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

    作?者 【美国】唐纳德·沃斯特

    译?者 侯 深

    责任编辑 陈 锐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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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主编的话

    中文版序

    致谢

    第一章 前言：沟渠中的映象

    第二章 分类学：历史中的权力之流

    第三章 萌发期：一个穷人的天堂

    第四章 全盛期：国家与沙漠

    第五章 全盛期：财富的葡萄

    第六章 帝国：水与现代的西部

    第七章 结论：自然、自由与西部

    索引

    译后记

    注释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

    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

    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

    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

    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

    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

    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

    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

    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

    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

    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

    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

    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

    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

    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

    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

    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

    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

    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

    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

    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

    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

    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

    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

    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

    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

    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

    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

    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

    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中文版序

    当这部历史著作最初以英文出版时，它极富争议性，但是伴随时间

    的流逝，情况发生了改变。最初的争议源自它对现代技术以及“技术统

    御”所提出的质疑，它们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影响了西方

    各国，但是在各类不同的圈子中饱受冷落。其中部分质疑来自人们对环

    境问题的忧虑，对地球徘徊难去的尊重；部分则来自人们对国家以无比

    热情兴建的巨型机器、炸弹、水坝的担忧。他们询问道，巨型机器将为

    权力的集中与领导人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影响？技术在政治上并非是中

    立的，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对自然所做的一切正是我

    们加诸己身的一切——征服自然与征服人类之间纠结至深。然而，对那

    些奉经济与技术进步为圭臬，仅能看到其慈悲后果的老一代人而言，这

    些观点是骇人听闻的。

    数十年过去后，这些对于技术的质疑，假若业已发生了变化，它们

    的变化则在于比以往更为宽广的影响。而今我们的质疑，细则包括如细

    胞的转基因，泛则涵盖如工业化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对技术的不满四

    处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对那些或得以控制技术，或能够守护人类及其

    他有机物，使之免于其威胁的当权者的怀疑。诗人、作家、电影制作

    者、历史学者愈趋细致地检验现代性在此世界上恣意任为的破坏性力

    量。我们已然进入一个焦虑与脆弱的时代。我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像

    这个时代的先觉者，虽然这部书非关末日巨灾，而只是撰写了在征服抵

    达极点的过程中缓慢发生的衰落与失败。

    这本书所讲述的是一群勃勃进取的现代化者，他们试图欺骗他人，可能也同样欺骗自己：认为他们所希望创造的是一桩永续的善业。他们

    生活在美国西部，那里水源匮乏，河流往往距离遥远，非常类似中国的

    某些地方。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开始向彼处迁徙，并且开始掌控那里

    的水，改变沙漠。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自豪地将西部的河流转化为农

    业与城市运转的机器。在征服精神的引导下，他们未曾询问人类可能应

    当怎样更加审慎地令自身契合于自然的秩序。他们坚持认为，自然缺乏

    任何一贯性、秩序或者效率。当河流抵达大海，或者在干旱的沙漠空气

    中蒸发，他们称之为“浪费”水流。他们断言，人类必须尝试主宰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强行为这些自然的元素做出更好的安排。

    然而，统御的驱动力并未止于对西部的水与河流的控制。伴随水利

    工程的扩张，一个愈趋清晰的事实是，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地变为某些人

    对另一些人的征服，而自然则沦为其工具。社会冲突正是其后果。初

    始，冲突存在于入侵的欧裔美国人和那些长期栖息于该处的土著民族之

    间。随后，在那些自征服自然中获利最多与最少的群体之间产生了冲

    突。最后，冲突出现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即使两者终将学会联

    合其力量，共同征服沙漠。美国政府同意在为水利工程提供资本与专业

    知识的同时，尽量不将其规则与控制强加于那些以经济增长与发展为名

    而使用技术的人。

    通过这些冲突，水的控制者宣告他们正在西部创造一种新和谐。在

    那里，一个自然与人共同幸福繁荣的绿色天堂将取代往日之荒凉。他们

    修建的每一座水坝都将在与自然的完美协调中矗立。果园将绽放，鸟儿

    将更加欢乐地歌唱，而人们则在技术的福音中更加合作，共同生活。和

    谐总是在前方，在更多的水坝与运河修建成功之后，在更多沙漠的土地

    被开垦之后。但是如同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和谐无法通过技术的力量勉

    强生成，而必须在对自然秩序的谦恭与尊重中实现。

    美国西部的情况表明，人们远没有取得和谐，而是在破坏土地、水

    与其他形式的生命。欲免于这一后果，就要求改变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感

    知与衡量，以及对人类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理解。决意致力于技术征服的

    社会，并没有真正寻求和平与共生，无论它们对世人的宣言是怎样的。

    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对技术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失控权力持批评态度的文

    化，方拥有获取可持续未来的最好契机。

    我在此向侯深博士致谢。她是一位很好的写作者，对语言的力与美

    有敏锐的捕捉力，她自身也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因为她的工作，这部

    书能够以一种新的面貌呈现给新的读者。至于它可能将展示美国与中国

    西部之间怎样的不同，则将留待我们的读者来决定。

    唐纳德·沃斯特致谢

    我在写作此书中接受的帮助，可以追溯至多年之前；其中一部分无

    疑已被遗忘或者忽视。在我记忆所及的名单顶端，是我使用过其资源的

    图书馆及其馆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与水

    资源中心，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图

    书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与戴维斯分校图书馆，以及克莱尔蒙特学

    院图书馆、森林史协会档案馆、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等。我同样希

    望感谢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基金支持，以及夏威夷大学为

    此书的撰写提供的休假年以及旅行经费。后者的绘图室(特别是林恩·

    劳伦斯)为此书提供了地图。

    此书的某些部分曾以论文形式在整个美国西部，尤其是在加利福尼

    亚进行宣读，听众的反应令我受益良多。此外，此书还吸取了部分我发

    表于《农业史》、《太平洋历史评论》、《太平洋历史学家》等期刊的

    论文，我非常感激其编辑与读者的良好建议。丹尼尔·罗杰斯、约翰·罗

    德曼、卡罗琳·麦钱特以及马克·赫尔布林均通篇阅读书稿，提供了有益

    的批评，鼓励书稿的完成。其他人也以各种不同形式对我提供了帮助：

    朱迪斯·奥斯丁、彼得·伯格、布伦特·布莱克维尔德、劳伦斯·富克斯、刘易斯·古尔德、戴维·霍尔、理查德·哈特、罗伯特·亨特、欧文·赫尔布

    林、埃达·赫尔布林、韦斯·杰克逊、加里·纳卜汉、霍华德·拉马尔、菲

    利普·利文、帕特里克·纳尔逊·利默里克、丹尼尔·卢滕、杰拉德·麦考

    利、理查德·奥尔西、威廉·罗宾斯、摩根·舍伍德、查尔斯·威尔金森以

    及兰登·温纳。万神出版社的丹·卡伦对书稿予以敏锐而认真的关注，此

    书的最终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此外，我向夏威夷大学专于美国研究

    的同事与学生致以温暖诚挚的谢意，他们慷慨地给予我大量写作时间，并在多年间，为我提供了最为志趣相投、发启心智的支持环境。

    这部书与老一代美国西部历史学家有明显的联系，他们对我而言，意味着灵感与典范：华莱士·斯泰格纳、伯纳德·德沃托、沃尔特·普雷斯

    科特·韦布与詹姆斯·马林。还有一组虽然小但是杰出的历史学者群体先

    我而做了许多关于西部的水研究，我从他们的思想与研究中——在某些

    情况下，从他们对我的研究的意见中——得到很多启发。他们包括戈登·多德、罗伯特·邓巴、诺里斯·亨德利、劳伦斯·李、唐纳德·皮萨尼和威

    廉·卡尔。

    科罗拉多河西南部的世界，那个位于莫哈维沙漠边缘，长着枣椰

    树，有着尘土扑扑的火车站，当空气恰到好处时，弥漫着左近泥泞、辛

    辣而又活泼之水的强烈味道的世界，是我的第一个家园，至今依然深印

    在我的记忆当中。这部书的很大部分是关于那个地方，它属于我个人的

    起点，当然，也属于我的父母，虽然他们更多是为艰难的经济环境所

    迫，而非慎重考虑后的选择，将我带往彼处。这些过往的影响很难被具

    体言说，有时甚至难于理解，却无法被轻易地遗留在考量之外。同样，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些人，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为重要的——白芙、凯蒂、威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们给予我太多太多。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

    他们，我生活着，并以感恩之心生活在当下更加青翠、安宁、适意的世

    界中。然而，那个粗粝的沙漠世界，正如这本书所论述的，同样有着自

    身的价值。

    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

    我从不担忧美国会成长得过于庞大。此后的百年间，这个合众国将

    成为一个帝国，一个世界从未见证过的，从未在此星球上存在过的帝

    国。在我看来，其最富饶的那个部分，如东部一般人口稠密的部分，将

    会在跨越密西西比河的区域实现。有朝一日，这一现在还很干旱、空旷

    的区域，将如墨西哥与中美洲的阿兹台克人在其全盛期那样人口密集。

    灌溉正是带来这一切伟大变化的魔杖。

    ——约翰·W. 诺布尔，内务部部长，引自《独立周刊》(1893)

    在西部，一直不乏令人心动的理想计划；然而，有着理想记录的计

    划——不会导致怨声载道，也不会制造不法之徒的计划——仍有待寻

    觅；如此计划将避免嫉妒、仇恨、恶意和任何刻薄；它将履行其承诺，偿还其债务，并且铭记它的朋友，令自己不为尘世玷染。在死者的坟茔

    之上，在生者的心灵之上，强压着我们国家物质进步的残忍扩张：先知

    被困惑，承诺被收回，人民的想象只是徒劳。但是人们将坚持下去，事

    业将最终成就；在第一个引以为傲的字眼被发布之时，这项事业并非无

    可指摘，而是被错误地实施、修剪，在公开的谴责中名声有污，生拉硬

    拽地穿过毁灭性的压力。那些今日与之共享成果的人也并非那些起初打天下的人。胜利——假如它能够来临——将与失败毗邻。

    ——玛丽·哈洛克·富特：《天择峡谷》(1892)第一章 前言：沟渠中的映象

    西部的问题即美国发展的问题。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西部的问题》 (1896)

    在写就于1862年的《漫步》一文中，亨利·戴维·梭罗描述了一项在

    其时代极具美国特色的日常仪式。当他步出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梅

    恩路的住宅，梭罗会驻足片刻，问询他的本能。他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开

    始其乡间漫步？一般而言，他内心罗盘的指针会指向南方或者西南，于

    是，如同千万拓荒者正在、已经并且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做的那样，梭罗会朝着那个方向行进。“未来为我铺垫了这条路，”他写道，“彼处

    的土地似乎更无穷尽，更加富饶。”向西走，他期待发现一个更具野性

    的美国，那里的树木更加高大，阳光更加明媚，行动的领域仍然向鲜活

    的英雄行为开放。那条道路上的风景仍未成为私人财产，行人仍可享受

    相对的自由。当他大踏步地出发后，他很快离开了康科德那些一成不变

    的部分，紧束的栅栏，狭窄的楼群，嘈杂的习俗，传统的桎梏，机会渐

    失的古老封闭世界，离开它们至少一两个小时，暂时分享那曾经盘踞无

    数国人身心的迁移冲动和冒险精神。“向东行，我被迫无奈；但是向西

    行，我走向自由。”[1]

    假使梭罗径向西行，穿过康科德的边界直抵太平洋沿岸，假使他在

    时空中不停歇地走入20世纪末，他将会发现什么？他是否会遭遇一个向

    他和他的国家信守其诺言的西部？他是否当真会在那里发现一个较之东

    部更具个性、革新和创造力的空间？发现彼处的人们不那样注重财产的

    聚敛，他们的社会没有如此的等级分化？他是否会找到更加完美的民

    主？找到个人自由的绚烂绽放？找到进步理念的确立见证？

    梭罗在其文章发表的那年过世，他无法看到，甚至无法设想一个真

    实演化的西部。同样，很多在他之后生活在此地区的人们，也没有看到

    这样的西部，或者至少没有看到一些其更为显著的结果。甚至今天，在

    距离梭罗所处的浪漫乐观主义时代已有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许多西部人(毋庸提千百万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们)仍为旧有标语上理想化的虚构

    和仪式化的咒语所蛊惑。在公众想象中，西部仍然应当是一片未经践踏

    的自由土地——也许那里的某些角落确实如此。但是，这并非它的全

    部，甚至不是它更重要的部分。更一贯且更明确的美国西部，是一片属

    于权威与束缚、阶级与剥削，最终属于帝国力量的土地。现在已是时机

    来清除那些逐渐朦胧的神话，以及陈旧迷失的理想，从而将注意力集中

    在业已完成的现实之上。在1862年，梭罗所描写的是一个位置模糊、未

    实现、未安定、尚待体验与创造的西部；而我们，在另一方面，则必须

    面对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拥有长久历史的西部。理解这段历史，探索

    这个地区的意义、动力、矛盾、梦想及其所实现的种种，即可更好地理

    解一些更为广阔的美国渴求，而这大概是为所有地域的现代人共有的某

    些渴求与命运。

    也许沿着西部的一条灌溉渠漫步，是开始这一重新检验的最佳所

    在。在它中间存在着一些重要但被忽视的线索，用以解读历史的而非神

    话的西部所具有的自由和自主、民主自决和开放的内涵。比如，我们或

    可选择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它起源于塞拉山脚，流向位于加利福尼

    亚中央大谷地的贝克菲尔德附近的沙漠地带。与梭罗曾经荡舟的萨德伯

    里和康科德的河流相比，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水流：那些河流，在梭罗

    的时代以及今天，沿岸草如茵、树成堤，缓缓流入大海，途中几乎无需

    任何人工的力量。在白人定居后的350年间，它们多少仍是天然的河水

    流泻在其天然的流域。与之相反，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则是先进工艺

    的产物，是技术而非自然的作品。它没有自己的流域，而是从蓄水库中

    取水，轻快地将之运往匮乏的区域用于商品作物的种植。它意味着生

    意，其很长的部分都是笔直前行，迅如疾箭，以极佳的效率划越地表。

    工程师们报告说，它的最高流量为每秒5000立方英尺(141.5立方

    米)。这一精准的计算方法暗示着工程师、农场主以及其他现代西部

    人，力图从这条运河及其水流中攫取每一份可能回报的决心。今天的美

    国西部事实上便因此决心而存在。虽然它的重要性很少被真正认识，但

    是与其他任何单一因素相比，它是造就这一地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在

    这一誓将开发进行到底的决心中，梭罗关于自由的理念几乎无从寻觅、表达，或者成为可能。这里完全没有留给自然本身的自由，因为作为自

    由流动的个体，天然的河流有其自身的完整性与秩序；而梭罗所向往的

    人类享有的社会自由在这里亦所存无几。弗里恩特——克恩运河提供的

    是对生态和社会进行严格控制的研究。

    现代灌溉渠的水流所反映的，方是我们看到的真实的西部。首先并且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建基于并且绝对依赖着与自然极度疏离而又高

    度管理之关系的文化与社会。假使梭罗在今天沿着这样一条沟渠漫步，他将会发现这里对生命而言是一个贫瘠的所在。这一现代沟渠从头至尾

    都用混凝土砌成，以防止水流渗入泥土；结果是，没有任何绿色的东西

    可以在其沿岸扎根，没有树木，没有芦苇，没有草地，没有种子或花朵

    徐徐飘落在涟漪之中。在这里，也从未曾找到一只潜伏猎捕青蛙或蝾螈

    的白鹭，一只婆娑枝头的红翼画眉，或者一只在泥中掘洞的麝鼠。简而

    言之，这条现代运河(canal)不同于河流(river)，它并非一个生态系

    统。它是被简单化地抽离出的水(water)，严格地同土地分离，被坚

    定不移地导引着生产食物，充填管道，赚取金钱。在弗里恩特——克恩

    运河两岸，如同在其他类似沟渠的两岸，节节相扣的栅栏高耸，隔离开

    了流浪狗、孩童、钓鱼者(横竖这里也没有鱼)、孤独的思考者、情

    侣、泳者、敏捷的饥饿郊狼和迁移的乌龟。事实上，它将除却联邦垦务

    局官方管理人员的一应自然与人类生命隔绝在此沟渠之外。当这条运河

    在高速公路下流过时，所经之处总有大而醒目的标志，上书“止步保

    生”。这些标志的用意当然是提高公共安全，警告人们溺水或被激流吸

    入弯管的危险。但是，它们相对晦暗的效果则显示出，灌溉渠所构建的

    世界是一个不欢迎任何生物，包括人类的地方。

    然则，沟渠的水中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西部社会的形态又如何

    呢？这正是本书所需研究的问题，但是此处我们将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当我们对弗里恩特——克恩运河周边的定居地与人进行考察时，第一感

    觉是社会的混乱，一种当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的迷惘无序，这恰与其严

    整洁净、几何形状的水系统形成鲜明对照。比如，在桃树那点儿可怜的

    阴凉下，孤零零地坐着一位黑人老妇，她的母鸡在尘土里扑腾，一块手

    写的广告牌颤巍巍地吊在枝头，上面写着“卖秋葵”。街对面，一群白人

    孩子在他们房车外面的白铁马槽中戏水。隔壁是一片荒芜的褐色农田，生锈的灌溉设备堆放在一边，像停车场一般片叶不生，极为乏味，同那

    些孩童和那位妇女的生活毫不相干。同一条街的再远处，是一处新的郊

    区庄园，装饰华丽的锻铁门和砖墙将它同邻居分离开来。这个富裕农商

    的家园在它似海的碧绿草坪中熠熠生辉，它前面不被注意的小径上乱丢

    着一些空啤酒罐。越过其府邸，在待收的葡萄园尽头，成堆的箱子排放

    在路边，其木面上印着“Malanco Visalia”[2]

    ——它们不是这个庄园的财

    产。苜蓿田中散发出与之毫不协调的油井气味，银色的运油卡车在乡间

    高速路上呼啸而过，两旁是橄榄和杏树林。处处都有甜菜掺杂其间，像

    一排排褐色的石块躺在田中。各类机器的刺耳声音充斥着乡村的空气：

    灌溉用的抽水机、拖拉机、西红柿收割机、喷农药的直升机以及轧棉机的轰鸣声，喷着鲜红旋转火焰的重型黑色雪佛兰的呼啸声，其上载着奔

    往下一个工作地的四处迁移的工人。在每一个方向，人们都可以发现建

    筑物、庄稼和其他各类物件的松散混合，杂陈于土地之上。五旬节派教

    会的葡萄园小圣堂；我们的瓜达洛普淑女；莎朗玫瑰与真光福音；三一

    圣公会；墨西哥浸信会教堂；科特李珊农场；特纳可农场；扎拉格扎市

    场；喜互惠超市；蓝绿灰泥蒙特马苏餐厅；土粉色的拓荒者俱乐部；洛

    斯3号王牌俱乐部；进步路；第七标准路；布朗与布莱恩特农业化工

    厂；阿尔文镇的迪吉奥吉奥公园，那是墨西哥老人们闲坐聊天消磨黄昏

    的场所。一处建筑工地外面的栅栏上刷着抗争的字眼：“为社会主义而

    战斗——工人夺取政权。”一块广告牌则在拼命兜售杀虫剂：“我们杀戮

    是为了生存。”在灌溉渠周边发展起来的这个西部世界中，没有任何东

    西是和谐的，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入画。那里几乎没有和平、整洁或者

    责任，也几乎没有稳定社区的概念。那里没有财产的公平分配。人们在

    那里的隐现总是非常类似带刺铁丝网栅栏上的风滚草，没有永恒，不断

    漂泊，纠缠半晌，再度游移，毫无优雅与个性，一阵炎热沙漠的强风随

    时都会将之卷走。

    但是，假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杂乱失衡的西部中潜藏着某

    种秩序，虽然就总体而言，这并非自然的、景观美学的，抑或紧密结合

    的社区生活秩序。它是一种被强加的技术经济秩序，其目的则是为了驾

    驭艰难的环境。如同运河之水一般，那里的人们被组织诱导，沿着一条

    直线，奔向最大的产量、最高的利益。现代治水社会(hydraulic

    society)是对美国西部的最佳描述，亦即是说，它是一种建立在对干旱

    环境中的水及其产物进行密集而又大规模操纵之上的社会秩序。它绝非

    梭罗为这一地区所构想的秩序。他所向往的是一个自由联合的社会，由

    自我定义、自我管理的个人和社区所构建，他们的力量与权威基本平

    等。西部的治水社会则与之相反，它是一个愈来愈高压强制、简单划一

    且等级森严的体系，由掌握资本与专业技术的权力精英所统治。灌溉运

    河的每一英里都映射出这一社会的面目。在这样的映象中，人们或许可

    以看到集中的财富、精湛的技艺、规范、勤奋，看到普遍的默然承受，看到某种顺从而听天由命的情感等各类特质，然而人们不可能在其中找

    到很多梭罗所构想的自由。

    在美国的西部，甚至就此问题而言，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有他处

    如加利福尼亚的大谷地那般发生如此彻底的改变。在梭罗写作行走西部

    之文时，这个谷地业已开始经历一场生态革命。同时，这番大动荡也带

    来了一场与之相应的巨大社会变迁。在此两个方面，大谷地都可代表渐趋形成的西部及其突兀的转变，一种较之他处更为突兀的由荒野向技术

    统御的转变。

    大谷地是一片巨大的海槽，纵贯南北四百余英里。周围群山环绕，其东为塞拉内华达山脉，海拔约1.4万英尺，其西则是远无如此高峨的

    海岸山脉。在最近的地质时代(大约距今100万年)，谷地的底部形成

    了排水性不佳的冲积平原。其沙质土壤来自两侧花岗岩与页岩的峰岭。

    一片原始自然谷地的横断面，例如弗里恩特——克恩地区，呈现出多种

    截然不同的生态群落，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其海拔高度排列。在山脚

    处，原本可以看到延绵的稀树干草原，点缀着高大的橡树(谷地橡树混

    生在蓝色橡树和南部小橡树之中)。在河底地势较低的一端，生长着其

    他树种，如梣叶槭、阔叶梣、弗氏黑杨、胡桃、桦树、柳树、棉白杨

    (更毋庸提枝蔓横生的野葡萄与黑莓)，它们与橡树一起构成了河边茂

    密的丛林。水獭与河狸游弋河中，与之相伴的还有鲑鱼、虹鳟鱼、鲈

    鱼、鲟鱼。在谷地的南部，也就是如今的弗雷斯诺以南，来自塞拉山脉

    的径流很难寻到一个出海口。事实上，那里的数条河流都倾泻在陆封的

    湖泊当中(图莱里与布埃纳维斯塔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在洪涝季节，它们造就了覆盖数百万英亩的低浅沼泽。在其他地方，圣华金河和萨克

    拉门托河周期性的洪泛生成了大量的泥沼和湿地，一直延伸至三角洲。

    这里生长着高达八英尺的芦苇。每年都会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些芦苇泽

    变成迁徙水禽，如加拿大大雁、针尾鸭、桂红鸭、小天鹅以及其他物种

    的冬季栖息地。最后，在这些主要的生态群落中，还有构成谷地最大组

    成部分的平坦干燥草原。在那里，多年生的丛生禾草是优势物种，其上

    则栖生着叉角羚和加利福尼亚特有的食草动物图莱麋鹿(美洲赤鹿的一

    种)，一两千头一群，漫游在草原之上。[3]

    当梭罗在康科德那个在他有生之年便已有200年历史的小镇长大成

    人之时，大谷地仍然是一片实际上尚未受到白人触动的环境。它无疑仍

    然是属于野生生命和数个印第安部族的领地。后者包括温顿族、帕特文

    族、谷地麦杜族、谷地或平原米瓦克族以及人数最多的谷地优库各族，约有50个部落，各有其名称、方言与领地。所有的土著部落被入侵白人

    以“掘草根者”一词笼统称之。他们生活在河岸或者季节性湖泊边界上的

    大型村庄中。虽然他们的食物来源丰富多样，包括鱼、蚌、野兽、水

    禽、昆虫、各种根茎、种子，他们的主食却是谷地橡树的橡实。这些橡

    实在秋季收获，在谷仓中储藏过冬，或被磨成粗粉，制成糊泥或者糕

    饼。这里的食物是如此之丰饶，大约有7万优库人以及其他各个部族能

    够在谷地中赖此维生，他们构成了北美洲最密集的土著人聚集点之一。毫无疑问，通过使用火而促进他们乐见的植物生长以获得食物和草料，这些土著人影响了那里的原始生态群落。然而，由于谷地部族并非农业

    部落，而且也没有对河溪的水流有过任何干预，因此，与其后来者相

    比，其影响甚微。这里已有足够的自然生长的食物供其狩猎采集，维系

    其人口。除此之外，他们不需要再做更多攫取，也没有意识到此举的意

    义。经过数千年的栖居，谷地的生态秩序仍然近乎完好。[4]

    西班牙人鲜有冒进谷地，即使到来，此地的前景也足以令他们气

    沮。这里太热、太干、太荒凉，而有些地区又太泥泞，不足以吸引他们

    离开其在海滨的使命。美国的毛皮猎人、探险家杰迪代亚·史密斯在

    1827年穿越此处，随后，在184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人群从东面拥

    来，寻找黄金。为了保护这些淘金者免受印第安人的伤害，同时也为了

    绘制地图，美国政府在1849年和1850年两次派遣乔治·德比中尉来到此

    处。德比时年26岁，是一位测绘工程师。他与梭罗年龄相仿，而且来自

    同一地区，然而他在西点军校接受科学教育，成为一位肩负实际使命、行迹广泛的旅行家。德比对大谷地的农业潜力进行了首次彻底而有系统

    的勘察。针对在圣华金与默塞德两河交汇处白人定居的可能性，德比写

    道：“除去溪边一道狭长土地，这里极其贫瘠，资源异常匮乏，无树无

    草，据我估计，永远无法为农业目的所征用。”当他朝图莱里湖方向南

    行(他将之称为“塔奇”)，他对那里所能提供的机遇甚至变得更为悲

    观。这块地方是“绝对的沙漠”，“除了狗根草，根本没有牲畜的饲料，图莱沼泽里的水则是咸水，全无树木”。在他看到邻近现在名为贝克斯

    菲尔德的地方后，他写道：“这是我所看见的最悲惨的地方。这里的土

    壤不但是最糟糕的那种类型，干酥龟裂，而且还被地鼠和一种类似家鼠

    的小动物掘得到处是坑。……这个地方的外观就像是一个部分被火山灰

    覆盖的大城市。”确实，从传统雨水农业的角度来看，这个谷地的主要

    部分对于农业定居而言毫无魅力，这也正是德比的角度。因此，对他来

    说，这里是一片丑陋、残缺的土地。[5]

    另一个早期美国旅行者，一个较之德比中尉怀有更多梭罗荒野精神

    的旅行者，对大谷地有着全然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对白人定居也具有

    不同的意味。1868年，来自威斯康星的苏格兰后裔约翰·缪尔，顺着代

    阿布洛山的东部山坡一路欢呼雀跃地跑下，迈进了他如此形容的景

    象：“整片植物的锦缎，带着朦胧的金色，消逝在远方。在我的脚下，沿着那些山麓小丘，它如同一幅崭新的地图般鲜明。”当他到来之际，这里正是春天，春雨营造了一个绚丽的鲜花世界：吉利花、鲁冰花、金

    紫菀、山字草、钓钟柳、薄荷、粉蝶花——林林总总，层层叠叠，构成一张“光洁延绵的甜美花床”。缪尔将大谷地称为加利福尼亚的“蜂园”之

    一。他自及踝深的花丛中蹚过，夜晚这里就是他的卧榻，云雀、羚羊、野兔、蜜蜂与他共享鲜花的芳香。但是即使在那时，缪尔于当年秋季在

    彼处一个果园中工作时就已观察到，谷地中已有破坏性的力量在躁动。

    伴随淘金者的到来，“一种狂野的、焦躁的农业”同时进入该州。这些新

    农民用铁犁大量毁坏野生植物群，更糟的是，牧羊人这时也来到了谷

    地，与他们同至的是“一群群带蹄蝗虫，如大火般席卷大地，踏平每一

    株自铁犁下逃生的草秆，其彻底程度就好似整个平原是全无篱笆的村舍

    后院”。缪尔猜测道，总有一天，这场毁灭将会完结，一群更为审慎的

    农耕者将取代这剥削而浪费的一代。整个谷地将从头至尾得以灌溉，受

    到更为仔细的管理。缪尔担忧的是，到那一天，为自己所创造的人工世

    界所环绕的美国人，将不再记得那消逝的草原初醒春日绽放的灿烂，而

    这正是那片原始谷地最辉煌的时刻。[6]

    生态学家雷蒙德·达斯曼写道，自1850年至1910年期间，加利福尼

    亚州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生态变迁，其中以大谷地尤甚。[7]

    在此数十年

    间，那里的动植物惨遭激变，其剧烈程度唯有后冰川期的灾难性灭绝可

    堪比拟。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这些变迁并非由自然的盲目力量所致，而是有意识、有理性的人类所为。这些人，为其对谷地潜在财富的想象

    与将之据为己有的热情所驱使，射杀水禽鸟，捕猎毛皮兽。他们砍伐大

    片根深叶茂的大橡树，烧尽滨藜和灌木，以及黑莓和柳树的树丛，排干

    藨草沼泽。他们大量杀戮大型食草动物，直至只有极少的麋鹿在野生动

    物保护区中得以幸存。当它们的食物与栖息地不复存在，那些灰熊、秃

    鹫与狼也无以为继。同样，还有那些土著居民，优库人以及其他部族，则成为疾病、强势的力量与对土地的贪欲的牺牲品。在他们的土地上，发展出美国最为富裕的农业活动。1939年，约翰·斯坦贝克曾在其小说

    《愤怒的葡萄》中描述过这一经营，此后，一系列作家都曾对之加以关

    注，其中一些人惊叹于它的产出，另外一些人则批判其所造成的人类与

    环境代价。所有这些人都会同意，德比中尉关于谷地生产粮食与财富潜

    力的预言错得不可救药。所有需要改造这片“悲惨的土地”的事务就是对

    水的管理，至20世纪，谷地已建立起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治水体系之一，到今天，这一体系愈趋复杂精巧。对水的技术控制是新西部的根基之所

    在。它不仅使农业繁荣的演化成为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海滨城

    市如洛杉矶与旧金山的成长。最终，它使得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要

    州，就其大小而言，它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强大的地区。

    大谷地的生态与社会变迁是美国西部最为引人瞩目，同时也是最具启发意义的一段经历。本书旨在探讨这段经历以及美国西部与此相类似

    经历的深刻后果，并以之对比梭罗的虚幻想象——他驻足家门，对野

    性、对自由、对民主、对个人的美丽梦想。

    迄今为止，对西部的治水思考，即关于该地区的社会是由一种对水

    的高度技术统御所塑造的观点，尚未得到充分考察。大量专著、文章探

    讨干旱西部及其对水的寻求，它们都是优秀的学术著作，然而仍然止步

    于外围，尚未能穿透并超越大多数探讨西部特性的归纳者与理论家的思

    想。罔顾所有与之对立的证据，在这些归纳者的手中，西部的历史一直

    停留在梭罗的时代，是一篇关于个人进取，男男女女离开文明社会，在

    自然当中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的英雄史诗，一部自东部的形态、传统与

    掌控下解脱(或者试图解脱)的传奇。毫无疑问，如此西部确实间或存

    在，但是对彼处的大部分历史与大部分人而言，那个地区讲述着一个全

    然不同的故事：一个关于人们遭遇艰苦环境，被迫通过技术手段克服

    之，就此产生必要的社会组织，从而一再导致本土官僚机制和社团主义

    产生的故事。现在已是时候，在那个有关皮毛捕猎者、牛仔、农夫与无

    畏冒险者的传奇西部之侧，展现这个新型的技术西部，治水社会的西

    部，自加利福尼亚大谷地所看到的西部。[8]

    在这里，我力图阐明的是关于这一地区及其历史意义解释的全新视

    角。要做到此点，就必须将一些流行的观念清除干净，而这并不容易。

    即使已经有一些不同的、富有挑战性的声音呼吁西部研究的新方向，然

    而标准的诠释仍然以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老生常谈的边疆理论为起

    点，这一理论中无水无旱，亦无技术的统御，事实上，其中几乎没有我

    们今日地理定义的西部。特纳的这些观点深受威斯康星早期农业定居情

    况的影响，最早在其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得以

    表述。那是一种在湿润的森林和草原环境中零星定居的经历，从中产生

    出特纳所坚持认为的个人主义、自立与分散权力的文化——美国民主的

    文化。即使这一理论存在种种缺陷，就威斯康星或者俄亥俄的历史而

    言，它仍然保持其合理性。然而，这一理论很难适用于跨越密西西比河

    的西部，特别是那个属于沙漠、半沙漠、干旱皴裂的平原的西部，属于

    沙尘暴、仙人掌、碱水井和丛生禾草的西部，属于加利福尼亚、爱达

    荷、犹他和新墨西哥的西部——换言之，就是我们今日通常将之定位的

    西部。特纳本人几乎没有直接经历过如此之西部，因此，也无怪乎它鲜

    少进入其思想之中。[9]

    然而，特纳的确意识到，美国的西半边将使他关于边疆文化与社会的理论产生些许变化。在其1903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

    中，特纳写道，在过去的15年间，定居点已经抵达大平原，在那

    里，“新的自然环境业已加速西部民主发展的社会趋势”。他继续说

    道，“通过旧有的个人主义拓荒者手段”不可能征服那个地区。新的边疆

    需要“昂贵的灌溉工程”、“合作活动”与“小农场主不可企及的资本”。特

    纳所称的“地文情况”，亦即缺水的状况，“注定这片新边疆的命运是群

    体的，而非个人的”。他将这里同美国其他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相比

    较，认为这个西部自一开始就将是一种“工业”秩序，产生本土或者外来

    的如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的“工业大亨”，他们将普遍掌管这一地区。对

    使用普通技艺的普通人而言，解决干旱西部问题的任务，如同创造一个

    技术社会一样，令其望而生畏；因此，他们“必须在最强有力者的领导

    之下结合起来”。同样，他们也将被迫依赖联邦政府为他们修建大型水

    坝、水库与运河，向他们展示“种植什么，什么时候种，怎样种”。他总

    结道：“干旱地区的拓荒者必须既是一个资本家，又有政府做靠山。”特

    纳清晰地认识到，上述要求与东部老边疆的要求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他

    奇怪地假定其美式民主能免受其影响。这个地区将变为“群体”的，而

    非“个人”的民主，无论怎样，它都将是民主的、热爱自由的、自我治理

    的。如果以其他的方式来看待此问题，则将粉碎特纳在西进运动中所感

    受到的朝气蓬勃、充满民族主义精神的骄傲。[10]

    继特纳的边疆理论之后，对西部美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诠释来自沃

    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最早在他1931年出版的著作《大平原》一书中

    得以阐发。这一诠释同样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解释在弗里恩特——克

    恩运河的水中所映现的西部。韦布教授成长在那些散居于干旱的得克萨

    斯州勉力求存的小农场主中间。从这样一个有利于其观察西部的角度，他试图修正特纳的理论，坚持边疆的定居并非只有一条路线，而是有两

    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涉及对东部各州湿润、森林地形的适应，一种

    则是对大平原以及更西地区干燥、无树生态的适应。在后一种情形中，定居者必须设计出全新的技术与制度，否则他们就会失败。他们必须开

    始使用带刺铁网而非木栅栏，风车与地下蓄水层而非泉水与溪流，他们

    必须采用新的武器、新的水律以及新的建筑材料。美国的拓荒者“在从

    得克萨斯中部到伊利诺伊或达科他，大致遵循西经98度的地方”遭遇

    了“一个制度‘断层’(相对于地质断层而言)。在此断层处，生命与生活

    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个最近的，同时也是最后的西部，一定会成为

    美国的独特地区，一个只有将其置于自身的干旱环境与其居民对此自然

    条件的巧妙应对之中，方能被理解的地区。[11]至此，韦布尚且目光敏锐，试抵深邃的历史洞见。然而，当他误入

    歧途，将美国西部与南部相比较，认为二者均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软弱而

    受剥削的从属物时，该诠释的演绎便出现了问题。起初，在他的假设

    中，西部是一个全然不同于其西经分割线以东区域，富于创新而独特的

    地区。但是，他进而承认，一应在该地出现的技术创新，均为东部人的

    批量生产和市场贩售，是他所谓的“工业革命”的一部分。他害怕通过这

    种依附，西部人最终为资本的东部都市中心所束缚。他指出，他们的困

    境恰恰是美国南部的命运，那里同样是边远地区，只不过它是为北部发

    明的轧棉机与纺织工厂所统治。

    这两个王国(西部与南部)都变为工业革命主导下的支流。两

    个王国产生出有望具有鲜明特点的文明，那是一种与美国生活不同

    的东西。两个王国都具有拓荒者的特质，是那片土地最早的定居者

    与使用者。最终，它们都彻底地为发展它们的力量所改变。[12]

    韦布清楚，这两个地区之间的类比不时地出现破绽，却一直没有完

    全意识到这些破绽有多严重。一则，自其发展之初，西部便远比南部更

    善于学习现代对于自然的技术掌控方法。在其干旱条件下，西部有强大

    的环境推动力，令这样的学习不可抗拒。因此，它便不会长时间地处于

    从属地位，也不会去打一场失败的、令人气沮的战争；它将会发现迫使

    国家的其他地区以财政支持其环境征服的方式，并因此成为东北部霸权

    的更为危险的竞争对手，这是南部从未做到的。假使韦布对加利福尼亚

    的研究如同他对边远的得克萨斯的研究那样细致，假使他将这整个地区

    视为一个新兴的治水社会，他的诠释或许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韦布所达成的是一种将西部视为美利坚帝国的殖民地的观点，而这

    一帝国是以东部都市为中心的。他向往的是从帝国中脱离的地区性独立

    宣言。在他写作的时候，西部作为一个殖民地的观点业已确立，这一观

    点根植于1890年代平民主义对银行家与铁路的反抗，并且长期受其支

    持，以致它同特纳理论一道，成为对西部经历的基本概述。例如，1934

    年，仅仅在韦布发表其关于大平原的著作三年之后，伯纳德·德沃托就

    将此区域描述为“遭劫的领地”，而那些他所认为的劫掠者正是东部

    人。[13]

    最近，西部的殖民形象在所谓的山艾树反抗中重新抬头，在这

    场反抗运动中，许多西部人指责联邦政府通过公共土地所有权对他们的

    命运横加控制，其基本的言外之意，即政府应当将这些土地转交企业

    主，使之被尽可能地快速开发。对此立场更为缜密的表达出现在《愤怒

    的西部》一书中，该书作者为科罗拉多州州长理查德·拉姆与历史学家迈克尔·麦卡锡。用他们的话说，“黑暗骑士已兵临城下”，再次危及西

    部的自由。这些骑士均为外来者，大多是东部人，包括开采煤矿、页岩

    油的私人能源公司，寻求导弹基地的国防部、土地管理局、环保主义

    者，以及远在华盛顿试图裁减西部水利工程项目的卡特总统。[14]

    这些自韦布以降殖民主义论点的问题并非在于它是完全错误的；它

    们确实显示了某种为很多西部人，特别是生活在大平原与落基山这些内

    地西部人所熟悉的现实。但是，它们的分析忽略了很多东西，而这些被

    忽略的正是关于这一地区更广阔、更全面的真相。美国的西部在更大程

    度上是一个帝国，而非一个殖民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它只是蓝图中的

    帝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成为事实上的帝国。的确，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后，它成为世界环绕的美利坚帝国的一个重要宝座。这正

    是我意图在本书中所作的诠释。这个帝国式的西部是如何从沙漠与半沙

    漠中崛起的？它必须怎样做方能掌控那里的自然？这对于梭罗对自由的

    虚幻追求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正是本书的主题。它们全部自水而始，至

    水而终。第二章 分类学：历史中的权力之流

    在今日，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应当是生态的。

    ——刘易斯·芒福德：《权力的五边形》 (1970)

    也曾有人住在一条河上，而不破坏它生命的和谐。

    ——奥尔多·利奥波德：《伽维兰之歌》 (1940)

    地球或被称作水的行星，或被称为生命的行星，两种属性之间的联

    系并非偶然。没有水，根本就不会有生命。水流动在所有生命有机体的

    血管与根茎中，同它们所呼吸的空气与所吃的食物一般珍贵。它是其共

    同身体的生命血液。

    水在人类历史的创造过程中至关重要。它塑造着制度，毁灭过城

    市，限制过扩张，带来了饥丰，运送着物资，洗刷了疾病，分裂过国

    家，启发对神的信仰与求乞，给予哲学家生存的隐喻，也分解着垃圾。

    书写历史而将水置之不提，将会遗漏故事的很大部分。人类的经历从来

    未曾那般干涸过。

    人们很早就发现了水在历史中的力量。中东最早的地图，绘制于公

    元前18世纪，其上的幼发拉底河将地球土地一分为二，成两个岛屿。地

    图的周遭翻涌着广阔的大海。俄刻阿诺斯，这条其他一应小河渊源的终

    极大河，也是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与目的地。[1]

    依此地图所示，人类的

    生存必须在水的圈环当中，顺其水路而延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对地

    球的理解是如何引导出《圣经》中的大洪水故事，令诺亚和他的家庭，以及各种动物，战战兢兢地栖息在浩劫过后的山巅之上。这个故事告诉

    我们，过多的水是造访人类最古老的灾难之一，它是如此彻底地席卷生

    命与财产，以致几似对邪恶之人所造之孽的天谴。然而，在其他情形中，则是由于水的匮缺而非丰沛，由于干涸枯竭

    而非洪泛包围的潜在威胁，令人们意识到这一元素对于维持生存的重要

    性。琼·狄迪翁[2]

    写道：“对那些不拥有它的人而言，水很重要；同理，掌控也是如此。”对干旱将至的恐惧驱使很多群体尽心竭力，它激发了

    他们最深沉的焦虑与最悲惨的抑郁，推动他们在其行为与制度上进行巨

    大的改变。它令人们从萎靡中奋发，从事最艰苦的劳动；修建庞大的工

    程，从遥远的地方引水以暂解他们的干渴。这种往往为原始生存本能所

    驱动的实现控制河流的探索，在历史的进程中蕴意深刻。正是因为人类

    有如此的努力，历史不复是幼发拉底河称雄人类的故事，而是人类决意

    统御幼发拉底河的故事。

    对水的控制一再为在人类族群中巩固权力提供行之有效的手段，亦

    即是说，它令一群人得以对另一群人施加权力。有时，这是一种不可预

    料的结果，它并非是人们所寻求的，而似乎是为严峻的形势所迫而致。

    然而在他时他地，通过对水的控制而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权力集中，却

    是野心勃勃的个人，纵使面对抗议与抵抗，也勉力追求的目标。

    保护人们免于狂涌洪灾的历史，当然可以为权力集中是如何运作的

    问题提供一些实例。然而，洪水具有偶然而不可预测的特性；因此，洪

    水防护对社会与权力结构的影响也是有限而模糊的。灌溉却是另一种对

    水的控制模式，它是持续的、普遍的，也有更多的社会需求。与洪水控

    制不同，在所有的情形中，灌溉带来的是社群的重组，是新的人际关系

    类型，以及新的规训与权威的形式。这种差异就好比是下雨时以伞遮头

    与让雨流到他处之间的不同。前者是暂时性的卫护，后者则是某种同心

    协力的尝试，一劳永逸地战胜威胁。因此，没有什么研究可以像探索历

    史上的灌溉那样，清晰地显现出社会是怎样变得不仅依赖于水，还依赖

    于对之进行操控的过程。同样，也没有什么研究比灌溉历史那样，更为

    鲜明地揭示对水的控制与人类所创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

    美国西部只是一系列建立灌溉社会的长期试验中最近的一次。遗憾

    的是，尚无人将之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中进行研究。其结果

    是，无论是对该地区还是对该地区的历史学者而言，干旱、人类的焦

    渴、对水的控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联系也一直隐晦不明。欲弥补此中不

    足(这是极大的不足，其影响也极大)，我们必须走出美国的边界，在

    地球上遥远的他方，那些其他人也曾遭遇干旱并且试图克服其自然限制

    的各个地方，做一番漫长而范围广阔的跋涉。我们必须询问在那些地

    方，那些美国西部与之相比，或符合其分类，或与其可作对比，并且有所不同的地方，发展出怎样的主要控水模式。而后，我们才有可能更精

    准地在社会层面上分析美国西部对河流的掌控所产生的影响——彼处权

    力之流的过去与现在。

    然而，我们所需要做的远不只是对历史上河流掌控的变化形式进行

    单纯分类。这种分类本身会把我们引向关于美国西部与其他灌溉社会之

    差异的肤浅结论，无法将我们带入更深的水域。它也不会告诉我们很多

    超越该地区及其特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人类在任何地方应对技术与

    环境时，都需要直面的根本性议题紧密相关。西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共

    鸣。特别是，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在我们对待自然的方式中根植的社会

    蕴意。然而，欲把握这些更为丰富的色彩，历史学者必须超越分类学，来到理论的领域，超越单纯的比较，抽象出普遍的思想。一部没有任何

    理论的治水史将会变成琐碎信息的堆积——没有结论的细节，缺乏影响

    的数据。

    支撑历史上水与社会具体问题的理论，来自文化与生态学的跨学科

    研究。本章将着手发掘这一生态工程，对历史学者而言，它好似一个巨

    大、神秘却未加利用的地下含水层，在其深处，潜藏着许多重要启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过去与今天人类所经历的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此

    种关系的种种影响。最先开始从这一含水层热忱汲水的人是美国的德裔

    移民卡尔·魏特夫，他一度是卡尔·马克思的追随者。因此，我们必须首

    先从他的著作中获取一些关于灌溉问题的更为宏大的理解。随后则应当

    去考察控水社会的几种模式，并在其中找到西部美国的位置。

    魏特夫、马克思与权力的生态

    自然与文化和历史的形成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显而易见

    却又被持久忽略的观点。其原因可能在于长期存在着如此之多关于该观

    点的荒谬版本，如此之多滑稽的主张。例如，燥热天气究竟应当使人们

    像意大利人那样热情而反复无常，还是如柏拉图与印度教徒那般玄妙而

    善推理？这一思路的致命诱惑在于，它总是绑缚在自然的单一因素之

    上，如气候，进而在所有地方发现其影响。一种更为可靠的策略，则视

    自然一直处于与人类历史之间无休止的辩证关系之中，亦即是说，看到

    二者纠结在一个挑战——反应——再挑战的持续螺旋中，无论是自然还

    是人类，都从未赢得绝对的统治权威，双方始终在塑造与重塑彼此。这就是现代生态学所启示的更为复杂的视角，它所描绘的自然是各

    种物种之间繁复精妙的合作，是一个相互依存与关联的圈环。将人类带

    入这幅图景，这个生命的圈环便扩而广之，包含多元的文化和生物物

    种，它们都在运行中相互改变。在历史与自然历史之间的辩证中，没有

    任何东西真正结束，也没有任何东西可自其背景中完全抽离，或者可被

    认为在极度的孤立中自我形成。[3]

    在灌溉问题上，一种历史的生态学观点会坚持认为，干旱是人们所

    面对的关键性的却并非僵化的决定性经历。一旦他们试图克服这一制

    约，他们便赋予环境某种新形态，以堤坝、沟渠以及诸如此类的设施创

    造人工河流。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人类重造自然的单向进程。即使有

    着所谓的非凡成就，社会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沙漠的印记，以及社会自

    身在那里努力克服环境迫切状况的印记。

    这便是魏特夫，这位20世纪汉学家与饱受争议的“治水社会”理论缔

    造者的论点精髓。他坚持认为，在古老的沙漠世界中，哪里有控水规模

    的逐步升级，越来越大的堤坝，与越来越多复杂的运河网络的建造，哪

    里的政治权力就会落入一个精英的、典型的统治阶级官僚手中。这就

    是“治水社会”，在最极端的形式中，它们变成专制政权，由一个或几个

    至高无上的个人对普通民众加以绝对掌控，就如同他们对流经其疆域河

    流的控制一般。

    魏特夫对古代灌溉社会的生态学诠释逐渐为历史学者与人类学者，特别是那些自称为文化生态学者或文化唯物主义论者所熟悉，即使它往

    往更多担负的是一种恶名。他的理论不仅在极大程度上反映了生态学方

    法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它还有着较最近流行的生态科学更为悠久的渊

    源。它的主根深植于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与其研究历史的辩证法中，更

    为具体地说，深植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变迁中的自然角色及其对很多亚洲

    文化特性作用的思想中，即使这些思想只是散见于后者的论述当中。马

    克思并非魏特夫理论化的唯一渊源；它同时深受魏玛德国思想氛围的影

    响，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影响，以及方兴未艾的法兰克福学派激进社

    会思想的影响，后者的一个研究主题便是权力与统治，包括自现代技术

    中产生的对地球的统治。当所有这些不同的影响交汇在一起，它们所告

    诉魏特夫的是，最精彩生动的历史无法在帝王将相、战争政治的编年史

    中寻得，而是在自然的大书中被撰写。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1896年出生于德国沃尔特斯多夫一个汉诺威

    人的村庄中。他成长、生活在现代历史中最为动荡的时期，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法西斯疯狂与极权主义崛起的时代。在1920

    年，他加入德国共产党，随后成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为重要的马克思主

    义学者之一。然而，在这无序的思想涡旋当中，他也学习了另一位德国

    思想巨人马克斯·韦伯的著作。正是韦伯，使他初次接触到中国与印度

    奇特的“治水官僚行政国家”(hydraulic-bureaucratic off icial-state)，作

    为这些国家的研究者，魏特夫通过发现这些官僚机构如何形成及其对社

    会结构的影响，很快建立了声望。在其出版于1931年的第一本重要著作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中，他尝试去做一项艰难的工作，将韦伯对官僚

    体制如何影响思想与权力的强调，同马克思对经济阶级关系与政治的分

    析相融合。这一早期的重要著作写于社会研究所，即人们通常所知的法

    兰克福学派。魏特夫于1925年加入该所。[4]

    然而，就在他作为亚洲学者的生涯刚刚开始之际，他的世界坍塌

    了。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控德国，立时，这位青年学者的生命受

    到了威胁。他毫不隐讳地批判法西斯主义，在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公共讲

    坛上对之进行抨击。在他试图逃离德国之际，他被警察掳获并送入集中

    营。这一行动导致英美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他们劝服盖世太保在数月

    后将之释放，自此，他移民美国，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其后转往华盛

    顿大学，在彼处教授中国史直至1966年退休。但是在那时，他早已放弃

    了早年的共产主义热情——事实上，他变成严厉的反共产主义者，对俄

    国人的攻击一如当年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攻击那般猛烈。他有着狂野而令

    人热血澎湃的一生，总是同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

    在魏特夫漫长而艰险的学术旅程中，一个核心观点始终未变，即亚

    洲社会采取了一条与西方社会不同的进化路径。很早之前，甚至在马克

    斯·韦伯之前，马克思已然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一种“亚细亚生产模

    式”没有遵循欧洲的发展阶段(自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最终

    到共产主义的发展)。[5]

    马克思只是采纳了詹姆斯·穆勒与约翰·斯图尔

    特·穆勒，以及在他们之前数位18世纪思想家关于另类东方的见解，并

    发现这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变异。如果一种进步规律仅仅适用于一块小小

    的洲陆，人们如何能够确定它是可靠而科学的呢？对马克思的追随者而

    言，当他们翘首企盼的第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发生之后，亚洲的问题变得

    更加紧迫，因为如许多人所注意到的，这场革命发生在一个错误的地点

    ——俄国，一个尚未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一个非常近似那些位于

    科学进步疆域之外的落后亚洲政体的国家。在1918年新兴的苏维埃秩序

    究竟是真正的未来先驱者，还是一个梦想的叛徒，一个卑鄙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的华丽文辞陷阱，遮掩又一个反进步的东方政权的社会？这正是激发年轻魏特夫兴趣的大问题。可能看似奇怪的是，对其答案的追寻将

    他不仅引向了中国与亚洲，也引向了灌溉与水。

    1920年代魏玛时期的德国，躁动着对世界事务的激进探寻。在柏林

    与法兰克福的咖啡馆中，知识分子与行动者们争论着各种问题：新建的

    苏联，最近战争的意义，殖民地对欧洲帝国主义的反抗，觉醒的共产主

    义东方的前景。成百的中国学生进入德国大学学习，他们中的大部分都

    是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追随者，这两位正在中国建立一个被视为革命的新

    政权(事实上，它更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魏特夫，虽然只是一

    个乡村教师之子，却以热情的关切投入到这场国际对话当中。早先，魏

    特夫认定中国将变成其时代的原型社会，而他本人的使命则是帮助西方

    人理解这一社会。正如马克思在19世纪选择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为

    明晰的范例，魏特夫将会对世人解释中国曾经如何，以及对于20世纪它

    将代表着什么。[6]

    他很快得出结论，中国为人类预示着一个可怖的未

    来。同马克思一样，由于德国所具有的浪漫而理想主义的特质，魏特夫

    也没有选择他自己的国家作为研究的对象；反之，他在中国发现了一个

    未曾稍有松懈的压抑过去——一个千年不变的奴隶制中国——及其在现

    代蔓延险恶影响的潜在威胁。魏特夫以中国的官僚及其机构取代马克思

    之英国资本家，并指出，地球正在面对着一个古老而在当下又是崭新的

    统治幽灵。

    在其中国研究的最初阶段，魏特夫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朝着

    一个可能会不受人欢迎的方向前行。他的学术与政治兴趣同人们对马克

    思主义的全球性幻想丝丝入扣，然而最终，这些研究却将他引向一条多

    数主流、刻板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毋庸提那些咖啡馆革命者)所不希望

    选择的道路：对中央集权国家政体、官僚权威主义，以及最为重要的，对那些骄傲地佩戴“共产主义”标志的新兴社会秩序的控诉。

    在其致力于推动科学唯物主义的社会分析方面，魏特夫对马克思主

    义的理念则更为忠诚。他坚信，进行表面细节之下的研究与揭示社会模

    式的内在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在基础层面发生的变化能够产生

    真正的、永久的进步。当然，这正是卡尔·马克思所明确阐述的历史唯

    物主义理论，任何一个社会的内在基础乃其“生产方式”，即人们从自然

    中掘取生存资料与积累财富的过程。简而言之，它是人类同地球之间的

    互动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又绝不简单。生产方式包含生态因素、技术与

    社会关系的复杂混合；而社会关系又包括，例如统御最近历史的资本主

    义方式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各种关系。所有的社会财富都来自这些因素的和谐运作，部分源于自然的馈赠(以土壤、水、煤、森林等形

    式)，部分则是人类劳动的结晶。[7]

    在此点上，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同关于文化与历史的现代生态观点

    非常相似。然而，马克思宣称，当自然呈现出越来越多人类精力与技术

    的烙印，当它成为一种人类机巧的“第二自然”时，辩证的有效语言也发

    生了改变。原本在一个强大而独立的自然世界与一个较小的艰难奋进的

    人类群体世界之间进行的对话，最终让位于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对话。因

    此，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欧洲历史无疑如此)总是表现为某一阶级与

    另一阶级之间的斗争，一种劳动者从一个被动的物质“资源”世界(这个

    世界就好像是坦露在他们面前的露天矿场)获取盈余，随后又眼睁睁地

    看着这些盈余为掌握工具之人夺取的活动。在马克思昂首阔步的社会进

    步之中，作为一个真实的、有其内在意义且自主存在的自然，被工人阶

    级与有产者阶级共同抹杀。[8]

    随后，历史的进步遗弃了自然这一关键性的形成因素，而以人类创

    造的生产机构与阶级结构取而代之。马克思清晰地认识到，在这场解放

    中，人类付出了精神的代价，包括它所造成的与自然世界其余部分的疏

    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将人类从对

    土地长期的区域性依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然崇拜”中解脱出来。

    对人类而言，自然第一次成为一项纯粹的物件，一种纯粹的功

    用；它不再被视为因其自身而存在的力量，而对其自发规律的理论

    发现则仅仅表现为一种诡道，其目的是令自然——无论其作为消费

    品抑或作为生产资料——臣服于人类需要。[9]

    但是，对马克思而言，由资本主义及其技术掌控所产生的与自然之

    间的疏离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它使得更高层次的文明，更为圆满的

    人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这种信心坚定不移地根植在他看待历史的唯物主

    义理论当中。

    魏特夫自马克思那里吸取了很多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又

    一次悄悄滑入自己的路径之中，重拾马克思所忽略的生态因素，并将之

    置于其科学史观的核心位置。对他来说，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与财产所

    有权形式相比，共同构成“生产资料”的自然环境，以及被运用于从中创

    造财富的技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更为重要。1928年，魏特夫发表

    《地缘政治学、地理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文，在其中，他写道：“在一方，是人类与其成果；在另一方，是自然与其物质。这是一

    种根本性的关系，是一种人类生命的永恒自然条件，所有的生命形式，以及在其上的所有社会形式，都依赖于此。”[10]

    当这些社会试图重塑自

    然时，它们也在重塑自身，从未曾真正逃离自然的影响。在此历史的螺

    旋中，人类绝非那些任由狂风暴雨摆布的小舟上惶恐无助的旅人；在各

    方面，他们都有所选择。然而，他们总是必须对自然有所回应，而后令

    其自身与此回应相符合。[11]

    当魏特夫重新令自然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扮演更为中心的角色后，他

    已做好探讨亚洲及其特殊发展问题的准备。他询问，在世界的这个部分

    有着何样的生产方式，又有何样的生态因素卷入到这一方式当中？在两

    本关键性的著作中，他予以了一些解答。第一篇是其在1938年游历中国

    后发表的论文《东方社会理论》；该文是第二本大著作，即20年后出版

    的杰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 (1957)的预

    演。连接二者的脉络是流动的水。他解释说，东方生产方式“在必须进

    行大规模水利工程(以防御和灌溉为目的)的时候，开始出现”[12]。公

    元前4000年前，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的大河流域，国家

    开始行使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职能，而反过来，该活动的运行又要求集

    中管理的官僚体制。不论是谁占有那些生产资料——在此情形下，是一

    批农业管理专家——他们都势必成为实际上的统治阶级。这些古老东方

    文明有着共同的技术环境基础，在其上生成相似的社会结构，此基础即

    是对水的控制，那些主要由于降水不足，或季节不当，或不可依赖而出

    现的灌溉工程。在中国既有为稻田修建的灌溉系统，又有对从绵软、腐

    蚀的黄土高原倾泻而下的黄河洪水的控制工程。所有这些对水的操控形

    式，使中国及其邻国同马克思的欧洲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在魏特夫离开欧洲，并且对其新世界的家园更为了解之后，他认识

    到大规模灌溉农业不仅是一种亚洲现象，也存在于古代美洲。因此，到

    1957年，他往往以“治水社会”一词替代“东方社会”，用以阐明控水的生

    产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13]

    无论它在哪里存在，其后果总是

    高压权力的运用与一切变化的挫败。由于过度扩张或侵略而导致的危

    机，可能在体系之内周而复始，然而，只要灌溉仍在继续，在此社会系

    统中就无法产生真正的运动与革命。魏特夫相信，在更为幸运的欧洲，一种非集权化的农业与充足的降雨量，允许资本积累的开始和现代工业

    资本主义的出现，然而，“东方高产农业秩序的集权化结构则向相反方

    向运行，亦即向现存秩序的再生产以及停滞不前的方向运行”[14]。大型

    水利因此造成了惰性的束缚。当魏特夫撰写1938年论文之时，他仍然是一位共产主义者，但在

    《东方专制主义》出版之际，他已然彻底摒弃其信仰。1939年斯大林与

    希特勒之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成为最终的决定性事件。自

    此，他成为苏联决不妥协的仇敌。1948年，当中国人追随莫斯科的革命

    榜样后，魏特夫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看到在其历史想象中盘桓

    的恶魔。它就是“极权力量”或者极权主义：它是一种过度强大的政府，掌控经济、权力部门，甚至其公民的思想。[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

    猛烈攻击的对象并非他的祖国——德国的纳粹政权，即使他在他们手中

    所受的迫害远超其他任何政权。与之相反，依据他的理解，将是自亚洲

    弥散出的致命病毒会产生感染、摧毁西方文明的威胁。现在对他而言，古代治水社会成为现代独裁体制的前驱。他宣称，俄国长期以来都是东

    方专制主义的“边缘”变体，是为游牧的蒙古征服者所侵染的国家。而

    今，斯大林所创造的，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亚洲的复

    辟”。[16]

    在20世纪20年代对科学真理与社会明确规律的追寻，到了50年代，已然变成前后矛盾、妖魔论与种族优越论的繁杂罗网。魏特夫早年对于

    灌溉生态与社会权力之间联系的卓越洞见，现已支离破碎。他假定，由

    于在很久之前，它受到那些自身也仅仅是刚刚接触到亚洲治水体系之人

    的影响，因此苏联就是极权主义。这是他的新论题，而与之相伴随的历

    史理论建构也变得恣生妄长。一种官僚权力精英如何能够在土地上迁移

    或扩散，而不与其基础同行，即不重建创造它的生产模式？大多数观察

    者都可以看到，斯大林的权力显然不是建立在灌溉的基础之上。魏特夫

    意识到这样的尴尬，于是突兀地选择全盘摒弃其理论。他开始主张，东

    方社会“无法以单纯的生态学或经济学语言解释；东方专制主义在无治

    水农业地区的传播证实了该解释的局限性”[17]。但是在承认此点之后，他的理论除去明目张胆的种族优越论论断，认为中国人和俄国人从其本

    性上无法到达欧洲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进步层次之外，所余为何呢？是否

    只有在西方文化中，人们才能够期待看到更为人性的、趋向民主价值观

    的未来的演进？魏特夫从未探讨过现代西方社会的事实，如德国极权主

    义的出现，则使他游移的逻辑更加令人怀疑。[18]

    但是，如果魏特夫的读者对其激进的分析反应过度，以致将其真知

    灼见与断裂逻辑共同捐弃的话，则将犯下极大的错误。虽然以东方专制

    主义牵强地解释20世纪社会主义的失败，可能已令该理论过分穿凿、偏

    颇，虽然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可以彻底阐明一个社会的本质，但是不

    应将魏特夫的所有思想一并弃如敝屣。正如他所做的，关于水与权力之间的联系，有一些深奥重大的问题值得讨论，但是该讨论并不应当停留

    在唯科学主义、种族优越论或妖魔论的层面，而是希冀通过它更充分地

    理解我们对待自然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正当魏特夫彷徨进入反共产主义倾向的时候，他开始在一个新的学

    者群，即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家那里获得追随者。他们对其灌溉与社

    会理论的兴趣超出对他新旧政治观点的兴趣。1953年，一位先后执教哥

    伦比亚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邀请魏特夫

    参加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办的一场关于灌溉的学术研讨会，在那里，魏特夫结识了极受其治水观点吸引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美洲问题专

    家。[19]

    斯图尔德本人也对《东方社会理论》一文，及其为跨文化灌溉

    研究所展现的前景印象颇深，并且开始建构以生态学为基础的人类学，从而印证文化是如何演化以适应其环境的问题。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

    为一个“核心”(多少相当于魏特夫的“生产方式”)所支撑，它包含“与

    生存活动和经济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一组特征”[20]。灌溉正是其中一种

    文化核心，而斯图尔德的研讨会也是一系列从比较角度探讨其影响的研

    究开端。自该研讨会之后，魏特夫开始了一种双重生活：他既是反抗斯

    大林的“自由世界”捍卫者(魏特夫一号)，也是一位古代灌溉文明跨学

    科研究的权威(魏特夫二号)。虽然他再一次掀起他所习以为常的争

    议，但是较之魏特夫一号，魏特夫二号则有着更为持久的成功。

    学者们尚未对灌溉在文化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达成确定的共识，但

    是现在已有大量的成熟研究让我们进行综合与评判。[21]

    我们必须坦率

    地说，该研究最大的弱点之一在于，其中几乎没有关于现代的灌溉经

    历。无论是生态人类学家还是魏特夫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控水与社会权

    力之间的联系也可能发生在文明古老起源之外的地方，而过去的一百年

    间，见证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灌溉发展。

    我们应当记住卡尔·魏特夫，并非因为其僵化的冷战思维，或者其

    最终滞涩的思想，而是为了他曾经灿烂而富于创造性的岁月，彼时，他

    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重塑自然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重塑自身

    的？这并非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因为正如我们现在已看到的，它要

    求关于历史、技术、自然的力量以及社会组织的广阔知识。但是，假如

    我们如魏特夫所做的那样，集中精力具体在河流以及对之的操控，还有

    这种操控产生的人类影响之上，我们或可使这一问题更具可操作性。同

    时，如果我们能为他的全球想象和生态角度所启迪，我们或许还可以发

    现一个我们从未清楚认识的美国——一个被置于中国以及其他古代治水社会之侧进行比较的美国。如此，我们需要担忧的也许就不仅仅是魏特

    夫所认为的俄国人或者亚洲人，同时也是我们自己。

    地方性生存模式

    与蝴蝶和苔类植物的分类学相似，灌溉社会的分类也可被归拢、分

    解、再归拢，直至在这些社会中，权力是如何演化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被

    彻底遗失。分类者是导致这种晦涩不明的主要推手。诚然，他们寻找差

    异的努力有正确的一面：不论是其自然背景，还是其社会结构，的确没

    有任何两个水系统是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在冰冷湍流刺穿的狭窄山谷间

    发展而成，另一些则位处季风风暴浸润的宽广冲积平原；还有一些则是

    沙漠之上的溪流，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蒸发殆尽。灌溉可能只为一个猎

    人的食物补充几块根茎，也可能支撑着一个农业商人销往全球的开心果

    种植。灌溉者可能将其孩子抛入河中献祭他们的河神；同样，他们也可

    能在现代治水工程的祭坛上顶礼膜拜，大把撒钱。如分类者所坚持的那

    样，独特性值得尊重，但是它不应当被用来否定普遍性，因为正是后者

    方可使批判性的探寻成为可能。在当前的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做一些

    归类，在各类灌溉社会中为几种具有共同特性的组合体定位。在归类

    中，我们可以遵循几个标准：每一个实例所涉及的水利工程的规模，运

    转它们所需的管理权威类型，以及灌溉者所追寻的目标。从这种分析中

    得出的归类可能无法符合积习的分类者要求，但是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将

    思想集中在根本的历史问题，特别是一种控水方式如何发展成为另一种

    控水方式的问题之上。

    迄今为止，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宽泛的控水方式。正如我们所见，它

    们中的每一种都有自身的一套技术与机构、自身的社会关系类型，以及

    自身的权力安排。它们分别是地方性生存模式、农业国家模式与资本主

    义国家模式，最后一种可在现代美国西部寻见。

    在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以地方性生存模式为基础的灌溉社会类

    型中，对水的控制依赖于暂时的建筑与小规模的永久性工程，它们对自

    然水流的影响极为细弱。由这种简单技术所服务的需要也是基本而有限

    的：水被引导种植供给个人直接消耗的食物。社群只能保留即使有也是

    很少的粮食储备。在某种意义上，水直接流入那些从自然中将之进行转

    移的人类口中，这些人用他们的双手挖掘沟渠，匆匆造就他们自己的木堤石坝，眼见着生命之液缓缓渗入他们庄稼四周的土地。在这种情形

    下，对水的分配与管理的权威完全停留在社群之内，停留在那些使用者

    之中。所有建造和维护水系统所必需的技术与专业知识都在他们自己中

    间，也就是说，在他们的本地传统当中。作为个人，也作为社群，他们

    自立、自足、自理，即使自然仍然为他们如何生活设定了主要条件。

    在这种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为主的原始农业经济当中，权力的

    组织依然松散而不坚固。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完全不存在，而是遵循

    家庭与亲族的脉络。在其中，没有发号命令的集权机构，没有人与人之

    间社会与经济阶级的分层，没有个人财富的大量积累，没有复杂的社会

    分工，没有国家。男人可能有其各自的工作，女人则有她们自己的，其

    中的区分可能很难是平等的。但是，一个个人，无论男女，如其社群一

    样，保持着充分的自治。不管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而言，管理水的任务

    都颇为轻松，它几乎不需要严格的控制，鲜少涉及自上而下的号令，基

    本上通过非正式的民意与根深蒂固的习惯进行，而非强行施加的要求。

    当社群中每个人对灌溉流程的知识大体相当，当相关工作限定在每个人

    的能力范围之内，当用水的终点是人类的基本营养，便没有强烈的理由

    形成等级或者歧视。权力仍然分散，精英刚刚起步。[22]

    现有研究指出，这种最为基础的灌溉开始于数千年前的干旱草原，最有可能的形式是猎物聚集饮水的水洼。在那里，它们可以被原始的狩

    猎者轻而易举地猎杀——事实上，是太轻易了。当猎人们在那些地方消

    耗干净他们的肉类资源，当他们开始感觉饥饿时，便开始试验新的手

    段，用他们掘地的木棍在地上挖渠，引导雨水去灌溉一丛丛野生的植

    物。虽然许多人类学家仍将认为农业的产生远早于灌溉，后者是由农夫

    而非猎人所发明，但是它的起源仍然模糊未明，存在争议。[23]

    在史前加利福尼亚的欧文斯谷，派尤特人显然是在没有农业的情况

    下实践这种灌溉。据朱利安·斯图尔德研究，派尤特人并不种植、耕

    种、培育植物，但是他们聪明地观察自然如何浇灌小草与块茎，随后效

    仿之。最终，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倾泻谷底的溪流上，草草筑就一个由石

    块、灌木与泥土组成的暂时性堤坝。在堤坝之上，他们凿出浅渠将水引

    往他们最为喜爱的野生植物物种。这一实践很有可能完全是一种当地的

    发明，虽然生活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采集者也有同样的做法。因此，在

    一些地区，灌溉甚至可能出现在种植业之前。[24]

    在美国西南方的其他地方，控水则是一种自现今的墨西哥地区北上，与当地农业需求相适应的观念。普韦布洛的各个印第安社会长期以

    来都是娴熟的灌溉者，早在16世纪西班牙征服者到来之时，就发现他们

    已在浇灌玉米、南瓜和各色甜瓜。例如，祖尼族修建运河，引山间融雪

    至其田地，而且遍撒庄稼，以利用漫出地表的泉水。[25]

    在他们中间，正如同在霍皮人中间一般，对水的各种决定掌握在构成印第安村落的家

    庭群体或者部族手中。但是在沿里奥格兰德河更东的地区，印第安村落

    则面临更为严峻的环境挑战。河流的力量对任何一个小型部族，甚至一

    个单一村落而言都过于强大，无法驾驭。因此，据爱德华·多齐尔研

    究，村外协调的方式开始出现，最终则导致一种更为集中的统治。许多

    人被统一到广阔的区域性权威当中，而其一旦成熟，则可能既转为对外

    敌的战争，也转为对水的控制。当此发生之时，本地模式亦即开始消

    失。[26]

    在干旱西南部求存的过程中，巴巴哥人，亦即食豆人，取得了最为

    卓越的成就。他们在索诺拉沙漠上定居千载，那片土地每年所得平均降

    雨量少于十英寸，在那里繁茂生长着诸如北美巨人柱、小叶假紫荆、大

    毒蜥这样的生物。这是一个不太可能从事农业的地方，巴巴哥人却取得

    了惊人的成功，直至白人的技术进入该处，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

    式。[27]

    以狩猎、采集为补充的巴巴哥农业是一种流动性事务，对沙漠

    的影响甚微。在4月至9月间，他们采集乔利亚仙人掌的芽苞、野菜、橡

    实，还有巨人柱与仙人掌的果实。为摄取蛋白质，他们则猎取大角羊、长耳鹿、野猪、兔子。然而在农业中，他们显现出非凡的智慧。无论何

    时何地，但凡降雨，他们便抓紧时间种植豆子。他们赖以繁荣的豆类是

    四季豆，一种快速发芽的植物。它必须是快速生长的，由于沙漠的生长

    季节短暂，无规则的降雨可能使河流暴涨，而仅仅两个月后，土地又会

    变得干巴巴、硬邦邦。

    巴巴哥人与其他索诺拉部族不断完善一种被称为“漫滩灌溉”的技

    术，它限定于数条河流的边缘和旱谷谷口。它是如此运作的：7月的某

    天，瞬间到来的洪水自沙质的河床上咆哮而下，涌入暂时性的集水盆

    地。在那里，它将迅速渗入泥土或者形成为将来引水所用的池塘。沿水

    流两侧生长着绵白杨、柳树和豚草丛，其中部分为印第安人所种植，呈

    篱笆状，它们减慢水流，使其在宽广、平坦的地表扩散，储存淤泥以作

    肥料。随后，在洪水遗留的泥土中，巴巴哥人撒下种子，期待能够在土

    地变得如砖头一般坚硬之前收获它们。以此方式灌溉的田地呈不规则的

    小块，这里一两英亩，那里三四英亩。他们这种如此娴熟的技术也被称

    为旱谷谷口或阿克秦农业。[28]

    传统的巴巴哥人没有什么犯错或者自满的余地，然而，用充裕来形容他们也不为过，至少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

    吃饱，在工作完成后，有足够的闲暇讲故事、做游戏，平静度日。

    如巴巴哥人那样引导洪水的确需要群体的力量，因为没有任何单独

    个人可以掌控洪水的湍流。在1895年，W. J. 麦吉，一位满怀赞叹的白

    人观察者将此系统称为“团结的经济”，并指出，没有任何生物，无论是

    人类还是其他生物，能够在没有它的情况下在此沙漠上生存。[29]

    除了

    合作，巴巴哥农业还体现了他们对沙漠生态系统、溪流水利和农学的详

    尽知识。然而，它并非是一种致力于对自然进行技术征服的科学；与之

    相反，它更为谦虚地期望能够达成一种安全的共存与节俭的生计。

    在巴巴哥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比马印第安人出现在沙漠之前，他们

    的霍荷卡姆祖先(那些“终结”或“离去”的人)的建筑规模远为宏大，而

    他们也为之所累。在公元300年到900年间，霍荷卡姆人在现今被称为美

    国的土地上建造了第一项大规模灌溉工程。自1930年代开始的挖掘工作

    逐渐展露出一个先进的运河网络，它位于亚利桑那州钱德勒，以及坦佩

    和凤凰城附近，自索尔特河蜿蜒而出的吉拉河畔。[30]

    霍荷卡姆人用数

    个世纪的时间挖掘这些运河，直至最终，他们创造出一个蛛网系统，能

    够利用所有的春季溢流，将其自上游引往他们高于河床的田地。最大的

    一条运河有30英尺宽、7英尺深、8英里长，它能够供应足够灌溉8000英

    亩土地的水。扛在印第安人肩头的生皮和篮子，是他们用来担走自这些

    壕沟中挖出的泥土的工具。但是最终，霍荷卡姆人弄巧成拙。在任何地

    方，密集的灌溉都会导致表层土中盐的不断集中，毒化农民的田地。霍

    荷卡姆人也未能逃过这场报应，在某一日，他们被迫彻底抛弃他们的农

    业，离开他们白花花的土地和尘土飞扬的运河。[31]

    直到他们子孙的子

    孙方不得不学习如何以一种影响较弱的方式在沙漠中生存。

    魏特夫关于灌溉社会的理论再一次得以适用。霍荷卡姆文化所要求

    的社会组织，从根本上不同于阿克秦农业的需要。后者是自给自足的村

    庄或者家庭，基本拥有平等地位的个人在一起做一项共同的工作。但

    是，在霍荷卡姆人中间，就如同在里奥格兰德的印第安村落那样，地方

    自治很快就无法满足要求；如若下游的村庄想得到水，他们就必须建立

    对那些生活在上游的人们的控制。其结果是对河流更为有效地利用(如

    果有效等同于完全、彻底地使用)和更为复杂的法律组织，从而解决利

    益冲突。根据魏特夫的理论，一旦大型灌溉体系发展到足够庞大的程

    度，它将令超村落政权取代地方社群控制。事实上，霍荷卡姆人并没有进行完整的基础建设，可能他们也没有

    发展到有巩固权力企图的程度。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他们曾经建立

    了复杂的官僚机构，来管理其索尔特河的水利工程。然而，当命运终结

    他们的发展之际，他们是否已走上通向集中统治的道路？在缺乏书面证

    据精确说明如何对该体系进行管理，而仅仅依赖对其工程本身解读的情

    况下，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发展道路作出了矛盾的推断。埃米尔·豪里和

    理查德·伍德伯里，这两位霍荷卡姆文化的泰山北斗坚持认为，该体系

    可能是由一种持续数百年的自发且非正式的合作所建造、维护的。河流

    上下游村落的长老们，在有突发情况的时候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却不

    致让地方性治理屈服于某种集中指令。[32]

    然而，这种推理难以令人信

    服，它基于一种并不可靠的假设，即霍荷卡姆文化能够长期生活在单纯

    的和谐当中，这是其他社会都未曾出现的情况。第二种，也是更为可信

    的观点来自布鲁斯·马斯，他近来重新考察那些霍荷卡姆遗迹，并总结

    道：“某种合作或者控制的方式，不仅对一个单独的灌溉工程是必需

    的，而且对整个索尔特河河谷都是如此。”特别是在他们应对狂野而不

    可预测的洪水与干旱的时期。另外一位学者D. E. 多伊尔则在此推论上

    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某一个村落必将凌驾于其他村落，掌握经济与

    社会的支配权。[33]

    我们将永远无法对霍荷卡姆时期权力分布的实际情

    况有很多了解，而且我们已知的也总是不确定的，但是最后一条结论所

    持立场具备常识性的认知。其中，霍荷卡姆文化是一个族群过度增长，超越其地方性方式，亦即“大”所造成的政治与环境后果的范例。

    在世界其他地方，仍然保留着一些地方性生存灌溉方式的范例，在

    有细节可循的例子中，它们似乎都大致符合此处所描述的权力特征。这

    些试图保留该方式的社会普遍具有古老的起源，与现代国家不断增长的

    压力相对抗。与霍荷卡姆文化不同的是，它们造成的生态干扰极微，正

    因为如此，它们也如同那些它们从中取水的山峦一般稳固。其中一些案

    例可在巴厘岛的稻乡中寻见，在那里，农夫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稻田组

    织”(subaks)，即克利福德·格尔茨所称的“多元集体主义”的一种形

    式。[34]

    其他例子还可能是日本的灌溉合作社；在该国有超过10万个这

    类组织，在某些野心勃勃的规划者眼中，它们为一种更为科学、利润更

    丰厚的治水方式设置了过时的障碍。[35]

    还有一些例子是位于西班牙巴

    伦西亚残存的封建灌溉社群，它们原本仅有单条运河合作(这是一种非

    常有限的技术)和最低限度的村际磋商。[36]

    此外，在美国西部还有一

    些由拉美裔、摩门教徒或者蒙大拿牧场主构成的分散社群，同那些更为

    古老的群体相比，它们至少有某种模糊的相似性。那些人在面对联邦官

    僚化和外界市场压力的同时，仍然继续坚持某种程度的自我决策。所有这些同水相关的社群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技术，如同它们的经济，都

    是水的使用者本人的手艺；它是一种土著的而非外生的人工制品。在它

    们的创建中，无需多少资本或受到特殊训练的专家。通常而言，在这类

    社群中，一条河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其自然的水路奔流，仅仅将其

    很少一部分物质出让以满足人类的要求，它所回应的是可持续性的而非

    效率的需要。一旦这样的社群衰败，并且的确也有如此情况发生，一般

    而言它是持久而尖锐的、无法由任何地方性力量解决的争端的结果，也

    有可能是外来军队或者进步改革者的侵入造成的。在如此社群持续存在

    下来的地方，水流淌着、流淌着，穿过历史，就如同自然与人类社群那

    样，在一个共同的圈环中结合。[37]

    农业国家模式

    在前工业世界中，农业主导着人类生活，而那种农业是小块田地的

    拼嵌。那里生长着一点儿小麦，这里种植着一片枣树林，在此处，则是

    一畦畦甜豆。围绕那些小块的庄稼地，发展出与之相类似的拼嵌村落，它们总是两两相望，却基本各自为政，如同大海中的群岛。就像上古中

    国哲人、诗人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彼村乃他

    乡。[38]

    有限规模的灌溉无法扰乱这种封闭、孤立。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河

    流可能流经一连串村落，最终汇入大海，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守护着它

    们的自治。但是无论在哪里，一旦有了灌溉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分散便

    不复存在。更新、更大的运河被修建，就好像流往高高在上的中央权

    威。自此共同的努力中，产生了第二种灌溉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大规

    模地干涉流域的自然水流，迫使流水几无抵抗之力地一里里远离它的流

    径，造成比从前更为复杂的环境退化的危险，而如此危险的结果又要求

    持久的高度警惕。以此方式对自然最基本元素进行的重组，反之又要求

    那些松散拼嵌的村落联合成一种更为广泛、强大的机制。大约公元前

    4000年，这一过程在一些世界上的沙漠景观中发生：如我们已涉及的亚

    利桑那，此外还在中国、印度，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底格里斯河、幼发

    拉底河和尼罗河自山巅翻腾而下流经的宽广、肥沃然而极度干旱的山

    谷。

    在社会层面，第二种灌溉模式产生了一种简易与宏大的两极结合。一方面，还存在着比较古老的村落，那里的小农农业仍然一如既往，地

    方性自给自足的社群仍然试图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孤立生活。另一方面，则屹立着国家，或初生，或成熟，拥有一个官僚组织来规划、管理水系

    统。国家为村落提供充裕可靠的水供给，反之则要求它们以货币或庄稼

    的形式上缴贡品。因此，一种新的再分配经济出现了，其中，财富自偏

    远的村落流入京城，随后，作为水工程与维护的费用，又再次外向回

    流。然而，总有相当部分的财富留在京城，支付新兴统治阶级的豪宅，或是灌溉社会抵御外敌(通常是劫掠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常规军的开

    销。假使统治者获得足够的贡品，这也反之意味着村落足够的水供给，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帝国。这正是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实现的。每一次，当

    他们将自己的运河延伸入新的领土，他们都可扩张其疆域，而后增收贡

    品，直至最终，他们的疆域膨胀到超越了任何可能的水赐予程度。因

    此，在那些沙漠帝国，权力的形态颇似一些原始海洋动物的形态：一堆

    庞大无规则形态的村落细胞组织，脆弱而散乱，由一个更为进化的中枢

    神经系统所控制。魏特夫称此动物为治水社会。但是，我认为治水社会

    不止如他所言的一种类型，为使问题更为清晰，我们可将其称作第二种

    模式——农业国家。

    在农业国家中，人类生存的现实是大多数人辛苦工作，而少部分人

    发号施令，不劳而获。为了获得单独村落无法提供的更为可靠的水供给

    和更好的食物保障，农民们所需支付的不仅仅是贡品；他们还需承担更

    多大量的艰苦劳动。他们发现自己不仅要疏浚运河河床上沉重的淤泥，还要拖牵他们新主人乘坐的华丽座驾。换言之，更为密集、宏大的灌溉

    的代价是自治的丧失，他们将由家庭或家族之外的坚固权威所统御，造

    成基于劳动者与管理者劳动分工之上的严格等级。

    毫无疑问，一大群人忍受自治的丧失和繁重的苦役自有其实际的经

    济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无疑是对持续增长的食物生产的需求。然

    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解释他们为何不能激烈抗议，抛弃身上的枷锁，这些原因则与灌溉生态相关。发明灌溉的干旱地区所惯有的温热气候与

    充足的浅薄水路，为人类寄生虫的迅猛发展创造了理想的条件。农民们

    经常需要整日站在洪水冲刷后的稻田里，持续暴露在激增的病原体群

    中，直到最近之前，没有人明晓其危险。自古至今，这些与灌溉相关的

    疾病有机体中最严重的一种是血吸虫。它会造成血吸虫病，一种折磨人

    的、使人虚弱的慢性疾病，现今患者高达一亿人。血吸虫的前段生命存

    活在疯长于灌溉渠的钉螺当中，此后则在人体之内。令健康问题更为严

    重的是中国等国家对粪肥的使用。排泄物中的绦虫在水中扩散，进入农民体内，直至90%的人群都受到感染。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

    为，“依赖灌溉农业的社会的专制统治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这些

    疾病在普通人身上造成的衰退影响，他们变得太过倦弱以致无法抵御或

    起义。[39]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更为先进的灌溉政权的统治者都不是土地自

    身的所有者。土地仍然是农民们或个人或集体的财产，或者理论上为国

    家所掌握。统治者实际上也没有宣称对他们所输送之水的所有权。他们

    的权力来自他们在河流上实施的技术掌控；他们是管理精英。[40]

    与农

    民相比较，他们能更好地了解河流何时涨落，怎样建渠而不致造成淤

    积，以及河神意欲从人类这里获取什么。魏特夫指出，这组统治者资助

    了最早的水利、天文与算术的职业研究。事实上，很多现代科学与工程

    学都可在控水努力中找到其久远的根基。宗教同样来自统治精英的权

    限，祭司负责带领农民膜拜河神，如尼罗河的伊希丝、奥西里斯和哈比

    神[41]

    ，美索不达米亚的尼努尔塔神，还有趺坐于湿婆大神波浪般长发

    之上的古老印度教神祇——恒河女神。统治阶层的僧侣一脉不断地提醒

    农民们，他们应当尊重并且服从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对后者仁慈的统治

    怀感恩之心。[42]

    村落可能仍然拥有土地，而官僚们则拥有权威。

    在很多农业国家中，灌溉不仅帮助一个由僧侣所巩固的官僚机构获

    得权力，而且还协助一位独裁统治者走上权力之巅峰。他有可能被称为

    皇帝、国王或法老，但是无论其称谓如何，掌控自然都是其特殊的个人

    使命，他的光荣，以自我为中心的夸耀。据称，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塞米

    勒米斯，在其墓石上刻下可代表先进灌溉文明统治精神的铭文：“约浩

    汤之流兮以遂朕愿；引奔腾之水兮以化荒土。”[43]

    在巴巴哥印第安文化

    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如此自我膨胀的表述，这般对待土地毫无顾忌的

    挑衅态度。人类是在中东较大规模的控水系统而非巴巴哥文化中，第一

    次开始强有力地将世界掌控在自己手中。他们通过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人类树立为神祇，赋予他或她对沙漠的绝对统治权，从而使这片匮乏之

    地得到救赎并生产财富的方式，以达到这一目的。

    一批高级公共官僚，一位至高无上的君主，还有一个征服的计划，这样就有了古代灌溉国家的原型。学者们尚未在国家与大型水利工程出

    现先后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

    究竟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在我们就座用餐时便已不再重要。一个巨

    大的灌溉机构显然不可能在一个权力复合体的财政、计划、技术指导之

    前出现。同时，所有在干旱与半干旱景观之上出现的早期国家又明显地依赖于灌溉。[44]

    站在为魏特夫辩护的立场，我们必须看到，他从未宣称每一个国家

    最初都是从一种单一的控水任务中出现，即使他的确认为，灌溉必定经

    常为政治权力起到重要的巩固作用。“无论是传统的非治水统治者创建

    或者把持初生的治水‘机构’，还是对此机构的掌握成为各种职责背后的

    推动力量，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最终出现的政权形态都是由为治水农业

    需要的领导权与社会控制所决定。”[45]

    早年的魏特夫可能是过于褊狭的

    生态与技术决定论者，然而，在历史如何形成的问题上，他的头脑从不

    简单。他指出，灌溉与国家同生共长，相互协助。这正是我们所要研究

    的问题之症结所在。

    面对一体化的控水复合体，普通农民一定会感到自身的渺小，既缺

    乏组织，又不掌握深奥难懂的知识。然而，当他回到自己的村落，却基

    本上重复着祖辈的生活，至少是自己命运的一半主人。与其家人和邻居

    一道，他仍然决定着耕作的时令，养育子孙的方式，以及严格的地方性

    事务的处理。那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只是“半管理性的”，也就是说，在大

    部分时间里，它是遥不可及的，由于缺乏现代通信设施(运河驳船和驿

    使奔波是上令下达与下情上奏的主要方式)，它只能对农民的思想进行

    极为有限的控制。[46]

    一旦庄稼收获，村民们向都城纳清赋税，他们便

    回归自我，在一年中的大部分光景，享受自己的乞丐民主。

    对苟延残喘的个人与社群自治的最重要挑战来自徭役，大批农民为

    了服务于国家的需要变成被征召的无偿劳动者。在没有先进机器的情况

    下，中央规划者依赖被征者的肌肉完成建造与维护水工程的工作。这是

    另一种形式的赋税，以公利为名强行下压，进一步腴肥国家。[47]

    我们

    有关徭役如何运作的最佳文献之一，为19世纪法国水文学者朱利恩·巴

    罗瓦所撰。他在埃及徭役体系废除的前夜对之进行过观察。每年12月，政府的代理人对尼罗河沿岸所需劳动力做一估算：农民需求量的数字，所需工作的天数，以及必要的灌溉修葺工作。从次年1月中旬到7月底，男人们同其妻儿老小集中住在营房，在训练有素的工程师监督下工作。

    理论上讲，所有15岁到50岁身体健全的男性，除却并不拥有土地的城市

    居民和鄙视农业的贝都因人，一旦被征召，必须前往。在现实中，那些

    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则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数额的钱款，以免除自己及其

    土地上长工的徭役。从1818年到1820年期间，为了修建供应亚历山大城

    用水的马哈茂迪耶运河，大约有30万人在炎炎烈日下艰苦劳作。灌溉工

    程可能会征用同样的修筑大军。这些工人仅有的工具是短柄锄头和棕榈枝编成的筐子。他们总是在齐踝深的水中锄松沟渠内的泥土，这是一桩

    泥泞不堪、闷热湿滑的差事。男人们，有时还有孩童，头顶着满载的筐

    子，向上爬近30米，到堤岸倾倒泥土。用巴罗瓦的话说，这是“真正的

    西绪福斯式劳动[48]。因为每年，这些泥土又将在高水位时滑入河底，来年将是同样的辛苦劳役”[49]。国家派来的监工的标准工具则是鞭子，它狠狠地抽打着掉队农民的赤裸脊梁。在所有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主要

    灌溉区域中，徭役延续数千年，构成了普通人在巴罗瓦所言的“暴君专

    制主义”中最为真切的经历。

    一旦被征募并且被教导学会服从，这一治水大军将以多种方式服务

    统治阶级。在维护水流之外，他们还将修筑从各个州郡通往都城的驿

    道；改良内陆的水路交通；营建华丽的宫殿，周遭围绕着绿意盎然的花

    园，标志着统治者对干旱自然的控制。同样，他们还可以建造埃及金字

    塔、古亚述的金字形神塔、山巅的庙宇，以及让死去的精英们能够体面

    安葬的大理石墓穴。由于这些因灌溉而成就的财富导致外界的妒羡和侵

    略的威胁，因此，他们还要筑造强大的军事工事。虽然疾病令农民太过

    虚弱无法成为优秀的战士，他们却可以构筑国家的防御工程。例如，在

    隋朝统治期间，逾百万人为修建抵御来自蒙古草原入侵的长城而辛苦劳

    作。因此，一个农业国家不仅为其尊荣，也为其恐惧而灌溉旱地，修筑

    各种庞大的工程。[50]

    以上是对古代灌溉国家的宏阔梳理，是对公认的多样性案例所作的

    刻意归纳，以期更为清晰地呈现它们的基本原则。但是现在，我们则需

    要将之略加区分。仍然是依据魏特夫的理论，按灌溉成为社会准则程度

    的不同，治水社会可被分为紧凑型与松散型两类。[51]

    在紧凑型亚种当

    中，灌溉田地在整个社会都是一种标准实践，占耕种面积的半数之上

    (它们通常集中在某一单独的大河流域)，或者至少全社会粮食产量的

    一半来源于此。在松散型亚种当中，接受灌溉的农田只占可耕地面积的

    少数部分，它主要依赖雨水生产其食物供给。然而即使在后者，虽然接

    受灌溉的区域较小，但这些地方仍然会成为强大的经济中心，对其周边

    接受雨水滋润的广阔农村产生影响。紧凑型农业国家的经典案例有埃

    及，以及从苏美尔文化到萨珊王朝的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文

    明。[52]

    松散型范例中最显著的则是中国和印度，可能也包括锡兰。[53]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其中部分难以被严格分类，如越南、夏威夷、斐济、非洲的贝宁王国，以及位于秘鲁的印加帝国。所有这些社会都各

    具特色，然而因篇幅故，它们俱被忽略。[54]

    在此，最关键的问题是，看到农业国家中紧凑与松散两种类型社会的最基本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典型案例的分析来把握它们。

    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灌溉农业社会是埃及的紧凑型体系，它可以溯

    至5000年前，彼时，埃及人开始利用向北流淌的尼罗河中红褐色的河

    水。正如希罗多德以及其后成千上万的后学所言：“埃及，是尼罗河馈

    赠的厚礼。”每年6月，由于非洲高地热带雨水的润泽，尼罗河下游定期

    泛滥，几乎如钟表一样规律。到9月下旬，整个洪泛平原变成一片混浊

    大湖。再过一个月，湖水退回主河道，留下的是气味熏天的淤泥残余。

    在人们开始在这片洪泛平原上耕耘，种植小麦和扁豆之前，尼罗河上游

    的两岸覆盖着野生的青翠无树大草原，养育着大象与瞪羚，而三角洲地

    区则是生长着纸莎草、芦苇与鳄鱼的复杂湿地。在这条狭窄的生命带之

    外延展着空旷无垠、令人生畏的沙漠。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老王国

    的第一代君主美尼斯王统治时期，人工灌溉出现了。很久之后，托勒密

    王朝(自公元前305年托勒密一世始)令农业扩大并增强到直至19世纪

    方有匹敌的程度。他们重新规划整个水系统，将之分为标准的行政小

    区，直接受命于亚历山大城的中央政府。[55]

    此后不久，罗马人控制了

    该河，使埃及成为其主要粮仓。再后来，则是穆斯林、突厥人和奥斯曼

    的征服者。自流水、淤泥与条条绿色中，产出了面包与更迭的独裁权

    力。

    在当代，埃及在阿斯旺和其他地区修建大坝，极大地改变了河流的

    生态系统。[56]

    但是，在其用水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一种远无如此侵

    略性、被称为洼地灌溉的掌控是其主要模式。横向的沟渠制造了一系列

    圈闭的洼地，平均5 000到1万公顷大小，在下游略呈阶梯状分布。汛期

    的水通过运河流入这些洼地，淹没3至6英尺深，彻底滋润土地，沉淀悬

    浮的泥巴，随后排入下一个较低的洼地，最终流入尼罗河与地中海。在

    那些园地距离河面过高的地方，埃及人使用汲水提杆，即所谓的“沙杜

    夫”(shaduf)。这种装置有一横杆，一端负重，一端系桶，横杆在一对

    竖杆的枢轴上转动，掠过水面，打水上来，倾入水槽，后者则将水引入

    一行行庄稼中。通过这种精巧的设施，一个人一天可以打600加仑的

    水。[57]

    依靠沙杜夫和尼罗河自身的稳定律动，埃及的农夫们从不需要面对

    霍荷卡姆人所经历的盐堆积的天谴；此处的水土比例中有足够的水将盐

    冲刷干净。沉积下来的淤泥则是如此之好的肥料，以致同一块地能够长

    出似乎产量永无削减的庄稼。埃及地理学家贾马勒·海姆丹认为，这种

    洼地体系是“显而易见共生的”体系，亦即是说，它对环境是一种生态上并容而稳定的适应。但是他进而言道：“这是一种对自然的适应，而非

    对自然的调整。它是一种被动的适应；它对土地仅做了部分利用，而且

    浪费了大量的尼罗河水，任之流进大海。它使得农业只局限于每年的三

    分之一时间，也不允许耕地面积大规模扩大。”[58]

    遵循与此不满相似的

    逻辑，埃及在19世纪转向一种长期的灌溉体系，它要求建造昂贵的储水

    库，更多控制水路的运河与进水闸，用人工肥料取代水库中储存的沉积

    物，以及对农村生活的大幅度破坏。这一新体系的好处在于，它使同年

    生长数种庄稼成为可能，其中包括出口世界市场的棉花。因此，埃及摒

    弃了其经受时间检验的模式，开始变得富足——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公民

    是如此。它将自己的产品运往国外，直至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养活自

    身。逐渐地，它开始面对不断上升的生态反弹：土地的盐化，渔业的衰

    退，比以往都更为高发的血吸虫病。[59]

    虽然，按照现代技术标准，古老的埃及洼地体系相对原始，对其河

    流的影响也较为温和，但它仍然要求很高程度的协调控制。河流观测者

    的网络始终关注着在孟菲斯、开罗以及其他居住点测量水位的“水位

    计”(刻在石桩上的深度尺)。在尼罗河的上下游都有其他官员严阵以

    待，在河水接近他们时，改变高涨水流的流向。为了保证有组织的洪水

    分配，必须建立法律与法规。一项包括旱年储藏粮食的水流与农业规

    划，帮助都城及其长期延续的法老制保持对各地人民的巨大影响。威廉

    ·威尔科克斯和J. J. 克雷格在其《埃及的灌溉》一书中总结道：当分散的

    地方法庭愈趋“被迫承认它(政府)的至高无上，在一个像埃及这样绝

    对无雨的国家，政府的权威逐渐变得……专制独裁”。贾马勒·海姆丹同

    意这一结论，并且写道：“洼地体系的有效运行完全仰仗一个强大的中

    央政府，因为每个上游的洼地都可能威胁下游洼地的河滨权益。”埃及

    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类似一个金字塔：一个高耸的尖峰，在其

    上，统治者巍然而坐；一个宽阔的底部，在那里，匿名而无声的农民阶

    级在艰辛劳作。灌溉作为其生产方式，正是创造这个金字塔的主要因

    素。[60]

    对此基本达成共识的观点仍有一些持异见者，其中之一是美国考古

    学家卡尔·巴策。他宣称，至少在早期，洼地系统被自然地分隔，可以

    在一种权力完全分散的管理下操作。他进而言道，法老的产生必然是由

    于灌溉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但是他并没有指出那究竟是什么原因。[61]

    但是，即使有人同意巴策的观点，或者仅将之视为由于缺乏充分证据从

    而无法解决的问题，巴策自己的著作也已然充分表明，后来复杂的灌溉

    有可能使埃及的政治集权化成为必要。一旦缺乏灌溉，水或粮食供应短缺，社会就会崩溃：凶残的内战、饥荒、尼罗河上漂流的死尸、人吃人

    的惨剧、横行的盗贼；最终国内的混乱使该国无力抵御外侮。无论多么

    强大的政府，都无法总是避免这样的灾祸，但是以常理而言，大多数政

    府仍然竭尽全力以求避祸免灾，它们也在防止灾祸的前提下为自身权力

    的累积辩护。

    在那些如埃及一样，基本上整个国家都依赖于一条单独的大河并从

    中实施灌溉的地方，通向中心的权力之流是流畅、清晰而直截了当的。

    但是在第二类亚种中，即松散的农业国家模式中，其中的各种联系则更

    加微妙，而魏特夫理论也存在更多问题。中国是检验这一亚种的首要案

    例，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例，很难轻易对之加以归纳。[62]

    在人

    们所熟知的官僚机构和广大农民阶层之外，中国历史自其早期便有一个

    巨大的个人土地所有者群体——乡绅阶层，他们同城市商人一道，起到

    巨大的作用。中国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南方，气候温和多水。因此，灌

    溉并非对所有的地方而言都是一种必需，农业的管理官僚也是如此。然

    则中国是否是一个治水社会？在那里，河流控制是否推动专制统治的发

    展？抑或中国同日本或欧洲更为相似，是一个统治权力分散的封建世

    界？它向帝国的演化是否是治水之外其他因素输送促成的结果？

    李约瑟宣称：“在世界各国中，中国人对水的控制与使用一直都非

    常出色。”[63]

    中国的水利工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传统社会都更为先进，提及灌溉的历史记载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同埃及一样，中国从来

    都非大坝与水库的热衷修筑者；其专业知识更多着眼于洪水控制与修建

    精妙的运河，既向京城输送捐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又为庄稼送

    水，特别是在半干旱的北方。它早期的伟大成就包括邗沟、郑国渠和最

    终连接北京与杭州全长约为1100英里的大运河。自公元前3世纪汉朝开

    始的中华帝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四十余项重要水利工程，它们

    的修建是为了控制“中华之忧患”——黄河，它为人类带来的灾害超出其

    他任何一条河流。[64]

    显然，该农业国家确实大规模地实践控水活动，并且可被准确地称为治水文明。但是它并非一定如魏特夫会认为的那

    样，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文明。

    在中国，水成为理解自然和人类事物，以及掌控二者的正确原则的

    最为深邃之象征。与魏特夫所了解的进行思想控制的现代政权不同的

    是，在中国，在这类问题上允许某种观念的多元化。关乎水思想的两种

    最重要的学说，分别是掌控官方群体的儒家思想和持异见者的道家思

    想。在作为道家思想本初起源的《道德经》中，水表现为自然的本质和人类行为的典范。它是一种不争不拒的物质，在其行进途中一旦遇到阻

    碍便会轻易趋避，然而最终它能够瓦解最为坚定不移的对抗。据其言，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包纳“天下万物”。从此自

    然的典范当中，道家为其统治者提供了可借鉴的对象。他们应当大象无

    形，无为而治，使其民众绝巧弃利，无欲无知；他们应当不自是，不自

    矜，不将一己意愿强加于地方事务；而且应当取消残酷的徭役。这些针

    对统治者的道德训诫中所蕴含的自然主义、寂静主义和谦逊克己的哲学

    思想，同样适用于治水工程。无为，这一顺波随流，不违背自然的思

    想，意味着反对过度刻板地限制河流，或将之全然改道的种种结构。汉

    朝的贾让，这位道家的工程师，精准地描述了工程与政治策略之间的联

    系：“善为川者，决之使导；善为民者，宣之使言。”[65]

    与之相反，儒家思想则教导人们对水，亦如对百姓，采取一种更为

    专制的立场。必须通过建筑坚固高大、规束河水的堤坝，迫使其更为迅

    速地流入大海而使河流得到治理，而“治理”一词正为儒家所偏爱。同

    样，也必须使河流辛勤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何谓公众利益，则由圣人与

    统治阶层所界定。虽然儒生们也能够于川上喟然长发生命之思，但是一

    般而言，他们倡导对自然环境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掌控态度。相较于道

    家的顺应自然，儒家将寻求道德教化、社会福祉，尊崇等级地位，尚老

    尊长视为更高的准则。中国的统治者们循儒家教训治国，使其国家成为

    一个富庶、强大、等级森严的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之一。

    然而，中国无论风物还是社会都太过广阔复杂，以致从无可能将之

    置于一种全无张弛的专制统治之下，无论这种统治是否遵循孔教。当魏

    特夫将中国形容为一种松散的类型时，他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毫无

    疑问，那里确乎存在专制主义，因此帝王们可能时不时地迫使人们向他

    们屈膝顿首，官僚们可能对当地百姓掌握着生杀大权，灌溉工程上劳作

    的农民脊梁骨上可能经常感受到火辣的鞭笞。但是与埃及相比较，中国

    的统治阶级是一个多元的、分裂的、多中心的混合体。皇帝们总是需要

    不停地动员多方力量方能维持统治；而面对这个国家辽阔幅员产生的离

    心趋势，以及官僚阶级内部针对社会目标的各种争论，纯粹的压迫也绝

    无奏效之可能。正如S. N. 艾森施塔特所指出的，中国的帝王们间或发

    现自己陷入儒道两派力量的对抗之间，因此要么试图在两派中间发起同

    盟，要么以一方之力排挤另外一方。在朝代兴亡的循环当中，地主乡绅

    总是保持相对独立的位置。艾森施塔特承认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

    家，然而它并非受制于一个全然不受制约的、简单的权力组合。[66]如果说魏特夫在古老中国中看到过多的美丽新世界[67]

    ，在仅有一

    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的地方寻找“全面权力”这一点上存在谬误的话，他

    至少在另一层面上是正确的，即水控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克服了

    弥散分裂的趋势。通过在一个关键性的地理区域发展灌溉工程，国家可

    以控制更加广阔的领土，加强其对其他内部力量的能力。农业在此核心

    区域的集约化为帝王及其属下、官僚和军官生产作为贡品的粮食。冀朝

    鼎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反复出现，成为控制那些

    仍旧依赖降雨务农的周边附属土地的工具，其功能好似建立起一系列要

    塞，从而宣告对某边疆区域的主权。由此，灌溉的发展一再成为“社会

    与政治斗争的有利武器”[68]。通过该生产方式的扩张，中央政府渐趋强

    大，即使是在一种相对的、游移的并非绝对的层面之上。

    总体而言，紧凑型与松散型的农业国家借灌溉之助，创造了人与自

    然之间某种最为特殊的关系。它不总是一种可持续的关系，在大部分区

    域，就生态稳定性而言，它都远不及地方性生存模式。虽然它不至于像

    魏特夫针对斯大林主义的黑色隐喻那般压抑，但它仍然令生灵涂炭、尊

    严扫地。我们无须通过以我们自己时代的极权主义倾向来解读那一段治

    水历史，便可认识到农民为此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然而，鉴于个中原因颇难论断，魏特夫以及绝大多数学者甚少言及

    的是，为什么这些社会选择坚定不移地支付如此代价而获取更多的水。

    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个他们可以拒绝如此选择的关键节点，该节点

    就发生在他们有可能摒弃大型灌溉工程及其社会后果的时刻。但是一旦

    错过，当他们下定继续前行的决心，他们便会发现已为自己铸就了难以

    轻易回转的命运。令他们决意加强水控制的，并非是他们周遭的沙漠或

    者旱地。虽然在某些地方，气候的变化，旱灾的围困，饥荒将至的威

    胁，可能会让人们无从选择。然而，更经常的情形则是，过多的群体争

    用一种有限的资源，以致他们要求并且将权力给予一个仲裁者。在另外

    一些情况下，决定性的动力无疑更是一种思想，而非饥饿；是一种野

    心，而非生存的必需；是一种对权力，而非对水的饥渴。它也可能是意

    识形态的产物，无论它是某种普遍接受的信仰和态度，抑或一小撮阴谋

    家的操纵。这种意识形态可能是任何一种形式，如宗教、哲学、梦想、对征服的理性化。[69]

    既然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如此鲜明地表现在灌

    溉发展的现代范例中，那么在古代，它可能远较我们有可能证实的情形

    更为普遍深入。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不管其驱动力究竟为何，其结果

    是，在埃及、中国或者其他地方，这些社会都开始进行一场令地球之河

    流折服于人类意志的漫长、艰辛而危险的工作。资本主义国家模式

    那些昔日在旧世界产生过如此决定性结果的复杂水利工程，而今大

    多只留断壁残垣。今天，大部分水利系统已成废墟，如雪莱之《奥西曼

    提斯》所咏那般，埋葬于“寂寥黄沙，苍茫荒漠”[70]

    之下，在地面几乎全

    然消失，只有从空中可略见痕迹。中国筑造千年的石堤沟渠中的流水或

    许依然汩汩，马德拉斯的农夫或许仍在年复一年地等候印度洋季风带来

    的雨水，填满其传说中土王挖掘的贮水池，但是这些孑遗的碎片无法构

    成体系。现在，在那些全面建设水控制的地方，它们仰仗的是现代技术

    ——可令整条大河翻山越岭的电泵，或者制造延绵百里的人工湖的巨型

    混凝土大坝。以农业国家思路组织的早期治水社会，现在已然伴随它们

    运作的设备装置共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型现代治水社会，而它们中

    间最为发达的则在干旱的美国西部扩张。这些社会所体现的是商界大

    鳄、技术能手和无所不在的国家设计者的思想。

    卡尔·魏特夫拒绝整理其关于水与权力的思想，携带它们转念跃入

    水的现代性当中。此举将要求他批判性地审视他的新家园——美国，而

    他对这样的质疑尚无准备。事实上，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决裂，已令他愈

    趋成为一个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卫道士，他将之视为自由与

    进步的守护者。他也曾屡次探究水工程的新成就，却往往在对现代水利

    的志得意满中转身离去。他坚持认为，这些现代工程背后的社会组织方

    式，全然不同于古老的专制主义或者他们新近的共产主义继承人。1946

    年，他和夫人埃斯特·戈德弗兰克共同造访了世界上最具雄心壮志的水

    控制计划之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的工程。15年后，魏特

    夫夫妇参观了澳大利亚大雪山灌溉计划。他写道：“我关于传统中国的

    论述对多中心的社会是不适用的。”那些新“自由世界”的工程不可能是

    专制独裁的，因为在那里，私有制被封为圭臬，而且没有一个单独的、压倒性的国家掌控一切；相反，在像美国与澳大利亚那样的情形中，许

    多相互对抗的力量取得了某种平衡。彼处，存在一个“受控的”而非“统

    御的”官僚机构。[71]

    因此，魏特夫再一次捐弃了他原有的关于历史的生

    态论述。归根结底，造就昔日埃及的不是自然与技术的互动，而是更早

    的社会“组织”。出于某种原因，在那些古老的沙漠帝国中，社会组织是

    专制的，而在现代西方国家则是开放而民主的。

    魏特夫的一些批评者完全忽略其对资本主义与指令性经济之间所做

    的区分，并且错误地指责他为所有的灌溉政体打上暴君标志。有时他们会利用美国西部作为一种例外典型来批驳他的过度概括。例如，哈佛大

    学法学教授朗·富勒成长于加利福尼亚的帝国谷，在其玫瑰色的记忆

    中，那里是一个公平的、社区共同体的世界。他公开炮轰魏特夫将一应

    灌溉笼罩于阴影之下。然而，在其滔滔不绝地批判早期治水社会东方专

    制主义论断的过程中，他事实上最终重述了魏特夫本人对之所做的区

    分。他全然接受了水控制在早期治水社会中可能会导致专制主义的思

    想，所添加的不过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过快地承担了这一过难的社

    会任务”。但是伴随商业市场的产生，各种处理冲突利益的更温和机制

    也随之出现。富勒坚信，我们现在拥有了理性个人利益那只看不见的

    手，它将和平地解决关于水的争议，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我们甚至不

    需要法庭，因为个人现在能够在没有外力的情形下化解他们自己的冲

    突，重拾他们在开发河流资源时曾经享有的自治。富勒暗示道，资本主

    义的崛起使得共同进步变为可能。它的出现分解了集中的权力，以协商

    和契约取代高压的权威，保证民主在沙漠中的灿然绽放。[72]

    可惜，真实的情形偏偏并非如此。对水控制的现代范例如美国西部

    所做的另一种更为缜密的观察，并不能支撑富勒或者魏特夫所认为的，通过对沙漠的征服，可以获得人类不断进步的自由这样鼓舞人心的论

    断。与之截然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在过去的百年间，业已创造了一种新

    式的、特殊的治水社会，再一次证实对自然的主宰如何导致一群人对另

    一群人的统御。要认识到这一点，则必须对某些重要的问题予以强调。

    这一最近的水控制模式同其先行者有何共同之处？它具有何样的独特性

    质与趋势？它是如何处理水这一生命最根本的物质？是怎样的文化演化

    途径将之带入其当前对旱地的掌控？又是怎样的内在与外在力量驱动它

    获取这样的掌控？这种新型水系统所表达的生态统御又是如何形塑如美

    国西部这样地方的社会秩序，创造新的权力结构，促使财富与权威的再

    次集中？

    有趣的是，如富勒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派，或魏特夫这样的

    反共产主义理论家，以及那些具有技术统御倾向的激进主义者，都拒绝

    承认人类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是如此密不可分，不仅过去如此，现在依

    然未变。然而，如同很多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实那样，这种联系无法

    像加热一段蜡烛会致其熔化的科学命题那样，被轻易证实或者驳斥。反

    之，我们必须勉力寻找并检验一个具有可察可证的连续表现形式的历史

    真实。当睿智的英国人C. S.刘易斯写道，“我们所唤作人类之于自然的

    权力，变为一部分人以自然为工具，施加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权力”，这样的历史真实就在其脑海之中。当法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宣称，“对自然的全面主宰将不可避免地使得以主宰的技术主宰人类成

    为必然”，他同样也在讲述这样一种普遍的历史真实，而非某种化学反

    应。[73]

    一种历史真实无法被精确地校准或是确切地预知，除非将之还

    原至琐屑的程度。在集约化水控制中形成的人类蕴意的问题上，不可能

    论定某一特定的大坝或高架渠会准确地在每一处地方造成同样的社会影

    响。确立历史的真实，需要一种比较疏松但仍然是相当吃力的分析。它

    不是对因果之际的严格确定，而是对那些微妙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富含

    想象的把握。尽管富勒和魏特夫的解释与此相反，然而只有这种更高层

    次的历史解释途径方能令我们判断，古老沙漠政体中的治水循环是否有

    其现代回应。

    另一位当代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阐述了与C. S. 刘易斯和安

    德烈·高兹相同的观点。在其《技术与人类发展》一书中，芒福德指

    出，金字塔时代的精神与意志已然重现，如从前那样竭力建立“对自然

    与人绝对集权的控制”[74]。他将此复原称作“巨机器”。历史学者所面对

    的挑战，不是用实证主义的小刀裁削他的观察，而是在具体的案例中检

    验之，看其是否合理，并使之尽可能地明晰、连贯。我相信，进行这一

    探究的最佳所在便是干旱的美国西部，在那里我们将研究其水控制的努

    力与成就的历史。

    水控制的第三种亦是最近的一种模式(当然它可能并非最后一种)

    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创造。在此模式中，大致有两类对等的权力中

    心：农业人士的私人团体，以及官僚设计者和当选代表组成的公共团

    体。两个群体都不是孤立自治的。它们彼此需要，相互增强对方的价

    值，在没有持久胜利的情况下力争上游，最终同意共同协作从而获取对

    自然前所未有的彻底控制。

    同那些可以轻易被任何一个政府恐吓而对其俯首帖耳的古老农民相

    比较，构成私人团体的农业人士在近些年已经十分富裕，很有组织。他

    们无须再服强制性的徭役，而只是向国家缴纳税收。他们往往会抱怨税

    率过高、存有欺诈，或者他们会成功地迫使其他人为他们缴税，从而修

    建、维护其各类水工程。在世界劳动力市场上，他们雇用着一支无名的

    劳动大军，将干旱的地区转化为青翠的田园。在西部，这些工人来自墨

    西哥、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同他们一起的还有俄克拉荷马、得

    克萨斯和密西西比的农民。正是这些如埃及农夫一般挥汗如雨的农田帮

    手，而非拥有土地的雇佣者，构成了徭役制度以工资为基础的现代回

    应。他们同样感到监工的鞭笞或警察的棍棒，但是在农忙季节结束之后，他们却没有自己的土地或者村庄可供逃亡。其结果是，他们变成永

    远的迁移者，在某些情况下，一顶帐篷或者一辆汽车成为他们唯一的家

    园，而一个城市的福利办公室则是他们在淡季时可以仰仗的生计。通过

    这些雇佣劳动力，对水的现代统御鲜明无误地被转化为等级制度。那些

    统治者不仅仅是雇用、付钱的人，也是参与到设计、控制治水生产方式

    中的人。工人成为环境操纵的工具，而河流则相应地变为控制工人的手

    段。

    自此模式中出现的另一个权力中心是国家，如古时候一样，它为大

    型工程提供了资本和使之运转自如的专门技术。人们最为熟悉的权力规

    则之一是，谁掌握资本，谁就是老大。在美国西部，联邦政府通过其垦

    务局投入了大部分资本，由此，它对地方命运的沉浮施以巨大的影响。

    当同一个政府开始提供大部分治水的专业知识时，另一种控制方式也被

    它抓入手中。在水控制的规模与复杂度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后一种方式

    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此外，通过它五花八门的层层机构，国家也坚

    持其在解决争端，决定何人自公共资源中取水，界定哪些工程值得动工

    等方面的权威。在这里，权力的排列中没有法老，没有某个唯一的独裁

    者，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人格化。在新的模式中，权力变得那般面目模

    糊、不具个性，以致很多人无法察觉其存在。

    最近灌溉模式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对待自然的行为和构成其基础的态

    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水没有内在的价值，没有必须为人类所尊重的

    完整性。水不再像在地方性生存社区中，被视为供给生存、人类生命的

    产生与繁殖的神圣必需品。水也不复如在农业国家，被看作政治帝国建

    立的追寻中令人生畏而又富有灵性的盟友。如今，它变成了可以买卖，可以用以制造其他能被买卖并运往市场的商品。换言之，它成为一种纯

    粹而抽象的商业工具。一切神秘性自其深层消失，一切神灵离去了，一

    切对逝者如斯的沉思冥想终止了。它是存入某个户头中的多少“英亩

    尺”[75]

    ，是用以生产多少发电量的“千瓦时”，是运往全世界的多少捆棉

    花、多少车柑橘。但就在这种市场估算的新式话语中，存在着控制自然

    的终极权力的宣言，一种绝对的、全面的、摆脱一切制约的主宰。

    与以往所有历史经验相比，随之而来的将自然转化为商品的行为，都更加咄咄逼人，手段高超。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科学与技术被赋予崇

    高的地位，被用于谋划各种从每一条河流中掘取产生任何一种金钱的方

    法。在那些自然似乎为人类财富设置了极限的地方，工程技术则假定可

    以带来无极限的充裕。即使在沙漠中，男男女女遭遇以最为古老的方式出现的匮乏——不是某种特定工业资源的不足，因为这往往是文化的产

    物，而是一种基本的、生物性必需品的匮缺——任何一种形式的增长仍

    然被视为可能。无畏于任何匮乏，不愿承认有无利可图的景观的存在，设计师与规划者们保证说，水存在于最干旱的石块当中，只需要一些口

    令，它便会喷涌而出，源源不绝。这种令最荒凉、最贫瘠的沙漠不断有

    所产出的集体意志源自聚集而成的个体意志，力图毫无约束、不受阻碍

    地最大化私人占有。它是一种为农业人士和治水官僚所衷心共享的思想

    体系，为这两种潜在敌对的权力中心形成坚固联盟提供了纽带。

    新的水控制模式在美国的发展是此后各章的主要内容。然而，为了

    更透彻地理解它所涉及的理论性问题，在此处，我们需要简要地做一件

    魏特夫未能做到的事情：回到他所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社会环

    境之中，回到那些他早年曾经密切联系的社会哲学家中间。在其中，与

    理解水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尤为相关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

    论。魏特夫曾是其最早的成员之一，然而却与之逐渐疏离；如果他继续

    与其法兰克福同侪保持联系的话，后者或可使他看到其关于灌溉的著作

    与当下的关联性。这些批判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无论是在所谓的

    民主国家，还是在显而易见的极权国家当中，是统御，而非进步鼓吹手

    所承诺的自由，才是20世纪人类的宿命。进而言之，人类统御源自现代

    无休止地重塑自然的强烈欲望。

    法兰克福学派，其正式的称谓是社会研究所，建立于1923年，资金

    来自一位富有的捐助者。[76]

    自1923年至1929年，卡尔·格伦伯格担任其

    首位所长，他是第一位以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在德国大学中获得教

    授职位的学者。他邀请魏特夫加入该所，以加强其正统马克思研究。在

    1929年，俊才横溢的青年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取格伦伯格而代

    之。他是一位斯图加特工厂主的儿子。作为所长，他将无所不为，唯独

    不做正统之事。与其智性精神伙伴狄奥多·阿多诺一道，他们将赋予该

    所新的底色与方向，为20世纪全世界的激进思想带来深邃的影响。其他

    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一员的学者包括利奥·洛温塔尔、埃里希·弗洛姆、弗

    里德里希·波洛克、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晚出很多、自成一派的于尔

    根·哈贝马斯。在这个群体中，没有需要严格遵循的党团路线，但是他

    们的确分享某些共同的话题。在不同程度上，他们都拒绝成为马克思主

    义的教条论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将使他们否定自由探寻，使文化分

    析还原为刻板的经济学唯物主义，助长政治压制。年轻的马克思，那位

    撰写著名的《1844年手稿》的浪漫理想主义者，正是他们那样的激进

    派：一位叛逆者、人文主义者、不受践踏的个人精神的捍卫者。追随这一典范，而非那个《资本论》中年长的马克思或他那些过度忠诚的门

    徒，他们坚守其立场，反对任何可能威胁批判性探索的因素，不仅仅是

    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资产阶级，还包括实证主义者、工业组织者、大众文

    化的设计师和官僚政客，总之，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话说，所有那些

    应当对创造“被辖制生活的世界”负责的人。[77]

    此时，尽管魏特夫与他们

    的关怀有着显而易见的重合，但他退席了。他需要的是一种关于社会的

    科学，而非关于价值的哲学。直到很久之后，在其主要著作基本完成之

    后，他才开始更新那些曾经的联系。

    也许，霍克海默以及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

    激进的讨论带回“上层建筑”这一思想、意识形态与哲学的领域当中，并

    因其自身价值而将之视为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它们不复仅仅被看作社会

    生产方式的反映，而是其推动者、塑造者。这一点在现代两百年间的表

    现比任何时期都更为真实，在这个时代中，书籍、学校、大众媒体业已

    令人们更加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操控他人的思

    想。在此情形下，观念可能会改变存在的根本性基础，也可能延宕变

    革，理性化现状，保护既得利益。霍克海默将会说，关于资本主义国家

    灌溉模式的研究必须特别关注围绕它的意识形态母体，特别是那些关乎

    自然的观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理解与处理自然环境的盛行方式是工具理性。

    这是我们相当于中国的道家思想、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以及巴巴哥

    人泛灵宗教的对应品，同时也是我们的信仰、价值、伦理、意图与分析

    的本源。但是，此种比较可能是一种误导，因为工具性思想的特征便是

    摧毁传统宗教与价值观，贬低一切真正的哲学，否认任何超验的意图，继而在我们同自然的关系中留下一片深漠的虚无。霍克海默写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理性意味着理解与吸收那些永恒的、将成

    为人类目标的思想的活动。与之相反，在今天，不仅是理性的一项

    功用，也是其最本质的功用，成为在任意既定时间，找到人们为达

    成目标采用的手段。[78]

    工具理性细致而系统地考量手段，却忽略了目的问题。商业经常使

    用之，因为其目的被假定是显而易见的，即能否挣钱，因此只有达成这

    一目标的方法才值得思考。技术的问题也是一样，工具主义告诉发明家

    什么能令一台机器运转得更具效率，至于发明的目的则无须考虑。这种

    思维方式无甚新鲜，只是在前现代时期，它蛰伏于人类认知的边缘，而现在则挪移到人类意识的核心，将其他一应活动挤走，带给我们一种愈

    发“理性化的非理性”生活。[79]

    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最高形式包括的不只是对现象世界及其运作

    的理解，以及如何操纵它，以使之服务于某人的利益。理性必须直面终

    极的问题；它必须定义至高的善，寻找事物内在的价值，思考人类的命

    运，厘清道德的真理。根据这一标准，理性不可避免地正是它应当成为

    的那种追求。但是在最近的数个世纪中，“应当”被严格地同“正是”分

    离、疏远，最终被寄存在密室当中。在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的影响

    下，事实自身逐渐开始拥有真正的意义。价值观似乎成为主观偏好，亦

    即是说，它们被归入“私人的、无关紧要的”那一类。据说，它们就好似

    品位，无法引起争议，也不可能被建立。由此在公共讨论中留下了一片

    空白，而工具主义则迫不及待地用图表、数字、效率计量、生产率报

    告、利益亏盈，或者任何可以将注意力从那种难堪的沉默中转移的东西

    来填充之。“我们必须征服沙漠。”为什么？“这样可以为更多人建立家

    园与农场。”为什么？“这样可以有更多流通的财富。”这些财富要为何

    用？“不管人们喜欢什么，或者作出什么决定——这不是我们需要强调

    的问题。”自此，理性捐弃了其高尚的诉求，而满足于计量的生涯。“理

    性放弃了自主性，业已成为一种工具。”[80]

    在工具主义统治的时代，自然不复具有自身的价值。它不再被视为

    上帝的杰作，应当更被尊崇而非使用；也不再是我们必定要追求、尊重

    的有机存在。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及其河岸都变得毫无意义，除了

    那些可被农夫、科学家或者工厂主转化为人所用的部分。自然“被贬为

    单纯的物质，仅是可被统御的东西，除了这样的统御，毫无其他目

    的”。由于技术统御不受任何理性所设目的的控制，它成为一种没有节

    制的野心。“人类无穷尽的扩张主义永远无法被满足。”[81]

    在其最底层，有一种意识的力量无休止地驱动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导致一种“人类种

    族对任何它排除在其自身之外的东西进行极权主义的攻击”，无论它是

    景观、生态系统，还是被置于人类栅栏之外而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非

    我们当中一员的他者(印第安人、犹太人或妇女都曾在不同的时候被排

    除在外)。

    决不能将工具主义暗含的对自然的主宰，混同为对任何具体资源的

    使用，或是每一种人类施加于非人类范畴的影响。当一个人清空一片林

    地，在其上耕耘种植庄稼，他并没有开始技术统御的事业，即使他可能

    会为那片土地带来一番新的面貌。根据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主宰是一种就其意图而言完全彻底的压制活动。它源自无法容忍自然中他者的敌意

    与疏离，无法看到其价值或尊重其任何与人类无干的存在权利，就如同

    集中营中的看守力求碾碎其囚犯的自我身份认同。地球上的每一种存在

    都对其他的存在有所影响，有些存在施加的影响远大于其他的存在。但

    是，那仍然不是主宰，直到较优越的存在试图令其他存在变得面目全

    非，否定后者在涉及前者之外存在的任何意义时，它变成了主宰。显

    然，主宰是一种盲目的流行病。在主宰者对自我保护、自我延展展开狂

    热而不受控制的追求中，其视野完全不见生命的各种目的。[82]

    卡尔·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描述为地球的强势掠夺者，法兰克福学派

    的哲学家们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坚持道，在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生产方式

    中，对自然的主宰恰为其最恶毒而普遍的形式，从中我们看到的正是这

    一毁灭性疾病的主要表达，其生态行为影响着现代社会。然而，霍克海

    默以及其他人无法同意马克思的另一观点，即对自然的主宰仅仅是阶级

    冲突的副产品，是资产阶级剥削劳动者的反映。与之相反，我们同自然

    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时代的沉疴(archmalady)，是人类的

    痼疾(urgebrechen)，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前资本主义霸权时代，而且表

    现形式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范畴。霍克海默认为犹太——基督教传统是

    它的一种早期渊源，特别是经常被引用的《创世记》 (1：28)中的上

    帝教诲：“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霍克海默还可以在其

    控诉中加上远近东的其他沙漠宗教及其水控制工程。)但是不管怎样，在现代来临之前，自然总是具有一些内在的意义。主宰的更为直接、更

    具决定性的渊源是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及其对“世界的祛魅、神话

    的消解和知识对幻想的替代”[83]。虽然启蒙运动在一方面同样致力于法

    兰克福学派所信仰的批判理性，但是它有其晦暗的一面，也是其更具影

    响力的一面。正是这一面褫夺了世界的价值，令其变得短暂而主观，为

    实证主义的、功利主义的寡思无知敞开大门。资本主义正是这不祥一面

    的关键部分——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但是它绝非是启蒙的

    唯一。科学及其扩张主义工程同样将自然简化为事实，并主宰之；此

    外，还有工业主义、大规模的、集中化的商品生产及其日夜不休的机

    器，正是它们为科学提供了解释世界的象征。因此，马克思完全集中于

    资本主义和阶级冲突之上的讨论只是部分正确。更糟的是，虽然有着浪

    漫主义的青年时代，晚年的他自身思维与晦暗的启蒙运动太过相近，太

    过靠拢工具理性，以致无法成为全然可靠的指导者。[84]

    伴随工具理性的现代信仰和自然的失魅而来的社会后果是反民主、反人类的。“我们发明的主宰自然的装置越多，”霍克海默指出，“为了生存，我们就越需为之服务。”服务意味着我们将自身置于那些尤为擅

    长工具分析之人的掌控之下，这其中当然包括大大小小和渴望成就的资

    本家；但是还有专家和技术官僚这一新兴阶级，他们的工作正是告知我

    们怎样进行统御。当代工程师是专业知识权力的最好范例。虽然其本人

    可能并不一定考虑如何盈利的问题，但是他直接或间接地强化了工具主

    义的规则和无休止的经济增长。

    工程师没有兴趣为了事物的自身价值或者出于领悟的目的去理

    解任何事物，而是为了使它们更好地合乎一个系统，无论它们的内

    在结构与之多么格格不入；这一点对有生命与无生命的存在皆然。

    工程师的思维是流水线形式的工业主义思维。他意图鲜明的规则会

    将人变为没有自身目的的工具聚合。

    在技术专家、聚敛资本以及二者的结合体被允许掌控的所在，民主

    没有立足之地。[85]

    接受了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学家、官僚阶层的权威以及资本的权

    力之后，普通人就变成随波逐流的芸芸众生。他们生活得如“被钟表统

    治的温顺大众”。他们的需要愈来愈为他人所关照，甚至他们的闲暇时

    间也为别人所安排。别人决定他们渴望什么，什么可以使他们保持心情

    愉悦、毫无怨言，以及什么是他们所必须接受的现实。并不像启蒙运动

    的另一面所承诺的那样，在现代社会，普通人没有成长为自治的、理性

    的、有能力决定终极问题的个体，而是终其一生都受到公司与国家的监

    护。当感到在如此普遍的权力中其自身的无可奈何时，他们或许会怒从

    中发；然而，他们不知道能够谴责何人何物，他们是如此彻底地吸收、内化了统治思想，那么充分以致他们已然丧失了批判思维。对平凡公民

    而言，真实的民主是未知的理想。他的自主性萎缩了，别种选择的记忆

    干涸了。私人的内在世界为喧闹的推销商和设计师所侵犯。物质生活一

    枝独秀，对于被操控的普罗大众似乎这已足够：一个配备精良的铁笼足

    以令人在其余可能缺席的情况下称心如意。“即使个体在其所服务的机

    构面前消失不见，这个机构为它所提供的也是前所未有的。”[86]

    面对滑向“被管理的生活”，及其潜在的独裁和稚化的可怖危险，究

    竟能做什么？救治方法必须从根源问题入手，即主宰外在与内在自然的

    现代欲望。法兰克福学派的任何一人都不曾建议将自然从人类加诸它的

    所有要求中解放出来，或者认为文明应当退回到一种原始生存状态。反

    之，他们认为和解与超越方是取代统御的理性选择。人类必须将理性从工具主义的紧身衣中解放出来，并用之找到全新的对待地球的文化领悟

    和行为。被解放的理性能够揭示，一条河流或一个山谷为了自我实现需

    要什么，在作为盈利或娱乐的途径之外它的价值何在，对人类它有何道

    德诉求。当理性从金钱与权力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能够决定怎样使用

    地球方是有价值的、真正必需的，怎样则不是。它可以向我们展示如何

    规避自然的极限，不是通过机器或大坝实现的主宰，而是通过人类想象

    与道德的发展实现的超越。而后，这些哲学家指出，此种新生态将令更

    为民主、更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

    反思自然及其命运的历史，是本章自始至终的首要主题。在法兰克

    福学派，特别是在马克斯·霍克海默的著作中，这一讨论的意义深邃，比之魏特夫、马克思或者生态人类学者的所思所想高出数个层次。然而

    遗憾的是，霍克海默或者其他人并没有将其笼统的分析运用到美国西部

    水控制的具体个案上来。否则，他们将会发现，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

    样，彼处清晰而发人深省地检验了工具理性和主宰自然的规训中所具的

    文化意蕴。他们确实有机会做此探究，因为曾经有过短暂的时间，法兰

    克福学派的职业生涯直接成为西部思想史的一部分。

    在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的一个月后，社会研究所及其成员离开了他

    们的母国。最初他们流亡至日内瓦，随后在1933年来到了纽约哥伦比亚

    大学。1941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出于健康的原因，迁移到太平洋沿岸

    加利福尼亚的帕利塞兹。他们住在那里的一个侨民聚居地，直至1948

    年。而后，霍克海默受邀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演讲，最终搬回那里，并成

    为该校校长。在西部沙漠边缘生活的那几年只是他们生命的插曲，可这

    一插曲却充满着见证其思想在水泥沟渠与高速旋转的发动机中得以阐明

    的机会。在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和其他干旱各州，为工业刺激所建

    造，主宰、压制自然与人类中一切自然之物的治水社会，正面对面地逼

    视着这两位流亡者，然而，他们却看向他方，看向欧洲，看向法西斯，看向更为古老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

    在1940年代，美国西部已经可以夸耀其对水的管理优越于这个星球

    上任何其他的地区。它的样板便是胡佛大坝。它建造于科罗拉多河上，于1935年竣工，立刻位列20世纪的工程奇迹之一。加利福尼亚的中央河

    谷和华盛顿州的大古力正在兴修的工程，则更为野心勃勃。哥伦比亚大

    学工程学院的荣休院长J.基普·芬奇，对这些工程充满溢美之词，赞扬

    道：“人类对自然不断增长的掌控，使我们朝着更好生活继续前行变为

    可能。”他继续道：“在不久之前，自然被控制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程度，还被视为彻底的空想，全无可能。”[87]

    假若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批评者

    没有转而思考其他事物，他们将向这位院长指出，这样的工程，如同那

    个更大的、他们都是参与者的主宰自然的工程一样，总是带来某种生命

    的代价，无论主宰者的精湛技艺是多么甜美，其动机是多么璀璨。

    美国西部的水控制史永不只是一个关于地方利益的问题。从这里的

    沙石和山艾草中浮现出一个技术复合体，它提出的议题具有世界性的历

    史意义。如若不从这一方面来看待这一地区，则将以独特性的假象取代

    延续性的现实。它还会分裂自然与历史的完整性。毕竟，流过这片干旱

    地区的水流混入同一片包纳中国、印度、埃及、秘鲁水流的俄亥阿诺斯

    之海。水恰恰如此：它分分合合，将遥远的各方带到一起，赋予它们共

    同的主题，运来偏僻山峦的泥土，滋养我们的家园。它蜿蜒流过无数形

    态各异的地域，将它们合入一个流域的独圈。如若水与水控制的历史寻

    求接近这一议题的真实，它则必须遵循这样的河道。它已将我们带入地

    球上显赫与无名的河谷，带入每一大洲的各色文化，带入思想的迷宫之

    中。现在，是时候离开那些历史的其他河川，来追随美国西部的水流，从其更为野性、自由的过去流入其被占有、被控制的当下。第三章 萌发期：一个穷人的天堂

    噫，信仰得偿!无梦闲荡，久觅迦南，而今显彰。

    泽被荒漠，山川浩汤。

    观噫!奔跃变换，得成天堂。

    ——《传统摩门赞美诗》 (19世纪)

    “破晓那刻，我心前行，穿越宽广的密苏里河。”这阕歌，有着美国

    史上最美的歌词，讲述着一番经历，它反反复复、周而复始，源自无名

    的渴望，终于神话的传说。它讲述着一个孤独的男人，骑马涉过浊浪翻

    涌的大河，穿越草海，那片延绵不断的平原。它讲述着一个女人，驱赶

    着一队公牛和一驾大篷车走入大河，停驻在彼岸，汗流浃背、气喘吁

    吁，却渴盼继续向前。它讲述着一个家庭，在载满他们家当的平底驳船

    上，撑篙拉纤，逆流而上，前往怀俄明、爱达荷、俄勒冈的土地。在那

    场无休止的迁徙中，总是有更多河流需要穿越。密苏里河之后，是斯威

    特沃特(Sweetwater)、冈尼森(Gunnison)、奥怀希(Owyhee)、德

    尔狄戴威尔(Dirty Devil)、萨尔蒙(Salmon)、佩克斯(Pecos)、图

    奥勒米(Tuolumne)、黄石(Yellowstone)、格林(Green)、西马伦

    (Cimarron)、艾斯卡兰特(Escalante)、哥伦比亚(Columbia)等。

    每一条河流都性格鲜明、极富挑战。在彼岸、近源头，或是在更远方某

    处无拘束的空间中，将会创造一种新生活。这是《出埃及记》的古老故

    事的重演，是新乐土的重现。那里有一个西部将被开创。历史将所有的河流、跨越、渴望、定居，凝缩于对择选的细节与概

    括的叙事当中。它将各个时期分门别类，定义不同的阶段，讲述其前因

    后果。没有任何一种概括可能是对任何一种情形的充分归纳，包含其中

    所有的分歧差异，或者穷尽个中人类形形色色的动机。然而，无论怎

    样，概括自有其用：它们能够描述关于变迁的宽泛模式，此模式含有足

    够的真实来阐明当前的问题；而那正是这一美国西部人与河流的历史所

    致力寻求的。当然，其他人可能会在历史中找到一种截然相反、看似有

    理的模式。在何处你选择跨越河流，是何人的篷车你决定在彼岸追随，可能会令你发现一个不同的西部。

    我想要描述的模式开始于拓荒者进入西部的河谷，在那里修建他们

    的家园，开垦新的土地，启动开发河流的进程。他们已经穿过了那些河

    流；现在，他们将使之为其所用。该过程是一种生态集约化的过程，是

    不断从河流及其流域中攫取愈来愈多收益的过程。它并非一个稳健的进

    程，而是走走停停，节奏破碎，既有长时间的紧张，又有在发展遭遇障

    碍时长短不一的稳固期或倒退期。一再地，自然为定居者设置种种极

    限，而且经常地，他们既乏资本，又无技术或社会组织以克服它们。他

    们曾经到达发展的平台期而无力走出。为恢复集约化的进程，定居者必

    须不断创新，并在此过程中，必须调试自己以适应自己的发明。跨越第

    一条河流对他们而言也许意味着同过去的诀别，然而，此后从一个河流

    开发的平台期走入下一个的努力，才是形塑西部社会更为关键的力量。

    在西部河流的盆地当中，集约化的进程业已持续一个半世纪。正如

    这些章节所阐明的那样，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个大致延续五十年。第一阶段是萌发期，始于1847年摩门移民进入犹他，一直发展至1890年

    代。它以基本依赖本地技术和财富为特征，大致孤立于世界上其他地方

    的个人或小型社区，在他们有限能力允许的程度上调运河流。他们将精

    力集中于那些较小、较易控制的河流之上，在其上修建原始的改道工

    程。事实上，那些工程如此原始，以致每次大洪水之后都需要重建。在

    此期间，一些私人企业也尝试以盈利为目的开发河流，但是绝大多数以

    失败告终。1902年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全盛时代。在这一年，联

    邦政府开始对西部河流进行强有力的掌控，提供资本与工程技术，以期

    让此区域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同样，也是在第二阶段，企业与准企业

    机构终于成功地开发河流，赢取可观的利润，通过这一成功，他们在山

    艾与羚羊曾经兴盛处创造了一个严格分裂的乡村阶级结构。第三个乃帝

    国阶段，自1940年代延伸到可见的将来，政府与私人财富两种力量达成

    强有力的联盟，将每一条主要的西部河流置于他们联合掌控之下，进一

    步完善这一史无前例的治水社会。

    “流淌吧，闪亮的河流，流淌吧。”这首歌并未向我们讲述太多此

    150年间征服水西部的历史。它所做的是令我们追想早先的时代，当美

    国人伫立于围绕“大泥浆”[1]

    的莎草、香蒲之间遥瞰西部，梦想那里所有

    的一切，以及他们将在那里所做的一切。一旦跨越，他们进入的是一片

    总是恶魇多过梦想的土地——干旱、炎热、弥漫尘土的空气，全不似那

    个他们遗弃在后的苍翠世界。为何在幻灭之后，他们仍然继续前行，他

    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他们又是怎样为自己和国家的行为进行辩护，回答

    这些问题不是歌曲的范围，而是历史的职责。

    直面沙漠：死与生

    约翰·伍德豪斯·奥杜邦是那位著名的鸟类画家[2]

    的幼子。他在1849

    年离开纽约，前往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在得克萨斯的海岸登陆后，他和

    同伴决定穿越西南部，去往圣地亚哥，在此行程中，他们将沿希拉河向

    西，随后在而今叫作帝国谷的沙漠中长途跋涉。他写道：“我们的道路

    几乎每里格[3]

    都点缀着死牛、死马；每个营地都有旅行者遗弃的马车、带钩铁索和其他大量贵重物品；我们自己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以减轻我

    们精疲力竭的骡子的负担，现在它们最多能载动百磅左右的重量。”尘

    土淹没他们的鞋面，在空中飞扬，迷蒙他们的双目，令动物和人尽皆窒

    息。在很长的路途中，他们唯一能看到的生命是石碳酸灌木丛、向日葵，还有孤独的秃鹫。煎熬、挫折、白骨与死亡，沙漠所强行加诸的任

    何东西都无法引诱他们做片刻停留。这是一片需要挣扎忍耐的土地，是

    为了前方的激动人心所付的暂时代价。[4]

    找寻黄金的人多会选择北部路线，循洪堡河穿过大盆地直至该河消

    失在沙漠中，唯留他们孤独前行抵达塞拉山脉。这些人有着同样负面的

    反应。从1849年到1860年，大约有30万人经由陆路来到加利福尼亚，他

    们难免要穿越极度干旱的地区，遭遇如帕特里夏·纳尔逊所言的“在形式

    上最不温顺、最具威胁性的自然”[5]。他们沿着皮毛捕猎者、军事勘探

    者和印第安人所标识的小路，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仍然境遇恶劣。对那

    些行动迟缓、粗心大意的人而言，沙漠的环境伺机而动、虎视眈眈。他

    们相信总有一天，它必须被制服，然而当下，财富在召唤，与沙漠的战

    斗则必须被搁置。

    就生动性和灵性而言，威廉·曼利可能留下了他们中间最好的记

    叙。他几乎亡于死亡谷的热井当中。曼利在凉爽而温和的佛蒙特度过其

    童年时代，在环绕其家庭木屋周围的树林和花园中学会了生存技巧。同

    样，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他也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在边疆生活中随机

    应变、自立自强的好手。然后，他决定前往加利福尼亚的矿区，这是一

    个几乎致命的错误。曼利加入了于1849年10月在盐湖城成立的沙行公

    司，而后向西南方前进，从而绕开塞拉山脉。几天之后，他便开始回

    想“父亲餐桌上丰盛的面包和豆子，更不用说其他那些好东西；而现

    在，我这个家中的长子却来到美国大沙漠的中心，腹内空空，喉咙焦

    灼，衣衫褴褛”[6]。他试着含一颗石子或子弹来保证唾液流动；即使如

    此，他发现自己也很难攒出足够吞咽一口的量。他空有百发百中的技

    能，但是往往一天下来，放眼望去，无物可射。他曾一度靠前面旅行者

    丢弃的熏肉皮果腹。在极度绝望中，他和他的朋友，还有两个他们作为

    猎手为之服务的家庭，配着牛血，喝下可怜的小坑中流出的黑色硫黄

    水。

    数月之后，他们跌跌撞撞地走出沙漠来到洛杉矶，曼利惊讶于他们

    居然能够生还。这就好似他们在魔法的作用下从坟墓中升起。

    我们走出了可怕的沙漠和死亡谷的阴影，那令人精疲力竭的幽

    灵，它的沙丘、苦湖，还有蛮荒、压抑而沉闷的绝望。我们穿越了

    北美大陆，从富足的土地出发，经过贫瘠的山岭和平原，来到另一

    处温和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即使仍是冬月，我们也沐浴在初夏的温暖与繁茂当中。我们不再去想那些我们前来寻找的黄金。我们差

    点儿死了，而现在却还活着。在几乎饿死的时候，我们望向彼此，脑中满是疯狂的念头，而现在我们将这片土地的膏腴放入我们的口

    中。[7]

    上帝将他们“从死神的口中”抢出。即使在他70多岁的时候，曼利仍

    然能够记起那次旅行中每一个恐怖的细节和他们的救赎。

    对于一位祖先在此沙漠中存活千年的派尤特印第安人而言，曼利的

    恐惧是很难理解的。在那里有大蜥蜴供捕捉、烧烤，熟知那片土地的人

    也可以找到水源。然而，来到干旱西部的美国人都是农夫与城市人，他

    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派尤特人那样，可以解读那片土地的秘密。他们仅知

    的沙漠是《圣经》中提及的沙漠，而在那本书中，没有半分记载可让他

    们做好热爱或者尊敬荒野和干旱土地的准备。自然而然地，在密苏里河

    以西的那片土地上，他们只能看到缺失的东西：没有高大的橡木或枫

    树，没有三五分钟一见的喷泉，没有脚下厚软、黑色的腐殖质，没有灌

    木丛中树叶的沙沙声、鸟儿的唧唧声，压根儿就没有灌木丛。在他们看

    来，这样的土地不具任何价值，是被上帝遗忘的土地。

    然而在1890年代，曾有的恐惧与敌意开始软化，渐变为接受，甚至

    是颂扬。到此时，美国人已然找到对付西部严酷现实的方法，伴随如此

    应对而来的是熟悉感、自信心，最终是惬意的种子。如今看来，生命可

    以在沙漠上绽放。事实上，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