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路去中国：西方人与中国皇宫的历史纠缠 祝勇著.—北京：人

    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3416-8

    Ⅰ.①远… Ⅱ.①祝…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50973号

    责任编辑 赵萍 薛子俊

    装帧设计 崔欣晔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81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印 张 14.25 插页 1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19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416-8

    定 价 7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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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33595文前辅文

    去中国就如同登上月球一样吗？等我回来的时候，会告诉你们

    的。

    ——[美]苏珊·桑塔格新版序

    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

    2011年是我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结束了在刘梦溪

    先生门下的博士学业，入故宫博物院，幸运地成为故宫的一名研究人

    员。也是这一年，我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两本书——

    《纸天堂》和《辛亥年》。这是我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以前出版的最后

    两本书。有意思的是，这两本书都与故宫(紫禁城)有关。前者透过

    西方人的视角探查中国历史，尤其是宫廷的历史；后者透过宫廷的视

    角观察革命。在我进入故宫之前，我的写作，也在一步步向故宫靠

    近。

    这一本《远路去中国》，正是《纸天堂》的修订本。关于此书的

    写作动机，我在三联版的自序里已经讲过，此番修订，补充了一些新

    的材料，尤其是新发现的珍稀照片，以增加历史的现场感。但在这

    里，我想说的是，透过西方人的视角看待故宫(紫禁城)，无疑可以

    增加我们观察这座宫殿的维度。因为故宫不只是中国的，也与“世

    界”相连。厚重的宫墙，并不能把宫殿隔开，使它自外于“世界”，沦为一座华丽的孤岛。实际上，自元代以后，人类就启动了全球化的

    进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身份不同，心思各异，却一头扎入奔向

    东方的漫长旅程，而紫禁城，正被他们视为它最辉煌的终点。在马可

    ·波罗的时代，他们或许还有些形单影只(马可·波罗与自己的父

    亲、叔父同行)；在利玛窦的时代，就已成群结队；到马戛尔尼的时代，政府业已组织公费参访团；而到绿蒂的时代，已变成有组织的侵

    略战争。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介入到宫殿的命运，历史的发展逻辑，也

    如草蛇灰线，隐含其中。至于英国人呤唎，虽然未曾进入过北京紫禁

    城，但作为参加过太平天国的一个外国人，他曾目睹过南京天王府

    ——可以被视为太平天国的紫禁城，而那座城的风吹草动，亦牵动着

    北京紫禁城的神经。

    马可·波罗曾经走进的元朝故宫(紫禁城)已经消失，明朝在元

    朝故宫的基础上建起新的宫殿，到2020年，就整整六百岁了。六个世

    纪中，它与“世界”的联系未曾间断，即使在“闭关锁国”的年代，也不曾“闭关锁宫”。宫殿是中外交流的“特区”，比如西洋“自鸣

    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入紫禁城的，万历皇帝很快为之沉

    迷，难以自拔，到雍正、乾隆时代，这些西洋钟表更是在宫殿里大量

    繁殖，技术上也日趋复杂，写字人钟，甚至可以写出满文和蒙文。乾

    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西洋某国赠送 的一套机械系统(机器

    人)，十八个铜铸伶人竟然可以演出全本《西厢记》，每以钥匙上弦

    启动，张生、莺莺、红娘、惠明、法聪这些“角色”便从箱子里走

    出，身段交接、揖进退让，与剧情完全吻合。

    人们对故宫有一个误解，即：故宫是中国文物的大本营，这不

    错，但不够，因为故宫也收藏着很多外国文物，说它是一座世界文物

    的博物馆，也不为过。比如故宫就庋藏着公元7—8世纪印度、尼泊尔

    的古佛像，明清两季大量的西洋科学仪器和钟表，日本江户至明治时

    期的绘画、书籍、瓷器、珐琅器、金属器、漆器、织绣等。这些收

    藏，是岁月失落在故宫(紫禁城)里的遗物，也证明了这座宫殿的深

    邃与广大。东西方的历史互相影响和激荡，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故宫(紫禁城)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站在这个视角上看，历史才

    能豁然开朗。“故宫学”的创始者郑欣淼先生一再指出“故宫学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我庆幸这本书暗合了“故宫学”的开放视角，尽管

    它只是一本写历史的随笔，讲述的是宫殿布景下的人与事。自序

    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

    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

    惠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

    然失色。正是这句话，为我多年的写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编辑生涯的

    1998年，对于我的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开始编辑

    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编这套丛书，使我认识到我对

    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为零，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只不过是提供了

    一个大而无当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它既不负责提供细节，也不提供论证过程。历史只是一个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学、完

    整，却毫无感情，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背诵之上，我们无

    法回到从前的某一个夜晚，倾听历史人物内心的呼告与呐喊。那么多

    的历史书籍看上去更像一个个的抽屉，有着结实的结构，但拉开它

    时，里面却是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门，但面对抽屉，我们找不到

    返回历史的路径。

    在那套丛书里，那些闯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险

    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们的书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却是和我们的记忆与想象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当我第一次

    借助他们的镜头看到梳着长辫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圆规做几何题，晚清

    的帝国官员集会的会场上写着“立宪万岁”的大幅标语，才意识到历

    史原来是一条如此丰饶的河流，所有的事实都像今天一样地具体。自

    中世纪开始(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有了对古老中国的叙事冲动，到19世纪，更形成强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东方主义是否

    定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还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他

    们的叙述都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

    潜入那条丰沛蓬勃的历史河流。

    我在那时意识到西方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

    海外汉学的研究投入特别的关注，尽管与许多学者相比，这只是一种

    迟到的觉悟。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有限制性，而随着视角增多，事实也

    会变得立体和丰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观察那些

    曾经介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的命运，梳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进

    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历史，在纵

    向的线索之外，寻找横向的线索，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潜滋暗

    长。这是一次艰难的泅渡，需要跨越两种历史之间空旷的中间地带。

    我在访学美国时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学术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

    的身体史》，与麦克法夸尔、马若孟、史景迁等汉学家的交流，以及

    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纪录片，如《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都是在完成这样的过程。

    如同黄兴涛、杨念群在那套丛书的前言中所写，“中国融入世界

    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但这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常常被人忽略。

    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发

    生和发展，仿佛两棵相距遥远的树，他们看不到两棵树的根系在地下

    的隐秘连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系内部的暗流涌动。在各种历史教科书

    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迥然分开，互无干系。实际上，这种条块分

    割式的历史叙述，使它们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损害。“中国文明”

    与“地中海文明”确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发生

    地，中为陆地，四周是海，中间实，四周虚，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拢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发生地，中为海洋，四周是陆地，故而它的文明，是“发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这一虚一实，构成

    了两种文明天然的联系，有学者比喻为阴阳两极，在“两极互动”

    中，像永不停歇的双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古老中国的成长，这

    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

    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

    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

    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

    记忆。

    “9·11”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

    广泛共鸣，该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不同

    文明板块之间必然引发冲突。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是在向着一个万劫

    不复的终点冲刺。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来重新思考。历史中，这种“文明的冲突”固然屡见不鲜，但并没有导致文明的死亡，相

    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

    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间并非

    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地存在着，比如，在世界“轴心

    时代”，“帝”“天”“道”作为早期中国相继出现的终极性词汇，在后世的文明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

    灵”三位一体 [1] 性终极实在的功用极其相似。这些文化的特性，是

    人类的共同性所给予的。而人类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如周宁所

    说：“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内，从一方转向另

    一方，从西方转向东方，而是采取一种强调同一与连续性的态度，强

    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

    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 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

    文明之间的分野(Demarcation)不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 [2] “中国文明”与

    “地中海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互证的历史。

    也唯其如此，中西各自历史才能环环相扣地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同归于

    尽，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

    每一天才能通过我敲动键盘的手和血流的节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幸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同时

    得到北京作家协会、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张荷女士都为本书的

    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在最后校阅这部书稿的日子里，北京在春天到达的时候居然下了

    一场久违的雪。看丽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来从事的自己喜爱的事

    情，内心感到澄明而温暖。

    [1] 基督教文明所谓的“三位一体”是指：上帝是由圣父、圣子和圣灵(天主教会意为

    神圣)三个位格构成的统一整体，是至高无上、全能全知、无所不在、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

    真神，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在三个位格中，圣父在天，名为耶和华，是从犹太教的教义继承

    而来，被认为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神秘力量；圣子为耶稣基督，受圣父的派遣降临尘

    世，以自己的流血牺牲拯救世人的苦难；圣灵是上帝与人的中介，启发人的智慧和信仰，使

    人弃恶从善。见彭时代：《宗教信仰与民族信仰的政治价值研究》，第54页，北京：民族出

    版社，2007年版。[2] 周宁：《异想天开》，第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一章 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一、纸币

    二、金牌

    三、死期

    四、朋友

    第二章 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

    一、面孔

    二、教堂

    三、书简

    四、地图

    五、钟表

    六、宫殿

    七、墓地

    尾声

    还是尾声

    第三章 马戛尔尼：烟枪与火枪

    一、烟枪与火枪

    烟枪

    火枪

    二、鸦片与下午茶

    鸦片

    下午茶

    三、下跪与握手

    下跪

    握手

    四、宫殿与废墟宫殿

    废墟

    第四章 呤唎：纸天堂

    一、《劝世良言》

    二、鸦片，未完的故事

    三、天堂的视觉效果

    四、精神病患者洪秀全

    五、个人崇拜

    六、历史的吊诡

    七、圣战

    八、天堂所有权的危机

    九、血朝廷

    十、林则徐

    十一、天国陨落

    第五章 绿蒂：刀俎间的宝座

    一、贝托鲁奇

    二、绿蒂

    三、慈禧

    四、路易十四

    五、载漪

    六、王懿荣

    七、毓贤

    八、朱家溍第一章 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连通东西方的大道已经铺就，只等第一个勇敢者的身影，耐心得

    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降临。一、纸币

    马可·波罗从忽必烈手里接过那件意味深长的礼物时，脸上露出

    惊异的表情——那表情是我想象出来的，但我对其可靠性确信无疑。

    因为那礼物不是别的，而是一张中国纸币，轻薄如纱，上面横横竖

    竖，印着他不认识的汉文，四周簇拥着枝叶繁茂、密不透风的花纹。

    这位威尼斯商人无法相信，这张薄纸，居然如一纸宣言，宣示着财富

    的存在。那无疑是一张有魔法的纸，它把财富归结为一个空洞的数

    字，又把空洞的数字，变作毋庸置疑的财富。

    这是一种一旦出“境”就失效的魔法，只有在中国，这张纸才有

    魔力，在欧洲，在意大利，在威尼斯——那个商贾云集的港口城市，没有人会轻易相信一张纸对于财富的许诺。人们只对金子的诺言确信

    无疑。人们会把他视为骗子。在那里，没有兑换的银行，无法计算外

    汇牌价，不同货币之间的对话无法进行。神通广大的纸币，在他的故

    国走投无路。

    一张神奇的纸，凝结了古老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和

    印刷术。但“四大发明”绝非中国人智慧的全部，在它们之上，各种

    各样的发明层出不穷；“四大发明”的意义，并不止于它们自身，而

    在于它们奠定了一个自我衍生系统，每一项基础发明，都如基因一

    般，为进一步的繁衍预留了可能性，纸币，就是它们最杰出的后裔。

    纸币的神奇，并非仅在于它体现了造纸与印刷术的完美结合，而在于

    实现了符号与物质之间那种隐秘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金融原理，马可·波罗始终无法理解。他把制造钱币的方法视为一种点金术，只

    要盖上某种特别的印章，一张平凡的纸就立刻变得与金银一样有价

    值。他在《马可·波罗行纪》中写道：“在此汗八里 [1] 城中，有大汗之造币局，观其制设，得谓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缘其制造如下

    所言之一种货币也。” [2] 这些看似势单力薄的纸页，实际上拥有统

    驭万物的法力，使财富超越了具体事物的局限，又可以在具体的事物

    上落实。它的重是在人们心上。它用最简单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权威。

    中国行用纸币，由来已久，汉有白鹿皮币，唐有飞钱，宋、金有

    交子，元代纸币，只是袭用宋、金之制。 [3] “其法以物为母，钞为

    子，子母相权而行” [4] ，也就是说，钞票的发行，须以实物为根

    据，纸上的财富，与现实中的财富，形成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元

    史》记载：“世祖中统元年 [5] 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

    钞……”面值分别为：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至元十二年 [6] 添造厘钞”，面值分别为：二文、三文、五文…… [7] 身份各异的钞票，组成一个

    等级森严的虚拟王国，疏而不漏地行使着它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马

    可·波罗把他对纸币的惊奇写进自己的游记，《马可·波罗行纪》中

    有关纸币的描述与《元史》完全吻合：“各人皆乐用此币，盖大汗国

    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

    价，竟与纯金无别。其量甚轻，致使值十金钱者，其重不逾金钱一

    枚。” [8]

    “至元通行宝钞”——纸上的文字，端正精致，至今清晰可认。

    一张元代钞票，与一张现代钞票几乎没有区别，上面的文字，多以汉

    文书写，辅以蒙文，除了币值，就是发行单位名称，只是防伪技术不

    尽如人意，作为补救，把惩罚措施，以较大字号，印在醒目位置——

    “伪造者处死”。在元朝初年，纸币被定为唯一流通的法定货币，金银币的流通被严格禁止。到14世纪，纸币才在伊斯兰诸国流行。从这

    个意义上说，纸币，也可以被认作蒙元时代中国人独有的国籍证明。

    宋朝名为“交会”的纸币，是否可以兑换成元朝纸币“交钞”？

    至元十二年(1275)，一场辩论在大臣们之间进行，主持财政事务的

    大臣阿合马把争论内容如实禀报了忽必烈。那时的阿合马像他的朝廷

    一样春风得意，丝毫不会想到他的脑袋将在七年之后的某一个风声空

    旷的深夜被击成五彩斑斓的肉屑。忽必烈在穿越了反对派姚枢、陈公

    履等人的唇枪舌剑之后，挖苦他们说：“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

    以此间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

    [9] 宋朝的纸币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元朝的纸币。我们看到纸币

    在时间上的接力——它不会像朝代一样过期作废，而是得到了时间的

    默许，畅行无阻。宋朝“交会”与它代表的朝代寿终正寝，但它的价

    值还在，它在离开了宋朝的纸面以后又在元朝的纸页间回归，它在超

    越了政治的敌对之后顽强地存在着，犹如一场戏，主角可以更换，但

    是有关财富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二、金牌

    前面提到的1275年，整个世界都处于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

    点，与那个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青年密切相关，尽管他自己对此一

    无所知。这一年，如诗如画的大宋江山被蒙古铁骑撕得粉碎，犹如他

    们的“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钞”，他们创造的文明无一例外地成

    为为蒙古人精心准备的见面礼。大汗的军队杀入建康、扬州，不久，声誉扫地的宋朝重臣贾似道被贬，并在押送途中被害死。二十一岁的

    马可·波罗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闯进草原上那个由金碧辉煌的石头

    宫殿与五彩缤纷的帐篷组成的世界帝国的都城——元上都，为此，他

    已经在道路上奔波了将近四年。这年秋天，他的新朋友忽必烈汗把他

    带进刚刚建成的元大都——汗八里。也是这一年，一位名叫列班·扫

    马的蒙古突厥人，则从北京西南五十公里的房山“十字寺”启程，与

    马可·波罗相向而行，循着马可·波罗的来路，向西，沿丝绸之路南

    路，即河西走廊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边缘，踏上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的茫漠旅途。

    如果我们打量蒙元时期的世界地图，我们会被这个蒙古帝国的疆

    域震撼到。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最睿智的人也

    不知它的尽头在哪里。飞奔的骏马使蒙古人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空

    间感，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东南西北，而只有前方。1203年，一代

    天骄成吉思汗从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出发，开始他征服欧亚大陆的旅

    程。到1227年，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

    黑海的庞大帝国。《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作战

    时，一路高唱蒙古长调，他们征服世界的伟业越是成功，他们离家的

    路就越远，于是，那些豪迈而忧伤的蒙古长调随同刀光剑影一道掠过

    欧亚大陆，并在一些地方落地生根，至今徘徊不去。一代天骄之后，蒙古风暴迅速扫荡了中亚、东亚、南亚、中东、东欧。成吉思汗的孙

    子拔都挥师西北，穿越高加索，横扫南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与乌克

    兰，并一路凯歌，挺进波兰、匈牙利，在一举歼灭德意志骑士团后，跨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饮马亚得里亚海滨。1241年暮春

    的一个早晨，佩斯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满世界都是蒙古骑兵，尘土

    蒙在他们脸上，像一个个麻木的陶俑，只有被热血所污的眼睛依然敏

    锐，警醒地观察周围。这个世界已然找不到任何一股力量能够阻挡蒙

    古人的马蹄，整个世界原来只为他们所设。

    塞尔住苏丹凯哈武思二世将自己的肖像绘在一双鞋底上，献给旭

    烈兀——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两任大汗的弟弟，希望伟大的汗王能将他

    高贵的双脚踩在这个贱人的头上。他以这种卑贱的方式表明他的臣

    服。这是1258年2月，马可·波罗刚刚四岁，整个巴格达被烟火笼罩，持续十七天的血腥屠城之后，旭烈兀继续他征服新月地带的征程。

    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上，蒙古人无疑是魔鬼。无须为他们的暴行

    辩护，也无须为他们的功勋津津乐道。公平地说，他们是一群兼具了

    勇士和魔鬼特质的人。梦想的成长首先要归功于敌人鲜血的浇灌，弱

    肉强食的生存环境训练了他们的利爪与狼心。1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

    最豪迈的世纪，一群群骑士聚集在大汗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在他们

    眼中，整个时代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同时，也是最黑暗的

    世纪——这个世纪里，大陆正变成一个望不到边的超级墓场，弥漫着

    死尸的腐烂气息。群马奔腾之后，便是可怕的寂静，浑圆的月亮悬挂

    在墓顶，墓上的清辉有如磷火的凝聚，被白色的雾气所缠绕，仿佛噩

    梦，挥之不去。

    整个世界屏住气息，倾听蒙古人的长调。他们从长调中聆听到一

    种阴森恐怖的意味。但蒙古人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长调仿佛是一种启示，把灵魂向辽远的地方推去。每当长调在草原上回响，蒙古人

    的骨头里的血性就会被点燃，让人有飞升之感。多少年中，蒙古人就

    是吟唱着长调，纵马在昼夜间穿梭，远走天涯。农耕民族画地为牢，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各自独立的空间，而游牧民族却把它们全部串连

    起来。如果说农耕民族犹如固体，它的社会形态一成不变，彼此之间

    的联系也是物理性的，那么游牧民族就如同液体，形态不拘，四处漫

    溢，渗透到其他事物的内部，改变它们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的联

    系是化学性的。但丁在他1310年完成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大胆地

    表明，只有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世界统治者，建立一个囊括四海

    的尘世帝国，才能协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志，谋取最大范围的和

    平。而在忽必烈手中，这样的设想已经实现。马可·波罗把忽必烈形

    容为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他充满崇敬和热爱，这是

    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血腥。和平，在战争的缝隙，在最广大的范

    围内降临了。那些被战争抹平的城市又一一再现，失散的亲人们重又

    聚集起来，死去的生活再度复活。基督教世界绝望地等待着蒙古人的

    致命打击，然而，令欧洲人惊异的是，那些血腥的屠杀发生之后，蒙

    古骑士就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留给他们的，是历史的机会——

    西方人一千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向东方旅行。蒙古人不仅把大地变

    成了墓地，同时把大地变成了道路——道路的意义，在于不受阻碍。

    在马可·波罗——准确地说，在忽必烈时代，从地中海到汗八里，一

    个妙龄少女顶着金盘子，穿越欧亚大陆，不会遭遇任何危险，这是欧

    洲流行的传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事实。如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

    (Jonville)所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汤因比也曾在他著名的

    《历史研究》中赞叹：“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

    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 [10] 忽必烈以血

    腥的战争方式缔造了和平。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但它存在，罔顾所

    有的争议与评判。连通东西方的大道已经铺就，只等第一个勇敢者的身影，耐心得

    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降临。马可·波罗勇气可嘉。他一脚踏进那深不

    可测的巨大国土，从大陆西端的一个点，前往大陆东端的另一个点，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到底有多长，它是否会半路折断？当苍茫的戈

    壁一点点蚕食马可·波罗的梦想，他是否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对

    无休止的道路产生怨恨？在马可·波罗之前，传教士柏朗嘉宾曾经抱

    着走向地狱的决心走向东方，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他怀疑自己“不

    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他到达了蒙古上都(和林)，但没

    有到达中原。但是，无论道路如何艰辛，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马

    可·波罗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因为那条路上，已不再有

    战争和死亡。他手里握着大汗的金牌，是大汗赐予他的父亲尼可罗·

    波罗(Nicolas Polo)和叔父马飞阿·波罗(Matteo Polo)的，十年

    前，他们抵达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受到大汗的隆重接待。此时，金牌

    是他们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在大汗的土地上畅行无阻。

    后来的历史表明，马可·波罗绝对不是历史上一个可有可无的角

    色。他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以后几百年的历史，使历史在经历

    了无数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之后一直延伸到今天。尽管这旅程或许只是

    出于一次偶然，但它必定存在。那条用血打通的道路，决不甘于闲

    置，必将怂恿那些不安分的人决然上路。马可·波罗成为早期全球化

    运动的见证者和最早受益者。当这个衣衫褴褛的旅行者向威尼斯人展

    示他此行收获的财富时，贫穷的欧洲人明显地感觉到了榜样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马可·波罗给了他们探求世界真相的勇气，他们相信，基督的世界之外，并非一片黑暗。此前，遥远的中国对西方人来说只

    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传闻，马可·波罗给他们带来了确切的新闻——那

    个国家，有世界上最恢宏的城池和宫殿，用一种叫作“煤”的黑色石

    头燃火，用树皮造纸，并能大量地复制一本书而不用抄写。真正感染他的并非这些新鲜的事物，而是那个国家的创造力。马可·波罗的传

    奇使自命不凡的西方世界知道了什么是愚昧，也唤起他们探求新世界

    的渴望。当《马可·波罗行纪》日后在西方传布开来以后，整个欧洲

    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到中国去”成为西方人最奢

    侈的梦想。作为探路者，马可·波罗在此后的几百年中，都被西方人

    感恩戴德。在他的身后，跟随者蔓延了几百年，包括本书后面即将提

    到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以及以马戛尔尼为代表的官方使节。

    在他们眼中，中国既是世界的起点，也是世界的终点；既是彼岸的天

    堂，又是现世的乐土。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是黑暗世纪中唯一的

    光源。那光源自东方升起，如同海浪，一波一波荡到西方。他们循着

    东方的光亮，义无反顾地踏上风沙弥漫的路途。《世界征服者史》一

    书写道：“(大汗)慷慨慈善的声名远播世界，商人们闻讯从四面八

    方汇集到他的宫廷……” [11] 整片大陆的所有细胞都活跃起来，人们

    的身体、知识和观念，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新陈代谢中。1259年，波罗兄弟离开康斯坦丁堡，继续东游。该图是一本十五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中

    的插图。1271年，波罗兄弟将忽必烈的信转交给罗马教皇格列高列十世(Pope Gregory X)。《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页，来自1298年左右的一份手抄书。身穿鞑靼服饰的马可·波罗像，作于十八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像，明万历十二年益藩刊本，现藏于日本。

    《蒙古袭来绘词》局部，蒙古士兵(左)攻击日本士兵(右)。《蒙古袭来绘词》是记录元世

    祖忽必烈两次征伐日本的重要史料，一般认为是其主人公竹崎季长命令画师所作，故又称

    《竹崎季长绘词》，创作于1275至1293年间。资料来源：日本东京三之丸尚藏馆哥伦布在一本拉丁文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上所做的笔记

    马可·波罗观念里的世界可能是这样的。英国地理学家亨利·尤尔(Henry Yule)在1871年

    于伦敦出版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中绘制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弗拉·毛罗(Fra Mauro)是15世纪威尼斯卡玛尔迪(Camaldolese)的修士。作为一位地图

    学家，毛罗于1457年以惊人的精确程度，绘出一幅“旧世界”全图，图中还包含详细的注释，反映了当时的地理知识。这地图就是闻名于今的《弗拉·毛罗地图》 (Fra Mauro Map)。

    地图涵盖了当时全部的已知世界，被认为是“中世纪地图学最伟大的记载”。地图绘制于带木

    框的羊皮纸上，直径约两米，现藏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尔恰那图书馆(Biblioteca

    Marciana)。《弗拉·毛罗地图》上关于中国的描绘

    不仅西方人需要马可·波罗，大汗也需要他，需要通过他，来了

    解西方，甚至了解自己的帝国。在马可·波罗的回忆中，大汗对马可

    ·波罗讲述的见闻始终保持强烈的兴趣。蒙古帝国的辽阔，甚至超出

    大汗的想象与控制。骑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土地一边出现一边消

    失，世界是流动的，也是没有整体的；一旦坐在宫殿中，帝国就静止

    了，令人绝望地延伸到四面八方，延伸到知识与权力之外，华丽的帝

    国成了无尽的废墟。可以想见，望不到尽头的国土，即使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马可·波罗所带来的知识，刚好可

    以缓解他的焦虑。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这场全球化运动的肇始者，蒙元帝国却骤然

    安静下来，此起彼伏的马蹄戛然而止。忽必烈的侄子海都曾经批评忽

    必烈：“蒙古人四海为家，哪里有牧草哪里就是我们的家，忽必烈汗

    想用城墙把我们圈起来，我们决不进他的城。”或许，忽必烈营造的

    汗八里(北京城)，仿佛绊马索，绊住了他们的马蹄，把它们呼啸的

    速度减为零；或者，那围拢的城垣更像一个坚硬的句号，结束了蒙古

    人的事业。但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帝国已经成为世界的轴心，整个

    历史都在围绕它转动，而轴心，是永远不转的。但总有一天，轴心将

    为世界的转动耗尽能量。

    1275年，蒙古人列班·扫马出张家口西去朝圣的时候，还不知道

    此行的终点将不是耶路撒冷，而是更加遥远的巴黎，更不会意识到此

    行的意义将远远超出个人朝圣。他与马可·波罗沿着相同的道路相向

    而行，是彼此隔绝的两个世界一次微妙的默契。如果说这是巧合，那

    么，它的概率已经低到了在曾经发生过的上千年的东西方交通史中只

    出现过那一次。这一默契出现在，并且只能出现在蒙元帝国兴盛的13

    世纪，从忽必烈晚年，即13世纪末开始，欧亚大陆重新陷入分崩离析

    状态，古老的丝绸之路再度血光闪耀。土地是忽必烈的战利品，但他

    没有足够的空间存放他的战利品，于是，这些土地又一点一点地被偷

    走了。元朝之后，明朝的朱元璋宣布“片板不得入海”的禁海令，清

    朝更是闭关锁国，因此，道路开放的时间是有限的，在历史长河中堪

    称一闪即逝。而这样的机会，就是专门为马可·波罗和列班·扫马这

    样敏锐的人准备的。仿佛听到了对方的召唤，一位威尼斯商人与一个

    中国的景教徒同时开始了改变世界格局的旅程。十二年后，当列班·

    扫马在那不勒斯的港口上岸的时候，那不勒斯人无不为他奇怪的相貌而深感惊异。专家认为：“蒙古世纪有许多西方旅行家从欧洲到中

    国，而已知的东方旅行家从中国到欧洲，却只有列班·扫马一位。”

    [12]

    尽管马可·波罗一度被视为骗子，当他回到家乡开始讲述他在中

    国的传奇见闻的时候，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百万君波罗”

    (Marco，II Millione)，意思是他说的谎言成百万计，甚至神父要

    他在死前忏悔，以免灵魂进不了天堂。这样的怀疑一直延续到当代，英国汉学家吴芳思(Frances Wood)在她的《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

    国吗？》 [13] 一书中断言，马可·波罗从未越过黑海，他的游记可能

    来源于流言或出自他人之手的印刷版二手资料。还有学者认为，其中

    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可能是由他的抄写员添加的。这位抄写员本身就

    是一位传奇故事写手，熟悉当时游记写作的套路。但无论怎样，马可

    ·波罗身后获得的荣耀，远远超过这些质疑。黑格尔在他著名的《历

    史哲学》中就说：“十三世纪有一位威尼斯人叫做马可·波罗，他首

    先到那里去探寻，但是他的报告曾经被看做是荒诞无稽。到了后来，他所称关于中国幅员和伟大的每一件事都完全被证实了。” [14] 哥伦

    布就是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下，开始了他向东方航行的梦

    想。由于当时的西方还没有印刷术，他得到的只是一本珍贵的手抄

    本。后来被哥伦布带上“圣母玛利亚号”的书籍只有几本，《马可·

    波罗行纪》就是其中之一。

    与马可·波罗的传奇相比，列班·扫马的旅程毫不逊色，但马可

    ·波罗侥幸被保存在有限的文字记忆里，而历史给列班·扫马的待遇

    是无比吝啬——他被遗忘了六百年，直到1887年，一份记录了他生平

    与旅行的叙利亚文手稿被发现，人们才知道他的存在。实际上，即使

    列班·扫马回到汗八里，以汉文完成他的手稿，他的手稿依然会散

    佚。“表面上看，散佚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有必然的理由，它是社会文化无意识遗忘的方式。” [15] 一个人是否被历史铭记，并

    非全然取决于其自身，更要取决于铭记者的态度。西方人需要马可·

    波罗，需要他提供一个既在想象中又在现实中的世界，对他们的固有

    世界的稳定性发出挑战；但东方人并不需要列班·扫马，东方有忽必

    烈就够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除了皇帝，世界上不再有任何超人，皇帝的存在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尺度，在忽必烈耀眼的光

    环中，列班·扫马，或者其他一个什么探险家，都是一粒不值一提的

    尘埃。三、死期

    阿合马(Ahmed)，这一伊斯兰名字，现在通常翻译成艾哈迈德，在本文第一章就已经出现，忽必烈要他主持是否兑换宋朝“交钞”的

    讨论。作为忽必烈身边的重臣，他几乎垄断了朝廷所有的财政事务。

    在忽必烈眼里，他是朝廷最卓越的理财能手。然而，与任何一个权倾

    一时的官僚一样，这位理财专家把无以数计的国家财富理进了自己的

    腰包，而纸币，中国人这项最具个性的发明，则沦为他实施偷窃最有

    效的作案工具。

    至少在阿合马时代，中国已经掌握了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技巧。

    在他的操控下，元朝物价自1270年代起一路飙升，而阿合马，既是投

    机倒把分子，又是价格的控制者，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他又岂有不发

    财之理。对于这位身居元代佞臣榜首的阿合马，明朝宋濂在作《元

    史》时评价他：

    时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祯、耿仁，骤升同

    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

    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末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 [16]

    《元史》的记载使我们得知，阿合马具有佞臣们共有的特质：营

    私舞弊、中饱私囊、巧言令色、欺上压下。朝廷之中马屁盛行，对阿

    合马的颂扬之声与日俱增。在一片肉麻的颂词中，许衡的态度堪称特

    立独行，他直言不讳地向忽必烈奏明：国家权力，不外乎兵、民、财

    三种，而今朝廷之中居然有这样的现象：其父统领民与财，其子又统

    领军队，这实在是统治的大忌。皇帝反问许衡：你是担心他谋反吗？许衡回答他：他或许不会谋反，但这种制度，却适得其反啊。 [17]

    不久，许衡辞官而去。

    对于秦长卿，《元史》中颇多溢美之词：“姿貌魁特，性倜傥，有大志”，“尚风节，好论事”，“以气岸相高” [18] 。当他还是

    一介布衣的时候，忽必烈闻知他的美名，把他引入京师。不知忽必烈

    是否会想到，这样一位在精神上染有洁癖的文人书生，于污浊的朝廷

    中难有容身之地。在阿合马主政尚书省之后，秦长卿写成一封奏书，把阿合马与赵高、董卓相提并论，乞求皇上趁他的势力尚未坐大之

    前，将他除掉：

    臣愚戆，能识阿合马，其为政擅生杀人，人畏惮之，固莫敢言，然怨毒亦已甚矣。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

    公家资，觊觎非望，其事似汉董卓。春秋人臣无将，请及其未发诛之

    为便。 [19]

    遗憾的是，这封奏书落到了阿合马手里。等待这位勇敢者的，只

    有死亡。而秦长卿指责阿合马的全部罪名，居然无一遗漏地落在秦长

    卿的头上。不久，秦长卿被关进监狱，他的家产被全部抄没。于是，对于这样的结局我们就不会感到意外：在某一个夜晚，狱吏将用水濡

    湿的纸张盖在脸上，一层，又一层，越来越厚。起初，还可以看见他

    惊恐的脸，他睁大的双眼，以及他奋力呼吸的嘴——在那张空洞的嘴

    上，湿薄的白纸如蝉翼一样鼓动着。他使劲摆动着脑袋，试图摆脱湿

    纸的束缚，但湿透的纸页执着地贴紧他的面颊，没留下一丝缝隙。开

    始的时候，湿纸贴在他的脸上，如面膜一样生动，但那纸越盖越厚，慢慢地，就看不清他的表情了，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那张正直的

    脸，就这样永远消失于历史的长夜中。直到忽必烈意识到阿合马的行径，为他追加罪名，秦长卿的冤

    案，依然没有得到平反。

    秦长卿的儿子秦山甫，在得知父亲死讯之后，弃官而逃，从此消

    失。

    鼎盛的帝国必定成为佞臣的温床，并最终为佞臣所葬送，这一简

    单的原理一看便知，却有一个又一个朝代重蹈覆辙，前仆后继。马可

    ·波罗成为忽必烈信任的朋友，甚至被忽必烈任命为扬州宣慰使，然

    而，他离这个王朝越近，就越能透过它华丽的衣饰，目睹它藏污纳垢

    的肌体。马可·波罗认为，阿合马之所以得逞，是因为他掌握了一种

    妖术，可以蛊惑皇帝，使皇帝对他言听计从。他在《马可·波罗行

    纪》中记录了这一点。 [20] 但作为中国政治的门外汉，他的猜测纯

    属业余，同任何一位权倾一时的奸臣一样，阿合马的看家本领只有一

    种：厚黑学。脸皮厚、心黑，是他们共同信仰的最高原则。如果一个

    人在官场上爬得不够高，说明他的脸皮还不够厚，心还不够黑，就必

    须融入官场厚黑的比学赶帮超行列中。官员们用钱财向阿合马行贿，而阿合马则用语言向皇帝行贿。他的行贿手段不需要成本，只需要支

    付自己的良心。他对权力的获得过于容易了，也会同样容易地失去。

    这类佞臣似乎无一例外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无边权力中，但没人能意

    识到，他们正站在冰山上，而那座貌似坚硬的冰山，随时可能垮塌下

    来，那座冰山的尽头将是毁灭，并不是永恒的幸福之巅。

    马可·波罗目睹了阿合马的冰山垮塌的过程，并把它记入自己的

    《行纪》。出于佞臣们共有的好色本能，阿合马四处搜寻美女。有一

    位名叫陈箸的千户长，他的母亲、妻子、女儿三代，全部被阿合马污

    辱。留给这位契丹人的路只剩下一条——复仇。在陈箸与另一个名为王著的万户长的密谋之后，复仇计划在至元

    十九年(1282)三月戊寅日展开。有八十名契丹人，参加了这一秘密

    计划，其中包括一位被称为“高和尚”的僧人。关于谋杀过程，《元

    史》与《马可·波罗行纪》中都有详尽记载，细节有异，但同样丝丝

    入扣，惊心动魄。计划实施，首先利用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元世祖

    忽必烈和皇太子真金当时都在上都，于是，他们伪称皇太子已回到大

    都(汗八里)，要做佛事。有两名僧人前往中书省，请他们准备斋

    物，又假造旨令，要枢密副使张易派兵，当夜前往东宫。张易没有看

    出破绽，命指挥使颜义率部前往。王著亲自骑马，向阿合马通报，皇

    太子回京，召朝中官员到东宫候驾。

    初春的北京，夜凉似水，数十名契丹人埋伏在路上，等待阿合马

    的到来。夜风吹动着他们的衣衫，使他们愈发紧张。终于，他们听到

    隐约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在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的护佑

    下，阿合马终于露面了。他没有想到，伪装成皇太子的人突然出现在

    他的面前，他惊愕的表情定格在那里，以为自己在梦游，没等他清醒

    过来，几十名契丹人已蜂拥而上，转眼之间，阿合马的护从已变成一

    堆尸首。应当说，阿合马的性命，至此已经结束了，但反叛者又给他

    留了苟延残喘的机会。对此，我有些困惑不解。但无论怎样，他们押

    解着阿合马，进了健德门——那是元大都都城北面的两个城门之一，西为健德门，东为安贞门——然后，又顺利地进了皇宫。整个计划至

    此滴水不漏，没有人会想到，此时，重权在握的阿合马已经成了人

    质，所有看到他们的人都相信，是阿合马陪同皇太子一道回宫了。所

    有的官员，都聚集在东宫的前面，这出戏也终于到了它的高潮。夜色

    中的宫殿，空旷而恐怖。反叛者纷纷下马，只有装扮成皇太子的人骑

    在马上指挥——当然，在场的人，还都蒙在鼓里。一声号令从清冷的

    空气中划来，伪太子命令所有的官员靠近他，现在，一场由他主持的现场批斗会开始了，或者说，这是一场面对所有朝臣的审判，只有忽

    必烈和真金没有出席——这一大胆的冒险计划，在这里真正显露了它

    的迷人之处。皇帝不在，居然有人代替他主持了一场宫廷会议。最

    终，在历数阿合马的种种罪状之后，伪太子宣判了阿合马的死刑，立

    即执行。这位权臣的真正死期随之而来，王著手中那把巨大的铜锤，在等待了许久之后，终于运足了力量，狠狠地砸在阿合马脆弱的脑壳

    上。在场的人们听到一声妙不可言的脆响，紧接着，阿合马不可一世

    的脑袋就不知了去向——它变成了丝丝缕缕、纷纷扬扬的碎片，在夜

    风中飞舞、飘荡。

    终于有人发现是计，弓矢如雨点般向反叛者飞去，密集的弓矢，遮蔽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一事件的尾声，一个名为“孛罗”的枢密副使在《元史》中

    露面：对这一事件深感震怒的忽必烈，命枢密副使孛罗等人迅速返回

    大都，讨伐叛贼。正是通过孛罗的汇报，忽必烈才知道阿合马被杀的

    真实原因。有学者考证，这个孛罗枢密副使，就是得到忽必烈赏识和

    重用的马可·波罗。 [21]

    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阿合马的兴衰，在元朝由盛转

    衰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记载，使我们第一次在《元

    史》中看到马可·波罗的特写镜头，我们透过浩繁的《元史》，打探

    到的关于马可·波罗的仅有的消息。

    《马可·波罗行纪》和《元史》这两部在不同时空中完成的著

    作，因此而形成一种互文关系，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两部著作间游

    走而不会遭到拒绝——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相反的证据反驳对方，我们

    因此而相信马可·波罗记录的准确性。有人因为马可·波罗作品中忽略了长城、汉字与茶叶而认定马可·波罗根本不曾来过中国，这显然

    证据不足。因为作为一本“个人著作”，并非一部面面俱到的百科全

    书，作者当然有权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取舍，出现“空白”都是可以

    理解的。与此同时，《马可·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在一个更大的范

    围内与历史真实基本吻合，这些事实数量庞大，许多未必传播到西

    方，比如对阿合马的谋杀，通过闭门造车，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成功

    率”。恍然大悟的忽必烈决定对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

    外” [22] ，让成群的野狗，饱餐他的筋肉。官员和百姓们共同欣赏

    了野狗们的盛宴，使这场惨烈的刑罚成为人们的节日。

    在抄没阿合马家产时，人们从一位名叫引住的小妾的箱子里，搜

    出两张煮熟的人皮。这是两张完整精美的人皮，连耳朵都完整无缺地

    耷拉在上面。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只知道，每当阿合马诅咒别人的

    时候，都将神位放在上面，这样，他的诅咒，从来都不会落空……

    然而，纸币的故事并没有结束，阿合马后继有人。他的后继者叫

    卢世荣，在元朝的佞臣排行榜上屈居第二，仅次于阿合马。阿合马死

    后，朝廷官员皆讳谈财利，把主管财政的职位当作烫手的山芋，这就

    为卢世荣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卢世荣的政治资本，是凭借向

    阿合马行贿获得的。阿合马死后，忽必烈急于解决经济的危机，正当

    朝廷用人之际，另一位与卢志同道合的奸臣桑哥，向忽必烈汗举荐了

    卢世荣，说“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

    民” [23] ，忽必烈在接见他之后，任命他为中书省右丞，主管财政

    命脉。而卢世荣的招数，仍然是竭泽而渔，利用忽必烈的财政困难，为他个人渔利。但他的结局并不比阿合马好多少，处死他的时候，他

    的肥硕的肉体被割成小块，一一投放到猛兽口中。奇怪的是，前车之鉴并不能使贪官们贪婪的胃口变得仁慈。他们

    在纸币的号召下奋勇前进。或许，这才是纸币的真正魔法。它既可以

    是通往天国的门票，也可以充当来自地狱的咒语，不知不觉中，让人

    丢官丧命。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代又一代的奸臣权相

    们，以飞蛾扑火般的执着证明着这一朴素的真理。等权力的接力棒抵

    达桑哥手中时，他变得更加有恃无恐。他对纸币的改革，对整个元朝

    经济形成巨大破坏，但只有借助这种改革，他才能捞到切实的好处。

    至元二十四年(1287)，元朝实行币制改革，更定钞法，用称为至元

    钞的新钞取代旧钞，并按5：1的比率，把旧钞换为新钞。翻手之间，无数人倾家荡产。所谓利令智昏，权力与利益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快

    感，使他们忘记了其中的风险。不知桑哥是否意识到，皇帝对他的信

    任可能是暂时的，如果皇帝死去，或者失去了皇帝的支持，他什么都

    不是。这个日子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春天降临了，在众人的反复

    弹劾下，忽必烈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终于对桑哥起了杀心。

    此时的桑哥知道了什么叫无处藏身。七月里，一把锋利的断魂刀

    划过他的脖子，他的头飞起来，追寻着消逝的刀光。

    纸币，中国人的绝妙发明，在元朝，被接二连三的佞臣推向万劫

    不复的深渊。这使我们怀疑，在这种文明内部，已经预设了自我湮灭

    的种子。几乎任何一项造福人类的发明，在使用的途中都会发生转

    向，变成毒药和凶器。尽管三位佞臣全部未得善终，但他们给这个庞

    大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与帝国版图的扩张同步，这个国家的纸币开

    始如瘟疫一样肆虐起来——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简直就是滋生细菌

    和瘟疫的温床。打仗实际上是在打钱，蒙元帝国试图从它的经济困局

    中脱身，采取的却是通货膨胀这种慢性自杀的方式。或许，它仿佛吸

    毒，长久的危害性被短期的快感所隐藏。于是，在纸币中，实存与符号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实存严重地依赖着符号，渴望着来自符号的

    安慰。疯狂繁殖的纸币并不能给帝国带来实力上的增长，相反，纸上

    瘟疫的肆虐，最终使这个巨人倒下，如约翰·肯尼迪在《大国的兴

    衰》中的著名论断：当一个超级大国为维持它的霸权地位花费的成本

    超出它的收益时，这个大国必将衰落。《元史》记载，至正十一年

    (1351)，政府设置宝泉提举司，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这种纸币使用未久，物价便迅猛上涨，转眼就翻了十

    倍。时不凑巧，刚好赶上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处处都需

    用钱，造币厂于是解放思想，大干一番，纸币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制造

    出来。各种舟车，满载着幸福的纸币，奔忙在祖国的大道上。遗憾的

    是，这种纸币，即使撒在路上，也没有人去捡了。并非国人路不拾

    遗，而是这些纸币，已无价值可言。在京师，料钞十锭，已经换不到

    斗粟。在野心与贪婪的催促下，纸币迎来了它的末路。在各个郡县，人们已经抛弃了纸币，重新开始以物易物。印制精美的纸币，终于沦

    为祭奠这个衰亡国度的纸钱。 [24] 马蹄上的强国，化作风中的纸

    屑，随风而逝。

    那一年，距离元朝灭亡，只剩下十七年。 [25]四、朋友

    小时候看过一部名叫《马可·波罗》的传记电影，英若诚演忽必

    烈，于绍康演海都，娜仁花演阔阔真公主，马可·波罗、阿合马都是

    外国演员，记不得名字，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是美国演员，前者叫肯

    ·马歇尔，后者叫雷纳德·尼莫伊，这部电影是中意合拍，朱里亚诺

    ·蒙塔尔多导演。我喜欢这部电影，像许多电影一样，我看了很多

    遍，直到能够背诵它的一些台词。有些台词至今令我深为感动。

    年迈的忽必烈在黄昏的皇宫里这样对行将离去的马可·波罗说：

    “冬天快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北方刮来的彻骨寒风会带来蒙古草

    原的气息和战马嘶鸣的声音，我会怀念起家乡，也会想起你，马可，我万里之外的儿子。”

    如今把这句话默写下来，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响起英若诚浑厚、抑

    扬顿挫的嗓音。

    很多年中，我都在反刍他们的友谊。两个差异巨大的人之间建立

    的友谊最为神奇。马可·波罗与忽必烈，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他们

    身上，找不到任何共同点，甚至在许多方面完全是南辕北辙——西方

    东方、青年老年、平民皇帝，唯一的共同点，是两个人碰巧都

    有真诚。商人的本性是牟利，而皇帝更是不择手段——忽必烈一生杀

    人无数，其中包括身兼他的胞弟和汗位争夺者双重身份的阿里不哥，据说，阿里不哥是被忽必烈毒死的，但是，即使老谋深算的皇帝，也

    会显露出孩子似的天真本性。马可·波罗给了他机会。除了马可·波

    罗，他无法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机会。马可·波罗，使这个终生

    陷入政治旋涡的生命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使他站在一个新的视角上观察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的忘年交，为这个过于坚硬的时代

    增添了一些温情的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说，忽必烈和马可·波罗都是

    幸运的，他们都通过对方实现了自己。

    这一事件的隐喻特征也显露无遗，因为我们随时可以把忽必烈汗

    与马可·波罗的个人友谊放大成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无论

    是中国，还是欧洲，都通过对方看见了自己。鉴于眼睛寄寓于身体之

    中，因而，它们在履行观察功能的同时，唯独无法观察我们自身，这

    是眼睛在设计上的重大缺陷，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自己的时候，不得

    不借用别人的目光。同样，对于一种文化而言，其自身身份的认定，不是与生俱来的，更无法在一个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完成，而只能在异

    质文化的相互对照中实现。对方如镜子，描述了自身的状况。“身份

    认同”是理解现代性理论的一个关键词。巴赫金说：“一个人在审美

    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

    性” [26] ；“必须在我的内心自我感受(即我的空洞观照的功能)

    与我的外在形象之间，插入一个仿佛透明的屏幕，通过屏幕他人对我

    的外形可以作出情感意志的反应，如他人对我的可能的惊喜、爱慕、诧异、怜恤；我透过他人心灵(它降低为一种工具)的屏幕来观照，就使我的外形获得了活力并融入绘声绘影的世界。” [27] 这说明人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从内部，而是从外部完成的。如果没有这面镜

    子，看清自身是十分困难的。或许，朋友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然而，对于处于成长阶段的西方而言，中国形象展示出的迷人品

    格，在激起西方人追求自身强大的欲望的同时，其内部的制度性缺陷

    也不幸被掩盖。西方人，比如马可·波罗，尽管目睹了这个东方帝国

    的疮疤，但他们的兴奋点不在这里，全部停留在那些恢宏华丽的事物

    上。这类记载，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随处可见。这并非有意粉饰，而是弱势心理的直观表达，就像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之

    后，中国人文化价值向西方的彻底倒戈一样。欧洲人通过中国看到了

    自己的未来，而中国却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对自身的忠告。正是这个

    原因，使整个欧洲在穿越了黑暗中世纪的围困大步前进的同时，整个

    中国陷入悲剧性的停滞之中。

    1280年代末，威尼斯的马可·波罗与汗八里的列班·扫马，分别

    在杭州与巴黎做客。这无疑是一次富饶与贫困之间的比较历程。当马

    可·波罗沉醉于西湖的湖光山色，列班·扫马正穿过巴黎狭窄、肮脏

    的街道。与中国木质建筑的轻灵舒展不同，西方人全部生活在石头的

    世界里，那些房子以冰冷的语言讲述着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不似中国

    建筑，以其木质的温婉敦厚品质，成为承载和安顿家族血脉的稳固容

    器。在列班·扫马看来，那些石头房屋局促、简陋、逼仄，人在其

    中，远不如在中国庭院那样，舒展、松弛、自由，厅堂的布局，刚好

    凸显居住者的风仪，而是成为石头缝中卑琐的寄生物。当他从街道上

    走过，那些卑微的面孔就会从窗子后面浮现出来。所谓的街道，只不

    过是石头房子中间的窄缝，回环曲折，去向不明，走在其中，就像走

    在某个晦暗不明的诡计中。随时可能有一盆尿，从某个打开的窗口忽

    然汹涌而出。街市上昂贵的东方进口产品，与当地粗糙的面包、腌

    肉，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里不仅卫生条件奇差，而且物资匮乏。只

    有教堂是高耸的，它以难以企及的高度见证着人的卑微。有意思的

    是，教堂以近乎狂热、病态的方式表达着对天空的崇拜，而它对高度

    的偏执恰恰遮蔽了天空的存在。

    在中国，人们感觉不到建筑的压迫感。它更像穿在人们身上的一

    件宽松、庄严的大袍，朴素、得体，富于亲和力。它突出的飞檐，在

    我看来简直是对中国式袍袖的绝妙翻版。杭州，刚刚逝去的朝代——南宋的都城，比教会所描述的天堂更像天堂，只不过它不在天上，不

    在海拔一万米以上的空气中，而是在尘世，马可·波罗也因此把它称

    作“天城”，称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这座城中，“有一万

    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外，不足为异，盖此城

    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围有水环之”，“城中并见有美丽邸舍不少，邸

    内有高大楼台”，“有商贾甚众，颇富足，贸易之巨，无人能言其

    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这里的人们“面白形美，男妇皆

    然”，穿着丝绸的衣衫，举止安静娴雅，连妓女都充满丰神，她们衣

    饰灿丽，空气中飘散着她们的体香，“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

    迷，所以归去以后，辄谓曾至天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 [28]。

    灭顶之灾并没有降临在西方人身上，相反，马可·波罗告诉他们

    一个简单的事实：原定通往地狱的旅程居然直达天堂。与基督教的天

    堂不同，那是一个被人证明、完全可以抵达的天堂。历史的诡计隐藏

    在一个过程紧张、结局完美的玩笑中。西方人从大悲转向大喜，而中

    国人的欧洲之旅，却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列班·扫马，到达欧洲的第一个中国人，被轻而易举地忘记了。

    没有人步其后尘。

    相反，在利益的怂恿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拥向东方。传教士们

    成群结队地启程，前往东方收获灵魂；而商人和冒险家们则希望从那

    里收获财富。

    马可·波罗的传说感染着传教士们，尽管当时他们对于中国的知

    识少得可怜。弥尔顿1655年出版《失乐园》第十一卷中还有这样的句

    子：“从契丹可汗的都城汗八里的坚固城垣……直到西那诸王的北京……”——他们甚至不知道汗八里、大都和北京是一座城市。他们

    只知道，蒙古人的故乡，在草原深处。他们在绝望中奔走了三百年，蒙古武士的甲胄照亮了他们的脚步，即使北方的冰雪也不能把他们的

    足迹彻底掩埋，然而，当他们终于抵达中国，他们沮丧地发现，大汗

    已不知去向，这个国度，留给一个名叫朱元璋的皇帝统辖，他不再像

    大汗那样慷慨，而是固执地封闭了通向西方的道路。1583年，当利玛

    窦终于在广东肇庆建立起第一座教堂时，等待他的，不再是大汗的盛

    宴，而是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个国家留给利玛窦的印象，与《马可·

    波罗行纪》中的记载大相径庭：

    中国人害怕并且不信任一切外国人。他们的猜疑似乎是固有的，他们的反感越来越强，在严禁与外人有任何交往的若干世纪之后，已

    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29]

    利玛窦身着中式长袍，他试图把自己掩藏在中式服装里。但每当

    他照镜子，他都会陷入深深的恐惧和绝望中——他欧式的面孔，会使

    他的身份暴露无遗。他所有的梦想，都将在某一天，被突如其来的石

    头击得粉碎。

    与那些苦行僧相比，哥伦布的目的更加单纯：寻找黄金。马可·

    波罗到达中国两百年后，当哥伦布从《马可·波罗行纪》中得知忽必

    烈汗两次远征日本失败的消息，以及日本列岛的“黄金和其他宝物的

    价值无法估量”时，决定寻找大汗的国土与遍地黄金的“西潘戈岛”

    (日本)。1492年8月，哥伦布带着西班牙王室写给大汗的国书开始了

    他的远航，在整个航程中，他都幻想着汗八里的耀眼金顶会在前方的

    海面上骤然浮现。 [30]大约1484年，热那亚人哥伦布抵达西班牙。有一天，他在特塞拉

    岛上的家里，来了几名不速之客。他们衣衫褴褛，神情恍惚。其中一

    个名叫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驾船人对哥伦布讲，他们的小船，经常在西班牙本土与大西洋中的加纳利群岛之间行驶，贩卖货物，这

    一次是他们遭遇了强大无比的风暴，被海浪冲卷着，在大西洋上，向

    西方漂流了二十八九天，根本无法根据太阳和北极星判断方向，懵懂

    之中，在加纳利群岛西边、大西洋深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上了岸，在

    获取一些水和干柴之后，摸索着返航。谁都不会想到，一场偶然的风

    暴将彻底改变人类的历史。由于他们是被风暴吹到那里的，完全不知

    路线，所以他们回来的路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从西班牙出海时，船上

    共有十七人，到达哥伦布家时，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包括驾船人阿

    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他们是听说哥伦布是杰出的水手和宇宙志学

    者，还会画航海图，才去他家落脚的。显然，他们的故事把哥伦布迷

    住了。他突然意识到，一个巨大得难以想象的机会忽然降临，与此同

    时，一个阴谋也已经在他的内心酝酿成形。这个不可告人的阴谋，使

    那几位幸存者无一例外地死在哥伦布家里。

    哥伦布从他们的叙述中听出一个事实：向西，的确存在着一条通

    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的航行印证了这一

    点。对此，相信地圆理论的哥伦布确信不疑。在他看来，沿这条航线

    去中国或许更近一些。我曾经与精通西班牙语言和历史的张承志先生

    探讨过这一点：在哥伦布之前，向西穿越大西洋的航线早已存在，大

    西洋中间散落的岛屿，如同跳板，把航行者一节一节摆渡到新大陆。

    只是知道这一秘密路线的人凤毛麟角，阿隆索·桑切斯·德韦尔便是

    其一，他在无意中，把秘密透露给哥伦布，也在无意中自寻死路。那

    个妄想狂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置于历史的关键时刻，天上掉下来的

    巨大机会，使他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吞没。杀人灭口，哥伦布一丝犹豫都没有——他谋杀了所有的知情者——一群刚刚死里逃生的幸存

    者。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守口如瓶。

    这一惊人的秘密，是由古代印加帝国公主伊莎贝尔·钦普·奥克

    略的儿子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在《印卡王室述评》一书中透露

    的。这位西语文学的大师，出生于1539年，距离谋杀事件的发生不到

    六十年，完全有可能通过他地位显赫的长辈了解到历史的真相。遗憾

    的是，他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秘密的具体细节：“当时我年岁还小，听时不太注意。如果那时注意地听，现在我就可以写出更多令人赞叹

    的，在这部史书中非常需要的事情来。” [31]

    西班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在他一部尚未完成的

    手稿中，披露了相同的事实：“那位航海人(他的名字我们仍不得而

    知，只好把如此伟大的事业归功于上帝这位造物主了)，由于一场突

    如其来的猛烈风暴而看到了新世界，后来为了报答克里斯托瓦尔·哥

    伦布的殷勤好客之情，便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消息告诉了他。” [32]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震惊世界的地理大发现背后，居然隐藏着一

    场惊天血案。而哥伦布，从谋杀与欺骗中最大限度地获取了利益，成

    为世界历史中最成功、也最隐秘的剽窃者。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哥伦布为什么在他的行程开始之前，就胸有

    成竹地向国王和国后索取高额回报，而且，只用六十八天多一点就到

    了瓜纳蒂亚尼科岛，“如果不是他从阿隆索·桑切斯的叙述中知道在

    广阔无垠的大洋中该沿着哪些方向航行，那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达

    那里就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33]这也决定了他的旅程，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探险，战栗的木船

    仿佛从欧罗巴海岸的弓弦上弹射出的一支箭，它的杀伤力将在终点得

    到证明。

    草原上弥漫的血腥味渐渐消散了，有关蒙古人的凶猛传说渐渐褪

    色，而前往中国的冲动，日益变得势不可挡。从蒙古人的铁蹄下劫后

    余生的西方人，在喘息之后杀了一个回马枪，诞生于地中海的海盗基

    因使他们终于露出更锋利的犬齿。西方人与东方人下一次相遇的地

    方，是大明王朝的东南沿海，一个名叫郑成功的中国军人，在那里拭

    目以待。

    很多年后，我仍记得在那部电影中，忽必烈在与马可·波罗告别

    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

    “你是真正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即使再过几千年，我们也

    是欢迎的。”

    [1] 即北京。“汗八里”(Cambaluc)为波斯语音译。《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国地

    名多为波斯语音译。马可·波罗生活在色目人中间，可能懂波斯语，波斯语也是当时从地中

    海到南中国海通行的商业用语。

    [2] 见[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26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年版。

    [3] 《元史》记载：“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见《元史》卷九十三

    《食货志·钞法》，《元史》，第157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4] 同上。

    [5] 1260年。[6] 1275年。

    [7] 《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钞法》，《元史》，第1573页。

    [8]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261页。

    [9] 见《元史》卷二百五《列传·奸臣》，《元史》，第3051页。

    [10]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11] Ata-Malik Juvaini ，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Conqueror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Vol 1，p.213—214.转引自周宁：《契丹传奇》，第70页，北

    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12] 周宁：《契丹传奇》，第28页。

    [13] 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London: Westview Press,1998.吴芳思：《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吗？》，张学治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14]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11—1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版。

    [15] 周宁：《契丹传奇》，第60页。

    [16] 《元史》卷二百五《列传·奸臣》，《元史》，第3052、3053页。

    [17]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传·许衡》记载：“衡独执议曰：‘国家事权，兵民财

    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虑其反邪？”衡对曰：“彼虽

    不反，此反道也。”《元史》，第2484页。

    [18] 《元史》卷一百六十八《列传·秦长卿》，《元史》，第2643页。[19] 同上。

    [20] “大汗宠之甚切，任其为所欲为，但至阿合马死后，始知其曾用魔术蛊惑君主，致

    使言听计从，任其为所欲为。”[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233页。

    [21] 张星烺等人持此观点。详见张星烺：《马可·波罗游记》导言，第108—151页，中国地学会，1924年版。

    [22] 《元史》卷二百五《列传·奸臣》，《元史》，第3053页。

    [23] 《元史》卷二百五《列传·奸臣》，《元史》，第3054页。

    [24] 《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钞法》，《元史》，第1647页。

    [25]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称皇帝，国号明，建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高皇帝。蒙元政权退回蒙古草原。

    [26] [俄]巴赫金：《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中主人公》，见《巴赫金全集》，第l卷，第

    13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7] 同上书，第127、128页。

    [28] [意]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第398—407页。

    [29]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21页，桂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 哥伦布在1492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远征军司令说，应设法前往大可汗国，据其认为大可汗就在附近，也即大可汗居住之契丹城就在附近。据有人在其驶离西班牙前相

    告，契丹城甚大，地势低缓，景致优美，附近海水颇深。”参见郭家堃：《哥伦布航海日

    记》，第50—51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31] [秘鲁]印卡·加西拉索·德加维加：《印卡王室述评》，第15页，北京：商务

    印书馆，1993年版。

    [32] 同上书，第16页。

    [33] 同上书，第17页。第二章 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

    我们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

    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

    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

    ——《圣经·新约·马可福音》一、面孔

    对于中国人而言，利玛窦的相貌与魔鬼近似。无论多么英俊，西

    洋人的长相也不符合当时中国人的审美观，这预示着利玛窦在中国的

    道路不可能平坦。1582年，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人的“飞地”。晚明

    学者张燮曾经对葡萄牙人作如下描述：“葡萄牙人身高七英尺，长着

    猫一样的眼睛，嘴巴就像黄鹂，脸色灰白，胡子卷曲，像黑色的纱

    布，而他们的头发却几乎是红色的。”更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当囚犯

    被拉去斩首的时候，他们在后面吟唱着宗教经典里的赞美诗。 [1] 虽

    然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但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没有区别。

    尽管如此，一个洋人的到来，在帝国引起的震荡是有限的，尽管

    此后数百年中，传教士在中国陷入一种长期复杂的纠葛中，以至于今

    天对他们进行判断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当时，没有人——包括利

    玛窦自己——能够意识到，他的到来，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历史拐

    点。由于最初的变化过于细微，即使对于当时最敏锐的人来说，也不

    可能观察出来。

    1580年代的大明王朝，已经步入它的黄金时代，王朝的一切都像

    黄昏之前的景象一样明亮和耀眼，尽管所有明亮的事物已经具有回光

    返照的性质。那一年利玛窦刚好三十岁，按照中国人的说法，正值而

    立之年。

    大地以前所未有的辽阔出现了，有一千只飞鸟在它的上面盘旋，翅膀的影子在他年轻的脸上掠过。南方的土地，各种从未见过的植物

    肆无忌惮地生长，风藏在树冠里，像歌谣一样不期而至。太阳落山之

    前，男人们在河中洗澡、钓鱼，妇女们淘米、洗衣，偶尔还将干枯的经血残片倾倒在河中。一大群幼小的鱼苗密匝匝地追逐着那些残剩

    的、颇有些言不及义的红色。物质如此这般地奇妙循环，让人觉得这

    里从头到脚都充满生机。一切都与他的故乡马切拉塔不同。他的嘴里

    情不自禁地冒出一个字：“主。”

    他的发音很轻，在广阔的大地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发音。但在这

    里发出这个音节，令他感到奇特、陌生和刺激。那个音节立即被土地

    上的各种声音吞没了，它像一个隐秘，深埋在利玛窦的心里。但它没

    有消失，它会在时间中生长，像真理一样，日益强大。他沿江北上，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桑叶似的国土，茎脉如河流一样密集丰沛，站

    在边缘，他就能听见水流在桑叶内部的轰然回响。这是一块神奇的土

    地，它的疆域超出了上帝的视线，所以，被上帝无所不至的光芒所忽

    略。他为主的缺席而深感遗憾。他和他遥远的组织——耶稣会 [2] 都

    认为，有必要使这块土地沐浴在上帝平均主义的光芒之下。当然，这

    是一份艰巨的任务，他从未对此有所低估。

    无须证实，仅从表情上，他就对中国人的态度心知肚明。中国人

    对经验以外的世界怀有斩钉截铁的怀疑态度。关于佛郎机人的各种可

    怕传说盛行，他们拥有所有的恶行，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

    兽，专吃童男童女。在中国人的常识中，佛郎机国与狼余鬼国对面，狼余鬼国“分为二洲，皆能食人”，“嘉靖初，佛郎机国遣使来贡，初至行者皆金钱，后乃觉之。其人好食小儿。云其国惟国(口)得食

    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潜市十余岁小儿食之。每一儿市金

    钱百文。广之恶少，掠小儿竞趋途，所食无算” [3] 。佛郎机，就是

    本文开头提到的葡萄牙。与他们的饮食习惯相比，他们的烹饪方法更

    加恐怖：他们会用一口巨大的铁锅烧好开水，然后，把盛在铁笼子里

    的孩子放在铁锅上蒸，等到孩子浑身出汗，再用铁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这时，孩子仍然活着，在厨师的注视下艰难地喘息，厨师看火候

    到了，就及时剖开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内脏，将他蒸熟，美味佳肴

    应运而生。

    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构筑成“神—魔关系”或者“人

    —鬼关系”，这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它使降妖除魔的历史使

    命自然而然地落到中国人的肩上。它既表明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恐

    惧，也是文化优势造成的心理幻觉。作为一种原始思维，它透露出某

    种无知与狂妄，诸如“解放全人类”这类的豪言壮语，只能产生于这

    种想当然的思维方式中。仰仗着文化上的优越感，中国人在现实世界

    中与西方发生的关系都被纳入这一话语体制下。1580年前后，几乎与

    利玛窦进入中国同时，一部名为《西游记》的小说问世，玄奘法师不

    远万里前往印度取经的历史变成了抵抗妖魔的传奇；1597年，即意大

    利诗人阿利瓦本尼杜撰的中国传奇《伟大的皇帝》出版那一年，流寓

    南京的中国文人罗懋登完成了他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在

    这部小说中，伟大的航海者郑和蜕化为一只虾蟆精，而他的航海事

    业，更应感谢呼风唤雨、法力无边的碧峰长老的拔刀相助。中国文化

    总会生产一批奇异的舌头，文化英雄们创造的历史奇迹在他们引人入

    胜的讲述中烟消云散。他们的关注点不在文化地理探险，而志在批发

    数量不菲的西方魔鬼，等待中国人绳之以法。耐人寻味的是，伴随西

    方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对中国人进行妖魔化，也列入他们的日程。

    中国人以丑陋不堪的形象(所谓“东亚病夫”)在各种图像中频繁出

    没。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回应，当然，这同样不能使他们显得崇高。

    对他者的蓄意矮化，最终会无一例外地伤及自身。

    无论怎样，利玛窦赤发绿眼的形象，刚好验证了中国人的传说。

    从上岸那一天起，他就着意对洋人们臭名昭著的外表进行修改——首先剃光了自己的胡须，然后穿上中国式的长袍。他试图将面孔引发的

    冲突，通过服饰缓冲下来。况且，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小心翼翼

    的，以免无意中刺痛中国人敏感的神经。总之，他把自己深隐在异国

    的人群里，生怕他们像挑选渣滓一般，把自己挑选出来。他在写给校

    友富利加蒂的信中，声称自己已然变成中国人：“我们的服饰打扮，我们的容貌举止，我们的待人接物，在所有的外观特征方面，我们都

    已经变成中国人。” [4] 尽管如此，他们对身体的修改毕竟是有限

    的，“长身高鼻、猫睛鹰嘴”仍然会随时出卖他们的身份，并把他们

    置于可怕的危境。有一万种危险等待着他。当然，对于信仰奇迹的人

    而言，所有的危险，都微不足道。二、教堂

    最初的教堂是以近乎简陋的形象出现的。这与欧洲中世纪的辉煌

    教堂形成鲜明反差。在利玛窦的故乡，教堂，这上帝的人间居所，华

    丽而威严，与上帝的身份相呼应。它挺拔入云，各种复杂的廊道如树

    枝般纵横交错，仿佛通向天国的幽秘暗道。建筑内部蕴藏着一股神秘

    的力量，使孤立无援的人们获知来自天堂的消息。与中国平面铺展的

    木构建筑不同，教堂以不可置疑的态度表达着对高度的追求。通过对

    高度的追求，表达对天堂的向往和对上帝的敬意。而作为农业文明的

    产物，中国的庙宇宫殿，则以平面铺开的方式，表达对大地的亲切

    感。这表明中国的神不是来自天空，而是来自大地。中国的建筑，只

    有将身体在大地上充分展开——而不是像哥特式或者巴洛克式教堂那

    样踮起脚尖，增长自身的高度——才可能探听到神的信息。轻灵的台

    基、耸立的廊柱，支撑着一个硕大的屋顶，那夸张的屋顶，看上去如

    同一只在空中飘浮的船，让人觉得随时可能下沉——中国式宫殿的重

    力是向下的，力量的下坠感，被那些平行的廊柱引入大地，或者说，廊柱的支撑力，来自大地，无论多么宏伟的宫殿，都要依托大地的力

    量才能得以实现。中国式建筑，得自大地的恩赐，它也通过自身的结

    构，表达了它融入大地的愿望。只有凌空的飞檐是向上的，以飞升的

    姿态，对整体建筑下坠感形成一种巧妙的平衡。教堂则罔顾大地的旨

    意，不顾一切地从自然中超拔而出。正如朱大可所说：“它是竖起来

    的灵魂战车，向着上帝的领地飞跃”，“哥特式教堂是战栗、狂热、病态和神经质的教会表达。这是中古神启时代终结前的最后一次照

    耀，它要从一个极端的立场，重申对神的最后敬意。” [5] 正是借助

    无与伦比的高度，教堂尖顶上的十字架即使在一个遥远的距离之外，也能被看见。实际上，教堂对于高度的追求中，暗含着对于广度的追求，即：它的高度，随时可以被换算为它的覆盖面。中国的宫殿试图

    通过凌空伸展的飞檐表达它的扩张性，这是一种横向的努力；而教堂

    的野心则孕育在一种纵向的努力中，它重现了《圣经·旧约》中“巴

    别塔(即通天塔)计划”的本性。然而，神圣的信仰在这里遭遇了技

    术的阻挠——教堂它不可能无止境地上升，高度的有限性，标明了教

    堂的限度。“巴别塔计划”也因此成为宗教世界的隐痛。为此，它需

    要更多匍匐在地的信徒作为补充。除了高高在上的十字架，它更需要

    前赴后继的传教者播撒福音，让那些看不到十字架的地方，聆听到神

    的旨意。

    利玛窦和罗明坚在1583年9月抵达肇庆。他知道，自己行将开始的

    传教事业，将如同在岩石上播种一样艰难，充满未知数。他对当地知

    府说：“我们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崇奉天主为唯一的真神。我们

    来自那西方世界的尽头，走了三四年才抵达中国，我们为它的盛名和

    光辉所吸引。”然后，他向知府表达了他们微薄的愿望：请求允许他

    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以远离他们在澳

    门时体验到的恼人的尘嚣与商人的喧哗。总而言之，他们需要建立一

    个住所并度过余年，这就是他们的全部愿望。 [6]

    作为这种表白的补充，利玛窦向当地知府赠送了他从意大利带来

    的望远镜。这是中国式的交际方式，他深感内疚却又无可奈何。他对

    知府说，这是中国人经常提到的“千里眼”，用它能够看清任何远方

    的事物。知府对他的话显然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当他用望远镜看清远

    处田野里的一个草人时，他开始用一种无法言喻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

    洋人。片刻之前，他还无法相信这位洋人的话，但是现在，他认为他

    是个诚实的人，并且对这个来自远方的小伙子或多或少有了几分好

    感，更加赞赏手中的望远镜。知府显然被望远镜迷住了，举着它四处望个不停。这个精巧的望远镜，居然能够在他的眼睛与远方的事物之

    间建立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以前是不存在的。距离割断了眼睛

    与许多事物的联系，使它们各自孤立。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魔法!或

    许，中国人不如洋人走得远，正是因为中国人不如洋人看得远。中国

    人不知道远方是什么，但是远方却被西洋人提前看到了。知府又好好

    看了看送上门的洋人。兴奋之余，他顺便允许了洋人们的请求。对于

    洋人，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洋人们按中国习惯，在他的面前下跪，三次叩头，那颗年轻的意大利头颅结结实实与中国南方的大地发生了

    碰撞。

    自抵达肇庆以后，利玛窦和罗明坚一直寄居于一个简陋的窝棚

    中。他们开始满怀欣喜地建造房屋，使自己得以寄居于神的脚下。他

    们的计划一丝不苟。他们打算按照欧洲的式样，修建一座小巧动人的

    建筑，有两层，与中国的平房相区别。他们亲自劳动，艰辛的劳动不

    能丝毫减少他们的兴奋。他们把这一想法报告给了澳门的修道院，修

    道院的院长回答他们，这一计划可能使多疑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在修碉

    堡。出于慎重，他否决了他们的想法。

    院长的答复传到肇庆时，他们的工程已经进行了一半。他们没有

    经费进行修改了。利玛窦从行囊中拿出一个玻璃三棱镜，举到中国人

    面前。他看见围观的中国人在这块神奇的玻璃面前都流露出惊奇的神

    色。他们一致认为，眼前正站立着一位法力无边的僧人，甚至能篡改

    阳光的线路。利玛窦说，你们谁都可以将这件法器请回家。这句话在

    中国人中引起更大的骚动。

    利玛窦卖掉了玻璃三棱镜，它的价格是二十枚金币。这笔钱足以

    维持他剩下的工程。一切看起来还算顺利。两年后，一座基督教堂，在肇庆的天空下出现了。我相信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把这座平淡无奇的房子当作教堂——这

    座教堂并没有露出哥特式建筑尖挺的外形，而是像所有中国式建筑一

    样蹲伏在地上，它质朴得近乎寒碜，但在利玛窦看来，这是他的一个

    巧妙的权宜之举，尽管他受到耶稣会的严厉批评。但重要的是，这座

    房屋，已经成为这座小城的一部分。人们的视线，已经无法超越这座

    朴实无华的房屋。与外形相配，这座教堂同时拥有一个中国式的名字

    ——“仙花寺”。这个佛教化的名字，是当地知府王泮送给它的。他

    还送了一幅匾额，让他们挂在中堂，匾额上写：“西来净土”。通过

    利玛窦自己的记录，我们知道，这座最初的传教堂，“在两头各有两

    间房，中间是间空屋，用作教堂”。 [7] 当利玛窦小心翼翼地把圣母

    画像挂在中央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实现了。

    1585年的肇庆人或许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年轻的洋和尚对

    着房屋顶端的十字顶礼膜拜。阳光照亮了每一粒灰尘。他表情安详，清澈的泪水顺着面孔蜿蜒而下，没有人能够分辨他是快乐还是悲伤。

    这是一场盛大的典礼，但它只存在于他的心中。他感觉自己在抬眼的

    瞬间遭遇了主温热的目光。

    出于好奇，中国人开始走进那座房屋。他们在房屋中央看到一位

    面容秀丽的女子塑像，怀中抱着一个男孩。他们认为，那一定是送子

    观音。于是，他们开始虔诚地匍匐在地上，对着女人的塑像顶礼膜

    拜。

    这微小的开端令利玛窦激动不已。他试图用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

    式传播他们的宗教。教堂的人气，开始越来越旺了。但是有一天，当

    人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他们的脸色骤然变得煞白，目光中充满恐惧。——那个秀丽的女子消失了，取代她的，是一个形容枯槁、面目

    狰狞的男人，更重要的是，这个不知廉耻的男人竟然不穿衣服，只有

    一小块破布耷拉在他的胯下。他的手足被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横流，青筋暴露。这与前面那个慈眉善目的女人形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反差。

    用耶稣像代替圣母像，这一行动的冒险性质显露无遗。中国人从未在

    庄严的神殿上看到过如此骇人的形象。他们迅速地逃离，并以这一果

    断的行动，表明他们对这间缭绕着不祥之气的房屋采取了断然拒绝的

    态度。

    那间充满恐怖气息的房屋，似乎证明了有关佛郎机人吃人的传

    闻。这是最初的转折。利玛窦完全没有察觉，他们的教堂已经被一种

    怒气所包围。传闻还说，洋人从那位受洗者的面容中，看出他的脑子

    里有一颗宝石，他们照料他，是为了可以占有他的尸体，并把那颗无

    价的宝石取出来。不久，第一块石头飞向教堂的屋顶。在这块石头的

    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石头义无反顾地飞向教堂。利玛窦看不见投掷石

    头的人，只能听见那些石头在屋顶发出的尖锐的声响。利玛窦透过窗

    子往外看，飞翔的石头令他感到一阵眩晕。

    仆人拎着一个孩子的衣领，把他摔在利玛窦的面前。仆人说，他

    亲眼看见他往教堂扔石块。孩子战栗着，像犯人一样，等待着惩罚。

    他在这一刻里温习着从大人们口中得知的洋人吃孩子的所有细节，即

    使战栗也无法阻止他的回忆。那些传说中的细节在他的回忆中已经清

    晰毕现。这使他的战栗更加疯狂。孩子的同伙迅速向孩子的父母报

    信，父母又纠集了更多的人。一个可怕的信息在人群中传递——洋人

    给孩子吃了一种奇特的药，使他无法喊叫。这个信息一经传出就无法

    阻拦，愤怒被传染，并将成为一块决定性的石头，砸向利玛窦的教

    堂。群情鼎沸的百姓已经同时包围了衙门，要求官府出面，讨回被捉去的孩子，如果迟疑，孩子就会成为洋人盘子里的美餐。所有人的情

    绪都接近了燃烧点。利玛窦对于突如其来的危险毫无准备，他甚至对

    人们愤怒的原因一无所知，因为那时，他对于佛郎机的传说闻所未

    闻。他惊呆了，他的辩解被嘈杂的哭喊所淹没。他不知所措。这是他

    在中国经历的第一次险情。他似乎没有做错什么，但可怕的事情还是

    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他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此刻，除了依赖主的保

    佑，别无他法。三、书简

    我有时会想，一个外国人，受耶稣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面对一片遥远而陌生的大陆，他的心境会是怎样？

    一个人，一旦进入历史，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秉承

    着对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我们很难从史籍中寻找到与他们内心有关

    的记录。他们来龙去脉、喜怒哀乐，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

    每个人都将经历空洞化的过程。历史将掏空原本附着在他们肉身上的

    一切，除了一个名字，他们将一无所有，连一个表情也留不下来。既

    然他已经占用了历史的一个席位，那么，他们也必接受历史的盘剥，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

    初来北京时，我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里，与他的墓地

    不期而遇。那是一座中国式石碑，碑顶有双螭旋转盘绕，依依不舍，碑额为十字架图案。碑上刻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几个汉字，是京

    兆尹王应鳞的手笔。两侧分别用汉文和拉丁文书写着利玛窦的生平。

    没有人来凭吊他，他的墓地显得空疏、寥落，犹如他寂寥的生命年

    华，黯然消泯于暮秋昏晚的风里。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对他的

    兴趣与日俱增。伴随着这种兴趣，各种猜测油然而生。他来中国的时

    候，几乎像我当时一样年轻，并且，拥有一张近乎完美的面庞——这

    一点是重要的，尤其在意大利，那地中海边的美丽国土，盛产阳光、美酒和歌声，歌声里，少女茁壮成长，等待收割——从一个人的脸

    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成长。那张脸，被一张线条粗疏的画像

    保存下来。他身体蕴含的所有潜能，都将归结在他的脸上，通过这张

    脸得到完美的表达。这张脸，以及它所代表的年轻雄健的身体，无疑有着可观的使用价值，但利玛窦却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选择——他用

    一袭幽黑的教袍，遮蔽了自己日益蓬勃的身体。

    那时的意大利，宗教的黄金时代已经远去。八十三岁高龄的教皇

    保罗四世，已经在一声漫长的叹息中溘然离去。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

    空。庄严的教义被喷涌的火苗所否定。火焰的高度迅速超越了哥特式

    尖顶的高度。从前正面形象全部成为打倒的对象。世界正在急速变

    化，而利玛窦，却从欲望浮动的世俗街景中转身，走向背负恶名的修

    道院——那空阔、冰冷、顽固的旧日殿堂。不知他是否预见了那个世

    界里的人欲横流，预见到身体在摆脱禁锢之后又迅速陷入迷途，预见

    到后工业时代的芸芸众生成群结队地重返教堂。与那些跃跃欲试的身

    体相比，他更热衷于沉默无语的教会和修道院，在他看来，克己、苦

    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都是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

    的必经之途，只有踏上这条必经之途，信仰、启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

    能纷至沓来。灵魂活跃的必要前提，是身体的必要尘封。他的冷峻，暗含着某种轻度的疯狂。

    当他以陌生的目光打量中国，中国也在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他。

    一个地地道道的外来者，即使他侥幸进入这个封闭的古国，也必将消

    失于汪洋的人海。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固体，任何改变它性

    质的企图都将会遭到否定，哪怕仅仅是微观的改变。但利玛窦显然对

    此有不同意见，他远赴中国，不是来度假的，他要完成上帝赋予他的

    使命。为此，他将承受更多的艰苦、孤独、贫穷，甚至凶险。我从不

    怀疑，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他首先是人，那么，他就理应像你

    我一样，有软弱、怀疑、动摇甚至绝望的时刻。抵达新大陆的兴奋最

    多维持一个星期，此后，他将被无边的孤独所淹没，最初的兴奋，将

    消失得无影无踪。茫茫的人海无助于消解他的孤独，相反，只能加深他内心的荒凉。尽管他们得到地方官员的宽容，但他们却在人们的怀

    疑和误解中被一再驱逐。他开始写信，寂寞使他的倾诉欲望变得极为

    强大——后来几乎所有耶稣会士，都养成了写信的癖好，这是异国生

    活中的被逼无奈。他们的文字，像寂寞一样没完没了。这不仅为我们

    留下了浩繁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即使在17世纪，这些书简就

    已经在欧洲正式出版。通过远渡重洋的水手，把信带回祖国。为了保

    险，他有时甚至将内容相同的信，经几个不同的渠道寄出。他在一封

    信中写道：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做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

    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

    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与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

    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毋庸置疑

    的和森林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

    和用于野兽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

    的名称。 [8]

    这些书信可以被认为是对利玛窦寂寞时光的最好证明，如果不是

    因为难耐的寂寞，这位同时兼任了医生和建筑工人的耶稣会士不可能

    留下这么多的文字，使我们能够穿越时光的阻隔，觉察到他的哀乐。

    年轻的意大利人在油灯下写信，讲述他的无奈与寂寥。他需要与

    人交谈，即使他看不见对谈者的脸，写信，就是这样一种交谈方式。

    尽管茫漠的海洋延缓了谈话的周期，他的话，要过好几个月，甚至一

    年半载，才有反馈，但对方是存在的，他不是对着一片虚空在说话，这多少令他感到踏实。他的倾谈对象，是耶稣会的教士们，一些与他

    同样寂寞、贫穷而坚忍的人。在他看来，即使在意大利，也只有他

    们，能够听懂自己的语言。在我看来，利玛窦更像是一个被时代遗忘的人。作为旧时代的遗

    民，他无法获得进入新时代的护照。当他义无反顾地决定为上帝献身

    的时候，上帝的光环已经黯然失色，他的“组织”，也不再拥有当年

    的权力。他不能得到荣誉，相反，只能忍受苦寂。他离开意大利，离

    开宗教的圣地，前往遥远的东方。他认为上帝的希望正暗含在那条危

    机四伏的道路上。他把一切都交给了那条神秘莫测的道路，如同他当

    初果断地把自己交给上帝。他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现在，他试图

    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道路的一切，告诉故乡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这

    些信件透露了关于中国的消息。这些是一个亲历者从东方发出的来自

    另一个世界的报道。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从前曾经出没于各式各样

    的“海外传闻”中，而利玛窦这些耶稣会士，则带来了关于中国的

    “现场报道”：

    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特产又

    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

    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

    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

    同…… [9]

    如果没有这些信件，除了少数教士，故乡的人们可能已经对他的

    存在一无所知，而在中国，当时知道他的人也寥若晨星——尽管一个

    洋人在大明王朝长期居留是件不同寻常的事，但是，对于这个天国上

    朝来说，他的存在略近于不存在，即使他已经开始传教，但他的影响

    力仍然微不足道。这是一些私人信件，它们表明了一个耶稣会士在东

    方的存在。但人们感兴趣的，并非利玛窦本人，而是他所讲述的那个

    国家。传教士们的来信，已经涉及了中华帝国的版图、物产、科技、制度、习俗、历史、宗教的方方面面，那些零散的纸片也因此汇聚成一部关于中华帝国的百科全书。在西方视野中，有关中国的讯息逐渐

    凝聚成一个完整而庞大的形象、一种真切的观念力量、一个无法回避

    的事实、一个尺度、一种视角、一个无法超越的“他者”。

    到1550年，欧洲了解中国的渠道还少得可怜，只有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等提供的少数版本，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内部传达，呈现

    出真实与想象相结合的东方世界。耶稣会士的书简，则动员了诸多更

    加权威的舌头，使欧洲的中国形象在亲历者的众说纷纭中变得日益清

    晰。16和17世纪，几乎在欧洲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结集出

    版的耶稣会士的东方书简。中国书简已经开始以“新闻简报”的形

    式，在欧洲广为传播，在它们的吸引下，无数人蠢蠢欲动。人文主义

    者们——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正是在这些信息的声援

    下，完成了关于中国的科学性的总结著作。1583年，几乎与利玛窦抵

    达肇庆、着手修建第一座教堂同时，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门多萨开始

    编写他历史性的庞大著作《大中华帝国志》，学者公认，这部著作

    “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

    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

    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

    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10] 。有人说，传

    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包括大地测绘、田野调查等，目的是为后来西方

    列强入侵中国提供情报准备，也就是说，传教士的进入中国，从一开

    始就是一场阴谋，他们是带着谍报使命进入中国的。我对当时的西方

    人是否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深表怀疑。学者认为，16—18世纪的

    欧洲正处于近代早期，他们正忙于从教会的压迫下进行自我解救，而

    征服东方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于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西方

    人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思想家蒙田1581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发现“一本中国书；

    印的是奇怪的字，书页材料比我们的纸要轻得多，更透明，而且，因

    为纸不能经受墨汁，只能用一面印字，书页是双的，外沿边叠起，连

    在一起；他们认为那是用某种树皮制成的”。蒙田用一连串复杂的法

    语描述的，正是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线装书。此后，蒙田在一篇名为

    《谈马车》的随笔中谈到中国时，语气中依然充满惊奇与惶惑：

    即使我们知道的历史记载都是真的，其数量与未被知晓的事相

    比，真是微乎其微。而有关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面貌，我们

    ——包括求知欲最旺的人——的认识又是多么贫乏和简单!且不说那

    些经造化之手变成千古传颂或儆戒的个人事件，就连那些伟大文明和

    伟大民族的情况，我们未能知道的也比我们知道的多百倍!我们对自

    己发明的大炮和印刷叹为奇迹，殊不知，其他民族，远在世界另一边

    的中国一千年前便已使用。倘若我们看到的与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一样

    多，那么，可以相信，我们会发现层出不穷、变化万千的事物。 [11]

    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英国的海盗舰队历史性地打败了由一百

    三十二艘巨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双方制海权此长彼消。这

    一年，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罗明坚返回欧洲，对中国的回忆与

    怀念伴随他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故乡的田园中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时

    光。与此同时，隐居在法国波尔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想家蒙田，默默

    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随笔集》。

    那些搅乱了整个欧洲的思想秩序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如今已

    经在图书馆里沉睡多年，人们对它们的存在早已漠不关心。耶稣会士

    如同历史中的邮递员，在完成一次次递送任务之后销声匿迹。与强大

    的白纸黑字相比，邮递员的渺小不言自明，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长相、表情和身世。他们是作为文字的衍生物存在的，是信件的辅助器官，协助那些体质单薄的纸页，完成信息的传递。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如

    历史中牺牲者一样，悲壮而又无奈地消失了。但思想并没有因他们身

    体的退席而停止旅行，在他们身后，他们书信中的文字仍在坚持不懈

    地奔跑，寻找着自己的盟友和敌人，在版本不同的快意恩仇中生存和

    死亡。他们强大的遗传基因使得无数思想的胎儿茁壮成长，演变成语

    词、书籍和精神的华丽家族，把整个欧洲托在了他们的掌心。

    欧洲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国。中国，于是

    以一个强大的“他者”形象，令整个西方世界自惭形秽。耶稣会士们

    似乎没有想到，他们的“东方来信”，将他们所信奉的《圣经》置于

    一个无比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使欧洲人逐渐相

    信，在上帝创世之前，世界就已经存在。无论是盘古开天，还是大禹

    治水，都远远早于上帝创世和挪亚方舟。1721年，孟德斯鸠在著名的

    《波斯人信札》中，直言不讳地质疑《圣经》的历史观，表示“很难

    理解上帝为何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无所事事，而要经过那么久的等待，直到距今相当短的一个时期以前才创造了万物” [12] 。伏尔泰甚至

    觉得，以色列写下的那部天主教自愿视为其信仰基础的书是有罪的、无耻的，《圣经》只是一个小小的牧羊人部落为自己撰写的，所涉及

    的只是他们所了解的中东的一个小角落，结果却被认为包含了全世界

    的历史起源。 [13]

    一个简单的事实不可回避地呈现出来：中国人在上帝缺席的情况

    下创造了伟大的世俗文明，这表明上帝的存在无足轻重。对于一向自

    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这一常识对他们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作为对于

    这种刺激的反应，他们对教会的仇恨更加势不可挡。于是，耶稣会士

    制造的舆论，刚好被启蒙主义者加工成刺向教会胸膛的利刃。在“中

    国形象”的声援下，他们开始了打倒教会的事业。于是，“东方书简”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们正在取消教会和传教士们存在的理

    由，他们的艰辛、忍耐和牺牲，非但没有扩大教会的影响，感化自己

    的同胞，反而全部成为自己日后的罪证，这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杀行

    为。利玛窦这批上帝的信徒，恰到好处地击中了上帝的要害，在失去

    了上帝的庇护之后，他也注定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四、地图

    在利玛窦看来，他的许多信件都石沉大海了。他像一个断线的风

    筝一样，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飘荡。除了偶尔从耶稣会得到一些指

    令，他与他的国家几乎断绝了所有联系，如果没有中国人以异样的目

    光提醒他，连他自己，都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白人。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他一再遭到驱逐，如同多余的渣滓，不断

    被手疾眼快的人们捡选出来。他在肇庆一败涂地，最终落荒而逃；尔

    后在广东游荡——韶州、南雄，又辗转南昌、南京。他已记不起来，在南京，他遭到第几次驱逐。在逃离南京的途中，他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个陌生的行人在质问他：

    “你就这样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游荡，而想象着你能把那古老的

    宗教连根拔掉并代之以一种新宗教吗？”

    利玛窦自从进入中国，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计划，所以，他回答

    道：

    “你必定要么是魔鬼，要么是上帝，才知道我从未向人吐露的秘

    密。”

    那人回答他：“我不是魔鬼，我是上帝。”

    利玛窦的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色，他梦见自己跪倒在上帝的脚

    下，含着眼泪说：

    “主啊，既然你知道我的想法，为什么不在这困难的事业中助我

    一臂之力？”说完，他趴在地上，泣不成声。主回答他：“我将要在两座皇城向你启祥。”

    上帝的回答，与上帝曾在罗马答应帮助圣依纳爵的话，字数完全

    一样。利玛窦梦见自己进了皇城，自由而安全，被那座圣洁而荒淫的

    东方都城所接纳。他醒来的时候，眼泪早已在梦中就汇合成一脉细致

    的水流，决堤而出，正顺着他瘦削的面颊，蜿蜒而下。 [14]

    利玛窦在自己的书简里记录了这个梦。他把这个梦讲述给自己的

    同伴，使这个梦在暗夜的深黑里具有了某种光源的性质。他必须坚持

    自己的信仰，除了做到这一点，在这片繁忙的国土上，他无事可做。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梦的预言性质。此后几年，当他从北京无功而返

    时，他在大明王朝的另一都城南京获得了成功，他进入的南京，与他

    所梦见的一模一样。继而，他得以进入北京的宫殿，并在那里建立了

    自己的传教团。但那些都是后来的事了。此时，他必须想好怎样应付

    眼前的困局。

    多少个世纪以来，上帝不止用一种方法把人们吸引到他身边，垂

    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们的灵魂上钩。任何可能认为

    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

    人的口味的，他们缓慢地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除非它凭借知识的作

    料增添味道。

    万历十二年(1584)，就在肇庆的那次危机化解之后，知府王泮

    来拜访利玛窦，他被墙上一幅带有椭圆框的世界地图迷住了。这是这

    位知府第一次看见“世界”的形象。这个“世界”，自然与他心目中

    的“世界”大相径庭。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就是“天下”，其他国家

    只不过是几片不毛之地，或者几个无关紧要的小岛，眼下的“世

    界”，则要丰富和广阔得多，而中国，也并不碰巧处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这表明他对于“世界”的认识必须重新开始。也许，把

    王泮当作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更加妥当——他要求利玛窦再为

    他绘制一幅，加上中国注释。历史的惊人巧合出现了——就在这一

    年，葡萄牙人巴布达(Luis Jorg’E De Barbuda)为欧洲绘制了一幅

    中国地图，欧洲的第一幅中国地图正式出版。与中国地图在欧洲的声

    名显赫相比，世界地图在中国的履历则平凡得多，以至于鸦片战争爆

    发时，中国皇帝还搞不清楚，那个英吉利王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利玛窦神父是以一种对中国人来说十分新奇的欧洲科学知识震惊

    了中国学术界的，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与条理

    性。在利玛窦看来，在经历了无数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才从他那里第

    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从前，他们坚信一个古老的信条，即“天圆地

    方”。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

    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而人们可以住在

    地球相反的两面却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

    他们却难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食是由于

    月亮进入地球的本影而发生的。他们对月食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

    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加黑暗。中国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

    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

    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

    整个地球大时，感到无比惊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

    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

    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

    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个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

    过，天空是由坚固的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无目的地游

    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行运行。他们原始

    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了赤

    道以外，昼夜长短也变化不同。

    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

    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纸地图上；

    他们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度和经度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

    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利玛窦曾看见在

    中国人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从未看到他们把这些

    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适用于

    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

    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关于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

    的，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许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

    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晷，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

    数的其他事情都是可能的。

    最使他们感到惊奇的莫过于看到利玛窦记为二十四度的黄道带合

    适地刻画在一个日晷上，以至表影与中国字说明的白昼指示线没有丝

    毫不合。他们感到惊奇的是，只用象限仪就能够测出一座塔的高度，一条沟或者一个山谷的深度，或者一条路的长度；算数能够采用笔

    算，而无须借助算盘，这对他们来说也是稀奇的。 [15]

    在利玛窦看来，所有这些似乎不可置信的事情都向他们当中最顽

    固的人作了试验和证明。当一种事实被清楚地证实之后，其余的也就

    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了——其中也包括上帝的存在。

    以现在的眼光看，利玛窦如同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在执行着两种

    截然相反的使命——传布宗教和传播现代科学。16世纪以后来华的传

    教士，如毕方济、卜弥格、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刘松龄、徐日升、沙如玉、杨自新、郎世宁等，大都兼具科学家、机械师和设计师

    的身份。1685年初，法王路易十四甚至向中国任命了六名“国王数学

    家”派往中国，他们是：洪若翰、刘应、白晋、李明、张诚、夏塔

    尔，并亲自签准从国库中拨款九千二百镑给他们作为年俸。清代康雍

    乾三朝，中国政府的天文部门钦天监的领导岗位几乎全部被传教士垄

    断。对于这些耶稣会士而言，在中国似乎找不出比钦天监更适合他们

    的岗位了。这里有助于他们利用自身的天文学造诣对朝廷施加影响，又能接近皇帝，从而保证教务的顺利进行。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于是

    应运而生——就在欧洲教会迫害伽利略的那些年代，伽利略的望远镜

    正在中国为汤若望——伽利略的罗马学院同学——赢得传教的机会。

    这使我们打量教会的目光变得更为复杂。在我们的印象里，科学与理

    性，是启蒙主义者的专利，是他们刺向蒙昧时代的利刃，而作为愚昧

    与迷信的化身，教会业已成为伤痕累累的标靶，已有的史书众口一词

    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令我们意外的是，科学与理性，竟同时成为这群

    上帝信仰者的护身符。火刑柱已在不知不觉中销声匿迹，科学披上了

    僧袍，天文学的巨大发展也并没有驱逐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即使今

    天，在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进逼面前，上帝也丝毫没有退却之意，相反，它聚集了更加庞大的信徒群体——据统计，当今世界拥有数以

    十亿计的基督徒，无数人把《圣经》这部形成于两千年前的古老典籍

    当作自己现时的人生指南。从某种意义上，科技使人类过上了更好的

    生活，然而，如果我们把科学视为至高无上，必须依靠一个假设：人

    类以及人类生活仅仅是一个物质世界，而灵魂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

    物，倘非如此，上帝的教诲便不会过期作废。科学不能消灭宗教。它

    们本质上并非敌人，只是分工有异，各司其职而已。物质的欲望越是

    强悍，人们就越是期望获得一种超越这种欲望的力量，通过牺牲短暂

    的肉欲来追求灵的圣洁与永生。为什么近代科学派生于信仰基督教的西方，而不是在怀疑上帝的

    中国？这表明，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比我们的想象更加复杂、诡

    异的勾连。即使爱因斯坦，也毫不掩饰对上帝的敬意。这表明了西方

    文化通过异质文化验证和调适自己的卓越能力。这种能力不仅存在于

    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基督教文明与科学文明之间。尽管人文主

    义者发现了上帝的限度，但他们并没有剥夺上帝生存的权利。西方文

    明与东方文明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一种能够从悲剧中获得滋养的

    文明。血腥虐杀既违背上帝的意志也有悖科学的精神。它们能够从血

    泊中得到警示，通过对方来对自身进行重新阐释和印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论遭到拒绝，至少在这一点上，科学与宗教达成了一

    致。我们通常认为科学是客观的，而宗教是主观的，但美国著名宗教

    学家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既不像人们假想的那样客观，宗教也不

    像人们假想的那样主观。两个领域侧重点固然有不同，但这些区别不

    是绝对的。” [16] 耐人寻味的是，在最早的科学促进机构英国皇家

    学会(The Royal Society)中，有十分之七的人是清教徒，其中许多

    人是神职人员。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建设性的关系，甚至，它

    们之间存在着互证的可能。如果我们想避免无穷追溯世界源头的话，就必须假定存在一个第一因。把天文学和高能物理学的证据汇集在一

    起，人们就能重构出一种可信的宇宙历史，来阐明从大爆炸之后三分

    钟时间开始的那些事件。 [17] 同样，哥白尼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即：他的天文学说在17世纪已被基督教普遍接受，对《圣经》中似乎

    和科学证据相冲突的章句作隐喻性的解释，在大多数天主教的教派里

    都得到认可。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提

    出：“天文学的证明证明了《圣经》关于世界起源的观点。”他不无

    幽默地说：“迄今为止，科学似乎永远无法揭开蒙在创世奥秘上的帷

    幕。因为科学家以对理性力量的信仰为生，所以这个故事的终结就像

    一个噩梦。他翻过了重重无知的山峦，将要征服最高的顶峰。当他自己攀上最后一块岩石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群神学家，他们在那里已经

    坐等了几个世纪。” [18]

    中国的皇帝和官僚部分笑纳了利玛窦的好意，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尽管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地球仪令他们惊奇不

    已，但它们并没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

    来。西方巨变的波幅，在漫长的传导中被削弱为零，中国人对此，既

    毫无反应也漠不关心——中国人的悲剧是残酷的。他们丝毫没有与世

    界核准时间的意图，也不准备根据经纬线调整自己的坐标。那些纵横

    交织的经纬线，并没有像利玛窦期望的那样，变成使不同的大陆肌体

    相连的血管神经。中国皇帝固然注重发挥人才优势，充分挖掘耶稣会

    士的科学潜能，但他的全部志向，仅仅是聘请他们组织和领导全国范

    围内的大地测绘，编制《大明混一图》或者《皇舆全览图》这样的国

    家地图，他的国土，是他视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漠

    不关心，这显然源于农耕文明培育出的狭隘意识。中国皇帝无论怎样

    高贵，某种程度上还是保有小农意识，欣赏自己的财产，被他看作人

    生的最大享受。康熙皇帝任命耶稣会士雷孝思、白晋、巴多明等测

    绘、编制《皇舆全览图》，缘于他统治版图的不断扩张，不仅超出了

    他目力所及，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而国家地图，刚好是对他势力范

    围的视觉化呈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图标明了皇帝对

    大好河山的全部所有权和使用权。它不仅满足了皇帝的虚荣心，同

    时，也是作为纪念碑存在的，在它的上面，书写着皇帝的宏大志向和

    丰功伟业。皇帝是最高级别的地主，他的全部焦虑和幸福，都来源于

    他的财产。康熙五十年，《皇舆全览图》大功告成，康熙说：“《皇

    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大地以一幅气势恢宏

    的图画来回应皇帝的野心。这幅地图给皇帝带来的快感，也是这块国

    土所能提供的快感。身兼技术知识分子的传教士们，只有在皇帝圈定的范围内，才能

    发挥他们的技术专长，此外，他们百无一用。西方科技仪器，在宫廷

    政治的庞大机器中担负着零部件的职责，沦为为皇权政治效力的“御

    用科学”，这无疑是科学史上奇特的一页。对此，本文将在第六部分

    “宫殿”中继续阐明。总之，无论中国的学术传统、思维方式、心理

    定式，还是现实政治，既不需要基督教，也对他们推荐而来的科学兴

    味索然。

    大清官员杨光先曾经写过一篇《不得已》，对曾受顺治皇帝恩宠

    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发出如下质问：如果你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地球上

    的人站立，侧面与下方的怎么办？难道像蜾虫爬在墙上那样横立壁

    行，或倒立悬挂在楼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汤若望先生喜欢

    奇思怪想，你是否见过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国人都立在地球

    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没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鱼鳖，汤

    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创造世界等于说天外造天，那么，上帝又

    是谁造的呢？宇宙万物、虚空众生，无始无终。如果说耶稣是天主，那么汉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无天的世界，如果说亚当是人类的始祖，岂不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 [19]

    这些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提出的“十万个为什

    么”，因为他的所有质问都是具体和实在的，因而它们理直气壮，这

    篇文章无疑会好评如潮。如果这些质问发生在欧洲，那么，杨光先极

    有可能赢得与伏尔泰相同的名声，但它不幸发生在中国，它旗帜鲜明

    地表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防范意识，尽管中国的“国门”已经小心翼

    翼地向外国人敞开，但中国人心理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封闭着，以一丝不苟的态度，维护着亚细亚思维方式的纯洁性，拒绝着任何来

    路不明的事物混迹其中。文明意味着限定性。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为不同的文明系统提供了新的检验尺度，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可能通过其

    他文化来检验自身。西方人对此心领神会，他们在中国历史的启迪之

    下创造自己的新历史，或者说，西方的新历史，是“借腹怀胎”的结

    果，它的成长，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文化的胎教；反过来，传统的强

    大却使中国人染上了文化自闭症，对体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着强烈的

    排异反应，而文化误读，当然是这种反应的直接症状。杨光先通过这

    篇《不得已》向西方传教士严肃地申明，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

    但是，在这些顽固的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中，有一个明显的例

    外，这个人，就是利玛窦的私人朋友——李贽。在成群结队的聋子中

    间，李贽是仅有的倾听者，他听懂了利玛窦述说的每一个字符。他早

    就对中国居“四海之内”世界中央的说法提出过质疑，所以，当他在

    万历二十七年(1599)，从利玛窦口中第一次听说“天体若鸡子(即

    鸡蛋)，天为青，地为黄，四方上下皆有世界” [20] 时，大有找到

    了同道的感觉。三年后，这位中国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门板

    上，由御林军押解，悄无声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狱中从侍卫手

    中夺过剃刀，一把插在自己的脖子上。五、钟表

    如果我们打量16世纪末，我们会发现，不可一世的大明王朝正处

    在它的拐点上，整部中国历史，也同样处在它的拐点上。出现在这个

    拐点上的中国皇帝，是臭名昭著的万历皇帝。利玛窦在肇庆传教的

    1587年，刚巧是著名的万历十五年。

    这个平常的年份，因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一本史学名著而广为

    人知。根据黄先生的叙述：“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

    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

    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

    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难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

    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

    一年。” [21]

    令人难以置信，万历曾经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皇帝，他十岁登

    基，在老臣张居正的辅佐下，政治经济双管齐下，一手整顿吏政，一

    手推行“一条鞭法”，使大明王朝呈现出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更重要的是，面对来自边疆的军事压力，这位少年天子果敢决策，一

    举平定了来自宁夏的蒙古鞑靼部和来自四川的土皇帝杨应龙的叛乱，力保西北和西南版图，并且，击溃了日本丰臣秀吉政府对朝鲜的入

    侵，取得了抗日援朝战争的胜利。内政外交、文治武功，万历未在任

    何一门功课上输给前任皇帝。似乎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对他构成挑战

    了，从此，他躲进深宫，关闭了通往朝廷的大门，留下一个荒芜的政

    权，数十年无人打理。鞠躬尽瘁的张居正，已于万历十年(1582)，就是利玛窦第一次

    进入中国那一年，不幸逝世。两年后，万历帝命人抄没了张家。除了

    皇帝，没有人知道张居正犯了什么罪——他死那年，皇帝还赐他文忠

    公的谥号，赠上柱国衔。张居正堪称万历的恩师，皇帝是在张居正的

    护佑下成长起来的，只有推翻这个偶像，长大成人的皇帝才能建立自

    己的功业——这是皇帝内心深处的秘密。

    张居正为官耿直，一生得罪官僚无数，其中有一位，叫丘橓。隆

    庆年间罢官赋闲，万历年间，因张居正压制，而始终不得复出。这一

    次，万历任人唯贤，以伯乐的身份，将抄没张家的历史重任托付给

    他，丘橓果然不辱使命，以血腥手段对张居正家族进行残酷镇压，张

    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因交不出丘橓收缴的所谓“赃款”，又抵不过丘

    橓的酷刑，自缢而死。死前留下一份遗书曰：“丘侍郎、任巡按，活

    阎王!你们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入如此酷烈……”

    没有人同情张居正，相反，张居正家族在血泊中陈列的尸体，为

    冷寂已久的朝廷增添了一道好景致。张居正死有余辜，他曾经获得的

    胜利是渺小的，经不起流言蜚语和秋后算账，因为他不是与某一个官

    员作对，因为每一个官员都与更多的官员相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一个人是孤立的，一个孤立的官员在王朝的生态系统中不可能生

    存下去。张居正忽略了这一点，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与庞大的文官

    体系、与整个朝廷作对，这决定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面对朝廷上令

    人眼花缭乱的“潜规则”，他发动了重振道德的运动，如黄仁宇所

    说，“其标榜的宗旨固然极为堂皇，但是缺少了皇帝的主持，其不能

    成功已在预料之内。” [22] 何况，皇帝自己也绝不是什么完人，相

    反，他数十年如一日地为朝廷提供的绝对腐败的升级版——一种无可

    救药的体制性腐败。他敛财、好色，万历十年三月，曾经一天娶了

    “九嫔”，同时他还是一位同性恋者，在宫中养了许多男宠。皇帝以实际行动瓦解了张居正的所有努力，使朝廷窝藏的所有丑行获得了来

    自最高领袖的精神支持。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效忠那个被龙袍包裹着

    的行尸走肉，那无疑是愚蠢的，所有的牺牲都毫无价值，不仅会断送

    前程乃至性命，而且，他们也得不到他们期望中的英名，因为历史是

    由胜利者书写的，牺牲的人，则不可能再具有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

    生前所唾弃的所有恶名，待他们死后都将无一浪费地安在他们身上。

    对张家的抄没大快人心。显然，没有比这更令人欣慰的事了。在

    扫除张居正的影响方面，以贪腐为己任的朝廷百官表现出空前的团

    结。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因张居正的雷厉风行而丧失已久的安全感

    已悄然回归，被撕破的关系网在顽强地修补，行贿者与受贿者、后台

    老板与前台走卒、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又得以恢复，贪

    污腐败复活。对此，张居正再也无能为力。

    大明王朝再也不可能找出一个像张居正那样敬业的内阁首辅了。

    此时的大明王朝如同任何一个所谓的“盛世”一样，呈现出浪漫

    主义的亮丽造型和现实主义的一地鸡毛。黄仁宇在书中以“世间已无

    张居正”这个标题来形容他的伤感。他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

    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

    正在慢慢地陷于一个‘宪法危机’之中。在开始的时候这种危机还令

    人难以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政事的每况愈下，才真相大白，但是

    恢复正常步伐的机会却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 [23]

    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万历帝的面庞。他的面庞被画在绣

    像上，四百年没有变化。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主持下，定陵

    内万历的棺椁被打开，尸骨复原后得出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

    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一米六四。显然，明神宗朱翊钧并不具有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身躯。而且，来路不同的历史资料也一

    再向我们透露了他身体的秘密：他体弱而多病。1586年，即万历十四

    年，万历帝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24] 礼

    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对皇帝的身体做出如下诊断：“肝虚则

    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这一诊断已经露骨地挑明了皇帝的身

    体与床笫之欢的直接联系。那一年，万历帝只有二十四岁。四年后，万历在评价自己的身体时承认：“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25] 皇帝

    的病症与国家的实际状况呼应得那么严丝合缝。《利玛窦像》被认为是中国人绘制的最早的传世油画作品之一，也是现存最早有中国人明确署

    款的油画作品。《利玛窦像》由中国画家游文辉于1610年绘制，当时，利玛窦已生命垂危。游

    文辉生于澳门，原名Emmanuele Pereira，曾赴日本学画。1598年以前回到中国，并协助利

    玛窦传教及担任教区画师。《利玛窦像》画面为利玛窦上半身，他的双手拱放在衣袖内，身子

    朝正面，脸部略向左侧，双眼凝视远方天际，其身后为一片青灰色天空，天空中，利玛窦像头

    部后方，有一枚放光的耶稣会会徽像章，像章四周有一圈金色光芒。身穿中式长袍的利玛窦。西方人的面孔在中国传统的服饰与家具的环绕下，显得更为诡异。创

    作于十七世纪初罗明坚、利玛窦所编的《葡汉辞典》手稿，1583—1588年作于广东肇庆。资料来源：谷歌图

    书位于该图上部的两人为耶稣会创始人，下部的两人即汤若望(左)与利玛窦，上部中央的

    “IHS”是耶稣会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汤若望与利玛窦都身着中式服装。此图来自1667年

    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一书，作者是德国传教士基歇尔

    (Athanasius Kircher)。资料来源：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利玛窦与徐光启于1607年合作翻译出版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此为西方人绘制的利玛窦

    与徐光启像，二人头上是用汉字写下的二人的名字，中间竟是模仿篆字书写的“耶稣”。该图

    下部中央亦可见到上图出现过的耶稣会标志。此图来自德国传教士基歇尔《中国图说》。资料

    来源：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的远东部分《坤舆万国全图》一角，书法部分可见“欧罗巴人利玛窦述”字样。传入日本并经抄绘、上色的《坤舆万国全图》。资料来源：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内页与插图，1687年出版于巴黎。资料来源：法国国家图书馆

    1570年，佛兰芒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制作了第一

    本世界地图册，这是其中的世界地图。资料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1584年，葡萄牙人巴布达(Luiz Jorge de Barbuda)绘制了第一幅中国地图。资料来源：

    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1734年，法国制图师和地理学家让-巴蒂斯特·昂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基于耶稣会士的地理研究成果上绘制的中国地图。资料来源：香港科技大学图书

    馆1930年的杨家坪修道院

    成吉思汗的东征，打通了欧亚大陆桥；明成祖朱棣派遣的郑和船

    队，又从海上沟通了东西方交通。元明两季，分别以战争与和平的方

    式，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书写了各自朝代的不朽神话。把中国人视

    为全球化的先导者，应当不算自夸。战马和海船，都是宫殿的延伸，它们包含着皇帝对于空间的蔑视。但是，刚刚向世界打开的宫门，又

    被万历帝武断地关上。他的内心版图，一天天变小——由天下、朝

    廷、后宫，最终萎缩成一具躲在帏幄中的瘦小身体。除了被窝里的快

    乐，只有炼丹能令他振作起精神。他欣赏着自己的微缩景观，国际形

    势的瞬息万变已与他无关。他已经放弃了对于空间的所有兴趣，而专

    注于对时间的控制中。或许，在他看来，成为空间的主宰者，对于帝

    王来说易如反掌，这是已经被他的祖先们一再证明的事实，但无论多

    么伟大的君王都要接受时间的裁决。对此，他心有不甘。拼命地炼

    丹，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那是一股黑色的隐秘激情，调动了他身体

    中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能量，青红的炉火映照出皇帝焦虑的面孔。如同对春药的热衷，他无可挽回地陷入悖论——闪烁的金丹，包含着对

    延时的许诺，但它是建立在预支时间的基础上，它通过对时间的预支

    来满足人们对时间的期待，而透支者，不仅要偿还他们的本金，还要

    付出利息，使时间的存款日益减少。可以说，金丹的事业是一场骗

    局，对时间的贪婪使这位皇帝输掉了自己半生的时间。

    混世魔王万历，有一天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份奏疏，问：“那

    座钟在哪里？”当值太监不明就里，不知怎样回答。万历又说：“我

    说，那座自鸣钟在哪里？就是他们在上疏里所说的外国人带给我的那

    座钟!”

    那应该是一座无比精致的自鸣钟。利玛窦曾经费尽心机地想把它

    进献到皇帝的手中，但在当时，这确实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使命。他的

    礼品，一旦进入中国的官场程序，就会去向不明。它们会完全脱离利

    玛窦预想的线路，去投奔新的主人。那些人对于利玛窦来说可能闻所

    未闻，但他们不仅存在，而且把守着利玛窦前往皇宫的道路上的各个

    重要据点，是利玛窦前往北京的道路上必经的关卡。他们在暗处，不

    动声色，却随时可以腰斩利玛窦的事业。甚至那些宫廷太监，都可以

    无所顾忌地向这位洋人展示他们欲望的深度。利玛窦必须随时用那些

    精湛的西洋礼品喂饱他们的占有欲，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无妄之灾。

    这是一次充满阻力的奔跑，尽管他使出了浑身力气，但他已觉得

    筋疲力尽，可能永远无法接近他的目标。而且，离目标越近，他的危

    险可能越大——在官僚聚集的京城，他遭遇各种不测的概率也大大增

    加。

    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评价，太监马堂注定在利玛窦的事业中起

    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堂，这个张居正时代的漏网之鱼，如今在皇帝身边已经格外活跃。利玛窦一行乘船抵达临清港的时候，船上有人向

    马堂出卖情报，说船上有外国人要向皇帝进献礼物。这一情报引起马

    堂的极大兴趣，因为他此次出京，名义上是收税，实际上就是搜刮民

    财，而利玛窦的到来，可谓送货上门。对于帝国里的大臣和太监，贪

    污不仅是他们主要的日常工作，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的生理需求。在大

    批珍贵西洋礼物的吸引下，马堂很快来到利玛窦乘坐的船上，亲自查

    验这批礼物。那些来自遥远欧洲的礼物没有让马堂失望，他说，这批

    贡物与中国皇帝的威严十分相配，他要求把所有礼物搬到他的船上

    去，他会向皇帝禀奏此事，但利玛窦蓦然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极为可

    疑的环境中，他预感到它们危在旦夕，因而迅速思考着对策。

    马堂想尽了各种办法，但是除了一份礼品清单，马堂没有从洋教

    士身上得到任何东西。日子就这样在彬彬有礼的僵持中消耗着。终于

    有一天，马堂失去了耐心。在天津，利玛窦和他的全部货物突然被当

    地官员扣押。他们强迫教士们把全部辎重搬进一座庙里，然后派士兵

    把人和物全部看管起来。利玛窦问这是怎么回事，得到的回答是，他

    们是按马堂的指令行事。此时，马堂的奏折可能已经递到万历手中，但万历的炼丹事业正如日中天，没有一件事能比这件事更加重要。这

    份奏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隐于那堆积如山的奏折中。这无疑将西洋

    人的礼物置于空前危险的境地。它们可能全部沦为官场运作的润滑

    剂，而皇帝将对此一无所知。那时已经临近冬天，河水快结冰了。马

    堂在一个西北风呼啸的黄昏出现在利玛窦面前，脸上带着阴鸷的笑

    容。他指责利玛窦的清单有所隐瞒，没有如实透露他的礼物，要求当

    场查验。士卒们就在利玛窦无效的阻拦中，把所有辎重搬到院子里，翻箱倒柜的声音在冬日干燥的空气中显得焦灼和杂乱。那些精致的礼

    品在士卒们粗暴的动作中被撞得叮当作响，有的还被士卒们不耐烦地掼在地上。于是，耶稣会为中国皇帝精心准备的礼物，就在皇帝仆人

    的手中，在刺耳的尖叫中，纷纷化为碎片。

    马堂没有找到被利玛窦“隐瞒”的东西，他很愤怒——我们可以

    猜测他愤怒的原因：可能是一种表演，也可能因为利玛窦把所有的礼

    物都如实写在清单上，没有预留“手续费”。他恼怒的目光最终停留

    在那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上。耶稣血肉模糊的形象令他一惊。这

    尊耶稣像最终给了他发火的借口。

    “谁都看得出来，”他说，“制造这东西就是专门要用害人的巫

    术使人中邪，你们带着这个魔物，就是要用妖术谋害皇帝。”

    利玛窦说：“依照基督教的信仰，十字架上的形象是最神圣的人

    的肖像。基督为了拯救人们的灵魂，选择了那种可怕的死法。为了纪

    念他，基督徒们用油画和雕塑把他死去时的样子表现出来。”

    与马堂同来的兵部官员说：“用这么悲惨的死法来纪念一个人，这成何体统？”

    马堂决定抄走部分物品。其中包括两个乌木匣子，一个是十字架

    形状，另一个的样子像一本书。他还抄走一只教士们用来做弥撒的银

    质圣餐杯。马堂粗短的手指紧紧抓住圣餐杯，这令利玛窦十分气愤，右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说：

    “那是用来祭祀上帝的，在基督徒的心里，那是最神圣的器物，除了经过特别的仪式就任圣职、可以献祭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

    摸它。”太监听了这句话，把圣杯举起来，在手里转了转，说：“没有人

    可以摸它？我现在不是在摸吗？你能怎么样？”

    利玛窦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污辱，他的眼泪即将流下。他从怀

    里抓出一个钱袋，向马堂扔去，钱袋划出一个短暂的弧线后，在马堂

    脚边安然降落。利玛窦说：

    “请吧，杯子有多重，你就拿多少金子，或者，你愿意拿多少就

    拿多少吧，可是得把圣杯还给我。”

    利玛窦和马堂相互逼视着，空气立刻凝固了。

    一只苍蝇飞到他们视线的中间，像被什么击中，猝然坠地。

    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最先动摇的，是那个没有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兵部官员。他看了

    看马堂，说：“你看，他看重那只杯子，不是因为它的价值，而是因

    为他把它看成圣物。他向你出双倍的价钱索回它，我劝你还是还给他

    吧。”

    太监想了想，就把圣杯还给了利玛窦，事实证明这并非一件难

    事。仿佛为了补偿自己，他命人把较大件的礼品和他拣选出的物品集

    中起来，共约四十件，包括一件飘垂的长袍、一些印度棉布、几只玻

    璃瓶、日晷、沙漏等等，吩咐士卒们运到他家里。他格外慷慨，把那

    座较大的钟，以及圣母雕像都留给了教士们。那座钟，才可能最终到

    达皇帝的手里。

    皇帝竟然在某一天突然想起那份奏折，并且对利玛窦的钟发生了

    浓厚的兴趣。前往皇宫的大门突然敞开了。当值太监回禀：“万岁爷若不赐下马堂的奏折，夷人怎敢擅自进京？”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颇为神秘。但无论如何，它给利玛窦带来

    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机。万历皇帝终于从那摞闲置已久的奏折中找到那

    个留中未发的奏折，批道：

    天津税监马堂奏远夷利玛窦所贡方物暨随身行李，译审已明，封

    记题知，上令方物解进，利玛窦伴送入京，仍下部译审。 [26]

    此时的帝国已经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巨大身体，它看上去像个强

    人，但时间正一点点将它摧垮，它的所有皱褶，正日益成为各种细菌

    的寄生之所，各种病灶，在不被察觉中潜滋暗长。对于官吏太监们的

    贪婪，皇帝心照不宣，却从来不加约束，因为他首先无法给自己的贪

    婪提供合理的解释。在一个放浪形骸的皇帝手中建造一个道德王国，那绝对是痴人说梦。在他看来，即使依靠本能，帝国依然能够正常运

    转，即使它在更多时候都在无效地空转。但此刻，被官吏太监折磨得

    死去活来的教士们，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来自帝国内部的所有

    障碍，都在一瞬间消失了，埋伏在暗处的重重机关，此时都已失效。

    马堂似乎更希望他的奏折被皇帝所忽视，这样，他不仅可以从利玛窦

    身上捞取更多的好处，直至全部贪污他的贡品，而且可以不承担任何

    责任，但那份奏折还是突出重围，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除

    了渔色和炼丹，万历实在找不出其他的事可干了。现在，他想看看西

    洋钟到底是什么模样。

    或许，皇帝对待那份奏折的态度，取决于他对时间的态度。是西

    洋钟，唤起了他对时间的敏感。时间总是悄无声息地流逝，不疼不痒

    地征服着我们的身体，控制着每个人的来龙去脉，没有一个人能够逃

    出它的手心。这是一种如影随形的专制，比大明帝国的锦衣卫制度更加深入骨髓。但它却从不给我们任何提示，不仅让我们忽略它的存

    在，甚至产生时间无穷无尽的错觉——春去冬来，月落日升，那些消

    失的时间，似乎都会重新出现。时间以这种方式麻痹我们，使我们在

    昏蒙之中一败涂地。

    钟表的意义在于为无形的时间提供了有形的刻度，使时间变得可

    以计量——如同那些有重量的事物一样。中国人当然早已开始以自己

    的方式计量时间，如更鼓、铜壶滴漏、日晷，但它们都有各自的限

    度，比如日晷，在夜晚就无法报告时间。钟表就不同了，它不仅方

    便，而且准确——它已经把时间划分到分秒这样细小的单位，使每一

    个瞬间，都能找到它对应的数值。它把无形的时间视觉化、数字化，更何况，钟表自身就是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对于像万历这样一位对时间高度敏感的人而言，一台好的时间测

    量器是重要的。时间对于以下几种人至关重要：一、运动员，二、战

    场上的士兵，三、怕死的人。万历无疑属于最后一种。他拥有无尽的

    财富，像他自己宣称的：“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但他的时间存货实在有限，自从他登

    基那天起，就进入了死亡倒计时——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无限的权

    力，才会意识到死亡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它将成为他最大的敌人，它

    将剥夺他的所有荣耀，将他的所有财富化为乌有。

    据此，万历对先帝们的事业不屑一顾，也无意于向洋教士打探地

    球另一端的消息。只有一个奇迹等待着他——超越死亡和时间。火炉

    里闪烁的金丹是他最后的武器，他要用钟表——这时间的载体，见证

    自己的奇迹。六、宫殿

    宫殿以昏沉的金黄色迎接来自远方的客人。那座眩晕的宫殿是他

    们全部里程的真正终点，所有颠簸的道路都指向这座宫殿，他们的全

    部远大理想，都维系在这座宫殿上。如同先前的梦中所预示的，他们

    如愿以偿。他们对于宫殿的权威毫不怀疑。这座宫殿所发出的强大声

    音，他们远在万里之遥就可以听见。所以，他们以无比卑微的姿态，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这一天是1601年1月25日，明神宗万历

    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世纪的光芒没能稀释大陆上的梦魇。这

    一年，苏州发生民变，杀织造太监六人；吏部尚书李戴以京畿、山

    东、河南、山西大旱，民不聊生，亟言矿税之害。此前一年，在伊丽

    莎白女王的倡导下，吸取东方财富的榨汁机——东印度公司刚刚成

    立，源源不断的东方财富使日不落帝国的欲望与体重同步增长，三百

    年后，即1900年，脑满肠肥的西方人以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入这座宫

    殿——粗鲁、无理、傲慢，他们对从前的苦行僧角色充满不屑，他们

    像所有的强盗一样，把罪恶当作资本加以炫耀。耐人寻味的是，利玛

    窦进京的1601年，与中国签订最大一单卖国合同的1901年，有着相同

    的年号——辛丑。

    在这两次进入之间，存在一种多么奇妙的因果转换。但在当时，无论是西洋人，还是中国皇帝，对此都不可能有先知先觉。他们对这

    次朝见给予了符合他们各自身份的诠释。利玛窦希望他的传教事业得

    到中国皇帝的帮助，而作为时间爱好者的中国皇帝则对他带来的钟表

    器械情有独钟。

    万历把他对于时间的占有欲转嫁到钟表上。如果没有那些西洋钟

    表，万历似乎永远不会有召见耶稣会士的热情。所以，在万历眼里，那些传教士的作用，与钟表搬运工异曲同工——他们把巨大的自鸣

    钟，从遥远的欧洲故乡带到中国。此外，万历对这些西洋人毫无兴

    趣。他宁肯让宫廷画师为神父们画等身像，再通过画像打量他们，也

    懒得接见他们一次。所以，那些画像，不止一次地作为传教士们的替

    身，受到皇帝的接见；而神父们自己，却不可能拥有超越朝廷百官的

    特权——朝臣们已经忘记了多久没有见过皇帝的面了，皇帝的面容，对于他们将日益陌生。

    但是，那些巨型钟表在经历了长途劳顿之后，已经疲惫不堪，不

    再胜任准确报时的使命——它们既不守时，又不报点。再也没有什么

    事比这件事更令皇帝寝食难安的了，在耶稣会士的指导下维修这些钟

    表，成为当时皇宫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太监们把一个小钟摆在万历的案头，他们为小钟上了发条，小钟

    就开始像一个忠实的奴仆一样为皇帝效劳了。这大大缓解了皇帝的焦

    虑。万历对太监们进行了犒赏，那几名摆弄钟表的太监，在宫廷中的

    地位也日益显赫。

    时常罢工的钟表，凸显了神父们的价值。否则，他们将不被准许

    留在京城。钟表挽留了他们的脚步。出于维修钟表的需要，皇上钦准

    神父们可以一年进宫四次而无须要求批准，“从那时起，他们就可以

    进入皇宫，不是一年四次，而是可以经常随意进出了，还可以自由地

    带领此后来京的教友同去参观” [27] 。

    探险者的价值，需要终点来认证。有了终点的认可，他们所有的

    艰辛都不值一提。历史从来不对半途而废者报以同情的态度。然而，对于利玛窦而言，作为终点的宫殿是那么的神秘莫测，制造着强烈的

    迷宫效应——在对他的不屈不挠进行嘉奖的同时，也对他的事业进行着彻底的瓦解。不知传教士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们

    的失败，就像雨水降落在沙漠，他们建起了规格不等的教堂，但与佛

    教的传播相比，基督教在中国的“胜利”是值得嘲笑的。相反，倒是

    一批批的西洋传教士，前赴后继地被中国的宫殿所吸纳和改造，他们

    来自欧洲各地，以飞蛾扑火的热情投入宫殿，旋即变成宫殿的一部

    分，成为宫殿中各种名目的工作人员，成为技术官僚，成为庞大的官

    僚体系中不可替代、又无足轻重的一分子，他们离上帝的事业不是更

    近，而是更远了。

    中国宫殿具有一种超强的叙事功能，它以斩钉截铁的叙述手段，表达了亚细亚政治关于尊卑的主题，通过建筑本身的层次错落，完成

    了对等级秩序的设定，它巧妙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实现了对皇帝的

    圣化和对民众的矮化过程，即使像利玛窦这样的局外人，一旦进入宫

    殿，就会被吸纳到它的话语体制中，不知不觉中摆出一副顺从的姿

    态，遵从它的语法、节奏与发音。如果不考虑他的长相，他已如他给

    富利加蒂的信中所说的，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是中国式

    空间政治的重大胜利。它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皇帝对自身的幻觉，为一

    百九十二年后的“中英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

    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自鸣钟，只要给它上足了发条，它就会自行

    运转起来。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只有在这一固

    定的体系内，才能相互找到生存的理由。或者说，每一个独立的存

    在，只有依附于宫殿，才有价值，它们的价值是从宫殿获得的。为

    此，它们必须对宫殿的存在心存感激，尽管宫殿无情地剥夺了它们的

    个体独立性。或许，这就是万历痴迷于自鸣钟的原因之一。在他眼

    里，自鸣钟与他的宫殿具有相同的属性，摆弄钟表，与驾驭宫殿没有

    太大的区别。精巧无比的自鸣钟，就是一座微缩的宫殿，置放在他的掌中，被他操纵和玩弄。出于“曲线救国”的考虑，这些传教士全盘

    接受了宫殿的规则，他们对于这个陈腐王朝来说堪称全新的知识体

    系，并没有震慑这个朝廷，宫殿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异见

    都吞噬掉了，进而，他们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成为帝国政治的镶嵌，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皇帝周围，为皇帝的秩序保驾护航。

    尽管利玛窦一生未与中国皇帝谋面，但是，在利玛窦之后，龙华

    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曾先后进入历局，参与历书

    的编订。其中，德国人汤若望在清顺治元年十一月正式被任命为钦天

    监监正，此后，比利时人南怀仁也出任钦天监监副。除编订天文历法

    外，传教士还参与了大地测绘、地图编修、建筑设计、武器制造，乃

    至外交谈判，有人甚至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

    在中国的宫殿里出没，他们身穿中国的朝服，使用中国的公文，对中

    国政治驾轻就熟，他们的身体消隐于山呼万岁的百官中，用宫殿的语

    法，表达对中国皇帝的效忠。

    没有迹象表明，利玛窦曾经在北京兴建过教堂。向高度挑战的教

    堂，在平面铺展的东方空间政治面前暂时失语。但是，利玛窦终于还

    是在北京建立了教区——万历三十七年(1609)，他在北京建立了第

    一所圣母马利亚兄弟会，他们或许希望，这种平面铺展的空间政治，比上帝来自天空的垂直牵引更有效力。从进入中国那一天开始，他就

    把对权力的借用，当作完成上帝使命的最重要手段。为此，他不得不

    采取行贿这类官场小伎俩来推进他的事业。他以丧失纯洁性来推进上

    帝的事业，这使他的工作陷入不可救药的悖论中。当他的事业蒸蒸日

    上的时候，他所迷恋的基督教，也离正宗越来越远，逐步演变成为另

    一种宗教。为了更好地与宫殿的语法吻合，1662年，汤若望在天文观测报告

    中加入迷信内容，以增加“可信度”。他在报告中写道：“……(四

    月)初十壬戌，巳时至午时，观见日生晕，围图赤黄色鲜明，良久渐

    散……谨按观象玩占，占曰：……五谷不成，人饥，天下有兵色。”

    [28]

    汤若望没有想到，这一次弄巧成拙，大祸即将临头。不久，荣亲

    王的生母董鄂妃和顺治皇帝相继归天，全部责任，都要由这位外国预

    言家来承担。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参劾汤若望“内勾外连，谋

    为不轨”“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

    字，暗窃正朔之权”三大罪状。终于，一纸判书飘然而至，血一样黏

    滞的字迹令汤若望大惊失色，他被处以这个国家最残酷的刑罚——凌

    迟。七、墓地

    几乎所有的耶稣会士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然而无比重要的事实：天

    主的权威，与中国的皇权，是不兼容的。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皇权

    不可置疑地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人的一切信仰，都可以归结为

    对于皇帝的信仰。在宫殿、龙袍、礼仪、文牍的包装下，皇帝被视为

    “圣人”，他的言论命令，皆被称为“圣旨”，理解了要执行，不理

    解也要执行。皇帝的一切意志，都必将成为全民的意志，成为他们生

    存或者赴死的理由。皇帝不仅以“天子”的身份替天行道，所谓“奉

    天承运”，即代替上天行使人间的权力，甚至皇帝自己，也被视为神

    的化身，接受全体人民的顶礼膜拜。准确地说，皇帝被渲染为人与神

    的混合体，具有人的肉身与神的法力，是神与人的混血儿。即使一个

    被美女和佞臣所簇拥的怪物，人们也要对他绝对服从。只有皇帝的大

    脑具有思考的资格，而成千上万的脑袋，则是为凛冽的砍刀准备的，随时准备着，只要众生的舌头无法与皇帝的大脑接轨，脑袋就会被皇

    帝毫不犹豫地收割。一切都是虚无的，只有皇位是真实的，拥有皇

    位，就等于拥有了一切，这是中国宫廷政治历来血腥惨烈的根本原

    因。获得皇权的可能性，对于每个人都是极其吝啬的，即使是皇帝的

    儿子，攫取皇位的概率也不容乐观，同时，它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往往需要支付成千上万颗血淋淋的人头。但是，在利益的刺激下，这

    些都不能使权力野心家们望而却步，相反，激发了他们飞蛾扑火的巨

    大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在皇帝的头上再加一个“天主”，这不仅是可笑

    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是对中国皇权政治的最大挑战。它为至高无

    上的皇帝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导，使居于权力至高点上的皇帝显得形迹可疑。在高耸入云的教堂面前，宫殿所营造的神圣气氛将荡然无存，后者对前者只能采取匍匐在地的仰视姿势，这对于宫殿而言，不仅是

    陌生的，而且是不可接受的。耶稣会士们企图得到中国皇帝的保佑，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们在劫难逃。尽管利玛窦成功地把他们

    的受难英雄耶稣引荐给万历皇帝，这或许是中国皇帝第一次认真打量

    耶稣受难十字架，据说“皇上展开天主像，凝视良久，恭恭敬敬地把

    它收入内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耶稣会士的成功。他们对于普及

    福音的梦想，正面对着中国政治伦理的致命性限定。

    1606年，黄明沙神父在广州被逮捕。在押解他去衙门的路上，中

    国民众聚集在路边，群情激昂地对他进行咒骂。神父死得悲惨——他

    是在监狱里被渴死的。人们渴死他有着充分的理由——他们认为，这

    位番僧通妖术，能隐身水遁，哪怕只给他一点点水，他都会瞬间消失

    得无影无踪。他死的时候，感觉到有无数只爬虫在喉管里欢快地爬

    行。他的喉咙试图采取某种有效的措施，来摆脱它们，但他的喉管在

    经过长久的干渴之后早已僵化，甚至已经无法用力，他感觉那个部分

    已不属于自己，不再听从自己的调遣，甚至，在爬虫的策动下，已经

    成为自己的敌人。他企图用手援助自己的喉咙，双手紧紧卡住自己的

    脖颈，他知道了什么叫隔靴搔痒，任何外在的力量都无法解救内在的

    干渴，他拼命地吞咽唾液，但唾液也已经干涸，他的舌头在失去水的

    滋润以后，像一截木块一样干硬，搁在嘴里，十分碍事。于是，他把

    舌头放在两排牙齿之间，把全部的愤怒倾注在舌头上，用尽全身力气

    咬去。他想，血水喷溅在喉管里的感觉，一定妙不可言。

    不久，人们在广州城外发现了他被弃置的尸体，粗重的手铐和脚

    镣，紧紧扣住他浮肿变形的肢体。他的十大罪状，以告示的形式，在

    城门上公布：一、非法入境；

    二、在澳门修建堡垒；

    三、纠集倭寇，意欲进犯中国；

    四、从事间谍活动；

    五、身为魔法师，行妖作祟；

    六、与日本同谋来往密切；

    七、佛郎机与红毛夷匪首；

    八、传教惑众，密谋造反；

    九、私设讲堂；

    十、曾被官方驱逐。

    同样的事情在这块土地上固执地翻版，直到利玛窦弥留之际，都

    没有看到事态的好转。就在黄明沙神父死去这年，范礼安神父也在澳

    门去世，死前，他在给耶稣会会长的信中写道：“怀疑和不信任外国

    人，是中国人的不治之症。”

    寒冷的华北冬夜里，利玛窦越来越频繁地想起三十年前离开的那

    座意大利小城。在他眼里，故乡，是一个一旦离开就无法回去的地

    方。那座宁寂的小城在他的记忆里纹丝不动地保持着从前的样貌，但

    他已经老了，像一个风干了的苹果一样皱纹堆累，岁月不仅剥夺了他

    的青春，而且剥夺了他的力量。年轻的时候，道路是无限的，而现

    在，道路如同烧溶的蜡烛一样所剩无几，它正日益呈现出末路的性质。记忆中的故乡如同漂浮在大海上无法回航的废弃大船，熙攘华

    丽，但只能逐渐下沉，直至无从寻觅。与他静止的记忆不同，他的故

    乡正处于历史性的动荡中，“通天塔”已经摇摇欲坠，他曾把幽深的

    教堂视为生命的子宫，但它不可能再成为他的墓穴。时间和空间，从

    两个维度上斩断了他的返回之路，这是他与马可·波罗的本质区别，他的生命业已成为一条单行线，他将在异国他乡，成为一名无人知晓

    的殉道者，而他的死，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他的祖国，都是微不

    足道的。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重病七天之后，要求行临终涂油礼。他

    仿佛对自己的大限了如指掌。耶稣会在场的四位成员请他做最后父亲

    般的祝福，他分别单独和他们谈话，勉励他们继续实践宗教的德行，并说，这会儿的感觉是再好不过了。他对神父们说：

    “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它可以把你们引向成

    功，但必须经过艰难险阻才能办到。”

    又嘱咐说：“要对欧洲来的神父始终给予关心和仁爱，不仅是你

    们平常的那种关心，而是要特别爱护他们，使他们从你们每个人身上

    都能找到他们在国内时从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种安慰。”

    临近黄昏时，他坐在床上，慢慢闭上眼睛。夕阳的余晖涂抹在他

    的脸上，把他变成一幅油画，那种在宗教绘画里常见的侧光，使他瘦

    削的面孔轮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这幅油画里逐渐定格，定格，不再

    醒来。

    一个月以后，万历帝批准了教士庞迪我的请求，将平则门(阜成

    门)外二里沟一所杨姓太监私人建造的寺庙赐作利玛窦墓地，计基二十亩，房屋三十八间。没有人比神父们更加清贫，他们买不起木棺，两天后，才在利玛窦的最后一名皈依者李之藻的帮助下，购买了棺

    木。他们把遗体放入棺材，移到教堂，在那里做了弥撒，祷歌在教堂

    中悠扬响起，像天国的召唤。尽管丧事被耽搁，但利玛窦的遗容没有

    丝毫变化，静穆庄严。11月1日，利玛窦的灵柩下穴于御赐墓地，大批

    教徒前往参加。金尼阁说：这次远征的创始人利玛窦神父是在这个国

    家找到长眠之地的第一人。

    半个多世纪后，正当针对汤若望的宣判了结的时候，一场地震突

    袭北京。人们还没有从恐惧陷阱中挣脱出来，一场大火又将皇宫吞

    没。不可一世的天子，在他无法抵挡的力量面前，终于束手无策。天

    怒必有人冤，皇帝想起一件事——或许，那名西洋和尚真的怀有不凡

    的法术。于是，对汤若望的凌迟处决，就这样取消了。心有余悸的人

    中，只有汤若望对这场灾害心怀感激。死有余辜的，轮到了上书弹劾

    汤若望的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