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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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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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附件(4014KB,679页)。
著名汉学家史景迁,凭天赋和本能写作的历史学家,无人可以模仿。

内容简介
一个“现代”国家既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本书以16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展现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怀着同情之心回顾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遭遇过的机遇与挫折,认清中国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
编辑推荐
继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后,西方新一代中国历史巨著
香港城市大学鄢秀教授、郑培凯教授联袂主编,专业团队精心校译
丰满的细节,真实的人事,一百余幅图片,呈现中国近四百年的全相
作者自言:这是一部发自内心深处而非只是在故纸堆里写成的书
作者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1936年出生于英国,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1965—2008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极丰,主要有《追寻现代中国》、《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改变中国》、《曹寅与康熙》、《康熙》、《天安门》、《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
推荐序
时报出版公司要我为史景迁老师的《追寻现代中国》写一个序,一时把我拉回到当年在耶鲁的往事回忆。特别是史景迁老师提起这本书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与“十字校园图书馆”完成写作的,而在多年前,我也曾在那些地方留连。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英文版交付印刷是一九八九年年底的事。那时距我把博士论文提交给学校当局、束装回国才两、三个月吧!倒算回去的一整年,我自己也在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奋斗;再继续倒算回去一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我在伦敦的印度办公室图书档案馆(IndiaOfficeLibraryandRecords)收集论文资料。看来好像也没什么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成长。
事实倒未必如此。因为史景迁老师正是英国人,老家就在伦敦肯欣顿花园(KensingtonGarden)附近。我在那里时,他回家探望母亲,与我约在国会俱乐部(Athenaeum)见面时,已曾和我谈过写这本书的事。更直接的是:我不得不在最需要时间写作的时刻担任史景迁老师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ModernChineseHistory)这门课的助教。一九八八---九八九那年,我们拿这本书的书稿当教材。
史景迁老师在耶鲁大学部教“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大约从一九七O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是一学期的课,两年才开一次,修课的学生真是如过江之侧,多得不得了。为了确保学习品质,每次开课都要找很多助教,随班上课,然后帮学生做课后辅导。因为助教需求量大,我的领域又
靠近,因此每次都跑不掉。
在《追寻现代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以前,美国各大学差不多都用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lModernChina)当课本。我第一回当史景迁老师的助教时(一九八五年秋、冬),也是那样的。可是随着时间下移,徐中约的书开始变得有点过时,社会上期待一本新的综论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景迁老师教这门课已经很多年,他的文笔更是好得没话说。于是,在完成《胡若望的疑问》Hu)一书后,史景迁老师就开始了《追寻现代中国》的写作。
史景迁老师在“那布勒斯披萨店”里写作,他用笔写。他的笔迹虽然不能说极度潦草,却也只有熟悉的朋友能辨认。但他不用烦恼 ......
中文版序原文
I am truly delighted that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my
attempt to write a broad synthesis of Chinese history across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is be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iwan. It was to Taiwan that I first came in
autumn 1963, to study some of the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anghsi reign for my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onTs'ao
Yin. In those days, the Ch'ing archives were being held under
careful watch in the hills of Wu-feng, not far from T'ai-
chung; the Ch'ing archives held on mainland China were at
that time totally in accessible to me, due to the turmoils of
China dur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reambles to the equally catastrophic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Looking over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gain today, I am rather surprised that I was rash
enough to attempt such a task. Rereading the text also
reminds me of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creat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previous English-language surveys
undertaken by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60s and by Immanuel
Hsu in the 1970s.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how much I
learned from those two works, just as those authors had
learned from earlier Chinese scholarly surveys by Hsiao I-
shan, Ch'ien Mu, and many others. In seeking to incorporat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d appeared since those
various scholars wrote, I perhaps inevitably had to cut back
on certai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allowed me to include more of the newer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at have been appearing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t least some ofthe exciting new materials on the na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Ch'ing state in its Manchu dimensions, and of the Manchus'
own visions of a multilingual greater Chinese central Asian
empire.
Today's readers will of course notice right away that
Taiwan does not get as much coverage in my book as it
doubtless deserves.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I was writing I
was largely echoing what I understood to be the major
preoccupations of policy makers in Peking, Nanking, and
Chungking, rather than tracking all the details of Taiwan's
variou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But I hope
that I have managed to give at least a sense of the
astonishing strides made in Taiwan, bo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at
story starkly underlines the fact that similar changes,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meaningful democratic structures,have still eluded the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Westerners have no specific right to
insist that East Asian nations ( or any other nations
elsewhere ) should follow Western political models. Yet
having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crossed the bridge
to new levels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freedom, and allows its
people to enjoy them in the dawning ye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st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Chinese story.
It is my hope that reader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will
not find t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recent Chinese history,made by an Englishma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
superficial. It was written from the heart, not just in the
dusty study, and is intended to reflect my deep fascination
with the many undercurrents that have to flow together, in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comprehensible narrative of China's
immense struggles across the long span of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Jonathan D.Spence
Ster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March 31,2001
中文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是我试图纵观中国过去四百年历史的著作,对
于中译本能在台湾出版,个人深表欣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初次
造访台湾,为了我在耶鲁大学撰写有关曹寅生平的博士论文查阅中文
史料。那时,清史档案还存放在雾峰的山上;而中国大陆的“大跃
进”余波荡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所以我无从接触
大陆方面搜罗的清史档案。
如今回头重新浏览《追寻现代中国》,我很惊讶自己竟会贸然尝
试如此艰钜的工作。重读此书也提醒了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六○年代、徐中约(Immanuel Hsu)在七○年代能以英
文写出两部中国历史的巨著,想必是举步维艰。我受教于这两本著作
之处甚多,一如这两位作者曾受益于萧一山、钱穆和其他几位先辈中
国学者。为了把这些学者之后新出炉的历史素材设法纳入,我不得不
割舍中国人经验中的某些重要面向,尤其是在外交史和智识史的领
域;这使我有余裕收入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所做
的新诠释。同时,我还试着至少放进一些令人雀跃的新素材,这些材
料或从满人的角度来理解清朝政权的特质与意识形态,以及满人自己
对于一个多元语系之“大中华”亚洲中心帝国的看法。
今日的读者当然一眼就会注意到,台湾无疑值得一书,但拙着并
未将之含括在内。原因是我写作时大多是在回应我所了解的北京、南
京、重庆决策者心中羁绊的要务,而不是钜细靡遗地追索台湾迥然不
同的发展轨迹。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起码已赋予台湾在八○、九○年
代发展经济与实施民主制度方面惊人成就应有的意义。台湾的故事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依然在规避类似台湾所做的变革,尤其
是别具意义的民主制度变革。我深信,西方人无权要求东亚国家(或
者其他地区的国家)应该追随西方的政治模式。话虽如此,台湾跨越
隔阂,在个人与集体自由达致新的境界,在二十一世纪曙光乍现之
时,台湾人民得享自由,这个事实必须被视为是所有中国人故事中的
一个重要章节。
我期盼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读者,不会觉得由我这位卜居在美的
英国人为理解中国近代史所做的尝试太过于肤浅。这是一部发自内心
深处、而非仅是在故纸堆里写成的书。种种伏流势必汇而聚之,以对
中国在过去漫漫四百年来所做的巨大奋斗有个可掌握的叙述,而本书
也反映了我对这个过程的着迷。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史景迁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版序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动荡与悲剧。仿佛在人
心深处残酷劣根性和施暴的能力永无魇足之日,是故没有任何社会能
达致完美的静谧。然而,在每一个国度,人又往往表现出对美的爱
好、对知识探究的炽热之情、儒雅、丰美的感性,对正义的渴望,凡
此皆照见幽暗,让世界充满光华。人须常宵旰勉行,以认识这个世
界,以期免受此世摧残,更有效率地去构筑这个世界,以使子孙得免
于饥饿、恐惧所苦。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陌生与其他国家无异,而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
逐稀有资源、进行贸易往来、扩展知识之时,其命运也与其他国家休
戚相关。长久以来,西方人莫不对中国感到茫然,纵然物换星移,时
值今日,中、西之间仍因语言、习惯与态度的隔阂而产生嫌隙龃龉。
现今,中国人口逾十亿,所承受的内在压力我们仅能揣度;中国政治
的剧烈摆荡,中国文化氛围的跌宕起伏。中国经济的蹒跚踉跄,在笑
脸迎人的背后总是潜滋暗藏对外来影响力的敌意,以上诸多因素往往
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而不察中国的真实本质。
了解中国并无终南捷径,一如并无方便之门去认识其他异质的文
化,甚至了解我们自身。但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往神驰,且足堪我
们借鉴,据此,这样的企图总是值得去尝试。本书用意在于,欲认识
今日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应将追索的
时间纵轴回溯至何时仍值得深究。中国历史渊远流长;也没有一个社
会能像中国般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旧绵延不绝,并且不惮其烦
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从任一切入点钻进这
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并以萦绕
脑海、挥之不去的方式与现今呼应。
我的叙事起自一六○○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藉由把这一故事命名为《追寻现代中国》,我
个人衷心盼望能够彰显以下几点旨趣。一,不管是统治者或是臧否统治者的中国批判者,他们在漫漫的
历史长河里各自依循不同的取径,试图建构行之有效的方针来强化边
境的防务,理顺官僚机制的运行,免于外人干预而善用自身的天然禀
赋,焠炼必要而严谨的知识工具用以权衡政治行动的效率和道德性。
二,尽管不必然步上西方强权或日本的发展“轨迹”,中国总是
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去适应它、扭转它,即使是在适应与扭转的过程中
仍奋力维系若干恒定的价值观。在此,我所剖析的泰半历史,无不充
塞为了追求进步向展开的瓦解与巩固、革命与演化、征服与运动的交
叠循环。
三,本书叙述的是寻寻觅觅的过程,而非寻索的结果。我能理
解,一个“现代的”(modern)国家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
念。倘若我们能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使用“现代”这个概念,我们应
不难察觉这个概念的涵意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开展而时时刻刻处在递嬗
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把“现代”的底蕴归隶于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而将过去托付给“传统”(traditional),把未来寄望于“后现代”
(postmodern)。我个人倾向认为,到了公元一六○○年,已存在具
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都算不上是现代国
家,在二十世纪末亦然。
四,我把“追寻”现代中国看成正在进展的行动,我希望以此为
焦点可以厘清中国当前的状况,可以从历史得到启示。中共政府当然
能理有所据地声称手中握有革命的印信。但中共政府的官僚机制依旧
是一个庞然大物,其领导人仍以超绝真理之名坚持其权力,约制人民
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远大抱负。这亦与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国家面
貌并无二致。在与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同样有权宣称她在开创自己
的路。然而试图援引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身的迫切问题,但又希图避
免人民受到腐化流风的濡染,这仍是十九世纪一再俯瞰眺望的探险之
域。在单一政治体之内统治十亿公民无疑是史无前例。然在十八世纪
时期,中国的人口压力即已告尖锐化;人口成长对土地、经济、治理
民间社会所形成的压力自那时就可看得很清楚。
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侧面来呈现过去。藉以禁锢女性低落
社会、经济地位的风俗习惯,用来灌输子女世代分际与责任概念以形成某种行为模式的教育方法,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所散发出的力
量,地方社群里若干人士得以撷取权力、甚至滥用权力的能力,一六
○○年之后的中国皆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上述社会、文化等面向。在
艺术与文学领域上的美学志趣和语言创新,行政结构、流程的钜细靡
遗,均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容颜,且至今犹存。
藉着以十六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也可达致另一个目标。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自己掌握
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的次数有多么频繁。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六
四四年,复于一九一一年,再于一九四九年,对现况绝望,以及缅怀
夙昔的情怀和怀抱未来希望的赤忱是如何彼此融汇,又是如何粉碎既
存的秩序,开启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道路。倚仗有关中国过去
奋斗的历史知识,我们便能更深切体会中国内部面对彼此扞格的力
量,以及中国最终能否在这现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机会。第二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完稿之时,适值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展开
镇压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事后观之,这些事件在我心里正
凸显了中国人在对抗国家所发出的声音,而变革的契机似乎是如此渺
茫。过了九年,我完成了第二版,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局势又大不相
同。应为八九年暴力镇压负最大责任的邓小平已于一九九七年初殁
故;邓小平的马前卒、持强硬路线的总理李鹏,也于一九九八年初卸
下总理职位。苏联瓦解成十几个宪政共和国,由几个东欧国家所形成
的苏联附庸国亦各自步上不同的发展途径。八九年最杰出的学生领袖
现已出狱,流亡美国,一如为七八年民主经验代言的魏京生。
中国政府藉着否认了这两场运动的重要性,而与这两场运动的幽
灵相安共处。更何况,整个国家把全副心力放在国内经济成长和参与
国际金融所萌生的挑战、回绩和混沌不明。这些重要的变革让人权人
士──不管是在国内、流亡在外或外国人──难以持续经营中共领导
阶层拒采代议政治并骚扰异议分子等重要议题。随着香港于一九九七
年夏天安然回归中国,台湾已经更引人注目:中国的对港政策成为吁
衡未来经济整合模式的砝码。
在这九年间,我们对于中国过去的知识也大为增加。中国境内丰
富的考古发现,扭转了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以及早期统治理论的见
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数领域中,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深刻改
变了我们昔日的所思所知。
我为了把这些新发现纳入第二版,不得不必须修正许多旧看法,引进新的观点。有关清朝部分,举其大者有:十八世纪清朝皇帝把自
己变为亚洲中心统治者的途径;自十八世纪末以降,秘密会社在不同
阶段挑战国家时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清代女性读写能力与受教育的特
质,这样的特质可用来形塑女性在当时奴从政治的图像;中国民族主
义自晚清发展以来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形态的印刷媒介对于宣扬中国
民族主义的影响。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阶段(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也必须重新
思考论题的剪裁: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尤其是他们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唯意志论(voluntarism)思想的关联性;与毛泽东
意见相左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人生进程与求生存的策略:中
国城市商业、社会生活的特质,以及在诠释、彰显现代性时,城市所
展现的转变模式;毛泽东透过操纵历史评价和高压手段,以塑造其英
雄形象;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民族主义
分子的地下斗争。
至于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我们可以注意:最
近解密档案所披露有关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时
毛泽东与史达林两人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大跃
进运动之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开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动机;邓小平领导下经济弹性政策的渐进发
展;共产党政府所公布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本身自发性创新之间的关联
性;二十年来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
我尽量把这些新发现融入第二版之中,并增补新的一章,来涵盖
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这段时期。为了控制第二版的篇幅,我做
了许多割舍,少则略微剪裁,若我觉得可以删减,多则一页,甚至一
整节。其结果,新版不仅内容更新,分量也较第一版为轻。此外,为
使本书更容易阅读,我在新版中先引入基本的经济和人口分析,改变
论述国民党和共产党那几章的架构,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各种外交政
策的议题,并重新安排节次,来呈现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渡。
若干第一版的读者和评论家希望能依论题或概念的序列、而不是
依循年代的顺序来组织本书的内容,也希望本书能更为关注广泛性的
社会趋势以及各个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经验。他们也企盼拙着能多重
视时下流行的各种西方理论,像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底
层研究(suba studies) ,以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繁
衍出的各种支系。对于这些建议,我还是不改初衷。毕竟,教历史的
老师和学历史的学生在探究事情何以发生之前,必须先知道事情是何
时发生。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的各种力量当然会影响领导人或接班人的
观念和生活,外国强权加诸中国的力量或观念也会有所影响。不过我
还是认为,以这种历史导论的方式,立足中心往外看待这种种冲击,是最为恰当的。若是强依理论准则来筛选、组合历史材料、虽然有些读者会蒙其利,但却会让别的读者迷惑、窒碍不前;从当前西方文化
世界的性质来看,今天流行的理论不久也可能弃之如敝屉。
所以,在新版本的架构,中心像是一面透镜,读者可以之来观照
中国人经验的大千世界。读者若想对个别章节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参
考(英文版)附录的进阶书目。中国欲在惊涛骇浪中探索她在这个世
界的定位,一九八九年是如此,一九九八年也仍是如此。我期盼,新
版的《追寻现代中国》将能引领新的读者以同理心、以及对中国人觉
得迫在眉睫的议题有所认识,来跟随中国人的探索。
推荐序一 许伴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景迁先生是中国研究的高手。在美国的汉学家中,他以文笔优
美、叙事清楚著称。他原籍英国,受过英国教育的经典训练,因此语
文根柢深厚,落笔文采斐然,不是一般美国学者能望其项背。史氏更
令人钦佩之处,则是其洞察的史识,是以他能由一个焦点透视一连串
的变化。他的早期著作,有一本是以清代一个民妇的生死当着眼处,铺陈清代的社会与文化。他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其实是从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上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
的志业与活动。
史氏也擅长于由个别历史人物作为焦点,上下左右,论述其时代
的变化及诸于文化与社会因素交织为一时风流人物,他曾经描述康
熙、洪秀全、毛泽东的生平,及其出现的背景、因素。在他的笔下,有宏观的历史大框架、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性格,于是历史是活生生的
人生,而不是干燥的排比史事。
史景迁先生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汉学家。由于他有西方文化的修养
及知识,他在观察中国的历史时,也会将西方的角度编织于中国的变
化中。他有一本名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即介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评价及不同时代人物对
中国的爱憎与褒贬。史氏对于利玛窦及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更是兼具
从中国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找出一层一层的折射与映照,其
中有过滤,也有选择,甚至有误解,以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词汇来说,他的研究正是将文化交流所发生的discourse,一层又一层地揭开─这
一工作,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彰显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了这些专着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史景迁先生才能写成这一本中
国寻索“现代”的历史。本书分为五个大段落;在每一个段落,史氏
都十分注意当代人物的思想背景及思维的方式。例如,为了处理中国
近代的几次革命,他花了不少笔墨讨论达尔文生物演化论,以及这一
理论与社会进化论之问互为影响的过程。于是掌握了近代中国知识分
子在文化方面持“进步”的理念,在政治方面给予社会主义成长的温
床。
不过,史氏并不只以思想与文化为其主题,在近代的几个分段,他都分别提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既作当时情形的说明,也
提供时间轴线上可为比较的尺度。例如,从清末洋务运动的业绩,南
京时代的十年建设,中共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以至邓小平改
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合在一起看,读者可有清楚的数据,观知中国经
济发展的曲折途径及其整体的方向。
正如史氏在他几本专着中擅长的手法,在本书中,他描写历史人
物的性格,也往往从细节见到性格,于是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谱,而是有笑有泪的活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他的笔端复
活了。中国的历史学传统,本来盼望史德、史识、考订,与文笔四项
并重。中国史学的祖宗,太史公司马迁,其文笔之优美,使《史记》
不仅是历史记载,也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自从清代考证之学独擅
胜场,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视。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堪为我人借镜。
国内史学界同仁,当可见贤思齐,有所激励。
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当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太史公所谓“成一家
之言”,亦是声明其观点自有独特的角度。为此,我们不能要求任何
历史著作都满足不同读者的愿望。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表示自己
的一些遗憾!我属于在抗战中长大的一代,我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记忆
刻骨铭心,永不能忘。有人询问“抗战的意义何在?”,我的答覆是
“中国人九死一生,几乎亡国,而不肯投降,只为了打出一个门国
格”。”民族主义是中国当年历史的主调。史景迁先生的大作于抗战
一役,着墨不多。抗战八年,单以人命的损失、军民伤亡即数千万
人,工业基础全遭破坏,本书于中国牺牲之惨重没有给予应有的叙
述。这是我个人深以为憾的省墨!本书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发展线索放在大陆,于是台湾部分的
中国,只占了很少的比例。中国与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五十年来的
台湾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遗憾,不能向本书
求全责难,我们自己不能逃避补足的责任。
本书以魏京生出狱及朱镕基矢志发展经济为发展一章的结束。史
景迁先生提出了一段期许,盼望中国人能从文化遗产与历史教训中寻
求意义,走向和谐的现代化,并提供中国人的新视野,供人类世界抉
择。他在第五部的叙言中,也向中共提出忠告,要中共自己记得他们
曾经许诺终结不平,开拓未来美景;他更盼望他们不要自己成为进步
的最大障碍!这两段结语,母宁是全书精神所注。这一位毕生研究中
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毕竟不是仅将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他
对中国一往情深,有耽忧,也有期许。为此,我向史景迁先生致敬,也致谢!
许悼云谨序
二○○一年四月四日清明推荐序二 陈国栋(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时报出版公司要我为史景迁老师的《追寻现代中国》写一个序,一时把我拉回到当年在耶鲁的往事回忆。特别是史景迁老师提起这本
书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与“十字校园图书馆”完成写作的,而在
多年前,我也曾在那些地方留连。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英文版交付印刷是一九八九年年底的
事。那时距我把博士论文提交给学校当局、束装回国才两、三个月
吧!倒算回去的一整年,我自己也在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奋斗;再继续
倒算回去一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我在伦敦的印度办公室图
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收集论文资料。看
来好像也没什么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成长。
事实倒未必如此。因为史景迁老师正是英国人,老家就在伦敦肯
欣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附近。我在那里时,他回家探望母
亲,与我约在国会俱乐部(Athenaeum)见面时,已曾和我谈过写这本
书的事。更直接的是:我不得不在最需要时问写作的时刻担任史景迁
老师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门课的
助教。一九八八──一九八九那年,我们拿这本书的书稿当教材。
史景迁老师在耶鲁大学部教“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大约从一
九七○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是一学期的课,两年才开一次,修课的学
生真是如过江之鲗,多得不得了。为了确保学习品质,每次开课都要
找很多助教,随班上课,然后帮学生做课后辅导。因为助教需求量
大,我的领域又靠近,因此每次都跑不掉。
在《追寻现代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以前,美国各大学差不多都用
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当课
本。我第一回当史景迁老师的助教时(一九八五年秋、冬),也是那
样的。可是随着时问下移,徐中约的书开始变得有点过时,社会上期
待一本新的综论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景迁老师教这门课已经很多
年,他的文笔更是好得没话说。于是,在完成《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一书后,史景迁老师就开始了《追寻现代中国》的
写作。史景迁老师在“那布勒斯披萨店”里写作,他用笔写。他的笔迹
虽然不能说极度潦草,却也只有熟悉的朋友能辨认。但他不用烦恼。
在一九九五年耶鲁历史系的大秘书佛罗伦斯(Florence Thomas) 女
士退休以前,她总是能帮他整理出一份漂漂亮亮的打字稿─史景迁老
师自己是不打字的。
史景迁老师的文笔好,在他出道后不久即已受到肯定。但他为什
么文笔好,其实还有“用笔来写”这个小诀窍。橐着一支笔,找一个
让思绪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振笔直书,文思自然泉涌。
对诗人或散文作家言,要这么做显然并不困难,而且说不定还正
是他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呢!可是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很难:对学院派的
历史学家而言,更几乎是种梦想。
先别说人们越来越倚赖电脑吧。只说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性通常叫
他们被资料左右着工作的空问。写作过程中,随时都有需要去找出出
处,必须字字有来历、言说有依据。他们需要经常查资料。于是他们
的书房才是最佳写作地点。然而在书房里,写作的思路却也就经常被
查阅资料的便利所打断。
史景迁老师幸免于此。然而这不表示他不科学、不尊重史实。他
博采周谘、反覆详读相关的著作,其实早将素材融会于心中:而片片
段段的念头也早在脑海中荡漾。于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角落的
一张黝黑的小桌子上,他把他独到的见解,按照既定的构思,让文字
在稿纸上沙沙作响。“用笔来写”,完成一个一气呵成的草稿。接下
来的工作才是查证必要的细节,于是工作现场当然就转移到“十字校
园图书馆”了。经过几回修改,初稿渐次成形。他的博士班学生自然
成了第一批读者,然后就成了我们的试教教材。
试教是为了了解读者的反应!史景迁老师是一位十分在乎读者的
作家。因为在乎读者,因此在动笔时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上,特别是那
些对中国历史有些好奇、却又所知无多的人。为了帮助这些人理解,或者加深他们的印象,他在叙事之余,往往会来段对比。好比说,在
提到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权力高张,因此宗教势力相对受到压抑,而
城市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这时候他是拿欧洲来对照着说的。美国
或其他英语系的读者,多少会有点欧洲史的底子,这样的对照也真能
帮助了解。又如,在提到满清入关与后续征服过程中,满洲军队的运动路线时,他也巧妙地藉由说明这样的行进途径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
统一中国时的模式如出一辙,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
于是,亲爱的中文本读者!你们不难明白:史景迁老师的令名部
分得自于他使用英文写作在文字与风格上的成功──英语世界的读者
是他写作时心目中预期的诉求对象。那么,你们一定要问:把史景迁
的作品译成中文,还能保存多少文字的精髓与风格的特色?是的,是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任何喜欢史景迁的人,最好读一读原着。
然而,抛开文字与风格不论,有中译本可以批览,仍然是件极幸
福的事情。读者当然因此省掉一些力气,而且本书的优点本来也不只
是写作上的优美而已。
史景迁老师读书甚多,而且“很会读书”──真正能够抓住作者
的重点。这从他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书评专栏写作
就看得出来。正因为这等能力,他也娴熟地掌握住西方人研究中国文
史的脉动。而在《追寻现代中国》这本综论的大着里,他总在最适当
的地方采用或批判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议题与观
点。详读此书,一方面可以分享史景迁老师多年的心得,一方面也可
以迅速掌握西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史。
温洽溢先生为这本书的中译工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译笔也流利通
畅。外国书译成中文时,把意思正确地说到,本来就很够了。可是学
术书,尤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读者总期待译者能找出原来的用
字。温先生已经尽了很大的力,虽然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完全达到这个
严格的要求。幸好这种“还原”文字的问题,并不十分干扰阅读。
近年来史景迁老师的书在台湾与大陆地区似乎都很受欢迎,中译
本已经出现了很多种。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可能是涵盖面最广、篇
幅也最大的一本。做为学生辈的我当然觉得它的出版是件可喜可贺的
事,更希望中文世界的读者也能从阅读的享受中获益良多。
二○○一年一月二日,写于荷兰莱顿大学第一部 征服与巩固
十六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其文化与艺术成就璀
璨夺目,城市与商业生活繁荣富庶,中国人在绘画方面的技巧与丝
绸、瓷器的制造能力,令当时欧洲人望尘莫及。即便如此,一般仍习
于视“现代欧洲”崛起于此时,然而,我们却不大能说现代中国发韧
于此。正当西方世界竞相纵横七海、拓展世界的知识视野之际,此刻
的明朝统治者不仅严令禁止海外探险,阻绝了可能因此获得的知识,还采取一连串自毁长城的行政措施,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告覆亡。
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不同层面浮
现。财政入不敷出,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逸逃鼓励虎视眈
眈的北方部族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
力。官仓管理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
生。盗贼蜂起,汇而为寇,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无非只为了苟活于
乱世。到了一六四四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肇致明思
宗自缢身亡。
在动荡之中重建社会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已经
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士绅官吏,而是突破北方边防,自称“满人”的女
真部落。满人早在伺机入侵中国之前,就已成功地将军事与行政单位
融为一体,整合成一种层级节制的紧密组织,满人的胜利得力于此。
随着此一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明朝降将贰臣权充满人的政治顾问,满人遂于一六四四年乘机进犯中原。
成千上万军队的转战运动,一如满人当时所感受到的,让我们见
识到中国江山的娇娆辽阔。四处叛乱的中国农民,以及明朝的残余势
力,各自据地以抵抗满人的扫掠。满人自北南下、由东向西的征服模
式,主要是依循中国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时将各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地
缘中心融入新的国家结构之中。(满人进军中国的时机和方向,与二
十世纪历经长期分裂之后,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统一中国的模式如出
一辙。)
意欲征服像中国这般幅员广阔的国家,满人势必要把成千上万的
汉人支持者纳入其官僚体系,倚赖汉人的管理人才,使其听从满人的号令来统理国家。少数明室的后裔犹作困兽顽斗之时,大部分的汉人
已能够接纳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大致承诺维护中国传统信念与社会
结构。清军的入关就算掀起社会的沸腾动荡,也是为期甚短,满人所
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摇,统治中国迄至一九一二年。
不管对满清,或者历代各朝或后继者而言,统一中国需要各种相
应之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图霸业奠于康熙
皇帝之手。康熙一朝从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期间依序完成了
中国南、东、北、西北疆域的防御工事,同时进一步强化入关前满人
所施行的统治机制。康熙特别着力维护科考制度,凭仗着可靠又秘密
的驿递讯息,以舒畅朝廷的耳目管道,同时又以朝廷之力,广纳心怀
贰志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还设法化解了潜隐在官僚体系、甚至广大
社会之中的满、汉族群紧张。不过,康熙在经济方面的建树就略显逊
色。康熙一朝虽然商业兴盛农业营饶,但国家的财政左文右绌,终满
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终相随。
康熙之子敏于修补康熙遗留的积弊,特别致力于改革税制、组织
文化生活、消弭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化中央官僚体系。然而中国总
人口数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急遽膨胀,土地分配压力随之而来,造成严
重的社会混乱,庙堂风尚开始隳坏堕落。官吏颟顸昏聩、食污腐化成
风,削弱了朝廷的统治能力,这又加重、扩大了清朝的内部问题。在
对外政策方面亦然,远渡重洋抵达中国沿海口岸的西方商人,不断抵
制清廷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清廷的涉外机构面临新挑战,清
廷在这方面也是迟钝无方。凡此无能另寻良方以适应新局,为日后十
九世纪的一连串浩劫埋下祸因。在十八世纪,曾经一度迷恋中国文明
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学家,现在开始细察中国的积弱,认为中国人若
无法适存,则有朝一日,中国必定覆亡。1 晚明
明朝的光辉
公元一六○○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文荟萃的统
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
统一的国家,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
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
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Prague),从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
筑布局华丽、典章制度齐备者,不过这些城市无一能及于北京的宫
殿;紫禁城环以高垣厚墙,琉璃屋瓦、金碧辉煌,雄伟庭院敷以大理
石,象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宫殿建筑皆有硕大的阶梯与巨
型拱门,栉比鳞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开,宛若天子召见朝贡者
一般。
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鄂图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
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俾以扩张税基,有效统治领土臣
民,吸纳农业和贸易资源。然而当时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既受千年文化传统所浸润,也受律令所约束,至少在理论上,这套官
僚架构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能处理。
一部分官僚组织位于北京城内,隶属于皇帝之下,依国家事务性
质被区分为“六部”:分掌财政、人事、礼仪祭祀、刑名律法、军机
要务,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内还有一批遍览群经的博学硕儒,襄
赞皇帝奉行仪典,撰写官方历史,教育皇族子嗣。在警跸森严的深宫
大院里,还有为数庞大的内廷人员服侍皇帝个人的需要:宫女与阉
官,帝王子嗣与照顾他们的嬷嬷,禁卫军、御厨、内廷侍卫。
明朝将地方行政组织划分为十五个行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个
承宣布政使司),这是中国官僚机器另一个组成部分。大小官职各有
所司,井然节制,其最上层为“省”的三司,下设有“府”的知府及
“县”的知县。并在各地设有军站、急递铺、递运所,以及定期向农
民征税的粮长。在京城之中与各省,各有一批职司监察的官吏,负责
督察官员的品行。中国大部分城镇建筑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砖石所建。
除了少数名刹宝塔之外,中国也没有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是回教清真
寺高耸入云的尖塔。然而这种低伏的建筑形貌并不意味着财力或宗教
信仰的阙如。在中国各地都有远近驰名的佛寺与道观,体察天地生生
不息之力,还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与奉祀孔子的孔庙。孔子出生于公元
前五世纪,是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回教清真寺分布在华东地区以
及西部回疆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回民聚落的区域。中国各地还有若
干犹太教会堂,犹太人的后裔在此聚会做礼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聂
斯托理教派”(Nestorian,译按,即所谓“景教”)抵达中土已历千
年,此时还有少数信徒,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宗教中心不以气象巍峨为
务,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民族尊荣感或对宗教抱持冷漠态度,而是
政治因素所造就的。中国中央集权的程度甚于其他各国,宗教也受到
皇权的有效节制,朝廷无法容许国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现自主独立
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统天下,于今观之,明朝的太平盛世
到了十七世纪初就已结束;不过当时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举世
难有与之相匹者。假若我们胪列十六世纪末欧洲的非凡之士,我们也
可以轻易在同时的中国找到足堪比拟的俊彦翘楚。论题材的丰富,中
国没有一位作家能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
年代,汤显祖正在写作隽永慧黠的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刻划家族亲
情、社会冲突的戏曲,其内容之细腻,情节布局之复杂,足以与《仲
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罗密欧与茱丽叶》
(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像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的《唐?吉诃德》(Don Quixote)已是西方文化里的经典,中国虽然
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在一五九○年代却出现一部以
宗教探寻、神怪冒险为素材的小说《西游记》,深受中国人喜爱。孙
悟空是一只通灵的泼猴,帮助唐三藏远赴天竺求取佛经,时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民间文化的泉源。即使不做进一步的文化类比,同一
时期中国的随笔作家、哲学家、自然主义诗人、山水画家、宗教理论
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也都创造了无数的传世名作,其中有许多至
今仍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这些丰盛的文化遗产之中,或许要属短篇故事、通俗小说最能
彰显明代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这类故事小说往往指向市镇地区新兴
的读者群,象征了读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转而观照日常生活细节。
在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社会里,这些故事小说也说明识字的女性也越来
越多。晚明学者的著述阐释了女性读写能力增进所象征的意蕴,这些
学者认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伦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进而
净化社会善良风气。
另一部经典小说《金瓶梅》便处理了这些议题。这部小说以化名
的方式于十七世纪初刊刻印行。这部小说叙事细腻,性欲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对故事主角与五房妻妾之间互动关系的临摹,提点出主人翁
的性格特质(主角的财产一部分得自经商,另外则得自与官府勾
结),而他这五位妻妾迥异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
梅》可以当成寓言体的小说来解读,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阐释人性的
贪婪自私是如何摧毁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机的人。《金瓶梅》也有写实
的一面,勾勒出隐伏在富贵人家那种暗潮汹涌。
小说、绘画、戏剧,再加上宫廷生活的梗概与官僚体系的实际运
作,在在说明了晚明的光彩华丽、繁荣富庶。有钱人家住在热闹的商
业城镇,而非乡下,豪门以宗族为基础,以男性成员形成盘根错节的
氏族或血缘组织。这些血缘组织坐拥庞大土地,所聚累的财富足以兴
学,在困顿的时候赈济乡民,以及修葺祠堂来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
墙环绕,内则陈设艺术名匠的珍奇古玩,这些艺术名匠有时受雇于国
家,不过通常是群聚在由行会控制的工坊。镶刺绢丝的绸缎令富豪巨
贾的女眷趋之若鹜,幽雅的青瓷和白瓷甚受富人青睐。亮可鉴人的漆
器、玉饰、细致的窗棂、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蓝,以及熠熠生辉的
紫檀木家具,令这些富豪巨贾的宅邸满室光华。鬼斧神工的木制或石
制笔架,华丽的纸绢,连墨砚都有功夫细腻的雕琢,可磨出质佳色黑
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笔挥毫,就已造就了一个繁复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华的室内陈设之外,富贵人家的饮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腰
果虾仁、脆皮烤鸭、粟子、蜜饯、温润的果酒、新鲜的蔬果良品。杯
盘之间,谈文论艺,吟诗作对。酒足饭饱之后,在这种家庭聚会之中
就有可能产生绘画逸品;宾客之中的骚人墨客,在酒过三巡、酒酣耳
热之际当众挥毫。社会与经济品第中的上层是饱读诗书的社会阶层,在知识上由四
书五经而具有共通的性格,典籍可远溯孔子之前的商周。学者争论教
育对女性的裨益之际,富家子弟约在六岁已接受严格的教育,诵念古
文。然后每天到学塾去读书,背诵、解译、钻研古文,到了二、三十
岁或许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之后从地方的父母官做起,而后入
京任官,享荣华富贵。女性不淮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
女子往往能随父母或兄长学习吟诗作乐,而青楼歌妓则皆通文墨,能
解音律,对于读过书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诗艺唱工更增风情魅力。中
国在宋代即已发展出刻板印刷的技术,私人藏书蔚为风尚,哲学、历
史、诗集、道德训诫俯拾即是,不足为奇。
纵使部分卫道之士不齿逸乐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
在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民间依旧十分盛行。城市住民玩赏静谧恬淡的自
然,迥异于市井的喧哗杂沓,并在用来诠释人间世的艺术作品之中寻
访到一种秩序感。这种怡然自得的情愫,在戏曲作家汤显祖于一五九
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汤显祖藉着剧中太守杜宝
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杜宝因地方政务顺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讼庭稀,期看飞鸟暮飞回,印床花落廉垂地。
一旦卸下缠身的政务,忘却案牍之劳形,自然世界纯粹就只是令
人心旷神怡的感知对象,而这种平和有序之感反过来又激起一种呼应
天地万物的美感:
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时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注一)
如此良辰好景,对许多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光辉时代。只要国
家的边防平靖,只要政务能顺利推动,只要农民辛勤耕耘,百工各尽
其分,或许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万代不绝。城镇与农村
明朝的集镇与城市,洋溢着喧嚣兴旺的气息,尤以人口稠密的东
部为然。有些城镇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动政务,征集税收。有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透过门庭若市的贸易与地方市
场活动,更可勾勒出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样态。大部分的城镇外有城
墙环抱,入夜即关上城门并实行某种形式的宵禁。
中国的城镇一如其他地区的城镇,可依据其功能角色与专业分化
加以鉴别。例如,地方性的“集镇”(market town)是棺材师傅、铁
匠、裁缝师、面条师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铺里,贩售一些较为特别
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饰,以及香烛、纸钱等宗教祭祀器品。这
类集镇都有客栈供往来旅客憩息;在大型的集镇有来自各地的贸易
商、买主川流不息,这里设有染布坊、鞋店、打铁铺,以及销售竹
器、上等布匹、茶叶的商店。客旅他乡者可在集镇里找到歇脚的客
栈,召妓狎玩。在集镇之上的行政层级是协调统合数个集镇贸易的城
镇。在城镇的店铺里,人们可以买到廉价的文房四宝,皮革制品、装
饰用的灯笼、神坛供桌上的雕刻、面粉,也找得到洋铁匠、刻印师
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城镇里有当铺与“票号”(银行)帮旅客处理
汇兑业务,旅客也可以在城市里租借轿子,到舒适且陈设华丽的青楼
去狎妓。(注二)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展,顾客越来越富裕,城市里也
出现更独特的奢华商品与服务项目,并伴随着种种氛围,在其中,财
富时而剧烈、时而隐晦地演变至堕落、势利,以及剥削。
若以明代的集镇与城市来代表当时商品流通、服务供给、建筑风
格、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官僚行政运作的大要,难免犯下过度
化约的毛病,若以此理解农村,也无法尽得形色风貌。在中国,城镇
乡之间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密集农耕的郊区地可能就在城墙之外,有时甚至在域墙以内,而工匠有可能在农忙季节参与农耕,在粮食欠
收时,农夫也会到集镇里打零工。
准河将中国一分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区块,准河以南的乡
村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可进行集约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
区。这里河流水道交错、灌溉沟渠纵横,滋养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
流入一望无际的湖泊和养鸭、鱼的池塘。季节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
的养分。在江南,农民植桑养蚕,遍植茶树,经营农副业,使得当地的农村轮廓更形多样化。远在华南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蔗
糖舆柑橘;西南山区竹林与价值不菲的硬木木材,可为农民带来丰厚
的额外收入。华南的水路运输既廉价且迅速便捷。当地绵密的宗族组
织,更使农村社群团结一致。
准河以北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富庶村庄,不过大体而言,这一地
区的生活较为艰苦。严冬尤其凛冽,刺骨寒风由蒙古南吹,侵蚀了地
貌,造成河流淤积,风沙很容易吹进眼、鼻里,令人难以在屋外久
留。准河以北以小麦和粟为主食,大都长于过度耕种的土壤,为了避
免土壤流失,零星分布的农村就必须妥善回收利用人畜排泄物来涵养
土壤。准河以北所种植的苹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质地
绝佳;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末,大部分土地已是林木不生,蜿蜓流经平
原的黄河河道因夹带大量泥沙而淤积。没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沟渠
可资屏障,盗匪于是轻易纵横农村地带,强梁以马匹为先导,或护卫
侧翼,以避免遭到集镇民团武力的反击或偷袭。淮河以北的宗族组织
势力较南方薄弱,村庄通常位处孤悬,社会生活的网络也较为零落,坚忍的自耕农,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小康,地主与佃农的生活境况与自
耕农并无殊异。
在中国,形貌分殊的农村景象,意味着我们很难明确区隔“地
主”与“农民”的社会位阶。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离乡而栖居大市
镇里,而住在耕地所在农村里的小地主或许仰赖田租过活,或许雇用
临时工来耕种。中国也有数以万计拥有小面积的农民,其土地生产所
得勉强可糊口,有时也会在农忙时雇请临时工来助耕。耕地生产不足
以糊口的农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农地来耕种,或者在农忙时节充当
临时工以贴补家用。大部分的农家或多或少都会从事手工业,而这往
往将农村家庭与商业网络串连在一起。
社会结构复因民间社会种种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而益形复杂。国
家对每一笔土地交易进行课税,缴税之后官府就在官式契约盖上红色
官印。可想而知,许多农民为了逃避官府课税,大都采取非官式的契
约。再者,土地买卖的定义也是模棱两可。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买卖双方大致同意卖方将来可以初始的卖价向买家赎回土地,即使买
方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耕种一段时期,卖方仍然享有所谓的“田底
权”。倘若土地涨价,或无法耕种,或被洪水淹没,或是地上已有建筑物,所引起的法律与金钱纠纷,往往会导致亲族反目,甚至闹出人
命。
几世纪以来,地无分南北,中国的农民展现了刻苦耐劳的特质,即使遭逢天灾也能绝处逢生。在早涝肆虐之时,也往往透过各类互
助、借贷、粮食赈济等形式,帮助他们和家族度过难关。从事门房、灌溉工人、纤夫这类零工,或许得保温饱。幼童在签下短期或长期的
卖身契之后,到有钱人家担任仆役。女孩子则可能被卖到城里,纵使
最后沦落烟花柳巷,操持贱业,至少一息尚存,她们的家庭也可以省
下一口饭。不过,倘若在天灾之外,法律机制、秩序结构开始崩解,这时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假如市镇紧闭城门,而
让绝望的百姓落草为寇,在农村地区四处流窜、打家劫舍,强占农民
预备过冬的谷仓,或者抢夺农民准备来春播种的秧苗,这时候陷入困
境的农民已别无选择,唯有放弃土地──无论这些土地是租来或是私
有,加入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流寇行列。
十七世纪初,虽然上流精英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危兆已浮现。城
镇居民得不到官府赈济,就算深锁城门以阻绝乡间饥民涌入,祸患仍
会起于萧墙之内。捐苛税杂,民不聊生,前途茫茫,一六○一年,苏
州的丝织工人群情激愤,火烧民宅,并对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
同年,江西景德镇的窑工因为薪资微薄,加上朝廷下诏提高御用瓷器
的产量而作乱。一名窑工跳入砖窑的熊熊火焰中,他的自尽反而陷其
他窑工于困境。我们在其他城市、集镇亦可发现类似的社会经济动
乱。
城镇纷扰不安,农村也是多事之秋。明末各地的农村动乱事件频
传,其中已隐藏了阶级斗争的因子。这些经常酿成流血暴力的抗争事
件,大抵可以归类为两种因素:契约工或“卖身为奴者”抗议主子不
让他们恢复农民的自由身;另外则是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不合理的地
租。
纵使民间动乱并非常态,但也足以警惕富人了。在《牡丹亭》
中,汤显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悦愉时,也揶揄了农村的庄稼汉,以鄙
俗歌谣唱出乡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
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犁滑律拏。
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分奄鲊。(注三)
这首歌乍听之下令人忍不住发噱。但是听曲的人可能还没想过,劳动者若是狗急跳墙会有什么结果。
堕落与苦境
在晚明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却有社会结构的内在弊
端在其中。部分祸端起于庙堂之上。明神宗万历皇帝长期在位(自一
五七二至六二○年),据称神宗即位之初善于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贤
能大臣辅佐。但自一五八○年代以后,神宗深居紫禁城内。神宗为了
立储一事而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朝廷过度保护而无法巡幸四方,也
无法亲校大军,令神宗深感受挫,对于老臣在庙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
辩也渐渐不耐。最后他不上朝,也不再研习儒家经史,不批奏章,甚
至连朝中要员出缺也不增补。
神宗不闻朝政,结果大权旁落阉官之手。中国内廷启用宦官的历
史超过两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却是历朝仅见,至万历时,北京的太监人数已逾万名。因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阉官就成为
官场与皇宫内院的重要联系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说服
太监代为传递讯息;太监自然会向大臣索求回报,有意攀龙附凤的大
臣甚至必须百般阿谀、奉承,贿赂较具权势的阉官。
到了一五九○年代,许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务,于是开始在政治上
担负重任。宦官的权势随着神宗派遣他们分赴各省收税而渐次高涨。
宦官的行事专横乖张,经常恐吓勒索地方的豪门巨富,并指挥精锐厂
卫贯彻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杀害政敌。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贤最为权倾
一时,起初,魏因负责照料神宗皇子之嫔妃的饮食而受宠信,到了一
六二○年代,神宗长孙即位时,魏忠贤已是独揽大权,主宰朝政。魏
忠贤大权在握之时,还曾命人修史(译按,即《三朝要典》),诋毁
他的政敌,甚至还下令全国各地建祠歌颂他的功绩。
尽管批评皇帝、针砭权臣的行径十分危险,但还是有不少忠臣硕
儒对朝纲的隳堕感到忧心。学者开始从理论方面来探索朝政败坏的根由:许多学者认为,朝纲不振源自道德沦丧、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
恣意妄为的个人主义。对于许多提出批评的学者而言,王阳明有如恶
徒,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揭示,伦理认知的关键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过“良知”即能获致理解存在意义的力量。诚如王阳明
在与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与不是道。(注四)
王阳明又说,“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王阳明也
主张知行合一,而其门徒在传授与践履先生的思想时,阳明学说往往
会导引出违逆世俗的行径,拒斥常规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
义。
为了抗拒阳明学说这股潮流,有些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学者在十
六世纪末着手组识以哲学思辩见长的书院。在书院里,他们一方面准
备科学考试,研习伦常;而他们的激辩必然会从伦理的范畴旁及政
治,而又兴起政治改革之念。“东林书院”于一六○四年成立,活跃
于江苏无锡,到了一六一一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六二○
年,神宗驾崩,东林党人受到神宗儿子、孙子重用,人人以实践儒家
的道德教化为务,主张强化边防,整饬经济。不过东林党人执着道德
训诫,却也令新皇帝厌烦。东林党人的领袖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当朝
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并未制止魏忠贤。
魏忠贤受到皇帝默许,于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年间,与其朝中党
羽以恐怖手段翦除东林党人,许多党人因而丧命或被逼自尽。魏忠贤
最后虽被放逐,在一六二七年自尽,不过他的跋扈擅权已经严重挫伤
朝廷威信,甚至铸下无法挽回的祸害。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听闻将受
厂卫缉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难逃,于是在给友人的诀别信里写道,吾
先前为朝廷之首辅,首辅遭羞辱,与朝廷蒙羞无异。(注五)
士大夫与政治的沸沸扬扬。使对外关系与经济的沉痾更形恶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面临数次外在威胁,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蒙
古人把马、羊群驱赶至北京北方与西北边的草原放牧;东南沿海则有
倭寇侵扰。明朝开国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抚蒙古部落,现在
蒙古勇士却不时侵扰边境,还曾俘虏皇帝;在另一次战役中,蒙古铁
骑又几乎兵临北京城下。十六世纪末,朝廷勤修长城要塞,加强北境驻军的防卫力量,不过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贡”才能节制蒙古人。
东南沿海的城镇饱受倭寇骚扰,贼寇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其中包括
日本人,也有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夹杂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所逃
脱的黑奴。这群海寇恣意掠夺沿海,挟持百姓以勒索赎金。
沿海倭寇的势力到一五七○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军力却日益
壮盛,及至一五九○年代,日本举兵进犯朝鲜,战况惨烈。由于朝鲜
历来即为明朝藩属,朝廷认为应不计后果保护朝鲜,于是伸出援手出
兵朝鲜。若非日本内部局势生变,复以朝鲜水师有效切断日军的供输
线,逼使日本军队于一五九八年从朝鲜半岛退兵,否则三方均会在这
场战争中付出惨痛的代价。战况吃紧,加重了东北的危机,在雄才大
略的努尔哈赤领导下,东北的女真各部开始汇成一个武装团体,并威
胁到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威势。虽然当时还是胜败难料,但是努尔哈赤
的军队已是蓄势待发,日后终于灭了明朝。
澳门也是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澳门位于广州西南方的一个半岛末
端,一五五○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到了一六
○○年代,朝廷下令严禁商人与敌对的日本进行贸易,葡萄牙趁虚而
为中、日两国贺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绸,将之装船运往
日本,交换日本开采的白银。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日本高,于是葡
萄牙人又将白银运回中国,再购买更多的丝绸。葡萄牙人将白银带入
中国,只是十六世纪白银流通于世界各地并对经济造成剧烈冲击的现
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与秘鲁银矿储量极丰,是全球自银流通网络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秘鲁的采矿权须得西班牙所特许。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
尼拉(Manila)建立新据点之后,美洲的自银在一五七○年代始源源
流入中国。由于美洲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殷切,于是几千名中国商人
群聚马尼拉,贩售中国的布匹、丝绸,加速白银流入中国。白银的流
通范围扩大,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拓展,万历皇帝府库中的白银存量
激增。然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带来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
压力,兴盛的投机性商业活动,在若干城市经济成长不稳定,破坏了
传统的经济模式。
一六二○年,万历皇帝驾崩,不过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
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以及经营汇兑业务的典当和票号行业的勃兴,现在却受到朝廷军
事挫败的牵累。朝廷以农立国,无法有效对民间课征税收,极易受到
各省玩忽法令的阉官及其党羽的横征暴敛而蒙受伤害。朝廷治洪无
方,赈济无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使得朝廷无法征集足
够的税赋。
万历皇帝与几位后继者在位期间,农民的处境更是艰困。信奉
“新教”的荷兰、英国劫掠者打击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
商贾,扩展了荷、英的贸易版图,国际贸易模式因之丕变,导致流入
中国的白银大幅滑落,民间因而开始囤积白银,铜银的兑换比例陡然
下降。一六三○年代,一千枚铜钱约可兑换一盎司白银,到了一六四
○年,一千枚铜钱仅能兑换到半盎司白银,一六四三年,一千枚铜钱
仅能换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银。这对农民是一大噩耗,因为地方交易是
以铜钱计价,但却须以白银向官府缴纳税赋。(注六)
除了这些新的、看不见的成本之外,朝廷在东北与努尔哈赤的战
事节节扩大,军事耗费与日俱增,朝廷所课征的税赋在一六一八至一
六三九年间至少增加了七倍。饥荒连年,尤以华北为烈,罕见的干旱
与低温笼罩,致使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两个星期,粮食歉收更是严
重。(十七世纪又被称为“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世界
各国的农耕地带在此时也都感受到气候异常的效应。)天灾频仍,赋
税加重,再加上兵丁征补与逃兵的恶性循环,慈善救济机制的迟滞,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防洪计划付之阙如,朝廷所承受的压力以及
接踵而至的紧张局势可想而知。等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朝廷
或京城、外省的官员,似乎既无能力,也无资源、意愿去力挽狂澜。
明朝的覆亡
十七世纪初期,朝廷已逐渐无法有效节制农村官僚体系的运作,于是也无法对农村征税。此时,朝廷为了抵御崛起于满洲的女真族领
袖努尔哈赤,军需骤增,于是对其仍能驾驭的人口稠密地区百姓加重
课税,又裁减西北驿递的人员开支,因为对朝廷而言,西北的局势不
若辽东孔急。出身农民家庭的李自成正是被裁减的驿卒之一。
李自成早岁曾在客栈做事,亦曾做过铁匠学徒,具有当时陕西人
漂泊、好勇斗狠的性格。陕西是西北的贫穷省份,黄河蜿蜓的河道包
覆整个陕西,往北穿越荒凉萧瑟的山岭农村地带可抵长城。但陕西多山,出入不便,素为反贼侵扰繁荣富庶、人口稠密的华东、华南的天
然营垒。
一六三○年,李自成在陕西西部从军,再一次对朝廷感到失望。
李自成与其他同袍无军饷可领,于是揭竿叛变,不到数年便成为流民
领袖,随众数以万计,说明他谋略过人。一六三四年,李自成在近陕
南边界被掳,叛军被困于一处峡谷。李自成承诺率部退入陕北的不毛
之地而获释,不过后来官军处决三十六名投降的叛军,双方协议因而
破裂。李自成杀害几名地方胥吏以资报复。一六三五年,各方叛军首
领秘会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的荣阳,李自成是与会的首领之一,至此,李自成的声势壮大更胜往昔。
在这次秘会中,部分势力强大的叛军领袖在华北划分势力范围,并试图协调攻击北京的军事行动。但对于一群乌合之众而言,像这类
军事行动的协调并非易事。是年年底,就在叛军谅夺京畿外的明皇陵
(译接,指凤阳),监禁守皇陵的随扈之后,反叛军便告四分五裂。
崇祯在位期间,他听闻皇陵被叛军烧毁,素服哀哭,遣官告庙,将数
名官僚下狱治罪,处决守护皇陵的阉官。李自成与张献忠之间的激烈
龃龉,说明了反贼兵戎相见之速,分崩离析之易。占据皇陵之后,李
自成旋即要求拥有在“陵篮所”演奏礼乐的太监,而虏获这些太监的
张献忠虽勉强从之,但却将乐器捣毁。李自成后来亦处决了这群时运
不济的太监。
往后数年,李自成、张献忠率众游移于华北、华中一带,飘忽不
定,时而合作,但大多为了争夺接收地盘与兵力而相互寻衅。迄一六
四○年代初期,他们二人各自建立据点: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在饭
变之前便加入官军,拥兵深入长江中游的天府之国四川,攻陷成都;李
自成则在河北建立根据地,但势力兼及陕西、河南两省。李自成自定
国号为“大顺”。这或许并非无心的讽刺,而是出自对未来一统天下
的展望。在四川自立为王的张献忠随后亦称帝,国号“大西”,定年
号为“大顺”。
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对神州大地的蹂躏,复因疫病流行而加
剧。根据时人的观察,疫病流行蔓延致令农村居民死亡过半。一位学
者描述一六四二年的浙江,疫病丛生,十室九空。严重者,十数口之
家无一幸免。起先尸体还置入棺木而后火化,继之弃尸荒野,最后则置于床上无人闻问。有人记述河南一处城镇时说道,街上杳无人迹,仅闻苍蝇嗡嗡作响。(注七)
疫病肆虐成灾,神州哀鸿遍野,这使学者重新思索传统的医疗方
法;虽然当时并未找出新的诊疗技术,不过此时医书开始提出有关流行
病的新理论。一位江南的医师于一六四二年写道,中国不仅受到异常
天候侵袭,同时更因为“邪气”的散播而改变了天、地的均衡。
“气”是充塞天地之间浑然天成的力量。这位医师指陈,这类邪气通
常是出现在“兵焚之灾与凶岁荒年的时代”。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邪气恣意横扫,无人能奈之何。“若人欲与之对抗,则百病过半。人
或四肢肿胀,或颅颜浮肿。……人皆苦于下痢,时而发热。或手足痉
挛,或长满脓疱,或发疹,或长疥癣,或起水泡。”(注八)从这段
描述虽然无法判别疾病性质,不过可以肯定一六四○年代中国受到疫
病的侵袭。或许是满人入关引入了病菌,而中原人士没有抵抗力,因
而伤亡惨重,一如欧洲人把痳疹或天花等疾病传给墨西哥、北美的印
地安原住民。
处于风雨飘摇的明朝也并非只能坐以待毙。晚明仍有一批忠贞将
领率军镇压反叛的农民,有时还重挫叛军,或令其撒退,暂时投降。
此外还有若干半独立的水师和将领,以山东或沿海岛屿为据点,屡败
据守辽东的清军。各地的缙绅纷纷招募武勇,自组武装力量抵抗叛匪
的攻势,保护身家性命,捍卫乡梓。崇祯不无力图重振朝纲之心;他
裁抑猖獗的阉党势力,同时,崇祯亦不似祖父万历,他定期与朝臣议
政。但崇祯皇帝的心力都放在满人身上,因为努尔哈赤与其诸子正积
极扩张版图。一六二五年,清军占领奉天,一六三二年攻克大半内蒙
古地区,一六三八年绥服朝鲜。明朝亦有不少能征善战的武将,英勇
击退清军,尤其是在一六二○年代中叶,重创清军并收复数座城池。
但朝中官僚树朋结党,国家财政完罄匮乏,这是明朝无力回天的关
键。
在明朝诸多将领之中,要属袁崇焕的威名最为远播,但袁崇焕的
一生却见证了明朝党争的祸害。袁崇焕原系南方一介文人,年轻时即
任职北京。一六二二年,袁崇焕前往满洲南部勘察形势,自信能戍卫
关外通往北京的战略要道。身为兵部主事时,袁崇焕从熟识洋人的火
夫处获悉欧洲火炮的知识,凭仗着“红夷火炮”固守辽河,逐退兴兵来犯的努尔哈赤。一六二八年,袁崇焕被拔擢为蓟辽督师,后因猜忌
而处决了手下一员猛将。一六三○年,当清军进逼京师附近,袁崇焕
被诬陷与满人勾结,遂被罗织以谋反之罪而遭问讯。但当年遭处决的
部将在朝中的友人与反袁的宦官联手把持朝政,令袁崇焕无从辩白。
袁崇焕反而被施以最惨无人道、最痛苦的极刑──在北京闹市中被凌
迟处死。日后学者推崇袁崇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
一。袁崇焕的雄才大略无人能及;袁死后虽仍有若干戍守边关的将领
效忠朝廷,但有更多的将帅投附满清。于是,构陷袁崇焕的指控在其
他降将身上一一应验。
最终,瓦解明朝江山的不是满人,而是李自成。李自成率军席卷
华北,招降官军以壮军容,而于一六四四年大举进犯北京。李自成发
动一场高明的宣传战,细数朝廷的失德与残暴,并向百姓许诺和平繁
荣的新时代。一六四四年四月,北京城门大开,李自成的军队兵不血
刃,进入北京城。根据记载,崇祯皇帝听到叛军入城的消息后,摇铃
召唤臣僚商议对策。但无人应声,崇祯步行至紫禁城墙外的御花园。
花园中有一座小山丘,昔日皇帝与嫔妃常在丘顶上展望京城景致。这
时皇帝并未登上丘顶,而是立于树下将绳子系在树上,然后在此自
缢。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起即统治中国,期间容或有兴有衰,而最后的
统治者就这么崩逝了。
注释
注一:汤显祖着,伯尔契译(Cyril Birch),《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 Blooml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页十四、三二。
注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
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三五一。
注三:汤憔祖,页三四。
注四:王阳明着,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传习锌”
舆其他新儒家的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页一四六,略经修改)注五: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与房兆楹(Fang
Chao-ying)编,《明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七〇八。
注六:这是中国舆正在浮现且可描绘的全球经济首次相互撞击的
时期。相关参考资料可见,亚特威尔(William Atwell),〈一五三
〇至一六五〇年前后的国际黄金流通舆中国经济〉(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收录
在《过去舆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九十
五期,页六八至九〇。亚特威尔-〈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纪危机”
的若干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一九八六年二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二三至二
二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中国舆十七世纪危机〉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一九八六年六
月,第七卷第一期,页二九至三〇。
注七:邓斯坦(Helen Dunstan),〈晚明时期的传染病:初步研
究〉(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见《清
史问题》(Ch'ing-shih wen-t'i),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期-页二
九至三〇 。
注八:前揭文,页三九至四〇。传统中整的基本立论,可多考席
文(Nathan Sivin),《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2 满清的绥服
清朝的崛起
明朝土崩瓦解之际,新兴王朝崛起于东北。现今所谓的“满
人”,原是世居在今日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女真部族。远在公元一一
二二至一二三四年间,女真即已征服中国北方,一统于“金”的国号
之下。一二三四年,金人大败于蒙古人,向北撒迁至松花江(Sungari
River)流域,到了晚明,女真再度侵临中国与朝鲜边界。明朝采羁糜
政策,透过承认女真领土是明朝边防体系的一部分,册封女真部落领
主,给予互市贸易的特权,俾以控制女真部族。
到了十六世纪末,女真部落各有不同的发展之道。有些女真人依
然留在松花江流域,仰赖渔猎为生。部分女真人沿着与朝鲜交界的长
白山区建立据点,发展出农耕与狩猎混合的经济形态。其他的女真部
族则迁徙至辽河以东肥沃、开阔的区域,这批女真人与汉人杂处,或
开垦荒地,或买卖毛皮、马匹、奢侈商品。基本上生活在第三种经济
形态之下的女真人部落组织已经解体:即便他们聚集的如抚顺、沈
阳,昔日是金国的心脏,也多已汉化颇深。
奠定满人灭明宏图根基的努尔哈赤,于一五五九年出生在长白山
区女真部落的贵族家庭。努尔哈赤青年时曾出使京城,向明朝的皇帝
朝贡,互市贸易,明朝则授予努尔哈赤尊衔,以酬庸他提供援助,助
明对抗入侵朝鲜的日人。不过约在一六一○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打
击、羞辱其家族,意图瓦解其经济基础,而与明朝反目成仇。
此后十年间,努尔哈赤或以武力征服,或凭藉结盟邻近的女真和
蒙古部落,而势力日强。努尔哈赤将部队与族人分为“八旗”,以颜
色(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为区别。
在征战时用以识别敌我,承平时则作为设籍的依据。努尔哈赤征集大
批工匠,制造武器盔甲。在固若金汤的城寨里,努尔哈赤还命人研制
女真文字。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自称“汗”,建国号“后金”,藉
着此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彰显女真历史的光荣,并公然向明朝的权
威挑战。两年后,努尔哈赤结合汉人,与摆脱部落形态、定居辽东的
女真人,发动一连串猛烈的军事攻击。明朝皇帝向来就把辽东地区视为王土,驻有重兵。但努尔哈赤以
威胁利诱,劝服驻军将领投降,并派遣身边的汉人顾问向守军将领致
意。譬如努尔哈赤在致抚顺明将的信中,言道“若不战而降,必不扰
你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
汝呼?”(注一)努尔哈赤以改革的统治者之姿,提高汉人的生活条
件,以削弱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要辽西的汉人加入他所建
立的新王国。“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努尔哈赤在另
一封流入民间的书信中这样说,“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
种。”(注二)努尔哈赤还表示,他有生之年会以万历晚年的行止为
鉴,法尧舜,行仁政,努尔哈赤言明,他不会让“富人粮谷烂于仓
中”,而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尔哈赤秣马厉兵,整顿军容,明令禁止掳掠或伤害辽东百姓,公众严惩违纪作乱的士兵。对于投降的汉族文士,努尔哈赤让他们到
日益庞大的女真官僚体系中任职,至于归顺的汉族封疆大吏,努尔哈
赤则令家族女子与之通婚,授予高官厚爵。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领
军攻陷沈阳、辽阳,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昔日旧称为
“奉天”)。所有辽河以东以及部分辽西的地区,旋即落入努尔哈赤
的手中。
努尔哈赤下令,凡归顺者都须随女真习俗,剃发结辫,虽然各地
对薙发令的接受程度不一,不过最初甚少遭到公然反抗。其中一例外
是,当海州守将以丝竹、鼓乐迎接女真人时,有部分海州住民孤注一
掷,在水井里投毒,意图毒杀努尔哈赤的部队。在努尔哈赤治下的汉
人与部落组织解体后的女真人,两者的命运亦难被归类。他们有些人
得到应许的赏赐,有些人离乡背井,为女真人做工。有些人则沦为奴
隶或是依契劳动,其他则被纳入新编之汉军旗营内,又以具备火炮知
识的汉人为然。此时女真虽然粗具国家雏形,不过火炮营队已是日后
连战皆捷的重要关键。
努尔哈赤早在一六二二年就有挥师越过山海关之心,山海关扼长
城与渤海之交,自古为战略天险。若非辽东汉人爆发反努尔哈赤的叛
乱,或许努尔哈赤在一六二三年就已经统兵南下。这场骚乱的确切缘
由不明,可能有数端。大批女真军队行抵辽东,对当地耕地的取得产
生极大压力。粮食与盐的匮乏已经到了濒临动乱的地步,饥荒时有所闻。满人采取粮食配给,治下的汉人必须提供无偿劳役,在特别划分
的五亩田里耕种。在辽东,部分则是肇因于住房的短缺,女真人迁入
汉户共居,一则便于控制,一则是因为住房不够,结果汉人焚烧房
舍,再次于水井中投毒,杀害女真妇孺,藏匿粮食,逃入山中。有些
汉人杀死边界的哨卒,意图南逃,若是被捕,则遭女真人杀害。
不过明朝并未把握冲突的良机,而努尔哈赤亦迅速敉平骚动。尔
后,女真人被警示必须“日夜守护,勿与村中汉人杂处”(注三)而
另行安顿,甚至不准进入汉人群聚的街上,或至汉人家中作客。女真
人受命随身携带武器,而汉人携械则属违法。对于作奸犯科者,努尔
哈赤对女真人法外开恩,对汉人则毫不宽宥,汉人若有偷窃行为,便
处以极刑,同时株连家人。
一六二五年爆发第二次汉人暴动,遭到更严厉的镇压。努尔哈赤
相信这次动乱系文人鼓动所致,于是大开杀戒,处决读书人。努尔哈
赤为了控制平民,将每十三户编为一庄,由汉族的庄头管辖,工作则
受女真八旗节制。每一庄至少可拥有七头牛、一百英亩的田地,田地
生产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上缴,然而这类规定是否被确实遵守,不得而
知。
明朝将领并未呼应汉人的这两次暴乱,明军到一六二五年,才开
始发动一连串的猛烈反击,并在袁崇焕的坐镇指挥下,于一六二六年
首度重挫努尔哈赤。同年稍后,努尔哈赤伤重不治,他依女真源自中
亚蒙古的习俗,并未指定继承人,也没有将“汗”授予任何人,而是
由子侄共管分治。
可想而知,随着努尔哈赤的亡故,后金国内旋即爆发激烈的权力
争夺。最后是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获胜。皇太极能掌握权力,主要
系仰赖汉人的襄赞,他也比努尔哈赤更能从正面的角度看待汉人与汉
人传统的典章制度。皇太极登基后,仿效明朝建制,设立“六部”,拔擢汉人入朝为官。形式上,六部皆以女真权贵居首任,但是他们往
往不理军务政事,将之委由汉人下属执行。皇太极舍弃努尔哈赤用来
惩罚汉人所采取的编庄制度;他也循汉人传统,开科取士,来甄拔辽
东的官僚;他下令改革满文,以适应新时代簿记、户口调查与税赋征
集的需要。背叛明朝的文臣武将纷纷依附这位新任的大“汗”,当中
有许多将领是带兵投靠,皇太极对这批归顺的汉人也十分礼遇宽待──皇太极的群臣甚至认为过于“大方”,抱怨粗鄙的汉人充斥宫廷
之中。
无论粗鄙与否,奉旨卫戍鸭绿江口与鲁北诸将领叛明而归顺女
真,确实使皇太极如虎添翼。一六三七年,皇太极延续努尔哈赤的旧
制,设置两个完全由汉人组成的“旗”营,一六三九年增加为四个,一六四二年扩编至八个。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将反明归顺的蒙古人也
组成八个全由蒙古人组成的“旗”营。所以到了一六四○年代初,女
真的领导人已经完成军政民政一体化的制度架构,从此军人不再采取
“轮替制度”,而得以登录入籍,保护妻儿,监督田间耕作。
即使在这些制度建立之前,皇太极于一六三六年即采取一象征性
措施,超越了努尔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建立后金朝的作法:皇太极决意
切断他那粗具国家雏形的王朝与昔日带有部落印记之女真名号两者之
问的关系,并抹灭由此名号所唤起的奴从明朝的屈辱记忆。皇太极宣
布新王朝的国号为“清”,此后统理满洲与比邻各族,且比“金”更
声威远播。“清”意指“纯洁”或“澄明”,自一六三六至一九一二
年溥仪逊位,皆以“清”为国号。皇太极治下的人民称之为“满洲
人”,而不再是“女真人”。“满洲”是一个新名词;不过“满洲”
一词的确切意义却不详,它可能沿自佛经用语“妙吉祥”(great
good fortune),意味着清王朝已经承续新的“普遍性”。
皇太极现在蓄势待发。一六三八年,皇太极攻克朝鲜,逼迫朝鲜
王断绝对明朝的纳贡,并挟朝鲜王储为人质。在关内,随着李自成、张献忠控制西、北方大半江山,明朝气数衰败,四处可见。清军越长
城,逼临京畿,横扫山东。清军强抢民女幼子,掳掠牲畜、丝绸、白
银,烧毁蹂躏城镇。
即使满人踌躇满志,更改国号,但满人本身也渐趋疲态。部分满
洲人渐渐厌倦战争,习于辽东城市生活的逸乐。身处不曾听闻的奢靡
之中,士卒勇猛不若往昔,又不愿尽心耕作,致使农作物收成不佳。
年轻的满人甚至不再重视骑射之术,致令武备寝弛,皇太极感叹,他
们“怠玩于市集”。倘若欲征召赴沙场,“兵卒滞留于营帐之内,令
奴仆上阵杀敌。”(注四)
清军围攻位于大凌河南岸的战略重镇锦州,屡被明朝守将逐退,历时十载,终于在一六四二年攻克。清军士气大受提振。明朝治军有方的将帅屈指可数,锦州一役之后又有两名将军归降满清,并得到皇
太极重赏。锦州陷落后,通往京师要道的山海关天险,仍有骁勇善战
的吴三桂率重兵把守,而皇太极突然于一六四三年驾崩,年仅五岁的
九皇子继承王位,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摄政,监理朝政。
其实满清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时机似乎仍不可期、但是一六四四年
春天,李自成率军出北京朝东攻打吴三桂,在李自成的眼里,吴三桂
是明朝最后一道防线。吴三桂自山海关调回部队,向西行以抵御李自
成的攻势。摄政王多尔衮见机不可失,重整满清幼帝的军队,率领满
洲、蒙古、汉军各旗的兵力迅速南下,兵不血刃入中原。努尔哈赤的
梦想忽焉实现。
译注:“满洲”(Manchu)一词的原意众说纷纭。根据乾隆的
说法,满洲实为女真国旧称“满珠”的汉语讹误。另一种说法,认为
满洲一语的发音与佛教用语“曼珠”近似,意指“妙吉祥”,而此一
词汇就出现在藏传佛教女真部落的经文中。又有一说,满洲语出于梵
文“文殊”,同指“妙吉祥”。另一种较富神秘色彩的解释,满洲二
字分别取自努尔哈赤的敬称“满柱”以及“建州”,且在“州”字加
上水字旁而为“洲”。根据阴阳五行,“明”(光明)与明朝国姓
“朱”(红)皆属“火”德,而火能克“金”,女真人才改国号。至
于“满洲”、“清”三字的部首皆为水,故有制明之用。有关满洲一
语的缘起,参见徐中约(Immanuuel C.Y. Hsu)《现代中国的兴起》
( 第 五 版 ) ( The Rise of Modem China., New Y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5),页四九。
征服明朝
受到李自成与满洲铁骑东西夹击,吴三桂进退维谷。吴三桂的唯
一生机是在李自成和满洲人之间择一结盟。赞成与李自成结盟的理由
是李自成是汉人,似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而且他亦承诺破除明朝滥权
的积弊,况且吴三桂的父亲在李攻破北京城时已被扣为人质。反对者
主张,李自成的个性捉摸不定,残暴不仁,粗鲁不文;而且,一六四
四年四月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其行径令吴三桂这类出身豪门世家、饱读诗书的将领却步。李自成的军队劫掠屠戮北京城,抢夺官宦贵族
的家产,掳绑其亲属强索赎款或是要求钜额“保护费”。虽然李自成已自立新朝,不过却无法约束他在北京城内的部将,因此,吴三桂对
李自成统一天下的能力不无怀疑。
与满人合作也有难处,满清非属汉族,而传统中国原本就蔑视女
真这类半开化的边疆民族;而且,满清崛起之初,威震中国北方,血
洗数座城池。不过满人建元之初,也应许了未来的安定:满人设置六
部,开科取士,成立“汉军”旗营,以及众多汉人策士位居要津,这
种种发展取向都令吴三桂坪然心动。况且,满人也善待归降的明朝重
臣。
民间传说李自成强掳吴三桂的爱妾,将她据为己有,吴三桂一怒
之下,率精兵与满洲八旗汇流,击退来犯的李自成部队,并恳请多尔
衮助他夺回北京。李自成杀了吴三桂之父,并将首级高悬北京城墙之
上以泄心头怨气。不过李自成的部队士气低落,即使李自成在一六四
四年六月三日登基称帝,也无力回天。翌日,李自成满载洗劫得来的
财物,率部仓促西逃。六月六日,清军与吴三桂部队进入京城,满清
幼帝入主紫禁城即位,建号“顺治”。李自成也曾以“顺”来称谓他
的短命王朝;加上“治”字,显示满人现在已承天命,一统神州。
虽然明思宗在四月自缢,清顺治皇帝业已登基,但这并不意味着
明朝的国祚已尽。在李自成进入京师时,许多皇族逃离北京,此外,尚有数百名皇室旁系散居各地,坐拥庞大家产。明朝的国号自一三六
八年延续至今,其所象征的神圣尊严不容轻忽。吴三桂在危疑之际或
可与满人结盟;但是对数以万计的汉族文士和官员而言,“明”这个
国号仍值得为之奋斗献身。
满人花了十七年的光阴追捕在各地勤王的明室苗裔,但是因为满
人曾宣称,进入北京城是要为明思宗的殉难报仇,此故,满人还必须
追击并瓦解颠覆明朝政权的反叛军。李自成是头号目标,他率军仓皇
西逃至陕西西安,二十年前他在此地举兵叛变。清军攻陷并巩固山西
省之后,在一六四五年春天采取钳形攻势,合围李自成。李自成再率
锐减的随众逃出西安,朝东南方沿着汉水进入武昌,渡过长江,最后
被清军逼入赣北山区中。一六四五年夏天,李自成自裁身亡,另一说
法则指,李自成在偷食物时遭农民围殴而死。
正当清军追捕李自成之际,第二号反贼张献忠趁机离开华中根据
地西走,溯长江而上,穿过险峻的峡谷进入四川。短暂占领重庆之后,张献忠转而定都富庶、外有山陵屏障的成都。一六四四年十二
月,张献忠在成都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与
李自成、满人一样都使用“顺”这个字。虽然张献忠亦曾招纳贤良,建立文官体系(其中有许多是被迫上任供职),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铸造通宝,不过张献忠政权的寿命并不比李自成久长,张献忠建立了
一支一百二十营的武装力量以自卫,最初流窜各地的南明诸王威胁张
献忠的程度尤胜满洲八旗。
而后数年间,张献忠逐渐陷入浮夸不实、凶残暴虐、奇幻的自我
世界之中。张献忠定下长程的军事计划,不但准备攻克华南、华东,也想降服蒙古、朝鲜、菲律宾、安南(即今日越南)。张献忠严厉整
肃他眼中可能背叛大西政权的蜀中人士,把地方上的数百名文人及其
族人斩首或肢解,甚至还诛杀手下将士。一六四六年底,张献忠弃守
成都,尽焚宫殿瓦舍,将之夷为平地,并采取骇人听闻的焦土策略,而后一六四七年一月,张献忠被清军所杀。
翦除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的力量,对满人征服计划至为重要,但
是满人必须把大部分心力用来镇压明室藩王,因为这些藩王可能集结
串联,互通声气,阻扰满人问鼎中原。鉴于儒士向来强调忠于在位
者,而且自然而然会挺身护卫祖产,不受异族侵凌,一个有能力的明
室皇族可号召成千上万的拥护者。首先登高一呼的是万历的孙子福
王。福王年纪轻轻,就在河南承继爵位封地,但是一六四○年代初,李自成放火烧毁了他的宫室,杀害他的父亲。俟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
确立,一群朱明的文臣武将即拥立福王克承大统,并在南京登基。此
举象征意涵浓厚,因为南京在十四世纪本是明都,后来也一直是陪
都。福王曾尝试与摄政王多尔衮协议,假使满人退回长城以北的辽
东,明朝愿意岁岁向满人进贡。多尔衮回覆道,假使福王愿意放弃称
帝,便容许福王维持小型独立王国的局面。在忠心耿耿的武将劝诫之
下,福王拒绝了多尔衮的建议。
随后数月,正当福王倾力构筑南京城的防御工事,朝中却再度掀
起类似万历时代的激烈党争,群臣彼此相讥,毫无建树,这包括类似
东林党与宦官魏忠贤之间那种亲、反阉党的斗争。就在朝中群臣相互
倾轧之际,一支清军顺着中国最伟大的人工河道──大运河南下,于
一六四五年五月兵临富庶的扬州城。明军在扬州城内配置数门大炮守护,坚守了七日。最后在清军以更优势的巨炮,以及高昂的士气下被
攻破,扬州遭清兵屠城十日,清军以此举杀鸡儆猴。反之,南京城驻
军几无抵抗,六月初,清军不费一兵一卒,轻取南京城。福王被俘,押解到北京。隔年,福王亡故。
随着福王的过世,明室诸藩王相继即位抗清,使得局势更为复
杂。朱元璋后代的两兄弟,分别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台湾的对岸)与
南方的贸易口岸广州,率军抗清。福州的统治者(译按,唐王朱聿
键)于一六四六年底被俘身亡;他的胞弟(译按,亦称唐王,名为朱
聿录)在清军攻破广州后被杀。朱元璋的另一位后裔(译按,鲁王朱
以海)辗转于东部沿海,号召反清复明,曾以厦门、舟山岛为根据
地,甚至一度飘泊海上,无处可栖。一六五三年,他取消监国的名
号,自此之后,东部沿海地带抗清的重责大任就落到另一位明室后裔
桂王的肩上。
在长江流域与沿岸的抗清政权相继失败之后,桂王就成为复兴明
室的最后希望。他是所知唯一存活的万历孙子,在北京城陷落时是个
骄纵的二十一岁青年,毫无政事与军务经验。张献忠进占湖南时,挂
王被迫离开封地,向西逃往广州西边的肇庆。一群出逃的朝臣不顾桂
王母亲的反对──她认为桂王太年轻,性格过于柔顺──于一六四六
年底拥护桂王称帝。然而被清军赶出广州之后,桂王有一年半的时间
在广西境内四处流窜,期间又以在桂林、南宁两地居多。
清兵势如破竹,成功征服北京至广州绵延一千五百哩的领土,但
在这片庞大土地上,这种征服势必只是局部的,而憎恨满人入关又鄙
视朱明不堪一击的爱国志士也有时间负隅啸聚。一六四八年,一群与
满人合作的前明官员反清,投身匡复明室。在清军于广州重挫时,被
描述为“充斥着口嚼槟榔的工人以及破落妓院的老鸨”(注五)的桂
王政权,被大批热诚的支持者簇拥迎回肇庆。一如先前的南明诸王,这位“皇帝”也试图重建一套可运作的官僚体制,开科取士,成立军
事指挥系统,建构可控制农村地区、征集税收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
桂王的朝廷依然无法摆脱先前诸王的命运,朝中文官、武将、太监各
自树立朋党,相互攻讦,而无法众志成城,对抗满人。
到了一六五○年代初,清军或以联盟,或以武力镇压,扫荡了一
些声称拥立桂王的中原地区,并派兵以犄角之势夹击桂王位于南方的根据地。这次南征是委由一六三三年归顺皇太极的几名明朝降将(译
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领军。一六五○年五月,桂王仓皇出
走广东,沿西江进入广西。此后十年,中原已经没有朝廷建制可与满
清分庭抗礼,仅有一撮不愿受异族统治的流亡人士渐次朝西退却,由
广西进入贵州,再退入崇山峻岭的云南,最后越边界入缅甸。缅甸王
最初提供桂王庇护,但后来改变初衷,屠杀了桂王的随从,并拘禁了
这位“皇帝”与家人。曾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在一六六一年率清军攻
入缅甸。缅甸国王尽缚南明朝廷众官交付吴三桂,吴将之押回中土。
一六六二年初,明朝末代“皇帝”与独子在云南被处以绞刑。至此,清廷母需再挂虑明室正朔的威胁。
顺应华夏
满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一六四四年轻取北京,在一六六二年诛除
南明诸王,不过军事胜利并不意味满人已经解决了如何统治中国的问
题。多尔衮身为幼帝顺治的摄政王,承袭了满人在辽东时所发展出的
混合体制,将汉制六部与满人军政一体化的八旗组织结合起来。此
时,多尔衮必须让这套架构挑起控制莽莽神州的重责大任。
不过至少在服装与发型方面,多尔衮坚持汉随满俗,而不是满随
汉俗。多尔衮在进入北京城的隔日即下令,汉人皆须依满人的发式剃
去前额头发,余发则编成长辫。结果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于是多尔
衮撒回成命,不过随即在六月又下令汉军必须薙发;这使满人在战场
上易于辨识敌我,确保归降者会继续效忠。但是多尔衮手下大臣认为
此举犹不足;一六四五年七月,多尔衮再次颁布薙发令,规定在十日
内每个汉人都要削前额发,留长辫,不服从者处斩。汉人面临了痛苦
抉择:诚如一般俗语的讲法,“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注六)
明代男子留长发,并细心梳理,将之视为男子气概与优雅形象的
表征,对多尔衮的薙发令自然是深恶痛绝。许多地方在颁布薙发令之
后群起反抗,甚至降清的地区亦然。多尔衮还下令汉人穿着满服──
高领的紧身短上衣,右肩上有衣扣,一改明朝的宽松抱子。另一项不
同于汉俗的是,严禁满洲妇女缠足。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已历数世
纪,即使缠足令人痛楚难耐,不过上至士绅,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奉
行此俗,小脚成为汉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妇女只有强忍皮肉之痛。满人排斥汉人这种风俗,力求文化独立,而汉人则因满族女子的天足
引不起他们的性趣,形成满汉通婚的障碍。
在紫禁城内,满人辞退上千名太监,过去宦官充斥在明朝宫廷之
内,而阉人的结党营私、密谋私通,曾经对明朝政权造成极大的伤
害。虽然到了清代,仍由宦官来服侍宫内女眷,不过满人已把其余朝
政,特别是财政,移交由一六二○年代和一六三○年代在辽东俘虏的
包衣掌理。明朝太监还负责护卫宫殿,到了清代,这种类似军职的角
色也被剥夺,而由御林军负责卫戍,其中有许多人的先祖是战士,曾
经辅佐努尔哈赤建立女真王国。
满洲八旗悉数驻守在北京城外,皇帝与皇室家族由忠贞军士保
护。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被强制迁徙至城南;虽然刚开始颇有不便,不过城南很快就众商云集,人口稠密。除此之外,满人还强制征收华
北的数万亩良田,以供养驻军或酬庸将士。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明室
所有,不过前明高官的封地也在征收之列。据估计,四万的旗人,平
均每人约莫分得六英亩田,较大面积的封地则授与满人的封疆大吏。
为了进一步隔离满、汉,多尔衮下令迁移华北的汉族农民。机巧
的汉人地主趁着改朝换代,强占无主的土地。结果,百姓怨声载道、土地任由荒芜,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沦为流民,或落草为寇,甚至集体
迁离。然而许多满人本身无力耕作,便与汉人订定各式各样的契约,让汉人承租土地。有些契约使汉人与奴隶无异,需仰主子鼻息,倘若
没有驮兽,这些佃农只好自行背负农具犁田。满清入关不到二十五
年,北京城方圆两百多里约五万英亩土地悉数为满人所占。不过在土
地重分配的过程中,并未演变成封建制度,亦无类似奴工制度出现,传统的农耕、租佃制度,乃至于独立所有权制都在慢慢复苏。
满人的政府体制与教育制度大抵承袭汉人旧制。六部的行政架构
原封不动,分管封勋考课、户口田赋、礼仪祭祀、军机要务、刑名律
令,以及百工业务:所不同的是每部均设尚书二人,由一名满人与一
名汉族武将或文官担任。每一部之内各设侍郎四名,同样采取“多族
共治”(multiethnic dyarchy),满、汉各占二人。在六部与皇帝内
廷之间还设有“大学士”职衔。顺治统治之初,共有七位大学士:其
中两名是满人,两名是汉人,三名则是由归顺清廷的前明官员充任。德高望重的汉族文士若是愿意效忠清廷,就被拔擢至六部供职或
出任大学士。为了进一步充实官僚体系,一六四六年清廷重开科举,殿试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其中多数出身于京畿以及冀鲁两省。不过
为了平衡官僚体系的省籍,一六四七年又录取二百九十八人,大部分
来自甫攻克的江苏与安徽两省。从挑选主考官也可看出多尔衮对汉人
敏感心理的觉察:虽然有二名早年归化的汉人、一名满人文士,但另
一名则是由一六四四年方才归附清廷的汉儒担任。
满人唯有摧毁明朝残余势力,各省的行政才能运作,尔后满人渐
渐把自己的官员分派至仿效明朝所建立起来的行政体系中。清廷先将
明朝的十五个行省建制划分为二十二个行政单位,后来又恢复十五行
省,但将最大的三个行省又各自一分为二,而成为十八行省,以利管
理。清代每省设巡抚一名,清初各省巡抚多由“汉军”(Chinese
bannerman)膺任。多尔衮相信这批人已证明了他们的效忠,况且,他
们是汉人,使用汉文,比较能够被同胞接受。在巡抚之外另设道员与
按察使,分管省内经济与司法,此外还有一批监察御史。省下有府,监管县级官吏。这一行政层级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地方行政官”,管
理镇、农村的日常行政业务和税赋工作。
满人的势力在广袤的中国显得势单力薄,尽管在重要省城均驻有
官军,不过新王朝基本上得力于维系国家三个组成要素间微妙的权力
平衡。首先是满洲人本身,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以累世的血缘关系,或是努尔哈赤的苗裔而定品秩。满人以狩猎骑射之术,维持军事武力
上的优势;以满语满文凸显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基于现实的考量得让
汉族官员使用汉字起草公文文书,不过重要文件都译成满文。满人有
属于自己的宗教仪式,由萨满教的男、女祭司来执事,并且严禁汉人
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他们大多出身于一六四四年清军降
明之前就已归降满人的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布在北方与西北边境,而汉军则是在清廷统治中国的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自成层级,其爵位部分得自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册封,部分则是取决于他们降清
的时机──较早归顺者通常地位较尊崇。许多汉军能通满、汉两种语
言,既保有自己的社会规范,也沾染了满人崇尚武勇的特质。对满人而言,他们的支持,其价值无可度量;倘若没有他们,满人可能无法
逐鹿中原,更无法巩固江山。
第三部分是汉人。基本上汉人有四种选择:可以积极或消极合
作,或是当个反抗者,而抵抗也有积极消极之分。像吴三桂之辈便积
极与满人合作(纵使吴三桂从未入籍为旗人);也有人选择积极抵抗
而牺牲;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有人选择消极抵抗。不过大部分的汉
人都是见风转舵,被动地与新秩序合作。
出身豪门者欲继续保有先人遗留的土地家产,若是成功,便黾勉
子弟参加科考,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满人从一六四八年广
州数千名降清汉人的倒戈事件习得教训,他们理当对这类人士的忠诚
度有所保留。闻名遐迩的明将郑成功于一六五○年代末出兵攻打南方
重镇南京时,江南人士纷纷反正。虽然反抗旋即被镇压,但情势也是
岌岌可危。满人初始无法在华南建立稳固势力,南明诸王尽除之后,清廷将广大的华南委由吴三桂等降清汉将治理,其地位与独立王国无
异。
满人洞察明朝覆亡部分肇端于朋党相争,群臣倾轧,不过自己也
无法免于其害。例如,两名系出贵族的将领在翦除张献忠、李自成时
战功彪炳,却被罗织领导无方与叛国的莫须有罪名,后来死在北京城
内的满人监狱里。摄政王多尔衮的行径更是飞扬跋扈。多尔衮的性格
桀傲不驯,平日素以帝王自居,他手中控制有数个旗营,放逐其将
领,还强纳政敌的遗孀为妃,并要求朝鲜公主为妾,计划在京城北方
的热河建造宫殿和城池。一六五○年,多尔衮于狩猎途中谢世,满洲
贵族竞相角逐多尔衮的权柄,清政权遂有分裂之虞。
顺治此时十三岁,工于谋略,遂能巩固帝位。顺治虽长于庙堂,不过比起身边的满族要员,更能适应汉人的方式。顺治生性机敏,不
受继承多尔衮的满洲贵族的操纵;而用兵标悍,以成功的战略进逼南
明的拥护者。顺治习汉文,雅好汉人的小说与戏剧,并深受一些汉人
高僧的影响,到了晚年,迷恋一名年轻嫔妃,冷落了皇后。顺治还把
相当大的权力委诸宦官,并恢复征服初期所废的“十三衙门”。顺治
这么做的缘由并不清楚,或许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内廷的私密性,不愿
御林军和奴仆将他的一举一动密告宫中的王公贵族。顺治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成为知交,这也颇不寻常。晚明以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
士便在中国积极传教。有些耶稣会传教士遭张献忠所擒,而随张献忠
的部队抵达四川,有些则随南明诸王流窜。汤若望是少数于一六四四
年甘冒危险仍留在北京城内的传教士。鉴于汤若望卓越的科学知识,多尔衮任命汤担任钦天监监正。因为朝廷必须为黎民百姓制定历法,而历法计算的精准,有助于强化顺治身为“天子”的威望。另一方
面,汤若望的受宠或许是顺治表现自主性的另一种方式,甚至是顺治
因早年失估而对父爱的一种孺慕之情。所以顺治以满语称六十岁的渴
若望为“玛法”(mafa,即“爷爷”),定期传召汤若望参加宗教与
政治会议,甚至允许汤若望在京城里建教堂。
顺治在宠幸的爱妃去世不久之后,突然于一六六一年驾崩,可能
是感染天花的缘故。大行未久,顺治幼子的四位顾命大臣旋即诋毁顺
治。这四位辅臣声称手中握有顺治皇帝的临终遗诏,并将公布之。根
据这四位摄政大臣的说辞,顺治罪己于背弃满人的尚勇文化,重用阉
党,信任汉官胜于满臣。这份遗诏写道,“明之亡国……亦因委用宦
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以
致臣工缄默,莫敢进言。”(注七)
居四位顾命大臣之首的鳖拜能征惯战,旋踵之间即独揽大权。这
四位摄政一改顺治皇帝的政策,处决了阉党的魁首,废除新设立的太
监衙署,并建立一套由满人监控的皇室内务制度。他们在农村地区贯
彻执行严苛的税赋政策。在江苏有个案子,朝廷调查一万三千名汉族
缙绅是否逃避税赋;结果至少有十八名缙绅遭公开处决,数千名缙绅
被革除功名。
汤若望亦被捕入狱,满人位居要津,汉族的博学鸿儒则遭贬抑。
为了切断台湾岛上反清复明势力与华东沿海地区拥立明室者的挂勾,以达到孤立台湾反清势力的目的,朝中摄政大臣断然强制沿海地区汉
人迁移至二十哩以外的内陆地区,而不顾其后果。以一福建省为例,据闻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三年之问,就有八千五百名农渔民因而死
亡。迄于一六六○年代末,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等人所
树立的顺应华夏政策,逐渐被摒弃于满洲保护主义的名义下。
阶级与对抗清王朝巩固政权之初,爆发数起肇因于各类经济与社会阶级冲突
的事件。前文曾概述李自成向世人宣称救民于涂炭,以及李自成与张
献忠二人如何憎恨缙绅与官员而将之杀害。一六四四年明思宗自缢的
消息足以使汉人心中的敌意加深加剧,引发事端:农民杀害地主,劫
掠或烧毁巨富之室,镇民反抗地方胥吏,或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团练作
战。有些豪门巨室所雇用的契工聚众骚乱,杀害主人,抢夺主人的财
产,在地方上划地为王。渔民则是加入海寇的行列,侵扰沿海。李自
成之流的寇首兵败被杀之后,各处仍爆发零星的农民反叛,终顺治一
朝,社会的动荡与骚乱不断。期间也有女性率领士卒而名噪一时。也
有下属不从上司号令,坚持采取抵抗政策,反倒激发清军对城镇的屠
戮。
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并不存在阶级战争概念所预设的那种僵
固的社会位阶,也不是人人皆能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
位置。诚如我们可以在每一次事件之中辨识出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是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冲突往往跨越了阶级界线。李自成的大顺政
权即有几名出身名门的儒生。在富有的地主与农民反叛军的斗争之
中,农民可能自己组成民团来保护地主。逃到山区的儒士,他们利用
在地村民的力量来建构防卫性的网络,以阻扰清军的攻势。逃亡的明
室诸王,受到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崇山峻岭中贫困百姓的帮助。镇民保
护他们的父母官。满洲人占据明室王孙贵胄的封地之后,就把土地授
予在土地上耕种的佃农,给于佃农们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经济前景。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是难以被明确界定的。我
们对阶级概念的历史意识,大都得自对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
社会此一进程的认知,而从研究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种社会结构的转
变是通过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代议制度,逐渐从嫌恶的贵族手中夺
取权力,不过中国社会里阶级界线的模糊难以辨识,经常令西方人感
到困惑不解。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难以明确界定,混乱了我
们对“阶级”的历史认知:即由城市资产阶级透过武力与代议制度,逐渐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而导致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明、清两代,也没有西方式的贵族。一旦王朝覆亡,即使贵为
帝王子孙,尊衔与地位也不复存在。所以在明朝,皇族皆享有尊衔,在封地上过着奢华的生活,如福王与桂王,而前朝元代的皇族后裔就
无法与之并存。同理,在一六四四年之后,先明贵族也成了寻常百
姓,满人自有贵族世系,或是努尔哈赤的后人,或是功勋显赫的武
将,或是满清龙兴之初即乞降的汉族将领。清朝的贵族系谱有其巧妙
之处,贵族分为九级,拥有爵位者一死,家族品第即下降一等:据
此,第三等贵族的后代可能降为第四等、下一代又降到第五等第。除
非有彪炳功绩,蒙圣眷擢升,否则贵族家庭最后也会沦为寻常百姓。
虽然无法从贵族的血缘或是明确的经济地位来界定“上层阶
级”,中国当然还是有“上层阶级”的存在,而满洲人在征服中原之
初也选择不去摇撼既有的上层阶级。上层阶级的形成要素有四:财
产、血统、教育、官僚地位。最有价值的财产仍然是耕地,不过清代
的上流家庭可能还拥有大量的银锭(银锭是官定的通货)、浩繁的古
籍藏书、古董字画、豪宅大院、田产,或者从事典当、药材买卖的事
业。
血缘系统有时称之为氏族或是同宗,这是将宗族势力扩展成一种
互为奥援的关系网络。各户可能要拿出一些家产,用来维持祠堂或祖
坟,以及家族私塾先生的束脩。权贵家族之问的通婚更是仪礼繁琐。
我们从现存钜细靡遗的族谱可以窥知这套血缘系统妥善维系、管理的
程度。
在清代,假若能谋得一官半职,就能有权有势,于是教育的角色
举足轻重。意欲进入官僚体系,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一般只有少数
人能凭战功而出将入相,靠金钱流通或是攀附王公贵胄而做大官的就
更少了。清朝延续明代的科考取士,不过想要考试及第却是困难重
重,因为考生必须背诵、研读指定的儒家典籍,或是孔子弟子的论
述,以及解释经典的注疏。这些科目都是以文言文应试,在语法结构
上与日常用语迥异。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财力让子弟追随同样通过科
考的名师学习,或拥有私塾以延聘社会地位相当的私人教师,不言可
喻,富家子弟比较有机会通过考试,在官场平步青云。就算没能当上
高官,至少可以因此免除榣役,也免于受杖刑。
在朋党相争的朝廷之上,或是饱受盗匪与兵焚威胁的农村为官,虽有危险,不过浮沉官场数年下来所获得的薪俸、津贴、特别规费,甚或不法贿赂,都抵得上进入官僚体系所花的成本,甚至还有余钱得以买地,以及教育子女。不惟如此,当这些官员退休还乡之后,先前
的资历还可以让他们享有地方官的保护。
因为这类上层阶级的财富大都得自土地,所以总是有可能与佃农
发生摩擦。明朝的官员察觉,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或是
以武力与地主相向。假若地主收回田地,佃农就可能沦为绿林盗匪或
其他形式的社会暴力。不过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
佃农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社会阶层互异。在一六四0
年代,对于每一次的“农民”武装反抗“士绅”的动乱,我们均须细
致推敲当地的经济活动以及人际关系。李自成、张献忠的叛乱,追根
究底,应该是源于挫折感的扩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非无土地
者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敌对。
然而在这段过渡期间,社会与经济关系还是有深远的变迁。摄政
大臣鳖拜或许能威吓胁迫江苏的地方缙绅按时缴纳赋税,不过满人无
法有效清丈汉族富室的田产,而只有清丈土地才可能让朝廷建立一套
公平的地税制度。这是一项艰钜的工程,矛盾的是,它又必须仰赖地
方上的汉人,他们熟知地方风土民情,知道如何去执行地方税务行
政。地主百般推托规避,抱怨费钱耗时,硬是不让丈量田产的工作进
行。地税制度的改革政策无法贯彻,徒然让有能力于乱世蓄积土地的
家族,在承平时代进一步积累了更为庞大的田产。
某些当代中国史学家论称,基本上,满洲征服者与汉族上层阶级
结盟,导致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持续不坠,并抑制了城市中“资
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这点很难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让某些
家族更富有,不过仍有许多汉人士绅的思想延续了晚明东林党人的改
革主张,他们抗议满人的这类政策,而试图在职权所辖的地方实行公
平的税赋制度,不惜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些士绅失败的原因在
于:一六四四年之后,朝中已经无人与其改革主张相唱和,其故旧均
在一六四五年先后亡故。不过到了十八世纪,有些建议已付之实行,只是功劳并没有记在他们身上。
特别是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江苏,自古以来文风鼎盛,抗清活动
主要是出自意识形态。在此一地区,领导抗清运动者有时能以地方上
的农民、镇民为后盾。换言之,具备奇魅(charisma)的上层阶级领
袖以民族大义跨越了阶级的鸿沟。在许多事件中,薙发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剂,不过部分儒生仍不忘前明,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
惜:奉献的伦理精神以及报效朝廷的理念,使他们能无视于历代在位
者的积弊陋习,并超越了贫富之问难以逾越的藩篱。假使满人意欲彻
底巩固政权,那就必须杜绝这类种族认同感;然而也正是因为满人在
一六六○年代实行强硬的排汉政策,才再次激发了这类认同意识。
注释
注一:梅谷(Franz Michael)。《满族统治中国的根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New York,1965)页一二一。
注二:罗丝(Gertraude Roth),〈满汉关系,一六一八至一六三
六年〉(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636),见史景迁
与威尔斯(John Wills)合编!《从明到清》(From Mlng to
Chl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页九。
注三:前揭书,页十八。
注四:前揭书,页三○。
注五: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
年 》 (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一二九。
注六:魏斐德,《洪业》(The Great Enterprl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页五五至五八:司徒琳。前
揭书,页四七,五八至六一。
注七:奥克斯南(Robert oxnarn),《马背上的统治》(Ruling
from Horse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页五二,五六。3 康熙政权的巩固
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
满清之初,皇帝皆是冲龄即位。皇帝若要长大成人,就必须迅速
茁壮。顺治趁着多尔衮突然辞世而亲掌皇权,当时只有十三岁。顺治
之子康熙在第一次挑战鳖拜时,也只有十三岁;一六六九年,康熙在
太皇太后与一群满洲侍卫之助下,以跋扈与欺君罪名将鳖拜治罪下
狱,当时康熙十五岁。鳖拜旋即死于狱中,康熙自此亲理朝政迄至一
七二二年,成为中国历代最受推崇的统治者之一。
青年皇帝主政之后,问题纷来杳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满
人治理之下统一天下。虽然吴三桂于一六六二年已敉平南明在西南的
势力,但是西南并未被彻底整合到北京的官僚架构中。对北京而言,西南各省地处偏远,朝廷鞭长莫及;且西南地带位处亚热带山区,骑
兵作战不易;此地边境非汉人的少数民族又为了保护家园而负隅顽
抗;再者,朝廷在此也没有忠贞的官僚。这诸多因素致使顺治与鳖拜
不愿把满洲军队投入此一区域,反而将中国的西南与南方委由一六五
○年代转战此地的三位汉将治理。
这三位将领之中,尚可喜与耿继茂均系于一六六三年归顺满清的
“汉军”,是满清问鼎中原的同盟。尚、耿二人分别向清廷输诚,特
别是在一六五○年,他们从明朝拥护者的手中夺回广州,并屠戮了广
州城内的守军。第三位将领是吴三桂。尚、耿、吴三人都受封为王,其子嗣皆蒙朝廷优宠,纳娶满洲贵族之女为妻;他们三人治下的领土
犹如独立王国,被称为“三藩”。吴三桂据云、贵两省,以及部分湖
南、四川境域,尚可喜镇广州,下辖广东全境与部分广西;耿继茂以
福州为根据地,统理福建一省。
三藩实际统治的面积约为西班牙加上法国。在三藩的领地内,朝
廷虽然派任各级行政官僚,不过实际上,举凡军务、民政、兴办科
举,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往来、征收税赋等权力完全掌握在三藩手中。
三藩王不仅保有地方税收,独占互市贸易的利润,还不时向朝廷索求
钜额的财政补助,以换取他们对清廷继续效忠。一六六○年代,三藩
王每年接受朝廷的财政补助超过一千万盎司的白银。三藩将爵位视为世袭。一六七一年,尚可喜身患重症,便把军权
栘交给儿子尚之信。同年,耿继茂过世,其子耿精忠继承了统治权。
虽然现有的史料零碎片段,不过还是可以窥知,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
开始思索如何处理三藩的问题,而他身旁的群臣不论满汉,对于如何
处理三藩问题却莫衷一是。康熙不似群臣的戒慎,他为了国家长治久
安,不惧以兵戎相见。所以,当已届垂暮之年且久病缠身的尚可喜奏
请告老归返辽东故里时,康熙见机不可失,便欣然同意尚可喜的请
求。吴三桂与耿精忠意欲刺探康熙的心意,亦上书请求撒藩,康熙同
表首肯。其实,撒藩的请求只不过是用来试探康熙对于藩镇存废的观
感;一俟康熙做出彻藩的决定,双方之间的公开决裂就势所难免了。
若干康熙的重臣劝诫吴三桂平和撤出根据地,吴断然拒绝,而于
一六七三年十二月叛变,建国号“周”,并将大批的兵力部署在湖
南。耿精忠于一六七四年举兵叛清,率军固守福建,并派兵进入浙
江。尚之信软禁其父(尚可喜不改对清廷的效忠),于一六七六年加
入反顿的行列,他在广东部署重兵,并挥师北上江西。
三藩之乱正好考验南方和西南方汉人对清廷向心力的矛盾情结。
一六四○年代与一六五○年代战乱的幸存者,已经与清政权相安无
事,现在他们必须选择是否继续效忠清廷,或是转而寄望于吴三桂的
“周”朝政权。吴三桂下令恢复明代旧俗,蓄发易衣冠,藉此唤起汉
人的忠诚意识。吴三桂也广征博议,谁应为周朝开国之君,暗示假若
能够寻访到朱明族裔,即拥立他登基。况且,吴三桂以“周”为国
号,周朝在西元前一千年统治华北,并深受儒家所推崇。吴三桂致书
康熙,倘若康熙能彻离华夏,在满洲与朝鲜建立一王朝,那么他可以
恩赦康熙。康熙当然拒绝了吴三桂,并处死留在北京充当人质的吴三
桂之子吴应熊以泄恨。
吴三桂的军队兵强马壮,又坐拥庞大的行政与经济资源,比起先
前南明的福王、桂王,吴三桂及其拥护者更有胜算。更何况,整个南
方与西部,忠于满清政权的汉人已被包围,而且人数也居于劣势;虽
有不少人不愿向三藩称臣──有的逃入山区,有的装病,还有人自残
手足──但多数仍迫于环境屈从三藩。三藩兴乱几乎瓦解了清朝政
权。至少表面看起来,满人几乎断送掉长江以南的控制权,若是如
此,整个王朝就会处于分裂状态。不过随着下列五大因素发展的结果,中国依然维持一统(这对后
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第一,吴三桂对于是
否跨越湖南挥师北上,直抵一六七四年当时吴驻防的所在地,显得举
棋不定、踌躇不决。第二,康熙虽然年少,不过却有能力团结朝中各
大势力以资后盾,擘划长期的作战方针与防守战略。第三,部分满洲
武将虽然年轻,未经战火洗礼,但仍英勇、顽强地反击吴三桂。(康
熙本人并未御驾亲征。)第四,三藩王彼此不能协调作战,而任何一
位藩王又都无法持续发动攻势打击清军。第五,三藩无法号召明室的
拥护者,因为他们了然于胸,昔日三藩曾积极与满人合作。
况且,三藩本身的品行也无法扮演好匡复明室的新角色。吴三桂
逐渐陷溺于逸乐;另一方面,暴虐无道的尚之信曾纵猎犬噬人,比起
先前的反贼张献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耿精忠则是生性软弱无
能,于一六七六年向满清俯首称臣,自此之后,三藩就无法采取协同
行动。翌年,尚之信继耿精忠之后向满清乞降,尚之信的投降,显然
与吴三桂坚持派人入粤任官有关,而尚之信向来以广东为禁脔。
吴三桂最后在一六七八年称帝,但是为时已晚,也不具任何意
义。同年稍后,吴三桂死于痢疾,结束了六十六载风风雨雨。吴三桂
的孙子以吴的名义继续作战三年余,后在昆明误陷圈套而自尽。吴三
桂的追随者,连同耿精忠、尚之信一起伏诛。尽管康熙接受了耿、尚
二人的投降,并保留藩王的头衔,但康熙断难容忍像耿、尚这类的人
存活在世间。
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乱敉平,曾经主张对三藩采取强硬路线的大
臣即受到康熙重用:虽然康熙君臣决定撒藩几乎葬送大清基业,不过
他们最后的获胜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更为强盛。康熙严惩支持叛乱的重
臣要员,毫不留情,但下令宽宥战争中的俘虏。诚如康熙所言,他们
不过显露出“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
民水火之意。”皇帝同样宽待在战乱中遭“贼逆”(康熙通常称之为
“贼”)掳获的妇孺:“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
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注一)
随着藩王尽诛,树倒猢狲散。新任的总督与巡抚──多数为绿旗
营汉军──被分派到叛乱的各省就职,将之整合进康熙治下。这些地
区的赋税开始流进北京的府库,随着财政大权的收回,南方与西南的科举考试亦回归由朝廷举办,人才也慢慢回流到中央。不过饱受兵焚
之灾的生活则很难在短时间恢复旧貌。三藩乱后整个康熙年间,湖
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沦为边陲地带,而康熙本人的不信任感依
然长驻心头。只有少数出身上述省分者被授予高官厚爵。康熙本人虽
爱游幸,不过足迹也不逾江南。康熙口中的“南方”是南京与苏州,易言之,真正的南方与西部省份并不在他巡幸的范围之内。三藩之乱
带给康熙的震撼,以及他决定三藩“告老还乡”之后,黎民百姓又是
如何生灵涂炭,凡此皆深烙心头。不过,康熙从未后侮作出彻藩的选
择。
台湾与海上的中国
台湾融入中国的历史始自十七世纪之初。明末,台湾依然鲜为人
知:海相危迨,台风频仍,沿海有浅滩拱卫;西部平原连绵错落,后
有崇山屏障,与世孤绝。台湾本地不友善的原住民令外来的探险家或
移民望之却步。不过还是有少数来自广东、福建各港口的商贾涉险渡
海,与原住民进行鹿皮、鹿角的交易,并在岛上的西南部形成小型聚
落。中国与日本的海寇也在台湾西部建立避难所。
一六二○年代,台湾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一度,遇难的海员与
传教士是岛上唯一的欧洲人。当时,葡萄牙人曾一探台湾,名之为
“美麓之岛”(Ilha Formosa);但后来决定撒离,而以澳门作为在
东亚活动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基隆建立小型据点;信奉新
教的荷兰人则在一六二四年于台湾南部安平小镇修茸“热兰遮城”
(Zeelandia)。迄于一六四○年代,荷兰人驱逐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与
残余的日本海盗,而在台湾、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今天的印
尼)的荷兰帝国,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商贾官员三者之问形成贸易网
络。由于受到贸易利益的吸引,有部分汉人移民先后聚集在西班牙
人、荷兰人据点四周,其余则赴台湾西部平原拓荒垦殖。
一六四○年代、一六五○年代间,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尽量避免介
入残明势力的抗清活动,然而随着沿海战事的发展以及荷兰人与明室
拥护者的互动往来,荷兰人无法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当时,权势富
室的郑氏家族是游移于福建、台湾、日本南部海域的海盗兼贸易商,郑氏家族的首领(译按,郑芝龙)最后受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封爵。
郑芝龙虽然于一六四六年投降清廷,不过他那性格刚烈的儿子郑成功却拒绝随父降清。郑成功率领部舰继续拥立四处流窜的南明政权,即
使郑成功已经退守台湾岛,在名义上则一直奉朱明为正朔。
这位杰出的海将即史上所称的“国姓爷”(明朝赐郑成功国姓,西方人把闽南语发音的国姓爷译成Koxinga),出生于一六二四年,母
亲是日本人,所以郑成功的成长背景也反映了国际贸易与文化关系的
多语系世界。郑成功父亲的贸易网络从长崎(Nagasaki)绵延至澳
门,在位于厦门附近的营垒中可以发现奉基督教与佛教圣像的礼拜
堂,也以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脱的黑奴充当卫队,而船只可以直
抵营垒之内。
整个一六五○年代,郑成功的船舰一直都在华东沿海地区与满清
作战,同时在他的控制之下,厦门成为一个国际转运港。郑成功甚至
组织十家销售丝、奢侈品以及糖等商品的商行,以交换海军所需军品
与火药来补给船舰。郑成功直到一六五九年正面攻击南京,才遭逢军
事重挫。满清大军逼临厦门,郑成功作出攻击热兰遮城的大胆决定。
或许是受到曾担任荷兰通译、并熟悉热兰遮城防卫布署的汉人相助,郑成功顺利进围热兰遮城;虽然郑成功轻易就占领热兰遮城周围的田
野,杀死荷兰人并虏掠其女子,不过堡垒里的荷兰人却负隅顽抗了九
个月之久。到了一六六二年二月,荷兰人才投降,并与郑成功达成协
议,把荷兰人全部撒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城(Batania),而
荷兰人留给郑成功的财货与资金估计价值逾一千万盎司白银。
郑成功的成功美景并不长久。由于他不归顺清朝(他的母亲被清
军杀害已久),父兄在北京被处死。消息传来或许因此内心难平,于
是他开始凌辱臣属,不假词色,严待儿子,后于一六六二年辞世。
虽然摄政鳖拜在一六六一年悍然强令沿海居民迁徙,不过仍无法
令台湾归降满清。满清曾与荷兰人联手围堵仍在福建沿海的郑氏家族
残余势力,不过两次预备在一六六四年与一六六五年征讨台湾的计划
都无疾而终。满洲铁骑毕竟不善于海战,况且一六七三年之后,大批
清军被三藩之乱所牵绊,使得台湾的郑家可以继续发展、繁荣其贸易
与商业势力:随着沿海居民的迁入,汉人人口在郑成功儿孙治下迅速
膨胀,总数已逾十万人,生产大量米、糖,并从事颇有规模的制盐、精糖、造船等商业活动。即使三藩之乱结束后,康熙仍觉得无力从郑家手中夺回台湾,于
是令郑芝龙麾下的水师将领施琅率军远征台湾。施琅早在一六五○年
代就归降康熙。康熙这步棋非常高明,施琅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施琅
降清之时父兄儿子皆遭郑成功杀害,施琅势必全力以赴。
施琅按部就班,谋划战略,而从三百艘战舰这个数字可以窥见,尽管当时中国海上力量还有待发展,但是潜力实不容轻忽。一六八三
年七月初,施琅率舰出闽,在澎湖群岛附近大败郑氏。
三个月后,台湾投降,康熙或许不愿见到平三藩时血流成河之
烈,因此厚待投降的郑氏家族与降将,授之以爵,并允其定居北京。
郑氏残部多调离台湾,用以充实北方边防,以御俄人。关于如何处理
台湾,朝廷百官曾激辩多时。有人建议应该完全放弃台湾,不过施琅
则是力陈以台湾为屏障,使中国免受荷兰战舰的侵扰。康熙最后裁决
将台湾纳进帝国版图。台湾成为一福建省的一个府,首府设于台南,府下设三县,每县设置县令一名。康熙也派遣一支八千人的清军永久
驻防岛上,而岛上原住民的部落地区与狩猎场域受到朝廷的尊重。除
此之外,清廷还审慎限制汉人移民台湾。
康熙这种矛盾的措施反映了清朝(之前的明朝亦然)有关海外贸
易与殖民政策的模棱两可。中国的统治者对贸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认为贸易活动会带来紊乱失序,担心贸易活动会将军情泄漏给外国强
权,造成贵重的白银大量外流,滋生海寇和其他犯罪。因此,即使郑
氏家族败亡之后,清廷放弃强制迁移沿海居民的政策,不过仍透过厦
门等沿海城市实施特许与限制船只吨位的措施,以控制与台湾之间的
往来。
但对于华东沿海昌盛的商业世界,这些政策并不切实际,结果徒
让东部沿海地区职掌海上、沿岸贸易的要员坐享暴利。汉族包衣吴兴
祚透过父亲的人脉关系,在福建的官场上扶摇直上。一六八○年代之
初,吴兴祚为了取得两广总督的职位,支付的贿款总计超过一万盎司
白银。吴兴祚得到一干特派官员之助,将大批人口迁回沿海,所分配
的土地近乎五十万英亩,人数则超过三万人。吴兴祚在福建省的同僚
则是将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四万名先前居住在此地的百姓。吴
兴祚还监督抄缴尚之信在广州的随扈、商贾的家产:其中一名商人所
积累的家产超过四十万盎司白银。国家从合法的对外贸易中可课征十分庞大的税收,而历代也不乏
统治者善加利用之。但是除了设置四个海关衙署(分别位于广东、福
建、浙江、江苏),以及试行对外国进口商品课征百分之二十的进口
税外,清政权未能建构必要之机制,而是采取佣金制或专卖。随着十
八世纪更强势的西方贸易商抵达中国之后,这项决定就产生致命的后
果。
清廷严禁移民台湾,却无法贯彻这项措施,结果台湾表面上受行
政管理机制羁糜,实际上则沦为难以驾驭的化外边陲、紊乱不堪的失
序社会,从康熙一朝的记战可一窥渡台开垦的人士:一群来自福建省
的兄弟以低价向原住民承租土地,以汉人的灌溉方法大大改善土质。
施琅的一位亲戚至北台湾定居,他用自己的家产去闭发荒地,并从人
口较为密集的南台湾雇用游民。一个来自广东的汉人娶原住民头目的
女儿为妻,并充当岳丈的通译,后来他将部落的土地租给其他汉人移
民牟利。凡此或许不能算是传统汉人的典型模式,不过他们却有助于
为中国传统帝国增添新的成分。
劝服儒士
南明诸王的顽强抵抗、郑氏家族所获得的拥护,以及三藩之乱的
迅速蔓延,几近成功:这些都说明清政权并不受汉人拥戴。康熙从即
位之初,一方面肯定满洲贵族崇尚武勇的活力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另
一方面也设法让汉人相信,他对汉人传统文化的推崇。藉着谋求两者
的平衡,来处理此一问题。
要引起满洲人的共鸣比较容易。康熙幼年罹患天花而无恙是其得
以继位的原因之一。康熙身强体壮,对狩猎、射箭之术兴趣浓厚,并
精通骑术,因此康熙能策马远行,深入满洲人的发源地。曾经与康熙
并辔完成这趟旅程的精锐侍卫与满洲贵族,一直都对主子忠贞不贰;
虽然他们关于国家政策曾有过严重的歧见,不过在康熙早年遭逢的种
种危机中,他们一直坚定拥护康熙。康熙的祖母(也就是皇太极的遗
孀)十分宠爱康熙,她凭恃着家族的关系,大权在握。康熙的皇后与
众嫔妃(康熙十一岁初婚,娶一位反鳖拜摄政大臣的孙女)的家族势
力,成为康熙政权的有力后盾。康熙在北京城内满人信奉的“萨满
教”(shaman)寺庙举行隆重典礼;重用满人与汉人,命满洲贵族执掌“内务府”藉以抑制宦官的势力;宫中杂役则由汉人包衣来担任,而不是太监。
然而,要争取汉人人心就较为棘手。满人说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入
关的目的,就是要为明崇祯皇帝复仇,不过多数汉人无法接受这番托
辞。纵然满人所言属实,但根深柢固的忠君思想,议不少汉人在听闻
崇祯皇帝驾崩之后自裁殉国,也有人执戈反抗满人,烬管最后证明有
些反抗是会出人命的,有更多的汉人宁可选择纵情山林,遗世独立,不愿侍奉新朝。
这种辞官退隐的作法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合理化,而康熙亦正是立
足在儒家思想上,去面对汉人的抵制行为。儒家训诲在中国社会里是
不容挑战的。不过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对于儒家思想的真实底蕴为
何,看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孔子曾论道,有德者不应侍奉无道
之君,假若有必要,有德者必须为捍卫理想原则而成仁。
自从康熙圈禁摄政大臣鳖拜之后,康熙表现出对儒家丰富遗产的
崇慕之意。一六七○年,康熙颁布十六条箴言,意在总结儒家思想的
道德价值。“圣谕十六条”强调社会关系的等级秩序,以及仁慈、服
从、俭约、辛勤工作的美德。康熙又挑选一群满汉大学士,与之精研
四书五经。从朝廷的记载可以看出康熙的进步,遇有疑难处便向先生
请益。皇帝研读儒家经典、勤练书法的消息被“走漏”给群臣知悉
后,群臣盛赞康熙是“圣君”。满汉人大学士还把“圣谕十六条”翻
译成口语体,以利康熙的伦理观点向黎民百姓传播。
朝廷的权力之所以至高无上,部分因素在于科举考试受朝廷所控
制。顺治恢复了这套考试制度,康熙则是每隔三年开科取士,即使三
藩作乱期间,科考也并未中辍。不过令康熙感到不快的是,许多满腹
经纶的博学之士不愿参加科考,藉以表明他们身为明朝遗民,不愿出
仕而背叛明朝。一六七九年,康熙提出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在每三
年的科举取士之外,他又下令各省荐举人才,参加朝廷的“博学鸿词
特科”,以网罗高才博学的贤良。虽然还是有人坚持不赴北京参加考
试,有人则是不愿被列入荐举之林,不过这项举措还是收到成效。这
次特科共录取五十名,大部分的学者来自江南,同时,为了刻意表彰
这群名儒硕彦对前朝的忠贞,高中特科者均奉命入馆佐修明史。尽管康熙皇帝尽其所能笼络前朝的山林遗老,不过许多汉人仍对
新朝心存观望。有不少文士私自搜集明史相关资料,以期自撰历史不
受朝廷监控。因此,如扬州、江阴英勇抗清的城镇虽是功败垂成,不
过其事功皆能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有些曾经在家乡抗清的学者,不
理政事之后便撰写晚明东林党或与类似学社的改革儒士的事迹。
这段期间,有三位儒士以其作为、文章而负盛名。一位是湖南人
王夫之,他在一六五○年返回故里之前,曾经有数年在西南桂王的流
亡朝廷为官。王夫之倾力攻击王阳明信徒的个人主义式哲学,认为阳
明学派陷溺在个人意识中寻求道德基础,结果断丧了时代的道德意
识。王夫之同时还撰写了一部关于桂王小朝廷的历史,并细加品评先
前政权的专擅,这些文字若是让清军发现的话,王夫之恐怕难逃杀身
之祸。
第二位是浙江人黄宗羲,他的父亲积极拥护东林党与其他改革
派,于一六二六年遭宦官魏忠贤下令杀害。黄宗羲有数年在东部沿海
地区随南明藩王作战,并在山区内修筑防栅以阻扰清军的前进。黄宗
羲在一六四九年退隐,专心治学。黄宗羲不仅细心撰写明朝重要人物
的传记,还试图分析政府的制度结构。他主张回复远古的理想社会,由儒士担负社会的行政工作,并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来管理,取代当时
过分集中化的体制。大部分的中国政治思想家在探索改革之道时,均
倾向于思考如何改变介于皇帝与百姓之问的宦官与官僚的行为,但黄
宗羲本人却独树一格地认为帝权应该受到制约。
这三人当中以顾炎武最为知名。一六一三年,顾炎武生于江苏,由寡母抚养成人,顾母以严守道德礼教而闻名于乡梓,顾炎武恪遵儒
家思想的伦理诫律。晚明时期,顾炎武曾通过乡试,但眼见当时的政
治、道德乱象,便潜心钻研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政府体制与军事兵
法。一六四四年,顾炎武曾经短暂辅佐福王抗清。顾炎武的母亲因不
愿屈从新的征服者而饿死,令顾炎武深为感动。她在给顾炎武的遗书
中有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亦不可辱,尔当读书隐居,无仕二
姓”。(注二)
虽然顾炎武并未踵继母亲,不过他确实将母亲遗言铭刻在心,余
生(他死于一六八二年)都在旅行、反思、研究。他甚至离开富庶的
江南家乡,迁居陕西的不毛之地。顾炎武著述立说,一如同时代的王夫之,以抗衡强调形上学二元论(metaphysical dualism)与直观意
识而造成道德空洞化流弊的儒家主流学派。顾炎武单骑走遍大半华北
地区,考察耕作方法、开旷技术与商人的票号制度,以观察所得写下
一系列的文章,试图为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奠下基础。
顾炎武在卷轶繁浩的著作中,主要关注的议题集中在政府体制、伦理学、经济学、地理与社会关系,并十分重视“朴学”
(philology)的方法,他认为朴学的方法是考证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真
实意蕴的重要工具。顾炎武特别推崇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
二○年)学术不事雕琢,法度严谨,且无虚玄矫饰。尽管顾炎武声名
鹊起,但他依然不参加清廷举办的所有科举考试(包括一六七九年的
特科),也不参与由康熙所推动的编修明史工作。顾炎武辞世后,许
多学者推崇顾是一位严谨通透的治学典范;顾炎武的著作在十八世纪
对中国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独文士、武夫反抗清廷。有许多清初画家也以艺术作品表
达心中的愤慨和对新政权的疏离。透过大瞻的创新、古怪的画风以及
留白的运用,呈现出一个萧瑟失衡的世界。孤松奇绝,荒山磷绚,林
木郁郁,以厚实的笔法跃然纸上,偶有孤鸟游鱼,这都是此类艺术家
常取材的主题。其中几位出类拔萃的画家,如石涛或八大山人,他们
均与朱明王室有血缘关系,在满清入关后遁入深山僧院。八大山人以
沉默来表达对满清政权的抗议。他在自家门上写了一个“哑”字,从
此默然不语,即使是大醉或热中创作时放意狂笑或仰天长叹,也不曾
开口说话。但石涛则是渐渐涉身社会之中,开始与其他的学者、艺术
家论交,即使是这些人曾经侍奉满清政权,他偶尔也会受托于富裕雅
士设计庭园。
我们的确可以循着清廷笼络文人的脉络来写一部历史。那些并未
出仕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仍有可能被好友或金钱的承诺所引诱。
编修书籍最能凝聚文人的精力。康熙延揽博学俊彦,使之编写字典、百科全书,记录朝廷活动,搜罗古文与古诗。也有王公大臣赞助学者
从事地理研究与地方志的编修,于是学者游历不辍,搜集写作材料,然后返回舒适宅邸提笔撰写。也有官员聘儒生任幕僚,责轻事少,便
有更多闲暇来规抚创作,或为小说家,或为短篇故事的作家,或为诗人、戏曲作家。其结果就是在异族的血腥统治下,中国文化依然能在
十七世纪末大放异彩。
最后,透过孔尚任的艺术手法,明朝遗民抵抗与忠君的题材为康
熙一朝所接纳。孔尚任生于一六四八年,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子孙,此
时满人已入关。孔尚任的父亲是明代知名的学者,孔尚任本人深受明
朝覆亡与明代遗民的事迹所吸引。孔尚任在四十几岁谱成一出广为流
行的戏曲《桃花扇》,情节描写一位耿直的文士与其所爱的女子,以
及他们如何经历南明福王朝廷的苦难折磨。这位女中豪杰抗拒南明权
奸的求欢,以扇子敲击奸邪,致使血洒扇面。一位画家将扇面的血迹
缀饰成桃花盛开的模样,这出戏就是以此为名,从桃花扇这个出色生
动的隐喻可以看到,晚明时代隐伏在道德与知性生活背后那种暴力与
美感的交融。在《桃花扇》的剧末,晚明的抗清行动徒劳无功,高风
亮节的遗老纷纷遁避山林,不愿接受清廷的招降入朝为官,这对恋人
也遁入空门。在剧末的一幕,这对恋人与一位友人同叹:
千古南期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仰天读罢招魂赋,场子江头乱瞑烟。(注三)
到了一六九○年代,《桃花扇》已经在康熙的朝廷之上传唱,孔
尚任的戏曲深受宫廷中人所喜爱。孔尚任为文捕捉到听众的情绪:
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
则珠海珍山。……。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
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望歌靡麓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
故臣遗老也;灯摇酒阑,欷嘘而散。(注四)
此类人物或许满腔念旧情怀,不过终究得设法与当道异族和平共
存。
廓清边疆
外国的压力(至少是某些外国技术的成分)在清初已愈加随处可
见了。即使对外国风土民情既无了解、亦无兴趣的人,其生活也有可
能受到外国器物的影响而为之改观。例如,孔尚任还没写《桃花扇》的时候,视力已开始在慢慢衰退:他曾以诗来描述他如何重拾文人生
活,字里行间满溢欣喜之情:
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坳。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晴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注五)
孔尚任拜自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之赐而重获视力,这得多亏朝廷
并未下令摧毁这座葡萄牙人的基地。一六六○年代期间,“迁海”政
策作为朝廷征讨台湾战略的一环,因此下旨命水师封锁澳门,所有居
民悉数撒离。并严禁葡萄牙的船只进出,并以夷平澳门相要胁。但
是,地方官员鉴于地方居民的经济利益,并未贯彻朝廷的旨令。另一
方面,通过外交使节多次觐见,加上京城耶稣会士的支持,并在一六
七八年呈献康熙一只非洲狮子,康熙龙心大悦,葡萄牙人终于说服朝
廷让他们继续保有澳门,作为在东亚从事贸易活动的根据地。
不过对葡萄牙人的宽待并没有泽及俄罗斯人。晚明官员与顺治皇
帝的阁臣十分清楚,俄罗斯的猎人与移民逐渐迁入东北边境地带。一
位俄国使节曾与朝廷交涉,希望允许俄国定期派遣贸易商队到中国,不过康熙虑及此举可能会让俄国影响到边境部落对朝廷的忠诚,曾一
度试图将数个边境部落南移,迁离边界,建立一块无人的缓冲地带以
使中俄隔绝,这样的设想或许是模仿摧毁明郑所采取的迁海政策,不
过此计终因耗费人力财力且不切实际而作罢。
事实上,康熙已经筹思多年,准备对俄罗斯人在黑龙江(Amur
River)流域的雅克萨(AlbaZin)城发动攻势。台湾在一六八三年归
降之后,部份残余的郑家军被送往北方,参与攻俄战事。郑家军的海
战战术对康熙十分有价值,因为康熙需要利用水师巡弋北方河道。南
方战事告捷后,康熙下令集中兵力攻击雅克萨城,经过一番激战,雅
克萨在一六八五年被清军攻陷。康熙下令放弃雅克萨城,但是清军的指挥将领并未从命,还焚毁了俄国移民在此地种植的大批农作物。于
是位于希尔喀河(Shilka Rivcr)西岸的俄国第二大贸易基地尼布楚
(Nerchinsk)的驻军将领,命人预先在冬季来临之前预备粮食,重新
占领雅克萨城。
康熙闻讯大怒,遂于一六八六年第二度下令攻击雅克萨城,但遭
俄人顽强抵抗。不过,俄国的统治者担心面对清军坚决反对,他们是
否有能力再占有这片庞大的领土,于是决心求和。双方透过精通拉丁
文与满文的耶稣会士居间翻译,于一六八九年在尼布楚会面签约。就
其长远的效果来看,〈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
一,因为条约所划定的疆界大致维持至今。在最富争议的区域,两国
边界定在格尔必齐河与额尔古纳河。俄国放弃雅克萨城并将之焚毁,整个黑龙江流域地区尽归大清所有。两国的逃兵各自遣回,双方互市
贸易,但是进行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清廷核发的有效文件。
藉由武力征战,台湾被划归为中国的版图,澳门的葡萄牙人受到
未以条约规范的宽大对待,而维持原有的半独立状态。不过就俄国的
例子而言,中俄双方是以一种主权对等国家的地位签订条约。清廷这
种作法虽然背离了传统中国一贯的对外模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
从清朝开国以来,朝廷对待俄国的事务并不是交由职司荷兰、西班
牙、葡萄牙诸国之夷狄关系的“礼部”负责,而是责成一特别的衙署
“理藩院”来处理。理藩院是由皇太极所设立,本来是为了处理与蒙
古人进行外交与商业往来时所滋生的问题。将涉俄事务委交理藩院,象征朝廷承认这是特殊个案,对于涉及远北边界纠纷,必须以不同于
对待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处理。
大清之所以与俄国签订条约,主要是考量西部的准噶尔部落:清
廷深怕俄国人会与这些强悍的游牧战士结盟。准噶尔部落笃信达赖喇
嘛(准噶尔部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而噶尔丹(Galdan)又为一
代雄杰,准噶尔部在今日外蒙古和青海人烟罕见的地区徙牧,可说不
受羁束。到了一六七○年代末,噶尔丹依序占领喀什噶尔、哈密、吐
鲁番,控制了这些广为居住的回民城市,以及旅行商队往来中国与地
中海之间的通衢。这些地方的部落与噶尔丹交恶,在被噶尔丹击败后
东逃,压迫到甘肃。准噶尔部落战士大举迁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
俄国与准噶尔部落结盟。然而结盟一事并未成真,康熙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派兵
(由康熙的兄弟率军)攻击噶尔丹。在长年征战之后,康熙决定御驾
亲征,痛击噶尔丹,而康熙之所以敢于冒险,可能是康熙认为成功击
败俄国乃得力于他本人而不是其将领的谋划。清军粮食辎重补给得
宜,约有八万大军,兵分三路西进:康熙御下的部队横跨戈壁沙漠,向准噶尔北方的克鲁伦河(Kcrulcn Rivcr)挺进,一六九六年,噶尔
丹被逼入死角而在昭莫多(Jao Modo)一役中战败。隔年,噶尔丹
殁,所属部众纷纷归附清廷。
成功绥服准噶尔是康熙皇帝亲政以来的全盛阶段。此时康熙四十
二岁,他乐于享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兴奋与濒临危险的刺激快感:战
事结束后,康熙即刻修书给北京朝中的一位宠臣(译按,敬事房总管
顾问行),信中提及朗朗睛空、美味珍馐、瑰丽奇景,无不令康熙感
到愉悦。“今噶尔丹已死,其下人等俱来归顺”;一六九七年春天,这位皇帝在信中叙述,“朕之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护佑成功,朕
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朕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
墨难尽其大概而已。”(注六)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决总是会带来新问题。该区域的
权力政治并不因为噶尔丹的死就获得解决,而康熙也发现自己在达赖
喇嘛遭谋害、且推举出不适当的继任人选时,又身陷准噶尔各部大汗
之间复杂的斗争中。不过这也让康熙以执行正义的报复为名出兵西藏
(犹如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的藉口);他下旨兵分两路,一经由青海
湖,另一取道四川入西藏。一七二○年秋天,这两支军队在西藏首府
拉萨会合,忠于清廷的达赖喇嘛即位。从此以后,中国开始以军事介
入西藏的政治。
约在同时,由于台湾岛上生活不定,以及清廷统治失当,一名随
同官员抵达台湾的奴仆,名叫朱一贵的福建人,与五十名歃血为盟的
弟兄高悬反叛大纛。一方面是时代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姓
“朱”,是明室的国姓,所以朱一贵的叛变能吸引数百名追随者,并
一度占领县治,在台湾自立为王。不过朱一贵的政权只维持了两个
月,最后被水师提督施琅之子率军掳获,而在三十八年前率先攻占台
湾的正是施琅本人。尽管清廷无法彻底解决根本的地方问题,但已证明他们有能力迅
速、有效地回应边境萌发的两次危机。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驾崩,西藏、台湾两次战役也标帜出清朝向西南和东方延展的极限。就在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满洲人祖宗的龙兴之地获得确保,论势力
之深之广,史上只有少数朝代能与清朝相提并论。
一份混杂的遗产
康熙皇帝的威名是建立在他追求统一不遗余力以及对外政策充满
活力之上。康熙对自己的决断力颇为自豪,因而时常独排朝中满、汉
大臣之议;所以当捷报传来时,康熙便自居功绩。不过,在几件大事
上头,结果也不尽如他所愿,而留给后继者一个治丝益棼的乱局。其
中又以三方面为最:环绕在太子胤礽周遭的争议,与天主教传教士的
关系;以及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
康熙亲政之初,亟欲避免一六四○年代摄政大臣多尔衮、一六六
○年代鳖拜把持朝纲的历史重演。因此,当康熙的皇后于一六七四年
产下胤礽,康熙即册立他为储君。因为胤礽的生母难产病殁,所以胤
礽的出生便有了命定的意味,胤礽与其他异母弟弟十分疏远。
胤礽所受的教育是要为天下表率,依循儒家道德诫律,兼修满洲
人擅长的骑射之术。康熙挑选最博学的大学士任太子傅,详细查考功
课,并重视太子品行操守的涵育和文史的修养。胤礽渐渐参赞政务,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当康熙御驾远征噶尔丹时,胤礽坐镇北京。
康熙甚至一度 ......
I am truly delighted that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my
attempt to write a broad synthesis of Chinese history across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is being publish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in Taiwan. It was to Taiwan that I first came in
autumn 1963, to study some of the Chinese sources on the
K'anghsi reign for my Yal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onTs'ao
Yin. In those days, the Ch'ing archives were being held under
careful watch in the hills of Wu-feng, not far from T'ai-
chung; the Ch'ing archives held on mainland China were at
that time totally in accessible to me, due to the turmoils of
China during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reambles to the equally catastrophic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Looking over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gain today, I am rather surprised that I was rash
enough to attempt such a task. Rereading the text also
reminds me of how difficult it must have been to creat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previous English-language surveys
undertaken by John King Fairbank in the 1960s and by Immanuel
Hsu in the 1970s.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how much I
learned from those two works, just as those authors had
learned from earlier Chinese scholarly surveys by Hsiao I-
shan, Ch'ien Mu, and many others. In seeking to incorporate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that had appeared since those
various scholars wrote, I perhaps inevitably had to cut back
on certain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diplomat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this allowed me to include more of the newer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at have been appearing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t the same time, I have tried to include at least some ofthe exciting new materials on the na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Ch'ing state in its Manchu dimensions, and of the Manchus'
own visions of a multilingual greater Chinese central Asian
empire.
Today's readers will of course notice right away that
Taiwan does not get as much coverage in my book as it
doubtless deserves. The reason is that when I was writing I
was largely echoing what I understood to be the major
preoccupations of policy makers in Peking, Nanking, and
Chungking, rather than tracking all the details of Taiwan's
various alternative trajectories of development. But I hope
that I have managed to give at least a sense of the
astonishing strides made in Taiwan, both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That
story starkly underlines the fact that similar changes,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meaningful democratic structures,have still eluded the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t is
my conviction that Westerners have no specific right to
insist that East Asian nations ( or any other nations
elsewhere ) should follow Western political models. Yet
having said that,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crossed the bridge
to new levels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freedom, and allows its
people to enjoy them in the dawning year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ust be see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Chinese story.
It is my hope that readers in Taiwan and elsewhere will
not find t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recent Chinese history,made by an Englishman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
superficial. It was written from the heart, not just in the
dusty study, and is intended to reflect my deep fascination
with the many undercurrents that have to flow together, inorder to make possible a comprehensible narrative of China's
immense struggles across the long span of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Jonathan D.Spence
Ster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March 31,2001
中文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是我试图纵观中国过去四百年历史的著作,对
于中译本能在台湾出版,个人深表欣喜。我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初次
造访台湾,为了我在耶鲁大学撰写有关曹寅生平的博士论文查阅中文
史料。那时,清史档案还存放在雾峰的山上;而中国大陆的“大跃
进”余波荡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所以我无从接触
大陆方面搜罗的清史档案。
如今回头重新浏览《追寻现代中国》,我很惊讶自己竟会贸然尝
试如此艰钜的工作。重读此书也提醒了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六○年代、徐中约(Immanuel Hsu)在七○年代能以英
文写出两部中国历史的巨著,想必是举步维艰。我受教于这两本著作
之处甚多,一如这两位作者曾受益于萧一山、钱穆和其他几位先辈中
国学者。为了把这些学者之后新出炉的历史素材设法纳入,我不得不
割舍中国人经验中的某些重要面向,尤其是在外交史和智识史的领
域;这使我有余裕收入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所做
的新诠释。同时,我还试着至少放进一些令人雀跃的新素材,这些材
料或从满人的角度来理解清朝政权的特质与意识形态,以及满人自己
对于一个多元语系之“大中华”亚洲中心帝国的看法。
今日的读者当然一眼就会注意到,台湾无疑值得一书,但拙着并
未将之含括在内。原因是我写作时大多是在回应我所了解的北京、南
京、重庆决策者心中羁绊的要务,而不是钜细靡遗地追索台湾迥然不
同的发展轨迹。不过我还是希望,我起码已赋予台湾在八○、九○年
代发展经济与实施民主制度方面惊人成就应有的意义。台湾的故事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依然在规避类似台湾所做的变革,尤其
是别具意义的民主制度变革。我深信,西方人无权要求东亚国家(或
者其他地区的国家)应该追随西方的政治模式。话虽如此,台湾跨越
隔阂,在个人与集体自由达致新的境界,在二十一世纪曙光乍现之
时,台湾人民得享自由,这个事实必须被视为是所有中国人故事中的
一个重要章节。
我期盼台湾以及其他地区的读者,不会觉得由我这位卜居在美的
英国人为理解中国近代史所做的尝试太过于肤浅。这是一部发自内心
深处、而非仅是在故纸堆里写成的书。种种伏流势必汇而聚之,以对
中国在过去漫漫四百年来所做的巨大奋斗有个可掌握的叙述,而本书
也反映了我对这个过程的着迷。
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史景迁
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一版序
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外于动荡与悲剧。仿佛在人
心深处残酷劣根性和施暴的能力永无魇足之日,是故没有任何社会能
达致完美的静谧。然而,在每一个国度,人又往往表现出对美的爱
好、对知识探究的炽热之情、儒雅、丰美的感性,对正义的渴望,凡
此皆照见幽暗,让世界充满光华。人须常宵旰勉行,以认识这个世
界,以期免受此世摧残,更有效率地去构筑这个世界,以使子孙得免
于饥饿、恐惧所苦。
中国历史的丰饶与陌生与其他国家无异,而中国在与其他国家竞
逐稀有资源、进行贸易往来、扩展知识之时,其命运也与其他国家休
戚相关。长久以来,西方人莫不对中国感到茫然,纵然物换星移,时
值今日,中、西之间仍因语言、习惯与态度的隔阂而产生嫌隙龃龉。
现今,中国人口逾十亿,所承受的内在压力我们仅能揣度;中国政治
的剧烈摆荡,中国文化氛围的跌宕起伏。中国经济的蹒跚踉跄,在笑
脸迎人的背后总是潜滋暗藏对外来影响力的敌意,以上诸多因素往往
让我们如坠五里云雾,而不察中国的真实本质。
了解中国并无终南捷径,一如并无方便之门去认识其他异质的文
化,甚至了解我们自身。但中国的故事总是令人心往神驰,且足堪我
们借鉴,据此,这样的企图总是值得去尝试。本书用意在于,欲认识
今日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其过去;然就某种意义而言,我们应将追索的
时间纵轴回溯至何时仍值得深究。中国历史渊远流长;也没有一个社
会能像中国般纵贯历史近四千年而活力依旧绵延不绝,并且不惮其烦
地记录下所作所为的每个细节。因此,我们可以从任一切入点钻进这
个历史记录之中,找到种种事件、典范人物,和文化氛围,并以萦绕
脑海、挥之不去的方式与现今呼应。
我的叙事起自一六○○年,因为我认为唯有从这个时间点启始,才能认清中国当前问题的缘由,以及中国人该凭恃何种知识、经济、情感来解决这些问题。藉由把这一故事命名为《追寻现代中国》,我
个人衷心盼望能够彰显以下几点旨趣。一,不管是统治者或是臧否统治者的中国批判者,他们在漫漫的
历史长河里各自依循不同的取径,试图建构行之有效的方针来强化边
境的防务,理顺官僚机制的运行,免于外人干预而善用自身的天然禀
赋,焠炼必要而严谨的知识工具用以权衡政治行动的效率和道德性。
二,尽管不必然步上西方强权或日本的发展“轨迹”,中国总是
以强而有力的方式去适应它、扭转它,即使是在适应与扭转的过程中
仍奋力维系若干恒定的价值观。在此,我所剖析的泰半历史,无不充
塞为了追求进步向展开的瓦解与巩固、革命与演化、征服与运动的交
叠循环。
三,本书叙述的是寻寻觅觅的过程,而非寻索的结果。我能理
解,一个“现代的”(modern)国家既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
念。倘若我们能以这种开放的胸襟来使用“现代”这个概念,我们应
不难察觉这个概念的涵意是随着人类生活的开展而时时刻刻处在递嬗
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把“现代”的底蕴归隶于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而将过去托付给“传统”(traditional),把未来寄望于“后现代”
(postmodern)。我个人倾向认为,到了公元一六○○年,已存在具
上述意义的现代国家。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中国都算不上是现代国
家,在二十世纪末亦然。
四,我把“追寻”现代中国看成正在进展的行动,我希望以此为
焦点可以厘清中国当前的状况,可以从历史得到启示。中共政府当然
能理有所据地声称手中握有革命的印信。但中共政府的官僚机制依旧
是一个庞然大物,其领导人仍以超绝真理之名坚持其权力,约制人民
在各个生活领域中的远大抱负。这亦与十七世纪晚明、清初的国家面
貌并无二致。在与外界的关系方面,中国同样有权宣称她在开创自己
的路。然而试图援引外国先进技术解决自身的迫切问题,但又希图避
免人民受到腐化流风的濡染,这仍是十九世纪一再俯瞰眺望的探险之
域。在单一政治体之内统治十亿公民无疑是史无前例。然在十八世纪
时期,中国的人口压力即已告尖锐化;人口成长对土地、经济、治理
民间社会所形成的压力自那时就可看得很清楚。
当然,还可以从其他不同的侧面来呈现过去。藉以禁锢女性低落
社会、经济地位的风俗习惯,用来灌输子女世代分际与责任概念以形成某种行为模式的教育方法,家庭作为一种组织单位所散发出的力
量,地方社群里若干人士得以撷取权力、甚至滥用权力的能力,一六
○○年之后的中国皆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上述社会、文化等面向。在
艺术与文学领域上的美学志趣和语言创新,行政结构、流程的钜细靡
遗,均曾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容颜,且至今犹存。
藉着以十六世纪末作为叙述的起点,也可达致另一个目标。我们
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自己掌握
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的次数有多么频繁。我们可以认识到,一六
四四年,复于一九一一年,再于一九四九年,对现况绝望,以及缅怀
夙昔的情怀和怀抱未来希望的赤忱是如何彼此融汇,又是如何粉碎既
存的秩序,开启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道路。倚仗有关中国过去
奋斗的历史知识,我们便能更深切体会中国内部面对彼此扞格的力
量,以及中国最终能否在这现代世界中索求一席之地的机会。第二版序
《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完稿之时,适值中国政府如火如荼展开
镇压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事后观之,这些事件在我心里正
凸显了中国人在对抗国家所发出的声音,而变革的契机似乎是如此渺
茫。过了九年,我完成了第二版,此时中国与世界的局势又大不相
同。应为八九年暴力镇压负最大责任的邓小平已于一九九七年初殁
故;邓小平的马前卒、持强硬路线的总理李鹏,也于一九九八年初卸
下总理职位。苏联瓦解成十几个宪政共和国,由几个东欧国家所形成
的苏联附庸国亦各自步上不同的发展途径。八九年最杰出的学生领袖
现已出狱,流亡美国,一如为七八年民主经验代言的魏京生。
中国政府藉着否认了这两场运动的重要性,而与这两场运动的幽
灵相安共处。更何况,整个国家把全副心力放在国内经济成长和参与
国际金融所萌生的挑战、回绩和混沌不明。这些重要的变革让人权人
士──不管是在国内、流亡在外或外国人──难以持续经营中共领导
阶层拒采代议政治并骚扰异议分子等重要议题。随着香港于一九九七
年夏天安然回归中国,台湾已经更引人注目:中国的对港政策成为吁
衡未来经济整合模式的砝码。
在这九年间,我们对于中国过去的知识也大为增加。中国境内丰
富的考古发现,扭转了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社会以及早期统治理论的见
解。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数领域中,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深刻改
变了我们昔日的所思所知。
我为了把这些新发现纳入第二版,不得不必须修正许多旧看法,引进新的观点。有关清朝部分,举其大者有:十八世纪清朝皇帝把自
己变为亚洲中心统治者的途径;自十八世纪末以降,秘密会社在不同
阶段挑战国家时所扮演的主导角色;清代女性读写能力与受教育的特
质,这样的特质可用来形塑女性在当时奴从政治的图像;中国民族主
义自晚清发展以来的各种类型,以及新形态的印刷媒介对于宣扬中国
民族主义的影响。
对于中华民国这个阶段(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也必须重新
思考论题的剪裁: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尤其是他们与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唯意志论(voluntarism)思想的关联性;与毛泽东
意见相左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人生进程与求生存的策略:中
国城市商业、社会生活的特质,以及在诠释、彰显现代性时,城市所
展现的转变模式;毛泽东透过操纵历史评价和高压手段,以塑造其英
雄形象;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爆发前后,共产党员与国民党民族主义
分子的地下斗争。
至于一九四九年以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我们可以注意:最
近解密档案所披露有关一九四九年在莫斯科和一九五○年韩战爆发时
毛泽东与史达林两人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是逐步引向一九五七年大跃
进运动之不可抗拒的内在因素;开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
者与被领导者的)心理动机;邓小平领导下经济弹性政策的渐进发
展;共产党政府所公布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本身自发性创新之间的关联
性;二十年来思想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发展。
我尽量把这些新发现融入第二版之中,并增补新的一章,来涵盖
自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八年这段时期。为了控制第二版的篇幅,我做
了许多割舍,少则略微剪裁,若我觉得可以删减,多则一页,甚至一
整节。其结果,新版不仅内容更新,分量也较第一版为轻。此外,为
使本书更容易阅读,我在新版中先引入基本的经济和人口分析,改变
论述国民党和共产党那几章的架构,以不同的形式来呈现各种外交政
策的议题,并重新安排节次,来呈现自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到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的过渡。
若干第一版的读者和评论家希望能依论题或概念的序列、而不是
依循年代的顺序来组织本书的内容,也希望本书能更为关注广泛性的
社会趋势以及各个政治中心以外地区的经验。他们也企盼拙着能多重
视时下流行的各种西方理论,像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mism)、底
层研究(suba studies) ,以及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学派繁
衍出的各种支系。对于这些建议,我还是不改初衷。毕竟,教历史的
老师和学历史的学生在探究事情何以发生之前,必须先知道事情是何
时发生。中国社会内部酝酿的各种力量当然会影响领导人或接班人的
观念和生活,外国强权加诸中国的力量或观念也会有所影响。不过我
还是认为,以这种历史导论的方式,立足中心往外看待这种种冲击,是最为恰当的。若是强依理论准则来筛选、组合历史材料、虽然有些读者会蒙其利,但却会让别的读者迷惑、窒碍不前;从当前西方文化
世界的性质来看,今天流行的理论不久也可能弃之如敝屉。
所以,在新版本的架构,中心像是一面透镜,读者可以之来观照
中国人经验的大千世界。读者若想对个别章节有更清楚的了解,可参
考(英文版)附录的进阶书目。中国欲在惊涛骇浪中探索她在这个世
界的定位,一九八九年是如此,一九九八年也仍是如此。我期盼,新
版的《追寻现代中国》将能引领新的读者以同理心、以及对中国人觉
得迫在眉睫的议题有所认识,来跟随中国人的探索。
推荐序一 许伴云(中央研究院院士)
史景迁先生是中国研究的高手。在美国的汉学家中,他以文笔优
美、叙事清楚著称。他原籍英国,受过英国教育的经典训练,因此语
文根柢深厚,落笔文采斐然,不是一般美国学者能望其项背。史氏更
令人钦佩之处,则是其洞察的史识,是以他能由一个焦点透视一连串
的变化。他的早期著作,有一本是以清代一个民妇的生死当着眼处,铺陈清代的社会与文化。他的《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一书,其实是从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上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
的志业与活动。
史氏也擅长于由个别历史人物作为焦点,上下左右,论述其时代
的变化及诸于文化与社会因素交织为一时风流人物,他曾经描述康
熙、洪秀全、毛泽东的生平,及其出现的背景、因素。在他的笔下,有宏观的历史大框架、历史人物的行为与性格,于是历史是活生生的
人生,而不是干燥的排比史事。
史景迁先生是西方文化孕育的汉学家。由于他有西方文化的修养
及知识,他在观察中国的历史时,也会将西方的角度编织于中国的变
化中。他有一本名著《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即介绍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评价及不同时代人物对
中国的爱憎与褒贬。史氏对于利玛窦及在华耶稣会士的研究更是兼具
从中国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找出一层一层的折射与映照,其
中有过滤,也有选择,甚至有误解,以中国文化研究者的词汇来说,他的研究正是将文化交流所发生的discourse,一层又一层地揭开─这
一工作,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彰显历史发展的过程。有了这些专着的研究工作为基础,史景迁先生才能写成这一本中
国寻索“现代”的历史。本书分为五个大段落;在每一个段落,史氏
都十分注意当代人物的思想背景及思维的方式。例如,为了处理中国
近代的几次革命,他花了不少笔墨讨论达尔文生物演化论,以及这一
理论与社会进化论之问互为影响的过程。于是掌握了近代中国知识分
子在文化方面持“进步”的理念,在政治方面给予社会主义成长的温
床。
不过,史氏并不只以思想与文化为其主题,在近代的几个分段,他都分别提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数,既作当时情形的说明,也
提供时间轴线上可为比较的尺度。例如,从清末洋务运动的业绩,南
京时代的十年建设,中共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以至邓小平改
革开放以后的发展。合在一起看,读者可有清楚的数据,观知中国经
济发展的曲折途径及其整体的方向。
正如史氏在他几本专着中擅长的手法,在本书中,他描写历史人
物的性格,也往往从细节见到性格,于是这些人物不是平面的面谱,而是有笑有泪的活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都在他的笔端复
活了。中国的历史学传统,本来盼望史德、史识、考订,与文笔四项
并重。中国史学的祖宗,太史公司马迁,其文笔之优美,使《史记》
不仅是历史记载,也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自从清代考证之学独擅
胜场,文章之美,已不受重视。史景迁先生的著作,堪为我人借镜。
国内史学界同仁,当可见贤思齐,有所激励。
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当有作者自己的观点,太史公所谓“成一家
之言”,亦是声明其观点自有独特的角度。为此,我们不能要求任何
历史著作都满足不同读者的愿望。虽然如此,我还是不能不表示自己
的一些遗憾!我属于在抗战中长大的一代,我们对于那一时代的记忆
刻骨铭心,永不能忘。有人询问“抗战的意义何在?”,我的答覆是
“中国人九死一生,几乎亡国,而不肯投降,只为了打出一个门国
格”。”民族主义是中国当年历史的主调。史景迁先生的大作于抗战
一役,着墨不多。抗战八年,单以人命的损失、军民伤亡即数千万
人,工业基础全遭破坏,本书于中国牺牲之惨重没有给予应有的叙
述。这是我个人深以为憾的省墨!本书的脉络,把整个中国的发展线索放在大陆,于是台湾部分的
中国,只占了很少的比例。中国与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五十年来的
台湾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仍是重要的一部分。这一遗憾,不能向本书
求全责难,我们自己不能逃避补足的责任。
本书以魏京生出狱及朱镕基矢志发展经济为发展一章的结束。史
景迁先生提出了一段期许,盼望中国人能从文化遗产与历史教训中寻
求意义,走向和谐的现代化,并提供中国人的新视野,供人类世界抉
择。他在第五部的叙言中,也向中共提出忠告,要中共自己记得他们
曾经许诺终结不平,开拓未来美景;他更盼望他们不要自己成为进步
的最大障碍!这两段结语,母宁是全书精神所注。这一位毕生研究中
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毕竟不是仅将中国作为研究课题,他
对中国一往情深,有耽忧,也有期许。为此,我向史景迁先生致敬,也致谢!
许悼云谨序
二○○一年四月四日清明推荐序二 陈国栋(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时报出版公司要我为史景迁老师的《追寻现代中国》写一个序,一时把我拉回到当年在耶鲁的往事回忆。特别是史景迁老师提起这本
书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与“十字校园图书馆”完成写作的,而在
多年前,我也曾在那些地方留连。
《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英文版交付印刷是一九八九年年底的
事。那时距我把博士论文提交给学校当局、束装回国才两、三个月
吧!倒算回去的一整年,我自己也在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奋斗;再继续
倒算回去一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我在伦敦的印度办公室图
书档案馆(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收集论文资料。看
来好像也没什么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成长。
事实倒未必如此。因为史景迁老师正是英国人,老家就在伦敦肯
欣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附近。我在那里时,他回家探望母
亲,与我约在国会俱乐部(Athenaeum)见面时,已曾和我谈过写这本
书的事。更直接的是:我不得不在最需要时问写作的时刻担任史景迁
老师讲授的“中国近现代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这门课的
助教。一九八八──一九八九那年,我们拿这本书的书稿当教材。
史景迁老师在耶鲁大学部教“中国近现代史”这门课,大约从一
九七○年左右就开始了。这是一学期的课,两年才开一次,修课的学
生真是如过江之鲗,多得不得了。为了确保学习品质,每次开课都要
找很多助教,随班上课,然后帮学生做课后辅导。因为助教需求量
大,我的领域又靠近,因此每次都跑不掉。
在《追寻现代中国》的英文版出版以前,美国各大学差不多都用
徐中约的《现代中国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a)当课
本。我第一回当史景迁老师的助教时(一九八五年秋、冬),也是那
样的。可是随着时问下移,徐中约的书开始变得有点过时,社会上期
待一本新的综论性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景迁老师教这门课已经很多
年,他的文笔更是好得没话说。于是,在完成《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一书后,史景迁老师就开始了《追寻现代中国》的
写作。史景迁老师在“那布勒斯披萨店”里写作,他用笔写。他的笔迹
虽然不能说极度潦草,却也只有熟悉的朋友能辨认。但他不用烦恼。
在一九九五年耶鲁历史系的大秘书佛罗伦斯(Florence Thomas) 女
士退休以前,她总是能帮他整理出一份漂漂亮亮的打字稿─史景迁老
师自己是不打字的。
史景迁老师的文笔好,在他出道后不久即已受到肯定。但他为什
么文笔好,其实还有“用笔来写”这个小诀窍。橐着一支笔,找一个
让思绪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振笔直书,文思自然泉涌。
对诗人或散文作家言,要这么做显然并不困难,而且说不定还正
是他们普遍采用的方式呢!可是这对历史学家来说很难:对学院派的
历史学家而言,更几乎是种梦想。
先别说人们越来越倚赖电脑吧。只说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性通常叫
他们被资料左右着工作的空问。写作过程中,随时都有需要去找出出
处,必须字字有来历、言说有依据。他们需要经常查资料。于是他们
的书房才是最佳写作地点。然而在书房里,写作的思路却也就经常被
查阅资料的便利所打断。
史景迁老师幸免于此。然而这不表示他不科学、不尊重史实。他
博采周谘、反覆详读相关的著作,其实早将素材融会于心中:而片片
段段的念头也早在脑海中荡漾。于是,在“那布勒斯披萨店”角落的
一张黝黑的小桌子上,他把他独到的见解,按照既定的构思,让文字
在稿纸上沙沙作响。“用笔来写”,完成一个一气呵成的草稿。接下
来的工作才是查证必要的细节,于是工作现场当然就转移到“十字校
园图书馆”了。经过几回修改,初稿渐次成形。他的博士班学生自然
成了第一批读者,然后就成了我们的试教教材。
试教是为了了解读者的反应!史景迁老师是一位十分在乎读者的
作家。因为在乎读者,因此在动笔时始终把读者放在心上,特别是那
些对中国历史有些好奇、却又所知无多的人。为了帮助这些人理解,或者加深他们的印象,他在叙事之余,往往会来段对比。好比说,在
提到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权力高张,因此宗教势力相对受到压抑,而
城市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机会,这时候他是拿欧洲来对照着说的。美国
或其他英语系的读者,多少会有点欧洲史的底子,这样的对照也真能
帮助了解。又如,在提到满清入关与后续征服过程中,满洲军队的运动路线时,他也巧妙地藉由说明这样的行进途径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
统一中国时的模式如出一辙,从而加深读者的印象。
于是,亲爱的中文本读者!你们不难明白:史景迁老师的令名部
分得自于他使用英文写作在文字与风格上的成功──英语世界的读者
是他写作时心目中预期的诉求对象。那么,你们一定要问:把史景迁
的作品译成中文,还能保存多少文字的精髓与风格的特色?是的,是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任何喜欢史景迁的人,最好读一读原着。
然而,抛开文字与风格不论,有中译本可以批览,仍然是件极幸
福的事情。读者当然因此省掉一些力气,而且本书的优点本来也不只
是写作上的优美而已。
史景迁老师读书甚多,而且“很会读书”──真正能够抓住作者
的重点。这从他经常为《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书评专栏写作
就看得出来。正因为这等能力,他也娴熟地掌握住西方人研究中国文
史的脉动。而在《追寻现代中国》这本综论的大着里,他总在最适当
的地方采用或批判一九八九年以前已经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议题与观
点。详读此书,一方面可以分享史景迁老师多年的心得,一方面也可
以迅速掌握西方“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术史。
温洽溢先生为这本书的中译工作花了很大的功夫,译笔也流利通
畅。外国书译成中文时,把意思正确地说到,本来就很够了。可是学
术书,尤其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读者总期待译者能找出原来的用
字。温先生已经尽了很大的力,虽然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完全达到这个
严格的要求。幸好这种“还原”文字的问题,并不十分干扰阅读。
近年来史景迁老师的书在台湾与大陆地区似乎都很受欢迎,中译
本已经出现了很多种。这本《追寻现代中国》可能是涵盖面最广、篇
幅也最大的一本。做为学生辈的我当然觉得它的出版是件可喜可贺的
事,更希望中文世界的读者也能从阅读的享受中获益良多。
二○○一年一月二日,写于荷兰莱顿大学第一部 征服与巩固
十六世纪末,明朝似乎正是国力鼎盛之时,其文化与艺术成就璀
璨夺目,城市与商业生活繁荣富庶,中国人在绘画方面的技巧与丝
绸、瓷器的制造能力,令当时欧洲人望尘莫及。即便如此,一般仍习
于视“现代欧洲”崛起于此时,然而,我们却不大能说现代中国发韧
于此。正当西方世界竞相纵横七海、拓展世界的知识视野之际,此刻
的明朝统治者不仅严令禁止海外探险,阻绝了可能因此获得的知识,还采取一连串自毁长城的行政措施,不到五十年,明朝即告覆亡。
晚明国家与经济结构组织的涣散,业已开始在各个不同层面浮
现。财政入不敷出,朝廷无法如期发出军饷。士兵的逸逃鼓励虎视眈
眈的北方部族进犯。欧洲白银的流入对中国造成超乎预料的经济压
力。官仓管理不善,天灾四起,导致农村人口普遍营养不良,疫疠丛
生。盗贼蜂起,汇而为寇,他们之所以啸聚山林,无非只为了苟活于
乱世。到了一六四四年,所有这些不利因素纷纷汇聚成流,肇致明思
宗自缢身亡。
在动荡之中重建社会秩序者,既不是揭竿而起的农民,亦非已经
对明朝离心离德的士绅官吏,而是突破北方边防,自称“满人”的女
真部落。满人早在伺机入侵中国之前,就已成功地将军事与行政单位
融为一体,整合成一种层级节制的紧密组织,满人的胜利得力于此。
随着此一制度的建立,以及大批明朝降将贰臣权充满人的政治顾问,满人遂于一六四四年乘机进犯中原。
成千上万军队的转战运动,一如满人当时所感受到的,让我们见
识到中国江山的娇娆辽阔。四处叛乱的中国农民,以及明朝的残余势
力,各自据地以抵抗满人的扫掠。满人自北南下、由东向西的征服模
式,主要是依循中国山川的地理形貌,同时将各区域的政治与经济地
缘中心融入新的国家结构之中。(满人进军中国的时机和方向,与二
十世纪历经长期分裂之后,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统一中国的模式如出
一辙。)
意欲征服像中国这般幅员广阔的国家,满人势必要把成千上万的
汉人支持者纳入其官僚体系,倚赖汉人的管理人才,使其听从满人的号令来统理国家。少数明室的后裔犹作困兽顽斗之时,大部分的汉人
已能够接纳新的统治者,因为满人大致承诺维护中国传统信念与社会
结构。清军的入关就算掀起社会的沸腾动荡,也是为期甚短,满人所
建立的清王朝屹立不摇,统治中国迄至一九一二年。
不管对满清,或者历代各朝或后继者而言,统一中国需要各种相
应之军事战略,以及政治、经济手段的配套。清朝皇图霸业奠于康熙
皇帝之手。康熙一朝从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在位期间依序完成了
中国南、东、北、西北疆域的防御工事,同时进一步强化入关前满人
所施行的统治机制。康熙特别着力维护科考制度,凭仗着可靠又秘密
的驿递讯息,以舒畅朝廷的耳目管道,同时又以朝廷之力,广纳心怀
贰志的知识分子。康熙皇帝还设法化解了潜隐在官僚体系、甚至广大
社会之中的满、汉族群紧张。不过,康熙在经济方面的建树就略显逊
色。康熙一朝虽然商业兴盛农业营饶,但国家的财政左文右绌,终满
清王朝,此一弊端始终相随。
康熙之子敏于修补康熙遗留的积弊,特别致力于改革税制、组织
文化生活、消弭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强化中央官僚体系。然而中国总
人口数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急遽膨胀,土地分配压力随之而来,造成严
重的社会混乱,庙堂风尚开始隳坏堕落。官吏颟顸昏聩、食污腐化成
风,削弱了朝廷的统治能力,这又加重、扩大了清朝的内部问题。在
对外政策方面亦然,远渡重洋抵达中国沿海口岸的西方商人,不断抵
制清廷加诸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束缚,清廷的涉外机构面临新挑战,清
廷在这方面也是迟钝无方。凡此无能另寻良方以适应新局,为日后十
九世纪的一连串浩劫埋下祸因。在十八世纪,曾经一度迷恋中国文明
的西方作家、政治哲学家,现在开始细察中国的积弱,认为中国人若
无法适存,则有朝一日,中国必定覆亡。1 晚明
明朝的光辉
公元一六○○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文荟萃的统
一政权。其疆域之广,世界各国均难望其项背,当时俄国才开始形成
统一的国家,印度则分别由蒙古人及印度人统治,墨西哥、秘鲁等古
文明帝国则毁于疫疾肆虐与西班牙征服者。此时中国人口已逾一亿二
千万,远超过欧洲诸国人口的总和。
从京都到布拉格(Prague),从德里(Delhi)到巴黎,都不乏建
筑布局华丽、典章制度齐备者,不过这些城市无一能及于北京的宫
殿;紫禁城环以高垣厚墙,琉璃屋瓦、金碧辉煌,雄伟庭院敷以大理
石,象征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每一宫殿建筑皆有硕大的阶梯与巨
型拱门,栉比鳞次、井然有序,向南一列排开,宛若天子召见朝贡者
一般。
欧洲各国、印度、日本、俄国以及鄂图曼帝国的统治者,此刻无
不致力于建构有系统的官僚组织,俾以扩张税基,有效统治领土臣
民,吸纳农业和贸易资源。然而当时中国已经具备庞大的官僚体系,既受千年文化传统所浸润,也受律令所约束,至少在理论上,这套官
僚架构连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问题也能处理。
一部分官僚组织位于北京城内,隶属于皇帝之下,依国家事务性
质被区分为“六部”:分掌财政、人事、礼仪祭祀、刑名律法、军机
要务,以及公共工程。在北京城内还有一批遍览群经的博学硕儒,襄
赞皇帝奉行仪典,撰写官方历史,教育皇族子嗣。在警跸森严的深宫
大院里,还有为数庞大的内廷人员服侍皇帝个人的需要:宫女与阉
官,帝王子嗣与照顾他们的嬷嬷,禁卫军、御厨、内廷侍卫。
明朝将地方行政组织划分为十五个行省(即南、北直隶与十三个
承宣布政使司),这是中国官僚机器另一个组成部分。大小官职各有
所司,井然节制,其最上层为“省”的三司,下设有“府”的知府及
“县”的知县。并在各地设有军站、急递铺、递运所,以及定期向农
民征税的粮长。在京城之中与各省,各有一批职司监察的官吏,负责
督察官员的品行。中国大部分城镇建筑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的欧洲以砖石所建。
除了少数名刹宝塔之外,中国也没有宏伟的基督教教堂或是回教清真
寺高耸入云的尖塔。然而这种低伏的建筑形貌并不意味着财力或宗教
信仰的阙如。在中国各地都有远近驰名的佛寺与道观,体察天地生生
不息之力,还有祭祀祖先的祠堂与奉祀孔子的孔庙。孔子出生于公元
前五世纪,是中国伦理体系的奠基者。回教清真寺分布在华东地区以
及西部回疆一带,这些地方是中国回民聚落的区域。中国各地还有若
干犹太教会堂,犹太人的后裔在此聚会做礼拜。由基督教衍生的“聂
斯托理教派”(Nestorian,译按,即所谓“景教”)抵达中土已历千
年,此时还有少数信徒,中国的城市建筑与宗教中心不以气象巍峨为
务,这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民族尊荣感或对宗教抱持冷漠态度,而是
政治因素所造就的。中国中央集权的程度甚于其他各国,宗教也受到
皇权的有效节制,朝廷无法容许国有二主,也就不可能出现自主独立
的城市。
明朝自公元一三六八年起一统天下,于今观之,明朝的太平盛世
到了十七世纪初就已结束;不过当时的文化生活依然斐然耀眼,举世
难有与之相匹者。假若我们胪列十六世纪末欧洲的非凡之士,我们也
可以轻易在同时的中国找到足堪比拟的俊彦翘楚。论题材的丰富,中
国没有一位作家能与莎士比亚(Shakespeare)相比;但是在一五九○
年代,汤显祖正在写作隽永慧黠的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刻划家族亲
情、社会冲突的戏曲,其内容之细腻,情节布局之复杂,足以与《仲
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或《罗密欧与茱丽叶》
(Romeo and Juliet)相媲美。像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的《唐?吉诃德》(Don Quixote)已是西方文化里的经典,中国虽然
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不过在一五九○年代却出现一部以
宗教探寻、神怪冒险为素材的小说《西游记》,深受中国人喜爱。孙
悟空是一只通灵的泼猴,帮助唐三藏远赴天竺求取佛经,时至今日,《西游记》仍是民间文化的泉源。即使不做进一步的文化类比,同一
时期中国的随笔作家、哲学家、自然主义诗人、山水画家、宗教理论
家、历史学家、医学家,也都创造了无数的传世名作,其中有许多至
今仍被视为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在这些丰盛的文化遗产之中,或许要属短篇故事、通俗小说最能
彰显明代中国社会的活力,因为这类故事小说往往指向市镇地区新兴
的读者群,象征了读写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转而观照日常生活细节。
在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社会里,这些故事小说也说明识字的女性也越来
越多。晚明学者的著述阐释了女性读写能力增进所象征的意蕴,这些
学者认为教化女性能提振道德伦常,提升教子之方、持家之道、进而
净化社会善良风气。
另一部经典小说《金瓶梅》便处理了这些议题。这部小说以化名
的方式于十七世纪初刊刻印行。这部小说叙事细腻,性欲描述露骨,作者藉由对故事主角与五房妻妾之间互动关系的临摹,提点出主人翁
的性格特质(主角的财产一部分得自经商,另外则得自与官府勾
结),而他这五位妻妾迥异的个性各自代表不同的人性面向。《金瓶
梅》可以当成寓言体的小说来解读,也可以是警世教化,阐释人性的
贪婪自私是如何摧毁那些原握有幸福良机的人。《金瓶梅》也有写实
的一面,勾勒出隐伏在富贵人家那种暗潮汹涌。
小说、绘画、戏剧,再加上宫廷生活的梗概与官僚体系的实际运
作,在在说明了晚明的光彩华丽、繁荣富庶。有钱人家住在热闹的商
业城镇,而非乡下,豪门以宗族为基础,以男性成员形成盘根错节的
氏族或血缘组织。这些血缘组织坐拥庞大土地,所聚累的财富足以兴
学,在困顿的时候赈济乡民,以及修葺祠堂来祭祖。豪宅大院外有高
墙环绕,内则陈设艺术名匠的珍奇古玩,这些艺术名匠有时受雇于国
家,不过通常是群聚在由行会控制的工坊。镶刺绢丝的绸缎令富豪巨
贾的女眷趋之若鹜,幽雅的青瓷和白瓷甚受富人青睐。亮可鉴人的漆
器、玉饰、细致的窗棂、精巧的象牙雕刻、景泰蓝,以及熠熠生辉的
紫檀木家具,令这些富豪巨贾的宅邸满室光华。鬼斧神工的木制或石
制笔架,华丽的纸绢,连墨砚都有功夫细腻的雕琢,可磨出质佳色黑
的墨汁。文人不必振笔挥毫,就已造就了一个繁复的美感世界。
除了奢华的室内陈设之外,富贵人家的饮食也十分美味可口:腰
果虾仁、脆皮烤鸭、粟子、蜜饯、温润的果酒、新鲜的蔬果良品。杯
盘之间,谈文论艺,吟诗作对。酒足饭饱之后,在这种家庭聚会之中
就有可能产生绘画逸品;宾客之中的骚人墨客,在酒过三巡、酒酣耳
热之际当众挥毫。社会与经济品第中的上层是饱读诗书的社会阶层,在知识上由四
书五经而具有共通的性格,典籍可远溯孔子之前的商周。学者争论教
育对女性的裨益之际,富家子弟约在六岁已接受严格的教育,诵念古
文。然后每天到学塾去读书,背诵、解译、钻研古文,到了二、三十
岁或许能参加科举考试,求得功名之后从地方的父母官做起,而后入
京任官,享荣华富贵。女性不淮参加科举考试;不过出身书香门第的
女子往往能随父母或兄长学习吟诗作乐,而青楼歌妓则皆通文墨,能
解音律,对于读过书的狎客而言,歌妓的诗艺唱工更增风情魅力。中
国在宋代即已发展出刻板印刷的技术,私人藏书蔚为风尚,哲学、历
史、诗集、道德训诫俯拾即是,不足为奇。
纵使部分卫道之士不齿逸乐取向的著作,但趣味盎然的通俗作品
在十六世纪末的中国民间依旧十分盛行。城市住民玩赏静谧恬淡的自
然,迥异于市井的喧哗杂沓,并在用来诠释人间世的艺术作品之中寻
访到一种秩序感。这种怡然自得的情愫,在戏曲作家汤显祖于一五九
八年的作品《牡丹亭》中表达得淋漓尽致。汤显祖藉着剧中太守杜宝
之口说出他心中的话。杜宝因地方政务顺利推展而心喜:
山色好,讼庭稀,期看飞鸟暮飞回,印床花落廉垂地。
一旦卸下缠身的政务,忘却案牍之劳形,自然世界纯粹就只是令
人心旷神怡的感知对象,而这种平和有序之感反过来又激起一种呼应
天地万物的美感:
红杏深花,菖蒲浅芽,春时渐暖年华,竹篱茅舍酒旗儿叉
雨过炊烟一缕斜。(注一)
如此良辰好景,对许多人而言,也的确是一个光辉时代。只要国
家的边防平靖,只要政务能顺利推动,只要农民辛勤耕耘,百工各尽
其分,或许明朝的太平盛世便可万代不绝。城镇与农村
明朝的集镇与城市,洋溢着喧嚣兴旺的气息,尤以人口稠密的东
部为然。有些城镇是繁忙的行政中心,地方官吏在衙署中推动政务,征集税收。有些则是纯粹的商业中心,透过门庭若市的贸易与地方市
场活动,更可勾勒出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样态。大部分的城镇外有城
墙环抱,入夜即关上城门并实行某种形式的宵禁。
中国的城镇一如其他地区的城镇,可依据其功能角色与专业分化
加以鉴别。例如,地方性的“集镇”(market town)是棺材师傅、铁
匠、裁缝师、面条师傅聚集的地方。在小店铺里,贩售一些较为特别
的商品,像是工具、酒、首饰,以及香烛、纸钱等宗教祭祀器品。这
类集镇都有客栈供往来旅客憩息;在大型的集镇有来自各地的贸易
商、买主川流不息,这里设有染布坊、鞋店、打铁铺,以及销售竹
器、上等布匹、茶叶的商店。客旅他乡者可在集镇里找到歇脚的客
栈,召妓狎玩。在集镇之上的行政层级是协调统合数个集镇贸易的城
镇。在城镇的店铺里,人们可以买到廉价的文房四宝,皮革制品、装
饰用的灯笼、神坛供桌上的雕刻、面粉,也找得到洋铁匠、刻印师
傅、兜售漆器的商人。城镇里有当铺与“票号”(银行)帮旅客处理
汇兑业务,旅客也可以在城市里租借轿子,到舒适且陈设华丽的青楼
去狎妓。(注二)随着城市的逐渐扩展,顾客越来越富裕,城市里也
出现更独特的奢华商品与服务项目,并伴随着种种氛围,在其中,财
富时而剧烈、时而隐晦地演变至堕落、势利,以及剥削。
若以明代的集镇与城市来代表当时商品流通、服务供给、建筑风
格、建筑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官僚行政运作的大要,难免犯下过度
化约的毛病,若以此理解农村,也无法尽得形色风貌。在中国,城镇
乡之间的分界是十分模糊的,密集农耕的郊区地可能就在城墙之外,有时甚至在域墙以内,而工匠有可能在农忙季节参与农耕,在粮食欠
收时,农夫也会到集镇里打零工。
准河将中国一分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区块,准河以南的乡
村气候宜人,土壤肥沃,可进行集约性的稻米耕作,是最富庶的地
区。这里河流水道交错、灌溉沟渠纵横,滋养了稻穗累累的水田,也
流入一望无际的湖泊和养鸭、鱼的池塘。季节性的洪涝提供水田所需
的养分。在江南,农民植桑养蚕,遍植茶树,经营农副业,使得当地的农村轮廓更形多样化。远在华南地区,除了粮食作物之外,还有蔗
糖舆柑橘;西南山区竹林与价值不菲的硬木木材,可为农民带来丰厚
的额外收入。华南的水路运输既廉价且迅速便捷。当地绵密的宗族组
织,更使农村社群团结一致。
准河以北尽管也有为数不少的富庶村庄,不过大体而言,这一地
区的生活较为艰苦。严冬尤其凛冽,刺骨寒风由蒙古南吹,侵蚀了地
貌,造成河流淤积,风沙很容易吹进眼、鼻里,令人难以在屋外久
留。准河以北以小麦和粟为主食,大都长于过度耕种的土壤,为了避
免土壤流失,零星分布的农村就必须妥善回收利用人畜排泄物来涵养
土壤。准河以北所种植的苹果、梨子果肉甜美多汁,大豆、棉花质地
绝佳;不过到了十六世纪末,大部分土地已是林木不生,蜿蜓流经平
原的黄河河道因夹带大量泥沙而淤积。没有南方的堤防、阡陌、沟渠
可资屏障,盗匪于是轻易纵横农村地带,强梁以马匹为先导,或护卫
侧翼,以避免遭到集镇民团武力的反击或偷袭。淮河以北的宗族组织
势力较南方薄弱,村庄通常位处孤悬,社会生活的网络也较为零落,坚忍的自耕农,生活仅能勉强维持小康,地主与佃农的生活境况与自
耕农并无殊异。
在中国,形貌分殊的农村景象,意味着我们很难明确区隔“地
主”与“农民”的社会位阶。例如,富裕的地主可能离乡而栖居大市
镇里,而住在耕地所在农村里的小地主或许仰赖田租过活,或许雇用
临时工来耕种。中国也有数以万计拥有小面积的农民,其土地生产所
得勉强可糊口,有时也会在农忙时雇请临时工来助耕。耕地生产不足
以糊口的农民,可能另外再去承租农地来耕种,或者在农忙时节充当
临时工以贴补家用。大部分的农家或多或少都会从事手工业,而这往
往将农村家庭与商业网络串连在一起。
社会结构复因民间社会种种土地买卖和租佃契约而益形复杂。国
家对每一笔土地交易进行课税,缴税之后官府就在官式契约盖上红色
官印。可想而知,许多农民为了逃避官府课税,大都采取非官式的契
约。再者,土地买卖的定义也是模棱两可。在大部分的土地交易中,买卖双方大致同意卖方将来可以初始的卖价向买家赎回土地,即使买
方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耕种一段时期,卖方仍然享有所谓的“田底
权”。倘若土地涨价,或无法耕种,或被洪水淹没,或是地上已有建筑物,所引起的法律与金钱纠纷,往往会导致亲族反目,甚至闹出人
命。
几世纪以来,地无分南北,中国的农民展现了刻苦耐劳的特质,即使遭逢天灾也能绝处逢生。在早涝肆虐之时,也往往透过各类互
助、借贷、粮食赈济等形式,帮助他们和家族度过难关。从事门房、灌溉工人、纤夫这类零工,或许得保温饱。幼童在签下短期或长期的
卖身契之后,到有钱人家担任仆役。女孩子则可能被卖到城里,纵使
最后沦落烟花柳巷,操持贱业,至少一息尚存,她们的家庭也可以省
下一口饭。不过,倘若在天灾之外,法律机制、秩序结构开始崩解,这时黎民百姓就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假如市镇紧闭城门,而
让绝望的百姓落草为寇,在农村地区四处流窜、打家劫舍,强占农民
预备过冬的谷仓,或者抢夺农民准备来春播种的秧苗,这时候陷入困
境的农民已别无选择,唯有放弃土地──无论这些土地是租来或是私
有,加入飘忽不定、居无定所的流寇行列。
十七世纪初,虽然上流精英一派繁荣景象,但是危兆已浮现。城
镇居民得不到官府赈济,就算深锁城门以阻绝乡间饥民涌入,祸患仍
会起于萧墙之内。捐苛税杂,民不聊生,前途茫茫,一六○一年,苏
州的丝织工人群情激愤,火烧民宅,并对素招民怒的苛吏施以私刑。
同年,江西景德镇的窑工因为薪资微薄,加上朝廷下诏提高御用瓷器
的产量而作乱。一名窑工跳入砖窑的熊熊火焰中,他的自尽反而陷其
他窑工于困境。我们在其他城市、集镇亦可发现类似的社会经济动
乱。
城镇纷扰不安,农村也是多事之秋。明末各地的农村动乱事件频
传,其中已隐藏了阶级斗争的因子。这些经常酿成流血暴力的抗争事
件,大抵可以归类为两种因素:契约工或“卖身为奴者”抗议主子不
让他们恢复农民的自由身;另外则是佃农拒绝向地主缴纳不合理的地
租。
纵使民间动乱并非常态,但也足以警惕富人了。在《牡丹亭》
中,汤显祖在述及官宦生活的悦愉时,也揶揄了农村的庄稼汉,以鄙
俗歌谣唱出乡下人草率工作的情景:
泥滑喇,脚支沙,短耙长犁滑律拏。
夜雨撒菰麻,天晴出粪渣,香风分奄鲊。(注三)
这首歌乍听之下令人忍不住发噱。但是听曲的人可能还没想过,劳动者若是狗急跳墙会有什么结果。
堕落与苦境
在晚明文化与经济生活的金玉外表之下,却有社会结构的内在弊
端在其中。部分祸端起于庙堂之上。明神宗万历皇帝长期在位(自一
五七二至六二○年),据称神宗即位之初善于治理,朝中又有一群贤
能大臣辅佐。但自一五八○年代以后,神宗深居紫禁城内。神宗为了
立储一事而与朝中大臣争论不休,朝廷过度保护而无法巡幸四方,也
无法亲校大军,令神宗深感受挫,对于老臣在庙堂之上不休的口舌之
辩也渐渐不耐。最后他不上朝,也不再研习儒家经史,不批奏章,甚
至连朝中要员出缺也不增补。
神宗不闻朝政,结果大权旁落阉官之手。中国内廷启用宦官的历
史超过两千年,但是明代任用宦官之多,却是历朝仅见,至万历时,北京的太监人数已逾万名。因为皇帝足不出紫禁城,所以阉官就成为
官场与皇宫内院的重要联系管道。朝中大臣若有政事要奏,就得说服
太监代为传递讯息;太监自然会向大臣索求回报,有意攀龙附凤的大
臣甚至必须百般阿谀、奉承,贿赂较具权势的阉官。
到了一五九○年代,许多宦官身兼朝廷要务,于是开始在政治上
担负重任。宦官的权势随着神宗派遣他们分赴各省收税而渐次高涨。
宦官的行事专横乖张,经常恐吓勒索地方的豪门巨富,并指挥精锐厂
卫贯彻其意志,搜捕刑拷或杀害政敌。宦官之中又以魏忠贤最为权倾
一时,起初,魏因负责照料神宗皇子之嫔妃的饮食而受宠信,到了一
六二○年代,神宗长孙即位时,魏忠贤已是独揽大权,主宰朝政。魏
忠贤大权在握之时,还曾命人修史(译按,即《三朝要典》),诋毁
他的政敌,甚至还下令全国各地建祠歌颂他的功绩。
尽管批评皇帝、针砭权臣的行径十分危险,但还是有不少忠臣硕
儒对朝纲的隳堕感到忧心。学者开始从理论方面来探索朝政败坏的根由:许多学者认为,朝纲不振源自道德沦丧、教育制度的缺陷,以及
恣意妄为的个人主义。对于许多提出批评的学者而言,王阳明有如恶
徒,王阳明在其学说中揭示,伦理认知的关键深植在道德本性之中,因此人只要通过“良知”即能获致理解存在意义的力量。诚如王阳明
在与友人信中所言: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与不是道。(注四)
王阳明又说,“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王阳明也
主张知行合一,而其门徒在传授与践履先生的思想时,阳明学说往往
会导引出违逆世俗的行径,拒斥常规的教育形式,追求新的平等主
义。
为了抗拒阳明学说这股潮流,有些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学者在十
六世纪末着手组识以哲学思辩见长的书院。在书院里,他们一方面准
备科学考试,研习伦常;而他们的激辩必然会从伦理的范畴旁及政
治,而又兴起政治改革之念。“东林书院”于一六○四年成立,活跃
于江苏无锡,到了一六一一年,已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一六二○
年,神宗驾崩,东林党人受到神宗儿子、孙子重用,人人以实践儒家
的道德教化为务,主张强化边防,整饬经济。不过东林党人执着道德
训诫,却也令新皇帝厌烦。东林党人的领袖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当朝
命人廷杖重臣致死,但皇帝并未制止魏忠贤。
魏忠贤受到皇帝默许,于一六二四至一六二七年间,与其朝中党
羽以恐怖手段翦除东林党人,许多党人因而丧命或被逼自尽。魏忠贤
最后虽被放逐,在一六二七年自尽,不过他的跋扈擅权已经严重挫伤
朝廷威信,甚至铸下无法挽回的祸害。一位东林党人的领袖听闻将受
厂卫缉拿,而他亦自知在劫难逃,于是在给友人的诀别信里写道,吾
先前为朝廷之首辅,首辅遭羞辱,与朝廷蒙羞无异。(注五)
士大夫与政治的沸沸扬扬。使对外关系与经济的沉痾更形恶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面临数次外在威胁,尤其是蒙古游牧民族的威胁,蒙
古人把马、羊群驱赶至北京北方与西北边的草原放牧;东南沿海则有
倭寇侵扰。明朝开国之初,曾以互市和外交手段安抚蒙古部落,现在
蒙古勇士却不时侵扰边境,还曾俘虏皇帝;在另一次战役中,蒙古铁
骑又几乎兵临北京城下。十六世纪末,朝廷勤修长城要塞,加强北境驻军的防卫力量,不过朝廷似乎唯有定期“封贡”才能节制蒙古人。
东南沿海的城镇饱受倭寇骚扰,贼寇人数有时达百人之多,其中包括
日本人,也有中国的亡命之徒,甚至还夹杂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所逃
脱的黑奴。这群海寇恣意掠夺沿海,挟持百姓以勒索赎金。
沿海倭寇的势力到一五七○年代已被遏制,但日本的军力却日益
壮盛,及至一五九○年代,日本举兵进犯朝鲜,战况惨烈。由于朝鲜
历来即为明朝藩属,朝廷认为应不计后果保护朝鲜,于是伸出援手出
兵朝鲜。若非日本内部局势生变,复以朝鲜水师有效切断日军的供输
线,逼使日本军队于一五九八年从朝鲜半岛退兵,否则三方均会在这
场战争中付出惨痛的代价。战况吃紧,加重了东北的危机,在雄才大
略的努尔哈赤领导下,东北的女真各部开始汇成一个武装团体,并威
胁到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威势。虽然当时还是胜败难料,但是努尔哈赤
的军队已是蓄势待发,日后终于灭了明朝。
澳门也是中国面对的新问题。澳门位于广州西南方的一个半岛末
端,一五五○年代在中国的默许下,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到了一六
○○年代,朝廷下令严禁商人与敌对的日本进行贸易,葡萄牙趁虚而
为中、日两国贺易的媒介。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绸,将之装船运往
日本,交换日本开采的白银。白银的价值在中国要比日本高,于是葡
萄牙人又将白银运回中国,再购买更多的丝绸。葡萄牙人将白银带入
中国,只是十六世纪白银流通于世界各地并对经济造成剧烈冲击的现
象之一而已。
墨西哥与秘鲁银矿储量极丰,是全球自银流通网络的主要来源,而墨西哥、秘鲁的采矿权须得西班牙所特许。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
尼拉(Manila)建立新据点之后,美洲的自银在一五七○年代始源源
流入中国。由于美洲对中国丝织品的需求殷切,于是几千名中国商人
群聚马尼拉,贩售中国的布匹、丝绸,加速白银流入中国。白银的流
通范围扩大,商业活动也随之迅速拓展,万历皇帝府库中的白银存量
激增。然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也带来新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的
压力,兴盛的投机性商业活动,在若干城市经济成长不稳定,破坏了
传统的经济模式。
一六二○年,万历皇帝驾崩,不过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荣景就
开始凋零。过去明朝昌盛的商业,曾经促成奢华商品在全国各地流通,以及经营汇兑业务的典当和票号行业的勃兴,现在却受到朝廷军
事挫败的牵累。朝廷以农立国,无法有效对民间课征税收,极易受到
各省玩忽法令的阉官及其党羽的横征暴敛而蒙受伤害。朝廷治洪无
方,赈济无能,又加重了地方上的危机,反过来使得朝廷无法征集足
够的税赋。
万历皇帝与几位后继者在位期间,农民的处境更是艰困。信奉
“新教”的荷兰、英国劫掠者打击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
商贾,扩展了荷、英的贸易版图,国际贸易模式因之丕变,导致流入
中国的白银大幅滑落,民间因而开始囤积白银,铜银的兑换比例陡然
下降。一六三○年代,一千枚铜钱约可兑换一盎司白银,到了一六四
○年,一千枚铜钱仅能兑换到半盎司白银,一六四三年,一千枚铜钱
仅能换得三分之一盎司白银。这对农民是一大噩耗,因为地方交易是
以铜钱计价,但却须以白银向官府缴纳税赋。(注六)
除了这些新的、看不见的成本之外,朝廷在东北与努尔哈赤的战
事节节扩大,军事耗费与日俱增,朝廷所课征的税赋在一六一八至一
六三九年间至少增加了七倍。饥荒连年,尤以华北为烈,罕见的干旱
与低温笼罩,致使农作物生长季节缩短两个星期,粮食歉收更是严
重。(十七世纪又被称为“小冰河时期”〔little ice age〕,世界
各国的农耕地带在此时也都感受到气候异常的效应。)天灾频仍,赋
税加重,再加上兵丁征补与逃兵的恶性循环,慈善救济机制的迟滞,水利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防洪计划付之阙如,朝廷所承受的压力以及
接踵而至的紧张局势可想而知。等到问题一发不可收拾,无论是朝廷
或京城、外省的官员,似乎既无能力,也无资源、意愿去力挽狂澜。
明朝的覆亡
十七世纪初期,朝廷已逐渐无法有效节制农村官僚体系的运作,于是也无法对农村征税。此时,朝廷为了抵御崛起于满洲的女真族领
袖努尔哈赤,军需骤增,于是对其仍能驾驭的人口稠密地区百姓加重
课税,又裁减西北驿递的人员开支,因为对朝廷而言,西北的局势不
若辽东孔急。出身农民家庭的李自成正是被裁减的驿卒之一。
李自成早岁曾在客栈做事,亦曾做过铁匠学徒,具有当时陕西人
漂泊、好勇斗狠的性格。陕西是西北的贫穷省份,黄河蜿蜓的河道包
覆整个陕西,往北穿越荒凉萧瑟的山岭农村地带可抵长城。但陕西多山,出入不便,素为反贼侵扰繁荣富庶、人口稠密的华东、华南的天
然营垒。
一六三○年,李自成在陕西西部从军,再一次对朝廷感到失望。
李自成与其他同袍无军饷可领,于是揭竿叛变,不到数年便成为流民
领袖,随众数以万计,说明他谋略过人。一六三四年,李自成在近陕
南边界被掳,叛军被困于一处峡谷。李自成承诺率部退入陕北的不毛
之地而获释,不过后来官军处决三十六名投降的叛军,双方协议因而
破裂。李自成杀害几名地方胥吏以资报复。一六三五年,各方叛军首
领秘会于河南省中部、黄河南岸的荣阳,李自成是与会的首领之一,至此,李自成的声势壮大更胜往昔。
在这次秘会中,部分势力强大的叛军领袖在华北划分势力范围,并试图协调攻击北京的军事行动。但对于一群乌合之众而言,像这类
军事行动的协调并非易事。是年年底,就在叛军谅夺京畿外的明皇陵
(译接,指凤阳),监禁守皇陵的随扈之后,反叛军便告四分五裂。
崇祯在位期间,他听闻皇陵被叛军烧毁,素服哀哭,遣官告庙,将数
名官僚下狱治罪,处决守护皇陵的阉官。李自成与张献忠之间的激烈
龃龉,说明了反贼兵戎相见之速,分崩离析之易。占据皇陵之后,李
自成旋即要求拥有在“陵篮所”演奏礼乐的太监,而虏获这些太监的
张献忠虽勉强从之,但却将乐器捣毁。李自成后来亦处决了这群时运
不济的太监。
往后数年,李自成、张献忠率众游移于华北、华中一带,飘忽不
定,时而合作,但大多为了争夺接收地盘与兵力而相互寻衅。迄一六
四○年代初期,他们二人各自建立据点:张献忠与李自成一样,在饭
变之前便加入官军,拥兵深入长江中游的天府之国四川,攻陷成都;李
自成则在河北建立根据地,但势力兼及陕西、河南两省。李自成自定
国号为“大顺”。这或许并非无心的讽刺,而是出自对未来一统天下
的展望。在四川自立为王的张献忠随后亦称帝,国号“大西”,定年
号为“大顺”。
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对神州大地的蹂躏,复因疫病流行而加
剧。根据时人的观察,疫病流行蔓延致令农村居民死亡过半。一位学
者描述一六四二年的浙江,疫病丛生,十室九空。严重者,十数口之
家无一幸免。起先尸体还置入棺木而后火化,继之弃尸荒野,最后则置于床上无人闻问。有人记述河南一处城镇时说道,街上杳无人迹,仅闻苍蝇嗡嗡作响。(注七)
疫病肆虐成灾,神州哀鸿遍野,这使学者重新思索传统的医疗方
法;虽然当时并未找出新的诊疗技术,不过此时医书开始提出有关流行
病的新理论。一位江南的医师于一六四二年写道,中国不仅受到异常
天候侵袭,同时更因为“邪气”的散播而改变了天、地的均衡。
“气”是充塞天地之间浑然天成的力量。这位医师指陈,这类邪气通
常是出现在“兵焚之灾与凶岁荒年的时代”。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邪气恣意横扫,无人能奈之何。“若人欲与之对抗,则百病过半。人
或四肢肿胀,或颅颜浮肿。……人皆苦于下痢,时而发热。或手足痉
挛,或长满脓疱,或发疹,或长疥癣,或起水泡。”(注八)从这段
描述虽然无法判别疾病性质,不过可以肯定一六四○年代中国受到疫
病的侵袭。或许是满人入关引入了病菌,而中原人士没有抵抗力,因
而伤亡惨重,一如欧洲人把痳疹或天花等疾病传给墨西哥、北美的印
地安原住民。
处于风雨飘摇的明朝也并非只能坐以待毙。晚明仍有一批忠贞将
领率军镇压反叛的农民,有时还重挫叛军,或令其撒退,暂时投降。
此外还有若干半独立的水师和将领,以山东或沿海岛屿为据点,屡败
据守辽东的清军。各地的缙绅纷纷招募武勇,自组武装力量抵抗叛匪
的攻势,保护身家性命,捍卫乡梓。崇祯不无力图重振朝纲之心;他
裁抑猖獗的阉党势力,同时,崇祯亦不似祖父万历,他定期与朝臣议
政。但崇祯皇帝的心力都放在满人身上,因为努尔哈赤与其诸子正积
极扩张版图。一六二五年,清军占领奉天,一六三二年攻克大半内蒙
古地区,一六三八年绥服朝鲜。明朝亦有不少能征善战的武将,英勇
击退清军,尤其是在一六二○年代中叶,重创清军并收复数座城池。
但朝中官僚树朋结党,国家财政完罄匮乏,这是明朝无力回天的关
键。
在明朝诸多将领之中,要属袁崇焕的威名最为远播,但袁崇焕的
一生却见证了明朝党争的祸害。袁崇焕原系南方一介文人,年轻时即
任职北京。一六二二年,袁崇焕前往满洲南部勘察形势,自信能戍卫
关外通往北京的战略要道。身为兵部主事时,袁崇焕从熟识洋人的火
夫处获悉欧洲火炮的知识,凭仗着“红夷火炮”固守辽河,逐退兴兵来犯的努尔哈赤。一六二八年,袁崇焕被拔擢为蓟辽督师,后因猜忌
而处决了手下一员猛将。一六三○年,当清军进逼京师附近,袁崇焕
被诬陷与满人勾结,遂被罗织以谋反之罪而遭问讯。但当年遭处决的
部将在朝中的友人与反袁的宦官联手把持朝政,令袁崇焕无从辩白。
袁崇焕反而被施以最惨无人道、最痛苦的极刑──在北京闹市中被凌
迟处死。日后学者推崇袁崇焕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
一。袁崇焕的雄才大略无人能及;袁死后虽仍有若干戍守边关的将领
效忠朝廷,但有更多的将帅投附满清。于是,构陷袁崇焕的指控在其
他降将身上一一应验。
最终,瓦解明朝江山的不是满人,而是李自成。李自成率军席卷
华北,招降官军以壮军容,而于一六四四年大举进犯北京。李自成发
动一场高明的宣传战,细数朝廷的失德与残暴,并向百姓许诺和平繁
荣的新时代。一六四四年四月,北京城门大开,李自成的军队兵不血
刃,进入北京城。根据记载,崇祯皇帝听到叛军入城的消息后,摇铃
召唤臣僚商议对策。但无人应声,崇祯步行至紫禁城墙外的御花园。
花园中有一座小山丘,昔日皇帝与嫔妃常在丘顶上展望京城景致。这
时皇帝并未登上丘顶,而是立于树下将绳子系在树上,然后在此自
缢。明朝自一三六八年起即统治中国,期间容或有兴有衰,而最后的
统治者就这么崩逝了。
注释
注一:汤显祖着,伯尔契译(Cyril Birch),《牡丹亭》(The
Peony Pavilion , Blooml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页十四、三二。
注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编,《晚期中华帝国的城
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Stanford,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页三五一。
注三:汤憔祖,页三四。
注四:王阳明着,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传习锌”
舆其他新儒家的著作》(Instructions for Practical Living and
Other Neo-Confucian Writing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页一四六,略经修改)注五:傅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与房兆楹(Fang
Chao-ying)编,《明人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页七〇八。
注六:这是中国舆正在浮现且可描绘的全球经济首次相互撞击的
时期。相关参考资料可见,亚特威尔(William Atwell),〈一五三
〇至一六五〇年前后的国际黄金流通舆中国经济〉(International
Bullion Flows and the Chinese Economy circa 1530-1650),收录
在《过去舆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九十
五期,页六八至九〇。亚特威尔-〈关于中国与日本“十七世纪危机”
的若干观察〉(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 in China and Japan) ,《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一九八六年二月-第四十五卷第二期-页二二三至二
二四。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中国舆十七世纪危机〉
(China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risis),一九八六年六
月,第七卷第一期,页二九至三〇。
注七:邓斯坦(Helen Dunstan),〈晚明时期的传染病:初步研
究〉(The Late Ming Epidemics: A Preliminary Survey),见《清
史问题》(Ch'ing-shih wen-t'i),一九七五年-第三卷第三期-页二
九至三〇 。
注八:前揭文,页三九至四〇。传统中整的基本立论,可多考席
文(Nathan Sivin),《当代中国的传统医学》(Traditional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7)。2 满清的绥服
清朝的崛起
明朝土崩瓦解之际,新兴王朝崛起于东北。现今所谓的“满
人”,原是世居在今日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女真部族。远在公元一一
二二至一二三四年间,女真即已征服中国北方,一统于“金”的国号
之下。一二三四年,金人大败于蒙古人,向北撒迁至松花江(Sungari
River)流域,到了晚明,女真再度侵临中国与朝鲜边界。明朝采羁糜
政策,透过承认女真领土是明朝边防体系的一部分,册封女真部落领
主,给予互市贸易的特权,俾以控制女真部族。
到了十六世纪末,女真部落各有不同的发展之道。有些女真人依
然留在松花江流域,仰赖渔猎为生。部分女真人沿着与朝鲜交界的长
白山区建立据点,发展出农耕与狩猎混合的经济形态。其他的女真部
族则迁徙至辽河以东肥沃、开阔的区域,这批女真人与汉人杂处,或
开垦荒地,或买卖毛皮、马匹、奢侈商品。基本上生活在第三种经济
形态之下的女真人部落组织已经解体:即便他们聚集的如抚顺、沈
阳,昔日是金国的心脏,也多已汉化颇深。
奠定满人灭明宏图根基的努尔哈赤,于一五五九年出生在长白山
区女真部落的贵族家庭。努尔哈赤青年时曾出使京城,向明朝的皇帝
朝贡,互市贸易,明朝则授予努尔哈赤尊衔,以酬庸他提供援助,助
明对抗入侵朝鲜的日人。不过约在一六一○年,努尔哈赤因明朝打
击、羞辱其家族,意图瓦解其经济基础,而与明朝反目成仇。
此后十年间,努尔哈赤或以武力征服,或凭藉结盟邻近的女真和
蒙古部落,而势力日强。努尔哈赤将部队与族人分为“八旗”,以颜
色(正黄、正红、正蓝、正白、镶黄、镶红、镶蓝、镶白)为区别。
在征战时用以识别敌我,承平时则作为设籍的依据。努尔哈赤征集大
批工匠,制造武器盔甲。在固若金汤的城寨里,努尔哈赤还命人研制
女真文字。一六一六年,努尔哈赤自称“汗”,建国号“后金”,藉
着此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彰显女真历史的光荣,并公然向明朝的权
威挑战。两年后,努尔哈赤结合汉人,与摆脱部落形态、定居辽东的
女真人,发动一连串猛烈的军事攻击。明朝皇帝向来就把辽东地区视为王土,驻有重兵。但努尔哈赤以
威胁利诱,劝服驻军将领投降,并派遣身边的汉人顾问向守军将领致
意。譬如努尔哈赤在致抚顺明将的信中,言道“若不战而降,必不扰
你所属军民,仍以原礼优之。汝若战,则吾兵所发之矢,岂有目能识
汝呼?”(注一)努尔哈赤以改革的统治者之姿,提高汉人的生活条
件,以削弱明朝在辽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要辽西的汉人加入他所建
立的新王国。“勿虑尔田宅将非我有,尽入主人之家”,努尔哈赤在另
一封流入民间的书信中这样说,“众皆一汗之民,皆得平等居住、耕
种。”(注二)努尔哈赤还表示,他有生之年会以万历晚年的行止为
鉴,法尧舜,行仁政,努尔哈赤言明,他不会让“富人粮谷烂于仓
中”,而要使“行乞者富足”。
努尔哈赤秣马厉兵,整顿军容,明令禁止掳掠或伤害辽东百姓,公众严惩违纪作乱的士兵。对于投降的汉族文士,努尔哈赤让他们到
日益庞大的女真官僚体系中任职,至于归顺的汉族封疆大吏,努尔哈
赤则令家族女子与之通婚,授予高官厚爵。一六二一年,努尔哈赤领
军攻陷沈阳、辽阳,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定都沈阳(昔日旧称为
“奉天”)。所有辽河以东以及部分辽西的地区,旋即落入努尔哈赤
的手中。
努尔哈赤下令,凡归顺者都须随女真习俗,剃发结辫,虽然各地
对薙发令的接受程度不一,不过最初甚少遭到公然反抗。其中一例外
是,当海州守将以丝竹、鼓乐迎接女真人时,有部分海州住民孤注一
掷,在水井里投毒,意图毒杀努尔哈赤的部队。在努尔哈赤治下的汉
人与部落组织解体后的女真人,两者的命运亦难被归类。他们有些人
得到应许的赏赐,有些人离乡背井,为女真人做工。有些人则沦为奴
隶或是依契劳动,其他则被纳入新编之汉军旗营内,又以具备火炮知
识的汉人为然。此时女真虽然粗具国家雏形,不过火炮营队已是日后
连战皆捷的重要关键。
努尔哈赤早在一六二二年就有挥师越过山海关之心,山海关扼长
城与渤海之交,自古为战略天险。若非辽东汉人爆发反努尔哈赤的叛
乱,或许努尔哈赤在一六二三年就已经统兵南下。这场骚乱的确切缘
由不明,可能有数端。大批女真军队行抵辽东,对当地耕地的取得产
生极大压力。粮食与盐的匮乏已经到了濒临动乱的地步,饥荒时有所闻。满人采取粮食配给,治下的汉人必须提供无偿劳役,在特别划分
的五亩田里耕种。在辽东,部分则是肇因于住房的短缺,女真人迁入
汉户共居,一则便于控制,一则是因为住房不够,结果汉人焚烧房
舍,再次于水井中投毒,杀害女真妇孺,藏匿粮食,逃入山中。有些
汉人杀死边界的哨卒,意图南逃,若是被捕,则遭女真人杀害。
不过明朝并未把握冲突的良机,而努尔哈赤亦迅速敉平骚动。尔
后,女真人被警示必须“日夜守护,勿与村中汉人杂处”(注三)而
另行安顿,甚至不准进入汉人群聚的街上,或至汉人家中作客。女真
人受命随身携带武器,而汉人携械则属违法。对于作奸犯科者,努尔
哈赤对女真人法外开恩,对汉人则毫不宽宥,汉人若有偷窃行为,便
处以极刑,同时株连家人。
一六二五年爆发第二次汉人暴动,遭到更严厉的镇压。努尔哈赤
相信这次动乱系文人鼓动所致,于是大开杀戒,处决读书人。努尔哈
赤为了控制平民,将每十三户编为一庄,由汉族的庄头管辖,工作则
受女真八旗节制。每一庄至少可拥有七头牛、一百英亩的田地,田地
生产所得的百分之二十上缴,然而这类规定是否被确实遵守,不得而
知。
明朝将领并未呼应汉人的这两次暴乱,明军到一六二五年,才开
始发动一连串的猛烈反击,并在袁崇焕的坐镇指挥下,于一六二六年
首度重挫努尔哈赤。同年稍后,努尔哈赤伤重不治,他依女真源自中
亚蒙古的习俗,并未指定继承人,也没有将“汗”授予任何人,而是
由子侄共管分治。
可想而知,随着努尔哈赤的亡故,后金国内旋即爆发激烈的权力
争夺。最后是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获胜。皇太极能掌握权力,主要
系仰赖汉人的襄赞,他也比努尔哈赤更能从正面的角度看待汉人与汉
人传统的典章制度。皇太极登基后,仿效明朝建制,设立“六部”,拔擢汉人入朝为官。形式上,六部皆以女真权贵居首任,但是他们往
往不理军务政事,将之委由汉人下属执行。皇太极舍弃努尔哈赤用来
惩罚汉人所采取的编庄制度;他也循汉人传统,开科取士,来甄拔辽
东的官僚;他下令改革满文,以适应新时代簿记、户口调查与税赋征
集的需要。背叛明朝的文臣武将纷纷依附这位新任的大“汗”,当中
有许多将领是带兵投靠,皇太极对这批归顺的汉人也十分礼遇宽待──皇太极的群臣甚至认为过于“大方”,抱怨粗鄙的汉人充斥宫廷
之中。
无论粗鄙与否,奉旨卫戍鸭绿江口与鲁北诸将领叛明而归顺女
真,确实使皇太极如虎添翼。一六三七年,皇太极延续努尔哈赤的旧
制,设置两个完全由汉人组成的“旗”营,一六三九年增加为四个,一六四二年扩编至八个。一六三五年,皇太极将反明归顺的蒙古人也
组成八个全由蒙古人组成的“旗”营。所以到了一六四○年代初,女
真的领导人已经完成军政民政一体化的制度架构,从此军人不再采取
“轮替制度”,而得以登录入籍,保护妻儿,监督田间耕作。
即使在这些制度建立之前,皇太极于一六三六年即采取一象征性
措施,超越了努尔哈赤在一六一六年建立后金朝的作法:皇太极决意
切断他那粗具国家雏形的王朝与昔日带有部落印记之女真名号两者之
问的关系,并抹灭由此名号所唤起的奴从明朝的屈辱记忆。皇太极宣
布新王朝的国号为“清”,此后统理满洲与比邻各族,且比“金”更
声威远播。“清”意指“纯洁”或“澄明”,自一六三六至一九一二
年溥仪逊位,皆以“清”为国号。皇太极治下的人民称之为“满洲
人”,而不再是“女真人”。“满洲”是一个新名词;不过“满洲”
一词的确切意义却不详,它可能沿自佛经用语“妙吉祥”(great
good fortune),意味着清王朝已经承续新的“普遍性”。
皇太极现在蓄势待发。一六三八年,皇太极攻克朝鲜,逼迫朝鲜
王断绝对明朝的纳贡,并挟朝鲜王储为人质。在关内,随着李自成、张献忠控制西、北方大半江山,明朝气数衰败,四处可见。清军越长
城,逼临京畿,横扫山东。清军强抢民女幼子,掳掠牲畜、丝绸、白
银,烧毁蹂躏城镇。
即使满人踌躇满志,更改国号,但满人本身也渐趋疲态。部分满
洲人渐渐厌倦战争,习于辽东城市生活的逸乐。身处不曾听闻的奢靡
之中,士卒勇猛不若往昔,又不愿尽心耕作,致使农作物收成不佳。
年轻的满人甚至不再重视骑射之术,致令武备寝弛,皇太极感叹,他
们“怠玩于市集”。倘若欲征召赴沙场,“兵卒滞留于营帐之内,令
奴仆上阵杀敌。”(注四)
清军围攻位于大凌河南岸的战略重镇锦州,屡被明朝守将逐退,历时十载,终于在一六四二年攻克。清军士气大受提振。明朝治军有方的将帅屈指可数,锦州一役之后又有两名将军归降满清,并得到皇
太极重赏。锦州陷落后,通往京师要道的山海关天险,仍有骁勇善战
的吴三桂率重兵把守,而皇太极突然于一六四三年驾崩,年仅五岁的
九皇子继承王位,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摄政,监理朝政。
其实满清进一步扩张势力的时机似乎仍不可期、但是一六四四年
春天,李自成率军出北京朝东攻打吴三桂,在李自成的眼里,吴三桂
是明朝最后一道防线。吴三桂自山海关调回部队,向西行以抵御李自
成的攻势。摄政王多尔衮见机不可失,重整满清幼帝的军队,率领满
洲、蒙古、汉军各旗的兵力迅速南下,兵不血刃入中原。努尔哈赤的
梦想忽焉实现。
译注:“满洲”(Manchu)一词的原意众说纷纭。根据乾隆的
说法,满洲实为女真国旧称“满珠”的汉语讹误。另一种说法,认为
满洲一语的发音与佛教用语“曼珠”近似,意指“妙吉祥”,而此一
词汇就出现在藏传佛教女真部落的经文中。又有一说,满洲语出于梵
文“文殊”,同指“妙吉祥”。另一种较富神秘色彩的解释,满洲二
字分别取自努尔哈赤的敬称“满柱”以及“建州”,且在“州”字加
上水字旁而为“洲”。根据阴阳五行,“明”(光明)与明朝国姓
“朱”(红)皆属“火”德,而火能克“金”,女真人才改国号。至
于“满洲”、“清”三字的部首皆为水,故有制明之用。有关满洲一
语的缘起,参见徐中约(Immanuuel C.Y. Hsu)《现代中国的兴起》
( 第 五 版 ) ( The Rise of Modem China., New Yor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1995),页四九。
征服明朝
受到李自成与满洲铁骑东西夹击,吴三桂进退维谷。吴三桂的唯
一生机是在李自成和满洲人之间择一结盟。赞成与李自成结盟的理由
是李自成是汉人,似得天下百姓的拥戴,而且他亦承诺破除明朝滥权
的积弊,况且吴三桂的父亲在李攻破北京城时已被扣为人质。反对者
主张,李自成的个性捉摸不定,残暴不仁,粗鲁不文;而且,一六四
四年四月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其行径令吴三桂这类出身豪门世家、饱读诗书的将领却步。李自成的军队劫掠屠戮北京城,抢夺官宦贵族
的家产,掳绑其亲属强索赎款或是要求钜额“保护费”。虽然李自成已自立新朝,不过却无法约束他在北京城内的部将,因此,吴三桂对
李自成统一天下的能力不无怀疑。
与满人合作也有难处,满清非属汉族,而传统中国原本就蔑视女
真这类半开化的边疆民族;而且,满清崛起之初,威震中国北方,血
洗数座城池。不过满人建元之初,也应许了未来的安定:满人设置六
部,开科取士,成立“汉军”旗营,以及众多汉人策士位居要津,这
种种发展取向都令吴三桂坪然心动。况且,满人也善待归降的明朝重
臣。
民间传说李自成强掳吴三桂的爱妾,将她据为己有,吴三桂一怒
之下,率精兵与满洲八旗汇流,击退来犯的李自成部队,并恳请多尔
衮助他夺回北京。李自成杀了吴三桂之父,并将首级高悬北京城墙之
上以泄心头怨气。不过李自成的部队士气低落,即使李自成在一六四
四年六月三日登基称帝,也无力回天。翌日,李自成满载洗劫得来的
财物,率部仓促西逃。六月六日,清军与吴三桂部队进入京城,满清
幼帝入主紫禁城即位,建号“顺治”。李自成也曾以“顺”来称谓他
的短命王朝;加上“治”字,显示满人现在已承天命,一统神州。
虽然明思宗在四月自缢,清顺治皇帝业已登基,但这并不意味着
明朝的国祚已尽。在李自成进入京师时,许多皇族逃离北京,此外,尚有数百名皇室旁系散居各地,坐拥庞大家产。明朝的国号自一三六
八年延续至今,其所象征的神圣尊严不容轻忽。吴三桂在危疑之际或
可与满人结盟;但是对数以万计的汉族文士和官员而言,“明”这个
国号仍值得为之奋斗献身。
满人花了十七年的光阴追捕在各地勤王的明室苗裔,但是因为满
人曾宣称,进入北京城是要为明思宗的殉难报仇,此故,满人还必须
追击并瓦解颠覆明朝政权的反叛军。李自成是头号目标,他率军仓皇
西逃至陕西西安,二十年前他在此地举兵叛变。清军攻陷并巩固山西
省之后,在一六四五年春天采取钳形攻势,合围李自成。李自成再率
锐减的随众逃出西安,朝东南方沿着汉水进入武昌,渡过长江,最后
被清军逼入赣北山区中。一六四五年夏天,李自成自裁身亡,另一说
法则指,李自成在偷食物时遭农民围殴而死。
正当清军追捕李自成之际,第二号反贼张献忠趁机离开华中根据
地西走,溯长江而上,穿过险峻的峡谷进入四川。短暂占领重庆之后,张献忠转而定都富庶、外有山陵屏障的成都。一六四四年十二
月,张献忠在成都改王称帝,国号“大西”,定年号为“大顺”,与
李自成、满人一样都使用“顺”这个字。虽然张献忠亦曾招纳贤良,建立文官体系(其中有许多是被迫上任供职),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铸造通宝,不过张献忠政权的寿命并不比李自成久长,张献忠建立了
一支一百二十营的武装力量以自卫,最初流窜各地的南明诸王威胁张
献忠的程度尤胜满洲八旗。
而后数年间,张献忠逐渐陷入浮夸不实、凶残暴虐、奇幻的自我
世界之中。张献忠定下长程的军事计划,不但准备攻克华南、华东,也想降服蒙古、朝鲜、菲律宾、安南(即今日越南)。张献忠严厉整
肃他眼中可能背叛大西政权的蜀中人士,把地方上的数百名文人及其
族人斩首或肢解,甚至还诛杀手下将士。一六四六年底,张献忠弃守
成都,尽焚宫殿瓦舍,将之夷为平地,并采取骇人听闻的焦土策略,而后一六四七年一月,张献忠被清军所杀。
翦除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的力量,对满人征服计划至为重要,但
是满人必须把大部分心力用来镇压明室藩王,因为这些藩王可能集结
串联,互通声气,阻扰满人问鼎中原。鉴于儒士向来强调忠于在位
者,而且自然而然会挺身护卫祖产,不受异族侵凌,一个有能力的明
室皇族可号召成千上万的拥护者。首先登高一呼的是万历的孙子福
王。福王年纪轻轻,就在河南承继爵位封地,但是一六四○年代初,李自成放火烧毁了他的宫室,杀害他的父亲。俟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
确立,一群朱明的文臣武将即拥立福王克承大统,并在南京登基。此
举象征意涵浓厚,因为南京在十四世纪本是明都,后来也一直是陪
都。福王曾尝试与摄政王多尔衮协议,假使满人退回长城以北的辽
东,明朝愿意岁岁向满人进贡。多尔衮回覆道,假使福王愿意放弃称
帝,便容许福王维持小型独立王国的局面。在忠心耿耿的武将劝诫之
下,福王拒绝了多尔衮的建议。
随后数月,正当福王倾力构筑南京城的防御工事,朝中却再度掀
起类似万历时代的激烈党争,群臣彼此相讥,毫无建树,这包括类似
东林党与宦官魏忠贤之间那种亲、反阉党的斗争。就在朝中群臣相互
倾轧之际,一支清军顺着中国最伟大的人工河道──大运河南下,于
一六四五年五月兵临富庶的扬州城。明军在扬州城内配置数门大炮守护,坚守了七日。最后在清军以更优势的巨炮,以及高昂的士气下被
攻破,扬州遭清兵屠城十日,清军以此举杀鸡儆猴。反之,南京城驻
军几无抵抗,六月初,清军不费一兵一卒,轻取南京城。福王被俘,押解到北京。隔年,福王亡故。
随着福王的过世,明室诸藩王相继即位抗清,使得局势更为复
杂。朱元璋后代的两兄弟,分别于东南沿海的福州(台湾的对岸)与
南方的贸易口岸广州,率军抗清。福州的统治者(译按,唐王朱聿
键)于一六四六年底被俘身亡;他的胞弟(译按,亦称唐王,名为朱
聿录)在清军攻破广州后被杀。朱元璋的另一位后裔(译按,鲁王朱
以海)辗转于东部沿海,号召反清复明,曾以厦门、舟山岛为根据
地,甚至一度飘泊海上,无处可栖。一六五三年,他取消监国的名
号,自此之后,东部沿海地带抗清的重责大任就落到另一位明室后裔
桂王的肩上。
在长江流域与沿岸的抗清政权相继失败之后,桂王就成为复兴明
室的最后希望。他是所知唯一存活的万历孙子,在北京城陷落时是个
骄纵的二十一岁青年,毫无政事与军务经验。张献忠进占湖南时,挂
王被迫离开封地,向西逃往广州西边的肇庆。一群出逃的朝臣不顾桂
王母亲的反对──她认为桂王太年轻,性格过于柔顺──于一六四六
年底拥护桂王称帝。然而被清军赶出广州之后,桂王有一年半的时间
在广西境内四处流窜,期间又以在桂林、南宁两地居多。
清兵势如破竹,成功征服北京至广州绵延一千五百哩的领土,但
在这片庞大土地上,这种征服势必只是局部的,而憎恨满人入关又鄙
视朱明不堪一击的爱国志士也有时间负隅啸聚。一六四八年,一群与
满人合作的前明官员反清,投身匡复明室。在清军于广州重挫时,被
描述为“充斥着口嚼槟榔的工人以及破落妓院的老鸨”(注五)的桂
王政权,被大批热诚的支持者簇拥迎回肇庆。一如先前的南明诸王,这位“皇帝”也试图重建一套可运作的官僚体制,开科取士,成立军
事指挥系统,建构可控制农村地区、征集税收的地方行政组织。但是
桂王的朝廷依然无法摆脱先前诸王的命运,朝中文官、武将、太监各
自树立朋党,相互攻讦,而无法众志成城,对抗满人。
到了一六五○年代初,清军或以联盟,或以武力镇压,扫荡了一
些声称拥立桂王的中原地区,并派兵以犄角之势夹击桂王位于南方的根据地。这次南征是委由一六三三年归顺皇太极的几名明朝降将(译
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领军。一六五○年五月,桂王仓皇出
走广东,沿西江进入广西。此后十年,中原已经没有朝廷建制可与满
清分庭抗礼,仅有一撮不愿受异族统治的流亡人士渐次朝西退却,由
广西进入贵州,再退入崇山峻岭的云南,最后越边界入缅甸。缅甸王
最初提供桂王庇护,但后来改变初衷,屠杀了桂王的随从,并拘禁了
这位“皇帝”与家人。曾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在一六六一年率清军攻
入缅甸。缅甸国王尽缚南明朝廷众官交付吴三桂,吴将之押回中土。
一六六二年初,明朝末代“皇帝”与独子在云南被处以绞刑。至此,清廷母需再挂虑明室正朔的威胁。
顺应华夏
满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一六四四年轻取北京,在一六六二年诛除
南明诸王,不过军事胜利并不意味满人已经解决了如何统治中国的问
题。多尔衮身为幼帝顺治的摄政王,承袭了满人在辽东时所发展出的
混合体制,将汉制六部与满人军政一体化的八旗组织结合起来。此
时,多尔衮必须让这套架构挑起控制莽莽神州的重责大任。
不过至少在服装与发型方面,多尔衮坚持汉随满俗,而不是满随
汉俗。多尔衮在进入北京城的隔日即下令,汉人皆须依满人的发式剃
去前额头发,余发则编成长辫。结果遭到汉人的强烈反抗,于是多尔
衮撒回成命,不过随即在六月又下令汉军必须薙发;这使满人在战场
上易于辨识敌我,确保归降者会继续效忠。但是多尔衮手下大臣认为
此举犹不足;一六四五年七月,多尔衮再次颁布薙发令,规定在十日
内每个汉人都要削前额发,留长辫,不服从者处斩。汉人面临了痛苦
抉择:诚如一般俗语的讲法,“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注六)
明代男子留长发,并细心梳理,将之视为男子气概与优雅形象的
表征,对多尔衮的薙发令自然是深恶痛绝。许多地方在颁布薙发令之
后群起反抗,甚至降清的地区亦然。多尔衮还下令汉人穿着满服──
高领的紧身短上衣,右肩上有衣扣,一改明朝的宽松抱子。另一项不
同于汉俗的是,严禁满洲妇女缠足。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已历数世
纪,即使缠足令人痛楚难耐,不过上至士绅,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奉
行此俗,小脚成为汉人衡量女性美的标准,妇女只有强忍皮肉之痛。满人排斥汉人这种风俗,力求文化独立,而汉人则因满族女子的天足
引不起他们的性趣,形成满汉通婚的障碍。
在紫禁城内,满人辞退上千名太监,过去宦官充斥在明朝宫廷之
内,而阉人的结党营私、密谋私通,曾经对明朝政权造成极大的伤
害。虽然到了清代,仍由宦官来服侍宫内女眷,不过满人已把其余朝
政,特别是财政,移交由一六二○年代和一六三○年代在辽东俘虏的
包衣掌理。明朝太监还负责护卫宫殿,到了清代,这种类似军职的角
色也被剥夺,而由御林军负责卫戍,其中有许多人的先祖是战士,曾
经辅佐努尔哈赤建立女真王国。
满洲八旗悉数驻守在北京城外,皇帝与皇室家族由忠贞军士保
护。北京城内的汉族居民被强制迁徙至城南;虽然刚开始颇有不便,不过城南很快就众商云集,人口稠密。除此之外,满人还强制征收华
北的数万亩良田,以供养驻军或酬庸将士。这些土地大部分属于明室
所有,不过前明高官的封地也在征收之列。据估计,四万的旗人,平
均每人约莫分得六英亩田,较大面积的封地则授与满人的封疆大吏。
为了进一步隔离满、汉,多尔衮下令迁移华北的汉族农民。机巧
的汉人地主趁着改朝换代,强占无主的土地。结果,百姓怨声载道、土地任由荒芜,成千上万的农民或沦为流民,或落草为寇,甚至集体
迁离。然而许多满人本身无力耕作,便与汉人订定各式各样的契约,让汉人承租土地。有些契约使汉人与奴隶无异,需仰主子鼻息,倘若
没有驮兽,这些佃农只好自行背负农具犁田。满清入关不到二十五
年,北京城方圆两百多里约五万英亩土地悉数为满人所占。不过在土
地重分配的过程中,并未演变成封建制度,亦无类似奴工制度出现,传统的农耕、租佃制度,乃至于独立所有权制都在慢慢复苏。
满人的政府体制与教育制度大抵承袭汉人旧制。六部的行政架构
原封不动,分管封勋考课、户口田赋、礼仪祭祀、军机要务、刑名律
令,以及百工业务:所不同的是每部均设尚书二人,由一名满人与一
名汉族武将或文官担任。每一部之内各设侍郎四名,同样采取“多族
共治”(multiethnic dyarchy),满、汉各占二人。在六部与皇帝内
廷之间还设有“大学士”职衔。顺治统治之初,共有七位大学士:其
中两名是满人,两名是汉人,三名则是由归顺清廷的前明官员充任。德高望重的汉族文士若是愿意效忠清廷,就被拔擢至六部供职或
出任大学士。为了进一步充实官僚体系,一六四六年清廷重开科举,殿试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其中多数出身于京畿以及冀鲁两省。不过
为了平衡官僚体系的省籍,一六四七年又录取二百九十八人,大部分
来自甫攻克的江苏与安徽两省。从挑选主考官也可看出多尔衮对汉人
敏感心理的觉察:虽然有二名早年归化的汉人、一名满人文士,但另
一名则是由一六四四年方才归附清廷的汉儒担任。
满人唯有摧毁明朝残余势力,各省的行政才能运作,尔后满人渐
渐把自己的官员分派至仿效明朝所建立起来的行政体系中。清廷先将
明朝的十五个行省建制划分为二十二个行政单位,后来又恢复十五行
省,但将最大的三个行省又各自一分为二,而成为十八行省,以利管
理。清代每省设巡抚一名,清初各省巡抚多由“汉军”(Chinese
bannerman)膺任。多尔衮相信这批人已证明了他们的效忠,况且,他
们是汉人,使用汉文,比较能够被同胞接受。在巡抚之外另设道员与
按察使,分管省内经济与司法,此外还有一批监察御史。省下有府,监管县级官吏。这一行政层级相当于西方社会的“地方行政官”,管
理镇、农村的日常行政业务和税赋工作。
满人的势力在广袤的中国显得势单力薄,尽管在重要省城均驻有
官军,不过新王朝基本上得力于维系国家三个组成要素间微妙的权力
平衡。首先是满洲人本身,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以累世的血缘关系,或是努尔哈赤的苗裔而定品秩。满人以狩猎骑射之术,维持军事武力
上的优势;以满语满文凸显文化的独特性。虽然基于现实的考量得让
汉族官员使用汉字起草公文文书,不过重要文件都译成满文。满人有
属于自己的宗教仪式,由萨满教的男、女祭司来执事,并且严禁汉人
接近。
其次是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他们大多出身于一六四四年清军降
明之前就已归降满人的家庭。蒙古八旗主要分布在北方与西北边境,而汉军则是在清廷统治中国的过程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自成层级,其爵位部分得自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册封,部分则是取决于他们降清
的时机──较早归顺者通常地位较尊崇。许多汉军能通满、汉两种语
言,既保有自己的社会规范,也沾染了满人崇尚武勇的特质。对满人而言,他们的支持,其价值无可度量;倘若没有他们,满人可能无法
逐鹿中原,更无法巩固江山。
第三部分是汉人。基本上汉人有四种选择:可以积极或消极合
作,或是当个反抗者,而抵抗也有积极消极之分。像吴三桂之辈便积
极与满人合作(纵使吴三桂从未入籍为旗人);也有人选择积极抵抗
而牺牲;我们在后面也会看到,有人选择消极抵抗。不过大部分的汉
人都是见风转舵,被动地与新秩序合作。
出身豪门者欲继续保有先人遗留的土地家产,若是成功,便黾勉
子弟参加科考,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然而满人从一六四八年广
州数千名降清汉人的倒戈事件习得教训,他们理当对这类人士的忠诚
度有所保留。闻名遐迩的明将郑成功于一六五○年代末出兵攻打南方
重镇南京时,江南人士纷纷反正。虽然反抗旋即被镇压,但情势也是
岌岌可危。满人初始无法在华南建立稳固势力,南明诸王尽除之后,清廷将广大的华南委由吴三桂等降清汉将治理,其地位与独立王国无
异。
满人洞察明朝覆亡部分肇端于朋党相争,群臣倾轧,不过自己也
无法免于其害。例如,两名系出贵族的将领在翦除张献忠、李自成时
战功彪炳,却被罗织领导无方与叛国的莫须有罪名,后来死在北京城
内的满人监狱里。摄政王多尔衮的行径更是飞扬跋扈。多尔衮的性格
桀傲不驯,平日素以帝王自居,他手中控制有数个旗营,放逐其将
领,还强纳政敌的遗孀为妃,并要求朝鲜公主为妾,计划在京城北方
的热河建造宫殿和城池。一六五○年,多尔衮于狩猎途中谢世,满洲
贵族竞相角逐多尔衮的权柄,清政权遂有分裂之虞。
顺治此时十三岁,工于谋略,遂能巩固帝位。顺治虽长于庙堂,不过比起身边的满族要员,更能适应汉人的方式。顺治生性机敏,不
受继承多尔衮的满洲贵族的操纵;而用兵标悍,以成功的战略进逼南
明的拥护者。顺治习汉文,雅好汉人的小说与戏剧,并深受一些汉人
高僧的影响,到了晚年,迷恋一名年轻嫔妃,冷落了皇后。顺治还把
相当大的权力委诸宦官,并恢复征服初期所废的“十三衙门”。顺治
这么做的缘由并不清楚,或许是因为他希望维持内廷的私密性,不愿
御林军和奴仆将他的一举一动密告宫中的王公贵族。顺治与“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成为知交,这也颇不寻常。晚明以降,来自欧洲的耶稣会传教
士便在中国积极传教。有些耶稣会传教士遭张献忠所擒,而随张献忠
的部队抵达四川,有些则随南明诸王流窜。汤若望是少数于一六四四
年甘冒危险仍留在北京城内的传教士。鉴于汤若望卓越的科学知识,多尔衮任命汤担任钦天监监正。因为朝廷必须为黎民百姓制定历法,而历法计算的精准,有助于强化顺治身为“天子”的威望。另一方
面,汤若望的受宠或许是顺治表现自主性的另一种方式,甚至是顺治
因早年失估而对父爱的一种孺慕之情。所以顺治以满语称六十岁的渴
若望为“玛法”(mafa,即“爷爷”),定期传召汤若望参加宗教与
政治会议,甚至允许汤若望在京城里建教堂。
顺治在宠幸的爱妃去世不久之后,突然于一六六一年驾崩,可能
是感染天花的缘故。大行未久,顺治幼子的四位顾命大臣旋即诋毁顺
治。这四位辅臣声称手中握有顺治皇帝的临终遗诏,并将公布之。根
据这四位摄政大臣的说辞,顺治罪己于背弃满人的尚勇文化,重用阉
党,信任汉官胜于满臣。这份遗诏写道,“明之亡国……亦因委用宦
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以
致臣工缄默,莫敢进言。”(注七)
居四位顾命大臣之首的鳖拜能征惯战,旋踵之间即独揽大权。这
四位摄政一改顺治皇帝的政策,处决了阉党的魁首,废除新设立的太
监衙署,并建立一套由满人监控的皇室内务制度。他们在农村地区贯
彻执行严苛的税赋政策。在江苏有个案子,朝廷调查一万三千名汉族
缙绅是否逃避税赋;结果至少有十八名缙绅遭公开处决,数千名缙绅
被革除功名。
汤若望亦被捕入狱,满人位居要津,汉族的博学鸿儒则遭贬抑。
为了切断台湾岛上反清复明势力与华东沿海地区拥立明室者的挂勾,以达到孤立台湾反清势力的目的,朝中摄政大臣断然强制沿海地区汉
人迁移至二十哩以外的内陆地区,而不顾其后果。以一福建省为例,据闻在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三年之问,就有八千五百名农渔民因而死
亡。迄于一六六○年代末,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顺治等人所
树立的顺应华夏政策,逐渐被摒弃于满洲保护主义的名义下。
阶级与对抗清王朝巩固政权之初,爆发数起肇因于各类经济与社会阶级冲突
的事件。前文曾概述李自成向世人宣称救民于涂炭,以及李自成与张
献忠二人如何憎恨缙绅与官员而将之杀害。一六四四年明思宗自缢的
消息足以使汉人心中的敌意加深加剧,引发事端:农民杀害地主,劫
掠或烧毁巨富之室,镇民反抗地方胥吏,或公开与乡村的农民团练作
战。有些豪门巨室所雇用的契工聚众骚乱,杀害主人,抢夺主人的财
产,在地方上划地为王。渔民则是加入海寇的行列,侵扰沿海。李自
成之流的寇首兵败被杀之后,各处仍爆发零星的农民反叛,终顺治一
朝,社会的动荡与骚乱不断。期间也有女性率领士卒而名噪一时。也
有下属不从上司号令,坚持采取抵抗政策,反倒激发清军对城镇的屠
戮。
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并不存在阶级战争概念所预设的那种僵
固的社会位阶,也不是人人皆能清楚意识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
位置。诚如我们可以在每一次事件之中辨识出社会的紧张关系,但是
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社会冲突往往跨越了阶级界线。李自成的大顺政
权即有几名出身名门的儒生。在富有的地主与农民反叛军的斗争之
中,农民可能自己组成民团来保护地主。逃到山区的儒士,他们利用
在地村民的力量来建构防卫性的网络,以阻扰清军的攻势。逃亡的明
室诸王,受到邻近东部沿海地区崇山峻岭中贫困百姓的帮助。镇民保
护他们的父母官。满洲人占据明室王孙贵胄的封地之后,就把土地授
予在土地上耕种的佃农,给于佃农们过去从来不敢奢望的经济前景。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是难以被明确界定的。我
们对阶级概念的历史意识,大都得自对封建主义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
社会此一进程的认知,而从研究中我们也了解到,这种社会结构的转
变是通过城市资产阶级的力量与代议制度,逐渐从嫌恶的贵族手中夺
取权力,不过中国社会里阶级界线的模糊难以辨识,经常令西方人感
到困惑不解。
诚如所见,阶级界线在十七世纪的中国难以明确界定,混乱了我
们对“阶级”的历史认知:即由城市资产阶级透过武力与代议制度,逐渐从贵族手中夺取权力,而导致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过程。
在明、清两代,也没有西方式的贵族。一旦王朝覆亡,即使贵为
帝王子孙,尊衔与地位也不复存在。所以在明朝,皇族皆享有尊衔,在封地上过着奢华的生活,如福王与桂王,而前朝元代的皇族后裔就
无法与之并存。同理,在一六四四年之后,先明贵族也成了寻常百
姓,满人自有贵族世系,或是努尔哈赤的后人,或是功勋显赫的武
将,或是满清龙兴之初即乞降的汉族将领。清朝的贵族系谱有其巧妙
之处,贵族分为九级,拥有爵位者一死,家族品第即下降一等:据
此,第三等贵族的后代可能降为第四等、下一代又降到第五等第。除
非有彪炳功绩,蒙圣眷擢升,否则贵族家庭最后也会沦为寻常百姓。
虽然无法从贵族的血缘或是明确的经济地位来界定“上层阶
级”,中国当然还是有“上层阶级”的存在,而满洲人在征服中原之
初也选择不去摇撼既有的上层阶级。上层阶级的形成要素有四:财
产、血统、教育、官僚地位。最有价值的财产仍然是耕地,不过清代
的上流家庭可能还拥有大量的银锭(银锭是官定的通货)、浩繁的古
籍藏书、古董字画、豪宅大院、田产,或者从事典当、药材买卖的事
业。
血缘系统有时称之为氏族或是同宗,这是将宗族势力扩展成一种
互为奥援的关系网络。各户可能要拿出一些家产,用来维持祠堂或祖
坟,以及家族私塾先生的束脩。权贵家族之问的通婚更是仪礼繁琐。
我们从现存钜细靡遗的族谱可以窥知这套血缘系统妥善维系、管理的
程度。
在清代,假若能谋得一官半职,就能有权有势,于是教育的角色
举足轻重。意欲进入官僚体系,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一般只有少数
人能凭战功而出将入相,靠金钱流通或是攀附王公贵胄而做大官的就
更少了。清朝延续明代的科考取士,不过想要考试及第却是困难重
重,因为考生必须背诵、研读指定的儒家典籍,或是孔子弟子的论
述,以及解释经典的注疏。这些科目都是以文言文应试,在语法结构
上与日常用语迥异。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财力让子弟追随同样通过科
考的名师学习,或拥有私塾以延聘社会地位相当的私人教师,不言可
喻,富家子弟比较有机会通过考试,在官场平步青云。就算没能当上
高官,至少可以因此免除榣役,也免于受杖刑。
在朋党相争的朝廷之上,或是饱受盗匪与兵焚威胁的农村为官,虽有危险,不过浮沉官场数年下来所获得的薪俸、津贴、特别规费,甚或不法贿赂,都抵得上进入官僚体系所花的成本,甚至还有余钱得以买地,以及教育子女。不惟如此,当这些官员退休还乡之后,先前
的资历还可以让他们享有地方官的保护。
因为这类上层阶级的财富大都得自土地,所以总是有可能与佃农
发生摩擦。明朝的官员察觉,如果地租过高,佃农就可能抗租,或是
以武力与地主相向。假若地主收回田地,佃农就可能沦为绿林盗匪或
其他形式的社会暴力。不过在十七世纪的中国,并没有单纯的地主─
佃农的阶级斗争,因为在土地上耕作的人,社会阶层互异。在一六四0
年代,对于每一次的“农民”武装反抗“士绅”的动乱,我们均须细
致推敲当地的经济活动以及人际关系。李自成、张献忠的叛乱,追根
究底,应该是源于挫折感的扩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而非无土地
者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敌对。
然而在这段过渡期间,社会与经济关系还是有深远的变迁。摄政
大臣鳖拜或许能威吓胁迫江苏的地方缙绅按时缴纳赋税,不过满人无
法有效清丈汉族富室的田产,而只有清丈土地才可能让朝廷建立一套
公平的地税制度。这是一项艰钜的工程,矛盾的是,它又必须仰赖地
方上的汉人,他们熟知地方风土民情,知道如何去执行地方税务行
政。地主百般推托规避,抱怨费钱耗时,硬是不让丈量田产的工作进
行。地税制度的改革政策无法贯彻,徒然让有能力于乱世蓄积土地的
家族,在承平时代进一步积累了更为庞大的田产。
某些当代中国史学家论称,基本上,满洲征服者与汉族上层阶级
结盟,导致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持续不坠,并抑制了城市中“资
本主义萌芽”的可能性。这点很难证实。虽然满人的政策确实让某些
家族更富有,不过仍有许多汉人士绅的思想延续了晚明东林党人的改
革主张,他们抗议满人的这类政策,而试图在职权所辖的地方实行公
平的税赋制度,不惜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这些士绅失败的原因在
于:一六四四年之后,朝中已经无人与其改革主张相唱和,其故旧均
在一六四五年先后亡故。不过到了十八世纪,有些建议已付之实行,只是功劳并没有记在他们身上。
特别是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江苏,自古以来文风鼎盛,抗清活动
主要是出自意识形态。在此一地区,领导抗清运动者有时能以地方上
的农民、镇民为后盾。换言之,具备奇魅(charisma)的上层阶级领
袖以民族大义跨越了阶级的鸿沟。在许多事件中,薙发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剂,不过部分儒生仍不忘前明,即使以身相殉也在所不
惜:奉献的伦理精神以及报效朝廷的理念,使他们能无视于历代在位
者的积弊陋习,并超越了贫富之问难以逾越的藩篱。假使满人意欲彻
底巩固政权,那就必须杜绝这类种族认同感;然而也正是因为满人在
一六六○年代实行强硬的排汉政策,才再次激发了这类认同意识。
注释
注一:梅谷(Franz Michael)。《满族统治中国的根源》(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New York,1965)页一二一。
注二:罗丝(Gertraude Roth),〈满汉关系,一六一八至一六三
六年〉(The Manchu-Chinese Relationship: 1618-636),见史景迁
与威尔斯(John Wills)合编!《从明到清》(From Mlng to
Chl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页九。
注三:前揭书,页十八。
注四:前揭书,页三○。
注五:司徒琳(Lynn Struve),《南明,一六四四至一六六二
年 》 ( The Southern Ming, 1644-166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页一二九。
注六:魏斐德,《洪业》(The Great Enterprl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页五五至五八:司徒琳。前
揭书,页四七,五八至六一。
注七:奥克斯南(Robert oxnarn),《马背上的统治》(Ruling
from Horsebac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页五二,五六。3 康熙政权的巩固
三藩之乱,一六七三至一六八一年
满清之初,皇帝皆是冲龄即位。皇帝若要长大成人,就必须迅速
茁壮。顺治趁着多尔衮突然辞世而亲掌皇权,当时只有十三岁。顺治
之子康熙在第一次挑战鳖拜时,也只有十三岁;一六六九年,康熙在
太皇太后与一群满洲侍卫之助下,以跋扈与欺君罪名将鳖拜治罪下
狱,当时康熙十五岁。鳖拜旋即死于狱中,康熙自此亲理朝政迄至一
七二二年,成为中国历代最受推崇的统治者之一。
青年皇帝主政之后,问题纷来杳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满
人治理之下统一天下。虽然吴三桂于一六六二年已敉平南明在西南的
势力,但是西南并未被彻底整合到北京的官僚架构中。对北京而言,西南各省地处偏远,朝廷鞭长莫及;且西南地带位处亚热带山区,骑
兵作战不易;此地边境非汉人的少数民族又为了保护家园而负隅顽
抗;再者,朝廷在此也没有忠贞的官僚。这诸多因素致使顺治与鳖拜
不愿把满洲军队投入此一区域,反而将中国的西南与南方委由一六五
○年代转战此地的三位汉将治理。
这三位将领之中,尚可喜与耿继茂均系于一六六三年归顺满清的
“汉军”,是满清问鼎中原的同盟。尚、耿二人分别向清廷输诚,特
别是在一六五○年,他们从明朝拥护者的手中夺回广州,并屠戮了广
州城内的守军。第三位将领是吴三桂。尚、耿、吴三人都受封为王,其子嗣皆蒙朝廷优宠,纳娶满洲贵族之女为妻;他们三人治下的领土
犹如独立王国,被称为“三藩”。吴三桂据云、贵两省,以及部分湖
南、四川境域,尚可喜镇广州,下辖广东全境与部分广西;耿继茂以
福州为根据地,统理福建一省。
三藩实际统治的面积约为西班牙加上法国。在三藩的领地内,朝
廷虽然派任各级行政官僚,不过实际上,举凡军务、民政、兴办科
举,与土著之间的关系往来、征收税赋等权力完全掌握在三藩手中。
三藩王不仅保有地方税收,独占互市贸易的利润,还不时向朝廷索求
钜额的财政补助,以换取他们对清廷继续效忠。一六六○年代,三藩
王每年接受朝廷的财政补助超过一千万盎司的白银。三藩将爵位视为世袭。一六七一年,尚可喜身患重症,便把军权
栘交给儿子尚之信。同年,耿继茂过世,其子耿精忠继承了统治权。
虽然现有的史料零碎片段,不过还是可以窥知,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
开始思索如何处理三藩的问题,而他身旁的群臣不论满汉,对于如何
处理三藩问题却莫衷一是。康熙不似群臣的戒慎,他为了国家长治久
安,不惧以兵戎相见。所以,当已届垂暮之年且久病缠身的尚可喜奏
请告老归返辽东故里时,康熙见机不可失,便欣然同意尚可喜的请
求。吴三桂与耿精忠意欲刺探康熙的心意,亦上书请求撒藩,康熙同
表首肯。其实,撒藩的请求只不过是用来试探康熙对于藩镇存废的观
感;一俟康熙做出彻藩的决定,双方之间的公开决裂就势所难免了。
若干康熙的重臣劝诫吴三桂平和撤出根据地,吴断然拒绝,而于
一六七三年十二月叛变,建国号“周”,并将大批的兵力部署在湖
南。耿精忠于一六七四年举兵叛清,率军固守福建,并派兵进入浙
江。尚之信软禁其父(尚可喜不改对清廷的效忠),于一六七六年加
入反顿的行列,他在广东部署重兵,并挥师北上江西。
三藩之乱正好考验南方和西南方汉人对清廷向心力的矛盾情结。
一六四○年代与一六五○年代战乱的幸存者,已经与清政权相安无
事,现在他们必须选择是否继续效忠清廷,或是转而寄望于吴三桂的
“周”朝政权。吴三桂下令恢复明代旧俗,蓄发易衣冠,藉此唤起汉
人的忠诚意识。吴三桂也广征博议,谁应为周朝开国之君,暗示假若
能够寻访到朱明族裔,即拥立他登基。况且,吴三桂以“周”为国
号,周朝在西元前一千年统治华北,并深受儒家所推崇。吴三桂致书
康熙,倘若康熙能彻离华夏,在满洲与朝鲜建立一王朝,那么他可以
恩赦康熙。康熙当然拒绝了吴三桂,并处死留在北京充当人质的吴三
桂之子吴应熊以泄恨。
吴三桂的军队兵强马壮,又坐拥庞大的行政与经济资源,比起先
前南明的福王、桂王,吴三桂及其拥护者更有胜算。更何况,整个南
方与西部,忠于满清政权的汉人已被包围,而且人数也居于劣势;虽
有不少人不愿向三藩称臣──有的逃入山区,有的装病,还有人自残
手足──但多数仍迫于环境屈从三藩。三藩兴乱几乎瓦解了清朝政
权。至少表面看起来,满人几乎断送掉长江以南的控制权,若是如
此,整个王朝就会处于分裂状态。不过随着下列五大因素发展的结果,中国依然维持一统(这对后
来世界历史的发展,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第一,吴三桂对于是
否跨越湖南挥师北上,直抵一六七四年当时吴驻防的所在地,显得举
棋不定、踌躇不决。第二,康熙虽然年少,不过却有能力团结朝中各
大势力以资后盾,擘划长期的作战方针与防守战略。第三,部分满洲
武将虽然年轻,未经战火洗礼,但仍英勇、顽强地反击吴三桂。(康
熙本人并未御驾亲征。)第四,三藩王彼此不能协调作战,而任何一
位藩王又都无法持续发动攻势打击清军。第五,三藩无法号召明室的
拥护者,因为他们了然于胸,昔日三藩曾积极与满人合作。
况且,三藩本身的品行也无法扮演好匡复明室的新角色。吴三桂
逐渐陷溺于逸乐;另一方面,暴虐无道的尚之信曾纵猎犬噬人,比起
先前的反贼张献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耿精忠则是生性软弱无
能,于一六七六年向满清俯首称臣,自此之后,三藩就无法采取协同
行动。翌年,尚之信继耿精忠之后向满清乞降,尚之信的投降,显然
与吴三桂坚持派人入粤任官有关,而尚之信向来以广东为禁脔。
吴三桂最后在一六七八年称帝,但是为时已晚,也不具任何意
义。同年稍后,吴三桂死于痢疾,结束了六十六载风风雨雨。吴三桂
的孙子以吴的名义继续作战三年余,后在昆明误陷圈套而自尽。吴三
桂的追随者,连同耿精忠、尚之信一起伏诛。尽管康熙接受了耿、尚
二人的投降,并保留藩王的头衔,但康熙断难容忍像耿、尚这类的人
存活在世间。
一六八一年,三藩之乱敉平,曾经主张对三藩采取强硬路线的大
臣即受到康熙重用:虽然康熙君臣决定撒藩几乎葬送大清基业,不过
他们最后的获胜意味着中国从此将更为强盛。康熙严惩支持叛乱的重
臣要员,毫不留情,但下令宽宥战争中的俘虏。诚如康熙所言,他们
不过显露出“一时贪生畏死之恒情,若大兵所至,概行诛戮,非朕救
民水火之意。”皇帝同样宽待在战乱中遭“贼逆”(康熙通常称之为
“贼”)掳获的妇孺:“但贼营妇女,多系掳掠胁从,破贼之后,凡
所掳难民子女,许民间认领。”(注一)
随着藩王尽诛,树倒猢狲散。新任的总督与巡抚──多数为绿旗
营汉军──被分派到叛乱的各省就职,将之整合进康熙治下。这些地
区的赋税开始流进北京的府库,随着财政大权的收回,南方与西南的科举考试亦回归由朝廷举办,人才也慢慢回流到中央。不过饱受兵焚
之灾的生活则很难在短时间恢复旧貌。三藩乱后整个康熙年间,湖
南、云南、广西、贵州等地沦为边陲地带,而康熙本人的不信任感依
然长驻心头。只有少数出身上述省分者被授予高官厚爵。康熙本人虽
爱游幸,不过足迹也不逾江南。康熙口中的“南方”是南京与苏州,易言之,真正的南方与西部省份并不在他巡幸的范围之内。三藩之乱
带给康熙的震撼,以及他决定三藩“告老还乡”之后,黎民百姓又是
如何生灵涂炭,凡此皆深烙心头。不过,康熙从未后侮作出彻藩的选
择。
台湾与海上的中国
台湾融入中国的历史始自十七世纪之初。明末,台湾依然鲜为人
知:海相危迨,台风频仍,沿海有浅滩拱卫;西部平原连绵错落,后
有崇山屏障,与世孤绝。台湾本地不友善的原住民令外来的探险家或
移民望之却步。不过还是有少数来自广东、福建各港口的商贾涉险渡
海,与原住民进行鹿皮、鹿角的交易,并在岛上的西南部形成小型聚
落。中国与日本的海寇也在台湾西部建立避难所。
一六二○年代,台湾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一度,遇难的海员与
传教士是岛上唯一的欧洲人。当时,葡萄牙人曾一探台湾,名之为
“美麓之岛”(Ilha Formosa);但后来决定撒离,而以澳门作为在
东亚活动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北台湾的基隆建立小型据点;信奉新
教的荷兰人则在一六二四年于台湾南部安平小镇修茸“热兰遮城”
(Zeelandia)。迄于一六四○年代,荷兰人驱逐了岛上的西班牙人与
残余的日本海盗,而在台湾、东印度群岛(East Indies,今天的印
尼)的荷兰帝国,以及中国东部沿海的商贾官员三者之问形成贸易网
络。由于受到贸易利益的吸引,有部分汉人移民先后聚集在西班牙
人、荷兰人据点四周,其余则赴台湾西部平原拓荒垦殖。
一六四○年代、一六五○年代间,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尽量避免介
入残明势力的抗清活动,然而随着沿海战事的发展以及荷兰人与明室
拥护者的互动往来,荷兰人无法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当时,权势富
室的郑氏家族是游移于福建、台湾、日本南部海域的海盗兼贸易商,郑氏家族的首领(译按,郑芝龙)最后受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封爵。
郑芝龙虽然于一六四六年投降清廷,不过他那性格刚烈的儿子郑成功却拒绝随父降清。郑成功率领部舰继续拥立四处流窜的南明政权,即
使郑成功已经退守台湾岛,在名义上则一直奉朱明为正朔。
这位杰出的海将即史上所称的“国姓爷”(明朝赐郑成功国姓,西方人把闽南语发音的国姓爷译成Koxinga),出生于一六二四年,母
亲是日本人,所以郑成功的成长背景也反映了国际贸易与文化关系的
多语系世界。郑成功父亲的贸易网络从长崎(Nagasaki)绵延至澳
门,在位于厦门附近的营垒中可以发现奉基督教与佛教圣像的礼拜
堂,也以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逃脱的黑奴充当卫队,而船只可以直
抵营垒之内。
整个一六五○年代,郑成功的船舰一直都在华东沿海地区与满清
作战,同时在他的控制之下,厦门成为一个国际转运港。郑成功甚至
组织十家销售丝、奢侈品以及糖等商品的商行,以交换海军所需军品
与火药来补给船舰。郑成功直到一六五九年正面攻击南京,才遭逢军
事重挫。满清大军逼临厦门,郑成功作出攻击热兰遮城的大胆决定。
或许是受到曾担任荷兰通译、并熟悉热兰遮城防卫布署的汉人相助,郑成功顺利进围热兰遮城;虽然郑成功轻易就占领热兰遮城周围的田
野,杀死荷兰人并虏掠其女子,不过堡垒里的荷兰人却负隅顽抗了九
个月之久。到了一六六二年二月,荷兰人才投降,并与郑成功达成协
议,把荷兰人全部撒至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巴达维亚城(Batania),而
荷兰人留给郑成功的财货与资金估计价值逾一千万盎司白银。
郑成功的成功美景并不长久。由于他不归顺清朝(他的母亲被清
军杀害已久),父兄在北京被处死。消息传来或许因此内心难平,于
是他开始凌辱臣属,不假词色,严待儿子,后于一六六二年辞世。
虽然摄政鳖拜在一六六一年悍然强令沿海居民迁徙,不过仍无法
令台湾归降满清。满清曾与荷兰人联手围堵仍在福建沿海的郑氏家族
残余势力,不过两次预备在一六六四年与一六六五年征讨台湾的计划
都无疾而终。满洲铁骑毕竟不善于海战,况且一六七三年之后,大批
清军被三藩之乱所牵绊,使得台湾的郑家可以继续发展、繁荣其贸易
与商业势力:随着沿海居民的迁入,汉人人口在郑成功儿孙治下迅速
膨胀,总数已逾十万人,生产大量米、糖,并从事颇有规模的制盐、精糖、造船等商业活动。即使三藩之乱结束后,康熙仍觉得无力从郑家手中夺回台湾,于
是令郑芝龙麾下的水师将领施琅率军远征台湾。施琅早在一六五○年
代就归降康熙。康熙这步棋非常高明,施琅不仅能征善战,而且施琅
降清之时父兄儿子皆遭郑成功杀害,施琅势必全力以赴。
施琅按部就班,谋划战略,而从三百艘战舰这个数字可以窥见,尽管当时中国海上力量还有待发展,但是潜力实不容轻忽。一六八三
年七月初,施琅率舰出闽,在澎湖群岛附近大败郑氏。
三个月后,台湾投降,康熙或许不愿见到平三藩时血流成河之
烈,因此厚待投降的郑氏家族与降将,授之以爵,并允其定居北京。
郑氏残部多调离台湾,用以充实北方边防,以御俄人。关于如何处理
台湾,朝廷百官曾激辩多时。有人建议应该完全放弃台湾,不过施琅
则是力陈以台湾为屏障,使中国免受荷兰战舰的侵扰。康熙最后裁决
将台湾纳进帝国版图。台湾成为一福建省的一个府,首府设于台南,府下设三县,每县设置县令一名。康熙也派遣一支八千人的清军永久
驻防岛上,而岛上原住民的部落地区与狩猎场域受到朝廷的尊重。除
此之外,清廷还审慎限制汉人移民台湾。
康熙这种矛盾的措施反映了清朝(之前的明朝亦然)有关海外贸
易与殖民政策的模棱两可。中国的统治者对贸易基本上是不信任的,认为贸易活动会带来紊乱失序,担心贸易活动会将军情泄漏给外国强
权,造成贵重的白银大量外流,滋生海寇和其他犯罪。因此,即使郑
氏家族败亡之后,清廷放弃强制迁移沿海居民的政策,不过仍透过厦
门等沿海城市实施特许与限制船只吨位的措施,以控制与台湾之间的
往来。
但对于华东沿海昌盛的商业世界,这些政策并不切实际,结果徒
让东部沿海地区职掌海上、沿岸贸易的要员坐享暴利。汉族包衣吴兴
祚透过父亲的人脉关系,在福建的官场上扶摇直上。一六八○年代之
初,吴兴祚为了取得两广总督的职位,支付的贿款总计超过一万盎司
白银。吴兴祚得到一干特派官员之助,将大批人口迁回沿海,所分配
的土地近乎五十万英亩,人数则超过三万人。吴兴祚在福建省的同僚
则是将逾五十万英亩的土地分配给四万名先前居住在此地的百姓。吴
兴祚还监督抄缴尚之信在广州的随扈、商贾的家产:其中一名商人所
积累的家产超过四十万盎司白银。国家从合法的对外贸易中可课征十分庞大的税收,而历代也不乏
统治者善加利用之。但是除了设置四个海关衙署(分别位于广东、福
建、浙江、江苏),以及试行对外国进口商品课征百分之二十的进口
税外,清政权未能建构必要之机制,而是采取佣金制或专卖。随着十
八世纪更强势的西方贸易商抵达中国之后,这项决定就产生致命的后
果。
清廷严禁移民台湾,却无法贯彻这项措施,结果台湾表面上受行
政管理机制羁糜,实际上则沦为难以驾驭的化外边陲、紊乱不堪的失
序社会,从康熙一朝的记战可一窥渡台开垦的人士:一群来自福建省
的兄弟以低价向原住民承租土地,以汉人的灌溉方法大大改善土质。
施琅的一位亲戚至北台湾定居,他用自己的家产去闭发荒地,并从人
口较为密集的南台湾雇用游民。一个来自广东的汉人娶原住民头目的
女儿为妻,并充当岳丈的通译,后来他将部落的土地租给其他汉人移
民牟利。凡此或许不能算是传统汉人的典型模式,不过他们却有助于
为中国传统帝国增添新的成分。
劝服儒士
南明诸王的顽强抵抗、郑氏家族所获得的拥护,以及三藩之乱的
迅速蔓延,几近成功:这些都说明清政权并不受汉人拥戴。康熙从即
位之初,一方面肯定满洲贵族崇尚武勇的活力与坚定的政治立场,另
一方面也设法让汉人相信,他对汉人传统文化的推崇。藉着谋求两者
的平衡,来处理此一问题。
要引起满洲人的共鸣比较容易。康熙幼年罹患天花而无恙是其得
以继位的原因之一。康熙身强体壮,对狩猎、射箭之术兴趣浓厚,并
精通骑术,因此康熙能策马远行,深入满洲人的发源地。曾经与康熙
并辔完成这趟旅程的精锐侍卫与满洲贵族,一直都对主子忠贞不贰;
虽然他们关于国家政策曾有过严重的歧见,不过在康熙早年遭逢的种
种危机中,他们一直坚定拥护康熙。康熙的祖母(也就是皇太极的遗
孀)十分宠爱康熙,她凭恃着家族的关系,大权在握。康熙的皇后与
众嫔妃(康熙十一岁初婚,娶一位反鳖拜摄政大臣的孙女)的家族势
力,成为康熙政权的有力后盾。康熙在北京城内满人信奉的“萨满
教”(shaman)寺庙举行隆重典礼;重用满人与汉人,命满洲贵族执掌“内务府”藉以抑制宦官的势力;宫中杂役则由汉人包衣来担任,而不是太监。
然而,要争取汉人人心就较为棘手。满人说他们于一六四四年入
关的目的,就是要为明崇祯皇帝复仇,不过多数汉人无法接受这番托
辞。纵然满人所言属实,但根深柢固的忠君思想,议不少汉人在听闻
崇祯皇帝驾崩之后自裁殉国,也有人执戈反抗满人,烬管最后证明有
些反抗是会出人命的,有更多的汉人宁可选择纵情山林,遗世独立,不愿侍奉新朝。
这种辞官退隐的作法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合理化,而康熙亦正是立
足在儒家思想上,去面对汉人的抵制行为。儒家训诲在中国社会里是
不容挑战的。不过到了十七世纪中叶,对于儒家思想的真实底蕴为
何,看法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孔子曾论道,有德者不应侍奉无道
之君,假若有必要,有德者必须为捍卫理想原则而成仁。
自从康熙圈禁摄政大臣鳖拜之后,康熙表现出对儒家丰富遗产的
崇慕之意。一六七○年,康熙颁布十六条箴言,意在总结儒家思想的
道德价值。“圣谕十六条”强调社会关系的等级秩序,以及仁慈、服
从、俭约、辛勤工作的美德。康熙又挑选一群满汉大学士,与之精研
四书五经。从朝廷的记载可以看出康熙的进步,遇有疑难处便向先生
请益。皇帝研读儒家经典、勤练书法的消息被“走漏”给群臣知悉
后,群臣盛赞康熙是“圣君”。满汉人大学士还把“圣谕十六条”翻
译成口语体,以利康熙的伦理观点向黎民百姓传播。
朝廷的权力之所以至高无上,部分因素在于科举考试受朝廷所控
制。顺治恢复了这套考试制度,康熙则是每隔三年开科取士,即使三
藩作乱期间,科考也并未中辍。不过令康熙感到不快的是,许多满腹
经纶的博学之士不愿参加科考,藉以表明他们身为明朝遗民,不愿出
仕而背叛明朝。一六七九年,康熙提出一个巧妙的解决办法,在每三
年的科举取士之外,他又下令各省荐举人才,参加朝廷的“博学鸿词
特科”,以网罗高才博学的贤良。虽然还是有人坚持不赴北京参加考
试,有人则是不愿被列入荐举之林,不过这项举措还是收到成效。这
次特科共录取五十名,大部分的学者来自江南,同时,为了刻意表彰
这群名儒硕彦对前朝的忠贞,高中特科者均奉命入馆佐修明史。尽管康熙皇帝尽其所能笼络前朝的山林遗老,不过许多汉人仍对
新朝心存观望。有不少文士私自搜集明史相关资料,以期自撰历史不
受朝廷监控。因此,如扬州、江阴英勇抗清的城镇虽是功败垂成,不
过其事功皆能载入史册,流芳百世。有些曾经在家乡抗清的学者,不
理政事之后便撰写晚明东林党或与类似学社的改革儒士的事迹。
这段期间,有三位儒士以其作为、文章而负盛名。一位是湖南人
王夫之,他在一六五○年返回故里之前,曾经有数年在西南桂王的流
亡朝廷为官。王夫之倾力攻击王阳明信徒的个人主义式哲学,认为阳
明学派陷溺在个人意识中寻求道德基础,结果断丧了时代的道德意
识。王夫之同时还撰写了一部关于桂王小朝廷的历史,并细加品评先
前政权的专擅,这些文字若是让清军发现的话,王夫之恐怕难逃杀身
之祸。
第二位是浙江人黄宗羲,他的父亲积极拥护东林党与其他改革
派,于一六二六年遭宦官魏忠贤下令杀害。黄宗羲有数年在东部沿海
地区随南明藩王作战,并在山区内修筑防栅以阻扰清军的前进。黄宗
羲在一六四九年退隐,专心治学。黄宗羲不仅细心撰写明朝重要人物
的传记,还试图分析政府的制度结构。他主张回复远古的理想社会,由儒士担负社会的行政工作,并以道德教化的力量来管理,取代当时
过分集中化的体制。大部分的中国政治思想家在探索改革之道时,均
倾向于思考如何改变介于皇帝与百姓之问的宦官与官僚的行为,但黄
宗羲本人却独树一格地认为帝权应该受到制约。
这三人当中以顾炎武最为知名。一六一三年,顾炎武生于江苏,由寡母抚养成人,顾母以严守道德礼教而闻名于乡梓,顾炎武恪遵儒
家思想的伦理诫律。晚明时期,顾炎武曾通过乡试,但眼见当时的政
治、道德乱象,便潜心钻研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政府体制与军事兵
法。一六四四年,顾炎武曾经短暂辅佐福王抗清。顾炎武的母亲因不
愿屈从新的征服者而饿死,令顾炎武深为感动。她在给顾炎武的遗书
中有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亦不可辱,尔当读书隐居,无仕二
姓”。(注二)
虽然顾炎武并未踵继母亲,不过他确实将母亲遗言铭刻在心,余
生(他死于一六八二年)都在旅行、反思、研究。他甚至离开富庶的
江南家乡,迁居陕西的不毛之地。顾炎武著述立说,一如同时代的王夫之,以抗衡强调形上学二元论(metaphysical dualism)与直观意
识而造成道德空洞化流弊的儒家主流学派。顾炎武单骑走遍大半华北
地区,考察耕作方法、开旷技术与商人的票号制度,以观察所得写下
一系列的文章,试图为严谨、实证的学术研究奠下基础。
顾炎武在卷轶繁浩的著作中,主要关注的议题集中在政府体制、伦理学、经济学、地理与社会关系,并十分重视“朴学”
(philology)的方法,他认为朴学的方法是考证中国古代学术遗产真
实意蕴的重要工具。顾炎武特别推崇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
二○年)学术不事雕琢,法度严谨,且无虚玄矫饰。尽管顾炎武声名
鹊起,但他依然不参加清廷举办的所有科举考试(包括一六七九年的
特科),也不参与由康熙所推动的编修明史工作。顾炎武辞世后,许
多学者推崇顾是一位严谨通透的治学典范;顾炎武的著作在十八世纪
对中国思想有深远的影响。
然而不独文士、武夫反抗清廷。有许多清初画家也以艺术作品表
达心中的愤慨和对新政权的疏离。透过大瞻的创新、古怪的画风以及
留白的运用,呈现出一个萧瑟失衡的世界。孤松奇绝,荒山磷绚,林
木郁郁,以厚实的笔法跃然纸上,偶有孤鸟游鱼,这都是此类艺术家
常取材的主题。其中几位出类拔萃的画家,如石涛或八大山人,他们
均与朱明王室有血缘关系,在满清入关后遁入深山僧院。八大山人以
沉默来表达对满清政权的抗议。他在自家门上写了一个“哑”字,从
此默然不语,即使是大醉或热中创作时放意狂笑或仰天长叹,也不曾
开口说话。但石涛则是渐渐涉身社会之中,开始与其他的学者、艺术
家论交,即使是这些人曾经侍奉满清政权,他偶尔也会受托于富裕雅
士设计庭园。
我们的确可以循着清廷笼络文人的脉络来写一部历史。那些并未
出仕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仍有可能被好友或金钱的承诺所引诱。
编修书籍最能凝聚文人的精力。康熙延揽博学俊彦,使之编写字典、百科全书,记录朝廷活动,搜罗古文与古诗。也有王公大臣赞助学者
从事地理研究与地方志的编修,于是学者游历不辍,搜集写作材料,然后返回舒适宅邸提笔撰写。也有官员聘儒生任幕僚,责轻事少,便
有更多闲暇来规抚创作,或为小说家,或为短篇故事的作家,或为诗人、戏曲作家。其结果就是在异族的血腥统治下,中国文化依然能在
十七世纪末大放异彩。
最后,透过孔尚任的艺术手法,明朝遗民抵抗与忠君的题材为康
熙一朝所接纳。孔尚任生于一六四八年,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子孙,此
时满人已入关。孔尚任的父亲是明代知名的学者,孔尚任本人深受明
朝覆亡与明代遗民的事迹所吸引。孔尚任在四十几岁谱成一出广为流
行的戏曲《桃花扇》,情节描写一位耿直的文士与其所爱的女子,以
及他们如何经历南明福王朝廷的苦难折磨。这位女中豪杰抗拒南明权
奸的求欢,以扇子敲击奸邪,致使血洒扇面。一位画家将扇面的血迹
缀饰成桃花盛开的模样,这出戏就是以此为名,从桃花扇这个出色生
动的隐喻可以看到,晚明时代隐伏在道德与知性生活背后那种暴力与
美感的交融。在《桃花扇》的剧末,晚明的抗清行动徒劳无功,高风
亮节的遗老纷纷遁避山林,不愿接受清廷的招降入朝为官,这对恋人
也遁入空门。在剧末的一幕,这对恋人与一位友人同叹:
千古南期作话传,伤心血泪洒山川,仰天读罢招魂赋,场子江头乱瞑烟。(注三)
到了一六九○年代,《桃花扇》已经在康熙的朝廷之上传唱,孔
尚任的戏曲深受宫廷中人所喜爱。孔尚任为文捕捉到听众的情绪:
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胪列
则珠海珍山。……。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诗酒风流,今时王谢
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望歌靡麓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
故臣遗老也;灯摇酒阑,欷嘘而散。(注四)
此类人物或许满腔念旧情怀,不过终究得设法与当道异族和平共
存。
廓清边疆
外国的压力(至少是某些外国技术的成分)在清初已愈加随处可
见了。即使对外国风土民情既无了解、亦无兴趣的人,其生活也有可
能受到外国器物的影响而为之改观。例如,孔尚任还没写《桃花扇》的时候,视力已开始在慢慢衰退:他曾以诗来描述他如何重拾文人生
活,字里行间满溢欣喜之情:
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坳。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晴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注五)
孔尚任拜自澳门进口的欧洲技术之赐而重获视力,这得多亏朝廷
并未下令摧毁这座葡萄牙人的基地。一六六○年代期间,“迁海”政
策作为朝廷征讨台湾战略的一环,因此下旨命水师封锁澳门,所有居
民悉数撒离。并严禁葡萄牙的船只进出,并以夷平澳门相要胁。但
是,地方官员鉴于地方居民的经济利益,并未贯彻朝廷的旨令。另一
方面,通过外交使节多次觐见,加上京城耶稣会士的支持,并在一六
七八年呈献康熙一只非洲狮子,康熙龙心大悦,葡萄牙人终于说服朝
廷让他们继续保有澳门,作为在东亚从事贸易活动的根据地。
不过对葡萄牙人的宽待并没有泽及俄罗斯人。晚明官员与顺治皇
帝的阁臣十分清楚,俄罗斯的猎人与移民逐渐迁入东北边境地带。一
位俄国使节曾与朝廷交涉,希望允许俄国定期派遣贸易商队到中国,不过康熙虑及此举可能会让俄国影响到边境部落对朝廷的忠诚,曾一
度试图将数个边境部落南移,迁离边界,建立一块无人的缓冲地带以
使中俄隔绝,这样的设想或许是模仿摧毁明郑所采取的迁海政策,不
过此计终因耗费人力财力且不切实际而作罢。
事实上,康熙已经筹思多年,准备对俄罗斯人在黑龙江(Amur
River)流域的雅克萨(AlbaZin)城发动攻势。台湾在一六八三年归
降之后,部份残余的郑家军被送往北方,参与攻俄战事。郑家军的海
战战术对康熙十分有价值,因为康熙需要利用水师巡弋北方河道。南
方战事告捷后,康熙下令集中兵力攻击雅克萨城,经过一番激战,雅
克萨在一六八五年被清军攻陷。康熙下令放弃雅克萨城,但是清军的指挥将领并未从命,还焚毁了俄国移民在此地种植的大批农作物。于
是位于希尔喀河(Shilka Rivcr)西岸的俄国第二大贸易基地尼布楚
(Nerchinsk)的驻军将领,命人预先在冬季来临之前预备粮食,重新
占领雅克萨城。
康熙闻讯大怒,遂于一六八六年第二度下令攻击雅克萨城,但遭
俄人顽强抵抗。不过,俄国的统治者担心面对清军坚决反对,他们是
否有能力再占有这片庞大的领土,于是决心求和。双方透过精通拉丁
文与满文的耶稣会士居间翻译,于一六八九年在尼布楚会面签约。就
其长远的效果来看,〈尼布楚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
一,因为条约所划定的疆界大致维持至今。在最富争议的区域,两国
边界定在格尔必齐河与额尔古纳河。俄国放弃雅克萨城并将之焚毁,整个黑龙江流域地区尽归大清所有。两国的逃兵各自遣回,双方互市
贸易,但是进行贸易的商人必须持有清廷核发的有效文件。
藉由武力征战,台湾被划归为中国的版图,澳门的葡萄牙人受到
未以条约规范的宽大对待,而维持原有的半独立状态。不过就俄国的
例子而言,中俄双方是以一种主权对等国家的地位签订条约。清廷这
种作法虽然背离了传统中国一贯的对外模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自
从清朝开国以来,朝廷对待俄国的事务并不是交由职司荷兰、西班
牙、葡萄牙诸国之夷狄关系的“礼部”负责,而是责成一特别的衙署
“理藩院”来处理。理藩院是由皇太极所设立,本来是为了处理与蒙
古人进行外交与商业往来时所滋生的问题。将涉俄事务委交理藩院,象征朝廷承认这是特殊个案,对于涉及远北边界纠纷,必须以不同于
对待东南沿海的方式来处理。
大清之所以与俄国签订条约,主要是考量西部的准噶尔部落:清
廷深怕俄国人会与这些强悍的游牧战士结盟。准噶尔部落笃信达赖喇
嘛(准噶尔部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而噶尔丹(Galdan)又为一
代雄杰,准噶尔部在今日外蒙古和青海人烟罕见的地区徙牧,可说不
受羁束。到了一六七○年代末,噶尔丹依序占领喀什噶尔、哈密、吐
鲁番,控制了这些广为居住的回民城市,以及旅行商队往来中国与地
中海之间的通衢。这些地方的部落与噶尔丹交恶,在被噶尔丹击败后
东逃,压迫到甘肃。准噶尔部落战士大举迁徙令康熙惶惶不安,唯恐
俄国与准噶尔部落结盟。然而结盟一事并未成真,康熙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派兵
(由康熙的兄弟率军)攻击噶尔丹。在长年征战之后,康熙决定御驾
亲征,痛击噶尔丹,而康熙之所以敢于冒险,可能是康熙认为成功击
败俄国乃得力于他本人而不是其将领的谋划。清军粮食辎重补给得
宜,约有八万大军,兵分三路西进:康熙御下的部队横跨戈壁沙漠,向准噶尔北方的克鲁伦河(Kcrulcn Rivcr)挺进,一六九六年,噶尔
丹被逼入死角而在昭莫多(Jao Modo)一役中战败。隔年,噶尔丹
殁,所属部众纷纷归附清廷。
成功绥服准噶尔是康熙皇帝亲政以来的全盛阶段。此时康熙四十
二岁,他乐于享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兴奋与濒临危险的刺激快感:战
事结束后,康熙即刻修书给北京朝中的一位宠臣(译按,敬事房总管
顾问行),信中提及朗朗睛空、美味珍馐、瑰丽奇景,无不令康熙感
到愉悦。“今噶尔丹已死,其下人等俱来归顺”;一六九七年春天,这位皇帝在信中叙述,“朕之大事毕矣……蒙天地宗庙护佑成功,朕
一生可谓乐矣,可谓致矣,可谓尽矣。朕不日到宫,另为口传,今笔
墨难尽其大概而已。”(注六)
但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每一次解决总是会带来新问题。该区域的
权力政治并不因为噶尔丹的死就获得解决,而康熙也发现自己在达赖
喇嘛遭谋害、且推举出不适当的继任人选时,又身陷准噶尔各部大汗
之间复杂的斗争中。不过这也让康熙以执行正义的报复为名出兵西藏
(犹如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的藉口);他下旨兵分两路,一经由青海
湖,另一取道四川入西藏。一七二○年秋天,这两支军队在西藏首府
拉萨会合,忠于清廷的达赖喇嘛即位。从此以后,中国开始以军事介
入西藏的政治。
约在同时,由于台湾岛上生活不定,以及清廷统治失当,一名随
同官员抵达台湾的奴仆,名叫朱一贵的福建人,与五十名歃血为盟的
弟兄高悬反叛大纛。一方面是时代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姓
“朱”,是明室的国姓,所以朱一贵的叛变能吸引数百名追随者,并
一度占领县治,在台湾自立为王。不过朱一贵的政权只维持了两个
月,最后被水师提督施琅之子率军掳获,而在三十八年前率先攻占台
湾的正是施琅本人。尽管清廷无法彻底解决根本的地方问题,但已证明他们有能力迅
速、有效地回应边境萌发的两次危机。一七二二年,康熙皇帝驾崩,西藏、台湾两次战役也标帜出清朝向西南和东方延展的极限。就在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满洲人祖宗的龙兴之地获得确保,论势力
之深之广,史上只有少数朝代能与清朝相提并论。
一份混杂的遗产
康熙皇帝的威名是建立在他追求统一不遗余力以及对外政策充满
活力之上。康熙对自己的决断力颇为自豪,因而时常独排朝中满、汉
大臣之议;所以当捷报传来时,康熙便自居功绩。不过,在几件大事
上头,结果也不尽如他所愿,而留给后继者一个治丝益棼的乱局。其
中又以三方面为最:环绕在太子胤礽周遭的争议,与天主教传教士的
关系;以及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
康熙亲政之初,亟欲避免一六四○年代摄政大臣多尔衮、一六六
○年代鳖拜把持朝纲的历史重演。因此,当康熙的皇后于一六七四年
产下胤礽,康熙即册立他为储君。因为胤礽的生母难产病殁,所以胤
礽的出生便有了命定的意味,胤礽与其他异母弟弟十分疏远。
胤礽所受的教育是要为天下表率,依循儒家道德诫律,兼修满洲
人擅长的骑射之术。康熙挑选最博学的大学士任太子傅,详细查考功
课,并重视太子品行操守的涵育和文史的修养。胤礽渐渐参赞政务,一六九六至一六九七年,当康熙御驾远征噶尔丹时,胤礽坐镇北京。
康熙甚至一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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