈他的报道，录制这段视频的人是商业版

    的，但这人既不是他的编辑，也不是与他共同完成这则新闻报道的人)。很多记者

    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他们认为互动性是对工作的一种干扰。鲍利这一天并没

    有涉及太多的参与，但他有关受众的观点在新闻编辑室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即不值得花时间跟受众互动。

    马丁的一天在许多方面都与鲍利相反，他所展示的是一个不受截稿时间限制，主要关注创业或调查性新闻的记者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重点包括表面上看来属于

    《纽约时报》的独家消息，还有其他媒体机构不希望报道的，并且他的报道也不一

    定要在特定日期发表。但这并不是说马丁没有做过全天候实时更新的网络报道。事

    实上，他的报道方向也包括美国银行[4]

    ，这与鲍利报道高盛集团的情况类似。还有

    一次马丁的任务是分析美国银行的季度收益，那也是令人抓狂的一天。

    但是，在《纽约时报》工作并不总是与当前有关，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种竞争

    动力需要时间来完成报道，来形成新闻视角。马丁的一天也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凸显

    了互动：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创造出互动内容。但他没有自己固定的工作模式和

    流程：他临时约见了自己喜欢的摄像师，而且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编辑(或者商

    业版的网络编辑)。他把互动融入自己工作环节的方式与《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

    者是截然不同的。

    比尔顿的一天则反映出一个非传统记者(或博主)是如何处理一个非常离奇的

    报道的：第一代iPad的发布会。对于新闻编辑室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新闻，记者们

    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策划了一个大型的发布会，但没人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可以用来做什么。比尔顿的这一天记录了他所承受的双重压力，不仅要实时报道，还要尝试运用非传统平台进行报道：一方面要留意竞争对手的博客和推特消息，另

    一方面要在《纽约时报》官网上开通“直播博客”(live blog)。他为新闻事件

    创建图表和内容的尝试，表现出了记者对互动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能力。此外，比尔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工作，印证了下文中将要涉及的另一重要主题——参

    与。记者一旦上网，他们利用互联网报道新闻、传播观点或与其他网民进行交流。

    除极少数的例外，参与仍是一个一对众的形式，来自受众的声音却不多。整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记者，从网页制作人到互动新闻记者，不一而足。但我关注的是那些凸显了新闻编辑室的“传统与变革”[5]

    之间关系的记

    者。从鲍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派记者在新压力下的工作状况——尽管他也

    可以选择做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新闻；从马丁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位不受截稿时间

    限制的传统记者以新的视角从事新闻工作；从比尔顿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完全不

    同的一类记者，需要使用各种新工具和平台进行新闻报道。通过对鲍利、马丁和比

    尔顿的一整天近距离观察，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记者是如何(或不)去适应即

    时、互动、参与这些价值观的，这些价值观引起的争议体现在哪里？

    2010年1月21日 格雷厄姆·鲍利，财经记者

    格雷厄姆·鲍利是个浅棕色头发的英国中年男子。离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和

    《金融时报》的欧洲分社之后，已在国际新闻版工作多年。业余时间，他写了一本

    关于喜马拉雅山脉乔戈里峰的书。在我跟踪观察他那天的前一个周日，他在旅游版

    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报道，又在周日的经济版发表了有关摩根士丹利新任首席执行

    官的人物报道。鲍利说我应该把观察日定在披露高盛集团财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

    他会快节奏地围着网络转，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新闻从最初的网络版到最后的纸质版

    (也是网络最终版)的整个过程。

    2010年，《纽约时报》记者猜测很多美国人对高盛集团的所作所为感到沮丧，这家银行似乎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对许多观察者而言，高盛作为华尔街的

    重要角色，现在俨然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华尔街对抗主街[6]

    的象征。记者、政府委员

    会、电影人和非营利机构经过调查、接触，认为高盛与摩根大通、富国银行以及从

    金融危机幸存下来的其他银行一样，都犯了错，可能正是这些错误最终引发金融危

    机。对许多政界人士和公众来说，[7]

    高盛是那些开发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担保债务

    凭证的银行的代表，引起通货膨胀，随之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把美国市场推到了

    悬崖边，并最终导致美国经济走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8]

    鲍利告诉我，任何有关高盛的新闻这个时候通常会排在要发送的电子邮件列表

    的前列，它会收到车载斗量的评论，还很可能会登上首页——尽管鲍利的报道远不

    止要告诉大家高盛赚了多少钱，料多到足以登上头版：他还必须使这则新闻内容有

    别于其他所有新闻机构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包装，或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通常而言，第四季度收益会在12月到2月期间发布，会是新闻编辑室最关注的话题，理论上讲，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上一年的盈亏总额和员工薪酬

    情况。更准确地说，它们透露了高盛员工的平均奖金额。

    虽说是大新闻，但鲍利还是在此前一天提醒我，跟着他一天可能会让我感到无

    聊，因为写新闻稿本身的过程是一如既往的。鲍利准时走进新闻编辑室，等待上午8

    点准确数据的发布，但他在前一晚已准备好了发到网上的新闻稿(数据部分空

    着)。在《纽约时报》，这种预先准备好的新闻报道被称为“B稿”(B

    matter)，有时是几周前准备好的，有时是几天前准备好的。之所以这样做，都是

    因为互联网。准备这样的报道其目的在于，无论是企业收益、失业率，还是选举结

    果，一旦预期的信息发布，下一秒它就可以发到网上。

    预先写好的新闻稿通常行文干巴巴的，有时也包括在事情发生之前汇编好的一

    些引文。为了保险起见，记者通常会做好两手准备，正面的和负面的引文都要准

    备。这样一来，《纽约时报》就能有一个全面的、更深思熟虑的报道发到网上，有

    望为读者创造出一些“增值”内容——有线新闻来不及提供的某些突发新闻；而不

    是像美联社或路透社那样只能迅速发布一个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增值”(或附

    加值)内容是《纽约时报》记者常用的术语，以将其新闻报道与其他新闻机构的报

    道区别开来。

    鲍利解释说，这一天时间会因为各种信息的发布而被分成几段，上午8点财报发

    布，9点参加高盛首席财务官与记者的电话会议，11点与投资者和分析师通电话，上

    午还要选个时间与高盛首席财务官本人通电话；之后，再经过多次修改更新，鲍利

    才算完成供报纸发表的最终新闻稿。早上8点前，鲍利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盛在网上

    公布数据，然后把它们填进由商业版的网络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编辑好的文稿

    中。“B稿”(或预先写好的新闻稿)一般是这样的：

    高盛集团周四表示，该集团第四季度取得了＄TK美元的利润，为这家华尔街银

    行在2009年的表现画上句号。

    高盛宣布其2009年全年盈利为＄TK亿美元，并且还透露了一个可能会激怒评论

    家的消息，即已经确定将留出高达＄TK亿美元作为其员工的奖金。

    结果显示出高盛在2008年最后三个月从金融危机中反弹了多少，又在季度性亏

    损中损失了多少。公司披露的奖金数额反映出补偿金将再次吞掉今年的华尔街很大一部分收入。

    在政府动用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金融体系一年后，这些奖金数字可能

    会激起对华尔街高管薪酬水平的强烈抗议。

    多家银行正在为应对来自华盛顿方面以及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Cuomo)等官员的薪酬审查做准备。科莫去年曾要求银行披露有关奖金的细节。一

    些银行家担心美国可能会效仿英国，对银行业的奖金额外征税。

    但撇开这些担忧不论，很少有银行正采取措施大幅削减奖金。考虑到外界潜在

    的批评，一些大银行正在改变他们的薪酬支付方式，削减甚至取消了部分现金奖金

    而改为股票奖励，并减少了其收入中用于支付薪酬的部分。

    12月，高盛宣布其职位最高的30名高管的薪酬只以股票形式支付，不发给现

    金。目前，华尔街几乎人人都在等着看高盛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

    布兰克费恩会分到多少股票，他的薪酬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7年，布兰克费

    恩先生的薪酬是6800万美元，创下华尔街新纪录。2008年，他没有获得奖金。

    早上8点，鲍利准时上网查找结果。他发现《华尔街日报》已先于《纽约时报》

    发布了财报数据。“《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了!”他喊道，并大声把数字告诉了

    盖茨弗莱德。鲍利亲自核实了收益数字，又看了一眼财报，大叫：“《华尔街日

    报》的数据是错的。”他语气急促，带着一种得胜的口吻。

    随后，鲍利和盖茨弗莱德商议是否把净收入或净收益作为新闻报道的焦点；[9]

    当时，鲍利已经把收入报表和季度收益都打印出来了。收稿编辑丹·聂米认为他们应

    该把注意力放在49.5亿美元的净利润上，理由是“这肯定是广大普通股民更希望看

    到的；对了，要说明这一数字高于华尔街的预期”[10]。盖茨弗莱德和鲍利看着这个

    足以成为热点的奖金数，盖茨弗莱德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补偿金的]

    最低值。”

    鲍利和盖茨弗莱德一起把收益数字填入鲍利提前准备好的“B稿”中，并将第一

    稿上传到内容管理系统和网上。然后，鲍利回到自己的位子，刷新首页。几分钟

    后，高盛的这篇新闻报道出现在商业版页面，随后出现在首页的新闻导读区，尽管

    相关内容《金融时报》、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鲍利与盖茨弗莱德一起调整了导语部分的措辞，尽管他们二人来来回回地改动

    了很多细微之处，但报道是要给公众阅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闻报道仅需经

    过盖茨弗莱德的编辑：这类突发新闻在发布到网站上之前是不经过文字编辑之手

    的。但是，对于一个要刊发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在读者见到之前可能需要经过2至

    7次文字编辑。[11]

    鲍利发布的这篇新闻只是第一版，在这一天中，他还将持续围绕这个展开工

    作。在发布基本收益后，鲍利开始查阅前几年的奖金总额，以此来推测今年的人均

    奖金额度，再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鲍利仔细

    查对，尽量避免犯错，否则网络版的修改和报纸信息的纠正会很麻烦，甚至报道的

    下面还会招来大量的恶评。

    然后，鲍利停止了对新闻稿早期版本的修订(他的每一个改动都会由盖茨弗莱

    德及时在网页上更新)，安排我和他一起参加一群记者和高盛对外联络事务主管卢

    卡斯·范普拉格(Lucas van Praag)、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亚尔(David A.

    Viniar)的电话会议。首席财务官首先介绍了高盛财报中的所有要点，然后，进入

    提问环节。英美媒体关心的话题从奥巴马提议对银行增税，到补偿金问题，再到高

    盛是否因“体量太庞大才没有倒闭”，不一而足。

    鲍利发现他开始收到读者发来的有关高盛报道的邮件，他给盖茨弗雷德写了张

    便条，说希望开放这篇新闻的评论功能。由于《纽约时报》会在发布读者留言之前

    先中和一下，网站上每天只能对少量新闻报道开放评论功能，而开放评论意味着该

    新闻会在首页上排位靠前，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和评论的做法所致。

    鲍利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一回复读者来信，但在这天，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定期

    涌入的邮件，这些邮件很可能是由于高盛的报道而出现的，他说：“只要一提到高

    盛，就会有读者写信过来。”鲍利通过一个简单的窍门区分读者邮件和其他消息：

    如果读者通过点击文章的作者署名发送电子邮件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时邮件

    的主题栏就会出现以[读者来信]打头的字样，这样的功能便于记者忽略某类邮件

    (我平时见到的也基本如此)。

    鲍利一直尝试几件事同时进行，在确保网上内容不断更新的同时继续跟进报

    道。他必须掌握分寸，让报道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角度，但此时这种分

    寸更难控制了：一有新信息他就放到网上，最近一次是对媒体引用部分的更新。《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此并未表现出独到之处。

    尽管如此，但鲍利在每一次较大的更新前都会收到同事们给他的意见，他自己

    也会偶尔停下来思考新的报道角度。例如，当鲍利等待与高盛首席财务官的一对一

    电话时——这是他第一次突破来自网络的压力，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使自己的工作

    与众不同——他得到了商业版周日版编辑的一些建议，关于他或可向对方提的一些

    问题，包括调查高盛目前对自己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的看

    法，由于对这些金融工具的放松监管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

    鲍利对同事的建议做出了回应，说他想就“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提

    问，这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它将

    把银行最赚钱的自营交易业务(银行以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客户的进行交易)与代表

    客户的投资业务分离，还将禁止银行拥有、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股权基金。提这

    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银行是否也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但此刻鲍利无法把

    所有的建议都用于完成网络新闻稿。

    鲍利接到了首席财务官的电话，就奖金的性质和沃尔克规则的涵义进行了提

    问。鲍利的主编、财经新闻团队负责人大卫·吉伦(David Gillen)指示他考虑一

    下奥巴马提议的金融管理条例可能对高盛产生的影响。吉伦在策划其他相关报道，想让一位记者报道沃尔克规则在法律上对高盛公司意味着什么，另一位记者报道在

    政策上对高盛意味着什么。

    在多次细枝末节的更新之后，一篇较大篇幅的新闻报道逐渐成形。在这个一对

    一的电话结束后，鲍利知道机会来了，可以开始以他想要的视角来突出《纽约时

    报》的新闻特色了。他开始在当前的网络报道中插入首席财务官的一些话。

    吉伦下令制作这个报道：“让我们来定一个[这样的]框架……高盛[在金融危

    机中]受影响了吗？收入是不是仍然涨了50%？”

    鲍利问：“会不会觉得身心都很痛苦？”他指的是高盛内部那些没有获得高额

    奖金的人的感受。鲍利还说，他会尽量弄清银行内部对此的反应。对于如何从交易

    大厅得到反应，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编辑莉兹·奥德曼和吉伦问鲍利：“你对A1版内容有什么想法？”鲍利想了想，答道：“华盛顿和华尔街。”

    吉伦说：“那导语就放一篇对银行的分析。”

    换句话说，鲍利的任务是深入下去，弄清楚当华盛顿方面对银行家们口诛笔伐

    之时——彼时，奥巴马总统刚刚针对补偿金这种特殊形式的奖金提出“民粹主

    义”征税方案——高盛打算在这个棘手的奖金问题上如何过关。

    A1版的想法，或者说头版的想法、A1版的报道，是指提交给头版会议讨论决定

    是否作为报纸头版的新闻。以“分析”为导语，反映出了《纽约时报》所采用的逐

    步后退法，此时记者完成了网络版的更新并开始为纸质版做准备。

    在讨论了这个报道的更大的思路后，鲍利终于有时间阅读来自瑞信银行

    (Credit Suisse)的收益分析。他问DealBook[12]

    的一位记者(他的工作主要是

    获取华尔街的突发新闻并迅速发到《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削减奖金在高盛内部会

    有什么影响。这位记者告诉他：“一切都取决于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得到多

    少。”

    上午11点，鲍利按计划参加了高盛与为其服务的金融分析师之间的电话会议。

    电话会议在大量复杂的金融术语的主导下进行，分析师要求对方澄清损益表上的具

    体要点和其他一些问题，以利于他们对公司的未来做出预测。有这一大堆财经术语

    在，电话会议的内容我听得云里雾里。会后，鲍利对我说：“该我们来把官样文章

    翻译成大白话了。”

    于是，鲍利开始改写这些金融专业术语，使它们能被他认为的《纽约时报》读

    者所理解，这些读者是看不懂这种行业术语的。鲍利和其他一些人告诉过我，《纽

    约时报》记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感兴趣的读者群体，但可能对商

    业知识不是太懂。然而，大多数记者发现很多重要的决策者也在读《纽约时报》。

    与分析师通过电话之后，鲍利又对发在网上的报道做了些修改，再次反映出一

    些并非《纽约时报》独家特有的信息，尽管经过鲍利的改写，电话会议中最重要的

    信息都包含进去了。改到满意为止后，鲍利说：“我以为我们已经把网络版用的报

    道更新完了，但稍后其实还会更新。”这时，我暂时离开了，留他独自一人为纸质

    版写稿。他戴上耳机，过会儿又摘下耳机打了几通电话，包括打给国会山的一些人。但此刻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写稿，不是更新。

    下午2点左右，《纽约时报》的电台主管及视频工作的主要推动者简·伯恩迈耶带

    着摄像团队过来了。他们向鲍利解释说，希望请他和编辑温妮·奥凯利一起面对摄像

    机谈谈高盛的收益情况。鲍利想了想，从椅子后面拿出一件休闲西服，问：“我可

    以穿这个吗？”这段视频打算录制“90秒到2分钟……不是……概括新闻要点，而是

    陈述你的报道脉络”。伯恩迈耶解释说。与她同来的一位同事对鲍利说：“透露一

    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她的意思是不需要鲍利把整个

    报道和盘托出。这是鲍利第一次被要求录制这类视频。

    这次的视频拍摄是为TimesCast[13]

    做的，计划放在午间网络节目里让读者看到

    《纽约时报》这一天的重要新闻集锦。由于重大突发新闻登上头版的可能性较大，记者的写稿过程因多媒体制作需求而打断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鲍利和奥凯利一起为视频录制做准备时，略有点不知所措。奥凯利说：“挺有

    意思的，我们平时甚至都不在一起工作。”伯恩迈耶又给了他们一些提示：“这段

    视频要看起来像是我们在偷听你俩的正常聊天。”

    鲍利的编辑吉伦模仿起了鲍利的英国口音说：“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觉得

    鲍利的口音听起来特别温文尔雅。

    奥凯利问了鲍利几个关于沃尔克规则和分离商业银行业务的问题，并问在奖金

    支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整个视频录制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然

    后，鲍利又戴上耳机继续写稿。下午4点半，鲍利把纸质版的初稿交给了吉伦。“他

    是个非常严格的编辑。”鲍利特别强调说，估计自己的这个初稿会有很大的变动。

    随后，鲍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高盛员工的妻子。他边接电话，边兴奋

    地在pad上写下“高盛员工家属”几个字。这位女士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所以打电话

    来抱怨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拿到鲍利的报道里所说的50万美元奖金。鲍利答应不引用

    她的原话，但是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万一他的报道需要从她那里获知有用的信息

    的时候，可以打过去。几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摩根大通可能会推迟发放奖

    金。“这会是个大新闻!”他答道。然后转身对我说：“我太喜欢做这个了。”他

    咧嘴一笑，神情严肃而真挚。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新闻稿与预先准备的B稿已经大相径庭。鲍利共写了五

    稿，盖茨弗莱德给我的打印稿上详细地留下了网页上的报道被来来回回改动的痕

    迹，细微的改动不少于26次。这篇报道已经转移到了首页的头条之中，并且未开启

    评论功能。倒是有一篇关于奥巴马总统和银行业政策的报道，占据了首页上第二位

    的突出位置，其热度仅次于竞选开支的新闻。鲍利的文章并没有像鲍利希望及编辑

    预期的那样出现在A1版，而是被安排在商业版的第一版。标题在撤掉了收益数字之

    后，最终定为《势头强劲的一年：写在高盛削减奖金后》(Strong Year for

    Goldman after It Trims Its Bonus Pool)。[14]

    导语部分内容如下：

    周四，高盛的纽约总部里没有人为自己拿到的巨额薪酬欢呼雀跃。尽管2009年

    的收益创下了历史新高，但高盛宣布仅仅留置了162亿美元奖掖员工。

    仅仅？

    如果你不曾在华尔街工作过，那很难理解这个11位数对于一个重要的发薪日来

    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对高盛来说，这个数字背后的财政和政治的计算表现出了

    非同寻常的克制性。

    面对外界对华尔街巨额奖金的诟病，高盛做出了一次惊人的让步，打破了长期

    的行业惯例，即把大约一半的年收入用于补偿金发放。

    纵观鲍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开始揭开贯穿于本书核心主题的点点滴滴了。在

    鲍利的案例中，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网络新闻价值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即时性

    可能是他的新闻工作中体现出的最明显的价值：他整个上午都在忙于写出新闻稿。

    鲍利的编辑和他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鲍利要整天更新报道内容，一得到新消息就

    立即添加进去。与此同时，新闻编辑室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难以名状的压力，觉得

    网络需要更多的料，人们都在反复检查，寻找更多的新消息。为了体现竞争力，《纽约时报》认为必须向人们不断提供新资讯。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停下来问问：是否真有人把这篇不断更新的高盛报道读了

    26遍(甚至5遍)？这一次次的更新目的是什么？然而，《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甚至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将高盛事件作为突发新闻，而一有新消

    息披露，《纽约时报》都会将其填充进新闻报道。如果不这样，可能会使《纽约时

    报》的内容看起来苍白无力，这与其目标，即成为美国最好的(如果不说是英语国家最好的)报纸以及新闻最权威的来源，是不相符的。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

    报》的编辑手头并没有关于其网络版读者的数据(这被称为网络计量学)，而新闻

    编辑室有人在收集这类信息，但这还不是日常新闻工作的正式部分，因而编辑对于

    人们(或者说登录《纽约时报》官网的人)是否阅读了这一次次更新的内容，并不

    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他们仍然感受到压力，觉得要不断更新。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即时也是一种存在争议的价值观。尽管各家新闻编辑室

    都在努力做第一个报道者，但更重要的是新闻的准确性，比如我们看到《华尔街日

    报》虽然是第一个发布该报道的新闻媒体，却弄错了财报的数据。那么，究竟新闻

    编辑室要做到多快呢？那天早上的新闻内容主要是一些事实和引述，稍晚些时候才

    到鲍利的主编手中。在整个过程中，鲍利的主编——吉伦和奥德曼——更关心报纸

    A1版上的大新闻，希望某条新闻可以挤进《纽约时报》当天的五大新闻。而他们所

    要做的就是催促鲍利，在不断更新网上内容的同时考虑一下怎么成为当天的五大新

    闻之一。

    《纽约时报》的宏大目标之一是将一天中网站上马不停蹄地更新的内容，整合

    成一篇更深思熟虑的分析性报道。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第二天新闻”，是《纽约时

    报》员工的一个术语，以此来表示他们所做的报道在各项工作和分析上有别于其他

    新闻机构的。“第二天新闻”并非是个新概念，以前的新闻都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二

    天才刊出的。但在如今这样的数字时代，“第二天新闻”实际上就是面向纸质版

    的“当日新闻”。新闻编辑室的编辑和记者都视之为头等重要的新闻，因为这不仅

    是一种总结，更重要的是，它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知道

    的，这种“第二天新闻”仅在网上存在非常短的时间，大多数人正是在网上读到

    后，才转而向《纽约时报》寻求更多的资讯。

    某些较小的子主题在鲍利这一天中是以互动和参与与他的工作流程交织在一起

    的方式出现的。摄像团队来找鲍利录制视频，显然是有上级的命令。而鲍利尽管一

    开始有些困惑，但他乐意配合。这种视频录制不过是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

    要把报道的内容和盘托出，这是新闻编辑室的一个策略，目的是让读者更关注故事

    本身(“透露一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另一个有意

    思的地方是，这次意料之外的多媒体生产由摄像团队全权构思、安排、制作，参与

    其中的其他记者还不习惯这样的程序、操作以及像这样快速录制视频的工作方式。

    显然，有人意识到了互动内容生产的价值所在，但追求越快越好的传统记者并不是这样想的。换句话说，互动内容生产仍是一个纷杂的过程，尚未形成相应的新闻工

    作惯例。

    最终，我们看到对于参与的重要性，新闻编辑室只有少数人接受了。鲍利会收

    到自己的读者邮件，每次收到都会兴奋不已，但我从未见他真正读过。尽管如此，他很明白他的读者是积极的，并且准备对他的报道做出回应——这点很重要，意味

    着时代变了，读者的反应再也不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了。鲍利知道人们想要谈论

    高盛的事，而《纽约时报》可以成为一个让他们发表意见的地方。但鲍利要求开启

    评论功能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让这个报道在首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在我看来，鲍利似乎对这些评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很感兴趣(但是因为最终并没有开放评

    论，所以我对此也不能确定)，只要有评论在那里就行了。因此，鲍利似乎是了解

    何谓积极的读者的，但对他来说，参与并不包括真的去回复读者。参与也是个混乱

    的说法，谁能说得清：他应该回复所有的电子邮件吗？什么时候应该开放评论？他

    在这一切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2010年2月11日 安德鲁·马丁，财经新闻记者

    为了让我能了解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记者的工作情况，安德鲁·马丁允许我在他

    推进手头几个项目时跟着他一天。在这一天里，我将看到他是如何准备三篇报道、考查两个新闻选题的可能性、挖掘新信息的，还有他是如何与一位视频编辑开策划

    会，讨论多媒体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可行性的。这一天的每个部分都非常重要，能

    帮助我们了解数字时代新闻工作的价值观，比如从事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的不

    同工作节奏，即时性实验(experimentation with immediacy)，对参与的受众

    看不出有多大感兴趣。

    马丁最擅长的是消费金融[15]

    领域的报道：他认为他的作用是把银行和金融机构

    的政策向读者做解读，这些读者主要是中产或中上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阅

    读《纽约时报》的人。(马丁告诉我：“我不太写发薪日贷款方[16]

    之类的新闻，但

    如果确实是个大新闻，我也会考虑写。”)有意思的是，马丁对自己的受众的看法

    决定了他如何去写报道。他论证说《纽约时报》的读者不太可能会从不靠谱的公司

    预先贷款去还租金。发薪日贷款方的名声通常不佳，但是如果这个事实的背后可能

    藏着大面积的腐败或非同寻常的内情，那马丁就会全力以赴了。我听说个人理财方

    面的记者也是如此想法。另一方面，马丁最近在关注借记卡收费和信用卡陷阱的问题，这关系到《纽约

    时报》大多数读者的腰包。马丁希望他报道中提到的大大小小的银行在个人理财业

    务上的腐败现象，会引起华盛顿的决策者和公司董事会的切实重视，并由此将信息

    传递给《纽约时报》读者之外的受众。

    在我跟着马丁的这一天中，他在准备三个长篇报道：一个是与驻旧金山的记者

    约翰·马科夫合作的有关信用卡欺诈的报道，一个是对信用卡透支的立法为何会陷入

    僵局的报道，一个是与新闻专栏作家格雷琴·摩根森合作的关于美国货币监理署

    (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的报道。马丁告诉我，对美国货

    币监理署这篇报道，他的假设是这个政府部门可能是一个“听任消费者抱怨银行倒

    闭的机构”。他向我解释说，美国货币监理署的负责人叫约翰·杜根(John

    Dugan)，他是反对金融监管的。《纽约时报》希望在决定是否进行金融监管的投票

    开始前，公布杜根的个人资料。马丁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尤其好奇金融监管立法

    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货币监理署可能会对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予以规范。根据

    马丁的说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据传杜根一向与银行交好。此外，马丁还打算考

    查两个新闻选题，并考虑将多媒体手段用于他对一些企业进行系列报道的可能性。

    由马丁的这一天看来，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日子也会非常忙碌，不仅要同时跟

    进好几个报道，追踪消息来源，还要刻意地思考如何将信息传递给读者。事实上，马丁这一天忙疯了，忙得叫人跟不上节奏，从一个项目迅速切换到下一个项目。在

    我观摩他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是哪些东西在支配着他对新闻的决定(考虑他

    脑中所想的是否值得《纽约时报》去报道)，不止是决定一个报道是否符合时间

    表，或者决定是否有必要发到网上。

    马丁的一天从早上的信用卡欺诈报道开始。他想了解欧盟为什么打算把信用卡

    更换成带芯片密码(chip-and-PIN)的卡(即内置微型芯片的塑料信用卡)，他关

    心的是这对美国——尤其是那些在海外的美国人——的潜在影响。马丁说，信用卡

    要是没有这种微型芯片，就连在巴黎买张地铁票这么简单的事恐怕都不可能。

    尽管芯片密码技术的安全性更高，但美国还没有将其应用于信用卡，马丁做这

    个报道是因为欧洲的一个委员会将提议所有欧盟国家的信用卡都换成带芯片密码

    的。马丁打电话询问新闻背景以获得更多消息，并给联系人写了邮件，希望对方给

    他更多有据可查的信息。马丁想弄清楚这件事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会有多大影响，以及这个委员会对推进此事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

    在打这些电话的间隙，马丁向我解释说，他可能是《纽约时报》少数几位仍在

    使用金属名片簿(Rolodex)的人之一(大多数人都是通过Microsoft Outlook或

    Gmail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的)。在这之后，马丁转向下一个报道，即弄清楚有关建

    立消费金融保护机构的提议什么时候投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马丁，如果能联

    系上金融监管法案的倡导者之一、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他就会得到

    更多消息。于是，马丁打电话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如果这个法案确有涉及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条

    款，他可不想自己落于人后，他还想准备一篇报道，以便在法案行将公布时可以回

    应所有的提议。

    他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打电话，但没打通，之后，他转而去准备另一篇报道，关于信用卡透支的费用的。他在谷歌上搜索手头的电子表格上所涉及的银行名字。

    这张Excel表上的信息让他基本了解了哪些银行在透支费用这一项上营利最多。其中

    一些是地方性的小银行，这表明人口较少的地区的人实际上可能比大城市的人支付

    了更多的透支费用。马丁向我解释说，透支费用是2009年秋的一个热点问题，社区

    银行在游说当权者不要做出大的变动。而马丁的目标是找出几家愿意谈论这个话题

    并对高昂的透支费用做出回应的小银行。

    马丁开始给这些小银行打电话，寻找愿意和他聊聊的人。在询问是否可以跟行

    长聊聊时，马丁并没有透露他《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相反，等他跟他真正想找

    的人开始谈话时，他才告知对方。

    最终，在与多家银行的人谈过之后，马丁意识到手上由咨询师提供的数据实际

    上是错的。根据这些谈话以及自己反复运算手上的数字，马丁发现这些数字的编制

    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出银行在透支费用上究竟赚了多少，只能说明各家银行从消费

    者那里赚到的数字各不相同。马丁叹了口气，把这项工作搁在了一边。

    马丁的一天就这样从一篇报道换到另一篇报道，从一个新闻来源换到另一个新

    闻来源，通过联系各种各样的人为每一个报道拼凑新的信息。至于他何时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并没有规律可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得以他的采访对象的日程安排

    为准。与此同时，他常常从与这些人的通话中收集新信息，包括一些趣闻，并把这

    些信息联系起来，这使他最终和美国货币监理署搭上了线。比如，当他致电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议员办公室询问针对透支

    的立法时，他没有为他的报道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他了解到一则令人浮想联翩的

    趣闻：是马洛尼的一位反对者的情况，这位女士在摩根大通工作，是最有可能反对

    马洛尼推动的金融监管的人。在当天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马丁从马洛尼议员办公室

    获得了更多消息：摩根大通已经为这位女士的竞争对手举行过筹款活动。马丁认为

    这会是个不错的新闻，并告知他的编辑莉兹·奥德曼：“我不认为它会成为重磅新闻

    (即头版头条)，但对商业版来说会是个不错的头条。”

    马丁这天还花了不少时间论证一些新闻选题。第一个是有关小型初创公司Bling

    Nation的。这次他打电话时开了免提，允许我在边上旁听。那家公司的代表试图说

    服马丁写一个关于手机一旦安装安全芯片也能被信用卡机读取的报道，其中的技术

    原理非常复杂，但马丁很感兴趣，因为利用这项技术的商家不必支付交易费。[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