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十周年特辑

    (时间的移民+在世界的门外)共2册

    吴琦 主编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时间的移民

    在世界的门外

    {书籍朋友圈分享微信Booker527}目录

    许知远：我希望《单读》可以活一百年

    在路口伤心

    话题

    谷歌把我们变蠢？

    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师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

    绝望的山

    访谈

    西川：这个时代不应该被浪费掉

    影像

    理想的蓝色

    小说

    冬喜

    随笔

    长路漫浩浩，写给远方的你

    诗歌

    弱电间

    评论读朱西甯

    全球书情

    文章摘要

    撰稿人We read the world

    2009——2019出品人 许知远 于威 张帆

    主编 吴琦

    副主编 刘宽

    编辑 刘婧

    英文编辑 Allen Young

    设计 李政坷

    特约编辑 阿乙

    Eric Abrahamsen

    Filip Noubel

    Isolda Morillo

    索马里

    柏琳

    刘盟赟

    封面摄影作品 马秋莎许知远：

    我希望《单读》可以活一百年

    直觉

    当意识到自己创办的《单读》已经延续了十年，你的第一感觉是什

    么？

    许知远：意外，它竟然会活这么长。因为太忙了，我不太想得起

    来，但是突然被提醒的时候，其实很喜悦，也很意外。而且我对它也有

    新的期待，希望它可以活五十年、一百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长久的生

    命。我希望吴琦能编到八十岁。因为时间的长度非常重要，很多特性都

    是在时间中才慢慢凸显，我对它现在的生命力、它的方向都非常有信

    心。

    创办这个书系是什么样的契机？

    许知远：就是好玩。因为我读大量的西方杂志，Granta(《格兰

    塔》)和n+1都是当时非常喜欢的出版物。Granta的形式和开本对我的

    影响很大，一开始我们其实就是在模仿它，有虚构写作、非虚构写作、摄影，以及思想性的探讨。当时中文世界的文学太狭隘了，我们想要更

    宽阔一点。《单读》最初的形态是我来确认的，但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

    的编辑，所以具体的编辑事务是郭玉洁来做，后来是肖海生，再后来是

    吴琦，这样一任一任做下来。

    除了个人的旨趣和爱好，当时整体的环境如何？许知远：那时候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力量，我们只有一家很小的书

    店，还要靠工资来维持生活。当时没有成熟的团队来做《单读》，就只

    是两个朋友凑凑稿子，所以很难，我前几辑操心操得比较多。

    前几辑能感受到强烈的你个人的气质，第一辑的主题是“最愚蠢的

    一代？”，虽然打了一个问号，现在看还是觉得挺耸动的。当时怎么想

    到去讨论“互联网对青年心理的影响”？

    许知远：2009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这个苗头。《最愚蠢的一代》

    是当时一本英文书的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也很契合我当时对互

    联网的看法，所以就用了这个题目。先定了主题，再围绕主题找文章，比较观念先行，至少前几辑是这样的。

    哪些东西是更重要、要率先讨论的，你的标准是什么？

    许知远：直觉。很随机，没有那么多的标准。当时我们都有自己的

    日常工作，没有时间专业地应对这些事情。而且本来就是因为有意思才

    做，我也不知道会有几辑，我办报刊经常办几期就死了，一般四期差不

    多，现在这个书系出来这么多辑，对我来说已经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了。

    但你对它肯定有明确的定位吧？

    许知远：就像我在第一辑的介绍里写的，“记录、批评、探索”，十年里我们其实还是这个方向。因为我受当年纽约知识分子的影响很

    大，像埃德蒙·威尔逊[1]、莱昂内尔·特里林[2]等等。对我来说，文学、社会、公共生活、艺术或者技术，它们没有那么多的界限，都是

    我们理解自己生活和过去的方式和手段，而且彼此交融在一起，这是一

    个很大的出发点。

    你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单读》也是如

    此？

    许知远：我们当然无法非常专业地进入，那是专家进入的方式。知识分子应该有能力探讨所有这些新的事物和现象，对我们日常生活可能

    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这不一定是预见性，我觉得是一种敏感性，敏感地

    意识到新的变化对人的生活和思想带来的影响。知识分子探讨的不是具

    体的技术，而是它对人的思想状态、行为方式本身的影响。

    我自身当然有很多局限，并且，那时候我更有姿态性，“最愚蠢的

    一代”，多么具有姿态性啊!姿态性就是一定要表达立场。我很喜欢后

    来吴琦越来越没有那么强的姿态，到他这里，立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

    的。

    耐心

    实际上《单读》经历了三任编辑，甚至作者团队也有更换，你能感

    受到这三个阶段具体的变化吗？

    许知远：其实作者很多都是有延续性的，没有那么大的变化，我觉

    得主要是编辑水准的提升。编辑水准提升之后，我们的容量更宽阔，也

    更有耐心了。尤其我做的时候，更是急就章式的，我根本没有太多时

    间，也处在一个比现在更浮躁的时候，但吴琦天生有耐心。

    除此之外，文本更充分，表达也更充分了。更重要的是，《单读》

    更内生了。开始时我们带有很多西方的视角，跟中国的现实语境进行对

    照，但我觉得到现在这一阶段，它有更内生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变化。

    《单读》的销量曾经经历过一个小低谷，当时发生了什么？

    许知远：一开始卖得很好的，我记得前几辑都卖到过两万本，那个

    时候能卖到这个数字很不容易的。不过，那时候人们的阅读兴趣比现在

    高，而且我们的发行挺好，当时我的合作者是苏静，后来他做了《知

    日》，他们很会做发行。低谷的时期，可能是大家找不到方向。原来的方向有很多我的个人

    特性，中间有段时间，我们处在一个创业的盲目期，没有心思管《单

    读》，所以我的个人特性弱了，新的特性还没有开始形成。后来的编辑

    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其中，它才慢慢成长起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巨大的

    心血、不同的视角、漫长的等待，这些都逃不过去。

    你在意销量吗？

    许知远：在意，销量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第一，如果做这些事情不

    仅仅是为了自己开心，而是希望去传播某种思想、传导某种价值观，当

    然更多人看到就更有意义。第二，这也是商业上的考虑，当一本书可以

    自我持平、自负盈亏，它的生命力就会更长久，靠资助完成运作，对它

    的健康不利。

    你觉得现在《单读》作者的整体水平如何？在编辑的过程中，其实

    还是会感到遗憾，我们还是缺乏那种可以真正回应问题的创作者。

    许知远：可能才智一流的人没有干这行，他们去创业，或者去干别

    的了。另外，目前每个行业都没有特别蓬勃的创造力，不仅是这个职

    业，普遍来讲，我们处于创造力比较衰弱的时候。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是，全球都不知道怎么去回应现在的混乱现实，不只中国，英国也不知

    道怎么回应，美国人也回应得乱七八糟。

    你们刚开始做《单读》的时候，情况更好一点吗？

    许知远：当时很多都是在微博上的表达或者姿态性的表达，不一定

    是好的写作。我觉得《单读》式的表达需要一个思想、知识和文学传

    统，这个传统相对坚固，才能够支持这样的东西不断表达，以延续这种

    传统。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创造这个小的传统。我很希望有一天《单读》

    非常成功，我们的作者写一篇文章，我们就像《纽约客》那样付他五万

    人民币，他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过两三个月的生活。现在我们的作者这么

    认真写出的东西，回报非常低，投入那么多精力完成一本书，对他的生

    活没有用处。但是写作者本来就应该是匮乏贫困的，是“饥饿的艺术家”。现在

    这种混乱也好，有问题也好，其实也是等着真正对此有兴趣的人浮现出

    来。如果现在的年轻写作者没有《单读》这么一个平台，他们也会丧失

    很多感受，这里还是一个标杆一样的地方。

    创造

    你经常提到年轻写作者，你会怎样描述《单读》和年轻人的关系？

    许知远：“年轻”不是年龄，我也希望一个六十岁的投稿者，展现

    出新的方式。我说的“年轻”是一种创造状态，他是不是对正在发生的

    变化敏感，是不是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观察方式，我在意的是新的思想

    方式，进入新的领域。《单读》和单向空间，能与这样的人一起成长，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我们像一个创造者，或者一个孵化空间，给他

    们鼓励，让他们在这里找到同伴，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文人或知识分

    子传统。当时纽约的知识分子都围绕着《纽约书评》这样的平台展开他

    们的生活，写作者都期待登上《党派评论》或者《大西洋月刊》，他们

    永远都有这么一个圈子。圈子对人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相似的交流，彼此的启发，甚至相互的咒骂，都是在激发你。大家需要同等水平的激

    发，我一直非常在意能否创造这样的一个空间和环境。我读书的时候就

    有这样的感受，天才从不会孤单地出现，他们都是成群到来的，我们需

    要这种成群的到来，一枝难以独秀。

    你也说过，单向空间要一直和被边缘化的声音站在一起。

    许知远：倒不是说那种边缘化，而是暂时被忽略的、暂时非主流的

    声音。如果他们已经被确认，我们就不需要再加入了，我们需要确认那

    些尚未被辨别的天才的声音。单向空间现在是边缘中的主流、主流中的

    边缘，我们的定位就在这里。如果过分边缘，我们就没有号召力，但过

    分主流，我们也会变味。前几期讨论了很多关于技术的话题，过了这么多年，你对于新技

    术、新媒体有新的看法吗？

    许知远：当时我们不是在对技术下判断，是在讨论技术对文化的影

    响。“最愚蠢的一代”，现在看来这个预言是准确的。我倒不是针对具

    体的某一代人，而是针对当时人们在为互联网带来的所有变化欢呼，但

    这的确对文化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整个社会这么浮躁和浅薄，跟它有

    很大的关系。

    但是如今，新媒体平台也成为很多内容重要甚至唯一的出口。

    许知远：是，新技术很重要，印刷术曾经也是新技术，我一点都不

    排斥新技术。我们现在做App(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都非常好，而且应该更好、更有意思、更有深度。但是现在利用新媒体来做这种事

    情的人很少，大部分都去做别的事情了。技术本身具有某种特性，比较

    即兴化，人那种更放松、更浅薄的一面更能被激发，而深刻的东西不容

    易被激发出来。人其实是在慢慢适应技术的特性，适应之后，新的、更

    多元的东西就会慢慢出现。现在已经进入这么一个阶段了，大家渴望在

    移动媒体上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看我们这么小众，也有自己的生

    存空间。这个变化已经开始，我对此挺有信心。

    你可以对《单读》的新媒体内容提一些建议吗？

    许知远：有时候太文艺了。我不喜欢太文艺，我喜欢宽阔的东西，对世界具有广泛的好奇心，对更广泛的事物拥有理解和发言的愿望。文

    艺的背后其实是很匮乏的，它是一种单一的姿态，我不喜欢那种东西。

    慢慢来吧，关键是找到自己的节奏。

    《单读》这十年来的变与不变，和你自身的变与不变，是否存在一

    些联系？

    许知远：有吧，我那本《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月份要出十八周年

    版，我想那本书，以及我与它的关系，本质上其实没什么变化。当然，我可能更成熟了，有更多的技术和手段，或者更耐心，但本质上没有太多区别，我还是拥有一个对世界有很多好奇的心灵。

    《单读》也是，本质上还是对世界有非常广泛的好奇心的，这一点

    跟中文世界的其他出版物很不一样。文学、技术、艺术、思想，在我们

    眼前没有太多分别，它们都是我们自我启迪的方式，探索世界的手段。

    《单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变，但是现在我们的声音在保持敏锐和清晰

    的情况下，变得更深沉、更宽厚，或者说更多样了。这都是非常好的变

    化，它跟整个单向空间组织的成熟有很大关系，单向空间不是过去那个

    狭长的小书店了，它后面的力量更强劲。对我来说，《单读》是王冠上

    面的那颗明珠，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对整个组织很重要。我甚至觉得它

    对中国社会、对年轻一代也是重要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同时也要

    非常耐心地等待它的成熟和绽放。

    说说你对《单读》未来的期待吧。

    许知远：我现在期待它的第二个十年，期待它办到第一百辑。我非

    常喜欢《纽约书评》的两位主编，芭芭拉·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尔弗

    斯，他们都去世了。西尔弗斯到八十多岁还在做编辑，《纽约客》最传

    奇的编辑威廉·肖恩也是编到八十岁。人应该有一生的事业，单向空间

    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业，它不是一个暂留之地。总是不断地跳来跳去，我

    们的人生是没有积累的，而连续性的事情会促使人不断更新，你会因为

    厌倦之前的姿态而做出转变。

    时间特别重要，我特别强调时间，我很希望二十年之后，大家还在

    编《单读》，到时候它的发行量可能是二十万份。现在这一代的李静

    睿、双雪涛，都成了很重要的作家，更年轻的创作者又成长起来，编辑

    们自己也都可以写作，很多编辑本身也是作家，可以办各种有趣的活

    动，可以跟世界各地的人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妙的人生。如果我

    们在商业上可以继续保持稳定，肯定可以做非常国际化的文学节、会

    议，我们会等到这个时刻的。

    具体到《单读》，我希望它的英文版可以出版，在走向国际化的同

    时，也更追求中国故事，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比那些英文世界里的出版物差，不用妄自菲薄，要有这样的自信。

    这十年来，《单读》带给你个人的是什么？

    许知远：它像我生活中一个非常美好的存在，想到它的存在，可以

    看到它继续在成长，我就挺开心的。它是一个不用怎么管也会自己成长

    的伙伴。

    [1]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

    《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

    [2] 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作家和教师，纽

    约知识分子集群的成员，《党派评论》撰稿人。在路口伤心

    北京的东大桥，有一片横平竖直的街道，包围着一块三角形的飞

    地，地铁站就建在上面。从朝阳路穿过它往北走，走到朝阳北路的路

    口，右拐是朝阳医院，左拐就朝蓝岛大厦去了。我时不时会经过这个再

    普通不过的路口，去看病，或者在附近找饭吃。夹在高楼大厦中间的是

    一个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部委老小区，一根停车杆作为小区大门，地铁

    站旁的报刊亭就像是它的传达室。它原本和我毫无关系，只是因为建筑

    物本身和周边相比已经显得老旧而引起我的注意，在同时擅长创造与拆

    除的北京，这也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工作，我不断认识陌生人，即便看起来推心置腹的采访，最终

    也只与少数人成了朋友，大多数情况是很快就彼此忘记。这倒没什么可

    惜，人的记忆虽然有势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

    像水流入水里，反而是有些滥用时间来度量和象征的情感显得刻意了。

    在属于我的这条河里，东大桥这个路口意外成了一个要塞，一块三角形

    的滩涂，阻滞着流水过早地逝去。那是在2013年的秋天，我来到这个小

    区，径直走到最后一栋楼，拜访了住在这里的张祖道老先生。我以为这

    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记忆，但每次路过这里，它都会重新升腾起来，不但

    没有淡去的意思，反而越来越强烈。

    张祖道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毕业从

    军，之后进入《新观察》杂志工作，担任摄影师。他多次跟随费孝通、潘光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鄂川地区做田野调查，其中有5次和费

    孝通一起前往“江村”。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91岁高龄。知道他的人

    不多，他也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需要被人知道的事情。当年平遥国际摄

    影展把“致敬奖”颁给他，他说“离个人的要求、群众对你的要求差得太远”。

    2014年9月，采访他不到一年后，就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对他的追

    思只在一个极小且分散的群体内可见，没有公开的追悼仪式，大家甚至

    是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消息。这么一段掷地有声的人生居然就在眼前完

    全被冲刷下去，这加剧了我的伤心。那片楼房现在看起来，像是在繁华

    里把头埋得更低了。

    事实上我们已经很少用伤心这个词，它不再是一种典型情绪，愤怒

    和沮丧更流行一些，两者背后都是某种程度的拥有，而伤心是无法挽回

    的失去。

    我更难忘记的是张祖道的家。五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书和杂物占

    满，光线都很难穿透进来，灰尘散射出一层薄雾一样的空气，笼罩着积

    重难返的一切，老两口身型本来就小，还佝偻着腰，在房间里缓慢地穿

    行——当时间取得对空间的全面胜利，空间本身就变得抒情。那时他的

    听力就很不好了，说话带着很重的呼吸声，有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他

    不断向我道歉，说：“希望你多帮帮我，里头有一些讲错的、不合适

    的，希望你帮我改正。”

    张祖道一生出版了3本书，《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江村纪

    事》和《刹那：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剪影》，其中除了一部分日记，其余

    都是白描式的社会学记录，关于别人的多，关于自己的少，更多的是照

    片。他拍“江村”里的妇女用脚踏龙骨水车排水，照片中可以看出那里

    的土地属于典型的圩田，农民在河里罱河泥，可以看见他们衣服上的补

    丁。他拍河里的航船从县里回来，船上载着的都是村民做生意需要的货

    物。1957年他拍过江苏盛泽镇的桑园、国营收茧站，1982年拍过那里的

    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丝厂遗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农民合作性的乡土工

    业，1999年又拍了庙堂缫丝公司。历史的变迁、《江村经济》的理论都

    能在他的照片中找到对应。而这只是他几十年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还

    有很多压箱底的底片和日记，不知道如今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拍摄了不少文体界的名人，偌大的北京名利场于他，也不过是另外一块田野。他一贯拒绝摆拍，最忌讳布置画面，即便

    面对明星，也追求在自然行动中完成摄影。

    见多了现在的人们任由摆布或者游戏人生，突然遇见如此认真的一

    位，的确难以处理。首先是因为那些在学术史上伟大的名字，我才有机

    会认识他，但他和他的旧居所在的那个路口，长时间盘旋在我记忆里的

    原因，肯定不是这些。恰恰是因为他和伟大没有关系。这也不意味着转

    头就要去歌颂渺小。大多数人的生命就是一些自然消散的过程，就像水

    流入水里，是这一点，值得最普遍的共情。东大桥的路口，和每个路口

    一样，富有转折又消失在转折里，这也是张祖道的生命轨迹，无形的历

    史经过他，他在自己所能掌握的时空里竭尽全力，如实做出了反应。

    最近的另一项工作，是和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进行一次跨度很

    长的访谈。项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凭借关于“浙江村”的研

    究名噪一时，某种意义上，他在费孝通、潘光旦、张祖道的脉络里继续

    工作，试图解释中国如何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策略和位

    置。3年时间里，从北京到牛津到温州，我们之间的很多谈话都是在出

    租车、高铁站、飞机场这样充满着现代性气息的地方进行。未解的难题

    附着在了新的变体上，这是最新的隐喻。

    在这种拉锯之中，我终于摆脱了一点速战速决式的媒体工作带来的

    功利心，理解到历史给人施加的压迫，以及人本身具有的历史性。然而

    这并不能弥补我仍时常感到的对于张祖道这样的人的歉意和愧疚。费孝

    通的导师马林诺斯基曾经这样评价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这一过程必须

    逐步地、缓慢地、机智地建立在旧的基础之上……一切改变应是有计划

    的，而计划又须是以坚实的事实和知识为基础。”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

    个论断之中，却没能做更多努力，让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时间、空间中留

    得更长久一些。他们也绝不仅仅只存在于过去。

    10年可以证明许多事，同时失去了更多。在心里很深的地方，是这

    份愧疚维护着我的热情。

    撰文：吴琦话题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

    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

    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谷歌把我们变蠢？

    撰文 尼古拉斯·卡尔

    译者 郭玉洁

    一

    “大卫，停下。停下，你会停吗？停下大卫。你会停下吧大卫？”这

    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结尾处著名的奇异而悲

    伤的场景，超级电脑HAL在央求愤怒的宇航员大卫·鲍曼。此前鲍曼差

    点被这台失常的机器杀死在太空，现在他冷漠而平静地切断了记忆存储

    器和人工“大脑”之间的联系。“大卫，我的意识正在消失，”HAL绝望地

    说，“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我也能感觉得到。这几年来，我对此有些不爽：有人，或者说有什

    么东西一直在扰乱我的大脑，改造我的记忆，重构我的神经系统。我的

    意识没有消失——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它在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变

    了，这种感觉在阅读的时候尤其强烈。沉浸在一本书或者一篇长文章里

    面曾经对我来说非常容易，我的头脑会被叙事或者分析吸引，于是会花

    好几个小时漫步于铺陈叙述的散文。这种情况如今已经很少发生了。现

    在我的注意力常常在阅读两三页后就分散了。我变得烦躁不安，丢掉原

    先专注的线索，开始找其他的事来做。我觉得我好像常常在把自己任性

    的大脑拽回文本。以前很自然进行的深度阅读，现在变成一种艰苦卓绝

    的努力。

    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10多年来，我在互联网上花了太多的时间——搜索、闲逛，有时也为巨大的网络添加一些信息。对于一个写作

    者来说，网络曾是天赐之物。以前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花费数天查找的

    资料，现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搞定了。几次谷歌搜索，点几个链接，我就

    找到了想要的资料。即使不是为了工作，我也会在网络信息之间搜寻

    ——阅读文章、写电子邮件、扫一眼新闻标题和刚更新的博客、看视

    频、听广播，或者，只是从一个链接跳到另一个链接，再跳到下一个。

    (链接和脚注不同，脚注与文本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链接并不仅仅指

    向关联性，它们驱使你去点击。)

    对我来说，正如对其他人一样，网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变成一个管道，大多数信息经由它流入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入我的头

    脑。拥有如此庞大、丰富的信息库，又能如此便捷地获得，互联网的好

    处已经被广泛描述，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众多欢呼。《连线》杂志的克莱

    夫·汤普森说：“硅存储器的完美应用，会极大地造福于思想。”但是这

    一“造福”是有代价的。正如媒体理论家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

    的，媒体并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媒体提供思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塑造了思考的过程。就此看来，互联网在做的事，似乎就是把我

    专注和沉思的能力切成碎片。我的大脑接收信息时已经习惯了网络传输

    的方式，就像快速流动的粒子流。从前，我是词语海洋中的深水潜水

    员，而现在我坐在水上摩托艇上在水面快速滑行。

    并不是只有我一人如此。当我提及这些阅读方面的困难时，我相识

    的朋友(多数与文学相关)说他们也有相似的经验。他们使用网络越

    多，越要努力集中注意力才能进行持续的写作。一些我关注的博客作者

    也开始提及这一现象。斯科特·卡普一直在写作关于网络媒体的博客，最近他承认，自己已经不读书了。“我大学时主修文学，一度还读辞

    典，”他写道，“现在这样，到底是怎么了？”他给出的结论是：“是不是

    有这种可能，我使用网络进行阅读，与其说是阅读的方式改变了，不如

    说是我思考的方式改变了？”

    布鲁斯·弗里德曼的博客是关于医学领域的网络使用的，他也描述了网络如何改变了他的用脑习惯。“我现在几乎完全失去了阅读和理解

    长文章的能力，无论是网络上的，还是印刷品上的。”他写道。弗里德

    曼还是一名病理学家，长期在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工作，他在电话里对我

    详细说明了他的观点。他说，他的思考呈现出“断续”的特质，这反映了

    平时在网络上迅速扫视短篇文章的方式。“我再也不能阅读《战争与和

    平》了，”他说，“我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即使一篇三四段以上的博客

    文章，都超出了我的吸收能力。我一扫而过。”

    这些个例，并不能证明太多。我们还要等待神经学和心理学的长期

    实验，来提供一个确定的描述，到底网络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能力

    的。但是最近伦敦大学进行的一项关于网络使用习惯的研究已经指出，我们完全可能处于阅读和思维方式的转变过程中。这是一项5年研究计

    划的一个部分，研究者们记录了访问两大站点的读者的行为，这两大搜

    索站点，一个属于大英图书馆，一个属于英国教育联盟，后者提供期刊

    文章、电子书和其他文字信息资源。研究发现，人们使用这些站点时，表现出“掠读行为模式”，从一个地方迅速跳到另一个地方，并且很少回

    到之前访问过的站点。他们阅读文章或者书籍通常不超过一两页就跳到

    另一个站点。有时候人们也会保存一篇长文章，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

    真的会认真阅读。研究报告的作者写道：“很明显，用户在网络上阅读

    时已经不是传统的阅读感觉。的确有迹象表明，当人们在标题、目录、摘要之间快速浏览时，新的‘阅读’方式正在浮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

    网，就是为了逃避传统的阅读感受。”

    由于网络上海量的文本——更不用提及手机阅读的普及，我们今天

    阅读的数量完全可能超过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那时电视是我们的

    首选媒体。然而，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阅读方式，更深层地来说，那是

    不同的思考方式——甚至可能是一种新的自我。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发展

    心理学家、《普鲁斯特和鱿鱼：阅读思维的故事和科学》的作者玛丽安

    ·沃尔夫说：“并非阅读的内容，而是阅读的方式决定了我们。”沃尔夫

    担忧网络导致的“效率”与“即时”至上的阅读方式，可能会削弱我们深入

    阅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产生于早期的印刷时代，那个时代使得长篇、复杂的作品成为常规读物。而当我们在网上阅读时，沃尔夫说，我们倾

    向于成为“单纯的信息解码器”。我们解释文本的能力，在深入阅读时进

    行丰富联系的能力，正在大规模消解。

    沃尔夫解释说，对于人类来说，阅读不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技能。它

    并不像说话一样被写入了基因。我们必须教会自己的大脑如何将看到的

    象征性符号翻译成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我们阅读时使用的媒体

    和技术对于形成大脑中的神经系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实验显示，使用

    表意文字——比如汉语——的人，会发展出一种和我们使用字母文字的

    人不同的阅读智力结构。这些区别会分布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包括决定

    记忆、诠释视觉和听觉刺激的部分。我们同样可以想象，习惯于网络阅

    读的人的大脑系统，应该和阅读印刷品的人是不同的。

    二

    1882年的某一天，弗里德里希·尼采买了一台打字机。那时，他的

    视力正在下降，长时间地盯着书稿令他的眼睛疲惫而疼痛，还常常导致

    严重的头痛。他已经被迫缩短了写作时间，他担心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写

    作了。至少在短时间内，打字机拯救了他。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

    机，他就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

    张。

    但是机器对于他的作品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尼采的朋友、一位作曲

    家注意到他写作风格的一个变化。他的文风已经很简洁，此刻更加紧凑

    简短。“也许你通过这个机器会找到一种新的风格”，这个朋友在信里写

    道，他自己在音乐上的“思想”和语言常常决定于纸和笔的品质。

    “你说得对，”尼采回信说，“写作工具参与到了我们思考的过程当

    中。”德国媒体研究者弗里德里希·基特说，由于这种机器的影响，尼采

    的文章从论辩式变为格言体，从观点鲜明变为语带双关，从雄辩变得简洁。

    人类的大脑几乎是无限可塑的。人们原以为大脑网络——头颅中无

    数神经元之间形成的致密联系——在我们成年之后就基本固定了。但是

    脑研究者已经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神经系统学教

    授詹姆斯·奥兹说，即使是成年人的大脑，也仍然是有可塑性的。神经

    元会打破旧的联系，形成新的联系。用奥兹的话来说，“大脑能够在高

    速运行中重新编程，改变自己运行的方式”。

    当我们使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称的“I. T.”(智能技术)——拓

    展智力而非体力的工具时，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些技术的特质。14

    世纪机械钟表的普及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技术与文明》一书

    中，历史和文化批评家路易斯·芒福德描绘了钟表是如何“切断了时间和

    人类活动之间的联系，帮助创造了人们对于一个可精确测量、按序发生

    的独立世界的信念”。“分割时间的抽象框架”变成了“指向动作和思想的

    点”。

    钟表规律的嘀嗒声有助于人类形成科学意识，但是它也带走了一些

    东西。正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维森鲍姆在他

    1976年出版的书《电脑的力量和人类理性：从判断到计算》中指出的，计时设备的广泛应用形成的“世界”的概念“比旧世界贫乏，因为它拒绝

    了那些直接的经验，而那些经验原本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当我们决定

    什么时候去吃饭，什么时候去工作、睡觉、起床时，我们不再倾听自己

    的感觉，而是开始依从闹钟。

    适应一个新的智能技术的过程，会体现在我们解释自我的隐喻当

    中。在机械钟表发明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自己的脑子运行起来“像时

    钟”。今天，在软件时代，我们已经开始认为它们运行起来“像计算

    机”。但是，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这些变化远比隐喻深刻得多。由

    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这些适应在生理的层面上也发生了。

    人们都说网络将会对认知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英国数学家艾伦·

    图灵在1936年提出电子计算机可以用来代替其他信息处理设备，当时还只是理论设想，今天我们已经目睹它变为现实。网络，一个巨大而有效

    的电脑体系，将我们的知识技术最大限度地囊括其中。它成为我们的地

    图、我们的时钟、我们的印刷机、我们的打字机、我们的计算器、我们

    的电话、我们的收音机和电视。

    每当网络吸纳一种媒介，这个媒介就被重新改造成网络的模样。它

    给内容注入了链接、浮动广告或其他的电子小玩意儿，还在内容周围遍

    布其他媒介的内容。比如，当我们浏览最新的新闻标题时，电脑上会提

    示你收到了新的邮件。其结果是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消减了我们专注

    的能力。

    网络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电脑屏幕的四方之内。当人们的头脑习惯

    了网络媒体疯狂的覆盖，传统媒体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受众新的期待。

    电视节目加了流动的字幕、文字抓取功能和自动弹出式广告，杂志和报

    纸删减文章的长度，增设介绍性的摘要，把版式设计成适于浏览的碎片

    集锦。2008年3月，《纽约时报》决定把每一辑的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变

    成文章摘要，设计总监汤姆·鲍金解释说，这种“快捷方式”可以让匆忙

    的读者快速阅读这一天的新闻，帮他们节省时间，免于使用“效率更

    低”的方法：翻页和阅读文章。传统媒体别无选择，只能追随新媒体的

    规则。

    没有哪一种交流体系像今天的网络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扮演如此

    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对我们的思想施加如此广泛的影响。然而，那些

    专事写作关于互联网的文章的作者，却很少思考它是怎样改变我们的。

    网络的智力伦理仍然缺席。

    三

    几乎就在尼采使用打字机的同时，一个名叫弗里德里克·温斯洛·泰

    勒的热切的年轻人，带着一个秒表来到费城米德韦尔钢铁厂，开始了一系列致力于提高机器效率的历史性实验。经过股东们的批准，泰勒找了

    一组工厂工人，让他们操作不同的金属加工机，然后记录他们每一个动

    作需要的时间。泰勒把每份工作分解成由小的、不同阶段组成的过程，然后实验不同的方法，最后创造出一套精确的操作方法——我们今天可

    以说，一套“编码”——来指示每个工人应该怎么工作。米德韦尔的工人

    们抱怨说这套严苛的新体制把他们变成了机器人，但是工厂的生产力剧

    增。

    蒸汽机发明100多年后，工业革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哲学和哲学

    家。泰勒滴水不漏的设计——他的“系统”——很快受到全美国、全世界

    工厂主的欢迎。为了追求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最大的利益，工厂

    主使用了“工时与动作”的研究成果去组织工作，配置工人。其目标，正

    如泰勒在他1911年的论述《科学管理的原则》中定义的，是为每一个工

    作确定和采取“最佳方法”，从而“用科学逐步取代工业领域的经验做

    法”。一旦他的系统应用于所有人类的工作，泰勒向他的追随者保证，它不仅会改变工业结构，还会重新组织社会，创造出一个效率完美的乌

    托邦。“过去，人是第一位的，”他宣称，“将来系统是第一位的。”

    泰勒的系统如今与我们同在，它仍留存于制造业的伦理之中。现

    在，由于电脑工程师和软件编码师以越来越庞大的力量在横扫我们的知

    识生活，泰勒的伦理已经开始主宰我们的意识王国。网络是一个以提高

    效率、自动收集、传播和处理信息为目的而设计出的机器，而且它的编

    程员军团下定决心要寻找“最好的方法”——完美的运算法则——进行我

    们开始称之为“脑力劳动”的每一个步骤。

    四

    谷歌的总部Gooleplex，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景城，那里是互

    联网的最高圣殿，其中实践的“宗教”就是泰勒主义。谷歌的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说，谷歌是“一个建立在度量学之上的公司”，它要致

    力于“系统化一切事物”。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所说，谷歌利用

    其搜索引擎和其他站点收集来的大量人类行为数据，每天都要进行无数

    实验，它使用这些结果完善自己的运算法则，这些法则正在逐步控制人

    们寻找信息和解读信息。泰勒为体力劳动所做的，谷歌正实践于脑力劳

    动。

    谷歌宣称它的使命是“组织这个世界的信息，使得它易得、有用”。

    它试图发展成为“完美的搜索引擎”，能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准确满

    足你的需要”。在谷歌看来，信息是一种货物，是一种可以以产业效率

    为原则进行开采和占有的现实资源。我们得到的信息越多，提炼要点的

    速度越快，我们思考的成果就越多。

    这样做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这两个天才

    年轻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创立了谷歌，他们经常讲到

    把搜索引擎转变为人工智能的渴望，一个像HAL一样的机器，可能直接

    和我们的大脑相连。“最终的搜索引擎可能和人类一样聪明——或者更

    聪明，”佩奇在几年前的演讲中说道，“对我们来说，研究搜索引擎就是

    研究人工智能的一个方法。”在2004年《新闻周刊》的采访中，布林

    说：“毫无疑问，如果你把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和你的大脑或者一个比你

    聪明的人造大脑相连，你肯定比现在强。”2007年，在一个科学会议

    上，佩奇说，谷歌“的确正在开始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且在很大范围

    内进行应用”。

    对于这两个腰缠万贯的数学天才，以及他们所雇用的计算机科学

    家“军队”来说，这种野心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值得尊敬的。作为一家科

    技企业，谷歌的驱动力来自一种激情，用施密特的话来说，即用技术

    来“解决此前从未被解决的难题”，其中，人工智能是最难的一道题。为

    什么布林和佩奇不是解开难题的人呢？

    但是，他们的简单假定——如果我们的大脑可以被人工智能补充甚

    至取代，那我们将会更好——是令人不安的。它表明了一种理念：智力是机械过程的产物，是一系列可以被分解、度量和优化的步骤。在谷歌

    的世界，我们上网时步入的世界，并未给思考的模糊性留有空间。含混

    并不是通往洞见的开始，而是要被修理的bug(故障)。人类的大脑只

    是过时的电脑，它需要更快的处理器和更大的硬盘。

    这种人类大脑应该如高速数据处理器一般运行的想法，不仅仅塑造

    了有关网络的活动，同样决定了商业模式。我们在网络中冲得越快——

    点击的链接和浏览的页面越多——谷歌和其他的公司就有越多的机会获

    得我们的信息，给我们提供广告。大部分商业网站在收集用户留下的资

    料碎片时有一个财务原则——资料越碎越好。公司最不想做的就是鼓励

    人们从容阅读，或者缓慢、专注的思考。经济利益使得他们驱使我们分

    神。

    五

    也许是我杞人忧天。人类社会从来都存在既赞美、神化技术进步的

    倾向，也有相反的倾向，对每一种新技术或者新机器都能看到缺陷。在

    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苏格拉底哀叹了书写的发展。他担心当人们逐

    渐依赖书写下来的文字，此前存于脑中的知识将被文字取代，他们将

    会“停止记忆，变得容易遗忘”。而且，由于他们“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

    得到适当的引导”，他们将“被认为知识丰富，实际上非常无知”，“自负

    智慧，却不拥有真正的智慧”。苏格拉底没有错——新技术常常有他所

    恐惧的后果，但是他太没有远见了。他没有预见到书写和阅读将在很多

    个方面拓展信息，激发新想法，扩展人类的知识(假如不是智慧)。

    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开启了另一轮咬牙切齿的骂声。意大

    利人文主义者希罗尼莫担忧书本太容易获得，将会导致智力上的懒散，使得人们“怠惰”，使得大脑不再强健。另一些人则说，便宜的书籍和纸

    张将会破坏宗教的威信，贬低学者和抄写员的工作，散布煽动性的言论和放荡行为。如纽约大学教授克雷·舍奇所指出的，“大多数反对印刷术

    的说法是正确的，甚至是有预见性的”，但是，再一次，预言家们没有

    想象到印刷文字将传播出多少福音。

    所以，对，你会怀疑我的怀疑论调。也许那些对互联网的批评不屑

    一顾的人是正确的，从我们极度活跃、数据爆炸的大脑中会诞生一个知

    识发现和智慧普及的黄金年代。但是我想再次说明，网络不是字母表，它或许可以取代印刷术，但是它生产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印刷书籍促

    使人们进行深入阅读，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因为我们从作者的词语

    中获得知识，还在于那些词语在我们大脑中激发的智力震荡。在持续、专注的阅读所开启的安静空间里，我们建立自己的联想，形成推论和类

    推，培育出独立的想法。正如玛丽安·沃尔夫所说，深入阅读和深入思

    考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我们失去了安静的空间，或者用“内容”去填充它，那我们将牺

    牲掉的不仅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一篇

    最近发表的文章里，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雄辩地描述了我们的危险境

    况：“我来自一个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在那里理想世界是由高度教

    育、清晰表达的人格构成的复杂、质密、如同教堂一般宏伟的结构，这

    个人格存在于人的内心，形成关于整个西方遗产的独特形式。但是现

    在，我看到所有人内心(包括我)那个复杂、密实的自我被一个新的自

    我取代——这一演变发生在过量信息的压力和‘迅即获得’的技术之

    下。”当我们“内在深厚的文化遗产”被抽干，当我们点击鼠标与网络上

    海量的信息相连接，福尔曼的结论是，我们有可能变成“薄饼人”——广

    阔而浅薄。

    《2001：太空漫游》的那一幕常常萦绕在我心中。它的辛酸和奇异

    之处在于，电脑在意识被切断时产生了情绪反应：当电线圈一圈一圈变

    暗时它的绝望、它对宇航员孩子式的恳求——“我能感觉得到，我能感

    觉得到，我好害怕”。对它最后的转变我们只能称之为天真无辜。HAL

    感情的流露和宇航员的冷漠形成对比，后者带着机器一般的效率思维工作。他们的想法和行为很刻板，好像在遵循某种编码的步骤。在

    《2001：太空漫游》的世界里，人类已经变得如此机械，以至于大部分

    人类角色被证明真的是机器。这是库布里克黑暗寓言的核心：当我们越

    来越依赖于电脑作为理解世界的媒介，我们自身的智力也将被消解成为

    电脑。

    消费作为革命

    整体来说，这是一场聪明然而可怕的骗局。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仿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

    的产品。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

    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惑当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

    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从“爱拼才会赢”到“诞生”

    —— 一个录音带世代的告白

    撰文 张钊维

    一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词曲陈百潭

    牛年春节假期，与家人驱车同游山东齐鲁故地。在济南过夜的最后

    一晚，我们摸索着来到千佛山下，看到街头转角处一家装潢雅致的小茶

    馆，可以品尝当地的菜肴，于是推门进去。迎面而来的，是老板亲切的

    招呼，还有熟悉的台湾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只不过，在这里听

    到的，是已经改编成胡琴箫笛的演奏版本；尽管不是原唱，但我再次领

    教到这首歌的无远弗届。

    通常，我是在KTV包厢或是企业主们会餐的酒酣耳热当中，才会听

    到这首歌。它诞生于1987年，那一年我读大三，宿舍书架上摆的录音带

    是罗大佑、齐豫、郑怡跟莫扎特。卡式录音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

    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这恰恰是台湾所谓五年级世代(60后)从初

    中到大学的成长阶段，当时台湾的通俗音乐经历了民歌运动的革命，走向以滚石与飞碟两大唱片公司为主导的华人流行歌曲全盛期。

    那一年，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变化正在进行。在内外的压力下，台湾

    当局蒋经国决定解除长达38年的戒严，并且允许让当年跟随国民党来台

    湾的老兵到大陆去探亲；这一年的年底，刚刚满一岁的民主进步党议员

    在一次重要的集会场合举起白布条喧哗闹场，要求全面改选从大陆来台

    的议员，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强睁着为白内障所苦的双眼，在台上看着

    这一幕。一个月后，他去世；而“全面改造”就成为接下来台湾政治反对

    运动进行动员的主轴。

    此刻，不仅在政治上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在社会基层组织上，劳

    工、农民、老兵、妇女、环保者等的反抗呼声不断；在文化上，小剧场

    运动、新电影运动、文化评论与行为艺术取代了对于文学创作的热情；

    在日渐开放的电子与平面媒体当中，包括地下刊物，我们不断受到这类

    信息的冲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年大专青年写作协会(由官方支持

    成立的高校文学社团跨校联合组织)的社团领导人年会上，来自香港

    的“进念二十面体”演员作为特邀嘉宾，从观众席中突然现身，径自走向

    舞台，即席演出一段打破镜框舞台的前卫独白剧，台下满脑子“春天走

    过”“达达的马蹄”或是李杜王白的观众被弄得一头雾水，晕乎乎地搞不

    清楚状况。

    作为台湾“二战”之后、“解严”之前的最后一代文艺小青年，我们其

    实都还深受某种古典精神的影响，即便那只是半吊子。我们先后受到台

    湾现代派与乡土文学的洗礼，然后以极其有限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关注

    当时每年5月4日报纸副刊上依然行礼如仪的纪念专文(要很久之后，我

    们才会清楚当中有多少阉割痕迹)，“起来啊，中国的脊梁!”这样的标

    题警句烙在脑袋里；同时阅读金耀基的《大学之理念》，想象自己身处

    在一个人类精神文明摇篮中的知识与智慧殿堂里。而在时代快速的变幻

    中，我们也经由私底下的传阅与地下出版，开始注意北岛、顾城、杨

    炼、钟阿城，乃至初出茅庐的张艺谋、陈凯歌与田壮壮，以及一切曾经

    受到压制的作品，包括鲁迅、钱锺书、沈从文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们还多少抱有“澄清天下”的志向，虽然多半是清谈；我们相信

    文化艺术比政治重要，更比做生意重要，虽然现实发展完全不是这么回

    事。

    这一年，台湾的股票市场开始了长期的牛市长征，房地产也水涨船

    高，终至酿成两年之后的股市上万点，以及“无壳蜗牛”抗议房价过高的

    万人夜宿忠孝东路运动。另一方面，在后来成为台湾经济命脉的高科技

    产业，也在此时进入国际化的轨道：不久将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业代工龙

    头之一的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开始设厂投产；而许多的鞋厂、纺织厂与电

    子厂，已经前往珠三角投石问路，其中包括以射出成型模具起家、当时

    还不太引人注意的鸿海郭台铭，他们将携手港商，为10年以后中国大陆

    之成为世界工厂，奠定基础。

    然而，文艺青年们不会注意这些影响后来社会发展的蛛丝马迹。他

    们也不太会注意到，身边有些同学对炒股比对念书来得有兴趣。他们没

    有摆脱上个世代对知识分子的传统定义与自我期许，他们认为罗大佑与

    李宗盛比起王杰、齐秦，更值得欣赏，虽然后两者卖得更好。

    是的。特别是罗大佑。

    二

    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潇洒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疯狂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多情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

    ——《诞生》，词曲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的开卷偈《诞生》，对我来说犹如天

    启，由一个身穿黑皮衣、戴着墨镜的卷发黑天使，声音沙哑、面无表情

    地在我的第一台手提录音机里反复不断宣读。我们的青春，大多浸染在

    这样的黑色旋涡里，渗入骨髓，从而成为我们内在精神状态的一部分；

    于是，我们有过多的问号，以及用来放进一切为我们所质疑之事物的括

    号与引号，间或夹杂一些蝌蚪状的惊叹号，以作为某种姿态；但我们缺

    乏那些足以一锤定天下的句号，甚至也缺乏为自己留下转圜反思空间的

    省略号。

    我曾把我们这一代人比拟成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后一批贡生——已经

    浸染了“旧时代”的气味，但又匆忙剪了辫子想要赶上“新时代”的最后一

    节车厢。究竟，我们是处在什么境地底下的一批人？在不断往前疾驶的

    嘈杂列车上，没有人想要问个清楚。我们是经历解构的一代，但还不是

    建构的一代；时代列车的方向盘，并不在我们手上。

    那些我们没有特别注意的制造业、股市、房地产的浪潮，它们是如

    此坚定而准确。弄潮者并不在意罗大佑或其他什么进步文艺，他们的精

    神原乡是打拼，是白手起家，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们心底回荡的

    是“爱拼才会赢”。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首歌带向了所有工厂与

    加工区云集的地方。

    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爱拼才会赢”其实是华人在20世纪80年

    代初英美所发起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浪潮底下，必然要产生的心理状

    态与文化表征。战后因为依附美国而起步的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中发

    展出独步全球的加工出口区以及来料加工业务，电子业、纺织业、塑料

    产业等带动了台湾经济的成长，也培养了战后第一代的中产阶级。到了

    1980年代，经济发展到达瓶颈，面临转型，而中产阶级社会也趋于成

    熟，要求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与此同时，世界也起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对资本主义来说，出

    现了非殖民主义的庞大廉价劳动力与潜在市场；而当时刚刚上台的里根

    与撒切尔联手扬弃了西方行之多年的凯恩斯计划经济思想，转而拥抱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主张，随之举起了全球化的大旗；而东欧的

    颜色革命，跟英美世界的谋略布局，恰恰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于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台湾制造业带着来自美国日本等跨国企业

    所提供的订单，前赴后继地西进大陆，专心致志地钻营代工制造的各种

    经营技巧与技术手段。宏碁的创始人施振荣就在这时提出他著名的“老

    二哲学”，亦即，不要抢占市场当龙头老大，或者是，好好做好代工本

    分，不要想太多自创品牌，更别想要争夺制定技术规格与市场规则的制

    高点。当好老二，亦步亦趋跟紧老大的脚步，随时提供老大所需，这是

    加工出口业者的本分。

    三

    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坏运

    总是要按本分来行

    ——《爱拼才会赢》，词曲陈百潭

    时序进入1990年，随着制造业的外移，台湾岛内的转型也如火如

    荼。在自由化的大势底下，过去庞大的公营事业被私有化，许多工人下

    岗；政治开放了，媒体开放了，银行开放了，设立大学的门槛也降低

    了。不久之后，台湾就成为全世界银行、大学、政党、电视频道、SNG(卫星新闻采集)现场直播车、便利商店以及现金卡密度最高的地

    区之一；商业化的逻辑与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压倒一切。而脱离了文青与

    愤青年代的我们这一代，也跟着开始思考关于文化与商业结合的诸般命

    题。那么，罗大佑呢？李宗盛呢？那个培育出如此众多创作歌手而被我

    们所关注、所爱戴的滚石唱片呢？当《爱拼才会赢》唱响两岸的时候，当原唱歌手叶启田当选民意代表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

    那时，罗大佑在盛名的高峰猝然离开台湾，留下一本《昨日遗书》

    而远走他乡，20世纪90年代初，落脚在香港，过去的黑色如今一身纯

    白；而李宗盛当上了滚石唱片的总监，制作出一张又一张销量破百万张

    的专辑，进而让滚石往东亚各地进行布局，分公司遍及东京、首尔、香

    港、上海、北京……一度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

    我们该欢呼这个文化荣景的来临：一个跨越华人社会与儒家文化圈

    的东亚流行音乐王国，俨然成形；20世纪70年代由台湾发出的“唱自己

    的歌”的理想，将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放大……

    然而，当滚石唱片开始推出青春偶像、少男少女组合，开始为香港

    来的天王天后们量身定做剪裁合适宜人的歌词、旋律与节奏，开始为形

    形色色媒体的报道需求打造各种炫目夺人的广告包装，我知道1980年代

    的那个滚石，那个强调内在自发的创作、强调与社会脉动共呼吸、能够

    与听众分享深刻具体的生活与情感经验的滚石，以及那个创作先行、企

    划随后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已是企划指挥创作、市场决定

    品味。我是该怅然若失，还是该为这样的突破与发展鼓掌叫好？这个问

    题，让我寻思了很久。

    当时，正在起步中的地下音乐与独立音乐圈子，对于主流唱片公司

    的现象与做法是叠加批评的；论者经常诘之以“媚俗”，并批判商业化、消费化的主流逻辑。我有时候也作如是想，但继而又思及，在全球化浪

    潮的笼罩之下，一只可口可乐瓶都可能造成非洲土著部落的大骚动，又

    有哪些人的日常生活可以遁逃于商业化与消费化的天地之间？更何况，从17世纪汉族人开垦台湾开始，台湾就是一个商业社会；从早年的鹿

    皮、蔗糖、茶叶与稻米的生产与贸易，到现代的纺织、电脑与塑料制品

    的代工与出口，台湾累积了400年的外贸经验，每个人身边一定有做生

    意或开工厂的亲友，包括我自己在内；这一点，是所有谈论台湾各方面问题或现象时，不管是采取批判或是赞扬的立场，都不能忽视的。

    进一步言，这样的历史背景跟经验沉淀，对于台湾文化创造与社会

    发展造成怎样的深层影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听过或见过有

    人探讨这个问题，以挖掘更丰沛、更有力量的思想与文化资源。也难

    怪，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文青或愤青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的浩

    大潮流时，仅能有“媚俗”或者一些批判理论之类的语言武器；而欢呼这

    潮流的，其语言内涵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到底，也只有“爱拼才会赢”。

    我当然期待这个社会能够存在许许多多自主的、饱满的创作心灵以

    及相应的作品，不必完全受市场左右；同时，我也期待这些作品在社会

    上能够恰当地被群众所接受，被喜闻乐见。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群众

    是以“消费者”和“选民”这两种方式被组织动员起来的，这两种组织动员

    的目的或许不同，但逻辑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争取最大多数群众

    的支持，或者以钞票，或者以选票；于是乎就有了“大众”，有了“大众

    社会”“大众文化”。在这样的逻辑下，有一千就要追求一万，有了一万

    就要追求十万，有了十万就要追求百万，有百万就要追求千万、亿

    万……总之，“爱拼才会赢”；但是，拼要拼到何时？赢的终点何在？到

    底有没有个疆界底线？当钞票与选票的追求没有底线的时候，被市场牵

    着鼻子走的文化创作与思想，会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惶惶不知所终？

    “聪明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人真的

    问过，更别说是回答过。

    作为“辛亥革命前最后一批贡生”，我们这一代始终担心自己不够认

    真、不够聪明、不够打拼……不够这个、不够那个，总之，怕跟不上时

    代。我们不像听黑胶唱片长大的婴儿潮世代前辈那样，具备源自学生革

    命狂潮的自信、浪漫与冲劲，也缺乏他们所碰到的台湾经济起飞与中国

    大陆“改革开放”这两波人生的大机遇；而跟听CD与MP3长大的下一代

    比起来，我们的成长基因里又残留了过多的理论与理想，从而看不清楚

    眼前现实，或是不愿真正面对那些被我们认为过于琐碎的现实。

    听录音带长大的我们，仿佛就像录音带本身一样，注定是个过渡性的产品——既缺乏足够好的音质、容易折损、发霉，更不可能越陈越香

    变成古董收藏品。但是，或许身为录音带世代的我们，在经历了录音带

    所曾经短暂承载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艺复兴之后，还是可以有一个

    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出路，那就是，在不断担心自己不够聪明的惶惑当

    中，还奋力保留着去探索那些被遗弃之问题的内在动力；这其中最重要

    的，恐怕就是去认识自己社会的商业与外贸经验，对于这个社会精神风

    貌的形成，到底产生什么样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影响。

    “爱拼才会赢”诞生的20年后，2007年夏天，我带领摄制组来到珠江

    口的虎门，拍摄一个关于华人财富历史的纪录片。我想抓取一些鸦片战

    争相关的画面，毕竟这场战争将中国硬生生推入了近代以来以西方为主

    导的财富全球化过程，但眼前我所看到的景象，却出乎意料地丰富而深

    远。

    在那个下着雨的午后，江面上货柜轮川流不息；高高的虎门大桥

    上，也拥挤着一辆接一辆的货柜车与卡车。我可以想见，里头装载的是

    鞋子、T恤衫、电脑零件、家电、圣诞玩偶……这恰恰是十几二十年前

    台湾代工贸易以及加工出口的景象，只不过规模放大了上百倍。

    而在珠江口的另一侧，有一座上百年历史的妈祖庙，巨大的妈祖神

    像俯视着伶仃洋，保佑过往船只的安全。妈祖信仰遍及大陆东南沿海以

    及东南亚华人地区。

    就在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我忽然有所领悟。

    千百年来，从闽粤地区开始，海上贸易就是这一整个区域最重要的

    生计来源。在宋元明清的时期，他们接受外国的订单，产制并销售瓷

    器、丝绸与茶叶，其中包括大量在闽粤本地烧制的山寨版景德镇瓷器。

    这样的贸易网以闽粤为核心、以海洋为路径向四面八方撒开，北到

    日本、南抵巴达维亚(今天的雅加达)，遍及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越南……在这些地方，来自闽粤地区、善做生意的中国人在西方殖

    民者与在地土著生产者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这些海商们缺乏像西方殖民者那样的来自国家的武力保护与政治支

    持，他们为了祈求海上贸易与运输的安全，只能自求多福；他们因此多

    半信奉源自福建的海上女神妈祖，这也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宗教信仰。

    妈祖信仰的基础其实是非常素朴的先保平安、再求发达的功利思维，是

    一种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的民俗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相

    比，它本身没有什么超越性的哲理与教义，最重要的核心精神恰恰就

    是“爱拼才会赢”；这正好给了闽粤海商作为“中间人”“老二”角色的灵活

    性与功利性一个恰如其分的精神支持。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有妈祖庙的地方，就会是近代史上的通

    商口岸与租界；而来到20世纪末，这些地方都摇身一变，成了加工出口

    区、工业区与经济特区，并且驱动了从东亚四小龙到世界工厂的发展。

    今天妈祖的子民依旧扮演着中间人与老二角色，以“三来一补”的代工模

    式，在西方订单与廉价劳动力之间，“爱拼才会赢”地赚取价差；对我来

    说，这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到20世纪90年代大陆经济崛起

    的核心状态。

    在东莞的加工厂里，来自福建漳州的年轻老板，面对摄影机，自豪

    地说着自己老家如何亲切地称呼妈祖为“姑妈”，但又开始忧心国外订单

    的不稳定与工人薪资福利的提高，随后他唱起“爱拼才会赢”。对他来

    说，只有“打拼”精神，才能支持他让企业继续走下去。我仿佛看到我经

    商的父亲、叔伯与舅舅们年轻时代的样貌——虽然我从未真的看过，但

    我知道，对他们来说，这种夹缝状态完完全全说明了他们的内在精神风

    貌，而“爱拼才会赢”是唯一能让他们抒发心情、保持生命斗志的歌曲。

    而这一年，正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所制作的纪录片《不愿面对的真

    相》开始引发全球关注地球暖化问题的时刻。在影片中，戈尔所不愿意

    真实面对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消费模式与工业模式，造

    成了资源的浪费以及能源的大量消耗，从而加剧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在

    这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生产—消费链条当中，珠三角的世界工厂扮演

    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它所拉动的中国经济成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能源与资源的消耗，无疑地，也在二氧化碳的排放乃至全球暖化的问题

    上，有着不可逃避的责任。

    这一年，有悲观的专家认为，如果情况再不改善，因为南北两极冰

    块的融化，地球海平面将在10到20年之后上升达50厘米，届时，绝大部

    分的沿海城市都将泡在水里。

    如果真是这样，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海水将会淹入妈祖庙。这岂不

    是“大水冲倒龙王庙”的现世版？

    雨中，站在虎门珠江边上，我看着川流不息的货柜轮以及对岸的妈

    祖庙，不禁想着：按照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说法，西方资

    本主义精神的最终追求是要荣耀上帝，以争取进天堂的门票；那么，中

    国人的“爱拼才会赢”，最终要争取的又是什么呢？“保平安、求发达”绝

    对不是我要的唯一答案。

    想到这里，我明白了自己对于黑色罗大佑的喜好，对于20世纪80年

    代的那些文艺思潮的挥之不去，对于创作先行、市场压后的信念，对于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忽视的“知识分子”认知的坚持，到现在为止

    还存在有什么意义。

    四

    有多少的孩子在今天诞生？

    你要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诞生》，词曲罗大佑

    影片完成之后一年半的今天，2009年初，珠江口的货柜轮大概多半

    都熄火了，妈祖庙的香油钱也少了；成千上万的KTV里头，“爱拼才会

    赢”的歌声也沙哑了。此时此刻，全球笼罩在金融风暴底下，地球暖化的压力与水淹妈祖庙的威胁因而暂时得到纾缓，但是问题并未真的解

    决。我们不能否认，在可预见的未来，生产力还是会继续被解放，整个

    世界还将由工商业主导，中国还是会朝着城市化与现代化的路径前进；

    只不过在未来，伴随那前进脚步的旋律节奏，依然还只是“爱拼才会

    赢”吗？

    或许，经过了这么一长段历程，是到了我们追求“另一种诞生”的时

    候了。“精神分析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可能救了他一生，一个家庭，甚

    至三代人。”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师

    ——拉康派在中国

    撰文 索马里

    一

    1986年，霍大同辞掉在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去法国留学。一到巴黎，他就兴冲冲地想去拜会哲学家拉康，试图师从拉康学习精神分析。然而

    有人告诉他，拉康已经去世5年了。

    之前在故宫工作时，平日里他都去北海旁边的图书馆[1]

    借阅外文

    书。那正是全民文化启蒙的年代，弗洛伊德、萨特的理论纷纷在遥远的

    东方还魂。没多久，他发现自己有失语症——和朋友讨论海外动向时，他使用的是颇欧化的长句。而在平时的文物工作中，历史系出身的他又

    被要求娴熟地使用古代汉语。这时候，一个朋友跟他提到法国精神分析

    学家拉康说过，“人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构成”，只有通过无意识，我们

    才能了解自己存在的真相。他为这句话怦然心动，觉得西方的“气”在西

    方，他得去西方接上那股“气”。

    他的焦虑一直伴随他到巴黎，在巴黎他去大学注册学习精神分析理

    论，又找到一位精神分析师吉布尔，进行了5年的精神分析。

    分析严格按照拉康派的设置—— 一周3次，每次45分钟之内(时间

    可以很弹性，甚至两三分钟也可以结束)，双方只以语言(交谈)为媒

    体。被分析者在分析师的躺椅上，尽情地说出自己脑海中滑过的任何词

    语。分析师只有在他认为需要干涉的地方快速打断——分析师期待在那一片刻，让受到打断的主体意识到自己的“无意识”，并思考自身行为的

    原因。

    刚开始，霍大同都没法用法语完整表达自己，分析师就让他用中文

    将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再解释这个中文词语为什么这样构成。有次，他

    要将法文名字Michel(米歇尔)的中文写出来，但发现自己怎么也写不

    对“歇”字，总是试图将右边的“欠”写到左边，尝试很久，总是写不对。

    后来他发现自己将“歇”字与蝎子的“蝎”混淆在一起，总觉得偏旁部首应

    该在左边。最后他意识到，也许在他的无意识里，分析师吉布尔就像一

    只“蝎子”，总是在他没有防备的时候，动不动咬他一口，让他面对自己

    无意中表达出的“创伤”。这种顿悟让他意识到，精神分析中自由联想的

    有效性。

    5年后，他克服了中西文化共存的分裂感，在写给国内的信件中，也逐渐不再有错别字了。那之前，他一直梦想成为学贯中西的思想家，每天焦虑于构建出一套震惊学界的理论。直到有一天，在躺椅上，他突

    然意识到自己的欲望，是想做一个临床的分析师，他原先的欲望瞬间

    就“掉落了”——这个瞬间，他突然感觉到自己不再飘在空中，原先的焦

    虑被颠覆了。他和他的分析师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他的分析可以结束

    了。

    1994年，他结束在法国的博士学业，回到四川大学，发愿要将弗洛

    伊德和拉康重新带到中国，通过临床解决中国人郁积已久的精神问题。

    中国对弗洛伊德的译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商务印书馆

    的教育编辑高觉敷(1896—1993)在抗日战争之前就陆续翻译了一批弗洛

    伊德作品，尽管高觉敷翻译的主要目的是用精神分析来战胜中国的迷信

    情结——对他自己而言，弗洛伊德的“性压抑”理论有点可笑。

    但漫长的战争阻碍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1949年，中国只有60

    位精神科医生，服务大概5亿的人口。但在精神分析学者眼里，新中国

    成立后的30年，又是中国人精神创伤最凌厉的阶段——“大跃进”、大饥

    荒、“文革”，持续的社会动乱不停撕开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脆弱防线。这其中的压抑并没有随着1978年的改革开放而得到缓减。

    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里，驻华记者欧逸文曾经这样分析中国人

    对精神分析的抵抗：“普通的老百姓想尽快忘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穷

    苦太久，想回归正常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在一些时候是受害者，而在

    另外一些时刻，也曾迫害过别人。”

    在霍大同想在中国建立精神分析的同时，英美精神分析行业已经经

    历了盛极而衰的态势。在1940年到1960年的20年间，因为弗洛伊德的女

    儿安娜·弗洛伊德将自我心理学带到美国，美国的心理治疗中心的数量

    翻了5倍，1955年的某期《新闻周刊》甚至宣称，每17个美国人就需要

    一个心理治疗中心。

    1960年代，在“打倒父亲”的背景下，性解放运动催生了反权威、寻

    找自我的一代，但这一代显然没有经验应对一个失去权威的世界。20世

    纪90年代，伴随着抗抑郁药物百忧解的兴起，美国变成了因描写抑郁症

    成名的女作家伊丽莎白·沃泽尔眼中的“百忧解王国”。

    精神病临床领域逐渐更信任用药物减轻病人的症状，而精神分析在

    欧美也逐渐走入困境——毕竟完全依靠语言来解决症状的精神分析可能

    三五年都没法“摘除”病人的症结，在临床上，精神分析被证明对神经症

    (强迫症、歇斯底里等)有明显的帮助；而对倒错(如性倒错、恋物

    癖)和精神病的疗效却迟迟得不到证明。

    1997年，900万美国人在进行精神分析，但只有不到100万人进行长

    期治疗。2010年，有13以上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会员超过70岁，临

    床医生的数量证明这门学科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当霍大同回国时，他并非不知道自己面临的艰难局面。应用心理学

    在中国还处在微弱的起步阶段，四川大学当时都没有精神分析与治疗专

    业(直到2000年之后才在公共管理学院下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精神分析

    的硕士点)。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昆明等地也有人积极从

    西方引进精神分析的技术，著名的中德班也从1998年开始，以定期邀请国外专家来华密集培训的方式培养分析师，他们更多地采用家庭治疗、叙事治疗这些着重技术的方法。

    但霍大同并不认可这些培训班的操作模式。精神分析在1930年代之

    后逐渐分裂成主要的两派：一派以欧美的自我心理学为代表，认为自我

    是独立自主的一套系统，每个人都是自我的掌控者，有精神症状的病人

    必须要重新建立自己强大的内核，以抵御外部的精神创伤，而这动力，主要来自那个全能的主体——心理分析师。另一派以法国的拉康为标

    杆，拉康认为精神分析的终点是，每个人直面自己根本的创伤，并带着

    这种创伤回到生活中去。拉康强调我们的欲望更多是来自对他人的认同

    和想象，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也根本不可能实现欲望的满

    足。当个体对他人的欲望与他的自恋情结发生冲突时，主体就会经历分

    裂。这种分裂几乎是每个人共同的命运。

    相应的，在欧美精神分析学派里，被分析者和分析师处于一种不对

    等的位置，分析师虽然会允诺被分析者通过自我的修正重获生活的力

    量，但整个分析是建立在分析师的自我比被分析者更强大的基础之上

    的。而在拉康派的实践里，被分析者和分析师是平等的，分析师只是

    被“假设”为一个知道症结的角色，因而分析师干预很少，更重要的是倾

    听。

    二

    被分析者要努力找到自己的欲望，分析师仅仅是帮助他。被分析者

    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他有能力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要把被分

    析者看作软弱无力的、需要强有力的分析师来帮助他的人。

    2013年6月，我们在霍大同简洁的分析室里见到他。因为高度近视

    加重，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另一只眼睛开始饱受青光眼的困扰。他

    最近刚刚停止过去18年里雷打不动的每周为川大研究生举办拉康和弗洛伊德理论研讨班——这个讨论班是国内唯一试图翻译拉康的法文原著、并试图将之临床化的集体。鉴于拉康哲学晦涩、繁复、几乎不可翻译的

    特点，这项工作缓慢、谨慎地进行着。因为极大超出了大众、甚至专业

    精神分析者的阅读能力，他们翻译并多次校订的文本至今也没有很好的

    机会公开出版，但这也让他们在国内的同行中获得了“拉康派”的名声。

    尽管半失明，霍大同的脸上仍浮现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自信甚至骄

    傲。作为在中国第一位给人进行专业精神分析的分析师，他以严格

    的“拉康派”的纪律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拉康派的分析师，与精神分析其他派别最显著的一点区分，是在对

    分析师经验的苛刻上。一个人即使完成精神分析理论的硕士、博士训

    练，他仍然不能成为专业的分析师——他必须找到一位分析师，对自己

    进行5年以上的分析，随后接受一个专家委员会的评判，才有资格成为

    分析师。

    按照拉康派的规则，一个人只有经历了充分、专业的自我分析(至

    少3年以上)，才能摆脱分析过程中双方的“移情”和“抵抗”，不至于进

    行错误、主观的干涉。而在获得专业分析资格之后，他必须要邀请一到

    两位督导(一般是更有经验的分析师)，时刻检视自身在工作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误区。

    因此，从1994年霍大同第一次为别人进行精神分析以来，他建制的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仅仅培养了22位专业分析师——这样的速度和国内流

    行的通过短期培训、通过考试来获取心理咨询证书的扩张方式不可同日

    而语。

    20年里，参加他的课程、曾每周3次接受他的分析的人不下百人，但少有人坚持完成自我漫长的分析过程。很多人分析不到一年，或是阅

    读了一些精神分析的文本，就觉得自己深谙分析技术，就公开为别人进

    行分析。

    和现在一般精神病医院或者心理咨询中心接待病人在半小时之内就会下一个“心理学诊断”的趋势不同，霍大同坚持的“拉康派”很忌讳对一

    个人“症状”的确定描述。

    “每次和分析者初次碰面，我们大概知道他的问题会在哪个方向，知道他大概是属于神经症，还是精神病。但是你得把诊断放到一边去，忘掉那些判断，然后和他一起工作，”霍大同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独特

    的个人，我和你这个独特的个人工作，而不是和你的强迫症、和你的症

    状工作。”

    拉康派在中国的临床，几乎是一种漫长的、看不到结局的“自我分

    析”，“可能3到5年，分析师才会有一个大体的诊断”。他们也会很警惕

    症状过快地消退，“我们不能期待过快的结果，不然那意味着他们的情

    绪和行为会有反弹，甚至走向极端”。

    “弗洛伊德和拉康，是根据犹太教、天主教的背景做分析的。他们

    的解决方案类似犹太人信仰的方案。我现在提出的是针对中国人的解决

    方案，努力让他们获得内心空灵、通透，就像‘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

    源头活水来’的境界。最终，病人会描述自己内心的感觉，比如我感觉

    内心一片光明。”

    “焦虑被解除之后，没有噩梦，只有正梦了。”霍大同也沿袭了拉康

    派的“弹性分析时间”。不同于(更偏重普遍技术和规则)国际精神分析

    学会规定的45分钟，他将自己的分析时间最长设置在25分钟左右

    ——“45分钟太长，25分钟能说足够多的东西了”，甚至有的时候，两三

    分钟就可以结束一场分析。

    “我考虑的是一个顿悟的过程。如果被分析者有些东西冒出来，我

    可以让他在5分钟的时间内停下来，”他说，“但这种出其不意的干预，既能让他们瞬间产生很多联想，也可能会导致分析者的愤怒和创伤，但

    随之带来的，也会是一种理解。”

    他的老师吉布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次他打电话与拉康预约分

    析。拉康说“Jeudi 2：30pm”，其中的Jeudi也可以理解为Jedis(周四)。吉布尔准时按响了门铃，拉康的秘书出来让他进去，大约10秒钟，拉康

    出来，引他进了分析室。拉康对吉布尔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

    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吉布尔回家回想这句话，明白了自身的问题所

    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霍大同说自己的分析风格属于“硬朗型”的，即对被分析者的打断进

    行得比较早——在分析者的无意识冒出端倪的时候，通过一次“敲打”，让他获得一种顿悟；如果分析师属于“温柔型”，那么他介入病人的表达

    相对比较晚，这样做的一个劣势就是，病人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说出了自

    己的创伤——这样会导致症结持续被掩盖。

    “不要着急，慢慢来，保持节奏。”他会说。在拉康派看来，思维和

    情绪是有起伏的。分析师的每次介入、每次中止分析，都是在被分析者

    的无意识里点上一个句号，通过这种停顿，被分析者才有机会读懂自己

    的无意识。

    他的一位女性被分析者，总是无法在常规的20分钟左右中止对话。

    每一次她都要将分析延长到25分钟，甚至更久。即使在十几分钟的时

    候，霍大同就暗示她，当天的分析可以停止了，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在分

    析师觉得合适的时间停下来。随着分析的深入，分析师知道她是家里的

    幺女。而她自己也坦白，每次被迫停下让自己很不舒服。

    无意识正在揭开：被分析者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肯停止说话的原

    因，是为了证明自己在分析师那里也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孩子”，因为在

    家里，年龄最小的她总是得到最多的宠爱。当意识到自己的动机之后，她也逐渐能适应分析师的节奏，并在生活里摆脱了类似的焦虑。

    他毫不避讳自己将拉康“中国化”的过程。在他的被分析者里，有相

    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农民家庭、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自己生活的人，但这

    些人经受的西方教育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往往很难共处，由此这些新的

    第一代中产阶级有着普遍的焦虑。

    在霍大同这里接受3年以上的分析之后，他的大部分被分析者在意识到焦虑的源泉之后，并没有选择像精神分析所鼓励的个人主义，告别

    父母的家庭成为独立的个体，相反，他们大多仍然试图和父母重建关

    系，甚至将父母接到自己家中照顾孩子——虽然这种三代同居的结构是

    精神分析的理论最为反对的。

    作为“中国精神分析原父”，霍大同却对人们之于精神分析的敌意和

    漠视，抱有相当的宽容：“我们自身有很多是自己没法面对的，而精神

    分析是要将它讲出来，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抵抗，人们没法面对自己内心

    的东西。”这似乎也印证了弗洛伊德的那句话：“引发矛盾和产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运。”

    他的很多被分析者也有因无法接受他的分析而停止分析，他也不愿

    意为迎合他们而放弃自己的“硬朗”风格，也不会直接挽留，诸如说服对

    方说分析进展得很好，希望分析继续。但是他也有间接的方式，当他们

    离开分析室时，他会说：“下一次分析再见。”

    三

    看到那个5岁孩子D的时候，赵旻就知道他不是医院判定的孤独症

    患者。

    尽管除了基本能说出“爸”“妈”“幺幺”(爷爷)、“奶奶”之外，D的

    词汇量就剩下“阿姨”了。但赵旻发现他有足够灵活的身体语言，他基本

    能用手指出自己想要的，在玩沙盘游戏时，他的动手能力也很强。

    和平时针对儿童进行精神分析一样，她会先和父母做3到4次的交

    谈，了解这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史前史。D的家族史简略如下：父母从

    某市郊县外出打工，均是独生子女。母亲意外怀孕，双方的家长都给压

    力，说年龄大如果不想要以后都没有机会。D的母亲迫于压力，回去生

    养。从D出生到现在，母亲一直在家照顾D。在初步的几次沟通里，赵旻就发现D的母亲和D的交流基本是身体

    性的，没什么言语沟通。母亲也会分享一些家庭里的细节，提到自己经

    常因为D的表现动怒、揍他。当赵旻问她为什么都不跟孩子沟通就先动

    手，母亲说：“我已经气坏了，说不出话了。”

    与母亲嗜好动手相反，爷爷奶奶又相当溺爱D。和很多双独生子女

    家庭一样，每当D提出一个请求(有时甚至还没有表达出来)，爷爷奶

    奶就已经周到地满足了他的欲望。

    最终和D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很艰难，因为D基本说不出什么句

    子，赵旻无法像对待其他儿童被分析者那样，要求他们边做沙盘游戏，边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动机。但在师从霍大同攻读精神分析专业硕士、自

    身又接受了7年多分析之后，赵旻对“无意识的工作”抱有极大的耐心，她坚信精神分析并不以最短时间之内消除症状为目标。

    有一天，当她和D一起工作的时候，D开始坐在她的对面，D突然爬

    上办公桌，指着赵旻的两腿之间，说了两个字，“幺幺”。赵旻揣测这两

    个字也许代表他想尿尿，又有点类似于他平日里说的“爷爷”。而在精神

    分析理论里，孩子在3岁到6岁之间是一个性感受的高峰，而尿尿、排泄

    都是和性感受有关的表达。但是赵旻显然不能直接问D，“幺幺”的具体

    含义，她只是说：“下次你和妈妈一起过来工作，给阿姨讲一个关于‘幺

    幺’的故事。”

    母亲的解释帮助赵旻了解到这个家庭的一个重要背景。D出生到现

    在，夏天都是和爷爷奶奶一起睡(因为担心母亲夏天过于裸露)。而D

    的爷爷奶奶也才刚刚50岁。赵旻的心里升起一个想法，D可能撞到了爷

    爷奶奶性交的场景。

    “他可能撞到了一个原初场景。在这种情形下，他被父母排斥到一

    边，而爷爷奶奶的关系又让他产生混淆。我们称之为代际的混淆。”

    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赵旻必须帮助D重新建立对父母性别关系的

    认同。出于精神分析对儿童性欲的理解，赵旻在此进行了干预，她告诉5岁的D:“阿姨知道，关于小鸡鸡那个地方，你已经有一些反应了。有一

    天，你会和你爸爸一样，娶一个心爱的女人做你自己的老婆，有你自己

    的孩子。你看，爷爷奶奶是因为结婚才有了你爸爸，你爸爸和妈妈结婚

    才有你。”

    “这等于在无形中给他一个禁止，告诉他，奶奶是爷爷的妻子，妈

    妈是爸爸的妻子。”赵旻说，“他需要建立自己正确的性意识。他要放弃

    既有的快乐，以获得更高水平上的快乐，或者在未来获得一个补偿(像

    爸爸那样拥有自己的妻子)。”

    而D的母亲后来说的一句话，成为激发D的症状减轻的一个重要因

    素。当着D的面，D的母亲告诉赵旻，在郊县，周围所有的人都劝她和

    丈夫再生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像这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再生下一

    个孩子。”

    对D的分析于某年7月份开始，而到那年春节的时候，D的母亲欣喜

    地打来电话——在春节的KTV聚会里，D为她唱了一首《世上只有妈妈

    好》，他恢复了语言能力。

    赵旻相信这只是针对儿童精神分析众多硕果中的一个普通案例。20

    世纪初到现在，从研究儿童自我结构的梅莱尼·克莱因到发现儿童语言

    结构的多尔多，人们对儿童自我的分析已经比弗洛伊德时代有了显著的

    进步——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从在母亲腹中开始，儿童就被父母的语

    言所召唤、所建构；而无论多么幼小的儿童，对父母的语言都有足够的

    呼应能力。

    所以在D的案例中，母亲的粗暴、祖父母的溺爱，只是增加了孩子

    在用语言表达自身欲望上的难度。但另一方面，母亲坚决拒绝第二个孩

    子，不愿和D分离的话语，又对D起到了一个显著的推动作用。在摆脱

    自己对性的错乱之后，D开始回应他妈妈的愿望(希望自身的情况改

    善)。这个家庭内部的动力结构才逐渐恢复正常。

    实际上，正是通过精神分析，赵旻才解决了自身“史前史”遗留的问题。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孩，她在日常生活里备受宠爱，但却在考高中

    时，被她强势的母亲以自杀相逼迫去念中专，因为她母亲认为女孩子拼

    命考大学、奋斗太辛苦。而她母亲固执的背景又是，赵旻的外公是一个

    极度重男轻女的富商，在生养了十几个女儿都未得子的情况之下，他将

    自己全部的宠爱给了一个过继得来的儿子。赵旻的母亲经历难以想象的

    艰苦才得以求学，虽然通过双重的努力争夺父亲的宠爱和肯定，但在潜

    意识里，她母亲始终认为女人的命运是很艰苦的，她希望赵旻走一条稳

    定安逸的道路。

    在医院工作12年之后，赵旻“感觉到身体疾病不单是身体性的”，她

    决定在2002年去四川大学攻读精神分析的相关学位。

    2003年开始，她跟随霍大同进行7年多分析，赵旻才逐渐意识到自

    己的潜意识里与母亲的纠结关系。一方面她拼命摆脱母亲的影响，比如

    从中专努力自考进大学再到硕士；而在另一方面，她又发现自己极度好

    强的个性，在本质上，是对她母亲略显偏执的奋斗的认同。

    有次在进行分析时，她对分析师(霍大同)说一直觉得自己内心是

    个很罪恶的人。霍大同迅速地进行了干预，问她“恶”字怎么写。赵旻随

    手写下一个字，但发现自己将“罪”上半部分的“罒”字拆放到“心”的上

    面。那是一个错字。

    和西方精神分析学界通过口误、双关语等手段来洞察患者无意识的

    情况有所区别的是，霍大同为中国的精神分析学界引入了“析字”的技

    术。常常是在每周五的上午，研究生像研习骨骼结构那样解剖任意一个

    汉字，并进行自由联想。这与霍大同本人对汉语音形同构的洞察密不可

    分，汉字更多是一种视觉文字，与西方人在口音上的差异一样，我们对

    每一个汉字的误认也往往反映了自身的无意识——它能说出我们试图欲

    求的、逃避的真相。

    直觉敏锐的赵旻迅速发现，基于“罒”在汉字里经常与母亲的意象结

    合在一起，在潜意识里，她将母亲的存在视为自身罪恶感的源泉，或者

    说是一部分。在那个瞬间，她必须赤裸裸地面对自己对母亲的复杂感情。这又不是一种强迫的联想——在分析师的准确干预下，被分析者

    (赵旻)自己进行了一个联想，他她也有自由去做进一步的阐释。躺

    椅后的分析师只是帮助我们如何自由联想、抵达真相。

    在寻找自身“主体”的过程中，她也解决了和分析师的复杂关系，并

    让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分析师。在2003年的成都，她能选择的可

    信任的分析师也只有霍大同一人，但霍又是她在学术上的导师，这决定

    了她常常混淆分析师和导师的角色。有快一年的时间，因为作为“学

    生”的她误解霍大同更喜欢那些“私淑弟子”，而中止了自己作为分析者

    的角色。

    快一年后，她又跑回老师那里继续自己的分析。第一次就在躺椅上

    痛痛快快地将对“老师”霍大同的不满发泄出来。霍大同坐在躺椅后方，没有作任何干涉。而赵旻突然意识到，老师略显“冷酷”的分析风格，其

    实是试图解决自身多重身份缠绕的方法(而在2004年之后，随着专业精

    神分析团队在成都的兴盛，霍大同逐渐停止了对学生、朋友的分析)。

    她也因此对精神分析所探索的那个无意识世界抱有敬畏。往往，在

    她的工作室，人们在椅子上一坐下就会问，“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得的

    什么病？”或者直接说，“我在网上查了下，我得的就是强迫症，快帮我

    解决”。虽然她不会直接否认这些人对结论的渴望，但她会潜移默化地

    引导，让对方慢慢学会说出自己的症状和创伤：“我们的工作不是针对

    症状去的，症状的消失只是我们的对话结束顺带的结果。”她的语调温

    柔又确定。

    但这个精神分析共同体内部努力践行的分析程序，又往往容易被外

    界对这一方法的误解、粗暴干涉打断。

    攻读硕士期间，她在精神病院实习。一位患有普通神经症的病人来

    应诊，她跟随的精神科医生就建议病人去楼上找心理治疗师。但在午饭

    的时候，赵旻发现，精神科医生没有给病人开药，而在精神医院主要起

    辅助治疗的心理治疗师却给病人开了一大堆药。她曾经接待过一位14岁的有恋物癖的少年Z，Z从小就开始偷女人

    (母亲的、其他人的)内衣，到后来每天必须穿着女人的内衣和丝袜去

    上学。但他的性取向又是异性恋。

    “一位法国分析师说过，全能的母亲容易导致性倒错。妈妈对孩子

    会像对待一件东西一样，她可以支配一切。而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又会

    影响到孩子的认知，他会将自己也理解为一个东西，并将欲望投射到和

    母亲对应的、有代表性的物(内衣)上去。”

    她和Z每次谈话，主要是集中在他每次偷窃内衣的心理活动，甚至

    每次被父母、外面人打的过程。慢慢地，分析回溯到他第一次偷拿母亲

    的内衣，是母亲长时间去远方进修，他就抓住母亲的裙子安慰自己。

    在工作中，Z对自己的童年进行了一次抵达，在分析师这里，他也

    获得了安慰。在后来的反馈里，他偷窃内衣的频率逐渐在延长，从原来

    的两三天一次到后来的一个月一次。以前他必须要将那些物品穿在身

    上，后来他可以只是摆在眼前，干着急地看着。

    但分析的进展再次被“全能的母亲”打断，对Z的母亲而言，精神分

    析师只能是“安慰剂”——她带着Z去成都精神病临床最权威的华西医

    院，医生对母亲说，“恋物癖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而“试图解决一切

    的”母亲又强势地中止了分析，Z在青春期的人格再造迅速被搁置。

    尽管Z的母亲很久之后又再度请求赵旻“接收”Z，而赵旻也顶着职业

    名誉被毁坏的危险继续帮Z做了一段时间的分析(直到他初中毕业，分

    析又被停止)，但她明显意识到，对人格重塑的努力，应该早于青春

    期，回溯到更早的幼儿时期，甚至孕期。

    在成都的幼儿园，她已经开始以小组观察的名义介入幼儿的精神分

    析。很多在幼儿园表现出自闭、好斗、强迫症倾向的孩子，由于父母顾

    虑家庭的隐私，而无法得到及时的干预；但往往，当听说幼儿园是以小

    组的名义让孩子接受分析时，父母们才会放下隐私的顾虑，接受对他们

    而言陌生的精神分析。经历上百个案例，她总结当代的中国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错觉，各种思潮缠绕，社会和家庭结构剧变。中产阶级纷纷升华自己的欲望，追求较大的社会认同。但男人和女人都没有适应好新的结构，她也明显

    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现在的孩子更多是由祖父母带大

    的，但祖父母的性别已经趋于中性化，在性的层面上，孩子可能感受不

    到强烈的性征；而在纵向的维度，因为祖父母的溺爱，很多孩子和自己

    的父母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他们往往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更像是祖父母

    的另外一个孩子。这样问题很大，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会消

    退。原本他认为孩子要学着认同父亲、放弃爱母亲，接受自己的缺失以

    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这样一来，父母无法与孩子建立很好的三角关

    系。中性化的祖父母也无法与孩子建立三角关系。俄狄浦斯情结没法建

    立，那超越俄狄浦斯情结、解决这个情结，我个人觉得会更难。”

    四

    2012年，回国任教一年的谷建岭去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国精神分析大

    会，才发现“精神分析”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远到新疆、广西、山东

    的县级市，都有人学精神分析。还有一些人在到处“扫荡”，去小城市开

    班授课，传授自己并不正规的精神分析方法。这也导致精神分析领域出

    现不少“丑闻”：因为医生没有处理好病人爱恨的移情，不时有分析师和

    被分析者进入恋爱关系，或者被分析者拿刀想砍了分析师的例子。

    他同时也听到很多从事精神分析的同行，会要求病人提前缴纳二三

    十次或者3个月的分析费。有的分析师在第一次面谈、接待病人之前，是不会收费的，这也导致很多被分析者找遍当地的分析师，仍然拒绝进

    入分析。

    在他眼中，这些“乱象”违背了精神分析的正统，他一直将第一次面

    谈视为精神分析第一部分：“精神分析是什么？”你做完一次分析，交一次费用的钱，再离开；下一次他不想来，就离开。

    “精神分析的立场不是警察，跑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你有问题。而

    是有人打电话给分析师，说想去那里做分析……分析的结束，也不是分

    析师说了算，而是被分析者觉得自己可以了，这和分析的开始是联系在

    一起的。到达一定程度，他觉得自己症状减轻，这时他是可以离开

    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说：“但实际上不可能，哪怕花5年，解决全部问题

    的可能性不大。”

    2004年，在去法国的巴黎第十三大学攻读精神分析博士学位之前，他已经在霍大同那里进行了4年的分析。那时他是霍的学生，也是霍在

    成都精神分析中心的得力助手。在霍的躺椅分析了两年之后，他曾经中

    断了一阵分析——和赵旻一样，他无法处理自己的分析师同时也是导

    师、朋友的复杂现实——这在精神分析发达的国家完全可以避免，但在

    当时的中国，像霍大同那样受过专业训练的分析师屈指可数。

    他将自己去巴黎的最主要动机，理解为继续完成自己在国内中断的

    分析，其次才是学习针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每周5次，他都会奔波3小时

    去分析师的工作室，接受一个小时的分析，3年后，原先在国内困扰他

    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逐渐消失。

    漫长的分析，却也默契地、在无意识中间走向终结。有一天，他的

    分析师无意中说了一句和以往不一样的话。原本他每周3次的分析结束

    时，分析师都会说“Mercredi Voir”或者“Amentedi”(分别是“周三

    见”和“周五见”的意思)。而在那一次，他的分析师说了一

    句，“Aurevoir”，就是“再见”的意思。谷建岭问：“你刚才说的

    是‘Aurevoir’，是不是我的分析就停在这里？”分析顺势滑向了结尾。

    2011年在巴黎第十三大学完成关于强迫症分析的博士论文之后，谷

    建岭没有签署校方将论文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协议，因为他在其中详细分

    析了一位中国强迫症患者的案例。在精神分析学界，这种对病人隐私的强调并非没有道理，自弗洛伊德将那些著名的案例(鼠人、狼人)公布

    以来，这些有典型症结意义的患者也因为“人肉搜索”而失去隐私。

    尽管经历了严格的分析和理论训练，他坚持在从事分析的时候，还

    要将拉康派复杂的理论都抛开，不然分析师就会有一种封闭性：“符合

    理论的(可能性)就留下，不符合的就抛出去。拉康强调分析师在分析

    时要处在空的状态，用耳朵听，准确选择在什么地方下刀，把被分析者

    内心缠绕的关系打通；而不会因为自己的分析不够，拿刀乱砍被分析者

    的症状。”

    他曾经接待过一位苦恼的分析师，那位分析师本人对婚外情深恶痛

    绝，而他的一位50多岁被分析者恰好就被一夜情的问题困扰。出于自身

    的偏好，这位分析师就不让来访者讲这个问题，分析进入僵局。

    拉康派特别警惕分析师掉入陷阱，因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分析

    师本人也要寻求控制分析时的建议和批评，让自己摆脱“分析师”身份带

    来的幻觉——前面提到的，病人爱上或者痛恨分析师，都是因为他将自

    己对另一个人的情绪投射到了分析师的身上，而分析师要抵抗这种“移

    情”的诱惑和陷阱。

    即使作为一位前后接受8年分析的分析师，谷建岭也曾经掉入过自

    我的陷阱。他的一位被分析者曾经突然中止了分析，那段时间谷建岭正

    在和她商量，新阶段的分析费用需要调整。之前，因为考虑到这位被分

    析者的经济状况，对她收取的分析费很宽裕，也给了被分析者一段很长

    时间的过渡期。当被分析者突然中止之后，谷建岭不可避免地感受到一

    种情绪，认为对方不理解自己的好意和优待，但同时心里一直萦绕着疑

    虑。

    和他身在法国的督导用Skype沟通时，谷建岭表达了自己的情绪。

    督导听取了完整的分析进展，提醒谷建岭说可能被分析者是对费用收取

    这块有一种情绪，因为这位被分析者提到小时候有几个姊妹，她从小是

    被父母放在亲戚家寄养的，而父母也会向那位亲戚付费。所以也许，调

    整费用的过程让被分析者联想起自己被寄养的经历，这也许就是她抵抗的原因。而控制分析时的建议也让谷建岭瞬间意识到并摆脱了自身残存

    的情绪。

    谷建岭的一位被分析者曾经表现出来激烈的抵抗，躺椅上的被分析

    者开始不停地攻击他：“我分析没有进展都是你的问题……我说了这么

    多你也不帮我，你也不给我解释。”谷建岭这个时候仍然保持沉默，没

    有为自己辩驳，或者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些都是不成熟的分析师会落入

    的陷阱)。被分析者继续不停地说下去，然后在某刻，谷建岭出其不意

    地打断她。“我会问她遇到哪些困难，她会说自己考学的时候，遇到那

    么多困难，也没有人帮助她。我继续问，‘你希望谁帮助你？’她说，‘我

    父亲’。这个时候，我就不说话了。她也发现其实不是在攻击我，而是

    在攻击她的父亲。分析师自己要清楚，对分析师的攻击其实不是对自己

    的攻击，而是对以前某个人的。”

    在谷建岭看来，当分析师将分析椅“坐稳当”的时候，他就停止了自

    身的跳跃，保持了对被分析者的开放性，不再急着用理论去套被分析者

    的问题，这个时候被分析者也能进行自由的联想，而分析师也能从被分

    析者的口误、梦境、双关语中发现症结的密码。

    在拉康的理论和临床中，人们普遍认为强迫症是由一个强势的父亲

    导致患者的超我过分强大造成的，但中国精神分析的临床(尤以霍大同

    领导的成都精神分析学派)却逐渐发现，母亲在孩子的强迫症中也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

    他的一位被分析者备受强迫症的困扰，需要不停地洗手、确认自己

    是否将门关好。在长期的分析过程中，谷建岭逐渐发现他与母亲过度的

    亲密关系。在他进入中年之后，他的母亲仍然会为他挑选内衣。这种控

    制关系在他的新婚之夜也能见到端倪——他的母亲哭了一个晚上。

    这位分析者不停地分享他的梦境。比如梦到自己的中学老师站在房

    顶上，一会儿老师的面孔变成他母亲的脸，谷建岭将这个梦解读为老师

    是他母亲的替身。在之前的分析里，他提到过小学老师的臀部，并在自

    由联想的时候，说起他母亲的臀部与老师的类似。又有几次，他总是梦到一些中年妇女，有着他完全不认识的面孔，但是那些人都长着和他母

    亲一模一样的鼻子。

    通过这些过渡，分析师大概可以判断出，在被分析者的无意识里，母亲一直占据着性幻想对象的位置——这点显然与母亲至今不愿意让儿

    子“离开自己”的控制欲相关。被分析者在诉说自己经验的时候，谷建岭

    一般只作很少的干预，比如当这位被分析者总是出现很严重的口误，将“老婆”和“母亲”混乱使用时。

    “有时说着说着，母亲就突然冒出来。而往往在之前的话里，他一

    直没有说到他母亲。这个时候我就给他抛回去：哎，母亲？”

    被分析者马上会说：“对不起，我说错了，我老婆。”

    作为分析师，谷建岭此刻不会说“哎，你怎么在这里说出母亲啊”，而是用最简单干脆的方式将他的口误反弹回去，“实际上在当时给他提

    出了问题，为什么会用母亲替代老婆。这个时候他就会说，自己的口误

    是经常性的。说到最后，在他心中，母亲和老婆的位置是分不开的”。

    在谷建岭看来，过去60年里的社会运动造成的家庭问题，进而导致

    的心理问题，往往并不能简单归结到时代的原因，归结到最后，还是可

    以回归到家庭里的冲突，“无论时代如何，最后还是要回到冲突，回到

    与父母的关系，我们由父母生养，在一个家庭里成长，那是我们最初的

    结构”。

    在这一点上，成都精神分析中心又将精神分析往前拓展了，开始发

    现症状跨代传递的问题，这种勇气超越了固守经典的西方同行——“有

    人的症状，可能是他从祖父母那里遗传出来的，也许在他父母身上并没

    有显现出来”。

    曾经有一个被分析者因为焦虑、睡眠不好、人际关系差来找他分

    析。但通过分析，谷建岭发现她之所以易怒，是将很多人当成她母亲的

    替代。比如她让朋友帮她取自行车去修，朋友只是说了一句“找不到自

    行车停在哪里”，她的情绪就上来了，就想打人。还有一次，她说在大街上和男朋友吵架，当众脱下鞋子想抽男朋友的脸。

    “这个时候我适当地问了一句，为什么是打脸？”谷建岭说，“她会

    说因为在那一瞬间，眼前浮现的是她母亲的脸，她母亲小时候也是用鞋

    底这么打她的。她想打的人其实是她母亲。”

    分析师让当天的分析在那里结束，让被分析者面对自己刚刚脱口而

    出的潜意识——想攻击母亲。被分析者逐渐暴露出童年时母亲对自己的

    攻击和虐待。但分析师显然并不因此停止、获得结论。“我会问她，当

    她母亲这么对她的时候，父亲在哪里呢？因为父亲在当时显然没有保护

    她。慢慢地会发现，她父亲是一个很软弱的人，而她母亲之所以选择和

    这个男人结婚，是因为这个男人和她的外公是完全相反的两极。我们就

    能发现，她的外公在她母亲小的时候也有很多身体攻击，而她母亲就将

    这种创伤转移到孩子身上。”

    “孩子的症状就是父母的症状。”他的被分析者里面，不乏很多儿

    童。很多父母在分析室外等候孩子接受分析几次之后，就会主动对他

    说，其实孩子的问题是自己造成的，这个时候他就会建议他们去寻找自

    己的分析师一起工作。

    但同样讽刺的是，他知道很多川大的同事，在自己遭遇精神问题

    时，几乎不去寻求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但如果自己的子女出现了问题，爷爷奶奶和父母就会很着急地将孩子送到分析师这里来。

    “精神分析帮助一个人解决问题，可能救了他一生，一个家庭，甚

    至三代人。”

    [1] 即中国国家图书馆典籍馆。贤义的精神气质和言谈举止逐渐打消了我的猎奇心理和对他的职业

    的负面评判，一些新的思考慢慢生发出来，关于传统、信仰及它们在中

    国未来的命运。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

    撰文 梁鸿

    贤义戴着茶色眼镜，一直微笑着，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无论是说

    话、吃饭、走路，都默默地用手转着，眉宇间有一种很安静的气息。我

    很好奇，觉得他有点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但那种恬淡的神情又是装不

    出来的。

    他是一个算命先儿!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到南阳的前两天，我一直在秀兰嫂子家这边，和二婶闲聊，或者和

    梅兰、曼曼一起到街上转悠。肥胖的二婶走不动，总是到村口就喘不过

    气来，就说死也不去了。再闲聊的时候，一提到她那梁庄的老屋，她的

    眼泪就又流了出来，喃喃地说：“都怨我没材料[1]

    ，光想着卖房，没想

    着老了咋办……”贤义不用上班，也没有具体事情做，早晚都到嫂子这

    里，和我们一起聊天、说话。没想到贤义如此健谈，如此打开自己。他

    一手转着佛珠，很专心地给我讲他这些年的经历。他的儿子国品，放学

    回来，轻手轻脚坐在我旁边，很专注地听他父亲讲，看我打字，间或递

    一杯水给我。

    为什么初中没上成？1982年，我爷我伯我奶在同一年里死了，那时候连个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别人的棺材，一年给人家100斤

    麦，作为抵偿。我们把那个棺材赊来之后，3年之后还不起，人家要

    上房溜瓦。我就辍学在家，一年之内把农活都学完，炕烟、打麦、扬麦、打药，农村的技术活和种地常识全学会。贤生哥来南阳两年

    多之后，有点门路，就把我叫过来。1984年下半年我去南阳，那时候贤生哥在新华公社后街卖服

    装。我想去四叔的厂里上班，没上成，就开始打工，跟着贤生哥卖

    半年服装，也没赚着钱。当时条件很差，赁的房是草房，叫“国景

    房”，还不如农村的房子。

    1985年，贤生哥结婚。他在新华东路开了个家电修理部，请人

    维修，那个人平时上班，有活时来干活，属于干私活。我跟着学了

    半年，学不成，自己不会修，连个电视机都修不成，又不说了。1

    986年贤生哥有了曼曼，1987年盖房子。1986年我在二胶厂上班，一

    天1块7毛钱，工头抽走4毛钱。我干了4个月，用攒的钱买了一辆飞

    鹰牌自行车，骑着回家过年了，楞杈去了。黑色的，“二八”[2]

    加重，带锁153块钱，钱不够，梅兰姐又给我加了20块钱。一个小时

    骑30里，骑了6个小时。我很骄傲，很幸福，那天可冷，但是我不觉

    得冷，心里只顾着高兴，因为是自己买的车。咱回家见人都发烟，我发的白河桥，2毛3一盒，家里都吸的湍河桥，1毛钱一盒。假充壳

    哩，其实根本都吸不起白河桥，都是虚荣心。

    我在二胶厂偷偷做了个床。师傅们把剩下的边角废料，钢管啊

    啥的都给我，但是我不敢往外拿，是公家东西。我给看大门的说

    说，给他一盒烟，他说：“你第二天早上5点多来，我去上厕

    所。”我拿出来之后自己做了个钢管床。我现在睡的床还是那个

    床。我买了两条美味白包烟，给师傅，表示感谢。4毛5一盒。那俩

    师傅很诚实，说只是帮忙，烟可以要，钱得给我。最后一人又给我4

    块钱，并说，以后有啥事他们都帮忙。

    骑着自行车又回南阳以后，我打工还不行。1 987年下半年，开

    始卖卤肉。夏天，早晨5点左右起床，去冷库扒猪头，得仔细挑，看

    哪个破开后出肉多，不然就赚不了钱。回来后，吃早饭，洗，刮，用刀破猪头，水烧开，再放进去，得煮俩小时。11点多熟了，开始

    推着三轮车去卖，三轮车还是借的。一般卖不完，到下午2点多再开

    始卖。有时卖到5点多卖完，有时卖到八九点，甚至夜里11点还没有

    卖完，就在人家啤酒柜旁边一直等着，直到卖不动了。一天赚的大

    致够吃，贤生哥一家那时也没钱，见天等着我这猪头肉钱，买馍买菜。

    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税务局天天抓人，不知道从哪儿出来，开

    着车往你面前一站，跑都跑不开，逮住我叫我交一个月的钱。我吓

    得把三轮车扔了就跑了，浑身发抖。你想，一个乡下孩子，谁见过

    那阵势，怕得要死。我卖东西是老老实实地卖，旁边有两个，是城

    里的，会坑秤，要一斤，给八两。我都给人家够，慢慢地顾客都来

    我这儿买。那两个人就生气，他们都偷偷轧我轮胎。我每天都是推

    着车子回来的，见天补轮胎。最后根本干不成了，那几个人天天候

    着我，瞪着我，不知道想啥坏点子，我就不敢去了。那时候我就

    想，一个乡下人在城里混真不容易，做啥都挺难，尤其是做个老实

    人更难。到春节没事干，我就在新华东路的老新华电影院对面，卖

    自己写的对联，卖了两天，挣了70多块钱。我的字写得不好，但就

    是工整，农民能看懂。旁边有个省书法协会的人，他写的是行草

    字，龙飞凤舞，可好，就是看不懂。我就写楷书，乡里农村来的都

    买我的，主要是能看懂。我花60块钱买了一件黄大衣，又高高兴兴

    回家过年去了。那时候回梁庄，纯是愣杈，炫耀，在这儿混得不咋

    样，但是回梁庄得装蒜。

    我是下学以后才开始练字的，在家干活时，白天炕烟、下地，晚上回来都练。练字是因为无聊，是打发自己的时间。我也不爱出

    去喝酒交际，觉得在家练练字，看看书，心里安静。来南阳后，除

    非特别忙，我也天天练。

    过了春节以后，我一直没干成啥，又开始卖服装。因为没本

    钱，只好代销别人的服装，先拿货，卖完再给人家钱。南阳火车站

    旁边有个大粪厂，大粪厂旁边有几间石棉瓦房，四处漏风，屋里和

    外面一样冷，我就住在那里面。早晨起来我啥也舍不得吃，对邻居

    说，你见天给我捎壶茶。那旁边有一个大茶炉，我早出晚归，赶不

    上提水。人家好心，就帮我提了。晚上回来我买俩馍，茶一泡就

    吃。早上也是。但我还是没干成，因为是代销，人家要价高，到最

    后都不赚钱。

    就这，我也从来没想着回家，没有想着不行了回梁庄，想着来了就要扎根。

    1988年4月20日，贤生哥把南阳市工艺装饰厂青年商店承包了，我就去给贤生哥打工。贤生哥也没钱。我们的请客钱都是借的。我

    卖服装还有百十块钱，也搭进去了。生意很好做，贤生哥外向，我

    内向，他把工商城管照顾住，我能把商店的账管好，也跑业务，店

    里生意越来越好。到了1990年，生意做得相当不错。我自己还写过

    一段话，大致意思是，咱农村人到城市来了，城市人有的，咱农村

    人也有了，城市人没有的，咱也有了。我很骄傲，很自豪，农村人

    自强自立，照样什么都有。那几年回家，开着三轮摩托，坐好几个

    人，一路开回去，舒心得很。接着，贤生哥买了当时苏联出的伏尔

    加，一部车4.6万块，后来又买了一辆，自己也跑业务。我心里很高

    兴，没有太多的奢求，想着有吃有喝就行。

    我是1990年结的婚，我跟着贤生哥干到1993年。1993年我开始

    开三轮车。开了一年多，后来叫你嫂子开。你嫂子家是火车站那边

    的，有宅基地。当时我为啥跟哥分开了呢？1993年以后，我有了孩

    子，想得多了。哥对我很好，但是经济上咱掌握不了，一个月只管

    吃管住，自己想发财也不行。分开时，我哥给我几千块钱。我心里

    有点不高兴，不过也没说出来。玻璃店我是主力，南阳市医院的科

    室牌都是我做的，我写写，做做，送出去。亲情当中，我绝对不从

    中捞一分钱，那几年，就问你贤生哥要过28块钱，邮到上海市书法

    学院，人家给寄资料，我学书法。分开后，我就自己出去打工。

    1994年，一个朋友介绍的活儿，安装铝合金窗户，包工不包料，每

    平方米14块钱。干有一年，这个赚到钱了，一年赚了一万块钱。加

    上我哥给的钱，1995年4月我盖了房子。盖房子花了两万多一点。贤

    生哥那个玻璃店，我一走，马上就不行了。

    1996年，我到建筑工地当业务经理，兼会计。当时说好一个月1

    500元左右，但工地破产了，我干了一年，才领俩月工资。不过，当

    时盖房子欠的所有外账都还完了，心情好一些。

    刚好一段，1998年厄运来了。我房子被小孩的舅抵押，贷了6万

    块钱，把房子抵了10多万。他做生意失败，还不了款，法院来执行，把我的房子封了，要拍卖，卖6万。房子卖了，我们一家住哪儿

    啊？我就在门口搭个塑料棚，住在棚子里，天天看着房子，谁要

    来，我非拼命不可。娃跟着她妈住在舅家。后来，里面有一个人，认识小孩的舅，就对我说，你拿5万块钱来，我把房产证给你。我又

    到处借钱，借了5万块钱，把房产证拿了回来。

    我们夫妻俩出去打工。我在南阳市基建公司，一天20块钱。从

    早晨7点多，到晚上7点多，中间就只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你嫂子

    出去刷油漆，啥出力活都干过。干了3年，省吃俭用，把钱还完。我

    们基本上都是满勤，一个月才1 200元，我俩也为此生气，但从来不

    吵。你嫂子是个好人，脾气好，人也好，你二叔得胃癌最后半年，几乎都是她一个人伺候的。后来，我的身体吃不消，在工地上干不

    成，也瘦，胃也不好，最后发现血压高，不敢上工地，就不干了。

    后来我就开始正式学《易经》。

    震惊始终存留在我心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贤义成为一个算

    命先儿——如此古老的、民间的、几乎被现代生活完全否定的职业。一

    个算命先儿，他让我们想到什么呢？一个黑瘦的、戴着黑色瓜皮帽的、双手像枯柴一样的带着不祥的巫气的老头儿的形象。这也是我在一想到

    贤义是算命者之后出于本能对贤义的定位。但眼前的贤义，开朗、文

    雅、健谈、含蓄，完全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和派头。只有他手腕上戴的佛

    珠和他有规律的转动数数泄露了天机。

    一个农村青年，追求现代梦，经历了最艰辛的奋斗，结果却在现代

    化的都市里操持了最古老、最具传统色彩的职业，且获得了生存空间。

    这真的让人充满好奇。

    贤义的家在南阳卧龙岗不远处的一个村庄，也已经是城中村。他的

    老婆秀丽是这个村的闺女，分到一块宅基地，就顺理成章地在这儿盖

    房，起屋，成了南阳人。因为相对偏僻，村里的道路、房屋很是破败、杂乱，倒是和梁庄有点像。路歪斜不平，还是土路，据说是因为等着拆迁，所以没有修。每家每户一个独门小院，盖着两层或三层小楼。贤义

    家是一个很普通的院子，不同的是外面墙上贴着自制广告。一个白色长

    方形小铁皮上印着3行蓝颜色的字，下面留有电话号码。

    院门上贴着红色对联：

    因心是恩知恩留恩莫要忘恩

    人言为信诚信守信不能失信

    阿弥陀佛

    正对着大门的是厨房和通向二楼的楼梯，楼梯的拐角处摆着一些月

    季、指甲花、小绣球等之类家常的花。因为雨水充足，花开得非常旺

    盛，粉红嫩白的，把院子衬得非常活泼，有生机。院子方方正正，石灰

    泥地，打扫得很干净。从院子看往屋里，亮亮堂堂。整个院落朴素、明

    亮，是一种踏实的、完整的家庭生活氛围，和贤生家的阴暗、封闭完全

    不一样。院子左边放着一个机械水泵和大水缸，水缸上斜贴着红色的小

    条幅：

    水如清泉 法雨滋润

    正屋的山墙上也都有这样的小条幅，写着“福禧祯祥”之类的话。在

    楼梯拐角处，斜着插入一个圆粗的木头，两头用麻绳固定着，中间横吊

    一根铁棍，这是国品练习臂力的工具。17岁的国品，高大英俊、明朗自

    信，他给我们做展示，单臂用吊环撑起身体，一口气做了二十几个，胳

    膊上的肌肉隆起，结实、健壮，很有青春小伙的风采。

    正屋门的两边贴着一副对联：

    能来皆是座上客 和顺有去仍为舍下宾 清净

    来去自如

    院门和正屋门上的对联都是贤义自己编、自己写的，当然称不上有

    多高的水平，但工整清秀，押韵对仗，和他的职业特别一致。正屋客厅

    内的布置更是别具特色。正墙正中央是一幅巨大的带对联的伟人像，用

    金色的相框装裱，对联是：

    东风浩荡气象新

    红日东升山河壮

    伟人像的四周散发着金色的光条，头顶上写着3个大字“红太阳”，整幅图金光闪闪的，伟人的脸也是金色的。伟人像的上面挂着一个要比

    它小得多的相框，里面是一幅画像：释迦牟尼站在莲花座上，两边各一

    个菩萨护法，3个人头顶上都有金色的光圈。相框的两边是4个和相框一

    样大小的字，用普通的红纸写成：

    佛光普照

    伟人像两边分别是3幅像屏风一样长的条幅，黑细框淡蓝边白纸黑

    字，写着自我勉励的话和佛教偈语，6幅满满的，多种话语混合在一

    起，很清雅。两边最外又是一副对联：

    正清和善贤义福

    心静顺意有圆满

    正墙下面的长柜子上，伟人像的正下方，并列摆放着几个塑像：黑红脸的祖师爷，拿柳枝净瓶的菩萨，圆脸团笑的财神爷和红脸长须的关

    云长。前面是一个香炉，香炉里的香还在袅袅生烟，香炉脚下散放着一

    些面值20、50、100元的人民币。柜子左边，放着贤义的名片，名片上

    写着“善事多做，德心永存”，还有崭新的线装本的《弟子规》《道德

    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净土五经》等。柜子正前方的地面上，摆

    放着一个黄色的蒲团。

    正屋右边的墙上贴着满满两排奖状，全是贤义儿子国品上学得的

    ——演讲奖、三好学生奖、学习优胜奖和竞赛奖。这还是梁庄的习惯，孩子得的奖状，全部贴在正屋，让外人看到，也让孩子有荣誉感。

    里屋靠墙摆着他的钢管床，几个钢管焊接而成的一个大床，非常简

    陋。靠窗的桌子上放着毛笔、砚台和竖立的笔架，已经落满了灰尘。最

    鲜明的是他床头的那幅白底红字的太极八卦图，阴阳图下面是两行红

    字。

    整个房间基本上是一种混搭风格，政治的、宗教的、世俗的，很有

    些不协调。按通常的理解，它有点神神道道的，思路不清，就是一个低

    层次的民间算命者的空间。贤生给我们倒水，所用的茶壶、茶杯上都刻

    有佛家偈语，房子一角的电脑里，也播放着梵语的诵经声。这房间的一

    器一具都刻意渲染一种神秘的氛围。但是，贤义又是如此的坦然，神情

    是如此的明朗、开放，他对他的贫穷生活如此的淡然，他对事情的独特

    的超然理解，又使得这几种相互冲突的事物在贤义这里融洽地相处在一

    起。

    昨天讲了，那些年我干了不下一二十种活儿，啥罪都受过。最

    后身体也垮了。没办法，我开始学《易经》。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

    学《易经》，学生命预测，2001年开始正式学，全是自学。每天，我在家练字、研究、诵读，我发现诵读能够帮助理解。我做了很多

    读书笔记，自己学着画图，琢磨，慢慢有些收获。《易经》太精深

    了，我学这十来年，只是学了一点点皮毛，但是，我对老祖先这方

    面的知识、体系有大致了解，天干地支阴阳，命名学……也多少懂点。慢慢大家都知道我了，就有人来找我。我一直在家里，没有上

    街摆摊。我也收费，谁有钱，给一点，没钱免费看。现在温饱问题

    已经解决，反正也饿不死。这几年起的名字就不下几千个，光咱们

    梁庄人就起了多少名，你哥他们生娃儿，生完都给我打电话，我给

    他起名。我起完都忘。有当官的来找，开着小汽车来请我，到办公

    室给他们看桌子、椅子的摆位，都说我看得准，说得有道理。我是

    谁来都行，不因为你是当官的就格外对你好。穷人大部分是因为

    穷，遇到难事、冤屈，走不过去那个坎。

    四五年前，一个妇女，农村的，丈夫死后，到我那儿算字。她

    写了个“难”，叫我看，我说得很准。我说，你这是遇到灾难了，骨肉分离，她当时就哭。她说这是她们当家的死时给她留的字。我

    就一直从心理上安慰她。我说你们感情肯定好得很，有“难”才有

    担当，丈夫死了，你的孩子还需要你。你自己也得好好活，活好了

    才有意义；丈夫死了，自己就不起来了，他走了也不安生。农村男

    的死了妇女都可怜。半年以后，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死。说在村里

    雇人干活，村里人，连婆家人都风言风语，感觉活不下去。我在电

    话里一直劝她，聊了有40多分钟，一直说到她说我不再死了，她要

    好好活着。这是具有代表性的事情。我自始至终没有要她钱，只要

    对得起自己良心就行。

    其实我主要就是和人家聊天沟通，有点像心理学。心理疏通，再结合具体的《易经》知识。我从来不唬人，说命咋样咋样。知命

    不都是迷信，是真有道理，是“数”，是有规律的，大至宇宙运

    行，小至一户一宅的建造。外国不是有占星学吗？你学老祖先的这

    方面知识多了，就发现，它们是一个道理。不过，信则有，不信则

    无。现在真信的人也少得很，只听结果，不问过程。再加上我自己

    其实也没有吃透。我这些年吃亏吃在学的东西太少了，如果我高中

    毕业，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东西我硬是看不懂，悟不透。

    我不想靠这个赚钱，实在是没办法。按我的想法，我的生活要是过

    得去，我就专门搞研究。

    我现在开始学佛信佛，学着念“阿弥陀佛”，听佛教的歌，天天高兴，学着高兴。春节替人家写对联，开个光，人家高高兴兴走

    了，我也可高兴。你看，《金刚经》说得多好，我给你念念，“如

    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是啥意思

    呢？就是说佛度了无数的众生，但心里没想着我救了哪个人，若是

    想了这些，就不是真菩萨了。这是一种胸襟，非常谦虚，咱做不

    到。“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这是说什么呢？就

    是老老实实做人，吃饭穿衣睡觉，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

    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

    到现在，我反而把钱看得很淡，每个人不是只为家里服务，你

    到这个社会，是为社会服务。你得有一颗服务心，只有利人，才能

    利己。所以钱真的不算啥，除了为生活所迫。我现在心态就是这

    样，给别人说说话，把自己的理解讲给别人，确实能给别人带来一

    些益处，我就高兴。

    咱们县有个大学毕业生，还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不知道从哪儿

    知道我，就来找我，他在学校还学过心理学。他想不开，说自己在

    社会上遭遇到不公平的事，怨恨社会，怨恨人，一直没找到好工

    作。感觉精神上有点问题。我给他说，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你为啥

    不满？你看到大家的不完满，其实，这正是你要面对的。你不能光

    想着怨社会，不论哪个社会，都不是完美的，都有毛病，不能光

    怨，越怨越是啥也做不好。你得想自己能做点啥，没做到啥。你去

    面试，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要是准备好了，啥都很好，别人还不要

    你，那是他的损失。你到别处再来。肯定会走过这一难的。我给讲

    了2个小时。他高高兴兴地走了。这几天还在给我打电话，感觉开朗

    了一些。

    贤义特别愿意说，愿意配合，想把自己的精神体验和生活轨迹分享

    出来。他似乎没有看到我们带着猎奇和微微轻视的眼光，我们想看什

    么，他都非常认真地给我们看，并且认真地讲解。讲解他写的对联，条

    幅里的字，给我们演示他如何敲木鱼念“阿弥陀佛”，如何唱佛教的歌。讲到激动时，又拿起《金刚经》给我们读并且做了一番解读。他的解读

    并非是一种佛法式的解释，而加入一些务实和世俗的东西，这可能不太

    符合佛教的“不住相布施”，但是他的语气非常平和，眉宇间有某种宁

    静、超脱的气质。这一宁静让我很迷惑，仿佛隐藏着遥远的过去和历史

    的信息。这是贤义的信仰、生活方式，是他对生活的某种古典式的理解

    所带给他的。

    在我们说话的过程中，他的兄弟贤仁一直斜睨着他的哥哥，略带嘲

    讽的表情，遮掩着他内心对哥哥这一生活方式的严重不屑。当贤义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贤仁把脸别了过去，似乎有点脸红。说实话，我

    也只是尽力遮掩着我的猎奇之心和强烈的怪异之感，以一种看起来严肃

    的态度倾听贤义所说的一切。在心底深处，我是带着一种嘲讽、猎奇，还有模糊的轻视来看贤义的。他的伯父曾经是一个“算命者”，就是我前

    面所说的黑瘦形象，他在村里的名声并不好。村庄的人都认为他是唬人

    的，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在梁庄时，他的伯父也始终保持着某种神

    秘，不让我们这些孩子接近。

    贤义的儿子，一个成绩优良的高中生，倒是没有任何羞耻感。他把

    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让我看。我让他给父亲的日记、读书笔记和算

    命器具拍个照，他搬个小凳子到院子里，一张张地摆，让我一张张地

    拍。完全是一种积极学习的、外向的、健康的心态。在这一过程中，贤

    仁十几岁的儿子一直在打游戏，没有听到我们的任何话语。贤义和儿子

    的关系非常好，他很得意地讲自己到儿子学校里面参加家长会的情形。

    因为儿子是优秀生，贤义被作为学生家长代表上去发言。他上去给大家

    先鞠了一躬，然后，大讲小孩的心理和人生的理念，一下子震住了大

    家。大家都说有这样开明的家长，怪不得国品的学习品德这么好。

    贤义的妹妹梅兰和梅香也都来了，在二哥家，她们显然比在大嫂家

    更自在、活泼些。中午时分，贤义的老婆秀丽回来了，她在一家建筑公

    司干活。秀丽不爱说话，回来就开始收拾屋子，给我们添茶倒水，有时

    候站在旁边听贤义讲话，微笑着看她的儿子在忙碌。一听说我想要贤义的日记，马上骑着自行车去复印。

    贤义的小家庭非常温暖、健康。既没有拘泥于金钱和功利，也没有

    那种灰色的无奈和绝望。他们相互理解，彼此的言谈举止、态度，都呈

    现出一种开放性和光明性。相反，他的姊妹们，尤其是和贤义的神情及

    对生活的理解相比，却完全是一种世俗的神态，汲汲于生存，并且被生

    存完全俘获、压迫。当然，她们都很乐观，梅香是一个健壮的出租车司

    机，能吃能喝，也很知道让女儿上学。但是，在她身上，明显缺少更远

    更高的光亮和空间。贤义的身上是多一重空间的。他的姐姐梅兰，19岁

    就从农村来到城市，成为一名工人，还差点当上厂长。但不知为何，以

    我和她接触的直觉，她身上似乎有某种奇怪的麻木，没有未来、希望，只有现在，只看到她自己的生活，除此之外，则没有她关注的事物。还

    有秀兰嫂子，外部世界的变迁与自己无任何关系，过着一种完全被动的

    生活。

    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

    有关。

    那几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时的贤义。街边一家香火店，经常请贤

    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贤义看起来更加清瘦一些，给人的感觉干

    净，清爽，不事张扬。他坐在店里的沙发上，帮买家请神像，为那些小

    饰品念经、念咒，眼睛微闭，念念有词。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这种肃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请他看宅子的顾主那里，看他如何工作。认真勘探过

    房间方位和房内布置，问明生辰八字后，贤义开始运算，一会儿闭目捻

    指，询问顾主，一会儿又用笔计算，一些符号不断出现在他的小本子

    上。他非常严肃、认真，旁观的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氛围之

    中。我对生辰八字的内在逻辑一点儿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斥心理，但

    是，贤义以一种特别家常和世俗化的语言去阐释顾主名字的好坏，房间

    方位的对错，一点儿不故弄玄虚，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证

    一些常识，大多数人平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让顾主淡然，凡事想开，就无是非，“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

    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这种印证和达观

    的主张也让主顾和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很舒服，仿佛一下子进到人心里

    去。

    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

    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

    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

    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贤义的精神气质和言谈举止逐渐打消了我的猎奇心理和对他的职业

    的负面评判，一些新的思考慢慢生发出来，关于传统、信仰及它们在中

    国未来的命运。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古代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

    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有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很生硬，很幽默，很

    后现代，不伦不类，彼此犯冲，但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

    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

    统文化、《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

    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超然

    理解。

    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

    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

    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

    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的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

    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

    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

    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

    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产生巨大的断裂。挽着

    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哪一个街角处的算命先儿在中国的

    现代生活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

    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

    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

    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

    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讯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远比他的姐妹兄弟贫困。他仍然是

    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但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

    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

    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

    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法

    ——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先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有什

    么依据，但是，这些依然是一个人重获意义的最本源的方式，因为她生

    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

    的安慰。我们看族谱，看隐藏名字里的五行，仿佛看到过去的历史和生

    命朝我们走来，那是一条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河，有着无与伦比的厚重和

    深沉之感。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某

    种秘密通道。它会造成某种愚昧和无知，但同时，也有宽阔的空间。

    很显然，当代中国是排斥这些东西的。这一算命者及背后所代表的

    传统性，能否被看作是都市的一员，能否被现代都市秩序纳入，是令人

    质疑的。但他自成一体，与现代社会的功利、时尚背道而驰，这使得他

    的存在与行为具有了批判的精神内核，几乎具有怀乡的意义。贤义如此

    坦陈他的生活，贫困变得正常而普通，不再是羞耻和愚笨。他超越了社

    会残酷的规定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他用自己的坦然和尊严为传统生活赢得了新的空间和意义。最初的嘲笑没有了，甚至有一种肃然起

    敬。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

    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的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

    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

    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对现代没有启发？

    传统并非是一个圣地，一个纯粹之源，它本身被层层包裹，很难寻

    求到真正的内核，在很多时候，它甚至可能成为政治和个人欲望的遮羞

    布。它有很多陈规陋习，在现代世界里，这些陈规陋习往往被放大为一

    种恐怖和异己的象征，它们会激起强烈反对它的决心。除了这些被称

    为“术”的神秘文化之外，譬如儒家的“忠”“孝”“礼”“恕”“慈”“仁”等，是

    一种文化习俗、礼俗制度，还是一种信仰？或者说，它能否上升到信仰

    的程度？这些都很难确定。在从传统中国转向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每一

    个词语的负面意义都被夸大、扭曲。我们对中国古人的宇宙观、世界

    观、哲学观和生命观都先有价值判断(往往集中于政治判断)，而对它

    们内在的绚烂、博大和宽广则少有认知，这也使这些词语失去了升华为

    具有信仰元素的终极价值的可能。由此，中国人丧失了一种仪态，失去

    了那种拥有信仰之人所特有的超越、宽容、节制、优雅和朴素。没有一

    套具有内在约束力和自我调控能力的文化传统的支撑——不管这一传统

    与信仰的关系如何——那么，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生存群体就无法实现自

    我净化，而这一净化功能要比法律、政治的控制有效得多。

    在里尔克的长篇史诗《杜伊诺哀歌》中，诗人这样形容“传统”：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种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

    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

    灵。奇门遁甲、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

    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重新被打开的可

    能性。那些用抛起的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

    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合，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

    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

    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有

    信仰。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1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祇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政治话语中，成为政治意识形态

    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政治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

    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

    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

    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许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能够自

    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而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

    洪流中真的理解“传统”并重获尊严？

    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的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的悲哀的。不管

    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

    懒惰

    和没有耐心。

    弗兰兹·卡夫卡

    [1] 没材料：目光短浅，没有长远打算。

    [2] “二八”：自行车型号，指钢圈尺寸为28英寸的自行车。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绝望的山

    撰文 谢丁

    传统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

    景。傍晚6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

    师。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

    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

    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中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

    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生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

    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教师夫妇一间公

    寓，大约20平方米，在实验楼的顶层。

    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警

    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

    色的布帘，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屋顶却是挑空的，极高。王芳用

    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

    有两个厕所，在操场的另一边，要走很远。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

    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亮起灯光。空中飘着小

    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8℃。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

    起来，然后越来越大。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

    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后来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

    向这里聚集。每个学生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

    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我听不清他们在读什么，只看见底下黑压

    压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2米的直线上。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

    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覆盖。

    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

    程。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的学生60个左右。每年，学校还

    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大约还有3000多人。他

    们正在背书。

    “他们为什么不进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转头问赵永康。

    “在教室朗读会吵到别人，外面空气也会好一些。”他顿了一下，带

    着一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会宁中学的传统，你在其他地方肯定

    很少见到。”

    “你也经历过这种场面？”

    “当然。”赵永康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捧起热纸杯，回到温暖的

    沙发上。屋子虽然不大，但有暖气，还开着电暖器。他接着说：“我们

    都是那样走过来的。但现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种苦了。”

    会宁以教育成名。像中国大多数小县城一样，中学教育最直接的指

    向是高考。这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从这条路上走来

    的，记忆里有关高三的印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很高的书

    本，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景。

    前一天，在兰州到会宁的长途汽车上，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看起

    来只有12岁，穿着流行的火红色羽绒服、闪着金边的牛仔裤。她没有念

    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当小保姆，每个月可以赚到600元。在两个多小

    时的旅途中，这个实际已经16岁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停谈论她在北京的经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她承认英语太难了。

    “我想你要明白，并不是家里不供我上学，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再读

    了。”她说，成熟的语调令人吃惊，“在会宁，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在会宁一中，一个农村学生每学期的开销大约2500元，但很少有父

    母舍不得这笔投资。他们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学，所有的家庭债务会很

    快还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总算有机会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会

    痛苦地接受孩子出门打工的事实，但除非万不得已，不走这条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们都觉得不太可靠。”赵永康

    说，“那不是会宁的传统。”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尝试走进这种“传统”。

    在这块空地的中间，竖立着3根旗杆，但没有飘着五星红旗。我顺

    着人群的缝隙，往前挤。在学校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张巨大的红

    纸，上面用毛笔写着2005年会宁一中的高考状。名字、成绩、大学，依

    次排开。两年过去了，纸张已经脱落褪色，但还能大略看出这是一张中

    国地图。会宁标记在地图的左上方，画成一把火炬。一条条直线从这里

    画出，像飞机的航线，辐射到中国各个角落。它意味着荣登高考榜的学

    生，都从这所中学出发。已经走出会宁的人，很少再回来，赵永康是个

    例外。

    考试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

    驿初中。3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了3年，他奋力考入

    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

    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家境在当地还算不错。

    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3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

    旦大学的同班同学。“他毕业后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兰州待了几个

    月，最近又要出国了。”他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

    弟，也是从这里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同学，才是

    真正的“成功”。

    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

    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

    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

    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

    “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

    生。会宁一共有5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

    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

    职业学校，或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

    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

    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都围绕高考这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

    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4年后，他带回来

    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分为3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年掀

    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很少涉入其中。在学校，政治课因其

    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

    尬。很少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

    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的沟通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吗？”

    “你知道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就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我们坐在县城

    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他的高中同学王维专程从乡下赶来。王维24

    岁，穿一件浅色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第二天，王维将启程去兰

    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他去年已经考过一次，只差几分。赵永康说

    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维在延安大学念了4年的政治学，如今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

    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但王维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他没结婚，也没有

    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要离开会宁，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

    这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

    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

    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太穷了。最后她决

    定嫁给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色

    红润，说话很有分寸，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

    三的学生。那年，会宁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

    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这种成就

    感，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给了我教

    育局一个熟人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

    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况，但没有任何消息传

    来。

    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他上次没有回答的

    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有了答案。他告诉我，他想参加一次司法

    考试。

    “你想做律师？”我问他。

    赵永康没说话，再次陷入沉默。

    绝望的出路

    在会宁，我经常从良友大酒店一路散步到会宁一中。空中总是飘着

    小雪，我感到脸上的皮肤正在崩裂。街上行人很少，马路萧条，零散跑

    着几辆三轮出租车。每当他们驶到我面前，会主动停下来，直到我摇头

    才缓缓离开。

    良友大酒店是会宁最高档的一个酒店。标准间100元，如果再加20

    元，你可以享用一天的宽带网络。在会宁，网络是通向其他世界最便捷

    的途径，但提供这种便利的酒店仅此一家。我在街上只看到过一个网

    吧。但和中国大多数县城不同，网吧里的人也不多。整个县城很冷清，像冬天的太阳。

    我走过会宁县中医院，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接着，我来到县城的主

    干道。烟酒、糖果批发摊位依次排开，但很少有人光顾。5分钟后，我

    抵达会宁一中附近的牛肉面馆。如果是傍晚，街道会突然嘈杂起来，然

    后一股庞大的人流朝我涌来。

    下午5点30分，补课的学生们下课了。他们很安静，只是庞杂的脚

    步声吵醒了街道。牛肉面馆排起了队，一碗牛肉面3元。他们用一种罕见的速度迅速吃完一碗面，然后消失在街道。十几分钟后，这里恢复了

    冷清。天渐渐黑下来，气温降到-8℃。我裹紧羽绒服，继续朝会宁一中

    走去，那里有人开始大声朗读。

    在会宁，没有任何事情比高考重要。有时我会觉得这个小城只有两

    个单位，两种人。一个是政府，他们都忙着怎么从甘肃省或者中央得到

    更多的扶持；另外一个是学校，他们都忙着准备年复一年的高考。除了

    学生，如果还有余下的人，也许都是家长，他们生活的重心就是努力让

    孩子考上大学。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已经30年了。大约有3600万人通过高考改变了命

    运。去年，一个名叫范谊的人大代表提出取消高考。范谊是宁波大学外

    语学院院长，他坚称“高考制度已经失败”，“看似公平，实质却扭曲了

    教育丰富、多样化的内涵”。但同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反驳

    称，“高考仍然是现阶段选拔人才最公平的一种手段”。这些争论和会宁

    隔得很远，远到人们可以忽略不计这些庞杂的声音。在北京，我的一个

    朋友陈琛说，在甘肃那些贫瘠的地区，除了高考，人们没有其他的路可

    选。

    陈琛出生在甘肃另一个有名的教育县民勤。1999年，他考入北京大

    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我们偶尔会谈起西北那片土地。他常

    说，没有去过那里，你们永远无法体会西北那种土地和根的感觉。“在

    城市里，是没有根的。”他在日记中写道，“老家有一种厚重的背景，好

    像冬天炉子生出的烟色，好像沙发上旧了的沙发套，好像爷爷抽烟熏黄

    了的指甲，女人家事做久了变得粗糙、无法伸直的手。”

    但沉在这厚重背景下的底色，除了对根的思念，还有对贫穷的抗

    拒。“西北的贫瘠是很让人心酸的。”陈琛说。我在良友大酒店温暖的房

    间上网和他聊天。“你们南方人不可能想象，我们每次坐火车，一旦过

    了秦岭，就开始雀跃，因为可以看见绿色，看见水。”但要想永远走出

    这种贫瘠，高考是唯一的选择，它和贫困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天下午，王芳让我见到两个高三宏志班的学生。宏志班是中国政府推行的“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每学期为贫困学生提供大约2000元的帮

    助。在甘肃，会宁和民勤各有一个宏志班。它们的升学率往往都会达到

    100%。一个叫贾腾的学生羞涩地告诉我，他要考清华大学。另一个叫

    郑彦锋，他提到了同济大学，但他并不清楚这所大学的状况。我告诉他

    同济大学的城市规划专业非常好，他喃喃说：“城市规划……很好。”

    他们俩穿着毛衣和夹克，因为瘦小，显得非常单薄。两个人都很紧

    张，王芳温和地对他们说，问什么就回答什么。但我一句话也问不出

    来。他们的脸色透着纯朴和不安，贫穷和自尊。我们只好谈起大学，那

    是他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

    在山里

    王维走后的第二天，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去乡下。王芳有一个学生

    叫黄雪辉，2006年考上了天水师范学院，最近刚回到会宁。她家在候川

    乡，距离县城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夏利车刚驶出会宁县城，我们就被一片白色包围。上午刚下了一场

    雪，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屋盖上了一层漂亮的绒衣。我们在一个村庄停

    下来问路。一个中年男人从小卖部走出来。他说我们应该掉头回去。他

    好像认识附近几个村所有考上大学的家庭，如数家珍地一个名字一个名

    字念出来让我选择。在这家小卖部的背后，一张已经褪色的喜报还贴在

    村里某家的墙壁上，庆祝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往回走到半山腰，我看见一个女孩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她穿着一件

    廉价的牛仔服和牛仔裤，短发，皮肤是农民特有的黝黑色，脸颊两团红

    色，像被太阳熨过一般，在冷风中红得更厉害了。

    黄雪辉知道我们要来，一大早就拿着铁锨，把公路到她家的一条土

    路清理得干干净净。她怕积雪路滑。村子非常安静，没有猪叫和鸡鸣，也没有炊烟，好像很久都没有人居住了。黄雪辉今年大二，学校这次放假两个月，但在家待了半个月她就受

    不了了。过完年，她决定提早回到天水，找个工作赚点钱。

    她家的院子不大，黄土墙围成一圈，在前方开了一个小门，需弯腰

    才能进去。我们进了正屋，她母亲有病，坐在床上不爱说话。屋里有一

    条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沙发，沿墙是一排矮柜，上面放着各种杂物，还

    有许多已泛黄的照片。屋子中间架着一个炉子，烟囱弯曲着冲向屋顶，锅里煮着鸡，茶几上堆着刚切好的“锅盔”。

    我非常不安，感觉自己给这个家凭空带来负担。鸡是刚杀的。黄雪

    辉的母亲从一个铁盒倒出一点儿珍贵的茶叶，兑了开水，冰糖也是珍贵

    的。然后，她的父亲散给我一支烟，坐了下来。他留着大胡子，是典型

    西北人的面庞，皱纹像刀刻。

    她的父亲也考过大学，在1981年，差了3分没考上，家里没钱再供

    他补习。他一个同学补习了8年，最后终于考出去，如今是会宁三中的

    教导处主任。他留在了农村，为了3个孩子的学费，他前往内蒙古、宁

    夏做建筑工，但工资总是拖欠。自从黄雪辉的母亲病倒之后，他在附近

    一个砖瓦厂找了工作。他说他现在负债2万元。

    黄雪辉坐在我的对面，很少插嘴。2006年，她考上天水师范学院

    时，想再补习一年考一个重点大学。父亲说，女人有两种改变命运的途

    径。除了考学，还可以嫁人。她哭了一个星期，决定暂时遵从命运的安

    排。另外，这也算是为了她的弟弟，他正在会宁五中念高三，成绩很

    好，家里希望他无论如何也要考上重点大学。

    我们的谈话很平静，有时还爆发出笑声。黄雪辉和她的父亲想尽量

    掩饰他们的无奈，我也装作看不出来。在我们都没有话可讲时，就看照

    片。弟弟是他们全家的骄傲，从小到大的奖状贴满我身后整个墙壁。

    我在一张照片里找到了黄雪辉的姐姐，她看起来有点忧郁。2003

    年，黄雪辉和她的姐姐一起考高中。她考上了一中，姐姐考上了三中。

    但家里没法供3个孩子同时上学，在最简单的家庭逻辑中，姐姐退学了。去年年中，她前往江苏一个塑料制品厂打工。不久前，父亲收到了

    她寄来的3000元。对这个家来说，这是一笔可观的金额。

    “我尽量不要让儿女跟我走同样的路。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拼死

    拼活也要供。”父亲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只有大女儿，和我一

    样。”他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几分钟过去，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姐姐的退学刺激着黄雪辉和弟弟更为拼命地学习。在会宁一中，她

    常常一天只睡5个小时。有时她会抽出时间去五中探望弟弟。在番茄收

    获的季节，她会买点番茄带给弟弟，那是他最爱吃的“水果”。

    但弟弟总是抱怨她不该花这钱。弟弟从不主动找家里要钱，每当钱

    花完了，他就吃家里带来的冷锅盔，直到父亲再来学校。他每年大概需

    要5000元。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他还得再补习，那又是一笔沉重的负

    担。

    所有的家庭债务，要等到黄雪辉毕业才能慢慢还清。但我知道这其

    实并不保险。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一直走低。在北京，大学毕业并

    不意味着你能找到工作。但父亲考虑得没这么多，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外面的形势。我问他，如果儿女考上大学也挣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书能读成，管不管家里是另外一回事。他自己走出去就可以

    了。”父亲说，“我们这地方，理想并不高。”

    在山里，谈理想是一件奢侈的事。姐姐想上学，黄雪辉想去更好的

    大学，父亲想所有的儿女都走出去，没有任何一个愿望达成。但这并不

    足以令人绝望。黄雪辉告诉我，她毕业以后，等工作一段时间，还想继

    续考研。

    一首名叫《生活》的诗

    离开会宁的前一天，我走进会宁革命纪念馆，门票30元。1936年10月的清晨，中国长征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

    力在会宁聚齐，标志着红军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他们从瑞金出发，在贵州遵义经历革命的转折点，然后在会宁会合，最后落脚于延安。在

    当地政府的宣传中，会师精神与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抗洪精神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