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疾病改变历史(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英)迈克尔

    ·比迪斯著；陈仲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1

    书名原文：Disease and History

    ISBN 978-7-5080-9068-9

    Ⅰ.①疾… Ⅱ.①弗…②迈…③陈… Ⅲ.①疾病-医学史-

    世界 Ⅳ.①R-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5666号

    DISEASE AND HISTORY: THIRD EDITION By FREDERICK F.

    CARTWRIGHT AND MICHAEL D. BIDDISS

    Copyright: ?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LOWNIE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0924号

    疾病改变历史

    作 者 [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 [英]迈克尔·比

    迪斯

    译 者 陈仲丹

    责任编辑 杨小英

    责任印制 顾瑞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北京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920 116开

    印 张 18.25

    字 数 230千字

    定 价 39.8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网 址 ： www.hxph.com.cn 电 话 ：

    (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最新修订的医学史经典著作。

    《疾病改变历史》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合作的成果，它给

    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且易于理解的知识，向我们讲述疾病是如何在过

    去留下深刻的印记。例如，腺鼠疫和其他疾病对古代和中世纪世界造

    成的影响；亨利八世和“恐怖伊凡”的梅毒也有同样的后果；天花对

    征服墨西哥的影响；霍乱对拿破仑大军的覆灭和血友病对俄国沙皇统

    治垮台所起的作用。讨论的其他话题还有热带病在非洲殖民史上的作

    用，以及1918—1919年所谓“西班牙流感”造成全球死亡人数的剧

    增。

    两位作者介绍了各个时代针对疫病所取得的一些进步，揭示了伴

    随而来的不可预见的新威胁。书中的结论部分重点说明了医学史这一

    领域是如何阐释许多现实问题的，在当今世界，疾病(与战争、饥馑

    和生态危机一起)对人类的生存不断提出挑战。作者简介

    作者

    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Frederick F. Cartwright

    曾为伦敦大学国王医学院医学史系主任，英国科学院院士，麦克

    阿瑟基金获得者。主要著作有：《医学社会史》《现代外科学的发

    展》。

    迈克尔·比迪斯Michael Biddiss

    英国雷丁大学荣退历史教授，曾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系主任。

    两位作者分别于1980—1981年和1994—1998年出任伦敦药剂师协

    会医学史分会主席。

    译者

    陈仲丹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加纳：寻找现代

    化的根基》《墙头政治》《画中历史》《“二战”战场丛书之太平洋

    战场》等著作，译作有《后殖民理论》《中国：传统与变革》《中国

    大众宗教》等。

    近年注重考察新文化史的研究，对与身体有关的历史(医学史、体育史等)以及图像史有较浓厚的兴趣。英文版序

    本书是一位医生和一位历史学家不断探讨和合作的结果，我们每

    人都注重向一般读者介绍他们能够理解的内容，讲述疾病对历史常会

    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主要方式。本书第一版出版于1972年，并多次重

    印，还被译为法文和日文。2000年再版，做了增补，并进行了全面修

    订。当时我还想为4年后出平装本做进一步更新，但我的合作者弗雷德

    里克·卡特赖特去世了，结束了他漫长而又出色的职业生涯。他不仅

    是一位麻醉顾问，还是一位在医学思想和实践方面有开拓精神的作者

    和教师。他先前就已将我们的书出第二版以及增加外文译本的事宜请

    有经验的安德鲁·劳尼安排。最近劳尼建议将本书出第三版列入蓟草

    出版社的事项，我欣然同意，并在他及其同事大卫·哈维兰的帮助下

    进行这一工作，他们给我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

    本书新版对主要各章只做了一些不大的文字修订，但对结论部分

    进行了较大内容更新，主要着眼于那些从过去到现在和未来都已成为

    关注焦点的论题。修订工作还得益于我与詹姆斯·威利斯医生的探

    讨，他对相关问题的知识和智慧主要来源于其医疗实践的丰富经验，我最为感激的是他对跨学科合作的有益见解，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当

    初鼓励我们写作《疾病与历史》(中译本书名《疾病改变历史》——

    译者按)。最后要感谢的是露丝·比迪斯，她的清丽文风在本书各版

    都留有印记。我还要表达谢意的是，近年来她的编辑才能对本领域两

    种主要学术刊物的出版提供了帮助，这对新一代医学史家写出优秀著

    作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

    迈克尔·比迪斯

    2014年5月 更多电子书访问

    迈克尔·比迪斯

    见面所做的所有工作。

    机会与他见面。感谢他为我与卡特赖特医生合作的成果能与中国读者

    由陈仲丹教授做的。1997年，我作为历史学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曾有

    《疾病改变历史》的中文版出版所带来的极大喜悦。这一翻译工作是

    色的一生。我知道，假如他现在仍健在，他会与我分享我们合著的 2001年11月去世，享年92岁，结束了他作为医生和医学史家漫长、出

    这是我的合作者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所写的最后一本书。他于

    中文版序目 录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导论 疾病与历史

    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第二章 黑死病

    第三章 梅毒之谜

    第四章 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

    第五章 拿破仑将军与斑疹伤寒将军

    第六章 霍乱与卫生改革

    第七章 杜松子酒、流感与肺结核

    第八章 蚊蝇、旅行与探险

    第九章 维多利亚女王与俄国君主制的覆灭

    第十章 暴民癔症与大众暗示

    结论 现在尚存的问题

    索引

    译者后记导论 疾病与历史

    历史学家与医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承认人类主要的研究对

    象是人，也都特别关注那些影响到人的生存的因素。编写本书的目

    的，就在于要研究历史学家和医生不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的一个领域，即疾病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在医学诊断中，引起疾病的原因常是单

    一的，而在探讨历史时原因就可能是复杂的。认为疾病是引起某种历

    史巨变首要原因的说法显然荒谬可笑，但在特别强调历史的社会学因

    素时，有必要审视那些疾病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时段，尤其是在其重

    要性被大多数传统历史学家忽视或误解的时候。

    我们从曾给世界带来苦难的众多疾患中选出一些案例进行研究，目的就是要说明疾病不仅对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造成影响，也对普通大

    众产生影响。因此，这一研究与历史有关，不管历史是被当作伟大人

    物的史诗，还是被当作有关社会条件和人类整体发展的故事。那些危

    害文明人的病痛与对它的预防、治疗一样，都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假

    如疾病本身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那么征服疾病的重要性也不会低。诚

    如我们所见，尽管这种征服只是部分的征服，其本身也会带来不小的

    让人困惑的问题，但同样都与我们研究的论题有关。

    人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有关原始人在洞穴中独居的描述是在误导

    人。家庭单位逐渐发展成为过着共同生活的部落。藤蔓缠绕、杳无人

    迹的森林使得交往很不方便，这些小规模的部落坐落在人工廓清的空

    地上，而且各住地之间极少甚或没有联系。至今在遥远的丛林地区还

    有少数几个这样的部落。每个部落都自给自足，依赖天然生成的食物

    资源生活。例如，在中非，香蕉和木薯是他们的主食，间或吃少量的

    棕榈油，很少有肉吃，无论是人肉还是动物肉。这些部落社区的少数

    敌人是蛇、食肉动物以及善用毒箭的矮人。生育时的产褥热、婴儿的

    高死亡率以及像昏睡病和雅司病(yaws，由感染雅司螺旋体而得的一

    种病，皮肤损害像梅毒，主要流行于热带地区——译者按)这样的流

    行病，也使得人口不能快速增长。人的寿命短，部分原因是对已有的

    病症没有可靠的治疗方法，部分原因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饮食使得

    脂肪渗入主要器官而过早肥胖。因而，部落的发展几乎是静态的，在

    有利健康的季节出生数目超过死亡数目时，人口就增加，在死亡率高

    时，人口就减少。这就是原始部落缓慢发展的自然过程，食物足以果

    腹，并能抵御大的灾害，但不能对付生育和疾病的风险。饥荒、战争或是疫病这样的灾难只是从外部打击土著居民。蝗虫

    落在谷物上会造成饥荒；来自北非和东非的阿拉伯奴隶贩子会突然攻

    击某个村子，把人带走当奴隶。后来，白人带来了对他们自己无害但

    对先天或后天缺乏抵抗力的土著居民却是致命的新疾病。

    数千年前，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民族开始从这些

    自给自足的社区中产生出来，但遭遇大灾难的机会也随之成倍增加。

    较高程度的文明使人们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准和较全面、丰富的精神生

    活，但也带来了灾难。当更多的人从中心地区迁往开化程度较低的地

    区时，与陌生疾病接触的机会也增加了。小径变成了道路，旅行更方

    便、快捷，新的疾病也会通过这些道路传播开来，侵袭那些对入侵病

    菌还未产生出抵抗力的居民。城市建立以后，由于城市居民必须依靠

    外来的食物供应，当食物供应不上时，饥荒就无法避免，因为没有天

    然资源可以取而代之。饥饿、扩展生存空间或仅仅是某一酋长对权力

    的要求，都会使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开战，因此人类有三个规模不

    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启示录》中的三骑士，在他

    的灰马上有一连串的死神。(此处用典可参阅《圣经·启示录》第六

    章第七节有关内容：“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

    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

    疫、野兽，杀死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译者按)

    瘟疫、饥荒和战争相互作用，造成一连串后果。战争使农民离开

    土地并毁了他们的谷物；谷物被毁造成饥荒；挨饿体弱者又很容易成

    为瘟疫肆虐的牺牲品。这三种都是疾病：瘟疫是人体的失调；饥荒是

    由作物和牲畜的失调造成的——或是由恶劣天气导致，或是更直接因

    病虫害侵袭所致；而战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大众精神的失调。在下面

    的几章中，有关饥荒和战争的疾病肯定会提到，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还

    是那些直接影响人类种族命运的身体疾患。第一章 古代世界的疾病

    与文明有关的疾病的出现要早于成文历史，因为这种文明在保存

    下来的最早文献之前就已经存在。考古学家研究骨骸遗存给我们提供

    了数量可观的人类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疾病的记录，而最早的文字文本

    只能追溯到约公元前1500年的时代。有关这一时期最有名的材料是纸

    草文书，它是格奥尔格·埃伯斯教授1862年在底比斯的一座墓中发现

    的。这一纸草列举的埃及治疗方法特别丰富，我们可据此推测，或许

    它包含着一些更零碎的古老医学文献，也就是说其中肯定有些是现已

    散失文本的片段，所探讨的疾病和疗法即使在记述时也常是已存在了

    数百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据记载有一种疫病在公元前1500年肆

    虐埃及，杀死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头生孩子，从在位法老的头生子到

    地牢中囚徒的头生子，以及所有的头生牲畜。这是疾病影响历史的一

    个例子，是上帝为劝法老同意让以色列奴隶离开而施于埃及人身上的

    最后一个可怕的天谴。在荒原上经过40年的流浪和磨难之后，以色列

    人终于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

    战争—瘟疫的先后关系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卷中有很好的记

    述。我们知道大约在公元前1140年，以色列人起而对腓力斯丁人开

    战，被打败。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神圣的约柜再次对腓力斯丁人开战，又被打败。腓力斯丁人掳获了约柜，把它抬到亚实突，那里立刻爆发

    了疫病。于是应公众要求，约柜被移到迦特，然后又送到以革伦，这

    两个地方都立即遭受疫病袭击。在经受了七个月的苦难后，腓力斯丁

    人得出结论，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约柜送还以色列。约柜被送到伯示

    麦人约书亚的田里，受到杀牲迎接的礼遇，但好奇的伯示麦人观看了

    约柜，因而遭到惩罚，大瘟疫爆发。疫病传遍了以色列，死了大约五

    万人。

    公元前430年在雅典爆发的瘟疫提供了疾病影响历史的一个明显例

    证。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帝国正处在权力的巅峰。在马拉松和普拉提

    亚的陆战及萨拉米斯的伟大海战中，这个希腊小国打败了力量强大的

    波斯人大流士。伯里克利的开明统治开始于公元前462年。在他治下，被波斯人毁掉的雅典和依洛西斯的神庙靠着建筑师伊克提努斯和艺术

    家菲迪亚斯的天才被恢复了，但希腊的这一黄金时代太短暂。公元前

    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古希腊强国的内

    部斗争。斯巴达是有优秀陆军但没有舰队的尚武国家，雅典则是有强大海军但陆军较弱的海上强国。由于雅典的陆上防御几乎无法攻克，又能通过海运获得充足供应，这样它就可以不必因陆上的交战或是因

    挨饿而屈服。在陆地打防御战，在海上打进攻战，它就能不费多大力

    打败斯巴达。在战争的头一年，结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雅典在陆上

    和海上都取得了成功，但它在陆上的防御政策必然导致雅典人挤在城

    墙里，受到包围。

    灾难在公元前430年降临。瘟疫被认为开始于埃塞俄比亚，从那里

    传到埃及，再由船经地中海传到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它只肆虐了很短

    时间，但死了很多人。可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亡，或许是三分之

    二。更可怕的是灾难使得人们精神崩溃，在瘟疫大流行时出现这种现

    象不足为奇。修昔底德描述了这一恐怖时期的雅典人：“……对神的

    畏惧和人为的法律对他们已没有了约束力。对神，他们认为敬不敬神

    都一样，因为他们看到所有人都会同样死去。对于人为的法律，没有

    人会预料到能够活到为犯的罪受审判的时候。”修昔底德还提到，即

    使是最稳重、受人尊敬的公民也终日沉湎于暴食、酗酒和淫乱之中。

    当瘟疫看来已被制止时，伯里克利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去攻打斯

    巴达人占领的波提狄亚据点。但在海军刚扬帆时——准确地说是刚划

    桨时——瘟疫就在船上流行，来势迅猛使得舰队被迫返回雅典。在伯

    里克利本人率舰队去埃皮道鲁斯时发生了类似的灾难，“瘟疫不仅夺

    走了他手下人的命，还夺去了与他们有交往的所有人的命”。伯里克

    利这时可能也被传染，他被认为在公元前429年死于疫病。

    这次天灾的性质不明。在名医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著作中没有提到

    这件事。据修昔底德描述，病情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

    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

    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无论贫富。医生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大

    批死亡。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

    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海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其他被推测有可能的

    病包括斑疹伤寒、天花和麻疹，甚至是一种已消失了很久的疾病。但

    不管它属于何种病症，这种传染病都来自另一产生了这种疾病类型的

    人口聚居中心。因为地中海的民族尚未有机会产生出免疫力，所以这

    一病症也就特别有爆炸性。当这一传染病再次出现时，幸存下来的人

    已逐渐增强了抵抗力，所以也就不再那么致命。

    无疑，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瘟疫害死了这

    么多人，使都城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

    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战争拖延了27年，到公元前404

    年以雅典战败告终。雅典的海军和海外属地都被剥夺，陆地上的防御工事被夷为平地。对后人来说，幸运的是这座城市及其文化完整地保

    存了下来。

    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在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

    马帝国的覆灭。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争论了许多年。我们在

    这里只探讨与疾病及其预防有关的前因后果。

    公众健康和卫生条件在公元300年已有了较大改进，后来直到19世

    纪中期才重新发展到这一水平。罗马浩大的引水系统大排水渠

    (Cloaca Maxima)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动工，发挥着现代下水道的作

    用。帝国的许多地方都有这类工程。在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爆发毁

    掉的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上，人们发现了一个连接喷水柜的完善供

    水工程系统。约在公元70年韦伯芗皇帝统治时，在罗马建造了一座配

    有大理石便池的建筑，人们进去要付费。与之相比，伦敦直到1851年

    大博览会时才有公共厕所。这一年，在贝德福德街为女士、在舰队街

    为男士作为尝试建造了“公共等候室”(public waiting rooms)，收费为“如厕”(lavatory privileges)2便士，一条热毛巾4便士。

    建造费用花了680镑。尽管这些厕所离海德公园的博览会有段距离，但

    在5个月内厕所收的钱有2470镑。

    清洁要依靠有足够的水供应，罗马早在公元前312年就有了第一条

    将洁净水送进城的水道。在公元纪年开始时有6条水道，100年后有10

    条水道每天供应2.5亿加仑水。公共浴场用去一半的水，剩下的供应

    200万居民每人50加仑。这一数字是今天伦敦或纽约一个市民的用水

    量。1954年这些水道有4条得到维修，被用来满足现代罗马的需要。卡

    拉卡拉时的浴场从公元200年起就可一次供1600名浴客使用，80年后戴

    克里先建的浴场房间超过3000个。这些浴场很像现代的桑拿浴室，伴

    随着罗马文明的渗透而传播，有些地方因其温泉或矿泉水的治疗功效

    而闻名。有几个地方如英国的巴思和德国的威思巴登今天仍以温泉疗

    养享有盛名。古罗马的水道桥

    巨大的罗马城杂乱无章地发展成为街道曲折、狭窄和房屋肮脏的

    城区，其中几乎有三分之二在尼禄统治时被大火烧毁。比1666年大火

    后的伦敦幸运的是，罗马按照一个杰出的计划被重建为一座有着笔

    直、宽敞街道和宽阔广场的城市。市政官监督清扫公共道路，他们还

    负责控制食物供应，制定条规以确保易腐食物的新鲜和优质。其他有

    关公共卫生的规定还有禁止在城墙内掩埋死者，这就使罗马人普遍采

    用更卫生的火葬。直到基督教传播肉体复活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火

    化才被墓葬完全取代。

    与中世纪的巴黎或18世纪的维也纳相比，在洁净、卫生和供水方

    面，罗马与20世纪的伦敦和纽约更为相似。罗马人是第一个大规模在

    城市居住的民族。他们或许是通过痛苦的亲身经历，很快就认识到，没有洁净水的供应、清洁的街道和有效率的排水系统，大量的人不能

    在一起密集地生活。一个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会无法容忍一个17世纪的

    伦敦人的生活条件，但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即都不知道生病的原

    因。在罗马水道中流淌的看来是洁净的水，假如恰巧来自一个被污染

    的水源，那么罗马人就会与从混浊的泰晤士河直接取水的伦敦人冒同

    样的风险。在罗马帝国长期遭受瘟疫肆虐的衰败年代，这种缺乏基本

    知识的状况使其出色的卫生措施全然无效。

    可以把罗马想象为坐在丝网中央的一只臃肿蜘蛛。在罗马扩张的

    鼎盛时期，这具网从南面的撒哈拉伸展到北面的苏格兰边境，又从东

    面的里海和波斯湾伸展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西海岸。北面和西面濒临

    海洋，南面和东面邻近广阔的未知大陆，在那里居住着不太开化的民

    族：非洲人、阿拉伯人和亚洲的野蛮部落。在远方，印度和中国的古

    老文明处在熹微不明的影迹之中。漫长的陆上边境由驻在战略要地的

    军队控制。如同蛛网细丝反转回去，从这些边境驻地经军团修筑的笔

    直的道路，从非洲和埃及经海路，条条路径都通向罗马。

    灾难也就因此而生。在广阔的偏僻地区隐藏着未知的秘密，其中

    就有人所未知的致病微生物。攻入偏僻地区的军队也遭到那里居民的

    进攻，他们或乘船或通过陆路调遣，这些路是为人们快速通行而特地

    修建的。密集的人群过着高度文明的生活，但却没有最起码的防治传

    染病的手段。假如环境是这样，强国罗马最后几个世纪的历史成为一

    个有关瘟疫的漫长故事也就不足为奇。

    公元前1世纪，一种异常危险的疟疾在罗马附近的沼泽地区出现，并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不久大规模流行。传染范围局限于意大利，在城市中肆虐，使罗马的蔬菜供应地坎帕尼亚死了许多人，整

    个地区全部抛荒，直到19世纪末都是名声不佳的疟疾流行区。

    虽然也有其他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疟疾，一度在整个被征服地区

    出生率不断上升时，意大利-罗马人成活胎儿的比率却在急剧下降。

    而且，因难以治疗疟疾造成人们长时期患病，身体虚弱，缩短了人的

    寿命，使得国力衰退。到公元4世纪，有强大战斗力的军团不再由意大

    利人组成，不单是士兵，连军官也来自日耳曼部落。可能是疟疾而不

    是传说中的从东方进口的堕落奢侈品，造成了罗马晚期典型的精神不

    振。

    疟疾可能源自非洲，但另一个危险却来自遥远的东方。公元1世纪

    末，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

    东南欧。他们从中国以北的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

    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他们压迫居住在欧亚

    大陆中部的日耳曼人部落(阿兰人、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发动了

    一场不留情的西迁运动，最终倾覆了罗马，将帝国分解为一批相互征

    战的国家。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

    疫”的一系列疫症流行。有趣的是，很可能匈奴人也遇到了一种他们

    不知道的欧洲疾病。451—452年，在阿提拉的率领下，他们向西远至

    高卢和北意大利，但在入侵罗马城前就退了回来，其原因显然是遇到

    了传染病而不是防御战。

    安东尼疫病，也称盖伦医生疫病，164年初次在共治皇帝卢西乌斯

    ·维鲁斯驻扎在帝国东部边境的军队中流行。在两年中这种病局限于

    东方，给阿维狄乌斯·克劳狄麾下的一支军队造成很大损失，这支军

    队被派去镇压叙利亚的叛乱。这种传染病被这个军团带回来，传遍乡

    村，166年传到罗马，很快又波及世界各地，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从罗

    马和其他城市不停地运出一车车的尸体。

    这次天灾很有名，因为它使罗马的防御出现了最早的裂缝。罗马

    帝国直到161年一直都在继续扩张并确保其边境的安宁。在那一年，一

    支日耳曼游牧部落进攻意大利东北部屏障，畏惧和涣散使得罗马军队

    在八年内都未反击。169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被派去对付入侵者，入

    侵者被打退，看来是军团带来的疾病起了作用，许多死在战场上的日

    耳曼人身上没有伤。瘟疫一直蔓延到180年，最后一批受害者中有高贵

    的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他在得病的第七天死去，他拒绝见儿子以

    免儿子被传染。在短时间的缓解后，189年这一瘟疫又再次发作。这场

    病的第二次流行范围没有那么广，但对罗马城的影响更烈，高峰时一

    天就死了两千多人。医生盖伦的名字与164—189年瘟疫相连不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

    瘟疫，还因为他留下了对瘟疫的描述。瘟疫起初的症状是发高烧，嘴

    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

    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

    症状与雅典瘟疫有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且使人的皮肤化

    脓，这就使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种病是天花最早的记录。

    有一种观点认为，匈奴人西迁是受出现在蒙古的天花驱使，这种

    病传染到日耳曼部落，再传给罗马人。但与这一观点不合的是，后来

    罗马人发病的后期症状与16到19世纪欧洲人得天花的后期症状毫无相

    似之处。但正如我们要在后面一些章节看到的，一种疾病第一次出现

    的情况和过程常与人们熟知的大不相同。

    自189年至250年，不再有什么严重的“瘟疫”。到250年出现了无

    疑是改变西欧历史进程的西普里安大瘟疫，不过这种传染病的病因不

    明。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描述了它的症状：剧烈腹泻，呕

    吐，喉咙肿痛、溃烂，高烧热得烫手，手脚溃烂或是生了坏疽。另一

    种描述说，这种病很快就发遍全身，口渴难忍。没有人提到出皮疹，除非从“迅速传遍全身”这样的字句推测其有明显的体征。与雅典的

    瘟疫一样，其发源地据说也来自埃塞俄比亚，从那里经埃及和罗马在

    北非的殖民地传来，这些地方是罗马的粮仓。在这方面，西普里安瘟

    疫颇像125年的奥罗西乌斯瘟疫，后者是饥荒—瘟疫接踵而来的一个例

    证，在其之前先爆发了一场毁了北非麦田的蝗灾。西普里安提到，手

    脚坏疽让人想到可能是因为得了麦角中毒症。麦角中毒流行是因吃了

    被麦角真菌感染的黑麦做的面包引起的，这肯定会经常发生，但很少

    有材料表明，黑麦这种北方而不是南方的谷物在罗马被大量地用来做

    面包。西普里安瘟疫传播范围广且延续时间长，也使这种看法站不住

    脚。保险一点的做法是对这种病的病因存疑。

    西普里安瘟疫很像1918—1919年间大流行的“西班牙感冒”，也

    就是说它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它迅速蔓延，不仅靠人与人的

    接触，还靠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物品传播。先是出现一场灾难，继之缓和下来，然后又来了一场同样猛烈的疫病。其传播有季节上的

    变化，秋季开始爆发，延续了整个冬天和春天，到夏季天热时渐渐退

    去。这一周期表明这种病是斑疹伤寒。据说死亡率超过以前有记载的

    任何瘟疫，被传染的死者数目超过得病的幸存者。西普里安瘟疫的猖

    獗延续了16年，在此期间引起极大恐慌。成千上万人逃离农村涌入城

    市，这又导致瘟疫再次爆发，大量农田荒废；有些人甚至认为连人类

    都有可能无法生存。尽管在东部边境的美索不达米亚和高卢还有战事，罗马帝国仍然克服了这场灾难，但到275年罗马军团被迫从特兰西

    瓦尼亚和黑森山撤退到多瑙河和莱茵河。形势看来如此危险，以致奥

    雷连皇帝决定必须加强罗马城自身的防守。

    很有可能，这种传染病在猖獗过后还一直存在，但不是那么严

    重。在以后的三个世纪，当罗马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压力下逐渐崩

    溃时，一种类似的瘟疫一再出现。当黑暗降临罗马，强大的罗马帝国

    解体时，疾病的迹象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变为总是在讲述战争、饥荒和疾病。日耳曼民族涌入意大利和高卢，并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

    西班牙，甚至还进入了北非。在北非，480年的一场瘟疫削弱了汪达尔

    人，使他们无法抗击后来摩尔人的入侵。有传言说，467年在罗马以及

    455年在维也纳附近都死了很多人。

    让人特别感兴趣的是444年在英国的一场天灾，这显然是某次瘟疫

    大流行的一部分，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有很大影响。据比德记

    载，英国死亡的人数之多，以致几乎都没有健康的人来掩埋死者。这

    场瘟疫使罗马裔不列颠酋长沃蒂根的军队受到严重削弱，使得他不能

    对付蛮族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入侵。传说在与手下的酋长们商量之

    后，沃蒂根决定向449年到达的撒克逊人寻求帮助，由他们的首领亨吉

    斯特和霍萨指挥，用他们当雇佣军。可能确实有一场传染病削弱了不

    列颠人，使得撒克逊人得以成功进入。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出现在东方。公元前1世纪小亚细亚

    并入罗马。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

    尔)建立了东都，连为一体的东部和西部帝国维持了约150年。随后，西罗马帝国解体，但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一直延续到1204年被第四次十

    字军东征的拉丁军队推翻。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这位或许是拜占庭历

    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几乎就要成功地收复罗马，将合并旧帝国两部

    分的理想变为现实。532年他对西方发动了一次进攻，夺回了迦太基和

    北非沿海大部分地区，重新攻占了西西里并渡海进入意大利本土。那

    不勒斯落入他的将军贝利撒留手中，帝国军队还攻占了不设防的罗马

    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540年日耳曼人的抵抗看来已被

    粉碎。在征服了部分西班牙后，查士丁尼制订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

    去征服高卢甚至征服不列颠。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与随从

    他的胜利没有延续下去，摩尔人把拜占庭人赶出了他们新获得的

    大部分非洲沿海地区。541年哥特人杰出的年青首领托提拉重新攻占了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托提拉愿意与查士丁尼媾和，但拜占庭皇帝决心

    重新征服所有地区。艰苦的战事又延续了11年，罗马被围攻了五次。

    在其中一次围城战中，哥特人为迫使对方投降，切断了水道。中世纪

    肮脏和邋遢的生活习俗与这次行动有点关系，因为有着壮丽建筑和历

    史声望的罗马从来也没有完全失去对欧洲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假如罗

    马继续发挥这一作用，大量供应洁净水，其他欧洲城市也会以它为榜

    样。

    查士丁尼统治时是帝国的辉煌时期。他用一连串设防城堡和碉楼

    环绕在其属地四周，还建造了许多宏伟的建筑，包括圣索菲亚大教

    堂。他的法典收录了古罗马的法律条文，成为以后许多世纪欧洲法制

    的基础。他还征召了由名将贝利撒留和纳西斯指挥受过良好训练的军

    队。然而在其长期统治时期，匈奴人几乎攻下他的首都，斯拉夫人攻

    占了阿德里安堡，波斯人洗劫了安条克。他的统治开始时处于极度的

    荣耀之中，之后慢慢地衰败。查士丁尼83岁去世时，留下一个比他在

    527年登基时要贫困衰落得多的帝国。540年，就在他获得最大成功的

    那一年，一个比哥特人或汪达尔人更可怕的敌人来到他身边。

    查士丁尼瘟疫是曾袭击过世界的最致命的疾病之一。从查士丁尼

    统治时的书吏或档案官普罗科匹阿斯所写的叙述中，我们知道了一些

    它的情况。最早被记录的病例出现在下埃及的佩卢西乌姆，瘟疫从那

    里传遍埃及，还传到巴勒斯坦，显然再从这里传到世界其他地区。542

    年春天，君士坦丁堡开始流行瘟疫。死亡率起初不高，但在夏季来临

    时迅速升高到每天死大约一万人。挖坟坑已来不及，只好把堡塔的顶

    掀掉，在塔里放满尸体再盖上顶。船上装满死人，开到海上扔掉。

    这是我们第一次可以正确使用“瘟疫”一词，这种病无疑就是腺

    鼠疫。患者突发高烧，头一两天在腹股沟或腋窝出现典型的淋巴结腺

    状肿块。许多病人很快就陷入深度昏迷，其他病人则发展为高度的癫

    狂，他们看到幻影并听到预示死亡的声音。有时淋巴结溃烂为脓疡，病人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死亡通常发生在得病的第五天，或许还会早

    些，但有时会拖延一两个星期。医生不能判断哪个病例病情不重，哪

    个病例必然会死。因为不知道治疗方法，他们也无能为力。到这场瘟

    疫结束时，大约40%的君士坦丁堡居民都死了。普罗科匹阿斯谈到引人

    注意的两点：第一，这场瘟疫总是先起于沿海，再传到内地；第二，与预料的情况不同，医生和照料病人、抬出死者的护理人员似乎并不

    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病。

    瘟疫不断地反复发作，大约一直延续到590年。它没有放过任何城

    镇、村庄，即使是最偏远的居住区。假如有一个地区庆幸自己逃脱

    了，瘟疫肯定会在适当时候出现。西普里安瘟疫发病有季节的高低，一般是在冬季到达高峰。查士丁尼瘟疫也有季节变化，在盛夏的几个

    月死人最多。许多城市和村庄被毁遭弃，土地荒芜，恐慌使整个帝国

    陷入了混乱。吉本记述道，全国从未恢复到以前的人口密度。普罗科

    匹阿斯从许多有关瘟疫的记录中注意到，在一次天灾爆发期间以及以

    后出现的堕落和淫乱中，只有最邪恶的人活了下来。

    传染病对罗马覆灭以及阻碍查士丁尼的事业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待研究。无法治愈的传染病对任何人都没有偏私，不加区别地折

    磨有教养的和没有教养的人。城市居民要比农村人冒的风险大，遇到

    致命的传染病，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要比一个松散的联合更快瓦解。

    最重要的是，生活舒适的人要比了解生活艰辛的人更有可能丧失勇

    气。因此，尽管瘟疫肯定严重影响了野蛮部落的战斗意志，但对罗马

    人和拜占庭人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在考虑帝国衰落过程中打击

    帝国的瘟疫的可怕后果时，可不必去注意导致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

    除了毁灭罗马帝国，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范围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不过这些影响尚未得到普遍的认可。首先，假如罗

    马帝国不是在基督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疾病的打击，基督

    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的样

    子。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4世纪到14

    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为了理解这些事，我们需要

    回溯到欧洲文明的开端，那时祭司和医生是同一个人。

    在希腊传说的早期岁月，阿波罗神杀死了一条毒蛇，蛇是疾病的

    一种象征。因为这一行动，阿波罗被看作健康之神，但他同时也是瘟

    疫的传播者，用箭把疾病传给世人。所以人们必须不仅要崇拜他，也

    要安抚他。阿波罗把他有关治病能力的秘诀传给了半人半马的客戎

    (Chiron)，客戎又把这些知识教给了埃斯科拉庇俄斯。后者可能又

    与公元前1250年一个治病的人混在一起，被尊为神在古希腊各地的庙

    中受到供奉。

    对埃斯科拉庇俄斯的崇拜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庙眠(temple-

    sleep)仪式。病人给医神献上祭品，并沐浴净身，然后他在露天长廊

    躺下睡觉，埃斯科拉庇俄斯会在梦中出现指点他，或者神的圣蛇会来

    舔其患处为他治病。在后来的岁月中，神奇的庙眠还被加上实际的疗法，如健身、食疗、按摩和洗浴。许多病人在庙里待上几周或是几

    年，很像19世纪的“水疗”。治疗无疑在两个方面都同样成功。

    希腊人创造了“科学的方法”。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30年左右)

    是数学之父，但他也建立了一套医学体系。他的学生阐述了四元素

    (土、气、火、水)理论，并提出了有关呼吸、视觉、听觉和大脑作

    用的理论。他们的教学内容被记述在科斯(Cos，古希腊小亚细亚的一

    个岛屿，此地以名医著称——译者按)医生或“科斯学派”编的文集

    中。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传

    说是这一学派的创立者。《希波克拉底文集》从元素理论中发展出气

    质理论，并趋向于否定疾病是神的惩罚的说法。

    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医学不再只是魔法，而开始有了理性的

    基础，但这种“科学的方法”对实际有多大影响显然仍有争议。科斯

    学派不只是一些理论家，他们还记录了已被确定的疾病以及对症治疗

    的效果。不过埃斯科拉庇俄斯崇拜在整个希波克拉底时代肯定都还存

    在。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伟大的医生以其是埃斯科拉庇俄斯的直系后

    代享有盛名。所谓“科斯学派”很可能仅是一个医生团体而不是教学

    组织，他们的理论不大可能广泛传播，而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

    在罗马医学史上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罗马

    人有600年没有医生也过得很好。那里只有一种治病方法，一家之长用

    民间疗法或是向特定的神献祭来给家人治病。阿波罗和埃斯科拉庇俄

    斯都有崇拜者，罗马还从世界各国引入神灵，公民们认可不少地方小

    神，其中许多就与疾病或身体功能有关。神的数目很多，以致据说罗

    马人对身体各个部位和各种疾病都有一个特定的神，每个神都必须以

    他或她特定、恰当的仪式来安抚。这就使医生碰到的问题要比今天简

    单得多。假如治疗不起作用，那就是求错了神或是仪式不对头。

    行医有损罗马公民的尊严。罗马早期的医生是希腊血统的奴隶。

    大 约 在 公 元 前 220 年 ， 这 些 人 中 最 早 的 一 个 阿 卡 加 索 斯

    (Archagathus)出现在罗马，其他许多人步其后尘，他们感兴趣的是

    金钱而不是病人的幸福。尤利乌斯·恺撒给了这些奴隶医生自由。他

    们的地位在奥古斯都统治时得到改善，但据说行医权仍控制在外邦人

    手中。当大瘟疫袭击罗马时，公民们只能去求古代的神或是希腊的医

    生。显然两者都没有效果，因而罗马人向别处求助也就不足为奇。

    因为与外国有接触，帝国中囊括了许多民族，罗马庇护并容忍了

    众多宗教。罗马不但有自己的神，而且还尊重希腊和东方的神。比

    如，在军团中最常见的神密特拉就来自印度或是波斯。在被征服的民

    族中，犹太人的宗教很有影响力。犹太人的小社区分布在整个地中海沿岸，在公元66年的战争造成大流散之后，犹太社区的数目大大增

    加。

    这些犹太社区以其道德法则著称，他们买卖公平，乐善好施，关

    心病人、穷人。许多非犹太人发现自己被他们的生活方式吸引，但讨

    厌他们的诸如割礼、不食祭肉这些具体的做法。比较自由的犹太社区

    接受非犹太人，不坚持要他们遵守这些习惯。他们被允许进犹太会

    堂，组成被称为“敬神者”的外围。最早的基督教教士包括使徒保罗

    在内最初都是由“敬神者”改教的，正是从这些犹太教外围的教众

    中，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开始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当皇帝强调他们

    独有的神时，一神教的犹太人和基督徒被看作是一回事而遭受迫害。

    在公元1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基督的亲近门徒还活着，以口头传播

    他的故事。最终基督教教义的基本类型在教义和圣经新约中开始得到

    总结。《福音书》中记载了一些“奇迹”，其中20件被圣路加记载下

    来。分析表明，其中只有3件与医学无关。其余的4件是驱逐污鬼，2件

    是死者复生，11件是疾病或残疾得到治疗。另外，路加还明确写

    道：“他把12人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战胜一切恶魔、治愈疾病的力量

    和权柄。”后来这一权柄又传给了七十门徒，基督由此把带有神性的

    治疗力量授予其信徒。

    我们知道，公元2世纪是传染病流行的时代。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

    害者来说，基督教给予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新希

    望。允诺人死后肉体能复生，还保证给予真诚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喜

    乐。可能更重要的是，基督的奇迹以及授予门徒的神奇力量代表神最

    真诚的干预，能够治愈疾病甚至战胜死亡。因而在多次瘟疫流行时，专门的行医布道促进了基督教会的发展。到公元3世纪中期，分散的小

    基督教社团合并为一个固定教会，西普里安瘟疫以及西普里安的说教

    大大加快了这一过程。在饥荒、地震、瘟疫频仍的年代，皈依者就特

    别多。在西普里安瘟疫肆虐到达高峰时，西普里安及其教士同人在北

    非每天要为两三百人洗礼。

    人们就这样形成了对医者基督的崇拜。戴克里先在公元3世纪后期

    镇压基督教失败，313年君士坦丁大帝以皇帝的名义允许基督教存在。

    公元4世纪末，狄奥多西在颁布法律禁止信仰异教后，将基督教定为帝

    国的国教。行医的权力落入教会手中，在拜占庭皇帝统治时，教士与

    医生再次合二为一。继犹太人之后由基督徒来照料病人，护理病人成

    为基督徒的七种义务之一。在社区承担起这样的职责时，教会施药所

    成为它生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早期的教会和早期的医院都按同样

    的规划设计：有一个中心圣坛，再有两个或四个通向圣坛的殿堂或病房，还有许多不大的侧厅病室或壁龛，每个由一位圣徒资助。医院的

    治疗由教士来做，并得到世俗兄弟姐妹的帮助，所有人差不多都是靠

    诉诸超自然力量来对付疾病。欧洲古代的医院

    拜占庭和中世纪“医生”的看法与近代基督教科学家的看法基本

    一致，疾病是因背离基督徒纯洁生活的罪孽所致。如果神决定治病

    时，治疗是通过行神迹的干预来进行，但治疗并不是只由神单独来

    做。就像罗马早期异教的神干预治病一样，基督教会的小神或圣徒也

    会被请来行奇迹。实际上，许多罗马的神和早期基督教圣徒都是一回

    事，有些连名字都几乎没改。就这样，罗马的寒热女神费布瑞斯

    (Febris)成了基督徒圣费布罗尼亚(Febronia)。其他的神则被列

    入基督教死亡、复活以及再死的观念之中。两位“医学”圣徒科斯马

    士(Cosmas)和达米安(Damian)是这种特定安排的著名代表。他们

    被看作是移植手术的提倡者，因为他们成功地为一个人接上一条新腿

    以代替伤腿。人们指控他们行巫术，用石头砸死他们，但他们又奇迹

    般地复活了，只是在被杀头之后才再次死去。

    虽然现在被看作是神话，有关圣塞巴斯蒂安的传说仍让人特别感

    兴趣。据说他指挥着戴克里先皇帝的一队近卫军，但他秘密地成为一

    个基督徒。他还让其他人也皈依基督教，其中包括两个年轻贵族，马

    可和马塞林努斯。这两个年轻人受到指控，在被折磨后坦白。他们被

    判处死刑，父母恳求他们放弃信仰，但塞巴斯蒂安却坚定他们的信

    仰。在这样的坚定信念影响下，看守他们的卫兵和审判他们的法官都

    在288年改信了基督教，也都被处死。戴克里先本人要塞巴斯蒂安放弃

    信仰，遭到拒绝，于是判决将他用箭射死。在受刑被弃后，他被那两

    个年轻人的母亲艾琳发现，照料他恢复了健康。尽管有人恳求他离开

    罗马，塞巴斯蒂安仍守在城门，请求戴克里先饶过他的基督徒伙伴的

    性命。戴克里先下令把他送到斗兽场用鞭子抽死。他的尸体经大排水

    渠流出，在被人发现后埋在地下墓穴里。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就在那个

    位置。

    将圣塞巴斯蒂安作为控制传染病的神崇拜大约始于680年。他最早

    的形象是一个蓄须老人，身着盛装，斗篷的夹缝挡住一支箭。后来则

    把他画成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身上除了腰布外全身赤裸。画中经

    常出现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腹股沟，以暗示鼠疫。由此可以推断塞巴斯

    蒂安与美貌的阿波罗已是一致，都同样有箭的象征。阿波罗的箭带来

    了疾病，而塞巴斯蒂安的箭则表明他逃过了疾病。因此作为一个奇迹

    般挡住疾病之箭的人，圣塞巴斯蒂安有力量保护其他遭受疾病攻击的

    人，让他们康复。

    有关他的传说表明，基督教治病的方法是从希腊—罗马学来的。

    向神献祭变成了对圣者的还愿奉献。庙眠也没什么改变，但热心这样做的人祈愿在梦中出现的是治病的圣者。净身仪式仍是基督教疗法的

    基本组成部分，但也随之从对人有益的清洁身体蜕变为一种洒“圣

    水”仪式。这一习俗在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会中还能见到。一种不大

    引人注意的变化是古代的收放(binding and loosing)疗法，这原本

    与作为生育保护神的卡尔纳女神有关。在罗马时代，收放疗法包括按

    摩和人工催眠。基督教士接受了这种仪式，但把它改为将手平放。现

    在它仍被那些自称“精神治疗者”的人采用。

    于是，对医者基督的崇拜也就成了早期教会的基本工作和信仰。

    显然，把耶稣基督尊为是一种医学新体系最伟大、最成功的建立者并

    没有什么亵渎之处。他的门徒更多是精神和信仰的治疗者而不是医

    生。在一千年内，他们主要依靠超自然的干预，只是在次要方面依靠

    尘世的疗法。这种治疗大多显然是魔法：吞下祈祷文或圣骨碎片、悔

    罪、斋戒和还愿奉献。不过这在具有心理医学坚实基础的同时，也还

    有医学理论、解剖学和草药治疗的理性基础。

    如果基督是基督教医学学派的奠基者，那么盖伦就是这一学派公

    认的权威和不容挑战的导师。这样说有些奇怪，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尽管他维护基督教并赞同一神教，而不赞同罗马人的神。盖伦129年生

    于小亚细亚的佩尔加莫斯，他先被任命为给城里角斗士治病的外科医

    生，后来移居罗马。他在那里行医并教人看病，从事科学实验，写了

    一大批“书”。据说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瘟疫流行时，他逃离了罗

    马，但马可·奥略留又把他召回罗马，216年在罗马去世。作为一个有

    能力的学究教师，他享有盛誉，声名远播，在医学思想传之后世方面

    一点也不亚于希波克拉底。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他都有许多成

    就，但他也用大量有害无效的疗法糟蹋了以前较为简单的草药疗法。

    于是出现了荒唐的合剂，经常内含多达50味药，由此人们很不公正地

    记住了中世纪的行医者。

    在差不多1200年间，以至整个中世纪，希腊医学的灯火在分散的

    寺院和那些文化小岛上闪烁，这些文化小岛成功地抵制住了罗马帝国

    覆灭后普遍的衰退。在地中海另一侧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谓的阿拉伯

    医师学派给医学技艺增添了一些内容，这些医生有许多是犹太人和基

    督徒。他们也向基督的门徒学习，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的知识来自于在

    耶路撒冷的基督教主教聂斯托利(Nestorius，此处有误，聂斯托利是

    驻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译者按)的会众，431年聂斯托利被当作异端

    流放。阿拉伯人敬重盖伦，但他们比基督徒更自由，质疑、验证并改

    造了盖伦的理论。最终这两个学派合二为一，但这一合并是在15世纪

    初文艺复兴使得思维方式大解放时才完成的。到这时，教会对医学的统治开始让人感到压抑，盖伦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以致对他的权威提

    出疑问不再被视为异端。第二章 黑死病

    在欧洲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瘟疫出现在1348—1361年。这是一场

    腺鼠疫天灾，后来一般称为黑死病。我们要继续沿用这一为人熟悉的

    叫法来称呼14世纪爆发的鼠疫，而保留“瘟疫”一词称呼后来曾在

    1665年袭扰伦敦的这类疫症。

    腺鼠疫的“腺”指的是典型的腹股沟腺或肿大的淋巴腺。腺鼠疫

    主要是啮齿类动物的一种病，通过那些通常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在

    老鼠中传播。跳蚤叮咬被感染的老鼠，通过血咽进鼠疫病菌。这些病

    菌能够停留在跳蚤肠道中长达三周，在跳蚤叮咬别的老鼠或人时又重

    新泛出。在原型腺鼠疫病例中，只有当跳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或从被感染者身上跳到未被感染者身上时才会让人得病。腺鼠疫不会

    通过人的呼吸或直接接触传播。

    通常的传染源是黑鼠，有时又被称为老英国鼠(Old English

    Rat)。这种动物与人关系密切，是一种有着黑绒毛的很漂亮的小家

    伙。与棕鼠不同，它喜欢住在房屋、船上，而不是住在农庄、下水道

    里。与人关系亲近使得跳蚤很容易就从老鼠身上跳到人身上，也就会

    传播鼠疫。这种病不管是对鼠还是人，一旦传染上就有很高的死亡

    率。据记载，有些地方得病的死亡率为90%，60%的死亡率则被认为

    是“正常”。致病菌巴斯德鼠疫杆菌(Pasteurella Destis)，现在

    叫耶尔森氏鼠疫杆菌(Yersinia)，迅速在血管里成倍增殖，致使病

    人发高烧并死于败血症(血液中毒)。因为传播需要有大批跳蚤，所

    以原型鼠疫流行时患病的人相对较少。

    可见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病，但并不常见，只是出现一些孤立病

    例，或是偶尔爆发。但在有些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肺炎类型的鼠疫，不需要跳蚤叮咬就传给人，可能是靠呼吸或接触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

    播，其情形尚不清楚。在鼠疫大流行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但肺鼠

    疫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发病率高，就像肺炎通常是致命的一样，肺鼠疫的死亡率也很高。

    1348—1666年，在欧洲一直有腺鼠疫流行，但在一个更长的时段

    我们只知道有四次世界范围的腺鼠疫大流行。这四次是540—590年的

    查士丁尼瘟疫，范围可能远及英国；1346—1361年的黑死病，1348年

    传到英国；17世纪60年代的“大瘟疫”；1855年最早在亚洲大流行的一场疫病，在广州、香港和俄国死了很多人，1900年传到英国，在格

    拉斯哥、加的夫和利物浦死的人不多。在最后这次大流行中，奥加塔

    ·马萨诺里记述道，由于老鼠的死亡数目多，他给鼠疫起了“鼠

    害”(rat-pest)的名字。肺鼠疫在中国蔓延，也许还在俄国蔓延，但鼠—蚤—人类型的鼠疫则主要在欧洲流行。

    在查士丁尼瘟疫和“大瘟疫”期间，其流行开始是鼠—蚤—人的

    传播类型。从沿海向内陆传播，照料病人的人并不比不照料的人冒更

    大的风险。在16世纪的君士坦丁堡，开始得病者不多，但人数迅速增

    加，直到来不及以常规方式埋葬死者。类似情况还见于1665年的伦敦

    瘟疫。塞缪尔·佩皮斯写道，6月7日在德鲁雷街有两三幢住宅标上了

    红十字架。从6月的第一周周末到7月1日，死亡簿上记录死于瘟疫的人

    数分别为100人、300人、450人，然后不断增加，在7月的最后一周达

    到2000人，8月底为6500人，9月的第三周高峰时超过7000人。估计

    1665年伦敦的人口是46万人，这年瘟疫一直在城里流行。一个星期死

    亡人数上升到两三百人可以归罪为带菌老鼠的增加，但数千人的死亡

    则表明有人与人的直接传染。因此，在查士丁尼瘟疫和伦敦瘟疫中，有些发病类型肯定已由原型鼠疫变为肺鼠疫。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黑

    死病中。

    基本可以肯定黑死病源于蒙古。一个被传染了的鞑靼人部落把病

    菌带到克里米亚地峡，在那里的卡法(Caffa，现在称西奥多西亚

    Theodosia)商站，鞑靼人围攻一小队意大利商人。根据文献记载，这

    种病无疑是老鼠传播的。1346—1347年冬，瘟疫在卡法爆发。还有一

    种说法，这是鞑靼人把感染的尸体扔进墙内故意传播的。双方都死了

    不少人，鞑靼人不得不撤围。这个部落四处星散，把瘟疫传到里海沿

    岸，再从那里向北传到俄罗斯，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1352年中国开

    始有人被传染。活下来的意大利商人乘船逃往果阿。编年史家加布里

    埃尔·德米西宣称，航行中没人染上瘟疫，但在船靠码头后的一两天

    内，瘟疫以致命的形式爆发。他的叙述表明这是通过鼠—蚤—人的方

    式传播的。

    通过在果阿的欧洲人，瘟疫经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

    亚呈半圆形向西向北流行开来，1532年到达莫斯科，破坏性极大。历

    史学家估计，大约有2400万人死亡，约占欧洲和西亚人口的四分之

    一。这里应该提及的是，这场恐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世界历史造

    成的影响最终要超过其他事件。船只把疫病带到格陵兰居住地，这些

    居住地最早是红胡子埃里克在936年建立的。这些殖民区受到瘟疫打

    击，又不能从遭到削弱的挪威运来补给，以致在遭受因纽特人进攻时被消灭。最后一个维京定居者在14世纪后期消失，直到1585年约翰·

    戴维斯重新发现格陵兰，这里都是不为人知的荒原。据说维京人定居

    点与“文兰”(Vinland)不时保持着联系，而“文兰”是加拿大沿海

    的一部分，或许就是纽芬兰，因而黑死病可能完全改变了北美的历

    史。

    黑死病约在1348年6月24日传到英国，可能是通过停靠在梅尔科姆

    (现在是多塞特郡韦茅斯的一部分)小港的一条船从加斯科尼传播开

    来的。直到8月初，传染看来还局限在当地，属于原型鼠疫。从梅尔科

    姆开始，瘟疫通过陆路和海路传播，海船把病菌带到位于西南海岸和

    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港口。在陆上，瘟疫经多塞特郡和萨默塞特郡迅速

    传播，到8月15日经海路或陆路传到了重要港口布里斯托尔。格洛斯特

    的居民得知布里斯托尔的疫情后，企图断绝一切联系来防止传染，但

    已无济于事。瘟疫从格洛斯特又传到牛津，11月1日传到伦敦。向西经

    人烟稀少的德文和康沃尔郡，瘟疫传播得要慢些，直到圣诞节还没传

    到康沃尔中部的博德明。此时包括多塞特和萨默塞特在内的巴思及韦

    尔斯整个主教区都被传遍了。1349年1月4日教区主教写道，死了很多

    人，许多教堂辖区连一个主持葬礼的教士都没留下。

    黑死病在冬天得到短时间的缓解，这时老鼠、跳蚤以及14世纪人

    的活动都不太多。牛津在1348年11月遭到传染，直到1349年3月死亡率

    都未达到高峰。伦敦在冬季只死了几个人，但到3月迅速增长，4月、5

    月达到高峰，然后逐渐下降。从伦敦开始，传播的主要路线是人口密

    集的东部各郡。1349年3月传到诺里奇，5月底传到约克。这时英格兰

    的整个南部、东部和中部都遭受侵袭。在人口较少的北部和最西部，疾病传播的速度慢了下来。1349年，经海路爱尔兰受到传染，但威尔

    士和苏格兰直到1350年才受到侵袭。在1349年秋英格兰北方各郡死亡

    率到达高峰时，苏格兰人决定利用英格兰遇到的困难发动进攻。如果

    不是这样，苏格兰可能会躲过这场瘟疫。瘟疫在驻扎在塞尔扣克附近

    的苏格兰军队中爆发，当士兵们回家时传遍了苏格兰。死神肆虐的黑死病

    没人知道在恐怖的1348—1349年间到底死了多少人。这里没有像

    1665年瘟疫时的登记簿，也没有末日审判书(英格兰在11世纪末进行

    人口、财产调查后编制的登记册——译者按)和人口调查。在14世纪

    没人通过随机取样调查，算出个大概数字。使情况更复杂的是，黑死

    病并不是只出现一次的天灾。到14世纪末，这一一再出现的疫症已流

    行了四五次。其中最糟糕的一次在1361年传到英格兰、法国和波兰，也传到其他国家。从这次发病的名称“儿童瘟疫”(Pestis

    puerorum)或许能发现一点线索，表明在1361年儿童出现了不正常的

    高死亡率，而在13年前所有年龄组都有相当高的死亡率。

    另一线索是1377年对全英格兰征收的人头税提供的。与此相关的

    材料表明其人口在250万到300万之间。而在1347年对人口最可靠的估

    算在450万到600万之间，看来在30年间人口数减少了200万左右。从诺

    曼征服(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军征服了英格兰，并在英国称

    王，即威廉一世——译者按)至1300年，人口在缓慢增长。从14世纪

    末开始，人口又开始持续增长，到16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

    口达到300万左右。在这两个例子中，人口能够得到增长说明，出生率

    一定超过死亡率。包括传染病在内的普通疾病在1066年至1550年间整

    个时期都会造成人员死亡，但随着正常的死亡进程，正常的生育过程

    也同样在进行。因此在黑死病爆发至征收人头税的大约30年间，人口

    至少减少了200万，这只能归咎不正常的高死亡率。由于育龄成年人大

    大减少降低了出生率，可以认为死亡的高峰出现在这一时期开始时。

    因为近来有人倾向于认为黑死病“只是又一次流行病”，死亡人

    数至多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也就有必要强调一些很枯燥的数据。很

    有可能，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英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这本身

    肯定就足以造成一场社会变革，正是这种特定的死亡类型以及死亡总

    数导致了14世纪后期的社会大动荡。虽然缺乏统计数字，但有几家教

    堂有数字记录。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80人中只有4人死亡，肯定都死于

    其他原因而不是疫病。克罗兰修道院是另一个完全逃脱的例证，尽管

    它的庄园损失严重。卢菲尔德修道院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所有

    修士和见习修士都死了。桑顿的圣玛利亚修道院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沃尔索普的一家女修道院只有1名修女幸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11

    家修道院损失了75%的人，是这一系列统计数字中最多的一组，9家死

    亡率在50%至75%之间，只有3家记录死于瘟疫的人数低于50%。虽然这

    一证据不很充分，但仍可公正地推测，在教堂与城市及村庄社区，死

    亡率的变化有某些相像之处。这一模式与已知肺鼠疫的情况相合。在英国和整个欧洲，染病和

    死亡的情况有很大差异。有城墙的拥挤城镇显然危险较大。人口密集

    以及交通方便使得患病容易，传播迅速。在人口稠密的英格兰东部各

    郡，那里村庄靠得很近，路上马车络绎不绝，死亡人数肯定就高。内

    陆水道和沿海航运都有助于鼠疫迅速传播。在人口稀少的北部和西

    部，甚至是南部一些郡，肯定有广大地区彻底逃脱了劫难，原因只是

    交通不便。在1348年的英格兰，富庶而人口多的地区都集中在东部和

    中部各郡。那里的高死亡率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以致人们可能都不相

    信，部分是森林和荒地的大片土地会很少受疫病波及。

    在我们考虑这一惊人的死亡率对英国历史的影响时，必须记住死

    亡类型的这一变化，其对英国的影响要超过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

    原因在于，英国的社会制度已经显示出紧张状态，黑死病大大加快了

    它的崩溃。而在欧洲，这一制度在被严格地加强而维系了许多年。14

    世纪初，英国仍受封建制度统治，这一制度规定任何东西最终都属于

    别人。大领主占有的土地来自国王，骑士占有的采邑来自领主，乡间

    地主的土地来自骑士，农民或农奴的土地来自乡间地主。租金以劳役

    支付。因此，男爵向国王提供了许多骑士，骑士向他的领主提供了许

    多武装兵丁。在耕自己的田之前，农民被迫在领主田里干很多天。这

    当然是一种过于简化的说法，实际上这一制度比这远为复杂，也没有

    这么完善。其中复杂的一点是，有货币存在。在货币供应极为短缺并

    只局限于统治阶级使用时，这些基本原则还能广为施行。但当钱币普

    遍流通时，就会出现以货币折抵劳役的趋势。领主会待在家里而不是

    去统率骑士，骑士也会发现，让他的农民留在田里耕作，再拿钱去雇

    一小队职业士兵更加有利可图，甚至农民有时也会把他服的劳役折抵

    成货币租金，或是出工钱去雇其他的劳力。越来越多的人组成了庞大

    的无地劳工阶层，雇主要用货币去支付他们的工钱。

    不断增加的货币流通削弱了封建制度。13世纪农业有了很大发

    展，谷物的产量超过了全国人口生存的需要，有了积余。社会上层尤

    其是教会这时成为国内最大的地主，他们把精力和才智都用于农业经

    营。自诺曼入侵时起，商业和工业就在发展，但农业仍是英国最有收

    益的主导产业。

    从13世纪末开始，或许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与以前相比，英国从

    没有这么多的土地被开垦。英国开始成为一个粮食出口国，其商船队

    的小船不断向大陆提供粮食，从南部运出做面包的小麦，从北部运出

    大麦和燕麦。这些谷物在用马车送到港口之前必须被收集到中心地

    区、城镇和采邑的谷仓。负重的马车运输需要有维护良好的道路，因为这一原因，修建于罗马后期的英国道路网的状况在1300年要比18世

    纪末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农业繁荣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进而又

    影响到出生率和人的寿命。从诺曼征服到13世纪后期，自罗马占领晚

    期开始下降的人口在稳步上升。

    谷物的出口使得英国不仅能进口奢侈品，而且货币流通也在增

    加。因为农业繁荣，货币的流通范围更广，早在13世纪就有大量土地

    被自由农民买卖，供不自由的农民交换或租用。但一个农民拥有钱财

    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就是自由人，他获得自由的机会要依当地的情

    况而定。一般来说，在北方要容易一些，那里离大陆市场更远，也较

    少有需要大量劳力的耕地。

    到13世纪后期，相当简单的封建国家结构已经被多种变化弄得复

    杂起来。有碍稳定的最大弱点和危险在于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耕地

    开垦较少的地区，比较穷的农民更有机会获得自由，而在以农业为主

    的郡，相对富裕的农民却发现对他们的束缚在不断加强。更大的危险

    潜伏在经济繁荣的事实背后。在人口不断增加、居民密集的耕作地

    区，出现了劳力过剩、耕地短缺的现象，结果使耕地扩大到不适宜谷

    物生长的边缘地段。接着，大约在1290年发生了一些事情，但人们对

    这些事情的实质存有分歧。这时，长期以来炎夏寒冬的大陆气候开始

    让位于较为潮湿、不那么酷烈的大西洋型气候。不断在边缘地段耕

    作，缺少足够的肥料或适当的轮作，可能耗竭了地力，使得种植谷物

    无经济利益可图。15和16世纪在农业经济中占据首位的养羊业，在13

    世纪末已发展成一个相当重要的行业，这时缺乏劳力并未使耕作方式

    朝减少劳力的方向改变。无论背后有什么原因，14世纪前期经济开始

    衰退，继之出现了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人口增长的趋缓。

    一场歉收导致四处饥馑，只有身体好的人才有希望挨过长时期的

    极度匮乏，活到新收成带来新的供给时。年幼者和老人会死于极度营

    养不良或不时发生的疾病，他们羸弱的身体对疾病已没有多少抵抗

    力。这时，湿病和寒病尤其是肺部传染病肯定夺走了许多老人和孩子

    的生命；整体抵抗力下降，使得整个社会更容易遭受传染病侵袭。在

    农业繁荣的13世纪，只有一次大规模的因饥荒引起的患病(可能是伤

    寒)记录，发生在1257—1259年，但在1295年以后却多次出现歉收，1315—1316年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由于难以让牲畜过冬，所以转产乳品和肉食也不可能。农民的生

    活水平普遍下降，出生率也随之下降。农民的经济地位又遭到1296年

    对苏格兰战争和1337年开始的对法国的百年战争的进一步削弱。尤其是爱德华三世在大陆进行的战争不能靠征召封建兵员来维持，而征召

    付薪“契约”军队的费用最终都落在了种田人的头上。

    因此，在1347年，表面稳定的封建制度结构中出现了一些漏洞，王国的经济不稳定，农民生存有赖于收成。良好的道路网将内地社区

    与海峡和北海的港口连接起来，络绎不绝的战斗人员来来往往，通过

    路程不远的海路去法国战场。假如欧洲大陆收成不好，百姓挨饿，暴

    发瘟疫，疾病随之传入英国就不可避免。

    人们回顾震惊世界的事件时，一般都会记起此前已有重要的天象

    显现。据说在黑死病流行前夕，有地震、火山爆发甚至还有海啸，不

    过即使真有也都是巧合。在此之前，有记录可证，确实影响了瘟疫进

    程的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气候类型，似乎整个欧洲在1346—1348年都笼

    罩在这种气候下。连续三个夏天都不正常，潮湿凉爽，其中1348年夏

    最为明显。据记载，从仲夏季节到圣诞节雨一直下个不停，这意味着

    食物的长期匮乏，其结果是人们营养不良，疾病缠身，对传染病的抵

    抗力减弱。

    在英国，黑死病的直接后果无疑造成了社会的普遍瘫痪。贸易几

    乎停顿，1349年5月2日签订停战协定，停止对法战争，协定一直维持

    到1355年9月。1350年，许多身强力壮者的死亡使王国处于危险之中，沿海城镇被要求从它们已耗竭的资源中提供兵员、船只和水手。当瘟

    疫势头正猛时，麦田已经播种或正在播种，1349年收庄稼的人要少得

    多。那些活下来的人则获得了原先想象不到的财富，每个人都有了更

    多的钱、牲畜和粮食。因为这是个买方市场，价格急剧下跌。一匹原

    来值40先令的好马现在只能卖16先令，一头肥膘公牛只能卖4先令，一

    头母牛1先令，一只羊4便士。小麦过去在好年景时价格低廉，每夸脱

    16便士，而在1315—1316年的荒年，价格昂贵，每夸脱26先令，现在

    卖每夸脱1先令。

    1349年秋，收割庄稼的急切需要迫使地主支付高工钱。在英格兰

    东部、中部和南部，各郡收割者据说得到了至少是通常两倍的工钱。

    由于物产丰富，活下来的干活者伙食都相当好。当时威廉·朗兰德写

    道，饥馑不再盛行，乞丐都不要豆制面包，而是要牛奶面包或是小麦

    做的优质白面包，还要最好的棕色麦芽酒。干活的日工过去满足于吃

    些不新鲜的蔬菜、一块冷火腿，喝上一点啤酒，而现在他们除了鲜

    肉、煎鱼、烤鱼，其他的都不屑一顾，还要供应热食，以免他们的胃

    着凉。

    地主开始蒙受苦难。他们依靠农产品获得收入，但价格却急剧下

    跌。他们比农民使用更多的进口货，现在却要付更多钱。但劳工拿高工钱的时代也没多长，因为只有数目有限的牲畜和数量有限的田亩需

    要人数减少的劳力放牧、耕种。在1348年前的几年，人口的不断增长

    超过了可耕地数量。黑死病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1347年劳力过剩，土地不足，到1350年则变为劳力不足，土地过剩。

    如果这场瘟疫引起的死亡在全国都属同一类型的话，那么困难也

    就能靠自身在短时间内解决。较少的人口可以在较少的地区内耕作觅

    食。但死亡情况不是同一种类型，麻烦也就随之而来。1350年，在一

    些逃脱了黑死病流行的采邑，劳力过剩，土地不足，而就在几英里开

    外，在遭受瘟疫严重打击的地产上，却是土地荒芜，劳力短缺。我们

    知道在克罗兰修道院拥有的三块采邑上发生的事。1349年秋，有88块

    农民租种的土地无人耕种。修道院的地产如此之多，于是立刻从未遭

    打击的采邑转来无地农民去耕种其中的79块土地。但这一劳动力转移

    用光了可用劳力，还剩下9块土地直到1352年都无人耕种。修道院不得

    不在几块地产上扩大租地面积，以使空着的农庄有佃户耕种。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英国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流动性。

    1349年秋，参加收获的需要使得现有劳动力有目的地动员起来。这一

    流动起初局限于当地，但未遭受打击的采邑上的富余劳力发现，他们

    可以在遭受打击的地产上得到工钱和土地，这就使流动变得更加广

    泛。大多数地主发现，出一份有吸引力的工钱来雇劳工更为方便，而

    劳工很快也发现他可以要更高的报酬。因此，有更高工钱的传闻诱使

    农民走得更远，去寻找新的主人。虽然这些主人更希望实行封建的担

    保，但他们发现，因为缺少劳力，不得不雇用流浪者而不问其来历。西欧中世纪农业耕作

    中央政府很快就采取行动，1349年的法规和1351年颁布的劳工法

    令，目的就是禁止一切形式的劳工将其要服的劳役由一个雇主转到另

    一雇主名下，针对的主要对象自然是农民。法令还试图将物价固定在

    1347年的水平上。这一法令对雇主和雇工有同样的影响。法令不但禁

    止雇工要更高的工钱，也禁止雇主出更高的工钱。这些法律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却不让工钱和价格完全不受控制，成功地恢复了

    一定程度的稳定。它们对雇人不多的小雇主压力最大，雇主并不总是

    大地主。许多农奴成了条件不错的小自耕农，耕种四五十英亩地。他

    们不是自由人，占有土地要向领主服劳役或是把劳役折成现金支付，但对他们雇用的劳工而言他们又是主人。那些被雇的人都来自无地或

    少地的“茅舍农和边地农”阶层，这些人在13世纪数量大大增加。

    随着情况变化，政府有必要制定法律，虽然这些法律带来了苦

    难，并引起诸多怨愤，但全国的经济状况却开始恢复，甚至在1355年

    时有可能重开对法国的战争。工资和物价再也没有回落到1347年的水

    平，但至少已停止增长。劳力短缺的情况继续存在，因为所有年龄组

    的人在1348—1350年都遭受打击，通常的死亡率超过了到达劳动年龄

    的孩子数目。由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在缓慢增长。到1360

    年，了解国内情况的政治家可能会认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在1350至1361年间，没有任何关于严重瘟疫流行的记录。1361年

    的瘟疫名为“儿童瘟疫”，是因为儿童的死亡率特别高，这表明一场

    瘟疫过后人们会形成一些抵抗力，但儿童缺乏得自母亲即遗传所得的

    抵抗力。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次的病不是鼠疫，而是像白喉和脑膜炎

    这样儿童易得的病。不管真实情况如何，有一大批13岁年龄组以下的

    孩子死了。由于一个14岁的男孩已被看作是到了干活年龄，在以后一

    些年劳动力的供应又下降了。这时地主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实际无

    法解决的困境：为他服劳役的佃农死了，他们的租地又回到他手中。

    假如他要自己种地就需要劳力；假如自己不种，唯一有利可图的选择

    是把地租出去。唯一愿意租地的是活下来的农奴，他们的职责就是种

    地主的地。土地所有者的政府企图以毫不留情推行封建义务的方式来

    解决这一困境。不仅用现金折算劳役的办法被完全禁止，而且那些已

    经折算过的人仍要服劳役。

    在现有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显然这样的解决办法增加了新的苦

    难，同样显而易见，这又引起出卖劳力阶层的明显敌视，这些人已经

    尝到获得相对自由的甜头。敌视情绪在饱经苦难的20年中不断增长，具体表现为1381年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爆发受到1380年征收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是四年中的第三次)的推动，这基本上是一次农业方

    面的起事，主要目的是要把所有该服的劳役折算为每英亩交4便士

    的“公平地租”。起义没能实现其直接的目的，随后遭到严厉镇压，但最终地主还是明白了，他唯一能做的是与农奴达成尽可能有利的协

    议。他保留土地的所有权，但不再通过监工去耕种土地。以前监督雇

    工在领主地里干活的监工成了农庄向领主的佃户收租的管家。需要服

    劳役的雇工或农奴发展成为租地的农户。

    因此，黑死病给已遭到削弱的封建占有制度以打击，使之在两代

    人的时间里失去其主要内涵，并在150年中完全消失。但租地农户本身

    也需要雇人，从能力欠缺的农奴以及茅舍农和边地农这些无地阶层中

    雇人。这一新类型在15世纪前期已很明显，到16世纪则完全形成。英

    国成为一个租地农场主的国家，他们的土地由无地的农业无产者耕

    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的地主和农民制度延续了四五个世纪。

    而在英国，农奴不再存在，自耕农与地主取而代之。

    旧的贵族地主知道，他们只有一种财富来源——土地。在发现自

    己处于贫困时，贵族地主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获得更多的土

    地。而新的租地农户其生活贴近土地，他们知道大块土地只有使用较

    少的劳力才能在经济上有收益。因而，他们很快就开始减少耕地，增

    加牧场。即使是在主要种谷物的东盎格利亚，羊也成为农场的大宗产

    品，而在北部和西部，养羊实际上排挤了其他农业生产。都铎王朝的

    繁荣依靠的是羊毛。变化如此之快，以致劳动力的短缺又转为15世纪

    时的过剩。到亨利八世时代，有人抱怨羊吃人，没活干、饿肚子的庄

    稼汉在哼着如同蚊子般声音的催眠曲：

    叭，叭，黑羊，你有毛吗？

    有，先生；噢，不，先生；满满三口袋，两袋给我的主人，一袋给他的夫人，但什么也不留给街头啼哭的小男孩。

    因此，在一个多世纪中，由农奴转变而来的自耕农发展成为羊毛

    贵族。英国150年几乎连绵不绝的战事造成日益严峻的社会紧张局势给

    了他们很大帮助，而这种局势对地主阶级造成很大压力。其顶点就是

    被称为玫瑰战争的1455—1485年王朝战争。封建贵族把战争转变为争

    夺土地的争斗，为此大开杀戒。租地农户利用这种混乱局面，购买他

    们已完蛋主人的地产，成为地主。绝大多数旧式的英国“乡村家

    族”都是在这时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他们最早出身于某个萨克森农奴世系，而不是出身于诺曼人血统。这些“新人”在都铎王朝时执掌权

    力。与诺曼贵族不同，他们与其下人有着同样的出身。虽然他们有时

    也有严厉和自大的表现，且经常怨恨不已，但他们从未发展成为一个

    像大陆上的贵族那样封闭、游离的阶层。英国社会结构的力量在于其

    不断的变动防止了在阶级之间形成一个僵硬的分野。

    回眸英国海岸一侧，我们发现社会变动遍布四处，尽管其延续时

    间较短。对普通人来说，黑死病有其超自然的来源，是由更高的力量

    对未知罪人所犯未知罪行所施加的一种惩罚。于是开始寻找罪犯，贵

    族、残疾人和犹太人相继遭到怀疑，尤其是犹太人，他们被怀疑有意

    用一种所谓毒药污染井水或是“涂抹”房屋和人来传播瘟疫。1348

    年，迫害最早在日内瓦湖畔的奇隆开始，并迅速蔓延到巴塞尔、弗赖

    堡和斯特拉斯堡。在弗赖堡，所有被认出的犹太人被赶进一个大木屋

    烧死。在斯特拉斯堡，据说有两千多人被吊死在竖立在犹太人墓地的

    绞刑架上。迫害如此残酷，以致开明的教皇克莱蒙特六世颁布了两道

    诏书，宣布犹太人是无辜的。许多犹太人逃离西欧去德意志东部和波

    兰。在那里，他们受到宽容并建立了数量迅速增加的社区，这一现象

    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在俄国西部、德国东部、波

    兰和奥地利东北会有大量犹太人。黑死病加强了中世纪时把犹太人当

    替罪羊的基督教传统，因为黑死病导致如此多的犹太人迁往东欧和北

    欧，这就为沙俄的集体迫害和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提供了条件。

    与试图寻找罪犯相伴而生的是道德价值观的普遍松弛以及世故

    的、不正当的寻欢作乐，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这在历经第一次世界

    大战恐怖之后的1920年代也能看到。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愿意接受上

    天惩罚，且从中获得排遣的受虐狂欲望。这种欲望最戏剧化的表现是

    组织集体鞭笞的狂热。鞭笞派信徒的出现并不单单是由黑死病引起

    的，因为在1258—1259年间严重的饥荒—瘟疫流行时，他们在意大利

    和德国就有了一些恶名。1348年鞭笞运动遍及整个欧洲，有上万名信

    徒。鞭笞派将信徒编成组，每组有一个首领，穿一种特殊服装，按规

    训生活，并按照固定仪式进行公开的和私下的自我鞭笞。按我们现在

    的想法，鞭笞的做法很可能是性变态，但他们如此怪异行为的理由却

    完全合乎逻辑。黑死病是神施加的一种惩罚，因此就试图要用鞭笞惩

    罚自己来转移神的惩罚。正是这一谣传而不是出现瘟疫，引出了这种

    引人注目的做法。鞭笞派要以在自己身上施加惩罚的办法，来防止对

    其同人的惩罚。

    这一运动开始时受到教会欢迎，将其当做一种集体的悔罪苦行。

    教皇克莱蒙特本人就下令在阿维农公开鞭笞以制止瘟疫。但鞭笞派很快就不受教皇控制，将运动当做是针对犹太人、富裕阶层和教会本身

    的一场革命运动。1349年10月，教皇颁布诏令，谴责鞭笞派。许多人

    被砍头、吊死、烧死，所有列队行进的活动都被禁止。教士们出于一

    种奇特古怪的心理，判决将许多鞭笞派信徒由牧师在罗马的圣彼得高

    坛前鞭打。

    基督教会上升到统治地位部分是由于以前爆发的瘟疫。假如像黑

    死病这样大的灾难不会对一千多年前建立的宗教权威产生一些影响，人们会觉得奇怪。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使得基督教经受了暴风雨，但

    教会权威经过黑死病不会不受到伤害。鞭笞派教徒

    在某种程度上，教会的影响对公众是有益的。在纷争的时代，它

    确保有一定限度的和平，并试图实施有关人行为得体的规范，其作用

    像一个学校校长。教会利用并培育有才智的人，提供并指点行政官

    员、律师和医生，鼓励并维护文学、建筑和艺术。但是，虽然教会有

    时鼓励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更经常的是严厉压制有创见的思想。迫害

    之道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些写出或说出其思想

    的人，不遵守教会允准的僵死教条，就有被当做异端迫害的危险。

    在物质方面，教会深受黑死病之苦，损失大量人力，因无法耕种

    遍布各地的田产造成的贫困，使得教会在1350年要比1346年统治地位

    受到更大的影响。但更大的伤害还源自于在这一灾难岁月中教会所处

    的无能为力的状态，源自于损失了大批的教士和修士，源自于教会不

    能控制其继任者。教会牧工中最可爱、最有用的教区教士成百上千地

    死去，据威廉·朗兰德介绍，他们留下的圣职经常是匆忙地被“许多

    年轻人顶替，这些人任神职的准备只是剃个头”。假如朗兰德说的可

    信，那些以前以神圣和仁爱闻名的修士这时都沉湎于“欢乐和口

    欲”，而乡村牧师和教区教士则在伦敦度日，忙于谋求高位而不是照

    顾其教民。朗兰德还特地举了两个例子，说明这些不法行为“自瘟疫

    流行时起”成倍地增加。

    再者，教会所具有的似乎带有国际或超国家的优势也对其权势构

    成威胁。在有些国家，比如德国和英国，民众与教会在许多年中都不

    能情意相投。教会在各国的分支机构大声疾呼，要求改革，但其自身

    没有改革的权力，因为它们缺乏自主权。实际上，它们是一个有着巨

    大力量与权势的外国组织的边远部分。

    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在黑死病流行后的这些年，出现了对教会的

    公开对抗。民众的反应可从对两位坎特伯雷大主教被害事件的不同态

    度中体现出来。1170年，由于国王亨利二世出言不慎，托马斯·贝克

    特被处死。虽然贝克特的政策并未得到普遍认可，但民众对这一渎圣

    行为公开表现出的震惊情绪还是迫使国王接受羞辱的自我惩罚。而在

    1381年，一队反叛者抓住了性格温和的西蒙·萨德伯里，在大群人热

    烈的掌声中把他的头挂在伦敦的塔山上。G.M.屈勒维廉对此写

    道：“自同样这些人的祖先跪在他们的犁前为神圣烈士托马斯·贝克

    特祈祷以来，民众与教会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还有比萨德伯里遇害、朗兰德的不满以及鞭笞派的异端行为更为

    深刻的变化。约翰·威克里夫(约1330—1384年)是著名神学家，牛津巴利奥学院院长。他对神圣教会从未被挑战的权力提出了质疑，他

    认为这一权力来自于帝王，而不是来自于神。他要求做礼拜时使用民

    族语言，并把部分圣经译成了英语；他还攻击崇拜偶像和圣物，以及

    出售赎罪券和为死人做弥撒。威克里夫获得了大批被称为罗拉德派的

    信徒支持。他们不仅来自普通人，还来自贵族、托钵僧和一些下级教

    士，这些人有理由讨厌富裕的修士和主教。

    威克里夫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当教会重建其被动摇的权威时，罗拉德派遭到迫害，被迫转入地下，到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统治时才

    再次出现。随后他们再次受到迫害，等到再出现时，与马丁·路德的

    新教徒联合在一起。马丁·路德有些地方得益于波希米亚早期改革家

    约翰·胡斯的教义，胡斯承认自己是威克里夫的学生。因此，可以这

    么说，新教改革运动、1620年9月6日(原文如此，实际应为16日——

    译者按)在“五月花”号船中勃朗派(Brownist，又称公理会，因英

    国人勃朗首创得名，主张教会应由公众治理——译者按)圣徒从普利

    茅斯启航，以及贵格派信徒威廉·宾1681年建立宾夕法尼亚，都可能

    与黑死病灾难发生后对既定宗教的背离有联系。

    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这样大的一场瘟疫中，医生和教士都同样显

    得无能为力，这肯定会深深影响到神性医术的发展。事实并不是这

    样。黑死病引起的医学上的唯一进步是在公共卫生领域。1347年威尼

    斯共和国任命了三名官员，职责是监督并驱逐所有受到感染的船离开

    港口。1377年拉古萨城扣留从疫区来的旅行者30天(trentini

    giorni)。在这样做不见效果时，扣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quaranti

    giorni)，由此产生了我们现在用的“防疫”(quarantine)一词。

    黑死病还为宗教纪念活动增加了一个圣徒。圣罗克是有关鼠疫的

    专门的守护圣徒。他是蒙彼利埃人，黑死病流行期间在意大利北部照

    顾病人，自己也成了牺牲品。罗克被丢在一旁等死时，被一条狗所

    救，得以康复。在伦巴第，他又被怀疑是外国间谍，被投入狱中死

    去。这又一次重复了受到致命伤、奇迹般康复、最终死去的顺序。

    我们应该赞赏教会长期不懈地关心病人，但也应注意到其对医学

    和科学发展的影响几乎全是负面的。在欧洲，从罗马陷落至文艺复兴

    时期，教会对有创见思想上千年的压制给后人留下一幅因袭守旧的悲

    惨图景。这个时期虽建立了有影响的医学院——在意大利的萨莱诺和

    波伦亚，在法国的巴黎和蒙彼利埃，但在这些学院所教的内容是不加

    评判地复述古代的理论，其研究采用的形式是对某个文本的含义进行

    争辩。在这一漫长时期，大量医学文献包含了许多新颖的观察记录，却很少有创见的思想。其形式往往是一系列的材料汇编，内容来自公元1世纪的作者留下的拉丁文本以及伊斯兰学者所做的注释。当然偶尔

    也会有神圣的火花，因为压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窒息创造力。因此，波伦亚的芒丁努斯不顾教会对人体解剖的禁令，努力将解剖科学恢复

    到希腊学者公元前300年所达到的水平。另一簇黑暗中的火光来自牛津

    和巴黎的罗杰·培根(约1214—1294年)，他不是医生，而是哲学

    家，并且肯定是一位有创见的思想家，但他的创见使他在监狱中度过

    了生命中的最后13年。

    直到15世纪末，由神权的不宽容铸就的思想习惯窒息了医学的发

    展。盖伦仍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这种一人占统治地位的情况本身已经

    够糟了，而盖伦著作的文本内容又减损到几乎没有价值的地步。盖伦

    真正的学理是到15世纪末才被恢复的，那时一种新的思想方法拓展了

    学识和审美的范围。文艺复兴这一让人称奇的现象不仅仅是恢复古典

    文化，而且还是思想者整个观念的一种改变。这些思想者要求不受教

    条的专横约束，不受教会对思想所做限制的约束。虽然直到17世纪威

    廉·哈维否定盖伦血液往返流动的理论时，盖伦的鬼魂才最后消散，但正是文艺复兴最终打破了教会对医学的抑制。

    在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三个世纪，鼠疫仍是欧洲比较致命的疾病之

    一。18世纪前期，鼠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失了，但在地中海南岸和

    东岸地区、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仍在流行，并且成为全国性的传染

    病。现在对鼠疫的防治已经相当成功。1884年，致病病原体几乎同时

    被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Sharamiro Kitasato)和瑞士细菌学家

    亚历山大·耶尔森(Yersin)发现。后者的名字现在还被用于鼠疫杆

    菌的命名。可用的预防办法是接种疫苗，注射无毒性的活性耶尔森氏

    杆菌(Yersinia)制剂。链霉素、四环素这类抗菌素被证明对控制病

    情很有效，还可以用杀虫剂对付老鼠和跳蚤。但鼠疫尤其是肺鼠疫仍

    然相当危险，照顾病人必须戴面罩、手套，穿保护外衣，就像在黑死

    病以及1665年大瘟疫流行期间他们所做的那样。瘟疫流行时医生戴特殊的口罩

    没人能解释17世纪末瘟疫为什么会突然在欧洲消失。对此有不少

    说法，其中“老鼠理论”流传最广。这种理论认为，在住宅和船上与

    人关系密切的黑鼠被比较凶的棕鼠或是挪威鼠杀掉了。棕鼠据说在欧

    洲最早出现在18世纪20年代，住在下水道里，它们身上寄生更多的是

    一种很少会跳到人身上去的跳蚤。这一理论让人很感兴趣，但实际却

    站不住脚。首先，棕鼠杀黑鼠的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设。实际上，这两

    种老鼠不会争夺生存空间或是食物。在许多它们比邻而居的地方，每

    种老鼠都待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不去干预别的老鼠。甚至在那些大

    家都有足够空间、有自己喜欢的生活条件的地方，它们还异常亲密地

    生活在一起。其次，就算是黑鼠曾经消失过，但它们后来又出现了，1910年以后黑鼠的数量在欧洲不断增加。对这一情况，F.E.卢歇斯说

    得很清楚：“假如瘟疫的消失同黑鼠确实有关，就有必要对这种老鼠

    现在的增加做出仔细的研究，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设法制止。”

    这是一种称为“田野型”或“森林型”动物所生的疫病，这种病

    传染给野生的啮齿类动物，如老鼠、兔子和松鼠。啮齿动物—跳蚤—

    啮齿动物的传播链会把病带给住在城里、与人关系密切的鼠类，如黑

    鼠、仓鼠和豚鼠。也有可能，这种病曾是人的病，由人传给了啮齿类

    动物。我们的先人与我们一样也很注意观察，他们显然没有发现老鼠

    死得特别多，而这种情况是后来鼠疫在印度、中国和蒙古爆发时的一

    个明显特点。或许流行病学说得不错，但却是反向的，大瘟疫可能来

    源于人，但又被跳蚤传给了老鼠。

    不管答案到底是什么，上面所说仅是猜测，瘟疫在欧洲三百年的

    流行是自然结束的，并非是由人的积极措施结束的。没有什么医学的

    或科学的发现，社会卫生条件的发展以及生活标准的改善可以用来解

    释瘟疫消失的原因。瘟疫结束了，隐而不显。我们必须记住，从1665

    年开始有三个世纪我们未受瘟疫影响，而在查士丁尼瘟疫至黑死病期

    间有八个世纪未受瘟疫影响。

    假如有人读了这些内容，认为对黑死病的描写夸大其词，与现代

    医学知识不合的话，就让他们看看彼脱拉克留下的证言。这位伟大诗

    人了解实情，因为他在意大利经历了黑死病的流行。他的柏拉图式的

    神秘恋人劳拉1348年4月6日在阿维农死于瘟疫。他描写了房屋空置，城镇被弃，乡村潦倒，尸横遍野，整个世界沉浸在万籁无声的可怕寂

    静之中。他提到，史家在被要求描述类似的灾难时默不作声，医生智

    穷力竭，哲学家耸肩皱眉，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彼脱拉克用这样的语句结束他的描述：“后人会相信这些事吗？连我们亲眼目睹的人也不

    能相信。”第三章 梅毒之谜

    15世纪末突然出现并很快被称为梅毒的细菌传染病是如何且又为

    何会在欧洲出现，这是医学史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现在，梅毒主

    要是一种性病，在性交时由一方传给另一方，但也可能会从别的途径

    得病，比如通过胎盘传染，或是某人嘴上有破口却与梅毒病人合用一

    个饮水器具，或是共用皮下注射针头，或是不戴防护手套照顾一个患

    者，或是某个病理专家在解剖尸体时粗心大意。受到梅毒感染后有个

    潜伏期，可能是10到90天，但通常是两到四周，然后出现最初的病

    症。具体病症是出现被称为下疳的溃疡，接触的部位局部产生反应。

    显然下疳一般会出现在生殖器上或在其附近，但在不是因性交得病

    时，下疳会出现在接触部位，比如嘴唇或手指。即使不治疗，下疳也

    会在三到八周内很快消失，留下一个很薄的不明显的疤。有时下疳很

    大，但经常只是一个很硬的丘疹。这就是为什么梅毒的开始阶段会这

    样危险。梅毒会传给其他人，但由于开始的小溃疡以及后来的疤痕可

    能不明显而不被注意。在诊所，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病人说他们没有注

    意到开始时的损伤。

    在下疳出现六到八周，病人通常会进入二期，但症状或许会延至

    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像对病菌入侵的反应一样，二期是人体的器官

    组织对感染的一种全面反应，感到不适，头痛，或许还会咽喉疼痛，发低烧，大约有75%的病例出皮疹。这种疹子很重要，因为它会以各种

    不同的形式出现。梅毒被称为“模仿秀”(the great mimic)，就是

    因为它会与许多其他病混淆。尤其是这种疹子，有时像麻疹，有时像

    天花，有时又与别的皮疹类似。总之，二期不会延续很长时间，然后

    病人就会进入早期潜伏阶段。在此期间，病人看起来症状全无，虽然

    有时会再出一周左右的疹子，然后疹子消退。在二期和早期潜伏期，病人的传染性很强。最危险的时候是早期潜伏期，因为这时病人会传

    染给别人，但看起来却一点病也没有。

    梅毒大约在发病两年后发展到晚期潜伏期，仍然没有什么症状，且病人基本也不传染。不能说他的病好了，因为化验血表明，在身体

    组织内存在着梅毒病菌，但病情没有继续发展。可能在病人的余生情

    况都是如此，他会死于一些不相关的原因。

    潜伏期或许会平安无事地延续多年，而梅毒患者则生活在虚幻的

    乐境中，相信不再会有危险。实际上，它只是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长的慢性阶段。在最初感染后的3到10年甚至20年后，三期梅毒的症状才开

    始出现。因为梅毒会侵犯身体的几乎各个系统，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症

    状。三期梅毒的典型损伤是梅毒瘤会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骨骼、心脏、喉咙、皮肤。有人认为，霍尔拜因画的亨利八世肖像，他鼻子

    旁的肿块就是个梅毒瘤。

    由于抗菌素治疗的进展，与初期和二期不同的三期梅毒到20世纪

    后期在西方世界已经很少出现。在过去，症状表现在血管的变化上，梅毒造成血管壁脆弱、鼓胀，直至主动脉或是某根脑血管破裂而死

    亡。神经系统也会因此受影响，引起脊髓痨这样的病，患者逐渐瘫痪

    失禁。有的大脑本身受到损害，出现可怕的个性的变化，最终导致麻

    痹性痴呆(GPI)，患者处于不能自理的躁狂状态。在出现这种结局之

    前，病人通常还会产生某些表面合乎情理，但实际却怪异、堂皇的念

    头。柯南道尔曾讲过一个年轻农场主的故事——由于农业不景气，他

    的农场经营迅速滑坡，这时他却对自己的前景非常乐观，这让他的邻

    居感到吃惊。他提议放弃常规的耕作，在整个地区种杜鹃以垄断市

    场。假如市场真的会被垄断，他的计划也许合乎情理。大多数没有得

    到治疗的病人会在出现麻痹性痴呆最初症状的五年内死去，但也有一

    些病人从来没有明显的精神失常或是不能自理。脑子里的病症改变了

    他们的行为方式，但他们多少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最终死于其他病

    症。他们或许会被一些愚蠢的念头毁了自己，也可能会以暴力吓坏家

    里人。

    梅毒更让人害怕的一个特点是，它能通过胎盘供血由大人传给孩

    子。假如母亲处在发病期或是早期潜伏期，她的孩子可能会在没出生

    时就死去，但通常最早也会到怀孕四个月时才会死亡。因此，可以这

    么说，在怀孕四个月前有习惯性流产的历史不能说明有梅毒，而在怀

    孕四个月后习惯性流产却很可能是因为梅毒。如果母亲拖延到以后的

    阶段，孩子会有很大可能活着生下来；若是病被很快治好或是已经治

    好，也许能生下正常的健康孩子。不过梅毒很少有“一成不变的模

    式”，在一个梅毒病人家庭里，可能既生健康孩子，也生有病的孩

    子。

    得病的孩子像母亲一样也会经历同样的阶段，但发病过程显然因

    人而异，虽然不总是但却经常出现一些特殊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骨

    骼缺陷、视觉和听觉受损以及牙齿畸形。著名的“哈钦森三联征”最

    早是在1861年，由伦敦医院的乔纳森·哈钦森描述的。这一病征包括

    耳聋、视觉受损以及牙齿呈锯齿形。耳聋是由听觉神经受损引起的，会延续终生，或许还会加重。被称为间质角膜炎的视觉缺陷最有可能出现在5岁到15岁之间，这种病的最初症状是在角膜中心附近的模糊区

    域不断扩展。两三个月后，整个角膜一片模糊，另一只眼睛也受影

    响。孩子会失明，或者是几乎失明，但在一年或是18个月内会有明显

    改善。浑浊的翳将终生存在，因此视力不可能完全复原。不知是什么

    原因，受影响的男孩差不多是女孩的两倍。他们遇到强光会感到眼睛

    疼，大都养成了像生气时闭目皱眉一样的习惯。

    上面所说的大多数是现今如果不治疗梅毒时会出现的情况。在15

    世纪末欧洲刚出现这种病时，医生在诊治中并不总是正好遇到同样的

    情况。

    据当时人记载，从1495年开始似乎有一种新的疾病传遍欧洲，再

    从欧洲传到印度、中国、日本直至世界其他地区。早先医学史家同意

    这样一种说法，这种病源自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的军队。1494年秋，查

    理八世发动了对意大利的入侵，1495年2月进攻那不勒斯。也有可能这

    种病源自那不勒斯，被传给法国军队。这支约有三万人的军队实际上

    并不仅仅由法国人组成，里面还有从德国、瑞士、英国、匈牙利、波

    兰和西班牙来的雇佣军。大批士兵患病迫使查理撤军，放弃了征服意

    大利北部的企图。这应该是真的，并且提供了一个疾病如何影响历史

    进程的例子。还有这样的口头故事流传，说是他残余的军队解散回到

    家乡，因而把病传到他们家乡的欧洲许多地方。此后不久，这种病就

    有了不同的名字，按照推测病的源头命名。我们听说的有“法国

    病”、“那不勒斯病”和“波兰病”。几年后在中国又被称为“广州

    病”，在日本被称为“中国病”。英国人称之为“法国痘”或“大

    痘”，在法国通常也称为“大痘”。法国人还称之为“西班牙病”。

    这给我们留下了最早有关梅毒来源的说法。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最初看到的新世界，可能是

    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在10月到第二年1月间，他访问了古巴和海

    地，1月扬帆返回欧洲。1493年3月15日，在他出航的港口帕洛斯上

    岸。与他随行的有10个西印度群岛土著和44名船员，其中有个土著在

    上岸后不久就死去。船员被遣散，据说有些人参加了冈萨罗·科尔多

    巴的军队，与查理八世一起进军那不勒斯。哥伦布带着9个土著去塞维

    利亚，在那儿留下了3人，带着剩下的6人去了巴塞罗那。4月底，6个

    全是男性的土著被赤裸着在西班牙宫廷展示。他们被描述为皮肤棕

    色，相貌清秀，像亚洲人而不像非洲人，没有提到有什么明显的疾

    病。

    25年以后的1518年，有一本在威尼斯印的书最早提到，“一种西

    班牙病”是在1492—1493年哥伦布领导的远征中，由海员从美洲(或是西印度群岛)带进来的。这种说法得到冈萨罗·弗兰德斯·奥维多

    ·瓦尔德斯的支持，他还把这一说法传播开来。此人是西班牙宫廷中

    的一个侍从，自称看到过哥伦布展示的“印第安人”。奥维多几次航

    行到西印度群岛，宣称他在土著中发现了新病的证据。1539年，有个

    叫罗德里格·鲁伊斯·迪亚斯·伊斯拉的医生发表了描述“西印度

    病”的出版物，还宣称自己在巴塞罗那至少给一个哥伦布的船员看过

    病。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当哥伦布在城里把印第安人向宫廷展示

    时，他的船员陪伴着他。

    所以第一种说法假设，梅毒是在1493年由西印度人乘船带入欧洲

    的。许多医学史家支持这种看法。对此有利的证据是，无疑大约就在

    哥伦布回来时，一种危害极大的新病出现在欧洲。另一常被引证的事

    实是，最早也是较盛行的一种疗法是用圣木做药，从两种常绿乔

    木“药圣木”(Guaiacum officinale)和“圣木”(Guaiacum

    sanctum)中提炼出树脂，这两种树就出产于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圣木

    在1508年被当做治病的药，在最早提到梅毒起源于西印度之前十年。

    这当然对这一说法有利。但反对这一说法的人认为，提到无疗效的圣

    木被引进并不是因为它是当地人的一种传统疗法，而是有意为了支持

    西印度起源说。对这一说法不利的看法还有，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梅毒

    是被美洲印第安人或是与哥伦布一起回来的24名海员带来的。有意思

    的是，哥伦布或是美洲人带来的说法，是在他返回欧洲、梅毒被认为

    第一次出现后四分之一世纪时才有人相信。当然也有可能会在后来对

    西印度群岛的远航中发现新的事实。哥伦布带着印第安人回国受到欢迎

    第二种说法认为，梅毒起源于非洲，是随着奴隶进口被带进西班

    牙和葡萄牙的。1442年，航海家亨利亲王领导了一次葡萄牙人的远

    航，到达了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在贝宁湾停泊。有一位船长奥塔姆·

    冈卡维斯俘获了几个摩尔人，把他们当俘虏押到船上。亨利亲王命令

    冈卡维斯放了他们。他这样做了，得到金砂和十个非洲土著的奖励。

    这些奖品在葡萄牙卖出了大价钱，由此引发了规模很大的黑奴贸易，从非洲运黑奴去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奴隶的许多后代成了基督徒。

    1502年，斐迪南国王下令把这些基督徒奴隶用船运到西印度群岛。被

    运走的人相当多，使得海地总督对岛上非洲人数目的增加感到吃惊，在第二年就要求停止这一贸易。

    第二种说法的根据是存在一种叫雅司病的非洲病，这种病的致病

    菌与梅毒实际上不同。与梅毒不一样的是，这种病主要不是通过性接

    触传播，而在光着身子一起玩的孩子中特别常见。由于这个原因，真

    正的雅司病只在热带才有，患者身上会长出让人很不舒服的皮疹。对

    雅司病和梅毒是否是同一种病的不同表现，有多种说法。有些人认

    为，假如热带的雅司病传到气候寒冷的地区，那里的居民通常都衣着

    整齐，传染就会像普通的梅毒一样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这一说法很

    有说服力，因为它能用来解释梅毒在欧洲刚出现的那些年的情形。但

    明显的皮肤病无疑有时会与真正的麻风病混淆，麻风病让所有人都感

    到特别恐惧，部分原因是病人可怕的组织坏死，另外部分原因是大家

    都相信，麻风病人是上天为其不可宽恕的罪孽而施的惩罚。有人敏锐

    地指出，哥伦布带回来向宫廷裸着身子展示的6个美洲印第安人不可能

    有病，因为肯定会有人注意到他们身上明显的皮肤损伤。同样的反对

    意见也被用来针对非洲奴隶起源说。考虑到对皮肤病的极度恐惧，商

    人们不会用船运患雅司病的奴隶。

    非洲起源说的扩展将梅毒传入欧洲的年代大大提前。赤道附近的

    非洲人已发现通往埃及、阿拉伯、希腊和罗马的道路，他们或许会带

    去雅司病。这就意味着梅毒是一种很古老的欧洲病，而一些不明的原

    因使其在15世纪末危害性和传染性大增。有些历史学家主张，常被认

    为是十字军从黎凡特带回的麻风病实际就是梅毒。毫无疑问，在梅毒

    猖獗前，麻风病从欧洲(或是从欧洲医学文献中)消失了。另外，无

    疑这两种传染病都会出可怕的皮疹，当时的医生难以区分它们。

    反对任何一种古代起源说的人抱着这样的证据，梅毒常会在骨骼

    上造成可以看出的永久变化，现在的病理学家辨认得出。而经碳元素

    测定年代，在欧洲16世纪初以前的骨骼遗存上没有找到梅毒侵害的可靠证据，欧洲16世纪以后墓葬中发掘的骨骼尤其是颅骨上也没有证

    据。对南美和西印度群岛墓葬中发现的证据还有争议，虽然在哥伦布

    远航前的骨骼上发现有明显的梅毒侵害，但因数量太少不能断定这种

    病起源于美洲。

    因此，我们最好对梅毒起源于何处姑且存疑。可以肯定，当时的

    医生以为，在15世纪90年代有一种危害很大的新的疾病迅速传遍欧

    洲。他们没有我们现代用于诊断的辅助手段，对病的描述也不像我们

    希望的那样清楚，但他们能够做出如实的观察。假如不验血或是没有

    细菌学家的帮助，仅靠初步检查，一位现代医生也可能无法诊断像梅

    毒这样神秘的疾病。

    1519年，乌尔利希·冯·胡腾在德国发表了描述这种病的著作。

    按照他的说法，梅毒最早是1497年在那里出现，传播范围很广，引

    起“让人难忍的疼痛”。大约在七年以后，这种病有了变化，而这种

    变化不是任何治疗方法引起的。他说，严重、明显的皮肤伤害并不多

    见，因为病人不再显得那么难看，感染的危险就更大。胡腾做了重要

    的观察，在1519年他写作时，梅毒传播看来只是通过性接触。迪亚斯

    ·伊斯拉在1539年的描述中叙述了今人所知的各期症状，他还补充了

    晚期病人会发热、消瘦、持续腹泻、出现黄疸、肚子肿胀、神志失

    常、昏迷直至死亡等发病症状。

    早期有关梅毒最重要的著作是吉洛拉莫·弗拉卡斯特罗在1546年

    写的。1530年，他在维罗那发表了一首题为《梅毒或法国病》的长

    诗，在诗中给了这种病以现代的名称(Syphilis)，来源于一个想象

    中的牧人西菲卢斯(Syphilus)，不过这个名称直到18世纪末才被广

    泛使用。他1546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传染病论》中这样描述梅毒：开

    始时生殖器上有小溃疡，接着出带脓的皮疹，通常皮疹先出现在头皮

    上。这些脓包溃烂得很深，连骨头都会露出来。病人还会患上一

    种“恶性黏膜炎”，损害腭腔、小舌和咽部。有时嘴唇和眼睛都会毁

    掉。然后出现梅毒瘤，同时有肌肉剧痛、困乏和消瘦的症状。弗拉卡

    斯特罗认为，这种传染病在近20年(即自1526年起)症状有了变化，因为在他看来，许多患者的脓包比以前少了，而梅毒瘤却比以前多

    了。

    这种新病没有以腺鼠疫那样的速度传播。即使我们把1493年当做

    疑似梅毒的疾病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年份，到1496年传入英国也有三年

    的空当。1499年传入波兰，1500年传入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1505

    年传入广州。有些国家传入得相当晚：1569年传入日本，1753年传入

    冰岛，直到1845年才传入法罗群岛。让人感到有趣的不解之谜是，此病在1498年传到了印度。乍看起来不可能这么早，但实际上这却表明

    不管欧洲人的梅毒起源于何处，欧洲本身在把病传到世界各地中起了

    作用。1497年7月，瓦斯科·达·伽马率领一支由4艘船和160人组成的

    远航队离开里斯本，绕过好望角，向北向东航行，1498年5月20日在马

    拉巴河边的卡利卡特上岸，船员们随身带去了梅毒。

    这种病在欧洲历史上初次出现时，传染性要比今天大得多。数字

    并不可靠，据说在16世纪初约有三分之一的巴黎市民被传染上了。学

    者伊拉斯谟在1519年写道，任何没有感染上梅毒的贵族都被看成“土

    包子”。对梅毒早期猖獗后来回落的情况很有趣的证实是托马斯·莫

    尔爵士提供的，他是位可靠的见证人。1529年，他针对有人要求镇压

    修道院医院，写了小册子《炼狱中的灵魂祈求》。小册子里面有这样

    一句话：“30年前那里有五人染上法国痘症，现在是人人染疾。”意

    思是说，1499年有五个病人因梅毒上医院，到1529年每个人都进医

    院。

    但为什么在16世纪梅毒的传染性强？假如这种病确是从新世界传

    来的，那么它就会对一个完全没有适应力的社会造成传染。人们可能

    毫无免疫力，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免疫力，是从母体遗传的还是

    前一次得病产生的免疫力。因而，在疾病刚出现时，病情会比较严

    重，传染的机会也较大。但我们必须承认，有可能欧洲的梅毒起源于

    雅司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面积皮肤损害，传染危险较大，或

    是通过直接接触传染，或是通过性交以外的方式传染。有一种很简单

    的接触方式，研究梅毒的历史学家竟没有注意到：在都铎时代，通常

    的问候方式不是握手，而是接吻。接吻在两性之间和所有各阶层间通

    行，通常是嘴对嘴接吻。

    因此，比较常见的传播方式是非性接触传染，通过嘴对嘴接触，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或是通过共用的器具喝水、饮酒传染。在这样

    的情况下，最初的下疳会出现在嘴唇或是舌头上。在那些不注意个人

    卫生的年代，这些症状肯定常会被忽视，或是被错当成脓包病的“唇

    疮”。比如，红衣主教沃尔西就被指控“以在耳边喘气、吵嚷的方

    式”把病传给了亨利八世。他可能是这样做了，但红衣主教本人也同

    样受嘴上的唇疮之苦。当然肯定也有许多通过性接触传染的例子，但

    我们在探讨16世纪早期的梅毒时，不必去寻检那些不道德的关系或是

    说得有声有色的丑闻。同样有可能甚至可能性更大的是，梅毒是通过

    性接触以外的方式传播的。

    梅毒广泛传播的另一原因在于，有神经或动脉损害的三期梅毒看

    起来好像与早期无关。并不是所有梅毒都会出现明显的皮肤病变，早期病变——一期的下疳和二期的皮疹——会被误认为是小毛病，不治

    疗也会很快消失。一些名词第一次被使用的年份也可以给这一假设提

    供证据。《牛津英语辞典》中给出了下列年份：痘1476年，大痘1503

    年，小痘1518年。“痘”一词出现在梅毒传入前，是任何皮疹的别

    名。“大痘”一词出现在梅毒传入英国后七年，显然是用于梅毒皮肤

    病症的通常叫法。1518年出现的“小痘”(Small Pox)一词不可能是

    指疫病“天花”(smallpox)的专门名词，因为在1518年以前天花早

    已为人所知，老护士在诊断“穷孩子出痘发热”时，无疑经常把它与

    其他皮疹混淆。实际上，“小痘”几乎肯定就像它字面意思所指，比“大痘”轻一些，用来指二期梅毒的皮疹，常与麻疹一类的各

    种“小痘疹”相像。因而，可以这样认为，许多患者终生也不治疗，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得了梅毒。

    说到这种病在历史上的影响，其破坏性极大。梅毒造成的灾难和

    悲惨的故事表现在方方面面。像南太平洋岛屿居民这样重要的人类遗

    存整个被毁灭；身居要位的优秀政治家成为流口水的白痴；艺术家、画家和诗人也被毁了。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教皇亚历山大·博尔吉

    亚、贝文努托·切利尼和图卢兹-洛特雷克，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

    伦道夫·丘吉尔，这些仅是从成百上千受害者中随意挑出的几个。数

    百万普通男人和女人同样成为受害者。正如我们在“恐怖的伊凡”例

    子中看到的那样，还有数百万人间接受害。毫无疑问，伊凡是个梅毒

    患者，在苏联统治时期，他的遗骸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息地挖

    出，人们发现他的骨头上有明显的损害。

    莫斯科大公、全俄罗斯第一位沙皇伊凡出生于1530年8月25日。

    1533年12月他的父亲瓦西里三世去世时，三岁的伊凡继位为大公。表

    面上，伊凡是那个时代一位典型的俄罗斯亲王，年轻时忙于打猎、调

    情、饮酒、抢劫商旅以及恐吓不幸的农民。但有点与众不同的是，他

    在内心里是个严肃的学者，喜欢与出身较低但有教养的教士交往，而

    不喜欢与没文化的贵族来往。他选择了一个教士阿历克谢·阿达舍夫

    作为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1547年1月，伊凡加冕为沙皇，他是第

    一个有此正式称号的莫斯科统治者，理由是他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

    ·莫洛马克孙子弗拉基米尔的后代。两周后，他与一个虔诚、慈爱的

    女子安娜塔西亚·扎卡琳娜·科西娜结婚。

    同年，一场大火毁坏了莫斯科城的大部分。大主教马克里趁这场

    灾难出现的机会让伊凡意识到，自己年轻时的行为放荡有罪，促使他

    改革。以后的统治时期被看作是俄国历史上最开明的时期之一。伊凡

    制定了一些法典，放逐了最霸道的贵族，还部分改革了拥有全权的教会，在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创办了学校。虽然伊凡既非勇士也非良

    将，但他以征战的精神激励军队，从异教徒鞑靼人的部落夺得了喀

    山，把他的帝国沿着伏尔加河扩张到了阿斯特拉罕。1558年，他转而

    向西去对付条顿骑士。1560年夏，他把领土扩展到了与普鲁士交界的

    里加。

    按照我们的标准，即使是在早年的岁月，伊凡无疑也是个残酷的

    暴君。不过按当时俄国的标准，即使是欧洲的标准，他在1551年至

    1560年间的统治还算是明智仁慈的。他在与国务会议商讨事务时发挥

    着主导作用，但他允许畅所欲言。他接受来自各个阶层臣民的意见

    书。据说在俄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国内最穷的人也能面

    见的君主。

    1552年10月，安娜塔西亚生了儿子德米特里，他只活了6个月。9

    个月后她生了另一个儿子伊凡，1558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费多。沙皇

    伊凡可能是在婚前与妇女调情时得了梅毒。我们推测——也仅仅是推

    测——婴儿德米特里死于先天性梅毒。贾尔斯·弗莱彻在《罗斯国

    家》一书中写到了费多，费多在“恐怖的伊凡”死后还活着，他“中

    等身材，偏矮偏胖，脸色灰黄，有点浮肿，鹰钩鼻，腿有毛病，走路

    不稳，体态臃肿，显得懒散，脸上通常都带着笑容。智力呆板迟

    钝”。虽然没有诊断材料能提供任何证据，但上面的描述表明，费多

    可能也得了先天性梅毒。伊凡四世

    安娜塔西亚死于1560年7月，伊凡伤心欲绝，在葬礼后不久，他就

    长时间酗酒放荡，以此来消除痛苦。他的头脑里产生了怪念头，认为

    自己的朋友阿历克谢·阿达舍夫和高参教士西尔维斯特用巫术弄死了

    安娜塔西亚。他饶了他们一死，但将两人免职关了起来。然后他处死

    了阿达舍夫的兄弟，一个有战功的军人，还处死了阿达舍夫12岁的儿

    子。接着，他又下令处死作为他朋友的玛丽亚·玛格达琳娜和她的五

    个孩子。1561年8月21日，伊凡娶了一个富有的切尔卡西亚人的公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1563年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求婚。在同一年，他率领一支大军入侵立陶宛，夺取了重要的商业城市波洛茨克，整个

    立陶宛似乎就要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然而他的尚武精神消失了，在莫

    斯科，他又恢复了放荡的故态。他的新皇后生了儿子瓦西里，却只活

    了五个星期。

    到1564年底，发生了第一件荒唐事，显然表明伊凡这时已因梅毒

    影响到大脑，出现了麻痹性痴呆(GPI)。12月3日凌晨，在克里姆林

    宫广场上停了几辆雪橇，仆人们从宫中拿出金银珠宝放在雪橇上。沙

    皇、皇后和两个皇子坐上一辆雪橇，然后雪橇队列出发，不知驶往何

    处。在这天晚些时候，伊凡让人回来送信：“因为不能容忍我周围的

    背叛行为，我不再管理这个国家，而是按上帝指引的路去走。”不知

    所措的贵族和主教四处搜寻，他们在莫斯科西北100英里远的小村子亚

    历山大罗夫发现了他，恳求他回去。伊凡同意了，提出条件，他有权

    处决任何他想处决的“叛徒”，在克里姆林宫外面的房子住，并要有

    一支由1000人组成的个人卫队(oprichniki，特辖军团)。1565年2月

    2日，他回到莫斯科，两天后屠杀开始。“特辖军团”扩大成有6000多

    暴徒的组织，克里姆林宫外面的房子成了一座奇怪的修道院，伊凡是

    院长，300名“特辖军团”成员当修士，他们在貂皮大衣和金边衣服外

    面披上黑袍。每天从早晨四点的晨祷开始，到晚上八点的晚祷结束，伊凡祈祷的热情之高使得他总是因虚脱而碰伤额头。一次次的祈祷常

    被他去行刑室打断，为了方便，行刑室就设在地下室。

    伊凡统治后期的日子是一个有关折磨和鞭刑、火焚和水煮以及各

    种可怕的死亡方式的故事。因为一次证据不足的谋反，他对诺夫哥罗

    德全城进行了可怕的报复，在五周内有几千人被鞭打至死、放在小火

    上烤或是丢在冰块下。1570年7月25日，在莫斯科处决人时，伊凡本人

    和儿子伊凡都参与了这件可怕的事。维斯卡瓦提亲王被吊在架子上，被人用刀割下一片片肉死去，这时伊凡强奸了亲王夫人，他的儿子强

    奸了亲王的大女儿。这只是从1565年至1584年整个恐怖时期的两个片段。伊凡疯狂的顶点是杀了自己的儿子——皇位继承人伊凡。1581年

    11月19日，在一阵致命的狂怒之中，他用有铁尖的权杖把儿子刺死

    了。

    伊凡对与英国的伊丽莎白结婚不成颇为失望，转而向女王的表妹

    女勋爵玛丽·哈斯丁斯求婚。在遭到拒绝后，他竟宣称愿意娶女王的

    任何女性亲属。伊凡不顾自己已结婚这一现实，看来是对与英国建立

    王室联姻的古怪想法着了迷。伊丽莎白可能是对俄罗斯公司的财富印

    象深刻，派出使节向伊凡保证，她十多个女亲属中任何一个都会乐于

    与他结婚。而俄罗斯公司是在1553年根据伊凡的特许状建立的。对某

    个不知名的姑娘来说非常幸运的是，伊凡在这个计划尚未有进展时于

    1584年3月15日去世了。他最后的日子是可怕的，处在失眠、恐惧和狂

    乱之中，身边都是占卜者，他抚弄着珠宝，述说珠宝的治疗功效。死

    亡的直接原因是在某次准备好棋盘下棋时中风发作。

    有成千上万臣民因伊凡患梅毒而送了命，但从长远来看，他的病

    对历史的影响要大得多。假如这第一位沙皇是开明统治而不是冷酷专

    制的典范的话，整个俄国沙皇制度的类型是否会按照不同的样式发

    展，对此还有争议。伊凡杀了自己的儿子，或许是把国家从血腥统治

    中拯救了出来，因为“恐怖的伊凡”训练了儿子的冷酷和贪欲。伊凡

    把皇位留给一个先天性的白痴费多去继承。由于费多无法统治，他先

    是由鲍里斯·戈都诺夫监国，然后又被取而代之。1605年4月戈都诺夫

    死后，俄国一直处在混乱中，直到1613年第一位罗曼诺夫被选出来后

    才有了统一的迹象。

    可以肯定伊凡得了梅毒，但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的亨利八世

    是否得了梅毒还有争议。许多作者断然否定亨利得过梅毒。他肯定得

    过什么病，但不同的专家对病的性质有不同看法。痛风、静脉曲张、股骨骨髓炎、比武时一次或多次受伤、坏血病——所有这些都被认为

    可能是他个性改变的原因，这一改变在亨利40多岁时已很明显。考虑

    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看法，看来有理由重新来验证一下相关的证据，因

    为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无疑它对国王起的作用曾深深地影响到英国

    以后的历史。

    首先，可以这么说，上面提到的病亨利都有可能得。在16世纪，一个人活到56岁，如果只得一种慢性病应该算是幸运的，因为那时多

    数病都无法治愈。亨利参加当时的粗野运动，据说出过两次事故，受

    过伤。他大吃大喝，晚年长得过于肥胖，假定他有静脉曲张并不让人

    感到奇怪。痛风和坏血病这两种病与饮食失调有关，当时是常见病，亨利的生活习惯肯定容易患痛风，但这不能用来证明他没有得梅毒。亨利生于1491年，也就是梅毒在欧洲突然出现的前两年。因而，了解他祖先的情况没有什么意义，而了解他后代的情况却很有关系。

    他6位妻子中的第一位阿拉贡的凯瑟琳是玛丽女王的生母，为他生了一

    个男婴，却在几天内就死了。她至少有3个孩子是在腹中怀孕七八个月

    时死的。安妮·博林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生母，她曾在胎儿6个月、3个月和不知月份的情况下各流产一次。简·西摩有一个儿子是国王爱

    德华六世，这个孩子生于1537年，在她17个月的婚姻生活中，看来不

    会再怀孕了。与克利夫斯的安妮的第四次婚姻从来没有圆房。在1540

    年至1542年间，凯瑟琳·霍华德是亨利的妻子，她没有怀过孕，而凯

    瑟琳·帕尔1547年在与亨利结婚四年后成了寡妇。

    亨利至少有4个孩子，有一个是非婚生的男孩里士满伯爵亨利·菲

    茨罗伊，17岁时死于肺部感染，可能是肺结核。我们不知道他别的健

    康状况。伊丽莎白一世死于69岁的高龄。据说她眼睛近视，也许有理

    由相信她不能生育。在听到边境以北有一个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出

    生时，她这样说：“苏格兰的玛丽是一艘装着漂亮儿子的驳船，而我

    只是一段不结果实的树桩。”玛丽·都铎死时42岁。她眼睛深度近

    视，说话声音很大，就像耳聋的人一样。据说她“鼻子扁平”，流着

    味道恶臭的脓，她的丈夫菲利普二世对此颇有怨言。婚生儿子爱德华

    六世死于1553年，时年15岁。他从来就不是个健康的孩子，死亡原因

    仍很神秘。就在去世前一年多的1552年4月，他生了病，“身上出麻疹

    和小脓包，这些东西从他身上脱落，被看成是从他身上清除有害体液

    的一种方法，而这些体液积聚久了就会使人生病、送命”。毫无疑

    问，从1553年初开始，他的肺结核病(痨病)日益严重，但在生命的

    最后两个星期，他的身上出了皮疹，指甲脱落，手指和脚趾的第一关

    节坏死。大家都认为他中了毒。

    上面所谈历史的每一单个事件都可以看成是得了别的病而不是梅

    毒，但证据是相互有联系的。阿拉贡的凯瑟琳3个胎儿都死在怀孕4个

    月以后，安妮·博林是在怀孕6个月时流产的，1552年爱德华出皮疹，一年多后他就死于某种病症，像是肺结核和先天性梅毒的综合症，梅

    毒造成了手指病变。这些都是证据。我们还有其他证据：伊丽莎白和

    玛丽近视，据说玛丽还耳聋，她的鼻梁扁平，流恶臭的脓——这些症

    状都有可能是先天性梅毒引起的。最后，我们还有亨利后两次婚姻的

    例证。正如史家认为的，假如他结婚的原则是想要都铎王朝的世系人

    丁兴旺，那么就可推断他在近50岁时已经不能生育，或是已经性无

    能。这是推断他患了梅毒的有力证据。至于亨利本人，在他年轻时威尼斯人帕斯奎尼戈这样形容

    他：“是我看到的最英俊的君主，超出通常身高，腿肚子上的肌肉很

    结实，皮肤白皙、明亮，赤褐色头发按法国式样梳得又直又短，圆圆

    的脸，很漂亮，像个美女，他的脖子颀长、粗壮。”这个19岁少年拥

    有一切：体格健美，仪表端庄，富有魅力，头脑聪慧。他可能是戴王

    冠的人中最有男子汉气质的典范。他沉迷于各种体育锻炼、舞蹈和音

    乐，但主理国务的大臣沃尔西明确表示，亨利是自己掌管统治事宜，有主见，不会轻易被人说服。

    1514年2月，亨利23岁时得了天花，但没有出脓包，看来是顺利地

    完全康复了。也许我们有必要对这一诊断提出疑问，就像我们对他儿

    子1552年出皮疹的情况提出疑问一样。1521年，亨利第一次染上了疟

    疾，这是16世纪英国的一种常见病。在后来的余生中，他还不时为这

    种病所苦。三年以后的1524年3月，他在与萨福克公爵比武时出了一次

    事故，但受的伤似乎不重。1527年亨利开始头疼，1527年到1528年间

    他的大腿上开始出现人所周知的溃疡，在后来的日子一直折磨着他。亨利八世

    1527年是关键的一年，亨利时年36岁。直到这时为止，他的统治

    还算明智、温和。其间虽然发生过多次危险的暴动，像1517年“罪恶

    的五朔节”(Evil May Day)，都被坚决地镇压了下去，按当时的标

    准还不算残酷。在那些年中，亨利为英国的海军机构打下了基础，修

    造船只，建立领港协会，改善港口，建造船坞和货栈。1521年，他

    在“全英国有学问人”的协助下，写文章从学术上反驳马丁·路德，为此教皇利奥十世给了他“信仰维护者”的称号。直到今天他的继承

    者在登基时还用这个称号。亨利鼓励托马斯·莫尔为提供洁净水、处

    理污水所做的努力，虽然这些努力大多徒劳无功。由于治疗黑死病已

    不再是教会的特权，结果江湖郎中和没有文化的游医应运而生。1512

    年亨利颁布法令试图规范行医，要求由教区主教和他任命的专家来检

    查医生的资质。根据这一法令，英国在1518年建立了医师学院。亨利

    本人是个有经验的业余医生，他在这些改革中起了作用。

    从1527年开始，他的个性开始改变，由优秀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孤

    僻、尖刻的暴君。改变无疑部分是由于他对与凯瑟琳离婚的担忧引起

    的，因离婚引起的争议持续了不下六年时间。1531年他最早出现了心

    理失衡的明确迹象。这时亨利颁布法令采用一种新的恐怖惩罚方式，把人用水煮死，至少有三个人是被这种方式处决的。在亨利去世几个

    月后，爱德华六世的顾问废除了这一法令。1533年，亨利颁布了第一

    个“叛逆法”。法令规定，任何人诽谤亨利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或

    是对此怀有偏见，都犯有叛逆罪，要面临野蛮的死刑，将会被吊起活

    着肢解。

    1534年亨利的恐怖统治开始，他不加区别地屠杀罗拉德派教徒、路德宗教徒、再洗礼派教徒和天主教徒，接着在1535年残酷处决了加

    尔都西修道院院长和所有修士，还砍掉了圣徒托马斯·莫尔和主教约

    翰·费希尔的头。1536年1月17日，亨利在比武时受了重伤，昏过去两

    个多小时，直到2月4日才完全复原。这一事故为认为亨利基本上

    是“迷糊”(punch drunk)了的看法提供了依据，但这是在他性格明

    显改变九年后才发生的。脑震荡肯定加剧了他的病情，从这时开始，我们必须把亨利的行为视为绝对不正常。他对待安妮·博林很野蛮。

    作为英国教会的首领，他可以很容易就与博林离婚，但他却将她处

    死，并把她的女儿称为杂种。1538—1540年，他还镇压修道院，将敢

    于拒绝或拖延服从他命令的任何修道院院长或修士都吊死。英国许多

    中世纪的艺术品被任意毁坏，这样毫无理由地毁灭文化，肯定不会得

    到在1509年登基时的这位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学者赞同。在实施镇压的年代，亨利不断受到头痛和失眠的折磨，喉咙疼

    痛，腿上的溃疡已成瘘管。1538年5月他已47岁，据说他“有时说不出

    话，脸色发黑，极为危险”。法国大使卡斯蒂永记载了这一事件，他

    认为亨利的变化与腿上的瘘管有关。对此，还有人认为，亨利受到肺

    部栓塞的折磨，由于静脉曲张血块堵塞了他的肺动脉，失语显然是中

    风发作的结果。

    1539年，他制订了“六信条法”。这是一项重要立法，矛头针对

    任何对亨利的“英国教会首领”地位提出挑战的人。他把新教徒当做

    异端分子烧死，把天主教徒当做叛徒吊死。亨利对宗教改革摇摆不定

    的政策可能受到他的妻子及其“党派”观点变化的影响。无疑，亨利

    对克利夫斯的安妮的丑陋容貌感到苦恼，而这个女人是主张改革的党

    派介绍给他的，这直接导致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倒台，也给亨利可靠

    的朋友和支持者克兰默主教带来了危险，还使得他再次迫害新教徒。

    人们有这样的印象，亨利开始时想改革教会，然后又对他的灵魂在末

    日审判时可能得到的结果感到担心。这表明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分裂，一方面试图要让教会成为圣母教会的忠实儿子，而另一方面又想让教

    会听从他的意愿。

    亨利从来没有失去对国家事务的控制。实际上，在1529年沃尔西

    倒台去世后，他就趋向于实行绝对君主制而不是立宪君主制。就在去

    世的前三年，他还在与法国的作战中亲自率领军队，并采取积极措施

    去对付英国可能遭到的入侵。虽然他过早进入衰年，头发花白，过于

    肥胖，但他从未衰退到智力和体力严重受损的程度。与伊凡不同，亨

    利死时没有惊恐不安，满口胡言。对他死时的情况说法不一，实际原

    因不清楚，但他死时很平静，握着克兰默主教的手，这是他的朋友中

    唯一到最后还对他忠心耿耿的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诊断亨利的病史中是否患有梅毒争议很大，许多地方都有疑点。对一个现代医科学生，老师会教导他在写病历前

    先要寻找一些简单的东西。假如检查一个15岁的孩子，他发热、腹

    痛、右侧柔软但肌肉有点僵硬，这个学生就应该在考虑较少见的病之

    前先排除急性阑尾炎。再者，医学生一般在确定病人有多种不同病症

    前，应该把各种迹象和症状归为一种临床表现。亨利八世的历史应该

    按照类似方式去考虑。无疑，这位国王患有好几种较轻的病，但他的

    病史、他的王后的生育史、他的儿子爱德华可疑的死、他的女儿玛丽

    的残疾，甚至伊丽莎白的近视，所有这一切肯定在诊断时都要综合考

    虑进去。假如分开来可以解释他得了不同的病，但合在一起证据就较为明确。梅毒是16世纪早期一种很常见的传染病，没有理由认定亨利

    会得以幸免。

    不管亨利得的是什么病，对英国的未来都有重要的影响。他没有

    一个健康的男性后嗣是强盛的都铎王朝终结的开端。他没有孙子，不

    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都铎王朝强有力、有效率的统治让位于软

    弱的斯图亚特王朝试图建立的专制统治，这使国家陷入了一场内战。

    亨利死后，9岁的爱德华在他母亲西摩家里人的监护下继位。在西

    摩的支持下，爱德华成了新教徒的保护人，更无情地继续执行亨利剥

    夺修道院财产的做法。大量修道院的土地、财产和收入被贪婪的贵族

    攫取。仍然有许多人对旧时的天主教信仰有感情。爱德华统治时狂热

    的捣毁圣像运动使普通英国人对新教没有好感。假如爱德华的继承

    人、他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做事适度的话，她也许能成功地恢复罗马

    天主教会，虽然也许不能恢复其过去的权力，但能长久地使之成为英

    国官方宗教。无疑，玛丽不顾她的天主教徒丈夫、西班牙的菲利普二

    世的警告，坚持迫害新教徒。如果她只是每年不大肆声张地烧死几个

    狂热的新教徒，她或许能把自己誉为反异端的纯洁信仰的维护者。但

    几乎可以肯定，玛丽精神上不正常，一点也不理智。她在三年多时间

    里将三百多普通男女烧死在火刑柱上，此举使得她的大多数臣民都把

    罗马天主教看得比异教更加罪恶。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的和解政策来

    得太晚了，以致在后来许多年中英国难以实现宗教宽容。玛丽女王与丈夫菲利普二世

    玛丽迫害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显而易见。16和17世纪许多事件的真

    相仍无法弄清，因为新教作家的叙述与天主教作家的叙述常常大不相

    同。这些陈年之火慢慢燃烧的时间没有什么地方比北爱尔兰更长了。

    玛丽的迫害还改变了英国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像他们的北美表兄弟一

    样，他们总是崇尚勇敢，但又与其他一些民族不同，他们从不认为自

    愿忍受痛苦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这或许就是麻醉这一仁慈的科学会

    最先在美国和英国推行的原因吧。16世纪受难者的痛苦不仅激起了愤

    怒和怜悯，而且还令人厌恶。这些人自愿忍受所受的折磨，因为受难

    者只要认错就会得到宽恕，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放弃以前接受的信条

    就行了。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中世纪光荣殉难的观念在史密斯菲尔

    德(Smithfield，伦敦一个著名的广场，既是市场，也被用来处决犯

    人——译者按)的火焰中消失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看为防治梅毒所做的努力。已知最早的疗法

    是用对付中毒的泻药和半巫术式的解毒药。虽然遭到更有创新精神的

    医生帕拉切尔苏斯的攻击，愈创木作为特效药直到16世纪末还被广为

    使用。这些治疗肯定毫无疗效，一种更有疗效但也更危险的药是在水

    银中找到的。

    存于朱砂中的水银已被阿拉伯学派的医生用于治皮肤病，13世纪

    时卢卡的西奥多利克开的药方中就有含矿物水银的油膏。这一早期使

    用水银的情况被当做梅毒是欧洲的一种古代疾病的证据。另外，有些

    历史学家认为，有关亨利八世的治疗一点也没提到水银疗法(这难以

    隐瞒)，表明他不可能得梅毒。这一看法不能让人信服。水银有可能

    只用于治疗严重的、难治的皮肤病。在亨利的病例中，除非有明显的

    皮肤疾患是不会用水银的，没有证据表明亨利得了皮肤病。

    很有可能是因为有明显的皮肤损害，维罗纳的乔吉奥·索马里瓦

    才在1496年试图用水银治疗梅毒，但他不是医生。三年后，医生雅各

    波·贝文加里奥·卡皮在意大利因使用水银成功出了名，贝文努托·

    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 16世纪意大利的著名雕塑家——译者

    按)就是他的一个病人。这种疗法被称为“流涎”，因为服用金属汞

    及其嗅盐临近中毒时，人就会流出大量涎水。这种疗法采用口服、油

    膏和蒸汽浴的方式，在三个多世纪中很有效但却极不舒服，也很危

    险。人们为找到其他特效药还做了许多努力，但唯一一种能被长久使

    用的药物是碘化钾，是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使用的，对晚期梅毒有疗效。自称掌握秘方的江湖骗子有很大危害性，英国在1917年把不够格

    的人治疗梅毒当做犯罪。

    除非找到病因，否则就不可能对一种病进行合理的治疗。直到20

    世纪，人们才完全弄清梅毒的病因。1905年，F.R.绍丁和P.E.霍夫曼

    发现了致病菌，给病菌起名为“苍白螺旋体”(Spirochaeta

    pallida)。此后这一名称又被改为“苍白密螺旋体”(Treponema

    pallidum)，现在已知这种病菌的不同亚种不仅是性病型和非性病型

    梅毒的致病菌，而且也是雅司病、品他病(pinta，热带美洲和加勒比

    地区的一种螺旋体性病——译者按)和非性病性螺旋体病(bejel)的

    致病菌。野口英世将病菌从已显麻痹性痴呆的病人的脑中分离出来，因而证实了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被人怀疑的致病原因。1906—1907年，瓦色尔曼(Wassermann，德国医生，发明梅毒血清试验——译者按)

    试验的问世使得即使在潜伏期也能查出梅毒。1909年，在经过多次试

    验后，法兰克福的保罗·艾利希制出了第一种“内吸抗菌药”，可以

    注射进血液，杀死病菌而不伤害身体组织。这就是著名的“606”，是

    一种有机砷化合物，艾利希称之为“魔弹”，相信它能杀死许多病

    菌。实际上，他的看法不对，因为它只对主要的螺旋体或密螺旋体病

    菌有效。这种药的处方名是洒尔佛散(salvarsan)，被广泛用于治疗

    梅毒，但也产生了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被新胂

    凡纳明(neosalvarsan)替代。在交战的特殊情况下，性病猖獗，这

    些砷剂药物就很有用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青霉素，这是抗菌

    素类药物中的第一种，1943年，约翰·马奥尼不仅成功地用它治疗梅

    毒，还用来治疗第二种古老的性病——淋病。

    就这种病的性质而言，预防比治疗更重要。预防的大敌是其隐秘

    性。到2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已经积极并切实地对这一问题探

    讨了将近一个世纪。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卖淫

    和性病是禁忌的话题，官方不承认其存在。1913年11月1日，英国政府

    建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研究并建议对梅毒应采取的治疗措施。1916年2

    月，在性病患者大量增加时，这个委员会提出了报告。简单来说，他

    们建议授权给地方当局提供免费的诊断和治疗。他们还有一个建议，允许管辖区域以外的居民也可以得到咨询和治疗，采用匿名这种合乎

    情理的做法。他们可以不必兼顾实名与匿名，决定以匿名为主。报告

    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要求进行适当的教育，而不是对此避而不谈。

    这一报告发表后，社会很快就采取行动。附属于志愿医院和市立

    医院的诊所1917年开始工作。许多地方当局采用一种最实际的广告方

    式，在公共厕所标上离那里最近的诊所的地址。1925年又实行了最值得注意的改革，地方当局被授权从事一项教育计划。由于这类教育必

    须要经过公众讨论并公开讨论的内容才能进行，因而掩盖这整个话题

    的社会禁忌最终被消除了。坦率承认公众的危险加上个人可以匿名，消除了人们的不少恐惧和耻辱，这有助于将病人由一个罪人转变为一

    个不幸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世界范围病例增加，英国政府采取了果断

    的措施。社会工作者不仅提醒人们注意治疗措施，还与其保持接触，劝他们去做瓦色尔曼试验。同时还采取措施，对发现已传染了三人以

    上的梅毒患者实行通报，并强制治疗。采取这些措施加之有疗效显著

    的青霉素治疗，病人人数大大减少。1947年政府不再执行这些规定，但继续从事有效的社会工作，以致到1956年梅毒显然被遏制住了，许

    多诊所因没有病人而关门。类似的措施尤其是青霉素治疗，几乎在全

    球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在后来的十年内，这一重要工作的大多数成果又变得成效甚微。

    与英国和美国的情况相仿，在其他国家，一期和二期梅毒病人的数目

    再次增加。发生这一悲剧的原因部分是病菌对青霉素产生了抗药性，部分是出现了毒性更大类型的病菌，而主要原因是在“纵容的”20世

    纪60年代，年轻人放松了道德规范，行为放纵。近几十年，梅毒主要

    在发展中国家蔓延滋长，而且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艾滋病的危害，对其

    传播，我们将在结论部分予以探讨。第四章 天花：被征服的征服者

    现在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讨一些传染病，这些病产生于早期的文

    明中心，再从一个中心传播到另一个中心，有时会造成毁灭性的后

    果。这些病在其原有的区域已被制服，因为人对传染病的有机体已产

    生抵抗力，但在通过像探险家、传教士或商人这样的移民碰巧传到那

    些不适应它们的区域时，它们古老的毒性就会复苏。

    本章大部分内容都是叙述天花及其预防的历史。天花由病毒引

    起，是被称为“儿童病”的一组病中的一种，麻疹是另一种“儿童

    病”。这些都是大众病，不会在小而分散的居住区存在。它们起初在

    人体作为致病病原体肯定存在于人口最早密集的地区，因为致病有机

    体只能通过患者直接向另一个未被传染的人传播才能致病。在这方

    面，它们与斑疹伤寒和腺鼠疫这类病不同，这些病是靠虱子、老鼠、跳蚤传染，可以传给人，但其存在不靠人作为寄主。

    像天花和麻疹这样的病，被传染一次就会在一段时间也可能是终

    生产生抵抗力或是免疫力。一个人有了免疫力就不会得病，也不会传

    给没有免疫力的人，因为这种病只有在发病时才会传染让人得病。这

    样的传染病在一个社区不会完全消失，而是以零星病例在小范围内发

    作。在此情况下，这种特定的病就被称为社区的“地方病”。这种病

    的延续总是依赖有众多未被感染、没有免疫力的人，他们一直处在危

    险中。单个“地方”病例会感染许多没有免疫力的人，直到它发展成

    会使许多人得病的严重“传染病”。在传染期结束时，完全或部分有

    免疫力的人达到最大数量，这种病就又退回地方状态。然后易感人群

    数量又会增加，全部过程再重复一次。这就决定了有一个年龄组最容

    易感染，比如，如果在20年内没有大规模流行，那么儿童和青少年的

    危险就最大。

    麻疹通常会给人带来终生的免疫力，但在20世纪早期，它的传播

    却很容易，医生估计每五年就要大流行一次，患者大多是幼儿。因

    此，大部分欧洲的成年人在儿时都得过麻疹，有了免疫力。许多成年

    人还部分受到来自有免疫力父母抵抗力的保护，因而不可能病得很

    重。这种“母体遗传抗体”对易感儿童也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麻疹

    在欧洲被当做典型“儿童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麻疹偶然传到一

    个完全没有抵抗力的南太平洋群岛社区时情况就会大不一样。1872年，流行性麻疹在南非一个基本没有抵抗力的社区出现，1873—1874年传到毛里求斯，1874年传到澳大利亚。1874年10月10

    日，英国政府正式吞并斐济群岛。在那年岁末，斐济国王卡科鲍带着

    家人和王室随从访问了澳大利亚，感受到文明的快乐。麻疹也是他们

    感受到的一种文明。访问团乘皇家海军巡洋舰“狄多”号离开悉尼去

    斐济，1875年1月15日回家。其中有一两个人上岸时就病得很重，像是

    得了严重的麻疹。在三个多月内，至少有五分之一也可能超过四分之

    一的斐济人死亡。单是斐济群岛死的人数估计就超过四万。病魔传遍

    整个南太平洋，又造成差不多这么多人死亡。疾病无论在哪儿出现都

    会引起恐慌。当时的一位作家威廉·斯奎尔写道，许多人只是死于恐

    惧，其他人死于为减轻滚烫皮疹的痛苦把身体浸在海中。他相

    信，“只有在每个人都得了病后这种疫病才会停止”。这就是说，不

    仅是儿童，各种年龄的人都有危险。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人死于麻

    疹，因为欧洲人还带来了其他当地人不适应的致命传染病，包括肺结

    核和梅毒。大家都认为，当地人的好身体被毁了，人口减少到150年前

    在南太平洋群岛生活的人数的约十分之一。

    在北美，有关麻疹的故事也同样有启发意义。在这个地域开阔、社区分散的大陆，不断有移民从英国和法国迁来，从欧洲中心地区传

    来的疾病造成的结果与南太平洋迅速的、爆炸性的流行完全不同。最

    早是1635年和1687年在加拿大记录了麻疹的流行。波士顿1657年和

    1687年麻疹两次流行，后一次很可能是从加拿大而不是从欧洲传来。

    1713年、1729年和1739年麻疹又多次在波士顿出现，1740年的一次更

    为严重。18世纪的帆船在海上的长途航行不利于来自欧洲的麻疹传

    播。假如直到1747年才有人报告在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纽约和

    康涅狄格发现有麻疹流行是正确的，看来这时是“美洲”麻疹在蔓

    延。1772年波士顿是发病严重的主要中心，据报告有几百个孩子死在

    马萨诸塞的查尔斯顿地区。六年后，一种类似的致命传染病在纽约和

    费城猖獗，当时这种病被归为“儿童病”一类，但其危害却要比同一

    时期的欧洲严重得多。麻疹借助有篷马车从东海岸传到密西西比河

    谷、肯塔基和俄亥俄。

    因为麻疹和其他出疹子病之间的区分不明确，所以上面的一些说

    法可能会有疑问，但在传染病史上放宽类别非常重要。这样做，一者

    可很好地说明某类传染病是如何形成的，再者又可说明某类传染病在

    与另一类传染病并发时会发生什么事。麻疹的美洲类型可能与那些在

    早期文明中心发展起来的类型没有什么区别。麻疹在北美发展的途径

    不是因传染病毒的变化引起的，而是由人口的增长和聚集引起的。刚

    开始，分散的社区被传染上，小社区会产生出一种抵抗力，足以防止致病病毒的生存，如果不从外面传入感染，疾病就不会再流行。如果

    新的感染是在几年内来的，那么病就会只在孩子中间出现。假如感染

    拖延到20年或更长时间后来临，成年人也会有危险。当社区间的距离

    缩短、相互交往更便捷时，传染机会就会增加，易感人群的年龄也在

    下降，麻疹就成了一种全国性的疾病而不是地方性的疾病。可以这么

    说，像这样出现的任何外来疾病开头毒性都特别强，接着又回复到它

    以前的状态。

    在探讨有很大争议的天花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记住，不仅是在一

    个新社区引进一种不熟悉的病会造成致命的结果，而且一种旧的传染

    病在引进新种类的致病机体后也会被激活。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天花

    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是地中海区域的一种疾病。这种病通常会留下称为

    痘记(pock-mark)的疤，但在希腊—罗马任何描写人相貌的作品中都

    没有提到痘记。不提及可能是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而不能证明它不存

    在。另一派观点设想印度是传染源，他们提出自远古以来印度女神西

    塔拉(Shitala)就被用来预防天花。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种印度病

    及其预防方法还流传到了中国。最早对此进行专门、明确描述的人是

    中国的医生葛洪，他生活在公元265年至313年。不管是起源于印度还

    是中国，天花都有可能是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东方传来，在公元581

    年前就已传到欧洲。在那一年，图尔的格里高利已明确谈到，在法国

    有这样一种传染病。这时大约是从朝鲜由佛教僧人把天花传到了日

    本。天花和麻疹流行是日本从750年至1000年“瘟疫时代”的主要特

    征。大约在980年，日本人提到隔离天花病人的专用房屋，还提到一种

    悬挂红布的有趣疗法。有一个英国人，加德斯登的约翰，在1314年建

    议用红帘子达到同样的目的。这种“红色疗法”在民间医学中流传了

    许多世纪，到1893年才获得半科学的地位。在这一年，丹麦灯光疗法

    的先驱尼尔斯·赖伯格·芬森采用由屏幕滤去紫外线打出红光。“红

    色疗法”没有什么价值，但有趣的是这是“像什么治什么”的一个例

    证，因为天花会出玫瑰色的连片皮疹。天花儿童

    早期对天花最权威的记述是公元900年前后一个叫拉齐斯的波斯医

    生留下的。他的一项成就是更明确地区分了天花和麻疹。自10世纪以

    来，天花肯定已出现在欧洲、亚洲和非洲，但在欧洲，这种病的轻重

    程度不同。在17、18世纪，这种疾病的传播范围看来不那么广，对人

    也不那么致命。当时一些学者把麻疹当做最危险的传染病，“天

    花”一词很可能已被用来指好几种病，麻疹也包括在内，特征都是出

    皮疹。天花本身有三种类型：重症天花(Variola major)、轻症类天

    花(Variola minor)、牛痘(Variola vaccinae)。由于这三种都是

    由同一种病毒的变种引起的，所以得了其中一种也就能免受其他两种

    传染，尽管这种免疫力可能不是终生的。各种证据表明，直到17世

    纪，轻症类天花在欧洲更为常见。

    重症天花在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肯

    定，欧洲轻症类天花的存在对一支小规模的西班牙军队不声不响就打

    败整个国家也起了作用。1518年11月18日，埃尔南多·科尔特斯从西

    班牙的殖民地古巴乘船而来，带着一支由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组

    成的800人军队。他在尤卡坦海岸登陆，接见了友好的使节，并接受了

    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皇帝蒙特祖马的礼物。在继续航行后，科尔特斯建

    造了维拉克鲁斯城。为得到他手下态度勉强的军队支持，他烧了船，断了回古巴的路，然后向内陆挺进到特拉斯卡拉。在那里他遇到一支

    敌军，在打了一场硬仗后与特拉斯卡拉人签订了条约，又在约1000人

    的特拉斯卡拉“友军”援助下，向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墨西

    哥城)进军。

    这座城市是一个有着约30万居民的大居住区，被一个大湖隔绝，靠三条石砌道路沟通，其中一条有六英里长。科尔特斯一度与蒙特祖

    马关系不错，但在这位皇帝鼓动对维拉克鲁斯发动了一次进攻后，他

    们的关系恶化了。科尔特斯监禁了蒙特祖马，罚他交纳大量黄金，还

    迫使他承认西班牙的最高君主权。6个月以后的1520年5月，科尔特斯

    听说，另一支西班牙—美洲印第安人军队在潘菲罗·纳瓦埃斯率领下

    正从海边向内陆开来，想要恢复蒙特祖马的权力。科尔特斯留下一个

    军官彼得罗·阿尔瓦拉多控制首都，自己去截击纳瓦埃斯，并在一次

    夜袭战中打败了他。接着又有消息传来，阿尔瓦拉多在城里阿兹特克

    人发动的一次起义中受挫。科尔特斯匆忙赶回，1520年6月24日回到城

    里时发现蒙特祖马已经死了，阿尔瓦拉多带着一小股残存军队被围

    困，阿兹特克人发动了大起义。科尔特斯经过一番苦战好不容易冲出

    城，几乎损失了一半人，逃到多少还与他保持友好的特拉斯卡拉。1520年底，科尔特斯得到少数西班牙援军，又征召了一万特拉斯卡拉

    人从军，建造了一支规模不大的船队。他还下令挖一条运河，让他的

    船驶进围绕城市的湖中。1521年4月开始围城。科尔特斯亲自指挥载有

    300人的特遣船队，打败了乘独木舟的人数更多的敌军，踏上进城的道

    路，但他在第一次攻城时受挫，伤亡很大。然而，到1521年8月13日，这座城市在经过顽强防守后落入他手中。当西班牙人进城时，房子里

    满是尸体。居民们不是死于受伤或是饥饿，而是死于疾病。

    当潘菲罗·纳瓦埃斯在1520年5月离开古巴驶向墨西哥时，他还带

    来了一些非洲人，可能是按照斐迪南国王的命令用船运到西印度群岛

    的同一批基督徒奴隶(或是他们的孩子)。他们中有些人得了病，至

    少有一人在美洲大陆上岸时还在生病。这些人把病传给了别人，这种

    病在美洲印第安人中传播很快，被称为“大麻风”(the great

    leprosy)。对这种病的描述与麻风一点都不像，传播得很快，立刻就

    出皮疹，症状也不像雅司病和梅毒。从下面的故事来看，无疑这种传

    染病是一种致命类型的天花。

    这种病肯定比16世纪欧洲的那种天花更加致命。据推测，在特拉

    斯卡拉当地人中有一种传染病，1521年初夏第一次攻城失败时，他们

    把病带到了这座都城。当科尔特斯8月进城时，发现几乎有一半居民都

    死了。在6个月内，新西班牙的各个地区没有一个村子能幸免不被传

    染。有人估计，差不多有一半阿兹特克人在天花第一次流行时死去。

    第二次流行是1531年由西班牙的船重新带进来的，造成了巨大的

    破坏。1545年、1564年和1576年又有三次天灾，将新西班牙的土著人

    口大大减少，从征服前1000万到2500万这样尚不确定的人口数，减少

    到17世纪初的不到200万。与这样可怕的死亡率相比，另一个西班牙征

    服地区情况似乎更糟。差不多就在同一时期，秘鲁的印加人从约700万

    减少到约50万。毫无疑问，天花是肇事者，但被征服者带来的腮腺炎

    和麻疹也使许多人死亡。没有证据表明，在西班牙征服者来之前，这

    些传染病已在这个地区存在。这样惊人的死亡还有另外的作用，美洲

    印第安人一般都把抵抗看作是无用之举。能够造成如此规模死亡的入

    侵者不会是凡人，而是复仇的天神。不光是南美土著这样认为，澳大

    利亚东南的土著部落在18世纪后期，当他们突然遭遇英国殖民统治最

    初阶段带来的天花时，损失很大，也同样有这种感觉。印第安人中流行天花

    认为征服者有神力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身着铠甲，挡得住阿兹特

    克人的武器，也不是他们使用火药，能胜过当地的弓箭。把他们视为

    超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自己似乎能躲开他们加在美洲印第安人身上

    的可怕惩罚。1521年夏，天花在阿兹特克人中开始流行，或许碰巧是

    某个非洲奴隶带来的致命的重症天花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在传给一个

    完全不适应、没有任何免疫力的民族时，轻症类天花变成了重症天

    花。不管是哪种情况，西班牙人来自一个轻症天花流行的遥远大陆，因此他们对这种病多少有些抵抗力。无论做出什么解释，天花以及西

    班牙人对天花相对具有的免疫力，在毁灭阿兹特克种族的过程中发挥

    的作用与西班牙人武器上的优势一样大，或许更大。此后，墨西哥一

    直是毒性天花的储藏地。迟至1947年，还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旅行者

    小范围地把天花传播到纽约。

    整个16世纪欧洲的天花患者病情相对较轻。17世纪天花变成为一

    种危害较大的类型。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明，有可能是从西班牙统

    治的美洲重新传来的病毒被激活了。1629年，伦敦的第一份死亡清单

    中列进了天花，在三四十万人口中，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不到1000人。

    17世纪后期这个数字开始陡然上升。天花从一种相对没有多大危害的

    儿童常见病逐渐成为对孩子最致命的病。18世纪初，可能除了婴儿腹

    泻，天花比任何别的病毁掉的欧洲儿童都要多。在英国一个人口不到

    5000的地方市镇，1769年到1774年有589个儿童死于天花，其中466人

    在3岁以下，只有一人过了10岁。在柏林，差不多同一时期，98%死于

    天花的是12岁以下的孩子；在伦敦，85%死于天花的人不到5岁。幼儿

    这样规模的死亡肯定约束了人口增长。由于缺乏人口统计数字，有关

    人数的材料不是很可靠。

    对这样的杀手先予以控制，再予以击败，为此做出的努力在世界

    历史上就如同这一疾病本身的影响一样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做出了哪

    些努力。即使是最愚昧的巫医也肯定会注意到，有些病是慢性的，有

    些是急性的，一个人会多次得一种病，而另一种病却一生只会得一次

    并且没有生命危险。因此，获得免疫力这种现象已在许多世纪中成为

    人们的常识。理性提醒人们，假如一种危险的病只会让人得一次，那

    么人们就更愿意得一次轻症的这种病。由于人们知道这样的病是以某

    种方式从一人传给另一人，也就有理由(并不总是对的)希望，如果

    去与现在最轻的病人接触，没受感染的人会受益。在约翰·伊夫林的

    日记中有一个这样的例子。1685年9月13日，伊夫林和他的朋友塞缪尔

    ·佩皮斯一起去朴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