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典时代的希腊

    二、公元前431年的希腊世界三、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四、公元前425年的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五、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叙拉古

    2017新版译序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国家。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从霸国发展

    到帝国。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

    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

    利的葬礼演说。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

    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

    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第三卷

    第九章 战争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米提列涅的暴动。

    第十章 战争的第五年。普拉提亚人被审判和处决。科基拉的

    革命。

    第十一章 战争的第六年。德摩斯提尼在西部希腊的战事。安

    布拉基亚的灭亡。

    第四卷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七年。占领派罗斯。斯巴达在斯法克特里

    亚的军队投降。

    第十三章 战争的第七年和第八年。科基拉革命的终结。革拉

    和约。攻克尼塞亚。

    第十四章 战争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入侵波奥提亚。安菲波里

    斯的陷落。伯拉西达的辉煌胜利。地图目录

    一、古典时代的希腊

    二、公元前431年的希腊世界

    三、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

    四、公元前425年的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

    五、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叙拉古

    插图目录

    图1 古典时代希腊各方言分布

    图2 阿提卡和雅典

    图3 陶片放逐(泰米斯托克利)

    图4 客蒙像

    图5 古典时代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

    图6 雅典长城

    图7 波奥提亚与中希腊

    图8 远眺雅典卫城

    图9 伯里克利像

    图10 派罗斯之战

    图11 萨罗尼克湾

    图12 安菲波里斯之战图13 阿尔基比阿德斯像

    图14 赫尔墨斯石像

    图15 “刺杀僭主者”(罗马复制品)

    图16 雅典军败退图2017新版译序

    一、作者生平

    修昔底德( Θουκυδ?δη? ，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396

    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传世的那点极有限的材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是来自

    晚后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生于雅典阿里摩斯(Alimos)德莫 [1] 的一个富裕而显

    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Olorus) [2] ，与马拉松战役雅典主帅

    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

    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

    (Cimon，米太雅德之子)、伯里克利(Pericles)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

    (麦列西阿斯[Melesias]之子)等，大概都有亲戚关系。修昔底德自

    己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

    (IV. 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

    如何，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为他后来写出

    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说法。修昔底德自己说，早在伯

    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I. 1)；当

    时他正当明达之年，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V. 26)。显然，这

    时他已是壮年。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

    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30岁。 [3] 根据这

    则史料来推算，他至迟应出生在公元前455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

    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71—前455年之间； [4] 有学者推算，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460—前455年之间。 [5] 他在青少年时代和许多贵族子弟

    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塞林努斯(Marcellinus) [6]

    提及一则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

    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流涕。希罗多德见此情景，对他的父亲说，“奥

    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 [7] 。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有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

    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24年他出任将军这7年间，修昔

    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在书中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

    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I. 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

    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却幸免于死(II. 48)，而当时这种

    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

    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I. 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

    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居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

    色雷斯经营他家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IV.

    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是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

    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Brasidas)统率远征军，在

    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

    (Amphipolis)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Thasos)。

    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Eucles)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

    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落入敌手(IV. 106)。显

    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主要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有人(据说是

    克里昂[Cleon])诬陷修昔底德，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而

    表决将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

    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了多方面的史料(V.

    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与雅典敌对的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及西西里

    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修氏所记载

    的公元前419年雅典和阿尔哥斯(Argos)、曼丁尼亚(Mantinea)以及

    爱利斯(Elis)所签订条约的内容(V. 47)，可能就出自他亲手从奥林

    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

    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 [8] 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V. 69—74)，则

    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

    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

    惨败的情况，他大概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V. 26)，并且知道甚至有可能亲眼目睹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长城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城墙被拆毁一事

    (I. 93)。 [9] 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卒于公元

    前399年的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Archelaus)的改革(II. 100)。因

    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其著作而猝然

    死去。 [10]

    修昔底德为何未能将全书写完？这个问题已经难以弄清楚。古代作

    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11] 、普鲁塔克(Plutarch) [12] 等，都说他

    死于非命(如遇刺等)，但是各家的记载破绽很多，这些说法可能是因

    修氏著作突然中断而引发的推测，并无史实依据。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

    度的G. B. 格伦底认为，修昔底德因怀慕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当他写

    到雅典迫近失败时期，满腹凄怆，愈写愈不忍落笔，终至不能完稿而

    死。 [13] 此说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测而已。二、《战史》的主要内容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作者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分散在广阔区域内的海陆战事，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

    历史事件，撰述专史论之，堪称卓识创见。《战史》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于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

    史才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每年夏季、冬季交替之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其著作所涉及的

    年次如下表所示：

    修昔底德著作所涉战事年代 [14] 一览表第一卷开头有一篇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

    卷至第五卷第24章，记载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即所

    谓“十年战争”，又称“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

    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章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

    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

    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

    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

    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就

    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VIII. 109)，说明他的著作尚

    未完成。

    修昔底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战

    争，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加值得记述(I. 1)。后人主要借助

    于他的记载，才了解到这场战争的主要史实。

    (一)战争的起因

    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错综复杂。老牌霸主斯巴达在建

    国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常备军，不断向外扩张，组成军事政治同盟

    —“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6世纪末，在雅典僭主政治被推翻的过程

    中，斯巴达自恃陆军强大，出兵干涉过雅典的内政。当波斯人加紧向爱

    琴海地区扩张之时，双方都有各自的盘算，一开始也并未团结御敌。马

    拉松(Marathon)战役前夕，情况万分危急，斯巴达人借故不肯出兵援

    助雅典人；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公元前480年)之前，斯巴达人

    甚至要求雅典人抛弃父祖之邦，去守卫科林斯地峡，协助斯巴达人护卫

    伯罗奔尼撒，幸亏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以海军为后盾，运用

    外交手腕解决了这场争执。在波斯的威胁解除之后，雅典人的势力不断

    增长，采取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日益突出；自公元

    前5世纪中期开始，伯里克利采取了坚决反斯巴达乃至不惜一战的政

    策。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在海上难以与雅典抗衡，但是在陆上依然占据

    一定优势，如公元前458年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重创雅典陆军。公

    元前445年，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约”。其后，雅典在希腊大陆

    的扩张势头虽有所收敛，但海上侵略扩张活动有增无减。公元前440—

    前439年，雅典倾全力镇压萨摩斯(Samos)起义，迫使后者称臣纳贡；

    前439年，伯里克利统率舰队，远赴黑海，浩浩荡荡，炫耀国威；同年，雅典人在斯特里梦(Strymon)河畔建立安菲波里斯城。此城的建

    立，对于雅典获得造船木材来源，扩大其在爱琴海北岸的势力，极具战

    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在希腊诸邦经常出

    现平民派(民主党)与贵族派(寡头党)的内斗，一般说来雅典人支持

    前者，斯巴达人则往往支持后者；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也往往是各站在

    对立一方，久而久之，积怨日益加深。两者都以自己的邦国利益为出发

    点，力求扩大影响，任何一方都不愿失去优势。

    雅典国力的增长、雅典帝国的形成是与波斯战争密切相关的。公元

    前5世纪90年代初，雅典海上实力在希腊世界勉强算得上二流，公元前

    494年在米利都(Miletus)近海的拉德(Lade)会战时，开俄斯

    (Chios)等邦的舰船达到80艘以上，而公元前491年雅典准备与埃吉那

    (Aegina)交战时，全国只有50艘战舰，甚至不得不向科林斯

    (Corinth)租借了20艘。 [15] 公元前483年以后，雅典人用来自劳里昂

    (Laurium)银矿的收入大力扩充海军，三年后一跃成为希腊第一海上

    强国。雅典人海军强大，财力雄厚，不断向外扩张，对于传统霸主斯巴

    达人确已构成威胁。公元前468前467年，客蒙率雅典同盟舰队在攸里

    梅顿河口大败波斯军，基本上解除了波斯对雅典的海上威胁。雅典在公

    元前460—前454年间冒险发动对埃及的远征，结果250艘战舰，约5万名

    将士，几乎全军覆没，海外扩张的势头从此受到遏制。 [16] 同时，雅典

    在希腊大陆上展开攻势，到公元前457年，雅典长城修筑告竣，彻底征

    服埃吉那，迫使其纳贡，并且一度控制麦加拉(Megara)、波奥提亚和

    佛基斯(Phocis)，在希腊大陆的势力扩张达到顶点。公元前454前453

    年，雅典将提洛同盟的公款约8000塔连特 [17] 移至雅典，实际上是对原

    同盟基金的剥夺。 [18] 随着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强力反击，雅典自

    知难以两线作战，从而被迫放弃控制中希腊的野心。公元前446前445

    年缔结“三十年和约”，缔约一方为雅典帝国，另一方为“斯巴达人及其

    同盟者”。 [19] 和约的签订不过是两强暂时平分海陆霸权，此后15年

    间，雅典在陆上的扩张有所收敛，海上扩张则有增无减。公元前443年

    殖民意大利南部图里伊(Thurii)，公元前440—前439年制服海上强国

    萨摩斯，公元前437年新建殖民地安菲波利斯等行动，已经在战略上威

    胁到斯巴达的同盟者中那些拥有较多海外利益者。修昔底德明确告诉我

    们：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

    (I. 23.5)。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准备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战争的阴霾

    笼罩在希腊的上空。两大集团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对峙和摩擦之外，在推动战争爆发

    的进程中，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斯巴达的盟邦科林斯发挥过

    重要作用。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之一，而雅典作为

    海上强国，不仅经常损害其西邻科林斯的利益，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南

    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带；西西里强国叙拉古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于是，科

    林斯决心将此事关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诉之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渴望得到

    盟主的保护。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科基

    拉(Corcyra)事件。科基拉有一殖民地爱皮丹努斯(Epidamnus)，地

    理位置相当重要。科基拉为其母邦，而科林斯又是科基拉的母邦。公元

    前435年，爱皮丹努斯内部民主派发动政变，因势单力孤而请求科基拉

    人予以援助，科基拉贵族置之不理，于是他们转求助于科林斯。科林斯

    出动75艘战舰、2000重装步兵，科基拉以80艘战舰迎战，结果前者战败

    (I. 29—30)。随后，科林斯经过两年的备战，于公元前433年秋率麦

    加拉、爱利斯(Elis)、琉卡斯(Leucas)、安布拉基亚(Ambracia)

    等邦共150艘战舰进攻科基拉，此时后者已与雅典结盟，他们出动110艘

    战舰，双方在西勃塔(Sybota)海域发生激战，科林斯人获胜。科基拉

    人溃败之时，雅典援军直接与科林斯人交战(I. 46—49)。科林斯等邦

    据此指责“雅典在休战和约的有效期内，已和科基拉人一起向他们开

    战”(I. 55)，这明显破坏了此前订立的“三十年和约”。

    其二，波提狄亚(Bottidaea)争端。波提狄亚是卡尔基狄克

    (Chalcidice)半岛西部重镇。它是科林斯的殖民地，科林斯每年指派

    常驻官员，对其加以行政管理，证明子邦并非完全独立于母邦。波提狄

    亚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林斯管辖。然而，这个地区一向属于雅典帝国的势

    力范围，此时波提狄亚已经被降为雅典的纳贡属邦。在此前雅典和科林

    斯因为科基拉争端已经兵戎相见的情况下，科林斯人与雅典人的矛盾进

    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由于雅典介入马其顿王位之争，与马其顿

    关系不睦。马其顿及邻近的色雷斯、卡尔基狄克半岛等地酝酿着反雅典

    的活动。雅典人意识到这一点，便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公元前432年

    夏，雅典命令波提狄亚拆除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官员，科林斯

    人当然不服，要求该邦退出雅典同盟。雅典派兵围攻波提狄亚，科林斯

    方面有2000“志愿兵”(部分科林斯人，部分是伯罗奔尼撒的雇佣兵)进

    驻该城，双方交战。 [20]

    其三，麦加拉事件。麦加拉位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与雅典接壤，工商业比较发达，海外交往频繁。雅典与麦加拉堪称世仇。早在公元前

    6世纪初，雅典人就从麦加拉人手中夺占了萨拉米斯岛，后向该岛派遣

    军事殖民；雅典强盛时，麦加拉人在与雅典人海上竞争中，始终处于下

    风。据普鲁塔克记载，大战之前，雅典人以麦加拉收容其逃亡奴隶和耕

    种其埃琉西斯(Eleusis)圣地为借口，禁止麦加拉舰船在雅典帝国各港

    口停泊。麦加拉人就此向斯巴达人提出控诉，而雅典则派传令官安特摩

    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前往麦加拉和斯巴达予以谴责。但派出去的

    传令官被杀。据说麦加拉人涉嫌此事。于是经雅典人卡利诺斯

    (Charinus)提议，公民大会作出决定：与麦加拉人为敌，废除盟约，断绝传令官往来；任何麦加拉人踏入阿提卡境内，格杀勿论；每年将军

    们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 [21] 此所

    谓卡利诺斯的“麦加拉法令”或“麦加拉禁令”。这无异于对斯巴达的盟邦

    直接宣战。麦加拉与科林斯既是友好邻邦，又同为斯巴达人的盟友，两

    国都面临雅典人的重大威胁，便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双方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科林斯人几乎都卷入其中。公元前432

    年，应科林斯等邦的强烈要求，斯巴达人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

    会。起初，斯巴达人对于开战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但在科林斯代表的百

    般怂恿和鼓动下，会议终于作出对雅典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发出最后

    通牒：要求取消“麦加拉法令”；驱逐阿尔克麦昂家族(Alcmaeonidae)

    后裔(“被女神诅咒的人” [22] )，伯里克利的母亲即属于该家族。这些

    实际上都是开战的借口，斯巴达方面明知雅典人不会接受任何一条，却

    依然提出。雅典公民大会作出决议，拒绝要求，决不妥协。

    (二)“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人的一支300人军队袭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

    (Plataea)，遭惨败。雅典因此而拘押所有在雅典的波奥提亚人。是年

    5月底，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率伯罗奔尼撒同盟联军

    入侵阿提卡，战幕正式拉开。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战略上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想发挥各自

    的优势，攻击敌方弱点。雅典自恃海军强大，资财雄厚，还有“长城”护

    卫，只要保住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法勒隆一带，便可在伯罗奔尼撒沿

    海地区随意袭掠斯巴达领土，鼓动黑劳士暴动，很快可以迫使斯巴达人

    求和。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是很有信心的；而斯巴达人则坚信其陆军是无敌的，可以在陆上反复扫荡阿提卡，使雅典城孤立无

    援；特别是他们自诩为“希腊的解放者”，似乎在道义上占据高地，可以

    随时鼓动那些对雅典人心怀不满的臣属之邦起义，以剥夺雅典的财源，从根本上削弱雅典的综合国力[¤]。

    双方的战略部署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战争打响后，战场上的情况

    往往瞬息万变。雅典当政者所遇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阿提卡的乡村

    居民迁居城里的问题。按照伯里克利的战前部署，他们必须携带家眷和

    所有家具来个大迁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波斯战争之后，乡民们好不

    容易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又要举家搬迁；牛马牲畜还得送往优波亚岛

    (Euboea，今希腊埃维亚州)及附近的岛屿，他们很悲伤，很不愿变更

    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而且到了雅典城，只有少数人找得到住处或托庇

    于亲戚朋友宇下，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没有建筑房屋的露天，或在庙宇中

    和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身。进城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拱手让与

    敌人，任由敌人烧杀抢掠，个个焦急万分，怨气冲天。这的确是伯里克

    利等人始料未及的。

    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在阿提卡乡间砍伐树木，烧毁房屋，大肆蹂

    躏，想激怒雅典人，诱使他们出城作战，却没有成功。雅典方面也得到

    一些外援，如色萨利人派来骑兵队，科基拉派来50艘战舰，鉴于雅典人

    在以往陆战中多次惨败于对手，他们城里坚守不出的策略是明智的、可

    行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广大乡村居

    民，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横遭蹂躏，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雅典海军派出100艘三列桨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攻击斯巴

    达沿海要塞，鼓动黑劳士反叛。科林斯人也出动海军舰船，但他们主要

    在科林斯湾到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一带活动。雅典人在海上占据明

    显优势。

    公元前430年麦收时节，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再次侵入阿提卡，四

    处烧杀劫掠。就在这年的夏天，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雅典人的头

    上。雅典城内突发大瘟疫，并且迅速传染、蔓延，死亡枕藉。由于雅典

    城麇集了阿提卡几乎所有的人口，卫生环境本来很差，加上饮水、排水

    等公共设施不足，瘟疫便一发不可收拾(II. 47—54)。城内的人们在成

    群地死去，而城外的田地在横遭蹂躏，雅典人内外交困，处境窘迫。斯

    巴达入侵者在阿提卡破坏的范围，向东扩至靠近优波亚岛一面，向南接

    近劳里昂银矿一带。而伯里克利组织了100艘战舰的远征军，去袭掠伯

    罗奔尼撒沿海地区。这场灾难究竟夺走多少雅典居民的生命，已经无从稽考。不过，修

    昔底德提供的一组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公元前430年夏，雅典人

    曾派出一支4000人的军队，增援波提狄亚的围攻者。久攻不下，军中却

    突发瘟疫，只好撤退，短短40天内罹疫身亡者竟多达1050人(II. 58)。

    瘟疫肆虐三年之久，在册公民至少有4700人罹疫身亡(III. 87)。他们

    只是20岁以上成年男人的一部分。近代有研究者推算，包括妇女和未成

    年人在内的死者总数，达到雅典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23] 这个

    估计应该说有相当的依据。

    雅典人把战争中的种种不幸，都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雅典人的怒

    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迁入城市的农民。伯里克利召集公民大会

    想作出解释，强调一个人在邦国处于逆境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国势昌

    盛时所得的利益；指出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

    邦国遭遇大灾难，也很难保全自身；但是只要邦国本身安全的话，个人

    就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幸中恢复过来。无论伯里克利如何苦口婆心，雄辩

    滔滔，雅典民众却并不认可。他们投票剥夺其权力，并处罚金。不久，雅典人又推举他再度出山。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一次当选为将

    军。同年，心力交瘁的他染上瘟疫，不治身亡。

    之后，雅典政坛上出现两位政见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一位是尼

    基阿斯(Nicias)，不反对与斯巴达人言和；另一位是克里昂

    (Cleon)，坚决主战，决不妥协。此后数年的战事，双方大致处于胶

    着状态，雅典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问题愈益突出，不得不加重各属国贡

    赋负担，贡金总数由战前每年约600塔连特，增加至公元前427前426年

    的近1500塔连特； [24] 同时，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其人力资源也面

    临严重困难。就在雅典内外交困之时，公元前428年列斯堡(Lesbos)

    岛上以米提列涅(Mytilene)为首的诸属邦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发起暴

    动，起义最后遭到雅典的残酷镇压，上千名的反叛者被处死。随后雅典

    向当地派驻3000移民，彻底征服了米提列涅。

    公元前425年夏，克里昂主张派舰队再攻伯罗奔尼撒，由德摩斯提

    尼(Demosthenes)担任指挥官。舰队驶抵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沿海的

    派罗斯(Pylos)，占领这个重要海港，随即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同

    时，鼓动大批黑劳士叛逃，给斯巴达人造成很大压力。斯巴达人企图夺

    回派罗斯，未获成功，便派兵抢占派罗斯南边的斯法克特里亚

    (Sphacteria)岛，与雅典人继续较量。斯巴达人多次试图登陆，攻占

    雅典要塞，均遭失败；而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驻军，在雅典人的围困下，食物不济，形势紧急。斯巴达人派使者前往雅典议和，遭到拒绝。

    这时候，占据派罗斯、围困斯法克特里亚的雅典军队也遇到了困

    难，他们的粮食和饮水不足；对海岛的围困也并没有迫使敌人投降，因

    为斯巴达人占据地利，他们用重赏黑劳士的办法让这些人冒死潜水，将

    食物偷运到岛上。斯巴达人异常顽强，宁死不降，雅典人感觉有些无计

    可施了。同时，在雅典国内，主战的克里昂招致严厉批评。批评最力者

    当属尼基阿斯，他采取激将法，使克里昂亲赴前线作战，不要把失利的

    责任都推给别人。克里昂放出狂言，说不出20日，他定将被围的斯巴达

    人统统活捉到雅典来。

    克里昂只带了少量士兵奔赴前线，与德摩斯提尼会合。一个偶然事

    件改变了战局。岛上的斯巴达士兵在引火烧饭时不慎引起全岛的山火，之前隐藏在密林中的斯巴达人显露无遗，岛上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随

    后，在派罗斯的决战中，雅典占了优势。雅典军登岛后，由于山路崎

    岖，雅典使用石头、弩箭、标枪的轻装兵，比斯巴达手持盾牌、长矛的

    重装兵要灵活些。美塞尼亚人一名头目向雅典人献计，请求克里昂和德

    摩斯提尼给他一支小分队，可绕道敌后，前后夹击。他们采纳了他的建

    议，终于迫使斯巴达人缴械投降。渡海到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将士总共

    420名，被俘到雅典去的就有292名，其中有不少是斯巴达贵族。这是开

    战以来斯巴达人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失败。克里昂率军押着俘虏凯旋。

    随后，在斯巴达方面，伯拉西达大胆地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具体举措是，出兵到爱琴海北岸，与反雅典的马其顿联合，鼓动

    当地雅典属邦反叛。公元前424年，伯拉西达亲率1700名精锐重装步

    兵，纵贯希腊大陆，顺利穿过色萨利(Thessaly)，来到卡尔基狄克半

    岛，这是一次大胆的远征。在马其顿国王的支援下，伯拉西达软硬兼

    施，挑唆雅典属邦反叛，收效显著。修昔底德率舰队驰援不及，雅典帝

    国痛失战略重地安菲波里斯。

    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订立了一年休战和约，双方实际上都

    在争取喘息之机。伯拉西达派人去斯巴达，请求增派援兵，却并未得到

    回应；斯巴达当权者甚至更关心那些仍被羁押在雅典的俘虏。公元前

    422年，休战期满，克里昂率雅典1200名重装步兵、300名骑兵以及同盟

    者的军队，开赴安菲波里斯，准备与伯拉西达决战。双方在安菲波里斯

    附近激战，雅典方面损失约600人，主将克里昂阵亡；斯巴达方面仅战

    死7人，但主将伯拉西达重伤致死。两国主战人物双双阵亡后，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

    (Pleistoanax)和尼基阿斯分别代表两国订立条约。其一为“和平条

    约”(V. 19)，其二为“同盟条约”(V. 23)，两项条约有效期均为50

    年，由双方各派17人参加签署并庄严宣誓。公元前421年春订立条约

    时，双方开战正好满10年。“十年战争”以“尼基阿斯和约”的签署而告结

    束。

    (三)远征西西里

    经过这“十年战争”，双方的金钱、财富消耗极大，生产、生活秩序

    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局势下，想通过一纸和约而恢复到战前状态，恐

    怕只是一句空话。两强争霸的局面并无任何改变，双方缔结和约，实际

    上都想通过休战，稍作喘息，准备再战。

    其时，雅典主战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又译

    亚基比德)。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但野心勃勃，缺乏政治原则，常

    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尼基阿斯才能出众，性情温和，处事

    稳健，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

    斯巴达和雅典缔结和约六年多的时间里，虽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

    并非就此偃旗息鼓，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并未消

    除。在此期间，各方外交活动频繁，形势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以尼基阿斯为首的主和派，力主与斯巴达和好，却未能获得公民大

    会的信任。其实，雅典人早已觊觎古代“粮仓”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

    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殖民区域)地区；认为占领这片区域之后，便可以

    与北非的迦太基人争雄，进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制服斯

    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却

    成为某些雅典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梦想。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就西西里远

    征计划进行辩论时，行事谨慎的尼基阿斯力图阻止这次冒险，指控阿尔

    基比阿德斯为个人的贪婪和野心，不惜把邦国拖入巨大危险之中。而阿

    尔基比阿德斯则作了辩解。他认为，如果雅典不设法征服新的土地，自

    己就有受制于人的危险；他还说，城邦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能长期

    保持在静止状态中，只有在战斗中，才会经常取得新的经验。总之，雅

    典社会已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就是有人反对这样的冒险，也不敢说出

    来，生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VI. 8—24)。远征西西里的冒险计划，在雅典公民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那些贫

    困者，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或者制服西西里诸邦，通过征收贡金

    改善其经济状况。当时，在雅典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西西里的地图画

    在沙土上，人们以为远征西西里一定会马到成功。于是，在雅典民主制

    度下，远征的决定顺利通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这次远征了。

    雅典出兵的一个诱因，是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上爱吉斯泰

    (Egestae)与塞林努斯(Selinus)发生争执。爱吉斯泰是雅典的盟邦，其近邻塞林努斯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城邦，与斯巴达的盟邦叙拉古有结盟

    关系。爱吉斯泰人于公元前416年岁末派使者到雅典来，劝说雅典人出

    兵西西里，当即付给雅典60塔连特银子，作为60艘舰船一个月的军费。

    他们还煽动说，如果坐视叙拉古人强大起来，他们迟早会帮助伯罗奔尼

    撒人摧毁雅典，因为叙拉古与斯巴达都是多利斯人国家。原本就渴望远

    征西西里的雅典人，便有了最好的借口。雅典最初准备派60艘舰船，几

    天之后又决定增加兵力，公民大会任命三位将军统领，即阿尔基比阿德

    斯、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Lamachus)。

    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雅典城内差不多所

    有的赫尔墨斯(Hermes) [25] 神像的面部，一夜之间都遭到毁坏。迷信

    的雅典人普遍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甚至认为此事与颠覆民主制政府的密

    谋有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政敌们散布谣言，说此事就是他干的。阿尔

    基比阿德斯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公开审判，不要让他在官司缠身的情况

    下出征。但雅典人出征心切，决定推迟审判，要求他从速启程。

    公元前415年5月，三位将军统率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人，其

    中雅典公民1500人，轻装步兵1200人，桡手26000名，弓箭手480人，威

    武雄壮，浩浩荡荡，向西西里进发。军需物品由30条商船运载，载有谷

    粮、面包师及各色勤杂人员(VI. 43—44)。

    当雅典大军接近西西里岛时，叙拉古方面似乎还全然不知，当他们

    确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时，才紧急着手作迎敌的准备。然而，刚刚踏上异

    邦土地的雅典远征军，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雅典国内即派人前

    来，命令阿尔基比阿德斯火速回国为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接受审判，这实

    际上是雅典内部党派斗争的又一闹剧。阿尔基比阿德斯自知回国受审凶

    多吉少，便在途中叛逃至斯巴达。雅典人对他作了缺席审判，判处死

    刑，没收财产，变卖充公。

    现在雅典军的统帅只有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了。他们没有马上进攻叙拉古，而是在西西里的西部海域劫掠，将敌对城邦的居民抓来卖为奴

    隶。叙拉古人乘机作了迎战准备。公元前415年冬，双方初次交战，雅

    典人占了上风。随后雅典舰队在那里过冬，准备明春再战。

    公元前414年，叙拉古人召开公民大会，推举智勇双全的赫摩克拉

    特斯(Hermocrates)等三人为将军，领导抗击雅典人的入侵。同时，派

    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请求发兵援助。雅典人在叙拉古城外修筑

    一道城墙，试图将其围住；叙拉古人在城外也加筑城墙，与之对抗；他

    们还在一切可能登陆的地方，将木桩凿入深水，做成水下暗桩，以阻挡

    雅典海军的进攻。

    阿尔基比阿德斯投靠斯巴达之后，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积极为雅典

    的死敌献计献策，来攻打他的父祖之邦。他分析了军事形势，提出两项

    具体方案：一是派遣军队到西西里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叙拉古；二是

    在陆上进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Decelea)建筑一个要塞，这是雅典

    人最害怕的。斯巴达当政者采纳了他的献计，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公元

    前414年，雅典人围攻叙拉古，取得明显优势，但拉马库斯在战斗中被

    杀，这样，全军由尼基阿斯一人统率。叙拉古人处于被封锁的困境，亟

    待外援救助又杳无消息，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他们甚至和尼

    基阿斯开始商谈投降的条件了。在此紧急关头，斯巴达将领吉利浦斯

    (Gylippus)率军抵达西西里。他占据爱皮波莱(Epipolae)高地，使

    雅典人的城墙包围战术不能奏效，战局随即有所改观。同年冬，尼基阿

    斯给雅典当局发去一封求援信，并请求解除其将军职务。雅典当局答应

    再派军队和增加军费，但不同意免除其职务；选派德摩斯提尼、攸里梅

    敦(Eurymedon)二人为将军，与尼基阿斯分掌军权。德摩斯提尼筹组

    远征军，公元前413年6月底，这支拥有73艘战舰、5000名重装步兵的援

    军抵达西西里。

    雅典方面，德摩斯提尼的增援舰队业已开到，他们因此而大受鼓

    舞。于是，雅典人在夜幕掩护下，在爱皮波莱地区展开一次突袭行动，叙拉古人猝不及防，形势对雅典人很有利。但随后叙拉古人进行了有力

    的反击，雅典人败退，损失很大。这样，在海上和陆上雅典人都受到重

    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的主张出现严重分

    歧。德摩斯提尼的意见是，征服叙拉古已经无望，应该班师回国，保存

    实力；即便不撤军，也应及时转移，在西西里岛上也可以袭扰敌人，劫

    夺敌方财产以供己用；在海上，雅典舰队仍然有优势，只要不在狭小的

    水域交战，便可无虞，总之一定要行动，不能再迟疑观望了。尼基阿斯承认雅典军的处境恶劣，但他说叙拉古人的处境更坏，如果这样撤军恐

    不被雅典民众所接受，弄不好还被公民大会来一个“不公平的判决”处

    死，还不如拼死一搏，果真要死，也宁愿死在敌人手中。由于尼基阿斯

    固持己见，按兵不动，雅典军队一再贻误军机。

    与此同时，叙拉古方面援军又至，准备水陆两线对雅典人发动进

    攻。形势对雅典人更加不利，他们开始后悔没有及时撤离，尼基阿斯终

    于不反对转移了。然而，正当雅典军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公元前413年8

    月27日晚发生了月食。尼基阿斯和许多雅典人相信占卜之类的事情，据

    随军的星象家预言，须等到过了三个九天之后，方可再讨论军队移动之

    事，所以雅典舰队又停留下来。

    最后的决战，双方投入舰船共约200艘，其中雅典有110艘，武装人

    员不下4万。雅典舰船的船头一向较轻，调动迂回比较灵活，开战时先

    冲破敌人阵线，然后攻击敌船侧面或船尾，这样往往占有优势。但叙拉

    古人针对这种情况改装了舰船，把船头斫短，安上坚硬的船喙(“撞

    角”)，用以迎头撞击并凿穿雅典的船头，使雅典人无法抵御。况

    且，“大港”水面狭窄，雅典人惯用的迂回战术适合开阔的海面，这里却

    无法施展，所以这一战雅典人损失不小。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居然被打

    败，这大大增强了叙拉古人的信心。雅典人的舰队遭到叙拉古人封锁，军粮不足，突围无望。他们海上突围不成，便想往陆上转移，力图保住

    一些军力，以图再举。赫摩克拉特斯看到当夜无法组织军队作战，便派

    人向雅典方面假装递送情报，说叙拉古人已占据要道，当夜不能突围，尼基阿斯果然中计。天亮之后，叙拉古人守住要道，派骑兵和轻装兵前

    来袭扰。雅典军给养缺乏，士气低落，不识路向，四面楚歌，只能任人

    宰割了。随后，德摩斯提尼及其部下被分割包围，在绝望中率部投降。

    尼基阿斯率众冲到阿西纳鲁斯(Assinarus)河畔，饥渴难忍的雅典人乱

    作一团，不顾一切地喝水和渡河逃命，这场战事随即成了对雅典远征军

    的一场大屠杀，结果除战死者(据说仅溺死在河中的就有1.8万人)

    外，被俘者共约7000人。远征军主帅尼基阿斯被处死。侥幸得以逃生

    的，寥寥无几。雅典此次远征前后共损失战舰200余艘、将士5万余人，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四)伊奥尼亚之战

    西西里之战后，交战的重心开始东移，阿提卡本土遭到沉重打击。按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献计，斯巴达大军在国王阿基斯(Agis)率领下开

    入阿提卡，在狄凯里亚安营扎寨，肆意破坏。往年斯巴达军入侵是暂时

    性的，达到用兵的目的便及时撤军，这次却常驻此地，连续蹂躏田地。

    不仅如此，阿提卡地区2万多奴隶趁机逃走，对于雅典经济无异于雪上

    加霜。另一方面，许多属邦正在窥伺时机，准备叛离雅典。以前没有加

    入任何一边的城邦，现在纷纷倒向了斯巴达；那些已经和斯巴达结盟的

    城邦受到鼓舞，出兵出钱建造舰船，形势对斯巴达人更为有利了。

    公元前412年年初，在斯巴达的支持下，雅典重要属邦，如优波亚

    岛上各邦，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各邦，还有开俄斯岛、列斯堡岛等，都

    叛离了雅典。在许多城邦内部，党争频繁而激烈，有的亲雅典，有的亲

    斯巴达，彼此残杀，反复无常。

    在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激战正酣之时，隔岸观火的波斯人，先是坐山

    观虎斗，并且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帮助斯巴达，从中渔利。波斯驻小亚

    细亚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经过谈判与斯巴达订立了一个同

    盟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波斯国王现在和过去“所占领的一切土地都

    应归国王所有”，就是说小亚各希腊城邦又回归于波斯统治之下；波斯

    国王答应出资为斯巴达建造战舰，以图联合起来打败雅典。

    雅典人自开战以来从未遇到如此严峻的形势。伯里克利在战前提议

    储存1000塔连特，这笔巨款非到危急时刻不得动用(II. 24)。这时，他

    们果断动用这笔钱，装备大批舰船，打败了叛变的开俄斯人，暂时稳住

    了局势(VIII. 15)。同时，他们策动萨摩斯平民起来暴动，杀死统治

    阶级中大约200名最显赫的人物，放逐了400人，没收其田产房屋，使萨

    摩斯成为雅典可靠的同盟者。此后，萨摩斯成了雅典海外重要的海军基

    地。雅典全力摆脱被动局面，收到一定成效。

    公元前411年5月，正当雅典苦撑危局、准备与斯巴达再作较量之

    际，发生了寡头派政变。这一派主要领袖人物有安提丰(Antiphon)、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人。他们早已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满，如

    今乘远征西西里惨败，斯巴达又因与波斯结盟而壮大之机，废除民主

    制，建立“四百人”政府，民众也只好默然顺从，人们觉得这个新政府或

    许能把国家从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

    政变上台的当政者实施新宪法，规定享有公民权的人，均应为有产

    者，他们皆须为国效劳；取消公职津贴。实际上，由十部落遴选出

    的“五千人”并无实权，真正权力掌握在四百人议事会手中。这个政府希望与斯巴达进行和平谈判，但并没有成功。政权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加上萨摩斯的海军表示不满，寡头们内部意见不和，所以只存在4个月

    便瓦解，以塞拉麦涅斯为首一派取而代之。他们将军国大事交给所

    谓“五千人”去处理。塞拉麦涅斯领导下的所谓“五千人”政府执政约8个

    月，后来受到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高度评价，说塞拉麦涅斯“总是引导一

    切政府走向完全守法的境界，表明他善于在一切政府之下为邦国效

    力……他拒不向僭越法律者让步，宁可招致他们的敌视” [26] 。在塞拉

    麦涅斯一派当政期间，“雅典似乎统治得很好”。 [27]

    随着波斯国王公开插手希腊事务，战局开始明显地朝着有利于斯巴

    达的方向发展。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来到伊奥尼亚地区，故技重演，既对斯巴达和波斯示好以寻求其支持，又来到萨摩斯，与雅典舰队的领

    袖们进行谈判，表示还愿意回国效劳。雅典舰队方面居然也接受了他。

    公元前411年秋，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雅典海军开往赫勒斯滂，在阿卑

    多斯打败斯巴达海军，力图控制通往黑海的航路。修昔底德的记载到此

    戛然而止。 [28]

    (五)最后的较量

    根据色诺芬及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在战争最后数年的较量中，斯

    巴达一方由于得到拥有雄厚财源的波斯人的援助，一直占据着优势地

    位。斯巴达名将吕山德(Lysander)在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的大力支持下，提高海军中雇佣水手的薪饷，实力大增。而

    雅典方面国库空虚，将军们不得不为筹措军饷四处奔忙。公元前406年3

    月，吕山德在诺提昂(Notium)海角小胜雅典舰队，导致雅典人怪罪阿

    尔基比阿德斯，并解除其职务。同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

    艘战舰的海军，并且在狄奥麦敦(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

    吉努塞(Arginusae)大捷，然而胜利后的雅典非但未能乘胜追击，反而

    深陷内讧，指挥作战的将军们竟然被一次性判处死刑。 [29] 公元前405

    年，斯巴达方面集结约200艘战舰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

    (Lampsacus)，雅典方面180战舰的舰队停泊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相距约三千米，相互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趁敌不备，发动突袭，雅

    典舰队遭到全歼，俘虏中的3000雅典公民被悉数处决。 [30] 羊河之战惨

    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厄运难逃，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

    极端恐慌气氛之中。最后，拉栖代梦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极为苛刻的投降

    条件。公元前404年4月，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雅典人同意拆

    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

    巴达人的附属国。 [31] 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

    底失败而告终。三、主要贡献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

    [32] 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

    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

    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

    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 [33] 从此，雅典国家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

    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

    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

    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

    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

    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

    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时，经过

    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

    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历史思维方

    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

    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 [34] 在思想文化领域，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

    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普罗塔哥拉斯

    (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

    的“原子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人类历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

    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医学成就，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

    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

    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民主

    制为自由探讨、理性思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就是

    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新高度。

    首先，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

    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

    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

    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

    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

    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

    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

    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

    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

    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

    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 [35] 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

    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

    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

    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

    都是人的劳动成果”(I. 143.5)； [36] 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

    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了当

    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

    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

    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

    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

    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

    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

    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

    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

    R. G. 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对修昔底德

    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 [37]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

    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

    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

    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

    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

    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

    人的忌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

    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

    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

    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

    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

    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

    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I. 1)。 [38] 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

    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

    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

    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

    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

    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不同历史时段的情

    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

    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

    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

    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

    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

    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

    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

    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

    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

    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

    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 [39] 他还

    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

    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

    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

    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

    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

    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

    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

    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

    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

    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

    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

    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

    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

    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

    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

    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

    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

    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

    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

    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

    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

    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

    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

    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

    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

    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

    时，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

    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

    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紧张而惨烈的

    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

    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

    如亲临其境，呼吸与共。

    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

    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

    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

    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

    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

    和修辞学家为使文字更加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

    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

    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

    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

    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

    (VI. 30 —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

    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

    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

    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

    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

    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1)。

    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

    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

    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

    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

    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

    用一样。 [40] 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创作的影

    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

    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和准确，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

    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史传统的确立，对后世欧美史学

    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41]四、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抄本、校勘本、注释本和英

    译本 [42]

    (一)主要抄本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抄本(兽皮本或纸草本)有40余种，大

    多数为残本及断片。这些抄本现藏于德、法、英、意、希腊等国的各大

    博物馆和图书馆。其中主要的抄本，近代校勘家通常按大写西文字母标

    注为A本、B本、C本、E本、F本、H本、M本和P本等。 [43] 按照丹麦

    古典学家卡尔·修德(Karl Hude)的意见，这些抄本中最重要的如下：

    A本—山南本或意大利本(Cisalpinus sive Italus )，现存巴黎(编

    号suppl. Gr. 255)，羊皮纸，1112世纪。

    B本—梵蒂冈本(Vaticanus )，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编号126)，羊皮纸，11世纪。

    C本—劳伦斯本(Laurentianus )，佛罗伦萨劳伦斯图书馆(编号

    69，2)，羊皮纸，11世纪。

    E本—巴拉丁本(Palatinus )，海德堡图书馆(编号252)，羊皮

    纸，11世纪。

    F本—奥古斯丁本(Augustanus )，慕尼黑图书馆(编号430)，羊

    皮纸，11世纪。

    G本—莫纳森本(Monacensis )，慕尼黑图书馆(编号228)，纸，13世纪。

    M本—不列颠本(Britannicus )，大英博物馆(编号11727)，羊

    皮纸，11世纪。

    在这些抄本中，没有哪个抄本因年代或质量而比其他抄本更优越，但是有两个系统可以辨认出来。一个系统包括C和G两个抄本，以劳伦

    斯本为首；另一个系统包括A、B、E、F诸抄本，以梵蒂冈本为首。不

    列颠本介于两者之间。修德主张劳伦斯本为优，也有学者认为梵蒂冈本

    为优。 [44]

    (二)主要校勘本

    西方诸国对古典文献的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德国

    的“韬伊普纳古典丛书”(Teubner)、美国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和法国的“比德古典丛书”(Collection Budé)对西方

    古典著作的整理与校勘均有突出成就。如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

    的学者也有所贡献。

    1.Stuart Jones, H. and Powell, J. E., Thucydidis’s Historiae , 2 Vol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琼斯(H. S. Jones)版校勘本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系列的一种，主要以贝克(I. Bekker)版校勘本(1832年)和修

    德版校勘本(1898年)为基础，于1902年首次出版。此后，鲍威尔(J.

    Powell)进行了修订，尽量保持旧版的文本内容和页码编排，纠正了一

    些错误，增加了20世纪前半期新发现的纸草文献，1942年再次出版。该

    校勘本的前言用拉丁文撰写，简单介绍了抄本情况，每页正文下方有简

    短的校勘记，文末附有名词索引，是最为常见的修昔底德校勘本。

    2.de Romilly, J., Weil, R., and Bodin, L., Thucydi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 8 Vol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8 –1972.

    德罗米莉(de Romilly)版校勘本是“法国大学古典丛

    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的一种，该系列又被称为“比

    德古典丛书”。德罗米莉的校勘原则相对保守，尽量保持手稿中的文本

    拼写，对文本修改(emendation)非常谨慎，一般采取的都是学界普遍

    接受的读法。在第一卷近30页的前言中，对抄本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

    介绍；正文的左页为法译文，右页为希腊文和校勘记。3.Alberti, G. B.,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 3 Vols., Roma: Istituto

    Polygraphico dello Stato, 1972 – 2000.

    阿尔贝蒂(G. B. Alberti)版校勘本是目前最新的修昔底德校勘

    本。文本校勘非常可靠，不仅考察了20世纪末新近发现的纸草文献，而

    且充分利用了15世纪瓦拉(Lorenzo Valla)的拉丁文译本。与此同时，校勘记全面详实，针对性强，尤其是给出了对文本校勘持不同意见的研

    究文献，令学界称赞。一般认为，阿尔贝蒂版校勘本已经取代“牛津古

    典文本”系列的琼斯版，霍恩布鲁尔(S. Hornblower)称赞其为“目前最

    好的修昔底德文本”。

    (三)主要注释本

    1.Gomme, A. W., Andrewes, A., and Dover, K. J.,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1981.

    前两卷分别完成于1945年和1956年，1959年高穆(A. W. Gomme)

    逝世，安德鲁斯(A. Andrewes)和多弗(K. J. Dover)完成后三卷的出

    版。第一卷长达87页的前言，详细梳理了修昔底德研究的基本问题，书

    名之所以被冠以“Historical”的称谓，乃是针对19世纪偏重语言学的注释

    传统，注释内容对文本校订、地理、经济等诸方面关注甚多，同时也讨

    论了许多文学性内容。该注释本的一个特色是，在注释内容结束后经常

    有篇幅不小的作者附论，进行专门论述或扩展讨论。

    2.Hornblower, S.,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08.

    霍恩布鲁尔版注释本是最新的修昔底德注释本，以历史性注释为

    主，但也包含了叙述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相对

    于高穆版注释本，霍恩布鲁尔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更为全面和

    详实的梳理。此外，注释辞条附有完整的英译文，使希腊语水平有限的

    读者也能有效利用。虽没有完全取代五卷本的高穆版，但仍然被认为是

    修昔底德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四)常见英译本

    1.Smith, C. F. trans.,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史密斯(C. F. Smith)译本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一种。正文左页

    是希腊文，依据的是1898年的修德版校勘本，有少量校勘记；右页是英

    译文，页底有少量注释。英译文与希腊文对应，不仅准确而且可读性很

    高，目的是帮助希腊语水平有限的读者理解原文。文前的文献索引和文

    后65页的索引也具有极高价值。

    2.Strassler, R. B. ed., Crawley, R. tran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该译本是“地标”系列译本的一种。正文使用的是1874年克劳利(R.

    Crawley)的英译文，通俗易懂，采取将原文的长句译成短句的做法，以便于读者理解。该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详尽的地图，涵盖了修昔底

    德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此外，每一节正文在页边都有内容概括和提

    示，页脚有解释性的注释。11篇高质量的附录概括介绍了理解修昔底德

    的重要问题，而百科全书式的索引表更是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

    3.Lattimore, S. tran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拉迪摩尔(S. Lattimore)译本依据的希腊文原文是克拉森(J.

    Classen)校勘并由施托依普(J. Steup)修订的校勘本(1875—1885

    年)，译文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保留了修昔底德使用长句的叙述

    风格，为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牺牲译文的流畅性，是目前最贴近原文的

    英译本之一。目录按照文本内容的摘要编排，每一卷译文之前有简短的

    内容介绍，正文下方的注释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同时也有对相关研究

    的讨论。此外，正文之后的参考书目、演说辞索引、一般索引也很有帮

    助。 [45]五、几个相关问题

    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

    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 [46] 无论是

    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

    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

    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 [47] 时至近代，随

    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

    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

    历史著作的奠基者”。 [48] 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

    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

    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

    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

    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

    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

    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

    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

    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

    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

    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

    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

    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

    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

    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

    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

    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

    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 [49] 。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

    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 [50]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

    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

    党，反对激进民主党”。 [51] 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

    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

    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

    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

    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

    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

    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

    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

    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

    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

    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

    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 [52] 公元前5世纪70至60

    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

    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

    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

    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

    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

    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

    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

    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

    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

    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

    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

    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 [53] 中，雅典人民在这

    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

    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

    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

    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

    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

    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

    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

    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

    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 “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

    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

    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

    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

    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

    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

    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

    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

    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

    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

    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

    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

    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 [54] 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

    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

    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

    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

    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

    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

    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 [55] 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

    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

    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

    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

    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

    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

    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也几乎是尽

    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

    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

    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 [56]

    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

    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

    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

    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 [57]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

    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

    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

    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

    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

    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

    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

    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

    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

    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

    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

    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

    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

    年半”的说法。 [58]

    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

    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

    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 [59] 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出发

    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么，修昔底德所谓“主题狭隘”以及“忽

    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

    是一场战争的历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

    战争范围内，恰恰表明其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 [60] 这种说法看

    上去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

    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

    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实际上是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

    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 [61] 因此，那种认为

    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其

    实，单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这些问题完全忽视，况

    且财政状况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视的问题。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

    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

    41)，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

    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

    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

    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

    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

    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

    希腊的艺术和科学……” [6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

    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

    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修昔底德在写作其著作之时，主要

    有赖于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说词来阐明交

    战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的，但是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因此，即便是亲耳聆听者，也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为此，修

    氏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受到诸多责难。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里比阿就

    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史家正确的做法理应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

    [63]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

    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

    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 [64] 。将自己的想

    法加入演说词中，这正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修氏对于雅典

    人批评或辩护，通常都是通过演说者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雅典人与米洛

    斯人的对话，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 [65] 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

    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却未能完全落实到撰史的实践中。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 τ?χη ，tyche)。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

    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

    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

    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66] 而 F. M. 康福

    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撰史目的，尽管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

    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其作品中也渗透了悲

    剧理论。因此，修氏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和历史之间。 [67] 这既是希

    腊思想进步的明证，更显现出其时代印迹。

    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作者除指

    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年。希腊诸邦有各自的历

    法。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

    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冬季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 [68] 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

    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某人担任某国监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

    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

    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V. 20.2)。尽管如此，这种

    纪时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时间观念。但这种纪时方法既然

    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大概自2012年起，国际媒体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开始出现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

    阱”(Thucydides’s Trap)的说法，以古喻今，借用修氏在讨论伯罗奔尼

    撒战争原因时的说法，大意是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新兴的强国在挑

    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正如古希腊历史

    上雅典挑战斯巴达老牌霸主的地位，双方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争。国内

    外有一些学者将其附会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于是又有学者纷纷撰写关于

    如何“破解”“避免”或“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 [69] 这里我们只是想

    强调两点：一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

    力，但那不过是一家之言，换言之，那主要是修昔底德对相关历史事实

    的个人看法，不是事实的全部，当然也不是什么定论；二是伯罗奔尼撒

    战争的发生距今2400多年，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城邦关系与冷战后的国际

    关系有着天渊之别，对于修昔底德观点的任何发挥或引申，都有可能背

    离史实，需要特别谨慎，否则如果随意套用某些似是而非的论断，那说

    不定真的会落入某些人所预设的某种“陷阱”。

    自19世纪中叶起，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修昔底德重视材料的搜

    集与批判、如实叙述等特点，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推重。进入20世纪，在

    一波又一波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对于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

    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的评价几经波折，大起大落，有过质疑与反驳、肯定与否定，有过多视角的审视，近期的评价总体上似乎趋于理性。 [70]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吸收和继承前

    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

    产。

    徐松岩

    2017年4月[1] Demos，即村社。该德莫距雅典卫城约7千米，濒临萨罗尼克湾，在古代是一个主要从事渔业的村

    社。

    [2] 这个名字与色雷斯王相同。据史料记载，色雷斯一位公主嫁给雅典人米太雅德，生客蒙；修昔底德

    的母亲与客蒙的母亲同名；两家的墓连在一起。这都有助于说明修昔底德家族的社会地位。参阅《伯罗奔尼撒

    战争史》英译本(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 “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共4

    册，英译者C. F. 史密斯[C. F. Smith]，以下简作“史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1984年版，第1册，序

    言，第viii页。本书以下所援引的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此“洛布古典丛书”希腊语—英语对照本，并按

    惯例只注明卷章节。

    [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IV. 3—4。引文参考了日知、力

    野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Editor in Chie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3—616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者R.

    克劳利(R. Crawley，以下简作“克译本”)序言。克译本的新近校注本参阅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修昔底

    德》(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 New York,2008)。

    [5] 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imon Hornblower Antony Spawforth, eds.,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516—1521页，Thucydides条。

    [6] 著有《修昔底德传》，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修昔底德传记，但其中所记载的内容不尽可信。

    [7] 这个说法可见《苏达辞典》(Suda , Θ 414)。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及1978年修订版(以下简作“谢译本”)，译者前言，第10页。谢德风(1906—

    1980)，湖南新邵人，翻译家、历史学家，1953年起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译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

    马史》《历史著作史》等。

    [8] 1877年春，考古学者在雅典卫城的南坡发掘出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发现记载该条约的正式文书的

    片断，研究者把相关文字与修昔底德著作相对照，几乎只字不差。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 , in R. B. Strassler edt.,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 New York, 2010)，II. 2.20—23。

    中译本参阅《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10]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原因、年代以及埋葬地点等问题的讨论，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3—16

    页。

    [11] 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著有《希腊纪行》(Description of Greece )。

    [12] 约公元50—120年，希腊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道德论丛》(Moralia )、《传记集》或译

    《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 )等。

    [13] 参阅吴于廑：《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载《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

    212页。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所反映的主题及结局，与彼时雅典的公众舆论是相悖的。因

    而修昔底德在回到雅典后，认识到他对雅典人痛苦经历的回忆只会增加雅典人对他的反感，甚至敌视，便决然

    搁笔。所以，这部未竟之作是作者有意而为。参阅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及附注。

    [14] 希腊诸邦历法差异颇大。按古典时代雅典的历法，新年始于夏至后的第一个朔日，雅典历一年按现

    在公历是跨年度的。参阅本书附录二。

    [15]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The Historiae , Robert B. Strassler 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Anchor Books, New York, 2009)，VI. 89。中译本可参阅《历史》(上下册)，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作“希罗多德”。另见修昔底德，I. 41。

    [16] 参阅修昔底德，I. 104—110。

    [17] 塔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

    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

    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其时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18] 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 The Historical Library )，XII. 38.2；以下简作“狄奥

    多拉斯”。参阅N. G. L. 哈蒙德：《希腊史》(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 )，牛津大学

    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页。

    [19] 修昔底德，I. 114；狄奥多拉斯，XII. 7；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Lives, Pericles )，XXII. 3。

    [20] 参阅修昔底德，I. 56—58，65，79；II. 99—101。

    [21] 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IX.1—XXX. 3。相关讨论参阅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

    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

    就修昔底德对此三缄其口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麦加拉禁令”出台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

    年底或前432年年初。

    [22] 关于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的原委，参阅修昔底德，I. 126—127。

    [23] 修昔底德，II. 17，47 — 54，59 — 65；III. 87。参阅N. G. L.哈蒙德：《希腊史》，第351—352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24]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2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

    斯提德斯传》(The Parallel Lives, Aristides )，XXIV. 3。

    [25] 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和阿特拉斯的女儿迈亚所生。他是众神的信使，是商旅和使节的

    保护神。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赫尔墨斯形象是上部雕刻有无须少年的方形石柱。

    [2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 5。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 1—2。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

    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8] 关于此后数年战事及战后雅典内部纷争的史实，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1—II. 4.43。古代有

    包括色诺芬在内的多位作家试图接续修氏的著作写作。参阅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

    译本序，第32—33页及附注。

    [29] 色诺芬：《希腊史》，I. 6。

    [30] 色诺芬：《希腊史》，II. 1；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Plutarch, Lives, Lysander , XIII. 1)

    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Plutarch, Lives, Alcibiades , 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波桑尼阿斯在

    《希腊纪行》(IX. 32)中说，约为4000人。

    [31] 色诺芬：《希腊史》，II. 2.10—23。

    [32]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479年和前449年二说。译者更倾向

    于前一种说法。没有理由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

    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3]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译者认为雅典与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的演变，是问题的关键。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4]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35] 参阅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36] 现代学者虽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没有偏离强调人的重要性这个核心意思。参阅修昔底德，I. 143附注。

    [37]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

    —31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了强调当代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重要性，似乎刻意淡化甚至贬低过

    去某些历史事件(如波斯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参阅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史

    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39] 修氏的估计数字(I.10)明显偏高。据译者考察，希腊联军实际兵力的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参

    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40] 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

    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的。

    [41]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阿里安(Arrian)、塔西佗(Pulius

    Cornelius Tacitus)等，中古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匹阿斯(Procopius of Caesarea)，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

    (Machiavelli)，直到19世纪以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为代表的近代史家，都对修昔底德的

    史学方法给予高度的肯定。

    [42] 本节特邀西南大学郭涛博士撰写，谨此致谢!

    [43] 参阅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44] 参阅史译本，第1册，第xxi页，Bibliography。

    [45] 以上仅仅是修昔底德研究最常见的校勘本、注释本和译本，更为详细的研究书目可参见J. S. Rusten

    为“牛津古典学读本”(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编撰的《修昔底德》附录。

    [46] 古代作家续写修昔底德的著作，除了保存完好的色诺芬所著《希腊史》之外，还有佚名作者所著

    《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 ，奥克西林库斯乃是埃及一村社名，因该著作的三张纸

    草断片皆发现于此，故名)，该著作破损严重，主要记载公元前411—前386年希腊史事(中译本见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版)，而雅典人克拉提普斯(Cratippus，生卒年不详)的《希腊史》、开俄斯人泰奥滂普斯

    (Theopompus of Chios)所著《希腊史》也都续写修昔底德著作，都止于公元前394年克尼多斯(Cnidus)之

    战，现今仅存少量残篇。

    [47]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48]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据说，近代史学大师兰克每年都要

    通读一遍修氏的著作。

    [49] 参阅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

    第5期。

    [50] 相关讨论参阅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

    版)，2005年第6期。

    [51] 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5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V. 1—3。

    [53] 公元前510至前411年。

    [54] 参阅史译本，第1册，序言，第xviii页。

    [55]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 6。

    [56]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Wasps )，第655— 660行。

    [57] 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4—771页。

    [58] 色诺芬在《希腊史》(II. 3.9)中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他很可能是根据斯巴达的历

    法，站在斯巴达人角度来推算的。

    [59] 参阅《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a )，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60]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24页。

    [61]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15—46页；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

    式》，第154—157页。

    [6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63] 波里比阿：《罗马史》(Polybius, The Histories )，XII. 25a。

    [6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32页。

    [65] 从修氏的写作方式和对话内容来看，这些对话堪称其著作中插入的希腊悲剧精彩“选段”。

    [66] 参阅李永明：《修昔底德的“命运”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7] F. M. 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中译本可参阅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版。

    [68] 参阅本书附录二。

    [69] 如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9月4日；金灿

    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

    解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观察者网

    (guancha.cn)，2016年8月28日；等等。

    [70] 参阅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

    究》，2011年第1期。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国

    家。 [1]

    1 [2] 修昔底德，一位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

    爆发之时，就开始撰述 [3] 这部战争史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

    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 [4] ，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这

    种信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交战双方在各个方面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

    时，他看到，其他的希腊人在这场争斗中，要么支持这一方，要么支持

    那一方；而那些尚未参战的希腊人，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参与其中。

    [2]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而且是大

    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

    荡。[3]虽然人们对于远古时代的事件，甚至对于战前不久的那些事

    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能完全确知了，但是我在费尽心力探究之后所

    得到的可信证据，使我确信如下结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

    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 [5]

    2 例如，很明显，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 [6] ，古时候并没有定居

    者；相反，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各个部落在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

    部落压迫之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2]当时没有商业；

    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没有安全的交通；他们利用领土，仅以攫取

    生活必需品为限；他们缺乏资金，从不耕种其土地 [7] (因为他们知道

    侵略者随时会出现，劫走他们的一切，而当侵略者到来时，他们又没有

    城墙用以抵御)，认为既然在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日常必需品，在其他地

    方也一样。这样，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因此，他们既没有

    建筑大的城市，也没有取得其他任何重要资源。[3]凡是土地最肥沃

    的地方，如现在的色萨利、波奥提亚和除阿卡狄亚以外的伯罗奔尼撒的

    大部分地区，以及希腊其他最富饶的地区，其主人的更换都是最频繁的。[4]土地的肥沃有助于特殊的个人扩大其权势，由此引发纷争，纷争导致公社瓦解，还会造成外族入侵。[5]因此，阿提卡因土地贫

    瘠，自古以来就没有内部纷争，[6]这里的居民也从未发生改变。在

    我看来，居民迁徙是希腊其他地区没有取得同样发展的原因，阿提卡的

    事实足以为证。希腊其他地方因战争或内讧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

    人，求助于雅典人，把阿提卡作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早期时代，他

    们归化入籍，使原本众多的城邦人口迅速膨胀，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派遣移民到伊奥尼亚去了。 [8]

    3 依我之见，还有一种情况更可视为古代的一个弱点。在特洛伊战

    争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全希腊有过任何共同的行动，[2]这一地区也

    确实没有被通称为“希腊”。甚至在丢开利翁的儿子希伦 [9] 的时代以

    前，连“希腊”这个名称都不存在。这个地区以不同部族的名号，尤其是

    以“皮拉斯基人” [10] 的名号来称呼。随着希伦和他的儿子们在弗提奥提

    斯 [11] 的势力增长，并且以同盟者的身份被邀请到其他城邦之后，他们

    才因这种关系而一个接一个地取得“希腊人”之名。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个名称才通用于这一地区。[3]关于这一点，荷马提供了最好的证

    据。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

    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来自弗提奥提斯的

    阿喀琉斯的部下，他们就是原始的希腊人；他们在史诗中被称为“达那

    安斯人” “阿尔哥斯人”和“阿凯亚人”。 [12] 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

    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

    其他民族区别开来。[4]因此，希腊人诸公社似乎既包括一个接一个

    城邦采用这个名称、互相之间使用共同语言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后来把

    这个名称当作全体人民的共同称呼的人们。希腊人诸公社在特洛伊战争

    以前，由于实力不足，缺乏相互联系，因而未能实施任何集体行动。无

    疑，他们只有在获得更多的航海经验之后，才能够联合起来发动这次远

    征。 [13]

    4 根据传说，米诺斯 [14] 是第一位组建海军的人。他成为今天被称

    为“希腊海” [15] 的主人，统治着基克拉底斯群岛，在大多数岛屿上派出

    最早的殖民者。他驱逐了岛上的卡里亚人 [16] ，指派他的儿子们掌管岛

    上的事务。他必定尽力清剿这一海域的海盗活动。这是为了保障他自己

    日益增长的收入。

    5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

    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 [17] ，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

    己贪婪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他们袭击没有城墙保护的

    城镇，或者说是若干村社的联合，并且加以劫掠；实际上，他们是以此

    来谋得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的。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

    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2]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现在大陆 [18]

    上某些居民仍以曾是成功的劫掠者而自豪；我们发现，古代诗人诗中的

    航海者常常被询问：“你们是海盗吗？” [19] 被询问者从不打算否认其所

    为，即便如此，询问者也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3]同样的劫掠也在

    陆地上流行。

    时至今日，希腊的许多地方甚至还沿袭着古时的风尚。例如，奥佐

    里亚的罗克里斯人 [20] 、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以及大陆上这些

    地区附近的人民，这些大陆居民依然保持着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就是

    古代海上劫掠风俗的遗留。

    6 全希腊都曾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那时他们的聚居地没有设

    防，彼此交往，很不安全；实际上，佩带武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

    容，正像现在的蛮族人一样。

    [2]希腊这些地方的居民至今还保持着古代的生活方式，这一事

    实证明，全希腊的居民曾有过共同的生活方式。[3]雅典人是最早放

    弃携带武器的习俗，采用比较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事实上，他们

    当中那些富有的老年人只是最近才摈弃奢侈习俗，不再穿亚麻布内衣，不再把头发盘一个鬏，用一个金蚱蜢 [21] 别着，这种风俗传播到他们伊

    奥尼亚宗族中，在那里的老年人当中长期流行。[4]相反，拉栖代梦

    人是最早依照近代的风尚身着简便服装的，富人也尽可能地按平民的方

    式生活。[5]他们也是最早开展裸体竞技运动，公开地脱掉衣服，在

    裸体运动后用橄榄油遍擦身体。从前，就是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参赛

    选手也要系一条腰带；就在数年以前，这种习惯才被摈弃。现在，在某

    些蛮族人尤其是亚细亚的异族人中，当悬赏进行拳击比赛和摔跤比赛

    时，选手们也要系这种腰带。[6]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可以说明，古代

    希腊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蛮族人是相似的。

    7 在以后的时代中，随着航海事业日益便利，资金来源更加充足，我们发现沿海一带出现有城墙的城市，地峡 [22] 被占据着，以为通商和

    防御邻人侵略之用。但是，由于海盗活动广泛流行，不论是岛屿上还是

    大陆上的古代城市都是建筑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些城市至今

    还坐落在其旧址上。因为海盗们常常彼此劫掠，而且还劫掠所有沿海居民，不管他们是不是从事航海业的。

    8 岛上居民也都是些出色的海盗。这些岛上居民是卡里亚人和腓尼

    基人，他们在大多数的岛屿上有过殖民活动。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证

    明。在这次战争期间，雅典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时， [23] 岛上的坟墓

    都被掘开。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墓主人是卡里亚人，他们殉葬武器的

    风俗和埋葬的方式，与现在卡里亚人的习俗并无二致。[2]但是随着

    米诺斯组建其海军，海上交往就更加便利了。[3]由于他殖民于大多

    数的岛屿上，驱逐了强盗，使得沿海居民开始能够就近获取财富，过上

    较为安定的生活了。有些居民依靠新获得的财富的力量，甚至开始自己

    建筑城墙。出于谋利的共同愿望，弱者安于服从强者的支配；强者因拥

    有金钱而越发强大，进而把诸小城邦降至臣属地位。[4]这是稍稍晚

    后时期的情况，是特洛伊远征时的情况的继续发展。 [24]

    9 在我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军队，主要是由于他实力超

    群，而不是因为那些求婚者向丁达琉斯宣了誓就必须跟随他。 [25]

    [2]根据伯罗奔尼撒人的最可靠的传说，伯罗普斯来自亚细亚，当他

    携带大量财富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时，起初因此而获得很大的势力，以致

    他虽是个外乡人，这个地区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26] 到了他的子孙的

    时期，其势力大为增长。 [27] 攸里斯修斯在阿提卡被赫拉克利斯的后裔

    所杀。阿特柔斯是攸里斯修斯的母亲的兄弟；攸里斯修斯在出征阿提卡

    以前，把迈锡尼和迈锡尼政府托付给他的亲戚阿特柔斯，而此时阿特柔

    斯因克里西浦斯 [28] 之死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既然

    攸里斯修斯未能归来，阿特柔斯便应迈锡尼人的请求，执掌迈锡尼的权

    标，并统治着攸里斯修斯的其他领土。这一则由于迈锡尼人害怕赫拉克

    利斯的后裔，二则由于阿特柔斯势力强大，而且他一直注意赢得民众的

    支持。 [29] 这样，伯罗普斯的子孙就比柏修斯的后裔的势力更加强大

    了。[3]阿伽门农继承了这一切。因此，在我看来，阿伽门农还拥有

    远比其他统治者强大的海军，他之所以能够组建联合远征军，固然是由

    于参加者的拥戴，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参加者对他的畏惧。[4]如果我

    们能够相信荷马史诗所提供的证据的话，阿伽门农自己的海上力量事实

    上是所占份额最大的。此外，阿卡狄亚的舰船也是由他装备的。 [30] 另

    外，在描述阿伽门农所继承的权杖时， [31] 荷马称他为：“许多岛屿和

    全阿尔哥斯之王” [32] 。当时阿伽门农的国家是一个陆上强国；如果没

    有一支舰队的话，他充其量只能统治附近少数岛屿(数量不会很多

    的)。从这次远征，我们可以推测出昔时冒险事业的特征。 [33]10 迈锡尼曾经是个小地方，当时的许多城镇相对说来也是微不足

    道的，但是这一点不足以成为一个可靠的证据来否认诗人的估计，以及

    传说中军队的庞大规模。[2]假如拉栖代梦人的城市将来荒无人烟，只有神庙和公共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很难相信

    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显赫的势力。但是他们占有伯罗奔尼

    撒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是整个伯罗奔尼撒而且是其他地区的众多同

    盟国所公认的盟主 [34] 。况且，由于拉栖代梦的城市建筑设计不紧凑，也没有宏伟的神庙或公共纪念物，而只是若干希腊老式村落的联合，单

    从其外表上看，有些名不副实。反过来，如果雅典有同样遭遇的话，我

    想任何人从亲眼所见的外表来推测，会认为这个城邦的实力两倍于它的

    实际情况。[3]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无端地怀疑，也不应单凭城市的

    外表来推测它的真正实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征特洛伊的武装力量规

    模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相信它缺乏近代的成就；如果在这里我们也相

    信荷马史诗中所提供的证据的话(他是个诗人，完全有可能夸大其

    词)，我们能够看到其军队规模也是远不能与现在的军队同日而语的。

    [4]荷马记载舰船的数目是1200艘。他说波奥提亚人每艘船载有120

    人，腓洛克提提斯人每艘船载有50人。 [35] 我认为这是他说明舰船上人

    数的最大量和最小量。无论如何，荷马在船表中没有具体说明其他舰船

    上的人数。我们从腓洛克提提斯关于舰船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船上所有

    的人既是桡手，也是战士。在他们的船上，所有的桡手都是弓箭手。除

    诸位国王和高级官员以外，船上不会有很多不是桡手的人，尤其是由于

    他们不得不携带全部军需品，横渡大海，而且他们的船上没有甲板，是

    按照古代海盗船的样式建造的。[5]因此，如果我们把最大的船和最

    小的船折合成平均数来计算总兵力的话，作为全希腊的军队，这个数目

    似乎不是很大。 [36]

    11 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力的缺少，而是因为金钱的匮乏。给

    养的缺乏使得这些入侵者不得不减少军队的人数，直至他们能够在作战

    地区维持生活。就是他们在登陆获得胜利—必定获得过一次胜利，否则

    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军营地周围建筑要塞的—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全

    体军队悉数参加作战；相反，他们分兵前往刻尔松尼斯 [37] 耕种土地，并且由于给养缺乏而从事海上劫掠。这是特洛伊人抗击希腊联军能够坚

    持10年之久的真正原因。由于希腊人军力分散，使特洛伊人总是有足够

    的力量来对付留下来作战的这部分希腊军队。[2]假如希腊军队携带

    有充足的给养，假如他们坚持全军共同作战，而不是分散其军队从事海

    上劫掠或耕种土地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击败特洛伊人的。由于他们

    只是分出一部分军队作战，特洛伊人便能够固守阵地。简言之，如果全军同时进攻的话，他们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在遇到更少麻烦的情况下，攻克特洛伊的。金钱的匮乏是造成以前所有的远征都微不足道的真正原

    因。特洛伊远征尽管比过去其他远征都要著名些，但正是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考察有关证据，就会发现，它的影响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在诗

    人们的教诲下形成的流行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

    12 即便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希腊也依然常常处于迁动和移居状态

    之中，因而没有获得和平发展的时间。[2]希腊人离开伊利昂 [38] 之

    后很久才返回故里，这一事实本身引发了很多革命。几乎每个地方都发

    生了内部纷争，而建立城邦的人们就是那些被驱逐的流亡者。[3]在

    伊利昂陷落 [39] 之后60年，近代的波奥提亚人被色萨利人驱逐出阿涅，定居于现在的波奥提亚—此前叫作卡德美斯的地方。波奥提亚人的一个

    分支此前已定居于此地，其中有些是参加了对伊利昂的远征的。又过了

    20年， [40] 多利斯人和赫拉克利斯的子孙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

    [4]这样，经过多年的动荡，希腊才恢复了稳定，居民的迁徙才告终

    结，并且得以开始派遣移民。 [41] 雅典人殖民于伊奥尼亚 [42] 和大多数

    岛屿 [43] 上，伯罗奔尼撒人建立的殖民地大都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希

    腊其他地方也建立过一些。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是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建立

    的。(见图1)图1 古典时代希腊各方言分布

    13 但是随着希腊势力的增长，追求财富成为日益重要的目标，各

    邦的收入不断增多，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此前旧的政体

    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特权—希腊人开始装备舰队，更加致力于

    向海上发展了。[2]据说科林斯人是最早按近代式样建造海军设备

    的，希腊第一艘三列桨战舰 [44] 就是在科林斯建成的。[3]我们知道

    一位名叫阿美诺克利斯的科林斯船匠，他为萨摩斯人建造了4艘船。从

    这次战争结束之时算起，阿美诺克利斯在将近300年前 [45] 去往萨摩

    斯。[4]另外，历史上第一次海战是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之间的战

    争，此役发生在约260年前 [46] 。[5]科林斯位于地峡之上，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因为古时候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与伯罗奔尼撒以外

    的希腊人之间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科林斯的领土是他

    们交往的必经之地。科林斯因此获得巨大的财源。这一点从古代诗人们

    在科林斯地名前面冠以“富庶的” [47] 饰语可见一斑。这使得科林斯人在

    海上交往更加频繁的时候，能够组建一支舰队，以镇压海盗活动。同

    时，由于它能够为海路贸易和陆路贸易提供便利，由此所获得的大量收

    入使它强盛起来。[6]后来，在波斯第一位国王居鲁士 [48] 及其儿子

    冈比西斯 [49] 的时代，伊奥尼亚人成为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当他们与

    居鲁士交战的时候，一度控制了伊奥尼亚海。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萨

    摩斯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也曾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利用这支海军征

    服了许多岛屿，其中包括瑞尼亚岛，他把这个岛献给了提洛岛的阿波罗

    神。 [50] 大约与此同时，佛凯亚人在建立马赛列斯时 [51] ，在一次海战

    中击败过迦太基人。 [52]

    14 以上这些是过去的最强大的海军。就是这些海军，虽然是在特

    洛伊战争以后很多世代，主要还是由旧时的五十桨船和长船组成，舰队

    中的三列桨战舰似乎还很少。[2]的确，就在波斯战争和继冈比西斯

    之后为王的大流士去世 [53] 以前不久，西西里的僭主们和科基拉人才开

    始拥有较多的三列桨战舰。除此以外，在薛西斯远征 [54] 之前，希腊没

    有任何重要的海军。[3]埃吉那、雅典以及其他城邦可能拥有少量舰

    船，但主要是五十桨船。在这个时期之末，雅典同埃吉那的交战以及可

    以预见的异族人的入侵，使泰米斯托克利得以说服雅典人建造舰队，他

    们正是用这支舰队在萨拉米斯作战。就是这些舰船也不都是建造了甲板

    的。

    15 我们贯穿起来考察这个时期的希腊海军的情况已如上述。所有这些海军都不算强大，但正如它在增加收入、扩大版图的过程中所发挥

    的作用一样，它还是那些致力于发展海军的最强大邦国的一个力量源

    泉。他们利用海军出征诸岛屿，最小的岛屿最容易被降服。[2]这期

    间，没有发生陆地上的战争，至少是没有通过陆战而成为军事强国的；

    在希腊人之间，通常只有边界冲突，旨在征服对方的远征闻所未闻。没

    有团结在某个强国周围的若干臣属之邦的联盟，也没有以共同远征为宗

    旨而自发联合起来的平等诸邦的联合。 [55] 战争仅仅是邻国之间的局部

    冲突而已。[3]最接近于联合行动的是古代卡尔基斯 [56] 和爱利特里

    亚 [57] 之间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在希腊的名义下的其他诸邦有些帮

    助这一边，有些帮助那一边。 [58]

    16 在不同地区的希腊人的持续发展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伊奥尼亚

    人的势力正当突飞猛进地增长之时，与居鲁士国王统治下的波斯势力发

    生了冲突。他推翻了克洛伊索斯 [59] 的统治，占领哈利斯河与海之间的

    所有地盘，降服了沿海的伊奥尼亚诸邦，伊奥尼亚人势力的增长便戛然

    而止；当大流士和腓尼基人的海军 [60] 征服剩下的那些岛屿 [61] 时，他

    们的势力增长也告一段落。 [62]

    17 希腊诸邦普遍由僭主们统治。僭主们的习惯是考虑他们自己，单单关注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安

    全，因而难以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他们仅仅同邻邦发生过冲突。希腊本

    土诸邦都是如此，但西西里的僭主们是例外，他们大大地扩充了国力。

    因此，我们看到，在一个长时期内，希腊诸邦不能为民族大业联合起

    来，各邦自己也缺乏进取心，原因就在于此。

    18 但是，最后是拉栖代梦人推翻了雅典 [63] 和除西西里以外的希腊

    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处于僭主统治之下的时间都比雅典要长久得多)的

    僭主制，至少是镇压了其中的大多数。自从现在的居民多利斯人定居拉

    栖代梦以后，它便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内争的困扰之中，但是该城邦很早

    就有一个优良的法律 [64] ，从来没有因僭主而中断连续享有自由；到伯

    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拉栖代梦人沿用同一种政制已达400余年。这不

    仅使他们国力强大，还使他们得以干预其他城邦的事务。在僭主制被废

    黜以后不久，波斯人 [65] 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马拉松战役。 [66] [2]

    10年之后，异族人 [67] 卷土重来，大兵压境，企图征服全希腊。大敌当

    前，形势危急，拉栖代梦人执掌希腊联军的指挥权，因为他们的势力最

    为强大。雅典人毅然决定放弃他们的城市，任凭家园破碎；他们登上舰

    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海上民族。这个共同的联盟把异族人击退。 [68]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包括那些在战争中叛离波斯国王的希腊人和

    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希腊人 [69] —的联盟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以雅典

    为领袖，一个以拉栖代梦为盟主。在希腊，一个在海上称霸，一个在陆

    地上称雄。[3]联盟继续维持了一个短暂时期，随后拉栖代梦人和雅

    典人争端即起，双方及其各自的同盟者之间彼此兵戎相见，而所有希腊

    人或早或迟地加入一方或另一方，虽然有些城邦起初是保持中立的。因

    此，从波斯战争结束 [70] 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尽管中间有些和平时

    期，但就整个时期来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发生战争，就是镇压他们

    的同盟者的暴动。因此，这使他们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实践，也使他

    们在危难的考验中获得了军事经验。

    19 拉栖代梦人的政策，是不要求其同盟国缴纳贡金，而仅仅是通

    过在这些邦国建立寡头制 [71] 以确保他们服从拉栖代梦的利益；而雅典

    人则逐步剥夺其同盟诸邦的海军，并且向除开俄斯 [72] 和列斯堡 [73] 以

    外的所有盟邦征收贡金。因此，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一国的兵

    力超过同盟全盛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兵力之和 [74] 。

    20 如今，在探究过去的时代而给出结论时，我认为很难相信每一

    个具体的细节。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式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就是对那

    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传说，他们也是这样不加批判地接受的。 [75]

    [2]例如遭到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的希帕库斯，雅典人都

    相信他是当时的僭主，殊不知希皮亚斯是庇西特拉图诸子中的长子，是

    真正的统治者，而希帕库斯和帖撒鲁斯是他的弟弟。就在哈摩狄乌斯和

    阿里斯托吉吞准备行刺的那天，在准备行刺的最后时刻，他们怀疑自己

    的同伙已把实情透露给希皮亚斯了。他们认定希皮亚斯事先得到警告，决定不对他下手。但是又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一事无成。他们想起希

    帕库斯在列奥斯女儿们的神庙 [76] 附近，当希帕库斯正在组织泛雅典人

    节 [77] 的游行时，他们就把他刺杀了。 [78]

    [3]在其他希腊人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其他没有根据的说法，甚至

    对于当代历史也是如此，而这些事实并未因年深日久变得模糊。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拉栖代梦的每一位国王有两票表决权，事实上他们只有

    一票表决权。 [79] 有人认为在拉栖代梦有一支名叫“皮塔涅”的军队，[80]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此，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去寻求真

    理，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

    21 但是，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

    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

    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 [81] 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

    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

    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

    确结论。[2]至于这场战争，尽管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实际参与的战争

    断定为空前重大的战争，但是只要战争一结束，他们就又转而赞叹那些

    更古老的事迹了；不过对事实的考察将证明，这场战争是过去的所有战

    争中最重大的一场战争。 [82]

    22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

    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

    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

    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

    意。[2]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

    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

    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

    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3]然而，即使费尽

    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

    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4]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

    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

    预知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

    满意足了。 [83] 一言蔽之，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

    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23 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 [84]

    和两次陆战 [85] 中就迅速地决出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

    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 [86] [2]从

    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

    人的党争所致(有时原有居民被移走后，即有其他居民移住 [87] )；从

    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有时因战争造

    成，有时是党争的结果。[3]流传下来的某些怪诞的古老的故事却并

    未得到经验证实的，突然间不能不使人相信了。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

    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录；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

    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伴随着战争一起降临到希腊来了。[4]当雅典人和

    伯罗奔尼撒人废除在征服优波亚之后所签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 [88] 时，战争就开始了。[5]至于和约遭到破坏的原因，我首先要说明双方争

    执的背景和分歧所在，让每个人都知道令全希腊卷入这样一场大战的直

    接原因。[6]但是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

    所掩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

    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下将详尽展示双方公开辩解的背景、那些导致

    和约被破坏和战争爆发的原因。 [89]

    [1] 在希罗多德撰写其著作的时代，希腊语当中似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一词。事实上，人们后来称

    希氏著作为historia ( ?στορ?η )，称修氏著作为Thucydides’s Historiae 皆不是出自作者本意。据考证，希腊古

    典作家完成其著作之初，既无具名，又无大题(title)，更无小题(sub-title)。正是出于编目和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始见于希腊化时代的校勘本。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其开篇首句除言及作者与籍贯外，就是所述之主题。希氏的著作定名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修氏著作定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为拜占庭

    学者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257—前180年)在校勘其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参阅张强：《西方

    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3—189页及附注；《〈伯罗奔尼撒战争

    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266—268页。关于克劳利之英译本(R.

    Crawley,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第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版。以下简作“克

    译本”。该译本的优点是在传统的8卷之下，再分为26章，每一章以若干小题注明本章主要内容，便于读者理解

    原著。1998年，R. B.斯特拉斯勒在此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校译和注释，增加大量地图和插图，是目

    前可看到的较完备的英译本之一。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 New York, 1998。本书的注释，除了特别注明者外，皆为译者注。

    [2] 本书正文中阿拉伯数字为传统章次(与古希腊原文分章一致)，章下节次以带方括号的数字表示

    (每一章的第1节未另标明)。学者们在援引该著作时，通常分别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次和传统章

    节(如II. 2.3即表示第二卷第2章第3节)。

    [3] 修昔底德并未使用希罗多德所使用的 ?στορ?η (“调查研究”)，而是使用xynegrapse( ξυν?γραψε )，即“收集(资料、证据)并加以撰述”，点明全书主题。

    [4] 修氏用 μ?γα? (megas ，great)来形容他所记载的这场战争，旨在说明该战争时间长、波及范围

    广、影响重大而深远，而不是特指某一方面的“大”。

    [5] 修氏在这里明显是把自己的当代史与过去加以比较，认为过去任何时代都难以与当代(伯罗奔尼撒

    战争期间)相提并论。接下来，修氏在I. 2—23，对于希腊的历史进行概略的考证。近代以来，研究其著作的

    学者们将这部分内容称为修昔底德的希腊“考古”专论。

    [6] 谢译本(第2页)译为“国家”。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此后多

    次重印，内容基本未变。译者所引乃是1978年重印本。由于谢译本未标注原著章节，读者在查核原文时颇感不

    便。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谢译本凡有明显不同者，皆予以注明，以便读者在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希腊

    (Hellas)意为“希腊人(Hellenes)居住之地”。在修昔底德时代，希腊尚未形成统一国家，因而它只能是一个

    地理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概念，故此处译为“地区”似更符合历史实际。

    [7] 修氏认为远古时期希腊人可能是靠游猎或采集谋生的。

    [8] 关于伊奥尼亚移民，参阅I. 12及其附注。修氏在这里强调雅典“城邦”人口众多，当时城邦是否形

    成，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氏族制度的习俗去理解，即它通过吸收外人为“养子”，从而

    使族外人归化入籍。

    [9] 根据希腊神话，丢开利翁(Deucalion)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洪水淹没了大地，只有他和妻子皮拉幸存下来。希伦(Hellen)是他们的儿子，后被尊为希腊人的远祖。据赫西俄德所说，希伦的三个儿子分别是

    多洛斯(Doros)、克苏托斯(Xuthos)和埃奥罗斯(Aeolos)。伊奥尼亚人的名祖伊翁(Ion)，乃是阿波罗

    之子，克苏托斯是其继父。后世希腊诗人编造这则神话旨在说明，古典时期操希腊语多利斯方言(Doric

    dialect)、埃奥利斯方言(Aeolic dialect)和伊奥尼亚方言(Ionic dialect)的族群，有着共同的世系。参阅徐

    松岩：《“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古代希腊早期居民源流考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1期。

    [10] Pelasgian，源自“皮拉尔基”(Pelargi，意为“鹳”)，常用以泛指“希腊人到来”之前的非希腊语居

    民，主要是史前亚细亚和非洲移民的后裔。参阅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The Geography ，以下简

    作“斯特拉波”)，IX. 1.18；V. 2.4。

    [11] 弗提奥提斯(Phthiotis)，在色萨利。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曾经居住于此地。

    [12] 参阅谢译本，第3页。

    [13] 克译本的这句话在I. 4，而史译本在I. 3。

    [14] 传说中的克里特岛的一位贤明公正的国王，宙斯(Zeus)和欧罗巴(Europe)的儿子，阿里阿德涅

    (Ariadene)的父亲。在雅典的传说里，他是大陆希腊的仇敌。

    [15] 即爱琴海。

    [16] 希罗多德出身于卡里亚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今土耳其Bordrum)，相信卡里亚人是来

    自于克里特岛的。参阅希罗多德，I. 171。

    [17] 即腓尼基人、卡里亚人，也许还有伊庇鲁斯人(Epirots)。—史译本注

    [18] 指小亚细亚大陆。

    [19] 荷马：《奥德赛》(Homer, Odyssey )，III. 73以下；IX. 252。

    [20] 罗克里斯人分东西两部，东部为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西部为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

    [21] 按古希腊文原文亦可译为“金蝉”。究竟是蝉还是蚱蜢，至今没有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这种发型是

    一种古老的习俗，证明雅典人和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是同族。

    [22] 例如：科林斯(I. 13)、爱皮丹努斯(I. 26)、波提狄亚(IV. 120)。

    [23] 在战争的第6年，即公元前426年(III. 104)。

    [24] 参阅谢译本，第6页。

    [25] 阿伽门农是传说中的迈锡尼国王，希腊远征特洛伊联军统帅。根据荷马以后的传说，所有向海伦求

    婚的人都向她父亲丁达琉斯宣誓，要保护她选定为丈夫的人。参阅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X. 40；波桑尼

    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 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 ，以下简作“波桑尼阿斯”)，III. 20.9；阿波罗多鲁

    斯：《神话集》(Apollodorus, Bibliotheca ，以下简作“阿波罗多鲁斯”)，III. 10.9。

    [26] 根据传说，伯罗普斯(Pelops)是爱利斯地方比萨的王者，是阿特柔斯的父亲，阿伽门农的祖

    父。“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因他得名，古希腊文意为“伯罗普斯的岛屿”。

    [27] 参阅谢译本，第6页。

    [28] 克里西浦斯(Chrysippus)是伯罗普斯与阿克西奥克(Axioche)的儿子，是阿特柔斯的同父异母兄

    弟。阿特柔斯和他的弟弟泰耶斯特(Thyestes)受其母亲希波达梅斯(Hippodameis)的指使，杀死克里西浦

    斯。—史译本注[29] 传说攸里斯修斯是柏修斯的后裔，是阿伽门农的表兄弟。他死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取代其

    位。参阅谢译本，第6—7页。

    [30] 荷马：《伊利亚特》(Homer, Illiad )，II. 576，612。

    [31] 荷马：《伊利亚特》，II. 101—109。

    [32] 荷马：《伊利亚特》，II. 108。

    [33] 克译本这句话在I. 10。

    [34] “盟主”(hegemony)，直译为“盟主权”“领导权”“霸权”。

    [35] 荷马：《伊利亚特》，II. 510，719。

    [36] 按平均数85人计，1200条船总兵力10.2万人(史译本注)。然而，修昔底德的估计似乎缺乏确凿的

    证据，也与他随后的叙述相矛盾。因为修昔底德明确指出，直到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希腊的海军主要还是由五

    十桨船(Pentekontors，每艘船有50人；修昔底德，I. 14)组成。很难想象约800年前特洛伊远征，每一艘舰船

    平均人数达85人。实际上，当时流行的舰船是小型的海盗船；每艘船30人似乎更常见，平均40人左右也许是个

    合理的推论。照此推算，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人。具体考证可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

    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37] 刻尔松尼斯半岛，位于在特洛伊对面，赫勒斯滂海峡欧洲一侧。

    [38] 特洛伊的别名。“伊利亚特”意为“伊利昂之歌”。

    [39] 学界对于特洛伊陷落的年代，至少有几十种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传统说法，是希腊化时代埃拉托斯

    特尼提出的公元前1184年。然而，近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一个事实，公元前1200左右希腊大陆遭到毁灭性攻击，希腊大陆诸邦不可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特洛伊。笔者根据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公元前1240

    前1230年也许最近乎历史事实。

    [40] 即特洛伊陷落80年以后，大约在公元前1160前1150年。传统说法认为，斯巴达人在定居拉哥尼亚

    之后不久，即殖民于米洛斯岛。修昔底德(V. 112)提到，米洛斯人认为到公元前416年，他们建国已达700

    年；就是说斯巴达人在公元前1116年之前不久定居于拉哥尼亚。

    [41] 公元前12世纪到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及黑海地区进行过广泛的殖民活动。近代学者将公

    元前2000年代末、前1000年代初的移民与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加以区分，认为前者基本上是部落移

    徙，后者是阶级社会的城邦殖民。古代作家一般未加区别。

    [42] 在小亚细亚。

    [43] 爱琴诸岛。

    [44] 三列桨战舰(Triremes)是希腊古典时代的标准战舰，通常每艘舰船配备桡手170人，另有30名左

    右的战斗人员。由于学者们对于桡手的排列方式有不同看法，也有学者译为“三层桨战舰”。

    [45] 约公元前704年。

    [46] 约公元前664年。

    [47]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II. 570；品达：《奥林匹亚颂歌》(Pindar, Olympian Odes )，XIII. 4。

    [48] 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29年在位)是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公元前546前545

    年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参阅希罗多德，I. 46 —214；III. 1—160等。

    [49] 冈比西斯(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居鲁士之子。其继任者乃是大流士一世。参阅希罗多德，I. 130 —211；III. 38—160；IV. 1—124；VI. 1—119等。

    [50] 波利克拉特斯在萨摩斯当政的时间约为公元前532—前522年。参阅修昔底德，III. 104；希罗多德，III. 39 —142。

    [51] 约公元前600年。位于今法国马赛附近。

    [52]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位于今日北非突尼斯境内。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他们曾经建立

    过强大的海军，以从事海上探险、贸易和海盗活动著称。

    [53] 公元前486前485年。

    [54]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公元前486—前464在位)，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海陆远征。参阅

    希罗多德，VII. 2—239；VIII. 10—144；IX. 1—120等。

    [55] 这一点很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同盟的组织结构。

    [56] 在优波亚岛。

    [57] 在优波亚岛。

    [58] 据希罗多德(V. 99)记载，这场战争因争夺利兰丁平原而起。通常认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参阅斯特拉波，X. 1.11。

    [59] 西亚古国吕底亚末代国王。他在征服小亚细亚希腊诸邦之后不久，又遭到波斯人的征服，吕底亚连

    同伊奥尼亚诸邦一起臣服于波斯人。

    [60] 腓尼基人臣服于波斯之后，其舰队一直是波斯海军的主力。

    [61] 指爱琴海一些岛屿。

    [62] 公元前494年，伊奥尼亚海军在拉德(Lade)海战中被大流士击败。参阅谢译本，第14页。

    [63] 公元前510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庇西特拉图之子的僭主统治。

    [64] 来库古斯的立法。修昔底德将其年代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400多年即公元前804年以前；埃拉托

    斯特尼定为公元前884年。希罗多德(I. 65—66)提到，来库古斯立法或遵从德尔斐神谕，或从克里特岛引

    进。关于来库古斯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学界一直有争议。

    [65] 古希腊原文为“米底人”。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人，古希腊文献中往往把这两个民

    族混为一谈。古希腊文献中的“米底战争”(the Median war)亦即波斯战争。

    [66]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雅典人获胜。

    [67] 来自希腊文的 ο? β?ρβαρροι (英文的Barbarians即由此而来)。这个字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

    化之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 β?ρβαρροι 就是指

    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 β?ρβαρροι 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参阅希罗多德，II. 158)。这种称呼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

    舌”之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

    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

    为“野蛮民族”， β?ρβαρροι 这个词始有“蛮夷”之意。参见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 诸问题刍议》，《史学

    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8]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经过数年准备，亲率海陆大军入侵希腊，攻占雅典。随后在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中被希腊联军击败。

    [69] 昭译本此句的译文为：“希腊人，以及在战争中叛离波斯王的原已结成同盟的希腊人。”参阅F. R.

    B.哥多尔芬主编：《希腊历史学家》(Francis R. B. 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 , Vol.1, New York,1942)，两卷本，第l卷，英译者B. 昭伊特(B. Jowett)，纽约1942年版，以下简作“昭译本”。显然，后者是

    指伊奥尼亚诸邦结成的潘伊奥尼昂同盟。参阅希罗多德，V. 77—78；Ⅵ. 8；Ⅷ. 132；徐松岩：《关于雅典同

    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70] 公元前479 —前431年。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内的古代史家，都一致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

    479年已告结束，近代以来西方史家也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449年结束。

    [71] 寡头制(Oligarchy)，源于希腊文Oligoi(少数的)，意为“少数人的统治”，即建立和斯巴达政治

    制度类似的制度，由少数人掌握邦国实权。

    [72] 参阅修昔底德，VI. 85；VII. 57。

    [73] 公元前427年暴动遭到镇压之后即丧失独立。参阅修昔底德，III. 1。

    [74] 此处“同盟”究竟指哪个同盟颇值得研究。克译本这里译为：“双方各自用于这场战争的兵源都超过

    同盟全盛时期的兵力总数”。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72年版，第46页)译

    为：“在这次战争中，单独雅典一国所能应用的军队比同盟时期的同盟军的总数还要多些”；昭译本则译

    为：“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一国的兵力超过同盟全盛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兵力之和”。西蒙·霍恩布鲁尔

    认为，修昔底德此处意指雅典一国的兵力(公元前431年)超过波斯战争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地兵力总数。参阅

    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l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霍氏的注释本共3卷，此

    前有A. W. 高穆等的5卷本，两种注释本集中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修昔底德著作研究的最高水平，二者相比，后

    者吸收了较多新的研究成果，也稍为简明一些。

    [75] 修昔底德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强调说明广泛流行的传说并不可信。

    [76] 古代阿提卡王列奥斯的女儿们的神殿即“列奥克里昂”，奉祀她们以使邦国免遭瘟疫或饥馑之难。该

    神庙位于雅典内陶区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

    [77] 雅典娜(Athena)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人每年正月(雅典历赫卡托姆拜昂[Hekatombaion ]

    月)都要举办纪念雅典娜女神的活动，称为泛雅典人节(Panathenaea)，其主要活动是游行，社会各阶层甚至

    麦特克(Metics ，或可译为“侨民”)都可以参加。游行路线是从雅典制陶区(又分内陶区和外陶区)出发，穿

    过市场抵达卫城。随后举行盛大的献祭活动，牺牲的肉由公众分享。每4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节庆，称为大

    泛雅典人节(The Great Panathenaea)。大约自公元前566年起，大泛雅典人节增加了运动竞技、音乐、诗歌等

    竞赛活动，向全希腊开放，持续数日，获胜者可获奖金或橄榄油。公元前5世纪，雅典要求其“同盟者”参加游

    行，节庆遂成为雅典帝国的象征。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104页；关

    于雅典历法，参阅附录二。

    [78] 参阅修昔底德，VI. 54—59。

    [79] 修昔底德所批评的“其他希腊人”中，无疑包括希罗多德。然而，修氏对其前辈的批评似乎有些牵

    强。希罗多德说，斯巴达国王“有权和28名长老在议事会上共商国事。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

    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这里

    明明是说一个国王一票。参阅希罗多德，VI. 57。

    [80] 参阅希罗多德，IX. 53。

    [81] 希腊诗人和早期纪事家(logosgraphers)的著作，通常是通过当众朗读的方式传播的。

    [82] 参阅修昔底德，I. 1附注。

    [83] 修昔底德在这里提出“人性不变”论，该思想贯穿全书。人性，古希腊文 Φ?σι? ，拉丁音

    读“physis”，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在英译本中，华尔纳译本译文中“人性总是人性”(humannature being what it is)一句，克译本作“in the course of human thing”，史译本作“in all human probability”，此三

    种译文均为古希腊文“ κατ? τ? ?νθρ?πινον ”之意译。三种译文均能成立，参见H. G. 李德尔等主编：《希英大辞

    典》(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 Oxford, 1996)，第141页。据此段文意，华尔纳本的

    译文可能更为贴切。参见A. W. 高穆等：《修昔底德历史注释》，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

    页；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1页。修昔底德(IV. 61)使用此词，史译本和克译本亦译作“an instinct of

    man’s nature, man’s nature”。这段话包含了三点意思：其一，因为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们能

    够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理解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其二，既然根据人性能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那

    么这些事不仅与人性有关，是人类的活动，而且能通过人性联系起来；其三，从人性入手叙述历史，可使读者

    鉴往知来。此为其撰史目的，也是其著作能够垂诸永远的原因。修氏以人性说为其认识历史的基础。参阅易

    宁、李永明：《修昔底德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84] 阿特米西昂海战或米卡列海战和萨拉米斯海战。

    [85] 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并未把马拉松战役视为波斯战

    争的一部分，这是很成问题的。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2页。

    [86] 修昔底德一方面强调他记载的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长(也可以理解为“大”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

    着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为重要，对希腊的影响更为深远重大，绝不是仅指战争“规模”更为“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