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人效应 做社交关系中的聪明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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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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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效应 做社交关系中的聪明人,百万册《异类》《引爆点》作者格拉德威尔2020年全新作品,常春藤、牛津、剑桥联合推荐,2019暑期阅读书单推荐作者,人生的机遇与挑战往往来自“弱关系”,真正厉害的人,都关注浅层社交

内容简介
张伯伦两次面见希特勒,都错误解读了后者的“意图”,间接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庞氏骗局一开始就为人所怀疑,但人们为何没有一查到底,而是付出了惨痛的“社交成本”呢?
面部的FACS 系统表明,肌肉并非总能按照内心的想法表达,所以只看“表情”你很难判断对方的“情绪”。
法官在判决的时候如何才能公正,是否应该尽可能少地了解与案件无关的“偏见信息”?
人的一生中,除了血缘和宗族关系,绝大部分“社交关系”都是与陌生人建立起来的。从进化角度而言,在与陌生人初次接触时,人们都会产生一种“天然感觉”——是放松还是谨慎,敌对还是友好。
但研究表明,这种印象并不准确,甚至是危险的!
因此,如何聪明地处理与陌生人的关系,成为每个人一生中必须掌握的技能。
格拉德威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3 大原则,12 个“陌生人效应”。用十余个真实案例,告诉我们如何吸取人际关系的普遍教训。无论是在亲密关系、工作关系、商务关系、谈判关系中,做个清醒决策的聪明人。
目录
作者按 IX
序 “下车!” XI
一 间谍与外交官:两个难题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
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人。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
第1 章 专家漏洞|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复仇 3
第2 章 洞察偏见|结识元首 13
二 默认真实
我们会“默认真实”:我们常用的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诚实的。只有当事件明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走出“默认真实”模式。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像头脑清醒的科学家那样,在得出结论之前,慢慢地搜集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的真伪。我们的步骤恰恰相反,我们从相信开始,只有当怀疑和疑虑上升到无法被解释的程度时,我们才停止相信。
第3 章 触发器|古巴女王 37
第4 章 社交成本|圣愚 71
第5 章 超越自我|案例分析:浴中男孩 87
三 “透明”假设
“透明”是指我们的行为和举止——他人可见的我们表现自己的方式——为他人观察我们的内心感受提供了一个真实可靠的窗口。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根据人们的行为去判读他们是否诚实。在我们眼中,说话得体、自信,握手有力,友好、有魅力的人被认为是可信的;说话时紧张、不自在、躲躲闪闪、结结巴巴、含含糊糊、言语费解且空洞无物的人则难以被他人信任。
委婉一点儿说,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第6 章 情绪标签|《老友记》的误导 125
第7 章 错误匹配|阿曼达·诺克斯案简析 147
第8 章 短视状态|案例分析:大学生联谊会 165
四 教训
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了解陌生人是有限度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真相,我们必须满足于了解部分真相。谨慎、谦逊地与陌生人交谈才是正确的方式。
第9 章 压力反应| KSM:当陌生人是恐怖分子时 211
五 耦合效应
面对陌生人时,我们常犯的第一种错误——“默认真实”和“透明”假设——使我们无法理解作为个体的陌生人。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犯的另一种错误——不重视陌生人所处的环境,这使我们理解陌生人变得更加艰难。
耦合效应理论让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告诉我们,不要一看到陌生人就匆忙下结论,不妨多了解一下陌生人的世界。
第10 章 普遍真理|西尔维娅·普拉斯 239
第11 章 集中定律|案例分析:堪萨斯城实验 269
第12 章 归咎对方|桑德拉·布兰德 283
致 谢 315
注 释 317
部分材料版权声明 363
精彩书摘 ......
书名:陌生人效应
作者:[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译者:朱晓斌
ISBN:978752171818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谨献给
格雷厄姆·格拉德威尔
(1934—2017)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还著有
《引爆点》
《异类》
《眨眼之间》
《逆转》
《大开眼界》作者按
多年前,我父母来纽约看我,我让他们住在了美世酒店。这样的
住宿安排可以说是我为他们做的安排中的败笔:美世酒店时髦、雅
致、上档次,是社会名流和上层人士下榻之处,但我的父母——尤其
是我的父亲——却不怎么在意酒店档次这样的事情。父亲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也不听流行音乐。他以为《人物》杂志是一本人类学杂
志。他潜心研习的领域很具体:数学、园艺和《圣经》。
当我到酒店接父母吃晚饭时,我问父亲当天过得怎么样。“太好
了!”他说。显然,他整个下午都在酒店大厅和别人谈话,这是父亲
相当典型的行为,他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你们谈了些什么?”我问。
“养花种草!”父亲说。
“他叫什么名字?”
“哦,不知道。但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有人来找他拍
照、签名。”
如果哪位好莱坞明星还记得,您很久以前在美世酒店的大厅里与
一位留胡子的英国人聊天,那么请您在读到这本书时与我联系。
其他人呢?想象一下当时我父亲与陌生人谈话的情景,你就不难
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时候,陌生人之间最投机的谈话仍能使双方保持
陌生的身份。序
“下车!”
1
2015年7月,一位名叫桑德拉·布兰德 的年轻非裔美国妇女从
老家芝加哥开车去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参加了求职面试。该大学位于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以西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小镇上,布兰德几年前毕业
于这所大学。布兰德身材高挑,妩媚动人,而且个性十足。上大学
时,她参加了西格玛伽玛女生联谊社团,并在游行乐队中演出,还自
愿参加了一个毕业生志愿者组织。她经常在优兔(YouTube)视频网站
上以“桑迪谈话”为标题发布简短而鼓舞人心的视频节目,开场白常
常是:“早上好,我美丽的国王和王后们。”
今天我只赞美上帝,感谢上帝之名。我之所以感谢他,绝不仅仅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还因为他使我成长。感谢他在过去一年里为我
的生活所做的一切。回首有生以来的28年,我感谢他赋予我的一切。
虽然我犯过一些错误,也确实搞砸过事情,但他仍然爱我。因此,我
想让我的国王和王后们知道,上帝也依然爱你们。
布兰德求职成功,得到了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的工作。她十分高
兴,有些飘飘然。她有一个计划——在工作之余攻读政治学硕士学
位,现在有了这份工作,她就可以一举两得了。7月10日下午,她驾车
离开学校去买东西,在右拐到校园的外环路时,被一位名叫布莱恩·
恩西尼亚的警察拦下。恩西尼亚是一名30岁的白人警察,他有一头黑色短发,彬彬有礼——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他说布兰德开车变道时
没打转向灯,还问了她一些问题。她一一做了回答。接着布兰德点上
了一支烟,恩西尼亚便叫她把烟灭了。
两人随后的交涉被安装在汽车仪表盘上方的摄像头录了下来,视
频一时间在网上被疯传,在优兔网站上的点击量达到数百万 。
布兰德:我在自己的车里,为什么我必须把烟灭掉?
恩西尼亚:好吧,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布兰德:我不用下车。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为什么我……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不,你没有这个权力。不,你没有权力要求我下车。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你没有这个权力。你无权这么做。
恩西尼亚:我就是有这个权力。下车,否则我就把你拽出来。
布兰德:除了向你表明我的身份,我拒绝和你说话。(视频中有
串音)难道我就因为没有打转向灯就要被你拽下车吗?
恩西尼亚:下来,不然我就把你拽下来。我正在执行公务,我命
令你快下车,否则我就把你弄走。布兰德: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布兰德和恩西尼亚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双方情绪升级。
恩西尼亚:我要把你拽出来(把手伸进车里)。
布兰德:好吧,你要把我从车里拽出来?好,好吧。
恩西尼亚:(呼叫支援)2547。
布兰德:你尽管拽拽看。
恩西尼亚:是的,我们会的(抓布兰德)。
布兰德:别碰我!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别碰我。别碰我!我并没有被逮捕——你没有权力把我
从车里拽出来。
恩西尼亚:你被捕了!
布兰德:我被捕了?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恩西尼亚:(调度)2547县区,FM1098号公路,(听不清)派一
队警员支援我。(对布兰德)下车!快下车!
布兰德:为什么我被逮捕了?你是为了给我开交通违章的罚
单……
恩西尼亚:我让你下车!布兰德:为什么我被逮捕了?你刚打开了我的——
恩西尼亚:我在给你传达一个合法的命令。我要把你拖出去。
布兰德:你是在威胁我,要把我从我自己的车里拖出来?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然后你还让我……(串杂音)?
恩西尼亚:我会让你清醒清醒!滚下来!快!(拔出眩晕枪,对
准布兰德。)
布兰德:哇!哇!(布兰德从车里出来。)
恩西尼亚:出来!快!下车!
布兰德:就因为我没打转向灯?你这么做全是因为我没打转向
灯?
布兰德被捕入狱。三天后,她在牢房里自杀了。
2
桑德拉·布兰德案可谓美国公众生活中诸多离奇插曲之一。早在
2014年夏末,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就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布朗的18
岁黑人男子被警察开枪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刚从一家便利店偷了一包
雪茄。 随后的几年里,警察对黑人实施暴力的案件接二连三地发
生,备受公众瞩目,全美因此引发的骚乱和抗议活动也此起彼伏。一
场口号为“黑人人命也关天”的民权运动发生了,它很快成了所有美
国人谈论的话题。也许你还记得相关新闻里那些人的名字:在巴尔的
摩,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子因携带折叠小刀被捕,在警车后座陷入昏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市外,年轻黑人男子菲兰多·
卡斯提尔被一名警察拦下,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交出自己的身份证
后,警察朝他开了7枪;在纽约,一位名叫埃里克·加纳的黑人男子被
怀疑非法出售香烟,一群警察追上了他,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黑人
男子被掐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科
特的黑人因为汽车尾灯失灵而被拦下,他从车里跑出来后,被一名白
人警察从身后开枪打死。斯科特死的那天是2015年4月4日,桑德拉·
布兰德还特意为他做了一期《桑迪谈话》。
早上好,我美丽的国王和王后们……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在伊
利诺伊州的维拉公园长大。我是全白人啦啦队里唯一的黑人女孩……
黑人,除非你学会如何与白人共事,否则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
功。我希望白人能够真正理解,我们黑人正在尽自己所能……很多时
候,当我们看到黑人的生命明显无足轻重时,我们不禁义愤填膺。对
那些质疑他为什么逃跑的人,该死的,请想想我们后来看到的新闻:
你可以站在那里,向警察投降,但你仍然被打死了。
节目播出三个月后,布兰德死于非命。
这本书就是想尝试了解当天在得克萨斯州小镇的乡村公路旁到底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要写一本关于警察拦车引发意外事件的书呢?因为这一
系列事件引起的两方面争论非常令人不满。有的人针对种族主义高谈
阔论,置身事外,从“一万英尺 距离的高空”俯视这个案子;有的
人则事无巨细,用“放大镜”检查每个经过的每个细节,比如,警察
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做了什么?一方见木不见林,一方见林不见
木。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偏见和无能是人们对美国社会做出的两种评
价,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社会出现的功能失调问题。但除了语重心长、郑重其事地暗暗告诉自己今后要更加努力,你还能奈之若何呢?
社会中确实有差劲的警察,确实有带偏见的警察:保守派倾向于前一
种解释,自由派则倾向于后者,最后双方相安无事。这个国家的警察
仍在杀人,警察打死人已不再是新闻。我想,你可能得停下来想一
想,才能想起桑德拉·布兰德到底是谁。一段时期之后,我们就会把
这些争论抛在脑后,转而忙别的事情去。
但是我不想就这样去忙别的事情。
3
16世纪的欧洲,战火频仍。国家和政权之间的战争有近70起:丹
麦与瑞典交战,波兰苦战条顿骑士团,奥斯曼帝国入侵威尼斯,西班
牙和法国大动干戈——兵荒马乱,没完没了。如果说这些无休止的冲
突都有一种固定模式的话,那就是它们大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多由边
界双方的一国入侵另一国而起。其中也有一些是宫闱之战,如1509年
奥斯曼帝国两兄弟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
时期,遭遇战——不管是否怀有敌意——很少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人
们遭遇的敌人往往和自己一样:信奉同样的神明,以同样的方式组建
城池,手持同样的武器、按照同样的规则兵戎相见。
然而,16世纪最血腥的冲突却不属于上述模式。当西班牙侵略者
埃尔南·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帝国国王蒙特祖玛二世首次相见时,他
们彼此是完全陌生的。
科尔特斯和他的军队于1519年2月登陆墨西哥,之后向墨西哥内陆
徐徐前进,当他们到达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时,他们不禁因
眼前的景象而对阿兹特克人心生敬畏:特诺奇提特兰城建得太漂亮
了,比他们在西班牙所见的任何城市都宏伟雄壮。此城坐落在岛上,通过桥梁与大陆相连。岛上运河交错,交通便利,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其中既有公园和繁华的集市,又有庄严壮观、墙表涂有亮白色建
筑灰泥的神庙。城中竟然还有一座动物园。整座都城十分干净,一尘
不染。这对于在脏乱的中世纪欧洲城市中长大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
奇迹。
“当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美丽的城市和村庄建在水上,陆地上也建
有一些优美的城镇时,我们惊奇万分,眼前的一切就像被施了魔法一
样。” 科尔特斯手下的一名官员——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
斯蒂略回忆道,“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们有些士兵甚至问,我们是不
是在做梦。见到我们从未看到、听到甚至从未梦到的景象,我真不知
该如何描述它。”
阿兹特克酋长一行在特诺奇提特兰城门口迎接了这些西班牙人,并带他们见了蒙特祖玛。只见蒙特祖玛被轿子抬着,轿子镶金嵌银,有花彩装饰,宝石点缀;一名侍臣在迎接队伍的最前方躬身前行,负
责将地面清扫干净。整个场面真是威武盛大,非同寻常地气派。科尔
特斯下了马,蒙特祖玛的大轿也被慢慢放下。科尔特斯按照西班牙的
做法,走上前去拥抱这位阿兹特克最高统治者,没想到却被蒙特祖玛
的侍从拦下了。没有人可以拥抱这位帝王,两人改为鞠躬示意。
“真是你吗?你是蒙特祖玛?”
蒙特祖玛回答说:“是的,正是。”
在科尔特斯到来之前,没有欧洲人曾驻足墨西哥这片土地;阿兹
特克人也从未见过任何欧洲人。阿兹特克人的巨大财富和宏伟的都城
让科尔特斯由衷敬佩,但除此之外,他对阿兹特克人一无所知。蒙特
祖玛只知道科尔特斯带着奇怪的兵器和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的怪畜
——马匹——肆无忌惮地闯入了自己的王国,他对科尔特斯也是全无
所闻。许多世纪以来,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的会面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
的原因会让人感到疑惑吗?500多年前,当探险者开始跨过大洋并远征
陌生的土地时,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邂逅。科尔特斯和蒙特
祖玛素不相识,但双方都想和对方交谈。当科尔特斯问蒙特祖玛“真
是你吗”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说给蒙特祖玛听的,因为他只会说西
班牙语。他不得不带两名翻译作为随从:其中一名是他们几个月前俘
虏的一个叫玛琳奇的印第安人,她懂阿兹特克人的纳瓦特尔语和科尔
特斯在墨西哥征程开始之地的语言玛雅语;另一名则是一位随从的西
班牙牧师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早期,阿吉拉尔所乘坐的船只在
尤卡坦半岛附近失事,他在半岛流落期间学会了玛雅语。交谈开始
时,科尔特斯先对阿吉拉尔说西班牙语,阿吉拉尔再把科尔特斯的话
翻译成玛雅语说给玛琳奇,玛琳奇再把玛雅语翻译成纳瓦特尔语讲给
蒙特祖玛听。而当蒙特祖玛回答“是的,正是”时,冗长的翻译过程
则再按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无数次的那种轻
松的面对面谈话,突然变得令人绝望地复杂起来。
科尔特斯被带到蒙特祖玛的一座宫殿。据阿吉拉尔后来描述,这
座宫殿内有“不计其数的前厅和房间、富丽堂皇的大厅、厚厚的床
垫、由树皮纤维填充的真皮枕头、上好的鸭绒被,以及令人向往的用
白色皮毛做成的长袍” 。晚宴过后,蒙特祖玛再次会见了科尔特斯
和他的手下。但蒙特祖玛随后的讲话却马上令这些西班牙人有些“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根据西班牙人的理解,这位阿兹特克
国王当时是在做出让他们感到十分惊讶的让步:他认为科尔特斯是一
位神灵,是古代预言中所说的有朝一日将从东方流放归来的神灵,因
此他要臣服于科尔特斯。我们可以想象科尔特斯当时的反应:这座宏
伟繁华的都城实际已非己莫属了。
但蒙特祖玛的本意确实如此吗?阿兹特克人的语言——纳瓦特尔
语本身带有虔敬的风格。依照他们的文化传统,像蒙特祖玛这样的皇室人物要使用特定风格的言辞,阿兹特克的豪门权贵也正是通过故意
虚伪地使用这种特定风格的、貌似谦卑的言辞来凸显其尊严。
历史学家马修·雷斯塔尔指出,纳瓦特尔语中“贵族”一词与
“孩子”一词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换句话说,当蒙特祖玛这样的统
治者说自己弱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巧妙地让人们注意到,他是受
人尊敬、大权在握的首领。
雷斯塔尔写道:
很明显,充分翻译这样的语言是不太可能的……说话者常常要说
与本意相悖的话,其本意却在使用虔诚的敬语中得以体现。如果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无视这些语言使用的细微精妙之处,多位译者再逐次
对原话进行曲解的话……像蒙特祖玛这样的话语的本意不仅不太可能
被准确地理解,还很可能被颠倒得和原来截然相反。若是这样,蒙特
祖玛讲话时并不是要臣服于西班牙人,而是希望西班牙人对他俯首称
臣。
你可能还记得历史课本中对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结局的描述:蒙
特祖玛先是被科尔特斯扣为人质,后来被斩首示众;双方的战争造成
多达2000万阿兹特克人丧生,有的直接死于西班牙人之手,还有的则
间接死于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昔日街市繁华、车水马龙的特诺奇提
特兰城成为一片废墟。科尔特斯对墨西哥的侵略不仅拉开了充满罪恶
的殖民扩张时代的序幕,还引入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全新、独特的现代
社会互动模式:现如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那些与我们的假设、观点和背景不同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互动已不像奥斯曼帝国
两兄弟那样,为夺取王位而争斗不休,而更像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
——通过冗长、复杂的翻译过程,努力去理解对方。 这本书将要探
讨我们不擅长这种翻译的原因。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我都将致力于解释如何从不同侧面理解陌生
人。因为其中的很多事例都取自新闻节目,你可能对它们早有所闻。
比如,在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一个名叫布鲁克·特纳的大一新生在
一次聚会上邂逅了一位女生,晚些时候他却被警方拘留;在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学校足球队前助理教练杰里·桑达斯基被发现有性侵儿
童的行为,学校校长和他的两名高级助手也被发现对他有包庇行为。
你会读到关于一个在五角大楼最高层潜伏多年而未被发现的间谍的故
事,还会读到关于那个揭穿对冲基金经理伯尼(伯纳德)·麦道夫骗
局的人的事迹,关于美国交换生阿曼达·诺克斯的错误判决,以及关
于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杀。
在这些个案中,当事人都使用了一些策略来相互转译对方的言辞
和意图,但却都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本书中,我将试图分析、评论
这些策略,追溯其本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书的结尾,我将回
顾桑德拉·布兰德的经历,因为她与警察在路上遭遇的情景会一直萦
绕在我们的心头,挥之不去。试想,她当时的处境有多艰难!桑德拉
·布兰德不是布莱恩·恩西尼亚邻里街头的熟人,如果双方互相认识
的话,那他们的交流就会容易得多。“你好吗?桑迪!”“下次可得
小心点儿啊!”但事实恰恰相反,两人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布兰德
家在芝加哥,恩西尼亚来自得克萨斯;一女一男;肤色一黑一白;一
位是平民,一位是警察;一个手无寸铁,一个全副武装。如果社会中
的我们能更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如果我们愿意就如何接近和理解
陌生人进行深刻、真挚的反思,或许布兰德就不会死在得克萨斯州的
监狱里了。
然而,我想先明确两个问题——关于陌生人的两个难题。我们先
从多年前一位名叫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的人在位于德国的一间盘
问室中讲述的故事开始。1. 桑德拉·布兰德案是2018年HBO电视网的纪录片《说出她的名字:桑德拉·布兰德
的生与死》的主题,该片由凯特·戴维斯和大卫·海尔布鲁纳导演并制作,制作期间得
到了布兰德家人的全力合作。它很好地描述了布兰德的生活,展示了她的思想。然而,它助长了一种猜测——普遍存在于互联网各个角落:布兰德之死有可疑之处。我不认为
这些怀疑有说服力,《说出她的名字》也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些猜测。正如你在本书
正文中所读到的,桑德拉·布兰德案的令人心碎之处在于它很复杂,而且可悲的是,这
与人们的理解机制很有关系。
2. “Sandy Speaks on her birthday! Feb-ruary 7th, 2015,” YouTube,February 7,2015, accessed January 10, 20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rZM2Qjvtc.
3. 参见得克萨斯公共安全部门的视频(96.3万次浏览)、《华尔街日报》的视频
(4.2万次浏览)、《华尔街日报》的第二段视频(3.7万次浏览),以及没有记录视
频观看次数的网站,如nytimes.com和nbc.com。
4. “Sandra Bland Traffic Stop,”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YouTube,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W09Ymr2BA.
5. Rachel Clarke and Christopher Lett, “What happened when Michael
Brown met Officer Darren Wilson,”CNN, 2014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cnn.cominteractive201408usferguson-brown-timeline。
6. 关于弗雷迪·格雷,参见Peter Herman and John Woodrow Cox, “A Freddie
Gray primer:Who was he, how did he die, why is there so much anger?”
Washington Post, 2015 年 4 月 2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localwp20150428a-freddie-gray-
primer-who-was-he-how-did-he-why-is-thereso-much-anger。关于菲兰多·卡斯
提尔,参见Mark Berman,“Minnesota officer charged with manslaughter for
shooting Philando Castile during incident on Facebook,” Washington
Post, 2016 年 11 月 16 日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
nationwp20161116prosecutors-to-announce-update-oninvestigation-
into-shooting-of-philando-castile?utm_term=.1e7914da2c3b。关于埃里克·
加纳,参见Deborah Bloom and Jareen Imam, “New York man dies after
chokehold by police,” CNN, December 8, 2014,https:www.cnn.com20140720justiceny-chokehold-deathindex.html 。
关于沃尔特·斯科特,参见Michael Miller,Lindsey Bever, and Sarah Kaplan,“How a cellphone video led to murder charges against a cop in North
Charleston, S.C.,” Washington Post, 2015 年 4 月 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50408how-a-
cell-phone-video-led-tomurder-charges-against-a-cop-in-north-
charleston-s-c?utm_term=.476f73934c34。7. “Sandy Speaks—April 8th 2015 (Black Lives Matter),”YouTube,April 8,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KeZgC8lQ4.
8.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9.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80).
10.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George Routledge Sons, 1928), p.270,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152204pagen295.
11. Hugh Thomas, Conquest: Cortés, Montezuma, and the Fall of Old
Mexico(NewYork: SimonSchuster,1995), p.279.
12. Thomas, Conquest, p.280.
13. 蒙特祖玛认为科尔特斯是神的说法已经被历史学家卡米拉·汤森等人彻底推翻了。
汤森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误解,因为纳瓦人(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前,阿兹特克人
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成员)用“teotl”这个词来指称科尔特斯和他的手下,西班牙人把
“teotl”这个词翻译成了“神灵”。但汤森认为,纳瓦人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只是因
为他们“必须给西班牙人起个什么名字,但又根本不知道该给他们起个什么名字……在
那之前,在纳瓦人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指称总是带有表明他来自某个特定村庄或城邦的
记号,或者更专门地带有表示某个特定社会角色的记号(如贡品收集者、王子、仆
人)。而对于眼前这些完全陌生的西班牙人,纳瓦人找不到什么能用于表明他们的记
号 。 ” ( 注 : Camilla Townsend, “ Burying the White Go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onquest of Mexic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 no. 3 (2003): 659—687.)
14. Matthew Restall, When Montezuma Met Cortés: The True Story of the
Meeting That Chang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8), p.345.
15. 若你对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的故事感兴趣,我强烈推荐上面注释11和13提到的
书:莱斯特(Restall)的书很好;汤森(Townsend)是最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发
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学术史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他为我们所有人写的一样。间谍与外交官:两个难题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
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
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
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
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
人。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
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第1章 专家漏洞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复仇
1
“铁幕”落下的两年之前(1987年),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
被派驻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做他的最后一份工作——经
营一家名为“古巴泰克尼卡”的咨询公司。据说这家公司的业务与贸
易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个幌子:阿斯皮拉加是古巴情报总
局的一名高级官员。
1985年,因在莫斯科、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为祖国服务工作出色,阿斯皮拉加当选为古巴情报部门的年度情报官,菲德尔·卡斯特罗亲
自提笔给他写了一封嘉奖信,他简直成了明星。在布拉迪斯拉发,他
负责古巴情报特工在该地区的一切联络工作。
然而,在古巴情报机关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阿斯皮拉加一度变得
信仰丧失:当他看到卡斯特罗在安哥拉庆祝那里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发
表演讲时,他因这位古巴领导人太过于傲慢和自赏而感到震惊。1986
年,当他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任职时,他内心信念动摇的感觉变得更
加强烈。
他计划在1987年6月6日叛逃。这是对古巴内部而言很具讽刺性的
精心策划:6月6日是古巴内务部——管理该国间谍工作的全权机构
——成立的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国家间谍机构的建立,古巴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这一天举行演讲、招待会等各种仪式。阿斯皮
拉加则希望自己当天的叛逃戳痛人心。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约见
了自己的女友玛尔塔。她也是古巴人,是成千上万在捷克工厂当外来
工人的古巴人之一。像与她身份和地位相同的所有古巴人一样,她的
护照被存放在布拉格的古巴政府办公室,阿斯皮拉加只能将她偷渡过
边境。他有一辆政府配发的马自达牌汽车,他把备胎从后备厢中取
出,在后备厢的车底板上钻了一个通气孔,让她藏了进去。
那时,东欧仍然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隔离,东西之间的旅行受
到严格限制,但布拉迪斯拉发距离维也纳只是很短的车程。阿斯皮拉
加对这一带可谓轻车熟路,他持有外交护照,边境上很多人都知道
他,于是卫兵挥手示意让他驾车通过了。
到了维也纳,他和玛尔塔丢弃了自己的马自达,叫了一辆出租
车,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美国大使馆的高级
职员都在家休息,但阿斯皮拉加不需要多做什么就能引起卫兵的注
意:“我是古巴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我是一个情报指挥官。”
在间谍活动中,阿斯皮拉加这样出现在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会被
称为“叛逃者”——突然出现在一个国家情报部门门口的另一个国家
情报部门的官员。弗洛伦蒂诺·“小个头”·阿斯皮拉加是冷战时期
最受欢迎的“叛逃事件”之一。人们对他掌握的古巴及其亲密盟友苏
联的信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他叛逃后,他在古巴情报机构的前上司
曾两次追踪并试图暗杀他,但他两次都侥幸逃脱。自那以后,阿斯皮
拉加只被发现过一次,他是被曾多年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文简称
“中情局”)拉丁美洲办事处的布莱恩·拉特尔发现的。
在迈阿密郊外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一家餐馆里,拉特尔从一个充当
阿斯皮拉加中间人的卧底探员那里得到了线报,中间人指示拉特尔在一个地方见面,那里更接近拥有新身份的阿斯皮拉加的居所。于是,拉特尔在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间套房,等待
“小个头”的到来。
“他比我小。我今年75岁。他现在很可能60岁刚出头。”拉特尔
一边回忆两人的会面一边说道,“但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我的意思
是,作为一个叛逃者,以一种完全陌生的身份生活,压力应该非常
大。”
拉特尔说,尽管阿斯皮拉加当时状态不佳,但旁人还是能一眼看
出他年轻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身材消瘦,颇具魅力,有一种戏剧化
的气质——擅长铤而走险并带有富于情感的夸张姿态。
阿斯皮拉加走进酒店套房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他把它放在桌
子上,转向拉特尔。“这是我叛逃不久后写的回忆录,”他说,“我
想把这个给你。”
盒子里一页页的回忆录讲述的却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2
阿斯皮拉加在戏剧性地出现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之后,被带到
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的盘问中心。那些年间,在古巴,美国情报机构
独立于美国驻哈瓦那办事处,举着瑞士国旗开展工作(古巴情报机构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盘问开始之前,阿斯皮拉加说他有一个请
求:他希望中情局能派飞机把中情局哈瓦那工作站的一名前负责人接
来。据古巴情报部门人员所知,此人名叫“埃尔·阿尔皮尼斯塔”,代号“登山客”。
“登山客”曾在世界各地为中情局工作。柏林墙倒塌后,人们从
克格勃 和民主德国秘密警察处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两处情报机构都向自己的特工教授过关于“登山客”的课程,因为他的间谍技术简直
是精湛绝伦,天衣无缝。有一次,苏联情报官员试图拉拢“登山
客”,他们把一包包现金放在他面前,他不为所动,挥手示意他们离
开,还嘲笑了他们:“登山客”是收买不了的。他说起西班牙语来像
个古巴人,阿斯皮拉加以他为榜样,想见他一面。
“我在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时,收到了一则消息,让我赶紧去法
兰克福。”这位“登山客”回忆说。尽管已从中情局退休多年,但他
仍然喜欢别人用他的代号来称呼他。“法兰克福是我们的叛逃者处理
中心。他们告诉我,一个家伙叛逃到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他把女
友藏在汽车后备厢里,开车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过来,坚持要
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登山客”径直去了盘问中心。“我发现有四名办案人员坐在客
厅里。”他回忆道,“他们告诉我,阿斯皮拉加回卧室和他的女朋友
亲热去了。自从他来到安全屋,常乐此不疲。之后,我进去和他谈
话。他身材瘦长,衣着简朴,有些邋遢——跟那个年代常见的东欧人
和古巴人的样子类似。但很快他就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非
常聪明的人。”
阿斯皮拉加走进来的时候,“登山客”没有告诉他自己是谁。
“登山客”试图保留几分戒心,毕竟阿斯皮拉加仍是个未知数。但短
短几分钟后,阿斯皮拉加就明白了一切。接着,两人先是震惊,然后
大笑,以古巴人见面的方式互相拥抱。
“我们谈了五分钟,然后开始讨论细节。当你让这样的叛逃者汇
报情况时,你需要证明自己的诚意。”“登山客”说,“所以我基本
上只是问他知道的关于(古巴情报机构)如何运作的内容。”
就在这时,阿斯皮拉加透露了他的重磅消息,正是这些消息把他
从“铁幕”后面推向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的门口。中情局在古巴境内有一个间谍网络,间谍们会尽职尽责地向情报官员汇报情况,帮助
美国政府了解其敌人的动向。阿斯皮拉加说了其中一个间谍的名字:
“他是个双重间谍,他为我们工作。”房间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
知所措。阿斯皮拉加则继续娓娓道来。他又提了一个间谍的名字:
“他也是个卧底。”就这样,他说完一条又一条有名字、细节和精确
事迹的信息。“你在安特卫普的船上招的那个人,那个留着小胡子的
小胖子,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另外,那个跛脚的家伙,在国防部工作
的那个,他也是一个双重间谍。”他持续这样说着,直至列出了几十
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古巴境内所有美国特工的花名册。他们都在为
哈瓦那卖命,为美国中情局提供古巴人自己编造的情报。
“登山客”说:“我坐在那里记笔记,尽量使自己不露声色。我
们就是这样被训练的,但我的心跳却在不停地加速。”
阿斯皮拉加说的正是当年“登山客”的手下,他们是“登山客”
被派往古巴担任情报官员时共事过的间谍。那时的“登山客”年轻且
志向高远。刚到哈瓦那时,他非常注重不遗余力地招募“消息来
源”,挖掘他们的信息。“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线人在哪个国家的
总统办公室,但你却不能与他取得联络的话,那么这个线人仍然是没
有价值的。”“登山客”说,“我的感觉是,我们要通过交流来获得
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才好,而不是等待六个月或一年,直到他能走出
来,到别的地方和你见面。”但现在看来,当时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
的。“我必须承认,我极不喜欢古巴,以至于我能从欺骗他们的行动
中获得快乐。”他遗憾地说,“但是事实证明,我无法欺骗他们。这
确实让我有些受打击。”
之后,“登山客”登上一架军用飞机,与阿斯皮拉加一起径直飞
往华盛顿特区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自拉丁美洲分部的“大人
物”在那里接见了他们。“在古巴分部,人们的反应绝对是震惊和恐惧。”“登山客”回忆道,“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糟糕地
陷于被动这么多年。此事在中情局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情况不止于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听说阿斯皮拉加向中情局揭
发了中情局自己的耻辱之后,卡斯特罗决定在伤口上撒盐。他召集了
所有的假中情局特工,让他们在全古巴境内进行了一次胜利大游行。
然后,他在古巴安排播出了一部令人震惊的、题名为《中央情报局对
古巴的战争》的11集电视纪录片。事实证明,古巴情报部门将中情局
至少10年来在他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拍摄并记录了下来,这简直就像
在制作一部真人秀——《幸存者:哈瓦那》。视频的质量好得惊人,有特写镜头和从电影角度拍摄的镜头;音频非常清晰——古巴人一定
事先知道了每一个秘密会议地点,并派技术人员在房间里安装了窃听
器。
据信,纪录片中还点出了深度伪装的中情局官员及他们的姓名。
中情局使用的每一台先进装置都被拍进了视频,比如,藏在野餐篮和
公文包里的信号发射器。部分视频还详细披露了中情局官员是坐在哪
个公园的哪条长凳上与线人联系,以及中情局特工是如何穿着不同颜
色的衬衫来暗示他们的联系人的。 有一个长长的追踪镜头显示,一
名中情局官员将现金和指令塞进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岩石”里; 在
比那尔得里奥的一个废品堆放场,一名中情局官员在一辆报废的汽车
里为他的特工藏匿秘密文件;在第三个镜头中,一名中情局官员在路
边的草丛中寻找包裹,而他的妻子却在车里不耐烦地发怒。纪录片只
拍到了“登山客”活动的一个小片段,后来接替他职位的人却没这么
幸运,其境遇很糟糕。“登山客”说:“他们播放的那部纪录片给人
的感觉是,似乎有一个他们的人走到哪里肩头上都扛着一部摄像
机。”
美国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办公室的负责人听说此事后,给一名古巴
官员打电话索要了纪录片的拷贝件。对方考虑得很周全:很快,一套带有英语配音的录像带就被送到了迈阿密办公室。世界上最复杂的情
报机构就这样被愚弄了一番。
3
这就是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讲的故事不该发生的原因了:如
果古巴人像骗子那样欺骗的是一群卧病在床的老年人,那将是另外一
回事,但古巴人愚弄的是中情局——一个非常重视研究陌生人之间相
互理解问题的机构。
“登山客”说他仔细查阅了大量的关于每一个双重间谍的档案,他没发现任何让人警觉的可疑信息。和所有的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
也有一个部门——反间谍部门,其职责是监控自身的行动,以发现背
叛的迹象。他们发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现。
多年后回顾这段插曲时,拉特尔只能耸耸肩说,古巴人那时一定
很厉害。“他们做得很细致。”他说。
我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来炫耀的这些双重间谍是卡斯特罗
精心挑选的,这种精挑细选展现了他的真实才华……有些人受过演艺
欺骗方面的训练。其中有一个人装作很傻很天真,但你知道吗……他
其实是一个训练有素、非常狡猾的情报官员。要知道,他看起来那么
蠢,别人怎么可能会认为他是卧底?菲德尔精心策划了这一切。我的
意思是,菲德尔才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演员”。
在“登山客”看来,中情局古巴情报部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了。他
曾在东欧分部工作,负责搜集民主德国的情报。他说,在那里工作的
中情局人员要细心缜密得多。
但中情局在民主德国的业绩如何呢?和在古巴的业绩一样糟糕!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非常令人羡慕的是,我们知道,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中情局特工,要么就是一开始就被策反成了双面间谍,要么就是为我们卖命的。他
们都在依照我们的命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和假情报。
事实上,在所谓细心缜密的中情局东欧分部,却发生了在整个冷
战时期最具破坏性的叛变之一。中情局负责反苏联情报工作的最高级
别官员之一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后来被发现是为苏联工作的。他的
背叛导致无数美国间谍在俄罗斯被逮捕和被处决。“登山客”认识
他。局里所有的高层都认识他。“我对他没什么好看法,”“登山
客”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懒酒鬼。”但是“登山客”和他的同事
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埃姆斯。“我们那些老家伙无法想象,我们中间有
一个人会像埃姆斯那样被敌人诱骗。”他说,“我们都很吃惊,我们
自己的人竟然会这样背叛我们。”
“登山客”曾供职于世界上最精密的机构之一,他也是其中最有
才能的人之一。然而,他已经三次被误导(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误
导,然后被民主德国人误导,最后是被中情局总部的一个懒酒鬼误
导),见证了三次耻辱性的背叛。如果中情局的精英都能被误导那么
多次,那我们其他人呢?
难题之一:当面前的陌生人对我们撒谎时,为什么我们看不出
来?
1. 本句摘自Brian Latell, Castro’s Secrets: Cuban Intelligence, the
CIA,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Kenned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26.
2. Herald Staff,“Spy work celebrated at museum in Havana,” Miami
Herald,July 16, 2001,http:www.latinamericanstudies.orgespionagespy-
museum.htm.3. 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的苏
联情报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编者注
4. Benjamin B.Fischer, “Doubles Troubles: The CIA and Double Agents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1, no.1 (2016): 48—74.
5. I.C.Smith, Inside: A Top G-Man Exposes Spies, Lies, and
Bureaucratic Bungling Inside the FBI (Nashville:Nelson Current, 2004),pp.95—96.
6. Herald Staff, “Spy work celebrated at museum in Miami,”Miami
Herald,2001年7月16日。
7. 中情局经常对其特工进行测谎,以防发生阿斯皮拉加描述的那种背叛。每当中情局
的古巴间谍离开古巴时,中情局都会安排人在酒店房间里与他们秘密会面,让他们坐下
来接受测谎。有时这些古巴间谍会通过测试,测谎部门的负责人就曾亲自给6名古巴间
谍开过无不良记录证明,但后来这些人却被证明是双重间谍;有时候,古巴间谍会通不
过测试。但是,通不过时会怎样呢?古巴分部的负责人并不想理会这些测谎结果。中情
局前测谎师约翰·沙利文记得,在他们对过多的古巴间谍表示不满后,他们曾被召集开
会。“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是,”沙利文说,“我们被无情地斥责……这些情报官员
都在说,‘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蕾莎修女不会放过你们’等。
我的意思是,他们真的非常讨厌测谎这件事。”但是,你能责怪他们吗?这些情报官选
择了用另一种方法——自己的判断——代替测谎仪来了解陌生人。这完全符合逻辑。可
以说,用测谎仪测出的结果并不精确。而情报官员则应该有多年与间谍打交道的经验:
与他们见面,与他们交谈,分析他们提交的报告的质量。接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士经
过多年观察做出的评估,应该比在酒店房间里匆忙召见、测谎得出的结果更准确,对
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情报官员认为,‘我是这么好的情报官,他们骗不
了我’。”沙利文说,“我尤其想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报官,我们认为他
是中情局最好的情报官之一。”他显然是在说“登山客”。“但古巴人却掌握了他的行
踪,还把他的一点儿间谍活动用摄像机录了下来,这简直太不思议了。”
8. Markus Wolf, with Anne McElvoy, Man Without a 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Communism’s Greatest Spymaster (New York: Times
BooksRandom House,1997), p.285.第2章 洞察偏见
结识元首
1
1938年8月28日晚,内维尔·张伯伦给自己的贴身顾问打电话,叫
该顾问深夜到唐宁街10号开战略会议。这时,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刚
一年多一点儿。他以前是个商人,是个讲求实际、直言不讳的人,其
个人利益和家庭背景与英国内政密切相关。但现在他面临着上任以来
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这和阿道夫·希特勒有关——希特勒不断发
表越来越好战的言论,扬言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苏台德地
区。
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正是张伯伦想极力避免的。但希特勒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离群索
居,别国无从得知德国的意图,这使得欧洲其他国家越来越紧张和焦
虑。张伯伦决心打破僵局。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顾问,作为最高机密,他们称之为“Z计划”。张伯伦后来写道,这个想法
“是如此标新立异和大胆,以至于让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大吃一
惊”——张伯伦想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见面。
20世纪30年代末,当希特勒把世界拖向战争的深渊时,非常古怪
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了解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的别国领导人太少
了! 希特勒是个谜。他在德国逐步登上权力巅峰的时候,美国正是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罗斯福从未见过希特勒;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也没有见过希特勒;1932年,张伯伦后来的
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在慕尼黑为一本书做研究时,差点儿见着希特
勒,他两次和希特勒约定见面喝茶,但希特勒两次都失约未到。
战争爆发之前,在英国,真正同希特勒交往过的人只有那些对纳
粹分子友好的英国贵族,他们有时会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表达他们的敬
意或参加希特勒的聚会(法西斯社会名流戴安娜·米特福德经常在慕
尼黑和希特勒一起吃饭。“在某些情况下,他非常有趣,”她在回忆
录中写道,“他会模仿绝妙的滑稽表演。” )。但那都是社交活
动,张伯伦可是要去试图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了解清楚
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有好处的。希特勒是个讲理的人吗?他可信吗?
张伯伦想得到答案。
9月14日上午,英国驻德国大使给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
冯·里宾特洛甫发了一份电报,问希特勒可否会见张伯伦,里宾特洛
甫当天给了肯定的答复。张伯伦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极尽表演之能
事:他巧妙地让自己为了避免战争去德国与希特勒见面的消息走漏
了。不列颠顿时举国欢庆,民意调查显示,70%的英国人认为他的访问
是“有利于和平的一件好事”;各地的报纸纷纷发文道贺;在柏林,据一名外国记者报道,消息传出时,他正在一家餐厅用餐,当时全餐
厅的人都起立为张伯伦的健康干杯。
9月15日早晨,张伯伦离开伦敦,他以前从未坐过飞机,但当飞机
在慕尼黑附近遭遇恶劣天气时,他却仍能保持冷静。数千人聚集在机
场迎接了他,然后他由14辆奔驰轿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火车站。火
车驶进山区,朝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驶去。张伯伦在希特勒
专用的餐车里吃了午饭,到达时已是下午5点。希特勒走过来和他握了
手。后来,张伯伦在写给妹妹艾达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希特勒的
第一印象:元首在台阶的中间站着。他没戴帽子;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阔呢外
套,上面有一条红色的臂章和一个纳粹符号,胸前戴着一个十字军功
勋章;穿着黑色的裤子,就像我们晚上穿的那种;脚上穿着黑色的漆
皮系带皮鞋。他的头发是褐色的,不是黑色;眼睛是蓝色的;面部表
情相当令人不快,默不作声时尤其如此。在人群中,你绝不会注意到
他,你会以为他和刷房子的粉刷工没什么两样。
希特勒带着张伯伦去了楼上的书房,他们只带了一名翻译。两人
的谈话有时很激烈。“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世界大战了!”希特勒一度
对张伯伦大喊。他明确表示,不管世人怎么想,他都要占领苏台德地
区。张伯伦想知道苏台德地区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全部。希特勒说
“是的”。张伯伦仔细地看了希特勒很久,然后决定相信他。在给妹
妹的同一封信中,张伯伦写道,他从希特勒身边的人那里听说,这位
德国领导人觉得他“与一个男人”进行了一次对话。张伯伦接着说:
简而言之,我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心,这也是我此行的目标。尽管
我认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冷酷无情,但在我看来,我得到的印象
是,他做出承诺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
张伯伦于次日上午飞回英国。在赫斯顿机场,他迫不及待地在飞
机跑道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昨天下午我和希特勒先生进行了长
谈。”他说,“现在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们彼此完全理解对方的想
法。”他保证他们俩还会再见面,只是下次会离英国更近一些。张伯
伦说:“这是为了让一位老人免于再次长途跋涉。”据在场的人们回
忆,当时大家都欢呼雀跃。
2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
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而且他没有警告希特勒,对方如果食
言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张伯伦因此在历史上备受批评。
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个疑问。要知道,张伯伦此后又两次飞到德
国,和希特勒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两个人交谈、争论,一起吃饭,一
起散步。张伯伦是那个时期唯一与希特勒有过长时间接触的盟军领导
人,他仔细地记录了希特勒的行为。“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他的
外表和举止似乎表明,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张伯伦在另一次访问
德国后告诉他的妹妹希尔达,“但接着,他和我握了两次手,这是他
在显示自己特别友好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回到伦敦后,张伯伦告诉
自己的内阁成员,他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何“疯狂的迹象”。恰
恰相反,他看到的多是“兴奋的迹象”。今天看来,希特勒当时的确
没有疯,他是理性、有决心的,“他早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什么,而且
要不遗余力地得到它,他不会容忍超过一定限度的反对”。
张伯伦使用了我们所有人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假设:我
们相信,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得到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具有最重要的价
值。你是绝对不会去雇一个你没见过的人给孩子当保姆的。公司主管
也不会盲目雇用员工。他们把这些人约来,仔细地面试,有时一连面
试几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时和张伯伦一样:
看着他人的眼睛,观察他们的举止和行为,然后得出结论。张伯伦对
于希特勒和他握了两次手印象深刻,然而,在与希特勒的互动中收集
的所有其他信息并没能帮他更清楚地认识希特勒,结果恰恰相反。
是张伯伦太天真了吗?也许吧。张伯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很
少。后来有人批评他,把他比作第一次走进酒吧的牧师,会把“酒吧
社交聚会”当成“粗鲁喧闹的行为”。
但习惯采用这种模式的人并不仅限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也
深受其苦。哈利法克斯后来成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他是贵族出身,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优等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印度总督,曾与圣雄甘地进行精彩的谈判。他具备张伯伦所不具备的一
切:世故、老练、知性且极具人格魅力;他极其笃信宗教,以至于丘
吉尔称他为“神圣的狐狸”。
1937年秋,哈利法克斯去了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了希特
勒。 哈利法克斯是英国统治圈中为数不多的与这位德国元首有过接
触的人之一。他们的会面并不仅仅是没多少意义的外交接待。一开
始,哈利法克斯还一度误以为希特勒是个男仆,他几乎把自己的外套
递给了希特勒。在接下来的整整5个小时里,希特勒就是真正的希特勒
了:不时地生闷气,大喊大叫,离题,谴责外界。他说共产主义不
好,还说他非常讨厌新闻媒体。据当时的另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哈
利法克斯是带着一种“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观看了希特
勒的“演出”的。
哈利法克斯在德国待了5天。他还会见了希特勒的两位最高部长
——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出席了在德国的英国大使馆举
行的晚宴,在那里接见了许多德国资深政客和商人。哈利法克斯回国
后表示,这“完全是为了与德国领导层进行良好的接触”。这一点无
可争议,因为这就是外交大臣的工作。通过与这些人当面接触,哈利
法克斯难能可贵地了解了希特勒恃强凌弱、情绪反复无常的个性。但
哈利法克斯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希特勒不想参战,愿意通过谈判达
成和平。没有人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个幼稚的人,但与希特勒会面后,他也像张伯伦一样被蒙蔽了。
与希特勒接触最多的英国外交官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
森。他多次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并见到他,希特勒还给亨德森取了个绰
号——“康乃馨男”,因为亨德森矮小精悍,西服的翻领上总是戴着
一朵康乃馨。 1938年9月初,亨德森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
会之后,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希特勒看起来如此反常,“他可
能已经精神错乱”。亨德森没有落入希特勒的圈套,但是他认为希特勒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居心不良吗?不,他相信希特勒“和任何人一样
痛恨战争”。 亨德森也完全看错了希特勒。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的失察,并不属于前一章中第一个
难题的情况。第一个难题说的是非常聪明的、专业的人士有些时候也
无法理解和看穿骗局。此处我们说的是有些人会被希特勒欺骗而另一
些人没有被他欺骗的情况。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
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
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人。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
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张伯伦的内阁大臣之一达
夫·库珀也有同样敏锐的眼光,他惊恐地听完张伯伦讲述他与希特勒
会面的经过后,便向张伯伦政府辞职以示抗议。库珀认识希特勒吗?
不。在英国外交部门的高层中,只有一人——在哈利法克斯之前担任
外交部部长的安东尼·伊登——既见过希特勒,又看清了他的真实面
目。 但其他人呢?他们要么对希特勒个人知之甚少却看清了他的本
质,要么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却仍被他蒙在鼓里。
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巧合。也许出于某种私人的原因,张伯伦和
他的同僚们不顾他们亲眼所见及亲耳所闻的种种迹象,就是铁了心要
见到希特勒,才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除了这种解释,我只能用前文
中提到的人们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相同假设模式来说明一切
了。
3
法官所罗门是个中年人,高个子、白头发,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
他是地道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人。他曾在纽约州担任法官十多年。他既不专横也不吓人,体贴入微,举止出奇地文雅。
一个星期四,对于他的法庭来说,这是典型的传讯繁忙的一天。
被告都是在过去24小时内因涉嫌犯有某种罪行而被捕的人,他们刚刚
还在拘留室,一夜未合眼,现在戴着手铐,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进了法
庭,在所罗门左边一道隔板后面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每次开庭时,书
记员都会交给所罗门一份被告的前科档案,然后所罗门便开始快速浏
览档案,努力跟上进度。被告将直接站在所罗门面前,一边是他的律
师,另一边是地区检察官,两位有时会交谈,这时所罗门会倾听。最
后,他来做如下决定:是否要求被告交纳保释金;如果需要,应交纳
多少保释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是否应该得到自由。
他后来说,最难判的案子是关于未成年犯罪的。比如,会出现16
岁的少年被指控犯有重罪的情况。所罗门知道,如果他把保释金定得
足够高,那个孩子最终就会被关在纽约臭名昭著的里克斯岛监狱的
“笼子”里。所罗门尽可能小心翼翼地说道,在那里,基本上“每时
每刻都有暴乱发生”。 当他抬头看向法庭,看到孩子的妈妈坐在旁
听席上时,这样的案件对所罗门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他说:“我
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案子。”他开始练习冥想,因为他发现冥想能让
自己感觉好受些。
日复一日,所罗门面对着内维尔·张伯伦和英国外交部门在1938
年的秋天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评估一个陌生人的内心世界。同张伯
伦所想的类似,刑事司法系统认为,法官要先和被告见面,才能更好
地做出这些困难的判决。
例如,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所罗门审理了一位头发又稀又短的老
年人的案件。老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瓜亚贝拉棉麻衬衫,只会说西班
牙语。他被捕的原因是他被控对他女友6岁的孙子实施了“暴力行
为”。“暴力行为”发生后,这个男孩马上把“暴力事件”告诉了他的父亲。地方检察官要求老人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老人根本不可
能有足够的资源筹集那么多钱。如果所罗门同意地方检察官的意见,那么这位老人就会直接被关进监狱。
而老人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多年之前,他有两次前科,但
都是轻罪。他有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如果进了监狱,他就会失去这份
工作。他还有一个前妻和一个15岁的儿子需要养活。所以所罗门不得
不考虑那个只有靠父亲的薪水才能活下去的15岁的孩子。而且,他当
然也知道,6岁的孩子不是最可靠的证人。因此,所罗门无法确定,这
起“暴力事件”究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还是某种邪恶罪行的冰山一
角。换句话说,决定让身着瓜亚贝拉衬衫的这个老年男子逍遥法外,还是把他关进监狱直到审判,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为了帮助自己
做出正确的决定,所罗门做了我们所有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会做的
事情:他直视着那个人的眼睛,试图看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有
用吗?还是说,法官必须面对内维尔·张伯伦所面对的同样的难题
呢?
4
有一支研究团队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该团队由三位顶
级计算机科学家、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保释
专家组成。简便起见,我在后文用经济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的名
字将其称为穆莱纳桑团队。 他们将纽约市作为研究范围,收集了
2008—2013年在纽约接受传讯听证的554689名被告的记录。其中,他
们发现纽约法官释放的嫌疑人只有40多万名。
然后穆莱纳桑团队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检察官在传讯
案件中提供给法官的相同信息(被告的年龄和犯罪记录),指令计算
机仔细审阅这554689个案件,并制作出自己要释放的40万个嫌疑人的
名单。他们这样做是要进行人机比对:把法官的判决和计算机的判决进行比较,看谁做了最合理的决定。哪些人在保释期间犯的罪最少,哪些人最有可能在审判日出庭。二者的结果其实不是很接近:与纽约
市法官准予释放的40万人相比,电脑名单上的人在候审期间犯罪的可
能性要低25%。在此次人机大赛中,计算机获胜了。
我们再了解一下穆莱纳桑团队的机器的工作原理。它将1%的被告
标记为“高风险”。这1%的人是电脑认为永远不应该在审判前被释放
的。根据机器的计算,如果交保释放,这些高危人群中的一半以上会
再次犯罪。然而,当法官审视这些被电脑判定是“坏家伙”的人时,法官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危险的,便把其中的48.5%释放了!“被电脑计
算程序标记为‘高风险’的许多被告被法官当作‘低风险’的人对
待。”穆莱纳桑团队在一篇特别令人震撼的文章中总结道,“这种做
法表明,法官们不仅设定了很高的拘留门槛,而且错误地认定了被告
的危险等级……他们选择拘留的嫌疑人分布在机器预测的所有风险等
级中。”换句话说:在法官准予保释的被告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想你也会认为上述结果令人困惑。当法官做保释判决时,他们
有被告人三方面的信息:被告的记录——他的年龄、前科、工作和居
住地址,以及上次被保释时发生了什么;地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证
词或在法庭上传达的任何信息;亲眼所见的证据——他们对眼前的被
告的感觉。
然而,穆莱纳桑团队的电脑看不到被告,也听不到法庭上人们说
的任何话,它只有被告的年龄和前科档案,只有法官所能得到的一小
部分信息,但电脑却做出了更好的保释裁决。
在我的第二本书《眨眼之间》中,我讲述了一个管弦乐团有一次
如何做出了更明智的招聘决定的故事:他们让应聘人员在屏幕后面试
演,不让招聘委员会获取试演者的其他信息,这样有助于他们做出更
好的判断。但那是因为观看某人演奏时获得的很多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音乐效果并不相关的。比如,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位好
的小提琴手,知道这个人个头的高矮、相貌的丑俊、肤色的黑白并不
会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可能只会引入偏见,使你更难得出正确的
结论。
但当涉及保释决定时,法官所掌握的额外信息听起来应该很有
用。早些时候,在所罗门审理的一个案件中,一个身穿篮球短裤和灰
色T恤的年轻男子被控与人打架,然后用他偷来的信用卡买车。在申请
保释时,地方检察官指出,他前两次被捕后,均未能按时出庭,这是
一个严重的污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未能按时出庭”都出于同样的原
因。如果被告被通知错了出庭日期呢?如果他那天不去上班就会被辞
退,所以他觉得不值得翘班出庭呢?如果他的孩子那天正在住院,确
实需要他在身边陪护呢?这些信息都是被告的律师告诉法官的:她的
当事人有很好的借口。电脑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法官知道。这些信息
怎么可能没用呢?
同样地,所罗门说,在保释案件中,他最警惕的是“被指控有暴
力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案件”。这类案件是法官的噩梦。如果他们让精
神病人保释,那个人可能会停止服药,然后继续犯下可怕的罪行。
“结果可能会是他向警察开枪。”所罗门说。
他也许会驾车撞向一辆小型客车,造成一名孕妇和她的丈夫死
亡;也许会伤害儿童;把人推向疾驶的地铁车头……伤害他人的性
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看,这都将是一种糟糕的情况……没有哪
个法官想成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做出准予保释决定的那个人。
被告的档案中会有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些线索,如病历、住院史、被发现工作不称职的记录等。但其他的线索只有在被告出庭时才容易
被法官发现。所罗门说:“在法庭上,你还会听到有人抛出‘情绪不正常的
人’这样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可能来自警察部门。警察会把他们带进来,交给你一
封来自某家医院的医生的信。在被传讯之前,被告人刚在这家医院的
精神科进行了检查……其他时候,这些信息会被记入地方检察官持有
的关于被告的档案中。在法庭上,地方检察官会问被告问题……这也
是我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
审理此类案件时,他会非常认真、仔细地观察被告。用他的话
说,“去搜寻一些迹象”。
我会看被告是否目光呆滞,是否无法进行眼神交流。我指的是那
些停止服药的成年人,而不是因为大脑额叶没有发育好而无法进行有
效的眼神交流的小孩子……
穆莱纳桑的机器无法偷听到检察官关于“情绪不正常的人”的谈
话,而且它无法看到那种能说明问题的目光呆滞的面部表情。这一事
实应该是所罗门和其他法官的一大优势,应该有助于他们做出正确的
判决。但出于某种原因,它没有带来帮助。
难题之二:为什么同陌生人见面会无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还不如不见面好呢?
5
1938年9月底,也就是内维尔·张伯伦第一次访问德国两星期后,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德国。会议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办公室
——元首行馆举行。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
·达拉第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四国首脑分别带着自己的助手在希
特勒的私人书房里会了面。第二天早上,张伯伦问希特勒,两人能否再单独会面。此时,张伯伦已成竹在胸,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对手的
底细。
当希特勒说他的野心仅限于捷克斯洛伐克时,张伯伦相信“希特
勒先生说的是实话”,问题只剩下把这个承诺写成白纸黑字了。
希特勒把他带到他在摄政广场的公寓。张伯伦拿出自己早已写好
的一份简单协议,问希特勒是否会签署该协议。当翻译人员把这些话
翻译成德语时,“希特勒突然不停叫道:‘啊!是的!是的!’最后
他说:‘是的,我一定会签署的。’”张伯伦在后来写给他妹妹的信
中说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我问。‘现在。’他说。我们马上
走到写字台旁,分别在我带来的两份协议上签了名。”
那天下午,张伯伦飞回英国,人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似的欢迎了
他。一群记者拥向他,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份协议,一边向
人群挥舞一边说:“今天早上我又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先生谈了话,这
是我们签的协议,上面有他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
然后他回到了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
“我的好朋友们,这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二次光荣地把和平从德国
带回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我们衷心感谢你
们!”
人群欢呼起来。
“现在我请你们回家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与张伯伦签署协议后
不到6个月,就撕毁了该协议。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生活中有无法认清己方内奸的中情局官
员,有无法认清犯罪嫌疑人的法官,还有无法看清敌手真实意图的首
相。有人会纠结于对陌生人的第一印象;也有人与陌生人相处几个月
后,还是觉得对方难以捉摸。有的人与他人首次见面会对对方心生疑
惑,有的人屡次同他人相见还是会对对方疑虑丛生。人们吃力地评估
陌生人是否正直,艰难地分析陌生人的品性,疲于应付陌生人的意
图。
真是一头雾水。
6
还有最后一件事。
请看下面的单词,在两处横线上填上字母。不用思考,快速完
成。
GL_ _
这是一种被称作“补全单词”的练习。心理学家常用这种练习来
测试譬如记忆力这样的能力。
我把GL_ _填成GLUM(忧郁的)这个词。你要记下它。下一个词
是:
_ _TER
我填完后得到HATER(怀恨者)这个词,记下它。其余的词如下:
S_ _RE STR_ _ _ B_ _ T
P_ _N GO_ _ PO _ _ _TOU_ _ CHE_ _ BA_ _
ATT_ _ _ _ _OR _RA_
BO_ _ SL_ _ _ _ _ _ EAT
FL_ _T SC_ _ _
SL_T _ _NNER
我由GLUM(忧郁的)和HATER(怀恨者)这两个词开始,做完后得
到的一些词是:SCARE(恐惧)、ATTACK(攻击)、BORE(厌烦)、FLOUT(愚弄)、SLIT(撕裂)、CHEAT(欺骗)、TRAP(陷阱)和
DEFEAT(失败)。这组词会给人一种病态、忧伤的感觉。但我却认
为,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心理有些阴暗。相反,我不忧伤,我是个乐
天派。我想,我之所以得到这样一组词,是因为第一个词GLUM突然出
现在了我脑海里,我便就此继续下去了而已。
几年前,以艾米丽·普罗宁为首的一队心理学家找一组人做了同
样的单词练习。普罗宁让那一组人填空,然后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
你认为你的选择说明了什么问题?例如,如果你把TOU_ _填成
TOUCH(触摸),这是否意味着你和把TOU_ _填成TOUGH(困难)的人
很不一样呢?被问的人和我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只是些单词而
已。
“我不同意用补全单词这种练习来衡量我的性格。”普罗宁的一
个实验对象写道。小组里的其他人也都同意这种观点。
“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这是随
机完成的。”“我补全的一些词的意思看起来与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背道而驰,比如,我并不总是希望自己要变STRONG(强大),成为BEST(最好
的)或一个WINNER(赢家)。”
“我真的不认为我填的词能过多地证明关于我本人的事情……它
们是偶然事件的结果。”
“这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只是一些词。”
“我真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单词都是随机
的。”
“PAIN(疼痛)、ATTACK(攻击)和THREAT(威胁)这三个词看
起来很相似,但我不知道它们反映了我的什么特点。”
但接下来的故事就有趣了。普罗宁把别人写完的单词给这组人
看。写单词的人和这组评估的人互相是完全陌生的。然后普罗宁问了
这组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这些陌生人选择填完的单词说明了什
么?普罗宁研究团队得到的答案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
“他看起来不爱读书,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会很自然地把B_ _K
填成BOOK(书)。BEAK(鸟嘴)看起来挺随意,这或许表明了一种故
意的注意力不集中。”
“我有一种感觉,写出这些词的人非常虚荣,但他基本是个好
人。”
不要忘了,说这些话的人,正是刚才那些说这种单词练习根本没
什么意义的人。
“这个人似乎很喜欢以目标为导向,常考虑竞争场景。”“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可能常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此
外,我认为他或她可能对与异性进行亲密接触感兴趣。这个人可能也
喜欢玩游戏。”
那个说“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的
人却转变了对这类单词练习的看法,如此评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来例假了……我还认为,根据她写的单词
WHORE(妓女)、SLOT[与SLUT(荡妇)有些像]、CHEAT(欺骗),她
觉得自己或某个人与他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看别人写的单词的这组人不断给出类似的答案。他们对于自己已
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的事实似乎全然不知。
“我猜他写的单词和他个人是有关系的……他写了很多和金钱有
关的词,还有BANK(银行)这个词,它们有很多相关性。”
“他似乎专注于竞争和取胜。这个人可能是位运动员,也可能是
个很能争抢的人。”
“这个人似乎对他努力去做的事情有积极的态度。他的大多数词
语,如WINNER(胜利者)、SCORE(得分)、GOAL(目标),都暗示了
某种竞争性。这些词语与行话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运动员的竞争精神。”
如果研究小组看到了我写的那些词,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的心灵有
什么问题吧。
普罗宁称这种现象为“非对称洞察力错觉”。她写道: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
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
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被不公正地
判决时却心不在焉。
这是前两个难题的关键所在。中情局古巴分部的官员确信他们可
以评估间谍的忠诚度。法官们对于看清被告是什么样的人总是感到胜
券在握,于是花一两分钟就做了“权威”的判断。内维尔·张伯伦从
未质疑他为避免战争而制订的大胆计划。如果希特勒的意图不为人
知,那么他作为英国首相,就有责任去德国了解清楚。
我们认为自己通过蛛丝马迹就能看透别人的内心,于是我们不放
过任何机会去评判陌生人。当然,我们不会对自己这样做,因为我们
深信自己是微妙的、复杂的、神秘的,但陌生人却很容易被了解。
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让你相信一件事,那我希望是:陌生人不容
易被了解。
1. 关于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叙述来自许多出处,但主要来自大卫·费伯(David
Faber)的精彩著作Munich, 1938: Appeasement and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8), 第272—296页。“如此标新立异……大吃一惊”,第
229页;“70%的英国人认为……为张伯伦的健康干杯”,第284—285页;“在赫斯顿
机场,他迫不及待……大家都欢呼雀跃”,第296页;“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
何‘疯狂的迹象’……一定限度的反对”,第302页;“把‘酒吧社交聚会’当成‘粗
鲁喧闹的行为’,”第300页;“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第40页。费伯引
用了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在回忆录《圈儿内》
[The Inner Circle (London: Macmillan Company, 1959)]中对此事的描述,第
97页;引用了书中《精神错乱的边缘》(“borderline into insanity”)一文,第
257页。
2. 唯一的例外是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他在1937年会见了希特勒。
他喜欢希特勒,把希特勒比作圣女贞德。(注:关于脚注中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
肯齐·金对希特勒的欣赏,参见W. L. Mackenzie King’s Diary, June 29, 1937,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MG 26 J Series 13,https:www.junobeach.orgcanada-in-wwiiarticlesaggression-
andimpunityw-l-mackenzie-kings-diary-june-29-1937.)3. Diana Mosley, A Life of Contrasts: The Autobiography of Diana
Mosley(London: Gibson Square, 2002), p.124.
4. 内维尔·张伯伦写给艾达·张伯伦的信,1938年9月19日,罗伯特·赛尔夫主编,The 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 Volume Fou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1934—1940 (Aldershot, UK: Ashgate, 2005) ,第346 页;“简而言
之……可以信赖的人”,第348页;“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和“希
特勒突然不停叫道……在我带来的两份协议上签了名”,内维尔·张伯伦写给希尔达·
张伯伦的信,1938年10月2日,第350页。
5. 关于哈利法克斯的柏林之行,参见Lois G.Schwoerer, “Lord Halifax’s
Visit to Germany: November 1937,” The Historian 32, no.3 (May1970):
353—375。
6. Peter Neville, Hitler and Appeasement: The British Attempt to
Prevent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Hambledon Continuum,2006), p.150.
7. Abraham Ascher, Was Hitler a Riddle?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3.
8. 亨德森更了解的纳粹官员是希特勒的副手戈林。亨德森和戈林一起去参加过单身聚
会,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亨德森确信,戈林也想要和平,尽管他有吓人的纳粹外表,但他其实是一个正派的人。就在战争爆发时,亨德森还在其关于柏林的回忆录中写道,戈林“热爱动物和孩子。在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时,卡琳宫(戈林为了纪念病逝的第一
任妻子卡琳,建造的一座以卡琳的名字命名的普鲁士风格的豪华庭园)的顶层就有一间
巨大的游戏室,里面装着当时的孩子们心爱的机械玩具。在过去,没有什么能比他去那
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更使他高兴的了。诚然,这些玩具可能包括向毫无防御能力的城镇或
村庄投掷重型炸弹的飞机模型。但是,当我在这个问题上责备他时,他说,按照纳粹的
生活观念,教孩子过分文明或容易动感情都是不对的”(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讶,那么想
想纳粹主义的真正含义,就不难理解:他们想要培养孩子残酷的性格)。(注:Sir
Nevile Henderson, Failure of a Mission: Berlin 1937—1939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 1940), p.82.)
9. 参见D.R.Thorpe,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97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10. 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你需要先接触诈骗者,才能上当受骗;另一方
面,被希特勒愚弄的都是聪明人,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经验丰富,双方的会面充满了猜
疑。为什么他们没能利用面对面会晤得到的关于希特勒的额外信息更好地认清希特勒
呢?参见费伯的《慕尼黑1938》(Munich,1938)第285、302、351页;张伯伦第三次也
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德国,第414页;“希特勒先生说的是实话”,第302页;“今天早
上……也有我的名字”,第4页;“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第6—7页。11. 法律已经修改了。现在,被告必须年满18岁才会被送去里克斯岛监狱。
12. 关于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参见Jon Kleinberg et al., “Human
Decisions and Machine Pred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23180, February
2017; 以 及 Kleinberg et al., “Human Decisions and Machine
Predic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no.1 (February
2018): 237—293。
13. 关于40万个被告的对比名单中的两个技术问题:其一,当穆莱纳桑说,电脑名单
上的被告比法官名单上的少犯了25%的罪行时,他把未能按时出庭也视为一种犯罪;其
二,我确定你想知道,穆莱纳桑为何能如此确定地计算出,在审前释放期间,被告会不
会最终犯罪。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能预知未来的水晶球,而是他根据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
做出的估算。以下是这种分析的简单示例。纽约市的法官们会轮流举行保释听证会,被
告基本上是被随机分配给他们审理的。纽约的法官们(和所有司法管辖区的法官一样)
在释放某人的可能性或设定保释金额的多少这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些法官非常宽
容,有些法官则十分严格。想象一下,一群严厉的法官庭审了1000个被告,释放了其
中的25%;另一组宽容的法官庭审了在各方面都与上述1000个被告相当的1000个被告,却释放了其中的75%。通过比较每组被释放的被告的犯罪率,你可以了解到,有多少无
辜的人被严厉的法官监禁,又有多少危险分子被宽容的法官释放。这种估算反过来又可
以应用于机器的预测。当机器对1000个被告做出判决时,人们会发现它做得比严格的
法官和宽容的法官分别好多少。这听起来非常复杂,但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更完
整的解释,参见穆莱纳桑的论文。
14. Emily Pronin et al., “You Don’t Know Me, But I Know You: The
Illusion of Asymmetric Insigh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no.4(2001): 639—656, APA PsychNET.
我引用了普罗宁的部分结论,但是那整个段落都值得我们思考: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具有别人所不具有
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
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
被不公正地判决时却心不在焉。同样的信念会使我们认为,他人不懂我们自己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从而使我们不愿意接受其他人的建议。但我们又太愿意在
不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的情况下,根据我们对他们既往行为的
看法,为他人提供建议。事实上,有的信息交流,特别是仔细的、尊重的倾听,可以大
大减少人际和群体冲突所带来的挫折感和怨恨情绪,而上述偏见可能会是这种好的信息
交流的障碍。
这是明智的看法。默认真实
我们会“默认真实”:我们常用的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
诚实的。只有当事件明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
走出“默认真实”模式。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像头脑清醒的科学家那样,在得出结论之
前,慢慢地搜集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的真伪。我们的步骤恰恰相反,我
们从相信开始,只有当怀疑和疑虑上升到无法被解释的程度时,我们
才停止相信。第3章 触发器
古巴女王
1
来看看另一个古巴间谍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开始背叛、逃离菲德尔·卡
斯特罗。他们用轮胎的内胎、金属鼓、木门和其他一些零散的部件拼
凑成一艘艘粗制滥造的船只,孤注一掷,穿越90英里 宽的佛罗里达
海峡,逃到美国。据估计,在途中死亡的多达24000人。西方国家有些
人称此为“一场人权灾难”。作为人道主义回应,一群定居美国的古
巴移民于迈阿密成立了“兄弟救援队”,他们使用由塞斯纳飞机公司
生产的单引擎飞机,组建了一支临时飞行队,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飞
行,搜寻海上的难民,并用无线电向海岸警卫队报告难民的位置。此
举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了英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移民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开始飞入古巴
领空,向哈瓦那投放传单,教唆古巴人民起来反抗卡斯特罗政权。已
经因为难民的外逃而感到耻辱的古巴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气愤。1996年2
月24日,局势紧张到了极点。那天下午,当三架“兄弟救援队”的飞
机飞过佛罗里达海峡接近古巴的海岸线时,古巴空军的两架米格战斗
机从空中击落了“兄弟救援队”的两架飞机,被击落飞机上的4人全部
死亡。外界对此次袭击的反应非常迅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
谴责古巴政府的决议;克林顿总统非常严肃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迈
阿密的古巴移民变得异常愤怒。人们认为,这两架飞机是在国际空域
被击落的,这一举动相当于战争行为。古巴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对话
被透露给了媒体:
“我们击中了他们,哈哈,我们击中了他们。”
“我们击退了他们,哈哈。”
“我们打了他们。”
“笨蛋。”
“记下我们击中他们的地方。”
“这下他们不能再惹是生非了。”
然后,在其中一架米格战斗机瞄准第二架塞斯纳飞机之后,有这
样的声音:
“要么回国,要么去死,你们这些浑蛋。”
就在朝野议论纷纷之时,一位名叫尤金·卡罗尔的美国退役海军
上将的出现使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卡罗尔曾是拥有7000件武器支配
权的驻欧美军总指挥,他是一个在华盛顿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接受
了CNN 的采访,说就在“兄弟救援队”的飞机被击落之前,他和一
小群军事分析人士会见了古巴高级官员。
CNN:将军,您能告诉我您去古巴时发生了什么事吗?您和谁进
行了会谈?他们告诉了您什么?卡罗尔:古巴国防部的人接待了我们。有罗萨莱斯·德尔·托罗
将军……我们四处看了看,考察了古巴的基地、学校、部分已建设完
成的核电站等。在与罗萨莱斯·德尔·托罗将军和他的工作人员进行
的长谈中,他们提出了关于美国飞机——不是政府的飞机,而是迈阿
密的私人飞机——飞越古巴领空的问题。他们问我们:“如果我们击
落其中的一架,会怎么样呢?你知道,我们是有能力击落的。”
卡罗尔将古巴东道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解读为一种赤裸裸的警告。
采访继续:
CNN:您回国后,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了谁?
卡罗尔:我们马上开会讨论了这种情况……参会人员包括美国国
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成员。
美国国防情报局是美国政府对外情报机构“三驾马车”中的第三
个机构,另外两个机构分别是美国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如果卡
罗尔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人见过面,这就意味着他已向
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传达了古巴的警告。那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
情报局是否认真对待了这些警告呢?他们是否介入并阻止了“兄弟救
援队”继续鲁莽地入侵古巴领空呢?显然没有。
卡罗尔的言论在华盛顿特区政界引起了反响——这是一个令人尴
尬的发现:卡罗尔于2月23日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出了警
告,2月24日就发生了古巴击落美机事件。 也就是说,在此次古巴
击落美机事件的前一天,一位知名的华盛顿内部人士已经会见了美国
官员,明确警告过他们,古巴已经对“兄弟救援队”失去了耐心,而
当局却没有理会他的警告,由此造成了第二天机毁人亡的危机事件。
开始时,人们痛恨古巴的暴行,而现在情况变成了人们谴责美国外交
部门的失职。CNN:但是救援队的飞机只是些没有武装的民用飞机。关于这一
点,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卡罗尔重复了他在哈瓦那被告知的事情。
卡罗尔: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飞行的位置
是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我给你打个比方。假设有飞机从墨西哥飞
来,飞过圣地亚哥,来到我们的领空,扔下传单,煽动人们反对加州
州长威尔逊。在我们警告他们不要飞越领空之后,我们还能容忍多
久?
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被CNN邀请为自己辩护,他也不需要——这
位海军上将(卡罗尔)已经为他辩护得很好了。
2
针对我们为什么会被陌生人欺骗这个问题,心理学家蒂姆·莱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名研究者一样,进行了很多思考。本书接下
来的三章将介绍心理学家莱文的观点。其中,第3章介绍了1996年美国
和古巴之间危机的后果;第4章通过伯纳德·麦道夫——史上最大庞氏
骗局制造者的故事来分析莱文的理论;第5章详细探讨了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足球教练杰里·桑达斯基被判“性虐待”的奇怪案件。
你有没有觉得卡罗尔将军和古巴击落美机事件有些古怪?这里面
的巧合太多了。
(1)古巴计划袭击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飞机,蓄意谋杀美国公
民。
(2)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一位著名的军方内部人士在简报会
上向美国官员发出了严厉警告:古巴可能会进行此次袭击。(3)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这位军方内部
人士就可以通过世界上最有名的新闻网站对古巴的情况发表看法。
这三个事件的时间安排得太完美了,不是吗?如果你来自一家想
要平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公关公司,那么你
这样安排事件是理所当然的——让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中立的专家马上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说:“我警告过他们!”
以上是一位名叫雷格·布朗的军事反情报分析师在事件发生后几
天里所想到的。布朗曾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拉丁美洲分部工作,他的工
作是了解古巴情报机构试图影响美国军事行动的方式。换句话说,就
是警惕那些我们其他人容易忽视的种种细微差别、微妙之处及一些难
以解释的巧合。布朗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古巴以某种方式策划了
整个危机。
不出布朗所料,结果证明,古巴在“兄弟救援队”内部有消息来
源——飞行员胡安·巴勃罗·罗克。袭击前一天,他在迈阿密救援队
消失,又在哈瓦那卡斯特罗的身边露面。很明显,罗克告诉了他的上
司卡斯特罗“兄弟救援队”在24日的计划。这让布朗很难相信卡罗尔
是随机地将简报会的日期选在了23日这一天。为了获得最大的公关利
益,古巴方面希望美国人提前一天得到警告,不是吗?这样的话,美
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就不能说那个警告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
说警告是很久以前的事,从而摆脱干系。飞行员从迈阿密起飞的那
天,卡罗尔早已警告美国政府官员。
那么,是谁组织召开了卡罗尔的简报会呢?谁选的2月23日?布朗
想知道这些。做了一番仔细搜查后,他想出的名字吓了他一跳:他在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同事,一位名叫安娜·贝伦·蒙特斯的古巴问
题专家。蒙特斯可是一位罩着明星般光环的人物:曾多次晋升和获得
荣誉、奖金和特殊职业机会;在人们对她的评价中处处可见溢美之
词;她是从美国司法部转到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的,在她的推荐信中,以前的上司说她是他遇到的最好的情报局人选;她曾经获得美国
中情局局长乔治·特纳特颁发的奖章;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代号为
“古巴女王” 。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布朗感到越来越痛苦。以这种半偏执的猜
测为基础,指责一位同事背叛了国家,尤其当这位同事还是蒙特斯这
样身居高位的人物时,布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布朗还是下
定了决心,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名叫斯科特·
卡迈克尔的反情报官员。
“他过来找我了,午间休息时我们在附近散了一会儿步。”卡迈
克尔在回忆他与雷格·布朗的第一次会面时说,“他甚至没提蒙特斯
的事。我的意思是,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听他不知所措地一边搓手一
边说:‘哦,上帝。我不想做错事。’”
卡迈克尔鼓励他畅所欲言,慢慢地,布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每个在美国情报机构古巴分部工作的人都还记得弗洛伦蒂诺·阿斯皮
拉加透露的重磅消息,都很清楚古巴间谍确实技艺高超。对此,布朗
也有自己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
古巴高级官员参与国际毒品走私的情况。卡迈克尔说:“他指认了直
接参与此事的具体的古巴高级官员,并提供了包括航班、飞行日期、时间、地点、谁对谁做了什么等这样的具体细节。可以说,他清清楚
楚地说明了事情的全部。”然而,就在这份报告被公布的前几天,古
巴特工围捕了布朗在调查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处决了其中的一些人,并公开否认自己参与此次走私事件。“布朗当时说:‘怎么回事?有
人泄密了。’”
这让布朗变得越发多疑。1994年,两名负责古巴情报工作的官员
的叛逃,进一步说明了类似问题:古巴有潜伏在美国情报部门高层的卧底。布朗对卡迈克尔说,既然这样,他该怎么想呢?难道他没有理
由去怀疑吗?
然后他告诉了卡迈克尔发生在古巴击落美机事件危机期间的另一
件事。当时,蒙特斯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位于华盛顿特区阿纳卡斯蒂亚
地区的波林空军基地的办公室工作。飞机被击落后,她被叫到五角大
楼——如果你是美国政府中古巴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的话,同样地,你也需要到场。古巴击落美机事件发生的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晚
上,布朗碰巧打电话找蒙特斯。
卡迈克尔说:“他说有个女人接了电话,告诉他安娜已经走
了。”当天早些时候,蒙特斯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她变得焦躁不安,然后她跟战况室的每个人说她累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她就先回家
了。
蒙特斯的离开让雷格·布朗非常怀疑。他甚至无法相信蒙特斯居
然回家了,因为这与我们的惯常做法太不相符了。每个人都知道,当
危机发生时,你会被叫到战况室开会,因为你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参
与决策过程。如果你在五角大楼工作,那么在你被解雇之前,你都得
随叫随到,这是尽人皆知的纪律。假设朝鲜突然向旧金山发射了一枚
导弹,五角大楼的人因此把你叫来,你不能因为又累又饿就可以自行
决定离开。然而她却离开了。雷格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雷格·布朗看来,如果蒙特斯真的在为古巴工作,古巴方面会
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她掌握的情报,想知道五角大楼战况室里发生的一
切。她那天晚上有没有和她的古巴上级会面呢?一切都有点儿牵强附
会,这就是布朗感到如此矛盾的原因。但是他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
里有古巴间谍。而这个女人身为古巴问题专家,却在接了一个私人电
话后,在重要会议上脱身而去——那次会议可是商讨如何应对当代人
认为的最重大的危机的会议。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她特意安排了卡罗尔将军在2月23日的那场简报会,极为巧妙地把古巴威胁击落美机的警
告传达给了美国政府呢?
布朗告诉卡迈克尔,古巴人多年来一直想要击落一架“兄弟救援
队”的飞机。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那将是多么大的挑
衅。它可能会成为美国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对古巴发动入侵的借
口。对古巴人来说,这是不值得的,除非他们能想办法让舆论对自己
有利。
他发现,安娜不只是卡罗尔简报会的与会者之一,还是会议的组
织者。然后他说:“天啊,我在看古巴反情报影响行动人员如何编造
故事,而安娜就是那个安排政府官员同卡罗尔将军会面的人。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布朗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怀疑。最后,卡迈克尔取出了蒙特斯的档案后发现,她已经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最近
的测谎。她没有秘密酗酒的问题,也没有无法解释的银行存款,总之
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卡迈克尔说:“看了她的安全档案和人事档案
后,我想,雷格错得太离谱了。这个女人太优秀了,优秀得让人感觉
她将会成为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下一任局长。”但他知道,为了证明对
蒙特斯的基于猜测的调查是合理的,他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他说,雷
格·布朗正在“崩溃”。他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回应布朗的怀
疑,用他的话说,就是“利用所有可用的材料来消除一切疑点”,因
为如果蒙特斯被怀疑的消息被传出去,“我知道我将面临一场狗屎风
暴”。
卡迈克尔把蒙特斯叫到他们在波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面。她身材
苗条,美丽动人,留着短发,看起来非常聪明,目光犀利,带有一种
几近严厉的神情。卡迈克尔心想,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就坐在我旁
边,离我差不多这么远,”——他双手分开三英尺的距离——“和我
坐在桌子的同一边,跷起二郎腿。我不觉得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可能只是想坐得舒服些。但我恰巧是一个‘腿控’,她不可能知道我喜
欢注意女性的腿。我往下瞥了一眼。”
他问了她关于卡罗尔将军简报会的事。她回答说这根本不是她的
主意,是她认识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个人的儿子陪同卡罗尔去的古
巴。后来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她说:“我认识他爸爸,他爸爸打电话告诉我:‘嘿,如果你想
要最新的关于古巴的独家新闻的话,你应该去见见卡罗尔上将。’所
以我就给海军上将卡罗尔打了电话。我们查看了各自的日程表,发现2
月23日是大家的时间都方便的日期,便决定在那天会面了。如此而
已。”
结果,卡迈克尔认识蒙特斯所说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那个人。他
告诉她,他要给那个人打电话来证实她的话。她说:“请便。”
他问她在战况室接的电话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不记得接到过电
话。在卡迈克尔看来,她还是很诚实的,毕竟当时是9个月前高度紧张
而又忙碌的一天。“你提前离开战况室是怎么回事?”
她说:“是的,我确实离开了。”她没有否认,马上就承认了这
一点。这可能有点儿可疑。“是的,那天我确实离开得很早。”她
说,“你知道,那天是星期天,自助餐厅都关门了。我是一个对食物
非常挑剔的人,我有过敏症,所以我不吃自动售货机里卖的东西。我
早上6点左右到的战况室,大概待到……晚上8点才离开。我快饿死
了。在战况室,我也没什么事可做,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决
定离开,回家吃点儿东西。” 这番话听起来真实可靠,也确实是实
话。
面谈结束后,卡迈克尔开始反复思考她的回答。简报会的日期确
实看起来像是巧合。她朋友的儿子也确实和卡罗尔一起去了古巴。这是我了解到的,是的,她确实有过敏症,不吃自动售货机里卖
的食物;她对吃的东西非常挑剔。我想,她在五角大楼的那天是星期
日,那天我也在,自助餐厅确实没开门。她忙了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所以很早就回家了。我想:“嗯,有点儿道理。”
我从面谈中得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吗?什么都没有。
卡迈克尔告诉雷格·布朗不要担心,他自己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其
他事情。安娜·蒙特斯则回到她的办公室照常工作。经历了不愉快的
怀疑和调查,大家却能不念旧恶,一如既往。直到5年后,2001年的一
天,人们发现,蒙特斯每天晚上回家后,都会把当天在工作中得到的
所有事实和见解打成文字,发送给她在哈瓦那的上级。
从加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那天起,蒙特斯就是一名古巴间谍。
3
在经典的间谍小说中,秘密特工往往会被描绘得狡猾奸诈。大家
被敌人的聪明才智蒙蔽了,这是许多中情局内部人士对弗洛伦蒂诺·
阿斯皮拉加爆料的解释:卡斯特罗是一个天才,他的特工都是出色的
演员。然而,事实上,最危险的间谍很少像魔鬼一般难以对付,比
如,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叛国者,他
就业绩平平,酗酒成性,甚至从未试图隐瞒他因帮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而获得的全部钱财。
安娜·蒙特斯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在她被捕之前,美国国防情报
局发现了她用来向哈瓦那发送电报的密码……竟然是在她的钱包里发
现的,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她藏在公寓壁橱内鞋盒里的一台无线电短波
收音机。见证了阿斯皮拉加揭露古巴间谍灾难的中情局古巴问题专家布莱
恩·拉特尔很了解蒙特斯。
拉特尔回忆道:“当我还是国家情报官员时,在我召集的会议
上,她常常坐在我的对面。”她并不圆滑老练或八面玲珑。他知道她
在圈内享有盛誉的事实,但在他看来,她总是有点儿古怪。
我会试着让她发言,她却总是给我一些奇怪的反应……在我召集
的会议上,有时我会试图让她就一些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比如,我
会问她:“你认为菲德尔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
时她会像被车灯照着的小鹿一样逡巡不前,吞吞吐吐,语无伦次。同
时她的身体也会做出某种反应,以至于我认为:“哦,她真是一个糟
糕的分析家,她很紧张,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有一年,蒙特斯被准予参与中情局一个杰出的分析师项
目,它是全美国政府的情报人员都可以参与的调研休假项目。猜猜她
要求去哪儿?当然是古巴。
“她是在这个项目的资助下去古巴的。你能想象吗?”拉特尔
说。如果你是一名试图隐藏自己意图的古巴间谍,你会要求去哈瓦那
参加公费研休吗?这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了,但拉特尔说起来时,还
会为蒙特斯当时表现出来的无所顾忌而感到震惊。
她以中情局高级情报分析员的身份去了古巴。当然,古巴方面很
高兴她回国,尤其高兴的是费用还是由我们出的。我肯定他们进行了
各种秘密谍报技术训练。我想——我无法证明,但我很确定——菲德
尔接见了她。菲德尔喜欢接见他的情报特工骨干,鼓励他们,祝贺他
们,和他们一起庆祝对抗中情局所取得的胜利。
蒙特斯回到五角大楼的时候,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她
甚至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偏见。中情局的上司在阅读她的报告时,应该能因发现她的诸多可疑迹
象而警觉,因为她在报告中讲的关于古巴军队的情况根本说不通,除
非她是从古巴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但有人发现那些可疑迹象吗?拉特尔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蒙特
斯是间谍。他说:“有一些级别和我相同或相近的中情局官员认为,她是局里最好的古巴问题分析专家。”听了这些,他也就不再怀疑她
了。“我从不信任她,但我没能找出合理的不信任她的原因,这是我
最大的遗憾之一。我确信她是个糟糕的古巴问题分析专家——她的确
糟糕,因为她不是为我们工作的,她为菲德尔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把
这些方面联系起来。”
其他人也没有这样联系过。蒙特斯有个弟弟叫提托,他是联邦调
查局的特工。关于姐姐的事情,他全然不知。蒙特斯的姐姐也是一名
联邦调查局特工,她在揭露迈阿密的一个古巴间谍组织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但她却也被妹妹蒙在鼓里。蒙特斯的男朋友也在五角大楼工
作,信不信由你,他的专长是拉美情报,他的工作是同像他女朋友那
样的间谍做斗争,而他竟也对蒙特斯的间谍身份一无所知。蒙特斯最
终被捕时,她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把同事们叫到一起,在公布了这则消
息后,大家都不敢相信,竟都哭了起来。最后,美国国防情报局不得
不请来一队心理学家对大家进行现场心理干预。她的上司听闻此讯也
悲痛欲绝。他们谁也不曾把蒙特斯的行为同间谍活动联系起来。她办
公室的小隔间的隔板上贴着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就
贴在与她的眼睛同高的位置——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凭着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侦听,国王能够知道他们脑中的一切。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儿:“古巴女王”用她周围的人做梦也想
不到的方式,记录下了美国人想干的所有事情。之所以会出现我们无法识别间谍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
人之处,而是因为我们出了问题。
4
在心理学家蒂姆·莱文的职业生涯中,他做过数百个类似的简单
实验。他邀请学生到他的实验室,进行一个百科知识智力小测验,问
他们“亚洲最高的山是什么山”等类似的问题。他们如果答对了问
题,就能获得现金奖励。
为了帮助被试得到理想的测验成绩,莱文给他们都安排了一个
“搭档”,这个“搭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人。接受测验的学生并不
知道,他们的这位“搭档”是为莱文工作的。测试时,房间里有位叫
雷切尔的老师负责监考。考试进行到一半时,雷切尔会突然被叫离考
场。然后,精心编排的演出开始了。那位“搭档”说:“我不知道你
怎么想,但是我想要那笔钱。”然后,他指着放在桌面上一个显眼位
置的信封说:“我想答案就在那里。”莱文解释说:“是否作弊取决
于他们自己。”在大约30%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作弊。“然后,”莱
文继续说道,“我们会在面谈的时候问他们‘你作弊了吗?’”
世界上研究人类欺骗行为的学者不计其数。关于我们为什么撒谎
及如何识破这些谎言的理论,比关于肯尼迪遇刺的还要多。在这个热
门领域,莱文的成就非凡。他仔细地构建了自成一体的关于欺骗的理
论。 该理论的核心正是他对上述小测验进行研究获得的结论。
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莱文的办公室里,我们观看了十几段
他们在测验后访谈被试的录像。 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主角是一个
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我们就叫他菲利普吧。
采访者:好,咱们开始……你之前玩过智力小测验游戏吗?菲利普:玩得不多,但我玩过。
采访者:在当前的测验中,你觉得那些问题难吗?
菲利普:是的,有些问题难。我当时想:“啊,怎么还有这么难
的问题。”
采访者:如果把难度分成10个等级,1级最容易,10级最难,那你
认为此次测验的等级是几级?
菲利普:我觉得是8级。
采访者:8级。是的,有些问题确实刁钻。
然后采访者告诉菲利普,他和“搭档”的成绩很好。采访者问菲
利普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菲利普:这是合作的结果。
采访者:合作?
菲利普:是的。
采访者:好的。那么请问,我把雷切尔叫出去了一会儿。她不在
考场时,你作弊了吗?
菲利普:我想想。没有。
菲利普咕哝着回答道,然后转移了目光
采访者:你说的是实话吗?
菲利普:是的。采访者:好。如果我采访你的搭档,也问问她这个问题,你觉得
她会说什么?
这时录像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就好像这个学生在努力
把情况讲清楚一样。莱文说:“他显然在进行一番思想斗争。”
菲利普:她会说没有作弊。
采访者:没作弊?
菲利普:是的。
采访者:好。我们需要你回答的就是这些。
菲利普说的是实话吗?莱文让数百人看了菲利普的录像,几乎每
个观众都能正确地判断出菲利普作弊了。菲利普参加测试时的“搭
档”证实了其作弊行为。她告诉莱文,雷切尔离开房间的时候,菲利
普看了信封里的答案。在上述采访中,菲利普撒了谎,这是显而易见
的。莱文对此也早有觉察,说:“他的语气不坚定。”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事实上,当菲利普被问“你作弊了吗”,他
回答“我想想。没有”时,我忍不住喊:“哦,他真差劲。”菲利普
当时将目光转向了别处,这说明他很紧张,他无法镇定自若。其实,当采访者接着问“你说的是实话吗”时,菲利普停顿了一会儿,似乎
他得先想一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菲利普是容易被辨别的。但我们看的录像越多,我们就越难辨别
当事人是不是说了假话。其中有一段对另一个人采访的录像。我们叫
他卢卡斯吧。他相貌英俊,能言善辩,相当自信。
采访者:我得问一下,当雷切尔离开房间的时候,你有没有作
弊?卢卡斯:没有。
采访者:没有?你说的是实话吗?
卢卡斯:是的,我在说实话。
采访者:当我采访你的搭档,问她同样的问题时,你觉得她会怎
么回答?
卢卡斯:跟我一样
莱文说:“大家都相信他。”我也相信他。但卢卡斯在撒谎。
我和莱文花了大半个上午看这些录像。最后,我还是准备认输,因为我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确地认清他人。
莱文研究的目标是试图解决人类心理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为什
么我们在识别谎言方面如此糟糕?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能做得
很好。而且,如果人类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欺骗了,那将是非常有
用的。长达数百万年的进化本该偏袒一下人类,使其具备识别细微欺
骗迹象的能力,但它却没有。
在莱文的一次实验中,他把他的录像分成了两部分:录的分别是
22个撒谎者和22个说真话的人。 然后一些被试被要求看完这44个人
的录像,辨认出说谎者。实验结果显示,人们能辨认出说谎者的平均
正确率是56%。其他心理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平均正确率是
多少呢?54%。几乎每个人在辨认说谎者方面都是糟糕的:警察、法
官、心理学家,甚至在国外负责大型间谍网络的中情局官员。为什么
会这样?
蒂姆·莱文的答案是被简称为TDT的“默认真实”理论 。莱文的论证始于他的一个研究生朴善熙提出的见解。研究初期,莱文和同行一样,困惑于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擅长去做按理说应该擅长
的事情。
莱文说:“朴善熙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54%的准确率是正确辨别
真话和谎言的平均值。换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可以观察有多少人能正确辨别真话,又有多少人能正确辨别谎言。”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我告诉你辨别莱文录像中的人是否说谎
的正确率在50%左右,人们自然会认为,你只是随机猜测——你并不知
道该如何辨别谎言。但朴善熙观察后发现,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正确
识别说真话的学生方面,比随机猜测做得好;在正确识别说谎的学生
方面,做得比随机猜测差。我们在看完了所有的录像后,就觉得
“对,对,对”,这意味着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大多数对说真话的人的
采访,但却错误地认识了大多数对说谎者的采访。我们会“默认真
实”:我们常用的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诚实的。
莱文说,他自己的实验几乎是这一现象的完美体现。他付钱请人
们玩一个智力小测验游戏。其间,监考老师突然被叫出了考场,而她
还“碰巧”把考题的答案落在了桌子上,让别人能看得清清楚楚。莱
文说,这时,从逻辑上讲,参加测试的学生应该会感到惊讶和怀疑才
对。这些人可都是大学生,他们可不傻。他们应该能想到,自己刚刚
报名参加的是一个心理实验。在实验中,每个人还各有一个从未谋面
的“搭档”怂恿他们作弊。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甚至会怀疑事情并不
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但是他们没有怀疑!
莱文说:“有时,他们会意识到,监考老师离开考场可能是一个
圈套。他们几乎从未想到的是,他们的‘搭档’是为莱文工作的……
所以他们认为可能有尚不可知的议程。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设置,因为实验里都是一些设置好的步骤,对吗?但是这位正在和他们聊天的‘好人’呢?哦,他们就没多想了。”他们从未质疑自己的“搭
档”。
要摆脱“默认真实”模式,就需要有莱文所说的“触发器”。
“触发器”和怀疑或者第一丝怀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事件明
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走出“默认真实”模
式。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像头脑清醒的科学家那样,在得出结论之
前,慢慢地搜集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的真伪。我们的步骤恰恰相反,我
们从相信开始,只有当怀疑和疑虑上升到无法被解释的程度时,我们
才停止相信。
这一论点乍听起来像是社会科学家偏爱的那种无端细分的说法,但其实并不是。它是一个能解释用其他理论很难解释的行为的精辟见
解。
例如,想想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的服从权威实验。 1961年,米尔格拉姆从纽黑文招募志愿者,参加
他所说的记忆实验。实验前,志愿者们先同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
的年轻人会面。威廉姆斯神情严肃,高大威猛,他跟他们解释说,他
们将在实验中扮演“老师”的角色。威廉姆斯还带他们见了另一位志
愿者——面色和悦的中年男子华莱士先生。他们被告知,华莱士先生
将在实验中扮演“学生”,他会坐在隔壁的房间里,他的身体将和一
台复杂的设备用电线连接,这台设备能够发出最高电压达450伏特的电
击(如果想知道450伏特电压的电击是什么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它比
能造成组织损伤的电击强度稍弱一点儿)。
志愿者“老师”被要求给“学生”安排一系列的记忆任务,每一
次“学生”记忆失败,“老师”都会用更强的电击来惩罚他,以观察
惩罚威胁是否会影响一个人执行记忆任务的能力。当电击增强时,华莱士会痛苦地大叫,最后他开始敲打墙壁。但是,如果这位“老师”
心软动摇了,在一旁的威严的指导员威廉姆斯就会催促他们继续: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
“你继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
“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继续。”
这个实验如此出名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志愿者“老师”都遵从了
指令,65%的人最终给这个倒霉的“学生”施加了最强电击。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德国卫兵在纳粹集中营被命令做的事情被揭露之后,米尔格拉姆的发现引起了轰动。
但对莱文来说,这次实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志愿者到
场后先会见了年轻健壮、高大威猛的约翰·威廉姆斯。实际上,威廉
姆斯是当地的一名高中生物教师,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他被选中
是因为他“看上去很有技术感,冷冰冰的,不喜形于色,就像你在电
视上看到的那种与太空计划有关的人”。威廉姆斯在实验中所说的一
切都来自米尔格拉姆自己写的剧本,威廉姆斯事前记住了自己需要说
的话。
而华莱士先生其实是一个叫吉姆·麦克多诺的人,他在铁路部门
工作,因为有“温和又顺从”的形象,所以受到米尔格拉姆的喜爱。
他痛苦的哭泣声是通过扩音器播放的录音。这个实验可谓“业余戏剧
作品”,在这里,“业余”这个词很重要:米尔格拉姆做这个实验不
是为了去百老汇舞台演出。根据米尔格拉姆自己的描述,华莱士先生
是个糟糕的演员。说得委婉一点儿,这个实验的一切环节都太牵强附
会了。这台电击机实际上并没有电击功能。因为华莱士被绑在门后的房间里,在“老师”们想弄清为什么华莱士的叫声是从角落里传来
的,而不是从门后传来的时候,不止一个参与者看到了角落里的扩音
器。如果实验的目的是测量学习效果,那为什么威廉姆斯要一直和
“老师”待在一起,而不是去门后和“学生”待在一起呢?这不是很
明显吗?他真正想做的是观察施加痛苦的人,而不是遭受痛苦的人。
像恶作剧一样,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相当透明的,但和莱文的智力小
测验中的参与者一样,人们竟也对此信以为真。这是因为他们默认了
真实。
其中一名受试对象在后来的调查问卷中写道:“在实验后至少两
周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注意查看《纽黑文记事报》上的死亡通知,去
看看有没有我曾参与并致使所谓的‘学生’死亡的消息——报上没出
现他的名字,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名被试写道:“相信
我,当华莱士先生对更强的电压没有反应时,我真的认为这个人可能
已经死了。”这些成年人——可不是缺乏经验的大学生——显然相
信,一所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会在其地下室里实施一种可能致命的酷
刑。还有一名被试写道:“这个实验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害
怕可能杀死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整个晚上我都是在冷汗和噩梦中
度过的。”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并非无可救药
地容易上当受骗。他们产生过怀疑,而且是很多怀疑!吉娜·佩里的
书《电击仪的背后》有趣地记录了“顺从实验”的全部经过,书中写
道,吉娜·佩里曾采访了米尔格拉姆的原始实验对象中的一个,那是
一位已退休的名叫乔·迪莫的工具师。迪莫告诉佩里:“我当时在
想,‘这太奇怪了’。”迪莫在一开始相信华莱士是假装的。
我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有我的怀疑。我想:“如果
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他(‘学生’)就是与他们串通好的。肯定
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发出电击,但他却不时地叫喊。”但在实验的最后,华莱士先生从锁着的房间里出来,稍稍“表
演”了一会儿。迪莫记得,他看上去面容“憔悴”,神色可怜。“他
手里拿着手帕,擦着脸走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和我握手,他说:‘我得感谢你停止了电击。’……当他进来时,我想:‘哦,也许这是真的。’”迪莫很确定自己被骗了,但是,一个撒谎者只需
要继续略施演技——装出沮丧的样子,用手帕擦擦额头——就能让迪
莫改变主意。
来看看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完整数据 :
超过40%的志愿者注意到了实验中的一些猫腻,这表明实验并不像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但这些疑虑不足以使他们放弃“默认真实”——
这就是莱文的观点。你相信某人不是因为你对他们没有怀疑,相信不
代表没有怀疑;你相信一个人,是因为你对他没有足够多的怀疑。
我要重申一下“一些”疑问和“足够多的”疑问之间的区别,因
为我认为这很关键。想想看,你曾经多少次事后聪明,因为别人没能
识别谎言而用这样的话批评他们:“你应该知道的”,“曾有各种各
样的、应该引起你警觉的可疑迹象”,“你有过怀疑”。莱文会说,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该问的正确问题应该是:是否曾有
足够多的可疑迹象将你推出相信的门槛?因为凡人都会“默认真
实”,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可疑迹象,那么你只是常人而已。5
安娜·贝伦·蒙特斯在巴尔的摩富裕的郊区长大。她的父亲是一
名精神病医生。她曾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然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获得了外交事务专业的硕士学位,她是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
翻的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的热心支持者。她的激进主义
行为引起了一位负责招募工作的古巴情报人员的注意。1985年,蒙特
斯秘密访问了哈瓦那。中情局在对她的职业生涯的一份事后调查报告
中总结道:“在她无意的帮助下,她的上级评估了她的弱点,利用了
她的心理需求、意识形态和个人病理,招募了她,并持续激励她满怀
热情地为哈瓦那工作。”她的古巴新同胞鼓励她申请美国情报部门的
工作。同年,她加入了美国国防情报局,之后,她的职位一路飞速攀
升。
蒙特斯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办公室,她在自己的工位
上吃午饭,不与人来往。她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华盛顿克利夫兰公
园附近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在调查过程中,情报局反情报官员斯
科特·卡迈克尔搜集了蒙特斯的同事们用来形容她的每一个词,那真
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清单:害羞、安静、超然、冷静、独立、自立、冷漠、聪明、认真、投入、专注、努力、敏锐、利索、控制欲
强、恶毒、不善交际、志向远大、魅力四射、自信、务实、独断、慎
重、镇定、成熟、头脑冷静、能干、尽职尽责。
在美国,所有情报官员都要接受定期审查,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持
有安全证明。安娜·蒙特斯以为卡迈克尔找她也是例行公事而已,她
想草草了事,所以言行有些唐突无礼。
“她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试图通过告诉我——这是实话——她刚
刚被任命为代理处长而想免于审查。”卡迈克尔回忆道,“她说她有
很多任务和会议,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接受审查。”卡迈克尔是一个有点儿像个大男孩的相貌友好、性情温和的人,他有一头
金色的头发,大腹便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起来像已故的喜剧演
员克里斯·法利。蒙特斯一定以为她可以唬住他。“我以惯常的方式
处理了这件事。”他回忆道。
你第一次会承认她说的话是对的。你会说:“哦,我明白了。
好,我听说了。恭喜你,太好了。我知道你的时间有限。”然后你就
可以忽略它,因为如果审查需要12天,那它就是需要12天。你不能不
审查就让她走。但后来她又开始旁敲侧击……她确实在强调自己没时
间,还没等我正式开始,她就说“说真的,我得在2点前离开”,或者
类似的话,“因为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我当时想:“怎么回事?”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发脾
气,但是失去了耐心。“听着,安娜。我有理由怀疑你可能参与了影
响反间谍的行动,我们得坐下来谈谈。”砰!如雷轰顶。
直到那时,蒙特斯一直是一名古巴间谍,时间长度几乎占据她在
美国政府工作的全部时间。其间她与她的古巴上级接头了至少300次,交出的机密如此之多,以至于她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间谍
之一。她曾几次秘密访问古巴。她被捕后,人们发现,菲德尔·卡斯
特罗曾亲自给她颁发了一枚奖章。她经历了这一切,却没引起敌人的
一丝怀疑,突然,就在她以为是例行调查的开始之际,一个长相滑稽
的“克里斯·法利”却把矛头指向了她,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她震惊
地坐在那里。
“她就像一头被车灯照着的小鹿,像盯着照它的车灯那样看着
我,等着我再说一句话,就那么等着。”
卡迈克尔多年后在回顾那次会面时,意识到这是他错过的第一条
线索:她的反应并不明智。我恰恰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她从来没有说过“你在说什
么”,她没有类似的反问。她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假
如我当时聪明一点儿,我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她没有否认,没有困
惑,没有愤怒。如果一个人是清白无辜的,但却被告知他被怀疑杀了
人或犯了什么罪……我想,他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会
说:“等等,你刚刚在诽谤我……我想知道你说的到底是怎么回
事?”最终,他会反问你,会当面质疑你。安娜却只是坐在那里,什
么都没做。
卡迈克尔也是从一开始就怀疑安娜的。但是,只有在你找到有说
服力的怀疑的理由之后,怀疑才会变成不信任。卡迈克尔很容易就找
到了让自己不再怀疑蒙特斯的理由:她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古巴女
王”,上帝啊,“古巴女王”怎么可能会是间谍?他确实对她说了那
句话——“我有理由怀疑你可能参与了影响反间谍的行动”,但他是
想让她认真对待那次审查才说那句话的。“我急切地想进行下去,进
入下一个步骤。就像我说的,说完那句话后我还暗暗自喜:‘这招真
管用,我让她闭嘴了。我再也不想听她的那些废话了。现在,让我们
来做这个,完成这个。’因为当时我只想推进审查工作,所以我才错
过了上述那条线索。”
他们谈到了为什么要组织卡罗尔将军的简报会,她解释得很好;
他们谈到了她那天突然离开五角大楼的原因,她也给出了自己的解
释。谈话时,她故作轻浮,想表现出像闹着玩儿似的。卡迈克尔开始
放松下来,又低头看了看她的腿。
安娜开始这样——跷起二郎腿,脚尖在空中上下晃动。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有意这样做……但我知道的是,它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们
彼此感到更舒服了些,她也变得更轻浮起来。轻浮?我不知道这样说
她是不是合适,但她回答问题时的样子很迷人。他们谈到了那通电话。她说她从来没有接过电话,或者至少她不
记得自己接过电话。这应该是令人警觉的另一个可疑迹象:那天在战
况室和她在一起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她接了一通电话。但话又说回来,当天是漫长而紧张的一个工作日,他们都处在两国关系恶化引起的危
机之中,也许是他们把她和别人搞混了吧。
另外一件事同样让卡迈克尔心生疑惑,那是他从她的反应中看到
的。采访快结束时,他问了蒙特斯一系列问题,问她那天离开五角大
楼后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标准的调查程序,他只想尽可能完整地了
解她那天晚上的活动。
他问她下班后做了什么,她说开车回家了;他问她把车停在了哪
儿,她说停在她家的街对面的停车场;他问她停车时有没有看到什么
人,打招呼了没有,她说没有。
我说:“好的,那你做了什么?你停好了车,然后过了马路。”
就在这时,她的行为举止突然发生了变化。别忘了,我已经和她谈了
将近2个小时,我们已经有些像哥们儿,虽然不是很亲密,但也很融
洽,实际上已是谈笑风生——如果我愿意这么说的话,谈话已可以被
描述为既热情又随意。
然后,突然之间,她的表现发生了巨大变化。你知道,一分钟
前,她几乎还是在调情似的,高高兴兴的……但情景瞬间变了,就像
一个孩子把手伸进饼干罐里,被妈妈抓了个正着,他背对着饼干罐,把手藏在身后,妈妈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她注视着我,对
我的问题一一做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像在说:
“你知道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的?你要抓我吗?我可不想被抓住。”
她被捕后,调查人员查明了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古巴方面之前
给她布置了任务:如果她在街上发现自己的一位老上级,那就意味着
她的间谍头目迫切需要亲自与她交谈,这时,她必须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但需要在第二天早上到一个预先说好的地点与老上级接头。她
从五角大楼回家的那天晚上,恰好在她的公寓楼旁看到了自己的老上
级。因此,当卡迈克尔非常有针对性地问她——“你看到了谁?”
“你回家时看到什么人了吗?”——这样的问题时,她一定以为他什
么都知道了,以为他正在问她这件事。
这简直吓坏她了。她以为我知道了一切,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我问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弄明白她当时的表现发
生变化的原因。因为面谈结束后,我会回过头来再仔细分析她的言
行……但我做了什么呢?我做了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我把本应引起
怀疑的奇怪行为合理化了。
我想,是的,也许她正在和一个已婚男人幽会,但不想告诉我;
或者她是个女同性恋,一直在担心别人知道她在偷偷地与一位女伴交
往。我开始考虑其他所有的可能,然后有点儿接受了一切——以便我
不会因为继续怀疑而几近疯狂。我接受了这种可能性。
安娜·蒙特斯并不是一名间谍大师。她没必要当间谍。在一个我
们的测谎仪设置为“关闭”模式的世界里,间谍总能够往来轻松自
如。斯科特·卡迈克尔是一个疏忽大意的人吗?根本不是。他做了我
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他从安娜·蒙特斯说的是真话这样的假设出
发,然后,在理解安娜所说的一切时——几乎无意地——努力使自己
的理解与这个假设相符。我们都需要一台“触发器”来摆脱对真实的
默认,但是引起“触发器”反应的最低值很高,卡迈克尔的怀疑远未
达到这一最低值。
莱文认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测谎仪不会——或者说不能——
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工作。在电影中,头脑机敏的侦探会当场戳穿对方
的假话。但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足够的证据来消除我们的疑虑需要时
间。你问你的丈夫是否有外遇,他说没有,然后你就会相信他,你默
认的是:他说的是实话。不管你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你都会把它合理化。但3个月后,你碰巧注意到他的信用卡账单上有一笔不
寻常的酒店房费,加上他有几周去向不明的事实和几通神秘的电话,这一切把你的怀疑推到触发反应的最低值,谎言这才被识破。
这就是对第一个难题——为什么古巴人能够瞒过中情局的人这么
久——的解释。这个故事并不是对美国情报机构能力的控诉,它只反
映了一个事实,即中情局官员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和其
他人一样,对真相抱有同样的偏见。
卡迈克尔过后找到雷格·布朗,试图向他解释。
我说:“雷格,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我理解你认为这是
一次间谍参与的蓄意影响行动的推理,它看起来也确实像,但即使是
这样,我也不能空口无凭地指责她,说她是一名参加了这次蓄意行动
的间谍。这根本没道理啊……那天的最后,我不得不了结了这个案
子。”
6
斯科特·卡迈克尔与安娜·蒙特斯会谈之后又过了4年,他在美国
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同事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一名分析师。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网络的第三个分支,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并列,负责密码破译。这名分析师说,他们在破解古巴与其特工联络所使用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这些密码是一些长串的数字,它们通过短波电台被定期发送。美
国国家安全局设法解码了其中的几个片段。两年半以前,他们已经把
破解的密码片段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出于无
奈,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位分析师决定与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同行分享
一些细节。她说,华盛顿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古巴间谍,他们称其为“特工S”。特工S对被称作“萨菲”系统的东西很感兴趣。在1996年7
月4日到18日的两周内,特工S曾访问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这位同事突然感到很害怕,因为“萨菲” 可
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内部电脑信息档案系统的名字,这有力地表明,特
工S就在美国国防情报局里,或至少在隶属于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机构
里。这位同事开会回来后将情况报告给他的主管,他们又告诉了卡迈
克尔。卡迈克尔很生气,因为他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反情报调查员!
可联邦调查局在查一个可能涉及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的间谍案已经有
两年半的时间了,却没有知会他一声?
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计算机系统内
搜索相关信息。任何前往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国防部雇员都需要事先得
到批准,他们需要通过五角大楼的电脑系统发送两条申请信息:先请
求批准访问,然后请求与他们希望访谈的任何人员交谈。
“好,找找那两条信息。”卡迈克尔说。
他猜想,7月前往关塔那摩湾的人最早会在4月提交申请,因此他
这样键入了自己要搜的内容:1996年4月1日至7月18日,美国国防情报
局员工关塔那摩湾访问授权,安全许可申请。他请他的同事“短吻
鳄”约翰逊同时进行了同样的搜索。毕竟,两人智慧胜一人。
当时,计算机在完成信息搜索后,会创建一个命中文档,把搜到
的信息一条条罗列出来,并显示:“共搜到X条匹配记录。”我听见
“短吻鳄”在那边搜索……我能听到他在敲击键盘,知道他还没完成
搜索,但我这边已经有了可以浏览的命中文档。于是我想,我要快速
把它看完,看看有没有哪个名字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在这时,我很
确定地发现,第20条信息是我要找的结果:姓名是安娜·B.蒙特斯。
天啊,游戏结束了,我的意思是,一瞬间,一切就结束了……我真的
惊呆了,是大惊失色,张口结舌,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实际是后退了一段距离)。我坐在带脚轮的办公椅上,让自己离这则坏消息
远了一点儿……真的,我退到了工作隔间的最后面,而“短吻鳄”还
在另一边不停地敲着键盘。
我说:“哦,该死。”
1.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 文字转录出自克里斯蒂娜·库利(Cristina Khuly)执导的纪录片《击落》
(Shoot Down)(Palisades Pictures, 2007)。胡安·巴勃罗·罗克是古巴人在
“兄弟救援队”内部的消息来源,他的情况也来自此纪录片。
3. CNN,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家向全世界播送节目的美国广播公司。——编者
注
4. “CNN对尤金·卡罗尔海军上将的采访——美国海军后方部队上将”CNN,February 25, 1996, Transcript 47-22,http:www.hermanos.orgCNN%20Interview%20with%20Admiral%20Eugene%20Car
roll.htm.
5. 美国国务院曾通过官方渠道通知“兄弟救援队”,任何以古巴为目的地的飞行计划
都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些警告显然并没有奏效。(注:在击落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
里,美国政府曾意识到,古巴人对“兄弟救援队”的行动越来越愤怒,并主要通过直接
与其领导人何塞·巴苏尔托进行沟通向该组织发出了警报。1995年夏秋,美国国务院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公开发表声明,警告该组织,飞往古巴的飞行计划是不被允许的。联
邦航空管理局曾一度试图吊销巴苏尔托的飞行员执照,但是政府的警告在1996年秋放
慢了脚步,因为官员们认为进一步的警报“更可能激怒巴苏尔托,而不是让他平静下
来”。在此期间,“兄弟救援队”因克林顿于1995年宣布对古巴难民施行“湿脚、干
脚政策”而与克林顿政府不和。)
CNN:将军,此次事件发生之前,国务院曾就此事向“兄弟救援队”发出其他警
告,是吗?
卡罗尔:都是一些并不能真正起作用的警告……他们知道“兄弟救援队”一直在提
交假的飞行计划,而“兄弟救援队”实际上是去古巴。这也是古巴人感到气愤的原因所
在——美国政府没有强制执行自己的飞行规定。
6. Scott Carmichael, True Believer: Inside the Investigation and
Capture of Ana Montes, Cuba’s Master Sp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5.
7. 23日,美国国务院与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会晤后得知了此次击落威胁,但政府
并没有联系“兄弟救援队”。相反,美国国务院在袭击发生的前一晚警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明天(‘兄弟救援队’)很可能会试图未经授权飞往古巴领空”。作为回
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安排雷达中心对飞越佛罗里达海峡的飞机进行紧密监视。然
而,24日,当雷达发现古巴的米格战斗机时,管理局却没有向飞行员发出警告。尽管
F-15战斗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它未被许可去保护“兄弟救援队”的飞机。美国
政府后来将未能保护飞行员的责任归咎于通信问题。在这次事件中幸存的巴苏尔托说,这次袭击是古巴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设计的某种阴谋的结果。出自Marifeli Pérez-
Stab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Intimate Enem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52。
8. 蒙特斯的代号是“古巴女王”;美国国防情报局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密码本,在她
的衣柜里找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事后调查报告中的“在她无意的帮助下……为哈瓦那
工作”都出自Jim Popkin,“‘Queen of Cuba’Ana Montes did much harm as a
spy.Chances are you haven’t heard of her,”Washington Post,2013年4月8
日。
9. 这确实是真的。蒙特斯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曾一度只吃未经调味的煮土豆。中
情局的心理学家后来得出结论,她患有边缘性强迫症。而且她每次会用不同的肥皂洗
澡,洗澡时间还很长。她开车时总戴着手套。她平时有这么多奇怪的行为,人们对此已
见怪不怪,觉得不足为奇了。
10. 关 于 蒂 姆 · 莱 文 欺 骗 实 验 的 完 整 列 表 , 参 见 “ 欺 骗 和 欺 骗 检 测 ”
( “Deceptionand Deception Detection” ) https:timothy-
levine.squarespace.comdeception,访问时间:2019年3月7日。
11. 莱文的理论在他的书《被欺骗:“默认真实”理论和说谎与欺骗的社会科学》
( Duped:Truth-Default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Lying and
Deception. Tuscaloosa, 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9)中有清晰的
阐述。如果你想了解关于欺骗的理论,读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
12. 关于菲利普及其他访谈对象的录像,参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作弊访谈录像
(East 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7—2011)。
13. 莱文分别让人们看了22个说谎者和22个说真话的人的录像,人们识别说谎者的正
确率为56%,参见莱文的《被欺骗:“默认真实”理论和说谎与欺骗的社会科学》一书
第13章第27号实验(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9)。
其他心理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平均正确率是54%,参见C.F.Bond, Jr.and
B.M.DePaulo, “Accuracy of deception judgments,”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 (2006): 214—234。
14. 在我的书《眨眼之间》中,我提到了保罗·埃克曼所说的一小部分人能够成功识破
说谎者的事情。关于埃克曼与莱文辩论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注释中的扩展评注。
15. Timothy Levine,“Truth-Default Theory (TDT): A Theory of Human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Psychology 33, no.4 (2014): 378—392.
16. Stanley Milgram,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no.4 (1963): 371—378.
17. 关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的陈述主要出自Gina Perry, Behind
the Shock Machin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otorious Milgram Psychology
Experimen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温和又顺从”,第55—56
页;“……可能杀死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第80页;“‘哦,也许这是真
的’”,第127—129页。
18.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9), p.172.
19. “萨菲”,英文SAFE,是Security Analyst File Environment的首字母缩略
词,即“安全分析文件环境”。我喜欢人们首次提及某个事物时用其首字母缩略词,过
后再创造出全称。第4章 社交成本
圣愚
1
2003年11月,长岛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后文简称“复兴
科技”)的投资组合经理纳特·西蒙斯忧心忡忡地给几位同事写了一
封电子邮件。他发现,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资金安排之后,公司持有纽
约投资者伯纳德·麦道夫管理的一只基金的股份,而正是这位麦道夫
让西蒙斯深感不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纽约金融界工作过的人可能都听过
伯纳德·麦道夫的名字。他在曼哈顿中城一座优雅的被称作“口红大
厦”的办公大楼里工作。他是许多重大金融联合会的董事会董事,穿
梭于汉普顿和棕榈滩有钱人的世界里。他举止傲慢,有一头飘逸的白
发;他隐遁、神秘,不为人知。后一事实使西蒙斯感到不安——他听
到了谣言。他在群发的邮件中写道,他信任的一个人“私下告诉我
们,麦道夫在一年内必出大事”。
这个人还说:“因为麦道夫的姐夫是麦道夫公司的审计师,麦道
夫的儿子在其公司高层,你们若抛出其股份的话,可能会遭受恶意指
控、冻结账户等风险。”
第二天,公司的高管之一亨利·劳弗给纳特·西蒙斯回了信。他
同意了麦道夫会出事的看法,并补充称,复兴科技掌握了能说明麦道夫有问题的“特有证据”。然后,复兴科技的风险经理——负责确保
基金投资安全的人——保罗·布罗德也对麦道夫声称正在使用的交易
策略进行了周密、详细的分析,他最后总结道:“麦道夫的一切做法
似乎都讲不通。”于是,他们三人决定进行内部调查。随着调查的深
入,他们的疑惑越来越深。“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搞不懂他在做什
么。”布罗德后来说,“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钱的,我们得到的
任何证据都不能解释他所说的成交量。”复兴科技的人都开始对麦道
夫产生了怀疑。
那么,复兴科技的人是不是马上卖掉了自己所持的麦道夫的股份
了呢?不完全是。他们两面下注,只减持了一半。5年后,麦道夫被查
明为诈骗犯,是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设计者。当联邦调查人员找纳特
·西蒙斯谈话,请他解释受骗的原因时,西蒙斯说:“作为经理,我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个骗局。”他承认,他没搞明白麦道夫究竟在做什
么,他承认麦道夫让人感觉有点儿怪怪的,但他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骗子。西蒙斯有过怀疑,但怀疑得不够强烈——他默认了
真实。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后文简称“证交会”)在一次例行审计
中发现了西蒙斯和劳弗之间的邮件:这已不是证交会第一次对麦道夫
的业务产生怀疑了。 麦道夫声称他的投资策略与股票市场挂钩,这
意味着他的投资收益应该随市场的涨跌而上下波动,这一点与其他基
于市场的任何投资策略是一样的。但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是,麦道夫的
收益总是非常稳定。证交会一位名叫彼得·拉莫尔的调查人员去见了
麦道夫,希望得到他的解释。麦道夫的回答是,他有一种万无一失的
“直觉”,基本上能预见形势,懂得如何高抛低吸。拉莫尔后来回忆
道:
我反复问他。我认为他的直觉是可疑的、古怪的。我一直想找他
问个究竟。我觉得事情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我认为他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对市场全局的洞见。所以我后来又催问他,我问了伯尼(麦
道夫)一遍又一遍。有时,除了反复问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拉莫尔把他的疑惑告诉了他的上司罗伯特·索拉佐,后者也怀疑
麦道夫,但其疑虑还不够多。正如证交会在对麦道夫案的调查总结中
写的:“索拉佐没能认识到,麦道夫所谓的凭‘直觉’交易是‘必然
的……荒谬’。”证交会“默认了真实”,麦道夫的欺诈行为得以继
续。事实上,在整个华尔街,无数与麦道夫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麦道
夫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几家投资银行对他敬而远之,甚至租
给他办公室的房地产经纪人也认为他有点儿不正常。但是却没有人做
点儿什么,或者很快得出结论,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在麦道
夫案中,每个人都“默认了真实”——但有一个人除外。
2009年2月初,也就是麦道夫向当局自首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名叫
哈里·马科波洛斯的人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全美电视听证会上做了证。
他是一名独立的诈骗案调查员,有纽约北部口音,说话紧张而迟疑,他那天穿着不合身的绿色套装。没有人听说过他。
“从2000年5月起,我和我的团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多次向证交
会发出过可信的警告,让证交会调查并阻止麦道夫的庞氏骗局。”马
科波洛斯在全神贯注的听众面前做证时说,他和几个同事搜集过一些
图表和图形,进行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在麦道夫的主要资金来源地
——欧洲进行过排查。“我们知道,那时我们已经向证交会提供了足
够多的预警信号和数据证明,这原本能够使证交会阻止麦道夫的诈骗
活动,将诈骗金额控制在70亿美元以下。”可是,证交会什么都没
做。2001年10月,马科波洛斯再次举报麦道夫,并且在2005年、2007
年和2008年多次举报麦道夫,但每次举报都没有任何进展。马科波洛
斯慢慢地读着自己的记录,将多年来的沮丧娓娓道来。
我把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案的证据整理好,交给了他们。不知为
什么,他们却懒于进行正当的彻底调查,说因为他们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如果一个涉案金额达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对他们来说都不
够重要的话,我想知道是谁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才是重要的。
在众多怀疑伯尼·麦道夫的人中,只有哈里·马科波洛斯没有
“默认真实”,只有他看到的是真实的陌生人。听证会进行到一半
时,一名国会议员问马科波洛斯是否愿意来华盛顿掌管证交会。经历
了史上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之后,人们的感受是,我们都可以向哈里
·马科波洛斯学习。“默认真实”是个问题,它会让间谍和骗子如鱼
得水。
确实是这样吗?下面,我们来看看蒂姆·莱文关于欺骗和“默认
真实”理论的第二个关键部分。
2
哈里·马科波洛斯 长得又瘦又结实,精力很充沛,虽然已近中
年,但他看上去比其实际年龄小得多。他很讨人喜欢,其言语也很有
说服力,尽管他有时会讲一些令人尴尬的笑话,使谈话戛然而止,但
他还算是一个健谈的人。他自称患有强迫症:每次打开电脑后,都要
用消毒剂把键盘擦拭一遍。他是华尔街公认的数据专家和股市分析高
手。“对我来说,数据就是真理。”他说。当他分析一个投资机会或
一家公司时,他更喜欢不与任何一位负责人面对面接触——他不想犯
张伯伦那样的错误。
我想观察他们公开露面时的远程讲话,审查他们的财务报表,然
后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这些信息……我想找出真相。我不想让自
己因为某个人热情地招呼了我,就对他产生好的看法,因为那只会对
我的个案分析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马科波洛斯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长大,其父母是希腊移民,家
里开着“亚瑟·崔彻炸鱼薯条”连锁店。“我的叔叔们会追上吃霸王餐的人,抓住他们,让他们付钱。”他回忆道。
我见过我爸爸和顾客打架,追着顾客不放。我见过有人偷镀银器
皿。他们不仅偷镀银器皿,甚至连普通餐具都偷……我记得有个人块
头很大,他在吃别人放在柜台上的盘子里的东西,我叔叔说:“你不
能这样做。”那个人说:“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他们又没吃,那我就
可以吃。”于是我叔叔走到柜台外面,抓住那个人的胡子,把他拽了
起来,一直往上拽……我想,叔叔死定了,这家伙身高近2米,他还 ......
作者:[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译者:朱晓斌
ISBN:9787521718188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谨献给
格雷厄姆·格拉德威尔
(1934—2017)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还著有
《引爆点》
《异类》
《眨眼之间》
《逆转》
《大开眼界》作者按
多年前,我父母来纽约看我,我让他们住在了美世酒店。这样的
住宿安排可以说是我为他们做的安排中的败笔:美世酒店时髦、雅
致、上档次,是社会名流和上层人士下榻之处,但我的父母——尤其
是我的父亲——却不怎么在意酒店档次这样的事情。父亲不看电视,不看电影,也不听流行音乐。他以为《人物》杂志是一本人类学杂
志。他潜心研习的领域很具体:数学、园艺和《圣经》。
当我到酒店接父母吃晚饭时,我问父亲当天过得怎么样。“太好
了!”他说。显然,他整个下午都在酒店大厅和别人谈话,这是父亲
相当典型的行为,他喜欢和陌生人说话。
“你们谈了些什么?”我问。
“养花种草!”父亲说。
“他叫什么名字?”
“哦,不知道。但在我们交谈的整个过程中,不断有人来找他拍
照、签名。”
如果哪位好莱坞明星还记得,您很久以前在美世酒店的大厅里与
一位留胡子的英国人聊天,那么请您在读到这本书时与我联系。
其他人呢?想象一下当时我父亲与陌生人谈话的情景,你就不难
得出这样的结论:有时候,陌生人之间最投机的谈话仍能使双方保持
陌生的身份。序
“下车!”
1
2015年7月,一位名叫桑德拉·布兰德 的年轻非裔美国妇女从
老家芝加哥开车去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参加了求职面试。该大学位于
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以西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小镇上,布兰德几年前毕业
于这所大学。布兰德身材高挑,妩媚动人,而且个性十足。上大学
时,她参加了西格玛伽玛女生联谊社团,并在游行乐队中演出,还自
愿参加了一个毕业生志愿者组织。她经常在优兔(YouTube)视频网站
上以“桑迪谈话”为标题发布简短而鼓舞人心的视频节目,开场白常
常是:“早上好,我美丽的国王和王后们。”
今天我只赞美上帝,感谢上帝之名。我之所以感谢他,绝不仅仅
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还因为他使我成长。感谢他在过去一年里为我
的生活所做的一切。回首有生以来的28年,我感谢他赋予我的一切。
虽然我犯过一些错误,也确实搞砸过事情,但他仍然爱我。因此,我
想让我的国王和王后们知道,上帝也依然爱你们。
布兰德求职成功,得到了普雷里维尤农工大学的工作。她十分高
兴,有些飘飘然。她有一个计划——在工作之余攻读政治学硕士学
位,现在有了这份工作,她就可以一举两得了。7月10日下午,她驾车
离开学校去买东西,在右拐到校园的外环路时,被一位名叫布莱恩·
恩西尼亚的警察拦下。恩西尼亚是一名30岁的白人警察,他有一头黑色短发,彬彬有礼——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他说布兰德开车变道时
没打转向灯,还问了她一些问题。她一一做了回答。接着布兰德点上
了一支烟,恩西尼亚便叫她把烟灭了。
两人随后的交涉被安装在汽车仪表盘上方的摄像头录了下来,视
频一时间在网上被疯传,在优兔网站上的点击量达到数百万 。
布兰德:我在自己的车里,为什么我必须把烟灭掉?
恩西尼亚:好吧,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布兰德:我不用下车。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为什么我……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不,你没有这个权力。不,你没有权力要求我下车。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你没有这个权力。你无权这么做。
恩西尼亚:我就是有这个权力。下车,否则我就把你拽出来。
布兰德:除了向你表明我的身份,我拒绝和你说话。(视频中有
串音)难道我就因为没有打转向灯就要被你拽下车吗?
恩西尼亚:下来,不然我就把你拽下来。我正在执行公务,我命
令你快下车,否则我就把你弄走。布兰德:我要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布兰德和恩西尼亚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双方情绪升级。
恩西尼亚:我要把你拽出来(把手伸进车里)。
布兰德:好吧,你要把我从车里拽出来?好,好吧。
恩西尼亚:(呼叫支援)2547。
布兰德:你尽管拽拽看。
恩西尼亚:是的,我们会的(抓布兰德)。
布兰德:别碰我!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别碰我。别碰我!我并没有被逮捕——你没有权力把我
从车里拽出来。
恩西尼亚:你被捕了!
布兰德:我被捕了?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为什么?
恩西尼亚:(调度)2547县区,FM1098号公路,(听不清)派一
队警员支援我。(对布兰德)下车!快下车!
布兰德:为什么我被逮捕了?你是为了给我开交通违章的罚
单……
恩西尼亚:我让你下车!布兰德:为什么我被逮捕了?你刚打开了我的——
恩西尼亚:我在给你传达一个合法的命令。我要把你拖出去。
布兰德:你是在威胁我,要把我从我自己的车里拖出来?
恩西尼亚:下车!
布兰德:然后你还让我……(串杂音)?
恩西尼亚:我会让你清醒清醒!滚下来!快!(拔出眩晕枪,对
准布兰德。)
布兰德:哇!哇!(布兰德从车里出来。)
恩西尼亚:出来!快!下车!
布兰德:就因为我没打转向灯?你这么做全是因为我没打转向
灯?
布兰德被捕入狱。三天后,她在牢房里自杀了。
2
桑德拉·布兰德案可谓美国公众生活中诸多离奇插曲之一。早在
2014年夏末,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就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布朗的18
岁黑人男子被警察开枪打死,据说是因为他刚从一家便利店偷了一包
雪茄。 随后的几年里,警察对黑人实施暴力的案件接二连三地发
生,备受公众瞩目,全美因此引发的骚乱和抗议活动也此起彼伏。一
场口号为“黑人人命也关天”的民权运动发生了,它很快成了所有美
国人谈论的话题。也许你还记得相关新闻里那些人的名字:在巴尔的
摩,一位名叫弗雷迪·格雷的年轻黑人男子因携带折叠小刀被捕,在警车后座陷入昏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市外,年轻黑人男子菲兰多·
卡斯提尔被一名警察拦下,令人费解的是,在他交出自己的身份证
后,警察朝他开了7枪;在纽约,一位名叫埃里克·加纳的黑人男子被
怀疑非法出售香烟,一群警察追上了他,随后双方扭打在一起,黑人
男子被掐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北查尔斯顿,一个名叫沃尔特·斯科
特的黑人因为汽车尾灯失灵而被拦下,他从车里跑出来后,被一名白
人警察从身后开枪打死。斯科特死的那天是2015年4月4日,桑德拉·
布兰德还特意为他做了一期《桑迪谈话》。
早上好,我美丽的国王和王后们……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在伊
利诺伊州的维拉公园长大。我是全白人啦啦队里唯一的黑人女孩……
黑人,除非你学会如何与白人共事,否则你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
功。我希望白人能够真正理解,我们黑人正在尽自己所能……很多时
候,当我们看到黑人的生命明显无足轻重时,我们不禁义愤填膺。对
那些质疑他为什么逃跑的人,该死的,请想想我们后来看到的新闻:
你可以站在那里,向警察投降,但你仍然被打死了。
节目播出三个月后,布兰德死于非命。
这本书就是想尝试了解当天在得克萨斯州小镇的乡村公路旁到底
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要写一本关于警察拦车引发意外事件的书呢?因为这一
系列事件引起的两方面争论非常令人不满。有的人针对种族主义高谈
阔论,置身事外,从“一万英尺 距离的高空”俯视这个案子;有的
人则事无巨细,用“放大镜”检查每个经过的每个细节,比如,警察
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底做了什么?一方见木不见林,一方见林不见
木。
双方各有各的道理。偏见和无能是人们对美国社会做出的两种评
价,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社会出现的功能失调问题。但除了语重心长、郑重其事地暗暗告诉自己今后要更加努力,你还能奈之若何呢?
社会中确实有差劲的警察,确实有带偏见的警察:保守派倾向于前一
种解释,自由派则倾向于后者,最后双方相安无事。这个国家的警察
仍在杀人,警察打死人已不再是新闻。我想,你可能得停下来想一
想,才能想起桑德拉·布兰德到底是谁。一段时期之后,我们就会把
这些争论抛在脑后,转而忙别的事情去。
但是我不想就这样去忙别的事情。
3
16世纪的欧洲,战火频仍。国家和政权之间的战争有近70起:丹
麦与瑞典交战,波兰苦战条顿骑士团,奥斯曼帝国入侵威尼斯,西班
牙和法国大动干戈——兵荒马乱,没完没了。如果说这些无休止的冲
突都有一种固定模式的话,那就是它们大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多由边
界双方的一国入侵另一国而起。其中也有一些是宫闱之战,如1509年
奥斯曼帝国两兄弟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人类历史的大部分
时期,遭遇战——不管是否怀有敌意——很少在陌生人之间发生。人
们遭遇的敌人往往和自己一样:信奉同样的神明,以同样的方式组建
城池,手持同样的武器、按照同样的规则兵戎相见。
然而,16世纪最血腥的冲突却不属于上述模式。当西班牙侵略者
埃尔南·科尔特斯与阿兹特克帝国国王蒙特祖玛二世首次相见时,他
们彼此是完全陌生的。
科尔特斯和他的军队于1519年2月登陆墨西哥,之后向墨西哥内陆
徐徐前进,当他们到达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时,他们不禁因
眼前的景象而对阿兹特克人心生敬畏:特诺奇提特兰城建得太漂亮
了,比他们在西班牙所见的任何城市都宏伟雄壮。此城坐落在岛上,通过桥梁与大陆相连。岛上运河交错,交通便利,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其中既有公园和繁华的集市,又有庄严壮观、墙表涂有亮白色建
筑灰泥的神庙。城中竟然还有一座动物园。整座都城十分干净,一尘
不染。这对于在脏乱的中世纪欧洲城市中长大的人们来说,简直就是
奇迹。
“当我们看到有那么多美丽的城市和村庄建在水上,陆地上也建
有一些优美的城镇时,我们惊奇万分,眼前的一切就像被施了魔法一
样。” 科尔特斯手下的一名官员——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
斯蒂略回忆道,“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们有些士兵甚至问,我们是不
是在做梦。见到我们从未看到、听到甚至从未梦到的景象,我真不知
该如何描述它。”
阿兹特克酋长一行在特诺奇提特兰城门口迎接了这些西班牙人,并带他们见了蒙特祖玛。只见蒙特祖玛被轿子抬着,轿子镶金嵌银,有花彩装饰,宝石点缀;一名侍臣在迎接队伍的最前方躬身前行,负
责将地面清扫干净。整个场面真是威武盛大,非同寻常地气派。科尔
特斯下了马,蒙特祖玛的大轿也被慢慢放下。科尔特斯按照西班牙的
做法,走上前去拥抱这位阿兹特克最高统治者,没想到却被蒙特祖玛
的侍从拦下了。没有人可以拥抱这位帝王,两人改为鞠躬示意。
“真是你吗?你是蒙特祖玛?”
蒙特祖玛回答说:“是的,正是。”
在科尔特斯到来之前,没有欧洲人曾驻足墨西哥这片土地;阿兹
特克人也从未见过任何欧洲人。阿兹特克人的巨大财富和宏伟的都城
让科尔特斯由衷敬佩,但除此之外,他对阿兹特克人一无所知。蒙特
祖玛只知道科尔特斯带着奇怪的兵器和阿兹特克人从未见过的怪畜
——马匹——肆无忌惮地闯入了自己的王国,他对科尔特斯也是全无
所闻。许多世纪以来,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的会面一直吸引着历史学家
的原因会让人感到疑惑吗?500多年前,当探险者开始跨过大洋并远征
陌生的土地时,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邂逅。科尔特斯和蒙特
祖玛素不相识,但双方都想和对方交谈。当科尔特斯问蒙特祖玛“真
是你吗”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说给蒙特祖玛听的,因为他只会说西
班牙语。他不得不带两名翻译作为随从:其中一名是他们几个月前俘
虏的一个叫玛琳奇的印第安人,她懂阿兹特克人的纳瓦特尔语和科尔
特斯在墨西哥征程开始之地的语言玛雅语;另一名则是一位随从的西
班牙牧师赫罗尼莫·德·阿吉拉尔。早期,阿吉拉尔所乘坐的船只在
尤卡坦半岛附近失事,他在半岛流落期间学会了玛雅语。交谈开始
时,科尔特斯先对阿吉拉尔说西班牙语,阿吉拉尔再把科尔特斯的话
翻译成玛雅语说给玛琳奇,玛琳奇再把玛雅语翻译成纳瓦特尔语讲给
蒙特祖玛听。而当蒙特祖玛回答“是的,正是”时,冗长的翻译过程
则再按上述相反的顺序进行。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无数次的那种轻
松的面对面谈话,突然变得令人绝望地复杂起来。
科尔特斯被带到蒙特祖玛的一座宫殿。据阿吉拉尔后来描述,这
座宫殿内有“不计其数的前厅和房间、富丽堂皇的大厅、厚厚的床
垫、由树皮纤维填充的真皮枕头、上好的鸭绒被,以及令人向往的用
白色皮毛做成的长袍” 。晚宴过后,蒙特祖玛再次会见了科尔特斯
和他的手下。但蒙特祖玛随后的讲话却马上令这些西班牙人有些“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根据西班牙人的理解,这位阿兹特克
国王当时是在做出让他们感到十分惊讶的让步:他认为科尔特斯是一
位神灵,是古代预言中所说的有朝一日将从东方流放归来的神灵,因
此他要臣服于科尔特斯。我们可以想象科尔特斯当时的反应:这座宏
伟繁华的都城实际已非己莫属了。
但蒙特祖玛的本意确实如此吗?阿兹特克人的语言——纳瓦特尔
语本身带有虔敬的风格。依照他们的文化传统,像蒙特祖玛这样的皇室人物要使用特定风格的言辞,阿兹特克的豪门权贵也正是通过故意
虚伪地使用这种特定风格的、貌似谦卑的言辞来凸显其尊严。
历史学家马修·雷斯塔尔指出,纳瓦特尔语中“贵族”一词与
“孩子”一词的意思几乎完全相同。换句话说,当蒙特祖玛这样的统
治者说自己弱小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巧妙地让人们注意到,他是受
人尊敬、大权在握的首领。
雷斯塔尔写道:
很明显,充分翻译这样的语言是不太可能的……说话者常常要说
与本意相悖的话,其本意却在使用虔诚的敬语中得以体现。如果译者
在翻译过程中,无视这些语言使用的细微精妙之处,多位译者再逐次
对原话进行曲解的话……像蒙特祖玛这样的话语的本意不仅不太可能
被准确地理解,还很可能被颠倒得和原来截然相反。若是这样,蒙特
祖玛讲话时并不是要臣服于西班牙人,而是希望西班牙人对他俯首称
臣。
你可能还记得历史课本中对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结局的描述:蒙
特祖玛先是被科尔特斯扣为人质,后来被斩首示众;双方的战争造成
多达2000万阿兹特克人丧生,有的直接死于西班牙人之手,还有的则
间接死于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昔日街市繁华、车水马龙的特诺奇提
特兰城成为一片废墟。科尔特斯对墨西哥的侵略不仅拉开了充满罪恶
的殖民扩张时代的序幕,还引入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全新、独特的现代
社会互动模式:现如今,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接触那些与我们的假设、观点和背景不同的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互动已不像奥斯曼帝国
两兄弟那样,为夺取王位而争斗不休,而更像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
——通过冗长、复杂的翻译过程,努力去理解对方。 这本书将要探
讨我们不擅长这种翻译的原因。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我都将致力于解释如何从不同侧面理解陌生
人。因为其中的很多事例都取自新闻节目,你可能对它们早有所闻。
比如,在北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一个名叫布鲁克·特纳的大一新生在
一次聚会上邂逅了一位女生,晚些时候他却被警方拘留;在宾夕法尼
亚州立大学,学校足球队前助理教练杰里·桑达斯基被发现有性侵儿
童的行为,学校校长和他的两名高级助手也被发现对他有包庇行为。
你会读到关于一个在五角大楼最高层潜伏多年而未被发现的间谍的故
事,还会读到关于那个揭穿对冲基金经理伯尼(伯纳德)·麦道夫骗
局的人的事迹,关于美国交换生阿曼达·诺克斯的错误判决,以及关
于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自杀。
在这些个案中,当事人都使用了一些策略来相互转译对方的言辞
和意图,但却都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在本书中,我将试图分析、评论
这些策略,追溯其本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书的结尾,我将回
顾桑德拉·布兰德的经历,因为她与警察在路上遭遇的情景会一直萦
绕在我们的心头,挥之不去。试想,她当时的处境有多艰难!桑德拉
·布兰德不是布莱恩·恩西尼亚邻里街头的熟人,如果双方互相认识
的话,那他们的交流就会容易得多。“你好吗?桑迪!”“下次可得
小心点儿啊!”但事实恰恰相反,两人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布兰德
家在芝加哥,恩西尼亚来自得克萨斯;一女一男;肤色一黑一白;一
位是平民,一位是警察;一个手无寸铁,一个全副武装。如果社会中
的我们能更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如果我们愿意就如何接近和理解
陌生人进行深刻、真挚的反思,或许布兰德就不会死在得克萨斯州的
监狱里了。
然而,我想先明确两个问题——关于陌生人的两个难题。我们先
从多年前一位名叫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的人在位于德国的一间盘
问室中讲述的故事开始。1. 桑德拉·布兰德案是2018年HBO电视网的纪录片《说出她的名字:桑德拉·布兰德
的生与死》的主题,该片由凯特·戴维斯和大卫·海尔布鲁纳导演并制作,制作期间得
到了布兰德家人的全力合作。它很好地描述了布兰德的生活,展示了她的思想。然而,它助长了一种猜测——普遍存在于互联网各个角落:布兰德之死有可疑之处。我不认为
这些怀疑有说服力,《说出她的名字》也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这些猜测。正如你在本书
正文中所读到的,桑德拉·布兰德案的令人心碎之处在于它很复杂,而且可悲的是,这
与人们的理解机制很有关系。
2. “Sandy Speaks on her birthday! Feb-ruary 7th, 2015,” YouTube,February 7,2015, accessed January 10, 201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frZM2Qjvtc.
3. 参见得克萨斯公共安全部门的视频(96.3万次浏览)、《华尔街日报》的视频
(4.2万次浏览)、《华尔街日报》的第二段视频(3.7万次浏览),以及没有记录视
频观看次数的网站,如nytimes.com和nbc.com。
4. “Sandra Bland Traffic Stop,”Texas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YouTube, 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aW09Ymr2BA.
5. Rachel Clarke and Christopher Lett, “What happened when Michael
Brown met Officer Darren Wilson,”CNN, 2014 年 11 月 11 日 ,https:www.cnn.cominteractive201408usferguson-brown-timeline。
6. 关于弗雷迪·格雷,参见Peter Herman and John Woodrow Cox, “A Freddie
Gray primer:Who was he, how did he die, why is there so much anger?”
Washington Post, 2015 年 4 月 2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localwp20150428a-freddie-gray-
primer-who-was-he-how-did-he-why-is-thereso-much-anger。关于菲兰多·卡斯
提尔,参见Mark Berman,“Minnesota officer charged with manslaughter for
shooting Philando Castile during incident on Facebook,” Washington
Post, 2016 年 11 月 16 日 ,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post-
nationwp20161116prosecutors-to-announce-update-oninvestigation-
into-shooting-of-philando-castile?utm_term=.1e7914da2c3b。关于埃里克·
加纳,参见Deborah Bloom and Jareen Imam, “New York man dies after
chokehold by police,” CNN, December 8, 2014,https:www.cnn.com20140720justiceny-chokehold-deathindex.html 。
关于沃尔特·斯科特,参见Michael Miller,Lindsey Bever, and Sarah Kaplan,“How a cellphone video led to murder charges against a cop in North
Charleston, S.C.,” Washington Post, 2015 年 4 月 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rning-mixwp20150408how-a-
cell-phone-video-led-tomurder-charges-against-a-cop-in-north-
charleston-s-c?utm_term=.476f73934c34。7. “Sandy Speaks—April 8th 2015 (Black Lives Matter),”YouTube,April 8,20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IKeZgC8lQ4.
8. 1英尺约为0.3米。——编者注
9. William Prescott,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80).
10.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The Discovery and Conquest of Mexico
(London:George Routledge Sons, 1928), p.270,https:archive.orgdetailsin.ernet.dli.2015.152204pagen295.
11. Hugh Thomas, Conquest: Cortés, Montezuma, and the Fall of Old
Mexico(NewYork: SimonSchuster,1995), p.279.
12. Thomas, Conquest, p.280.
13. 蒙特祖玛认为科尔特斯是神的说法已经被历史学家卡米拉·汤森等人彻底推翻了。
汤森等人认为,这可能只是一种误解,因为纳瓦人(西班牙征服墨西哥前,阿兹特克人
可能是其最主要的成员)用“teotl”这个词来指称科尔特斯和他的手下,西班牙人把
“teotl”这个词翻译成了“神灵”。但汤森认为,纳瓦人之所以使用这个词,只是因
为他们“必须给西班牙人起个什么名字,但又根本不知道该给他们起个什么名字……在
那之前,在纳瓦人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指称总是带有表明他来自某个特定村庄或城邦的
记号,或者更专门地带有表示某个特定社会角色的记号(如贡品收集者、王子、仆
人)。而对于眼前这些完全陌生的西班牙人,纳瓦人找不到什么能用于表明他们的记
号 。 ” ( 注 : Camilla Townsend, “ Burying the White Go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onquest of Mexic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8, no. 3 (2003): 659—687.)
14. Matthew Restall, When Montezuma Met Cortés: The True Story of the
Meeting That Changed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8), p.345.
15. 若你对科尔特斯和蒙特祖玛的故事感兴趣,我强烈推荐上面注释11和13提到的
书:莱斯特(Restall)的书很好;汤森(Townsend)是最不可多得的历史学家,他发
表在学术期刊上的学术史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他为我们所有人写的一样。间谍与外交官:两个难题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
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
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
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
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
人。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
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第1章 专家漏洞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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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幕”落下的两年之前(1987年),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
被派驻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做他的最后一份工作——经
营一家名为“古巴泰克尼卡”的咨询公司。据说这家公司的业务与贸
易有关,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只是个幌子:阿斯皮拉加是古巴情报总
局的一名高级官员。
1985年,因在莫斯科、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为祖国服务工作出色,阿斯皮拉加当选为古巴情报部门的年度情报官,菲德尔·卡斯特罗亲
自提笔给他写了一封嘉奖信,他简直成了明星。在布拉迪斯拉发,他
负责古巴情报特工在该地区的一切联络工作。
然而,在古巴情报机关步步高升的过程中,阿斯皮拉加一度变得
信仰丧失:当他看到卡斯特罗在安哥拉庆祝那里的共产主义革命并发
表演讲时,他因这位古巴领导人太过于傲慢和自赏而感到震惊。1986
年,当他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任职时,他内心信念动摇的感觉变得更
加强烈。
他计划在1987年6月6日叛逃。这是对古巴内部而言很具讽刺性的
精心策划:6月6日是古巴内务部——管理该国间谍工作的全权机构
——成立的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国家间谍机构的建立,古巴情报总局的工作人员通常会在这一天举行演讲、招待会等各种仪式。阿斯皮
拉加则希望自己当天的叛逃戳痛人心。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约见
了自己的女友玛尔塔。她也是古巴人,是成千上万在捷克工厂当外来
工人的古巴人之一。像与她身份和地位相同的所有古巴人一样,她的
护照被存放在布拉格的古巴政府办公室,阿斯皮拉加只能将她偷渡过
边境。他有一辆政府配发的马自达牌汽车,他把备胎从后备厢中取
出,在后备厢的车底板上钻了一个通气孔,让她藏了进去。
那时,东欧仍然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隔离,东西之间的旅行受
到严格限制,但布拉迪斯拉发距离维也纳只是很短的车程。阿斯皮拉
加对这一带可谓轻车熟路,他持有外交护照,边境上很多人都知道
他,于是卫兵挥手示意让他驾车通过了。
到了维也纳,他和玛尔塔丢弃了自己的马自达,叫了一辆出租
车,来到美国大使馆门口。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美国大使馆的高级
职员都在家休息,但阿斯皮拉加不需要多做什么就能引起卫兵的注
意:“我是古巴情报部门的一名官员。我是一个情报指挥官。”
在间谍活动中,阿斯皮拉加这样出现在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会被
称为“叛逃者”——突然出现在一个国家情报部门门口的另一个国家
情报部门的官员。弗洛伦蒂诺·“小个头”·阿斯皮拉加是冷战时期
最受欢迎的“叛逃事件”之一。人们对他掌握的古巴及其亲密盟友苏
联的信息如此敏感,以至于在他叛逃后,他在古巴情报机构的前上司
曾两次追踪并试图暗杀他,但他两次都侥幸逃脱。自那以后,阿斯皮
拉加只被发现过一次,他是被曾多年掌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后文简称
“中情局”)拉丁美洲办事处的布莱恩·拉特尔发现的。
在迈阿密郊外科勒尔盖布尔斯的一家餐馆里,拉特尔从一个充当
阿斯皮拉加中间人的卧底探员那里得到了线报,中间人指示拉特尔在一个地方见面,那里更接近拥有新身份的阿斯皮拉加的居所。于是,拉特尔在一个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旅馆里租了一间套房,等待
“小个头”的到来。
“他比我小。我今年75岁。他现在很可能60岁刚出头。”拉特尔
一边回忆两人的会面一边说道,“但他有严重的健康问题。我的意思
是,作为一个叛逃者,以一种完全陌生的身份生活,压力应该非常
大。”
拉特尔说,尽管阿斯皮拉加当时状态不佳,但旁人还是能一眼看
出他年轻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身材消瘦,颇具魅力,有一种戏剧化
的气质——擅长铤而走险并带有富于情感的夸张姿态。
阿斯皮拉加走进酒店套房时,手里拿着一个盒子。他把它放在桌
子上,转向拉特尔。“这是我叛逃不久后写的回忆录,”他说,“我
想把这个给你。”
盒子里一页页的回忆录讲述的却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2
阿斯皮拉加在戏剧性地出现在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之后,被带到
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的盘问中心。那些年间,在古巴,美国情报机构
独立于美国驻哈瓦那办事处,举着瑞士国旗开展工作(古巴情报机构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盘问开始之前,阿斯皮拉加说他有一个请
求:他希望中情局能派飞机把中情局哈瓦那工作站的一名前负责人接
来。据古巴情报部门人员所知,此人名叫“埃尔·阿尔皮尼斯塔”,代号“登山客”。
“登山客”曾在世界各地为中情局工作。柏林墙倒塌后,人们从
克格勃 和民主德国秘密警察处获得的文件显示,这两处情报机构都向自己的特工教授过关于“登山客”的课程,因为他的间谍技术简直
是精湛绝伦,天衣无缝。有一次,苏联情报官员试图拉拢“登山
客”,他们把一包包现金放在他面前,他不为所动,挥手示意他们离
开,还嘲笑了他们:“登山客”是收买不了的。他说起西班牙语来像
个古巴人,阿斯皮拉加以他为榜样,想见他一面。
“我在另一个国家执行任务时,收到了一则消息,让我赶紧去法
兰克福。”这位“登山客”回忆说。尽管已从中情局退休多年,但他
仍然喜欢别人用他的代号来称呼他。“法兰克福是我们的叛逃者处理
中心。他们告诉我,一个家伙叛逃到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他把女
友藏在汽车后备厢里,开车离开了捷克斯洛伐克,叛逃过来,坚持要
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有点儿不可思议。”
“登山客”径直去了盘问中心。“我发现有四名办案人员坐在客
厅里。”他回忆道,“他们告诉我,阿斯皮拉加回卧室和他的女朋友
亲热去了。自从他来到安全屋,常乐此不疲。之后,我进去和他谈
话。他身材瘦长,衣着简朴,有些邋遢——跟那个年代常见的东欧人
和古巴人的样子类似。但很快他就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非
常聪明的人。”
阿斯皮拉加走进来的时候,“登山客”没有告诉他自己是谁。
“登山客”试图保留几分戒心,毕竟阿斯皮拉加仍是个未知数。但短
短几分钟后,阿斯皮拉加就明白了一切。接着,两人先是震惊,然后
大笑,以古巴人见面的方式互相拥抱。
“我们谈了五分钟,然后开始讨论细节。当你让这样的叛逃者汇
报情况时,你需要证明自己的诚意。”“登山客”说,“所以我基本
上只是问他知道的关于(古巴情报机构)如何运作的内容。”
就在这时,阿斯皮拉加透露了他的重磅消息,正是这些消息把他
从“铁幕”后面推向了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的门口。中情局在古巴境内有一个间谍网络,间谍们会尽职尽责地向情报官员汇报情况,帮助
美国政府了解其敌人的动向。阿斯皮拉加说了其中一个间谍的名字:
“他是个双重间谍,他为我们工作。”房间里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不
知所措。阿斯皮拉加则继续娓娓道来。他又提了一个间谍的名字:
“他也是个卧底。”就这样,他说完一条又一条有名字、细节和精确
事迹的信息。“你在安特卫普的船上招的那个人,那个留着小胡子的
小胖子,他是一个双重间谍。另外,那个跛脚的家伙,在国防部工作
的那个,他也是一个双重间谍。”他持续这样说着,直至列出了几十
个人的名字——几乎是古巴境内所有美国特工的花名册。他们都在为
哈瓦那卖命,为美国中情局提供古巴人自己编造的情报。
“登山客”说:“我坐在那里记笔记,尽量使自己不露声色。我
们就是这样被训练的,但我的心跳却在不停地加速。”
阿斯皮拉加说的正是当年“登山客”的手下,他们是“登山客”
被派往古巴担任情报官员时共事过的间谍。那时的“登山客”年轻且
志向高远。刚到哈瓦那时,他非常注重不遗余力地招募“消息来
源”,挖掘他们的信息。“问题是,如果你有一个线人在哪个国家的
总统办公室,但你却不能与他取得联络的话,那么这个线人仍然是没
有价值的。”“登山客”说,“我的感觉是,我们要通过交流来获得
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才好,而不是等待六个月或一年,直到他能走出
来,到别的地方和你见面。”但现在看来,当时所有的工作都是徒劳
的。“我必须承认,我极不喜欢古巴,以至于我能从欺骗他们的行动
中获得快乐。”他遗憾地说,“但是事实证明,我无法欺骗他们。这
确实让我有些受打击。”
之后,“登山客”登上一架军用飞机,与阿斯皮拉加一起径直飞
往华盛顿特区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来自拉丁美洲分部的“大人
物”在那里接见了他们。“在古巴分部,人们的反应绝对是震惊和恐惧。”“登山客”回忆道,“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如此糟糕地
陷于被动这么多年。此事在中情局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
情况不止于此。当菲德尔·卡斯特罗听说阿斯皮拉加向中情局揭
发了中情局自己的耻辱之后,卡斯特罗决定在伤口上撒盐。他召集了
所有的假中情局特工,让他们在全古巴境内进行了一次胜利大游行。
然后,他在古巴安排播出了一部令人震惊的、题名为《中央情报局对
古巴的战争》的11集电视纪录片。事实证明,古巴情报部门将中情局
至少10年来在他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拍摄并记录了下来,这简直就像
在制作一部真人秀——《幸存者:哈瓦那》。视频的质量好得惊人,有特写镜头和从电影角度拍摄的镜头;音频非常清晰——古巴人一定
事先知道了每一个秘密会议地点,并派技术人员在房间里安装了窃听
器。
据信,纪录片中还点出了深度伪装的中情局官员及他们的姓名。
中情局使用的每一台先进装置都被拍进了视频,比如,藏在野餐篮和
公文包里的信号发射器。部分视频还详细披露了中情局官员是坐在哪
个公园的哪条长凳上与线人联系,以及中情局特工是如何穿着不同颜
色的衬衫来暗示他们的联系人的。 有一个长长的追踪镜头显示,一
名中情局官员将现金和指令塞进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岩石”里; 在
比那尔得里奥的一个废品堆放场,一名中情局官员在一辆报废的汽车
里为他的特工藏匿秘密文件;在第三个镜头中,一名中情局官员在路
边的草丛中寻找包裹,而他的妻子却在车里不耐烦地发怒。纪录片只
拍到了“登山客”活动的一个小片段,后来接替他职位的人却没这么
幸运,其境遇很糟糕。“登山客”说:“他们播放的那部纪录片给人
的感觉是,似乎有一个他们的人走到哪里肩头上都扛着一部摄像
机。”
美国联邦调查局迈阿密办公室的负责人听说此事后,给一名古巴
官员打电话索要了纪录片的拷贝件。对方考虑得很周全:很快,一套带有英语配音的录像带就被送到了迈阿密办公室。世界上最复杂的情
报机构就这样被愚弄了一番。
3
这就是弗洛伦蒂诺·阿斯皮拉加讲的故事不该发生的原因了:如
果古巴人像骗子那样欺骗的是一群卧病在床的老年人,那将是另外一
回事,但古巴人愚弄的是中情局——一个非常重视研究陌生人之间相
互理解问题的机构。
“登山客”说他仔细查阅了大量的关于每一个双重间谍的档案,他没发现任何让人警觉的可疑信息。和所有的情报机构一样,中情局
也有一个部门——反间谍部门,其职责是监控自身的行动,以发现背
叛的迹象。他们发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发现。
多年后回顾这段插曲时,拉特尔只能耸耸肩说,古巴人那时一定
很厉害。“他们做得很细致。”他说。
我是说,菲德尔·卡斯特罗用来炫耀的这些双重间谍是卡斯特罗
精心挑选的,这种精挑细选展现了他的真实才华……有些人受过演艺
欺骗方面的训练。其中有一个人装作很傻很天真,但你知道吗……他
其实是一个训练有素、非常狡猾的情报官员。要知道,他看起来那么
蠢,别人怎么可能会认为他是卧底?菲德尔精心策划了这一切。我的
意思是,菲德尔才是这些人中最了不起的“演员”。
在“登山客”看来,中情局古巴情报部的工作做得太马虎了。他
曾在东欧分部工作,负责搜集民主德国的情报。他说,在那里工作的
中情局人员要细心缜密得多。
但中情局在民主德国的业绩如何呢?和在古巴的业绩一样糟糕!
柏林墙倒塌后,民主德国情报局局长马库斯·沃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非常令人羡慕的是,我们知道,在民主德国工作的中情局特工,要么就是一开始就被策反成了双面间谍,要么就是为我们卖命的。他
们都在依照我们的命令向美国人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和假情报。
事实上,在所谓细心缜密的中情局东欧分部,却发生了在整个冷
战时期最具破坏性的叛变之一。中情局负责反苏联情报工作的最高级
别官员之一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后来被发现是为苏联工作的。他的
背叛导致无数美国间谍在俄罗斯被逮捕和被处决。“登山客”认识
他。局里所有的高层都认识他。“我对他没什么好看法,”“登山
客”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懒酒鬼。”但是“登山客”和他的同事
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埃姆斯。“我们那些老家伙无法想象,我们中间有
一个人会像埃姆斯那样被敌人诱骗。”他说,“我们都很吃惊,我们
自己的人竟然会这样背叛我们。”
“登山客”曾供职于世界上最精密的机构之一,他也是其中最有
才能的人之一。然而,他已经三次被误导(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误
导,然后被民主德国人误导,最后是被中情局总部的一个懒酒鬼误
导),见证了三次耻辱性的背叛。如果中情局的精英都能被误导那么
多次,那我们其他人呢?
难题之一:当面前的陌生人对我们撒谎时,为什么我们看不出
来?
1. 本句摘自Brian Latell, Castro’s Secrets: Cuban Intelligence, the
CIA, and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F.Kenned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13), p.26.
2. Herald Staff,“Spy work celebrated at museum in Havana,” Miami
Herald,July 16, 2001,http:www.latinamericanstudies.orgespionagespy-
museum.htm.3. 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的苏
联情报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编者注
4. Benjamin B.Fischer, “Doubles Troubles: The CIA and Double Agents
during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1, no.1 (2016): 48—74.
5. I.C.Smith, Inside: A Top G-Man Exposes Spies, Lies, and
Bureaucratic Bungling Inside the FBI (Nashville:Nelson Current, 2004),pp.95—96.
6. Herald Staff, “Spy work celebrated at museum in Miami,”Miami
Herald,2001年7月16日。
7. 中情局经常对其特工进行测谎,以防发生阿斯皮拉加描述的那种背叛。每当中情局
的古巴间谍离开古巴时,中情局都会安排人在酒店房间里与他们秘密会面,让他们坐下
来接受测谎。有时这些古巴间谍会通过测试,测谎部门的负责人就曾亲自给6名古巴间
谍开过无不良记录证明,但后来这些人却被证明是双重间谍;有时候,古巴间谍会通不
过测试。但是,通不过时会怎样呢?古巴分部的负责人并不想理会这些测谎结果。中情
局前测谎师约翰·沙利文记得,在他们对过多的古巴间谍表示不满后,他们曾被召集开
会。“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是,”沙利文说,“我们被无情地斥责……这些情报官员
都在说,‘你们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特蕾莎修女不会放过你们’等。
我的意思是,他们真的非常讨厌测谎这件事。”但是,你能责怪他们吗?这些情报官选
择了用另一种方法——自己的判断——代替测谎仪来了解陌生人。这完全符合逻辑。可
以说,用测谎仪测出的结果并不精确。而情报官员则应该有多年与间谍打交道的经验:
与他们见面,与他们交谈,分析他们提交的报告的质量。接受过良好培训的专业人士经
过多年观察做出的评估,应该比在酒店房间里匆忙召见、测谎得出的结果更准确,对
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情报官员认为,‘我是这么好的情报官,他们骗不
了我’。”沙利文说,“我尤其想到了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情报官,我们认为他
是中情局最好的情报官之一。”他显然是在说“登山客”。“但古巴人却掌握了他的行
踪,还把他的一点儿间谍活动用摄像机录了下来,这简直太不思议了。”
8. Markus Wolf, with Anne McElvoy, Man Without a Face: The
Autobiography of Communism’s Greatest Spymaster (New York: Times
BooksRandom House,1997), p.285.第2章 洞察偏见
结识元首
1
1938年8月28日晚,内维尔·张伯伦给自己的贴身顾问打电话,叫
该顾问深夜到唐宁街10号开战略会议。这时,张伯伦担任英国首相刚
一年多一点儿。他以前是个商人,是个讲求实际、直言不讳的人,其
个人利益和家庭背景与英国内政密切相关。但现在他面临着上任以来
的第一次外交政策危机,这和阿道夫·希特勒有关——希特勒不断发
表越来越好战的言论,扬言要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苏台德地
区。
如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正是张伯伦想极力避免的。但希特勒在最近几个月里特别离群索
居,别国无从得知德国的意图,这使得欧洲其他国家越来越紧张和焦
虑。张伯伦决心打破僵局。那天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顾问,作为最高机密,他们称之为“Z计划”。张伯伦后来写道,这个想法
“是如此标新立异和大胆,以至于让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大吃一
惊”——张伯伦想飞往德国与希特勒见面。
20世纪30年代末,当希特勒把世界拖向战争的深渊时,非常古怪
的事情之一就是,真正了解希特勒这位德国元首的别国领导人太少
了! 希特勒是个谜。他在德国逐步登上权力巅峰的时候,美国正是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政时期,罗斯福从未见过希特勒;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也没有见过希特勒;1932年,张伯伦后来的
继任者温斯顿·丘吉尔在慕尼黑为一本书做研究时,差点儿见着希特
勒,他两次和希特勒约定见面喝茶,但希特勒两次都失约未到。
战争爆发之前,在英国,真正同希特勒交往过的人只有那些对纳
粹分子友好的英国贵族,他们有时会穿过英吉利海峡去表达他们的敬
意或参加希特勒的聚会(法西斯社会名流戴安娜·米特福德经常在慕
尼黑和希特勒一起吃饭。“在某些情况下,他非常有趣,”她在回忆
录中写道,“他会模仿绝妙的滑稽表演。” )。但那都是社交活
动,张伯伦可是要去试图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看来,了解清楚
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有好处的。希特勒是个讲理的人吗?他可信吗?
张伯伦想得到答案。
9月14日上午,英国驻德国大使给希特勒的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
冯·里宾特洛甫发了一份电报,问希特勒可否会见张伯伦,里宾特洛
甫当天给了肯定的答复。张伯伦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极尽表演之能
事:他巧妙地让自己为了避免战争去德国与希特勒见面的消息走漏
了。不列颠顿时举国欢庆,民意调查显示,70%的英国人认为他的访问
是“有利于和平的一件好事”;各地的报纸纷纷发文道贺;在柏林,据一名外国记者报道,消息传出时,他正在一家餐厅用餐,当时全餐
厅的人都起立为张伯伦的健康干杯。
9月15日早晨,张伯伦离开伦敦,他以前从未坐过飞机,但当飞机
在慕尼黑附近遭遇恶劣天气时,他却仍能保持冷静。数千人聚集在机
场迎接了他,然后他由14辆奔驰轿车组成的车队护送前往火车站。火
车驶进山区,朝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驶去。张伯伦在希特勒
专用的餐车里吃了午饭,到达时已是下午5点。希特勒走过来和他握了
手。后来,张伯伦在写给妹妹艾达的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对希特勒的
第一印象:元首在台阶的中间站着。他没戴帽子;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阔呢外
套,上面有一条红色的臂章和一个纳粹符号,胸前戴着一个十字军功
勋章;穿着黑色的裤子,就像我们晚上穿的那种;脚上穿着黑色的漆
皮系带皮鞋。他的头发是褐色的,不是黑色;眼睛是蓝色的;面部表
情相当令人不快,默不作声时尤其如此。在人群中,你绝不会注意到
他,你会以为他和刷房子的粉刷工没什么两样。
希特勒带着张伯伦去了楼上的书房,他们只带了一名翻译。两人
的谈话有时很激烈。“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世界大战了!”希特勒一度
对张伯伦大喊。他明确表示,不管世人怎么想,他都要占领苏台德地
区。张伯伦想知道苏台德地区是不是希特勒想要的全部。希特勒说
“是的”。张伯伦仔细地看了希特勒很久,然后决定相信他。在给妹
妹的同一封信中,张伯伦写道,他从希特勒身边的人那里听说,这位
德国领导人觉得他“与一个男人”进行了一次对话。张伯伦接着说:
简而言之,我已经有了一定的信心,这也是我此行的目标。尽管
我认为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冷酷无情,但在我看来,我得到的印象
是,他做出承诺的时候是一个可以被信赖的人。
张伯伦于次日上午飞回英国。在赫斯顿机场,他迫不及待地在飞
机跑道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昨天下午我和希特勒先生进行了长
谈。”他说,“现在我感到很满足,因为我们彼此完全理解对方的想
法。”他保证他们俩还会再见面,只是下次会离英国更近一些。张伯
伦说:“这是为了让一位老人免于再次长途跋涉。”据在场的人们回
忆,当时大家都欢呼雀跃。
2
人们普遍认为,张伯伦与希特勒的谈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愚
蠢的事情之一。张伯伦被希特勒迷惑了,在与希特勒的谈判中,他陷于被动,误读了希特勒的意图,而且他没有警告希特勒,对方如果食
言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张伯伦因此在历史上备受批评。
批评的背后也有一个疑问。要知道,张伯伦此后又两次飞到德
国,和希特勒座谈了好几个小时。两个人交谈、争论,一起吃饭,一
起散步。张伯伦是那个时期唯一与希特勒有过长时间接触的盟军领导
人,他仔细地记录了希特勒的行为。“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他的
外表和举止似乎表明,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张伯伦在另一次访问
德国后告诉他的妹妹希尔达,“但接着,他和我握了两次手,这是他
在显示自己特别友好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回到伦敦后,张伯伦告诉
自己的内阁成员,他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何“疯狂的迹象”。恰
恰相反,他看到的多是“兴奋的迹象”。今天看来,希特勒当时的确
没有疯,他是理性、有决心的,“他早已经想好了自己要什么,而且
要不遗余力地得到它,他不会容忍超过一定限度的反对”。
张伯伦使用了我们所有人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假设:我
们相信,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得到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具有最重要的价
值。你是绝对不会去雇一个你没见过的人给孩子当保姆的。公司主管
也不会盲目雇用员工。他们把这些人约来,仔细地面试,有时一连面
试几个小时,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他们这样做时和张伯伦一样:
看着他人的眼睛,观察他们的举止和行为,然后得出结论。张伯伦对
于希特勒和他握了两次手印象深刻,然而,在与希特勒的互动中收集
的所有其他信息并没能帮他更清楚地认识希特勒,结果恰恰相反。
是张伯伦太天真了吗?也许吧。张伯伦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很
少。后来有人批评他,把他比作第一次走进酒吧的牧师,会把“酒吧
社交聚会”当成“粗鲁喧闹的行为”。
但习惯采用这种模式的人并不仅限于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勋爵也
深受其苦。哈利法克斯后来成为张伯伦的外交大臣,他是贵族出身,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优等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印度总督,曾与圣雄甘地进行精彩的谈判。他具备张伯伦所不具备的一
切:世故、老练、知性且极具人格魅力;他极其笃信宗教,以至于丘
吉尔称他为“神圣的狐狸”。
1937年秋,哈利法克斯去了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会见了希特
勒。 哈利法克斯是英国统治圈中为数不多的与这位德国元首有过接
触的人之一。他们的会面并不仅仅是没多少意义的外交接待。一开
始,哈利法克斯还一度误以为希特勒是个男仆,他几乎把自己的外套
递给了希特勒。在接下来的整整5个小时里,希特勒就是真正的希特勒
了:不时地生闷气,大喊大叫,离题,谴责外界。他说共产主义不
好,还说他非常讨厌新闻媒体。据当时的另一位英国外交官所说,哈
利法克斯是带着一种“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观看了希特
勒的“演出”的。
哈利法克斯在德国待了5天。他还会见了希特勒的两位最高部长
——赫尔曼·戈林和约瑟夫·戈培尔;出席了在德国的英国大使馆举
行的晚宴,在那里接见了许多德国资深政客和商人。哈利法克斯回国
后表示,这“完全是为了与德国领导层进行良好的接触”。这一点无
可争议,因为这就是外交大臣的工作。通过与这些人当面接触,哈利
法克斯难能可贵地了解了希特勒恃强凌弱、情绪反复无常的个性。但
哈利法克斯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希特勒不想参战,愿意通过谈判达
成和平。没有人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个幼稚的人,但与希特勒会面后,他也像张伯伦一样被蒙蔽了。
与希特勒接触最多的英国外交官是英国驻德国大使内维尔·亨德
森。他多次参加希特勒的集会并见到他,希特勒还给亨德森取了个绰
号——“康乃馨男”,因为亨德森矮小精悍,西服的翻领上总是戴着
一朵康乃馨。 1938年9月初,亨德森在参加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集
会之后,在发往伦敦的电报中写道,希特勒看起来如此反常,“他可
能已经精神错乱”。亨德森没有落入希特勒的圈套,但是他认为希特勒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居心不良吗?不,他相信希特勒“和任何人一样
痛恨战争”。 亨德森也完全看错了希特勒。
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亨德森的失察,并不属于前一章中第一个
难题的情况。第一个难题说的是非常聪明的、专业的人士有些时候也
无法理解和看穿骗局。此处我们说的是有些人会被希特勒欺骗而另一
些人没有被他欺骗的情况。令人困惑的是,被欺骗了的人往往是那些
你认为不会被他人欺骗的人,而那些看清了真相的人却恰恰是那些你
认为会被他人欺骗的人。
例如,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深信希特勒是彻头彻尾的奸诈小人,丘吉尔称张伯伦造访希特勒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事情”,但希特勒
只是丘吉尔在纸质读物上读到过的一个人。张伯伦的内阁大臣之一达
夫·库珀也有同样敏锐的眼光,他惊恐地听完张伯伦讲述他与希特勒
会面的经过后,便向张伯伦政府辞职以示抗议。库珀认识希特勒吗?
不。在英国外交部门的高层中,只有一人——在哈利法克斯之前担任
外交部部长的安东尼·伊登——既见过希特勒,又看清了他的真实面
目。 但其他人呢?他们要么对希特勒个人知之甚少却看清了他的本
质,要么和他谈了几个小时却仍被他蒙在鼓里。
当然,这也可能纯属巧合。也许出于某种私人的原因,张伯伦和
他的同僚们不顾他们亲眼所见及亲耳所闻的种种迹象,就是铁了心要
见到希特勒,才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除了这种解释,我只能用前文
中提到的人们在努力理解陌生人时所遵循的相同假设模式来说明一切
了。
3
法官所罗门是个中年人,高个子、白头发,口音让人一听就知道
他是地道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人。他曾在纽约州担任法官十多年。他既不专横也不吓人,体贴入微,举止出奇地文雅。
一个星期四,对于他的法庭来说,这是典型的传讯繁忙的一天。
被告都是在过去24小时内因涉嫌犯有某种罪行而被捕的人,他们刚刚
还在拘留室,一夜未合眼,现在戴着手铐,一个接一个地被带进了法
庭,在所罗门左边一道隔板后面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每次开庭时,书
记员都会交给所罗门一份被告的前科档案,然后所罗门便开始快速浏
览档案,努力跟上进度。被告将直接站在所罗门面前,一边是他的律
师,另一边是地区检察官,两位有时会交谈,这时所罗门会倾听。最
后,他来做如下决定:是否要求被告交纳保释金;如果需要,应交纳
多少保释金;这个完全陌生的人是否应该得到自由。
他后来说,最难判的案子是关于未成年犯罪的。比如,会出现16
岁的少年被指控犯有重罪的情况。所罗门知道,如果他把保释金定得
足够高,那个孩子最终就会被关在纽约臭名昭著的里克斯岛监狱的
“笼子”里。所罗门尽可能小心翼翼地说道,在那里,基本上“每时
每刻都有暴乱发生”。 当他抬头看向法庭,看到孩子的妈妈坐在旁
听席上时,这样的案件对所罗门来说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他说:“我
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案子。”他开始练习冥想,因为他发现冥想能让
自己感觉好受些。
日复一日,所罗门面对着内维尔·张伯伦和英国外交部门在1938
年的秋天所面对的同样的问题:评估一个陌生人的内心世界。同张伯
伦所想的类似,刑事司法系统认为,法官要先和被告见面,才能更好
地做出这些困难的判决。
例如,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所罗门审理了一位头发又稀又短的老
年人的案件。老人穿着蓝色牛仔裤和瓜亚贝拉棉麻衬衫,只会说西班
牙语。他被捕的原因是他被控对他女友6岁的孙子实施了“暴力行
为”。“暴力行为”发生后,这个男孩马上把“暴力事件”告诉了他的父亲。地方检察官要求老人交10万美元的保释金,但老人根本不可
能有足够的资源筹集那么多钱。如果所罗门同意地方检察官的意见,那么这位老人就会直接被关进监狱。
而老人否认了对自己的一切指控。多年之前,他有两次前科,但
都是轻罪。他有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如果进了监狱,他就会失去这份
工作。他还有一个前妻和一个15岁的儿子需要养活。所以所罗门不得
不考虑那个只有靠父亲的薪水才能活下去的15岁的孩子。而且,他当
然也知道,6岁的孩子不是最可靠的证人。因此,所罗门无法确定,这
起“暴力事件”究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还是某种邪恶罪行的冰山一
角。换句话说,决定让身着瓜亚贝拉衬衫的这个老年男子逍遥法外,还是把他关进监狱直到审判,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为了帮助自己
做出正确的决定,所罗门做了我们所有人在那种情况下都可能会做的
事情:他直视着那个人的眼睛,试图看清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有
用吗?还是说,法官必须面对内维尔·张伯伦所面对的同样的难题
呢?
4
有一支研究团队就这个问题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该团队由三位顶
级计算机科学家、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和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保释
专家组成。简便起见,我在后文用经济学家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的名
字将其称为穆莱纳桑团队。 他们将纽约市作为研究范围,收集了
2008—2013年在纽约接受传讯听证的554689名被告的记录。其中,他
们发现纽约法官释放的嫌疑人只有40多万名。
然后穆莱纳桑团队建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系统,输入检察官在传讯
案件中提供给法官的相同信息(被告的年龄和犯罪记录),指令计算
机仔细审阅这554689个案件,并制作出自己要释放的40万个嫌疑人的
名单。他们这样做是要进行人机比对:把法官的判决和计算机的判决进行比较,看谁做了最合理的决定。哪些人在保释期间犯的罪最少,哪些人最有可能在审判日出庭。二者的结果其实不是很接近:与纽约
市法官准予释放的40万人相比,电脑名单上的人在候审期间犯罪的可
能性要低25%。在此次人机大赛中,计算机获胜了。
我们再了解一下穆莱纳桑团队的机器的工作原理。它将1%的被告
标记为“高风险”。这1%的人是电脑认为永远不应该在审判前被释放
的。根据机器的计算,如果交保释放,这些高危人群中的一半以上会
再次犯罪。然而,当法官审视这些被电脑判定是“坏家伙”的人时,法官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危险的,便把其中的48.5%释放了!“被电脑计
算程序标记为‘高风险’的许多被告被法官当作‘低风险’的人对
待。”穆莱纳桑团队在一篇特别令人震撼的文章中总结道,“这种做
法表明,法官们不仅设定了很高的拘留门槛,而且错误地认定了被告
的危险等级……他们选择拘留的嫌疑人分布在机器预测的所有风险等
级中。”换句话说:在法官准予保释的被告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我想你也会认为上述结果令人困惑。当法官做保释判决时,他们
有被告人三方面的信息:被告的记录——他的年龄、前科、工作和居
住地址,以及上次被保释时发生了什么;地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证
词或在法庭上传达的任何信息;亲眼所见的证据——他们对眼前的被
告的感觉。
然而,穆莱纳桑团队的电脑看不到被告,也听不到法庭上人们说
的任何话,它只有被告的年龄和前科档案,只有法官所能得到的一小
部分信息,但电脑却做出了更好的保释裁决。
在我的第二本书《眨眼之间》中,我讲述了一个管弦乐团有一次
如何做出了更明智的招聘决定的故事:他们让应聘人员在屏幕后面试
演,不让招聘委员会获取试演者的其他信息,这样有助于他们做出更
好的判断。但那是因为观看某人演奏时获得的很多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音乐效果并不相关的。比如,如果你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一位好
的小提琴手,知道这个人个头的高矮、相貌的丑俊、肤色的黑白并不
会有什么好处。事实上,它可能只会引入偏见,使你更难得出正确的
结论。
但当涉及保释决定时,法官所掌握的额外信息听起来应该很有
用。早些时候,在所罗门审理的一个案件中,一个身穿篮球短裤和灰
色T恤的年轻男子被控与人打架,然后用他偷来的信用卡买车。在申请
保释时,地方检察官指出,他前两次被捕后,均未能按时出庭,这是
一个严重的污点。但并不是所有的“未能按时出庭”都出于同样的原
因。如果被告被通知错了出庭日期呢?如果他那天不去上班就会被辞
退,所以他觉得不值得翘班出庭呢?如果他的孩子那天正在住院,确
实需要他在身边陪护呢?这些信息都是被告的律师告诉法官的:她的
当事人有很好的借口。电脑不知道这些信息,但法官知道。这些信息
怎么可能没用呢?
同样地,所罗门说,在保释案件中,他最警惕的是“被指控有暴
力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案件”。这类案件是法官的噩梦。如果他们让精
神病人保释,那个人可能会停止服药,然后继续犯下可怕的罪行。
“结果可能会是他向警察开枪。”所罗门说。
他也许会驾车撞向一辆小型客车,造成一名孕妇和她的丈夫死
亡;也许会伤害儿童;把人推向疾驶的地铁车头……伤害他人的性
命。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来看,这都将是一种糟糕的情况……没有哪
个法官想成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做出准予保释决定的那个人。
被告的档案中会有关于这种情况的一些线索,如病历、住院史、被发现工作不称职的记录等。但其他的线索只有在被告出庭时才容易
被法官发现。所罗门说:“在法庭上,你还会听到有人抛出‘情绪不正常的
人’这样的表述。”
这样的表述可能来自警察部门。警察会把他们带进来,交给你一
封来自某家医院的医生的信。在被传讯之前,被告人刚在这家医院的
精神科进行了检查……其他时候,这些信息会被记入地方检察官持有
的关于被告的档案中。在法庭上,地方检察官会问被告问题……这也
是我需要考虑的一个事实。
审理此类案件时,他会非常认真、仔细地观察被告。用他的话
说,“去搜寻一些迹象”。
我会看被告是否目光呆滞,是否无法进行眼神交流。我指的是那
些停止服药的成年人,而不是因为大脑额叶没有发育好而无法进行有
效的眼神交流的小孩子……
穆莱纳桑的机器无法偷听到检察官关于“情绪不正常的人”的谈
话,而且它无法看到那种能说明问题的目光呆滞的面部表情。这一事
实应该是所罗门和其他法官的一大优势,应该有助于他们做出正确的
判决。但出于某种原因,它没有带来帮助。
难题之二:为什么同陌生人见面会无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还不如不见面好呢?
5
1938年9月底,也就是内维尔·张伯伦第一次访问德国两星期后,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德国。会议在慕尼黑的纳粹党办公室
——元首行馆举行。意大利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
·达拉第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四国首脑分别带着自己的助手在希
特勒的私人书房里会了面。第二天早上,张伯伦问希特勒,两人能否再单独会面。此时,张伯伦已成竹在胸,觉得自己已经摸清了对手的
底细。
当希特勒说他的野心仅限于捷克斯洛伐克时,张伯伦相信“希特
勒先生说的是实话”,问题只剩下把这个承诺写成白纸黑字了。
希特勒把他带到他在摄政广场的公寓。张伯伦拿出自己早已写好
的一份简单协议,问希特勒是否会签署该协议。当翻译人员把这些话
翻译成德语时,“希特勒突然不停叫道:‘啊!是的!是的!’最后
他说:‘是的,我一定会签署的。’”张伯伦在后来写给他妹妹的信
中说道:“‘我们什么时候去?’我问。‘现在。’他说。我们马上
走到写字台旁,分别在我带来的两份协议上签了名。”
那天下午,张伯伦飞回英国,人们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似的欢迎了
他。一群记者拥向他,他从胸前口袋里掏出自己的那份协议,一边向
人群挥舞一边说:“今天早上我又和德国总理希特勒先生谈了话,这
是我们签的协议,上面有他的名字,也有我的名字。”
然后他回到了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
“我的好朋友们,这是有史以来我们第二次光荣地把和平从德国
带回唐宁街。我相信这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我们衷心感谢你
们!”
人群欢呼起来。
“现在我请你们回家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1939年3月,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与张伯伦签署协议后
不到6个月,就撕毁了该协议。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换句话说,我们发现:生活中有无法认清己方内奸的中情局官
员,有无法认清犯罪嫌疑人的法官,还有无法看清敌手真实意图的首
相。有人会纠结于对陌生人的第一印象;也有人与陌生人相处几个月
后,还是觉得对方难以捉摸。有的人与他人首次见面会对对方心生疑
惑,有的人屡次同他人相见还是会对对方疑虑丛生。人们吃力地评估
陌生人是否正直,艰难地分析陌生人的品性,疲于应付陌生人的意
图。
真是一头雾水。
6
还有最后一件事。
请看下面的单词,在两处横线上填上字母。不用思考,快速完
成。
GL_ _
这是一种被称作“补全单词”的练习。心理学家常用这种练习来
测试譬如记忆力这样的能力。
我把GL_ _填成GLUM(忧郁的)这个词。你要记下它。下一个词
是:
_ _TER
我填完后得到HATER(怀恨者)这个词,记下它。其余的词如下:
S_ _RE STR_ _ _ B_ _ T
P_ _N GO_ _ PO _ _ _TOU_ _ CHE_ _ BA_ _
ATT_ _ _ _ _OR _RA_
BO_ _ SL_ _ _ _ _ _ EAT
FL_ _T SC_ _ _
SL_T _ _NNER
我由GLUM(忧郁的)和HATER(怀恨者)这两个词开始,做完后得
到的一些词是:SCARE(恐惧)、ATTACK(攻击)、BORE(厌烦)、FLOUT(愚弄)、SLIT(撕裂)、CHEAT(欺骗)、TRAP(陷阱)和
DEFEAT(失败)。这组词会给人一种病态、忧伤的感觉。但我却认
为,这丝毫不能说明我的心理有些阴暗。相反,我不忧伤,我是个乐
天派。我想,我之所以得到这样一组词,是因为第一个词GLUM突然出
现在了我脑海里,我便就此继续下去了而已。
几年前,以艾米丽·普罗宁为首的一队心理学家找一组人做了同
样的单词练习。普罗宁让那一组人填空,然后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
你认为你的选择说明了什么问题?例如,如果你把TOU_ _填成
TOUCH(触摸),这是否意味着你和把TOU_ _填成TOUGH(困难)的人
很不一样呢?被问的人和我持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这只是些单词而
已。
“我不同意用补全单词这种练习来衡量我的性格。”普罗宁的一
个实验对象写道。小组里的其他人也都同意这种观点。
“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这是随
机完成的。”“我补全的一些词的意思看起来与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背道而驰,比如,我并不总是希望自己要变STRONG(强大),成为BEST(最好
的)或一个WINNER(赢家)。”
“我真的不认为我填的词能过多地证明关于我本人的事情……它
们是偶然事件的结果。”
“这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只是一些词。”
“我真的认为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单词都是随机
的。”
“PAIN(疼痛)、ATTACK(攻击)和THREAT(威胁)这三个词看
起来很相似,但我不知道它们反映了我的什么特点。”
但接下来的故事就有趣了。普罗宁把别人写完的单词给这组人
看。写单词的人和这组评估的人互相是完全陌生的。然后普罗宁问了
这组人同样的问题——你认为这些陌生人选择填完的单词说明了什
么?普罗宁研究团队得到的答案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
“他看起来不爱读书,因为(在我看来)人们会很自然地把B_ _K
填成BOOK(书)。BEAK(鸟嘴)看起来挺随意,这或许表明了一种故
意的注意力不集中。”
“我有一种感觉,写出这些词的人非常虚荣,但他基本是个好
人。”
不要忘了,说这些话的人,正是刚才那些说这种单词练习根本没
什么意义的人。
“这个人似乎很喜欢以目标为导向,常考虑竞争场景。”“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人可能常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此
外,我认为他或她可能对与异性进行亲密接触感兴趣。这个人可能也
喜欢玩游戏。”
那个说“这些被补全的单词似乎根本没有透露我太多的信息”的
人却转变了对这类单词练习的看法,如此评价一个完全陌生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孩来例假了……我还认为,根据她写的单词
WHORE(妓女)、SLOT[与SLUT(荡妇)有些像]、CHEAT(欺骗),她
觉得自己或某个人与他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
看别人写的单词的这组人不断给出类似的答案。他们对于自己已
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的事实似乎全然不知。
“我猜他写的单词和他个人是有关系的……他写了很多和金钱有
关的词,还有BANK(银行)这个词,它们有很多相关性。”
“他似乎专注于竞争和取胜。这个人可能是位运动员,也可能是
个很能争抢的人。”
“这个人似乎对他努力去做的事情有积极的态度。他的大多数词
语,如WINNER(胜利者)、SCORE(得分)、GOAL(目标),都暗示了
某种竞争性。这些词语与行话结合在一起,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运动员的竞争精神。”
如果研究小组看到了我写的那些词,他们可能会担心我的心灵有
什么问题吧。
普罗宁称这种现象为“非对称洞察力错觉”。她写道: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
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
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被不公正地
判决时却心不在焉。
这是前两个难题的关键所在。中情局古巴分部的官员确信他们可
以评估间谍的忠诚度。法官们对于看清被告是什么样的人总是感到胜
券在握,于是花一两分钟就做了“权威”的判断。内维尔·张伯伦从
未质疑他为避免战争而制订的大胆计划。如果希特勒的意图不为人
知,那么他作为英国首相,就有责任去德国了解清楚。
我们认为自己通过蛛丝马迹就能看透别人的内心,于是我们不放
过任何机会去评判陌生人。当然,我们不会对自己这样做,因为我们
深信自己是微妙的、复杂的、神秘的,但陌生人却很容易被了解。
如果我能通过这本书让你相信一件事,那我希望是:陌生人不容
易被了解。
1. 关于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叙述来自许多出处,但主要来自大卫·费伯(David
Faber)的精彩著作Munich, 1938: Appeasement and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08), 第272—296页。“如此标新立异……大吃一惊”,第
229页;“70%的英国人认为……为张伯伦的健康干杯”,第284—285页;“在赫斯顿
机场,他迫不及待……大家都欢呼雀跃”,第296页;“没在德国元首身上看到任
何‘疯狂的迹象’……一定限度的反对”,第302页;“把‘酒吧社交聚会’当成‘粗
鲁喧闹的行为’,”第300页;“混杂着惊讶、厌恶和同情的心情”,第40页。费伯引
用了英国外交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Ivone Kirkpatrick)在回忆录《圈儿内》
[The Inner Circle (London: Macmillan Company, 1959)]中对此事的描述,第
97页;引用了书中《精神错乱的边缘》(“borderline into insanity”)一文,第
257页。
2. 唯一的例外是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他在1937年会见了希特勒。
他喜欢希特勒,把希特勒比作圣女贞德。(注:关于脚注中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
肯齐·金对希特勒的欣赏,参见W. L. Mackenzie King’s Diary, June 29, 1937,National Archives of Canada, MG 26 J Series 13,https:www.junobeach.orgcanada-in-wwiiarticlesaggression-
andimpunityw-l-mackenzie-kings-diary-june-29-1937.)3. Diana Mosley, A Life of Contrasts: The Autobiography of Diana
Mosley(London: Gibson Square, 2002), p.124.
4. 内维尔·张伯伦写给艾达·张伯伦的信,1938年9月19日,罗伯特·赛尔夫主编,The Neville Chamberlain Diary Letters: Volume Fou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1934—1940 (Aldershot, UK: Ashgate, 2005) ,第346 页;“简而言
之……可以信赖的人”,第348页;“当我看到希特勒的时候……才做的事情”和“希
特勒突然不停叫道……在我带来的两份协议上签了名”,内维尔·张伯伦写给希尔达·
张伯伦的信,1938年10月2日,第350页。
5. 关于哈利法克斯的柏林之行,参见Lois G.Schwoerer, “Lord Halifax’s
Visit to Germany: November 1937,” The Historian 32, no.3 (May1970):
353—375。
6. Peter Neville, Hitler and Appeasement: The British Attempt to
Prevent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New York:Hambledon Continuum,2006), p.150.
7. Abraham Ascher, Was Hitler a Riddle? Western Democrac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73.
8. 亨德森更了解的纳粹官员是希特勒的副手戈林。亨德森和戈林一起去参加过单身聚
会,两人交谈了很长时间。亨德森确信,戈林也想要和平,尽管他有吓人的纳粹外表,但他其实是一个正派的人。就在战争爆发时,亨德森还在其关于柏林的回忆录中写道,戈林“热爱动物和孩子。在他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时,卡琳宫(戈林为了纪念病逝的第一
任妻子卡琳,建造的一座以卡琳的名字命名的普鲁士风格的豪华庭园)的顶层就有一间
巨大的游戏室,里面装着当时的孩子们心爱的机械玩具。在过去,没有什么能比他去那
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更使他高兴的了。诚然,这些玩具可能包括向毫无防御能力的城镇或
村庄投掷重型炸弹的飞机模型。但是,当我在这个问题上责备他时,他说,按照纳粹的
生活观念,教孩子过分文明或容易动感情都是不对的”(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讶,那么想
想纳粹主义的真正含义,就不难理解:他们想要培养孩子残酷的性格)。(注:Sir
Nevile Henderson, Failure of a Mission: Berlin 1937—1939 (New York: G.
P. Putnam and Sons, 1940), p.82.)
9. 参见D.R.Thorpe,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97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10. 我认为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方面,你需要先接触诈骗者,才能上当受骗;另一方
面,被希特勒愚弄的都是聪明人,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经验丰富,双方的会面充满了猜
疑。为什么他们没能利用面对面会晤得到的关于希特勒的额外信息更好地认清希特勒
呢?参见费伯的《慕尼黑1938》(Munich,1938)第285、302、351页;张伯伦第三次也
是最后一次访问了德国,第414页;“希特勒先生说的是实话”,第302页;“今天早
上……也有我的名字”,第4页;“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第6—7页。11. 法律已经修改了。现在,被告必须年满18岁才会被送去里克斯岛监狱。
12. 关于森德希尔·穆莱纳桑的研究,参见Jon Kleinberg et al., “Human
Decisions and Machine Predictions,” NBER Working Paper 23180, February
2017; 以 及 Kleinberg et al., “Human Decisions and Machine
Predictio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3, no.1 (February
2018): 237—293。
13. 关于40万个被告的对比名单中的两个技术问题:其一,当穆莱纳桑说,电脑名单
上的被告比法官名单上的少犯了25%的罪行时,他把未能按时出庭也视为一种犯罪;其
二,我确定你想知道,穆莱纳桑为何能如此确定地计算出,在审前释放期间,被告会不
会最终犯罪。这并不是因为他有能预知未来的水晶球,而是他根据高度复杂的统计分析
做出的估算。以下是这种分析的简单示例。纽约市的法官们会轮流举行保释听证会,被
告基本上是被随机分配给他们审理的。纽约的法官们(和所有司法管辖区的法官一样)
在释放某人的可能性或设定保释金额的多少这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有些法官非常宽
容,有些法官则十分严格。想象一下,一群严厉的法官庭审了1000个被告,释放了其
中的25%;另一组宽容的法官庭审了在各方面都与上述1000个被告相当的1000个被告,却释放了其中的75%。通过比较每组被释放的被告的犯罪率,你可以了解到,有多少无
辜的人被严厉的法官监禁,又有多少危险分子被宽容的法官释放。这种估算反过来又可
以应用于机器的预测。当机器对1000个被告做出判决时,人们会发现它做得比严格的
法官和宽容的法官分别好多少。这听起来非常复杂,但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更完
整的解释,参见穆莱纳桑的论文。
14. Emily Pronin et al., “You Don’t Know Me, But I Know You: The
Illusion of Asymmetric Insigh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no.4(2001): 639—656, APA PsychNET.
我引用了普罗宁的部分结论,但是那整个段落都值得我们思考:
坚信自己对别人的了解超过别人对自己的了解——认为我们自己具有别人所不具有
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
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
被不公正地判决时却心不在焉。同样的信念会使我们认为,他人不懂我们自己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从而使我们不愿意接受其他人的建议。但我们又太愿意在
不了解他人的想法、感受、动机和对事件的理解的情况下,根据我们对他们既往行为的
看法,为他人提供建议。事实上,有的信息交流,特别是仔细的、尊重的倾听,可以大
大减少人际和群体冲突所带来的挫折感和怨恨情绪,而上述偏见可能会是这种好的信息
交流的障碍。
这是明智的看法。默认真实
我们会“默认真实”:我们常用的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
诚实的。只有当事件明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
走出“默认真实”模式。
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像头脑清醒的科学家那样,在得出结论之
前,慢慢地搜集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的真伪。我们的步骤恰恰相反,我
们从相信开始,只有当怀疑和疑虑上升到无法被解释的程度时,我们
才停止相信。第3章 触发器
古巴女王
1
来看看另一个古巴间谍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开始背叛、逃离菲德尔·卡
斯特罗。他们用轮胎的内胎、金属鼓、木门和其他一些零散的部件拼
凑成一艘艘粗制滥造的船只,孤注一掷,穿越90英里 宽的佛罗里达
海峡,逃到美国。据估计,在途中死亡的多达24000人。西方国家有些
人称此为“一场人权灾难”。作为人道主义回应,一群定居美国的古
巴移民于迈阿密成立了“兄弟救援队”,他们使用由塞斯纳飞机公司
生产的单引擎飞机,组建了一支临时飞行队,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飞
行,搜寻海上的难民,并用无线电向海岸警卫队报告难民的位置。此
举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他们也因此成了英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移民的野心越来越大。他们开始飞入古巴
领空,向哈瓦那投放传单,教唆古巴人民起来反抗卡斯特罗政权。已
经因为难民的外逃而感到耻辱的古巴政府对此感到非常气愤。1996年2
月24日,局势紧张到了极点。那天下午,当三架“兄弟救援队”的飞
机飞过佛罗里达海峡接近古巴的海岸线时,古巴空军的两架米格战斗
机从空中击落了“兄弟救援队”的两架飞机,被击落飞机上的4人全部
死亡。外界对此次袭击的反应非常迅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
谴责古巴政府的决议;克林顿总统非常严肃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迈
阿密的古巴移民变得异常愤怒。人们认为,这两架飞机是在国际空域
被击落的,这一举动相当于战争行为。古巴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对话
被透露给了媒体:
“我们击中了他们,哈哈,我们击中了他们。”
“我们击退了他们,哈哈。”
“我们打了他们。”
“笨蛋。”
“记下我们击中他们的地方。”
“这下他们不能再惹是生非了。”
然后,在其中一架米格战斗机瞄准第二架塞斯纳飞机之后,有这
样的声音:
“要么回国,要么去死,你们这些浑蛋。”
就在朝野议论纷纷之时,一位名叫尤金·卡罗尔的美国退役海军
上将的出现使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卡罗尔曾是拥有7000件武器支配
权的驻欧美军总指挥,他是一个在华盛顿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接受
了CNN 的采访,说就在“兄弟救援队”的飞机被击落之前,他和一
小群军事分析人士会见了古巴高级官员。
CNN:将军,您能告诉我您去古巴时发生了什么事吗?您和谁进
行了会谈?他们告诉了您什么?卡罗尔:古巴国防部的人接待了我们。有罗萨莱斯·德尔·托罗
将军……我们四处看了看,考察了古巴的基地、学校、部分已建设完
成的核电站等。在与罗萨莱斯·德尔·托罗将军和他的工作人员进行
的长谈中,他们提出了关于美国飞机——不是政府的飞机,而是迈阿
密的私人飞机——飞越古巴领空的问题。他们问我们:“如果我们击
落其中的一架,会怎么样呢?你知道,我们是有能力击落的。”
卡罗尔将古巴东道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解读为一种赤裸裸的警告。
采访继续:
CNN:您回国后,把这些信息传达给了谁?
卡罗尔:我们马上开会讨论了这种情况……参会人员包括美国国
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成员。
美国国防情报局是美国政府对外情报机构“三驾马车”中的第三
个机构,另外两个机构分别是美国中情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如果卡
罗尔与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人见过面,这就意味着他已向
美国政府的最高层传达了古巴的警告。那么,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
情报局是否认真对待了这些警告呢?他们是否介入并阻止了“兄弟救
援队”继续鲁莽地入侵古巴领空呢?显然没有。
卡罗尔的言论在华盛顿特区政界引起了反响——这是一个令人尴
尬的发现:卡罗尔于2月23日向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发出了警
告,2月24日就发生了古巴击落美机事件。 也就是说,在此次古巴
击落美机事件的前一天,一位知名的华盛顿内部人士已经会见了美国
官员,明确警告过他们,古巴已经对“兄弟救援队”失去了耐心,而
当局却没有理会他的警告,由此造成了第二天机毁人亡的危机事件。
开始时,人们痛恨古巴的暴行,而现在情况变成了人们谴责美国外交
部门的失职。CNN:但是救援队的飞机只是些没有武装的民用飞机。关于这一
点,他们又是怎么说的呢?
卡罗尔重复了他在哈瓦那被告知的事情。
卡罗尔: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他们飞行的位置
是哪里?他们在干什么?我给你打个比方。假设有飞机从墨西哥飞
来,飞过圣地亚哥,来到我们的领空,扔下传单,煽动人们反对加州
州长威尔逊。在我们警告他们不要飞越领空之后,我们还能容忍多
久?
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被CNN邀请为自己辩护,他也不需要——这
位海军上将(卡罗尔)已经为他辩护得很好了。
2
针对我们为什么会被陌生人欺骗这个问题,心理学家蒂姆·莱文
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名研究者一样,进行了很多思考。本书接下
来的三章将介绍心理学家莱文的观点。其中,第3章介绍了1996年美国
和古巴之间危机的后果;第4章通过伯纳德·麦道夫——史上最大庞氏
骗局制造者的故事来分析莱文的理论;第5章详细探讨了宾夕法尼亚州
立大学足球教练杰里·桑达斯基被判“性虐待”的奇怪案件。
你有没有觉得卡罗尔将军和古巴击落美机事件有些古怪?这里面
的巧合太多了。
(1)古巴计划袭击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飞机,蓄意谋杀美国公
民。
(2)就在袭击发生的前一天,一位著名的军方内部人士在简报会
上向美国官员发出了严厉警告:古巴可能会进行此次袭击。(3)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天,这位军方内部
人士就可以通过世界上最有名的新闻网站对古巴的情况发表看法。
这三个事件的时间安排得太完美了,不是吗?如果你来自一家想
要平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公关公司,那么你
这样安排事件是理所当然的——让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中立的专家马上
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说:“我警告过他们!”
以上是一位名叫雷格·布朗的军事反情报分析师在事件发生后几
天里所想到的。布朗曾在美国国防情报局拉丁美洲分部工作,他的工
作是了解古巴情报机构试图影响美国军事行动的方式。换句话说,就
是警惕那些我们其他人容易忽视的种种细微差别、微妙之处及一些难
以解释的巧合。布朗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古巴以某种方式策划了
整个危机。
不出布朗所料,结果证明,古巴在“兄弟救援队”内部有消息来
源——飞行员胡安·巴勃罗·罗克。袭击前一天,他在迈阿密救援队
消失,又在哈瓦那卡斯特罗的身边露面。很明显,罗克告诉了他的上
司卡斯特罗“兄弟救援队”在24日的计划。这让布朗很难相信卡罗尔
是随机地将简报会的日期选在了23日这一天。为了获得最大的公关利
益,古巴方面希望美国人提前一天得到警告,不是吗?这样的话,美
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就不能说那个警告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
说警告是很久以前的事,从而摆脱干系。飞行员从迈阿密起飞的那
天,卡罗尔早已警告美国政府官员。
那么,是谁组织召开了卡罗尔的简报会呢?谁选的2月23日?布朗
想知道这些。做了一番仔细搜查后,他想出的名字吓了他一跳:他在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同事,一位名叫安娜·贝伦·蒙特斯的古巴问
题专家。蒙特斯可是一位罩着明星般光环的人物:曾多次晋升和获得
荣誉、奖金和特殊职业机会;在人们对她的评价中处处可见溢美之
词;她是从美国司法部转到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的,在她的推荐信中,以前的上司说她是他遇到的最好的情报局人选;她曾经获得美国
中情局局长乔治·特纳特颁发的奖章;她在美国情报机构的代号为
“古巴女王” 。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布朗感到越来越痛苦。以这种半偏执的猜
测为基础,指责一位同事背叛了国家,尤其当这位同事还是蒙特斯这
样身居高位的人物时,布朗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最后,布朗还是下
定了决心,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名叫斯科特·
卡迈克尔的反情报官员。
“他过来找我了,午间休息时我们在附近散了一会儿步。”卡迈
克尔在回忆他与雷格·布朗的第一次会面时说,“他甚至没提蒙特斯
的事。我的意思是,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听他不知所措地一边搓手一
边说:‘哦,上帝。我不想做错事。’”
卡迈克尔鼓励他畅所欲言,慢慢地,布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每个在美国情报机构古巴分部工作的人都还记得弗洛伦蒂诺·阿斯皮
拉加透露的重磅消息,都很清楚古巴间谍确实技艺高超。对此,布朗
也有自己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末,他曾写了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
古巴高级官员参与国际毒品走私的情况。卡迈克尔说:“他指认了直
接参与此事的具体的古巴高级官员,并提供了包括航班、飞行日期、时间、地点、谁对谁做了什么等这样的具体细节。可以说,他清清楚
楚地说明了事情的全部。”然而,就在这份报告被公布的前几天,古
巴特工围捕了布朗在调查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处决了其中的一些人,并公开否认自己参与此次走私事件。“布朗当时说:‘怎么回事?有
人泄密了。’”
这让布朗变得越发多疑。1994年,两名负责古巴情报工作的官员
的叛逃,进一步说明了类似问题:古巴有潜伏在美国情报部门高层的卧底。布朗对卡迈克尔说,既然这样,他该怎么想呢?难道他没有理
由去怀疑吗?
然后他告诉了卡迈克尔发生在古巴击落美机事件危机期间的另一
件事。当时,蒙特斯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位于华盛顿特区阿纳卡斯蒂亚
地区的波林空军基地的办公室工作。飞机被击落后,她被叫到五角大
楼——如果你是美国政府中古巴问题的主要专家之一的话,同样地,你也需要到场。古巴击落美机事件发生的那天是星期六。第二天晚
上,布朗碰巧打电话找蒙特斯。
卡迈克尔说:“他说有个女人接了电话,告诉他安娜已经走
了。”当天早些时候,蒙特斯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她变得焦躁不安,然后她跟战况室的每个人说她累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她就先回家
了。
蒙特斯的离开让雷格·布朗非常怀疑。他甚至无法相信蒙特斯居
然回家了,因为这与我们的惯常做法太不相符了。每个人都知道,当
危机发生时,你会被叫到战况室开会,因为你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参
与决策过程。如果你在五角大楼工作,那么在你被解雇之前,你都得
随叫随到,这是尽人皆知的纪律。假设朝鲜突然向旧金山发射了一枚
导弹,五角大楼的人因此把你叫来,你不能因为又累又饿就可以自行
决定离开。然而她却离开了。雷格感到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
在雷格·布朗看来,如果蒙特斯真的在为古巴工作,古巴方面会
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她掌握的情报,想知道五角大楼战况室里发生的一
切。她那天晚上有没有和她的古巴上级会面呢?一切都有点儿牵强附
会,这就是布朗感到如此矛盾的原因。但是他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
里有古巴间谍。而这个女人身为古巴问题专家,却在接了一个私人电
话后,在重要会议上脱身而去——那次会议可是商讨如何应对当代人
认为的最重大的危机的会议。最重要的是,是不是她特意安排了卡罗尔将军在2月23日的那场简报会,极为巧妙地把古巴威胁击落美机的警
告传达给了美国政府呢?
布朗告诉卡迈克尔,古巴人多年来一直想要击落一架“兄弟救援
队”的飞机。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那将是多么大的挑
衅。它可能会成为美国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或对古巴发动入侵的借
口。对古巴人来说,这是不值得的,除非他们能想办法让舆论对自己
有利。
他发现,安娜不只是卡罗尔简报会的与会者之一,还是会议的组
织者。然后他说:“天啊,我在看古巴反情报影响行动人员如何编造
故事,而安娜就是那个安排政府官员同卡罗尔将军会面的人。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布朗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怀疑。最后,卡迈克尔取出了蒙特斯的档案后发现,她已经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最近
的测谎。她没有秘密酗酒的问题,也没有无法解释的银行存款,总之
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卡迈克尔说:“看了她的安全档案和人事档案
后,我想,雷格错得太离谱了。这个女人太优秀了,优秀得让人感觉
她将会成为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下一任局长。”但他知道,为了证明对
蒙特斯的基于猜测的调查是合理的,他必须做到一丝不苟。他说,雷
格·布朗正在“崩溃”。他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回应布朗的怀
疑,用他的话说,就是“利用所有可用的材料来消除一切疑点”,因
为如果蒙特斯被怀疑的消息被传出去,“我知道我将面临一场狗屎风
暴”。
卡迈克尔把蒙特斯叫到他们在波林的一间会议室里会面。她身材
苗条,美丽动人,留着短发,看起来非常聪明,目光犀利,带有一种
几近严厉的神情。卡迈克尔心想,这个女人不寻常。“她就坐在我旁
边,离我差不多这么远,”——他双手分开三英尺的距离——“和我
坐在桌子的同一边,跷起二郎腿。我不觉得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她可能只是想坐得舒服些。但我恰巧是一个‘腿控’,她不可能知道我喜
欢注意女性的腿。我往下瞥了一眼。”
他问了她关于卡罗尔将军简报会的事。她回答说这根本不是她的
主意,是她认识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个人的儿子陪同卡罗尔去的古
巴。后来她接到了一通电话。
她说:“我认识他爸爸,他爸爸打电话告诉我:‘嘿,如果你想
要最新的关于古巴的独家新闻的话,你应该去见见卡罗尔上将。’所
以我就给海军上将卡罗尔打了电话。我们查看了各自的日程表,发现2
月23日是大家的时间都方便的日期,便决定在那天会面了。如此而
已。”
结果,卡迈克尔认识蒙特斯所说的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那个人。他
告诉她,他要给那个人打电话来证实她的话。她说:“请便。”
他问她在战况室接的电话是怎么回事。她说她不记得接到过电
话。在卡迈克尔看来,她还是很诚实的,毕竟当时是9个月前高度紧张
而又忙碌的一天。“你提前离开战况室是怎么回事?”
她说:“是的,我确实离开了。”她没有否认,马上就承认了这
一点。这可能有点儿可疑。“是的,那天我确实离开得很早。”她
说,“你知道,那天是星期天,自助餐厅都关门了。我是一个对食物
非常挑剔的人,我有过敏症,所以我不吃自动售货机里卖的东西。我
早上6点左右到的战况室,大概待到……晚上8点才离开。我快饿死
了。在战况室,我也没什么事可做,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决
定离开,回家吃点儿东西。” 这番话听起来真实可靠,也确实是实
话。
面谈结束后,卡迈克尔开始反复思考她的回答。简报会的日期确
实看起来像是巧合。她朋友的儿子也确实和卡罗尔一起去了古巴。这是我了解到的,是的,她确实有过敏症,不吃自动售货机里卖
的食物;她对吃的东西非常挑剔。我想,她在五角大楼的那天是星期
日,那天我也在,自助餐厅确实没开门。她忙了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所以很早就回家了。我想:“嗯,有点儿道理。”
我从面谈中得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吗?什么都没有。
卡迈克尔告诉雷格·布朗不要担心,他自己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其
他事情。安娜·蒙特斯则回到她的办公室照常工作。经历了不愉快的
怀疑和调查,大家却能不念旧恶,一如既往。直到5年后,2001年的一
天,人们发现,蒙特斯每天晚上回家后,都会把当天在工作中得到的
所有事实和见解打成文字,发送给她在哈瓦那的上级。
从加入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那天起,蒙特斯就是一名古巴间谍。
3
在经典的间谍小说中,秘密特工往往会被描绘得狡猾奸诈。大家
被敌人的聪明才智蒙蔽了,这是许多中情局内部人士对弗洛伦蒂诺·
阿斯皮拉加爆料的解释:卡斯特罗是一个天才,他的特工都是出色的
演员。然而,事实上,最危险的间谍很少像魔鬼一般难以对付,比
如,奥尔德里奇·埃姆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叛国者,他
就业绩平平,酗酒成性,甚至从未试图隐瞒他因帮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而获得的全部钱财。
安娜·蒙特斯也好不到哪儿去。就在她被捕之前,美国国防情报
局发现了她用来向哈瓦那发送电报的密码……竟然是在她的钱包里发
现的,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她藏在公寓壁橱内鞋盒里的一台无线电短波
收音机。见证了阿斯皮拉加揭露古巴间谍灾难的中情局古巴问题专家布莱
恩·拉特尔很了解蒙特斯。
拉特尔回忆道:“当我还是国家情报官员时,在我召集的会议
上,她常常坐在我的对面。”她并不圆滑老练或八面玲珑。他知道她
在圈内享有盛誉的事实,但在他看来,她总是有点儿古怪。
我会试着让她发言,她却总是给我一些奇怪的反应……在我召集
的会议上,有时我会试图让她就一些问题说说自己的看法,比如,我
会问她:“你认为菲德尔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这
时她会像被车灯照着的小鹿一样逡巡不前,吞吞吐吐,语无伦次。同
时她的身体也会做出某种反应,以至于我认为:“哦,她真是一个糟
糕的分析家,她很紧张,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说,有一年,蒙特斯被准予参与中情局一个杰出的分析师项
目,它是全美国政府的情报人员都可以参与的调研休假项目。猜猜她
要求去哪儿?当然是古巴。
“她是在这个项目的资助下去古巴的。你能想象吗?”拉特尔
说。如果你是一名试图隐藏自己意图的古巴间谍,你会要求去哈瓦那
参加公费研休吗?这是20多年前发生的事了,但拉特尔说起来时,还
会为蒙特斯当时表现出来的无所顾忌而感到震惊。
她以中情局高级情报分析员的身份去了古巴。当然,古巴方面很
高兴她回国,尤其高兴的是费用还是由我们出的。我肯定他们进行了
各种秘密谍报技术训练。我想——我无法证明,但我很确定——菲德
尔接见了她。菲德尔喜欢接见他的情报特工骨干,鼓励他们,祝贺他
们,和他们一起庆祝对抗中情局所取得的胜利。
蒙特斯回到五角大楼的时候,写了一篇研究报告。在报告中,她
甚至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偏见。中情局的上司在阅读她的报告时,应该能因发现她的诸多可疑迹
象而警觉,因为她在报告中讲的关于古巴军队的情况根本说不通,除
非她是从古巴的角度来看问题的。
但有人发现那些可疑迹象吗?拉特尔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蒙特
斯是间谍。他说:“有一些级别和我相同或相近的中情局官员认为,她是局里最好的古巴问题分析专家。”听了这些,他也就不再怀疑她
了。“我从不信任她,但我没能找出合理的不信任她的原因,这是我
最大的遗憾之一。我确信她是个糟糕的古巴问题分析专家——她的确
糟糕,因为她不是为我们工作的,她为菲德尔工作。但我从来没有把
这些方面联系起来。”
其他人也没有这样联系过。蒙特斯有个弟弟叫提托,他是联邦调
查局的特工。关于姐姐的事情,他全然不知。蒙特斯的姐姐也是一名
联邦调查局特工,她在揭露迈阿密的一个古巴间谍组织中发挥了关键
作用,但她却也被妹妹蒙在鼓里。蒙特斯的男朋友也在五角大楼工
作,信不信由你,他的专长是拉美情报,他的工作是同像他女朋友那
样的间谍做斗争,而他竟也对蒙特斯的间谍身份一无所知。蒙特斯最
终被捕时,她所在部门的负责人把同事们叫到一起,在公布了这则消
息后,大家都不敢相信,竟都哭了起来。最后,美国国防情报局不得
不请来一队心理学家对大家进行现场心理干预。她的上司听闻此讯也
悲痛欲绝。他们谁也不曾把蒙特斯的行为同间谍活动联系起来。她办
公室的小隔间的隔板上贴着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中的一句话,就
贴在与她的眼睛同高的位置——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凭着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侦听,国王能够知道他们脑中的一切。
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儿:“古巴女王”用她周围的人做梦也想
不到的方式,记录下了美国人想干的所有事情。之所以会出现我们无法识别间谍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
人之处,而是因为我们出了问题。
4
在心理学家蒂姆·莱文的职业生涯中,他做过数百个类似的简单
实验。他邀请学生到他的实验室,进行一个百科知识智力小测验,问
他们“亚洲最高的山是什么山”等类似的问题。他们如果答对了问
题,就能获得现金奖励。
为了帮助被试得到理想的测验成绩,莱文给他们都安排了一个
“搭档”,这个“搭档”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人。接受测验的学生并不
知道,他们的这位“搭档”是为莱文工作的。测试时,房间里有位叫
雷切尔的老师负责监考。考试进行到一半时,雷切尔会突然被叫离考
场。然后,精心编排的演出开始了。那位“搭档”说:“我不知道你
怎么想,但是我想要那笔钱。”然后,他指着放在桌面上一个显眼位
置的信封说:“我想答案就在那里。”莱文解释说:“是否作弊取决
于他们自己。”在大约30%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作弊。“然后,”莱
文继续说道,“我们会在面谈的时候问他们‘你作弊了吗?’”
世界上研究人类欺骗行为的学者不计其数。关于我们为什么撒谎
及如何识破这些谎言的理论,比关于肯尼迪遇刺的还要多。在这个热
门领域,莱文的成就非凡。他仔细地构建了自成一体的关于欺骗的理
论。 该理论的核心正是他对上述小测验进行研究获得的结论。
在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莱文的办公室里,我们观看了十几段
他们在测验后访谈被试的录像。 其中有一段非常典型,主角是一个
有点儿心不在焉的年轻人。我们就叫他菲利普吧。
采访者:好,咱们开始……你之前玩过智力小测验游戏吗?菲利普:玩得不多,但我玩过。
采访者:在当前的测验中,你觉得那些问题难吗?
菲利普:是的,有些问题难。我当时想:“啊,怎么还有这么难
的问题。”
采访者:如果把难度分成10个等级,1级最容易,10级最难,那你
认为此次测验的等级是几级?
菲利普:我觉得是8级。
采访者:8级。是的,有些问题确实刁钻。
然后采访者告诉菲利普,他和“搭档”的成绩很好。采访者问菲
利普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好的成绩。
菲利普:这是合作的结果。
采访者:合作?
菲利普:是的。
采访者:好的。那么请问,我把雷切尔叫出去了一会儿。她不在
考场时,你作弊了吗?
菲利普:我想想。没有。
菲利普咕哝着回答道,然后转移了目光
采访者:你说的是实话吗?
菲利普:是的。采访者:好。如果我采访你的搭档,也问问她这个问题,你觉得
她会说什么?
这时录像中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就好像这个学生在努力
把情况讲清楚一样。莱文说:“他显然在进行一番思想斗争。”
菲利普:她会说没有作弊。
采访者:没作弊?
菲利普:是的。
采访者:好。我们需要你回答的就是这些。
菲利普说的是实话吗?莱文让数百人看了菲利普的录像,几乎每
个观众都能正确地判断出菲利普作弊了。菲利普参加测试时的“搭
档”证实了其作弊行为。她告诉莱文,雷切尔离开房间的时候,菲利
普看了信封里的答案。在上述采访中,菲利普撒了谎,这是显而易见
的。莱文对此也早有觉察,说:“他的语气不坚定。”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事实上,当菲利普被问“你作弊了吗”,他
回答“我想想。没有”时,我忍不住喊:“哦,他真差劲。”菲利普
当时将目光转向了别处,这说明他很紧张,他无法镇定自若。其实,当采访者接着问“你说的是实话吗”时,菲利普停顿了一会儿,似乎
他得先想一想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菲利普是容易被辨别的。但我们看的录像越多,我们就越难辨别
当事人是不是说了假话。其中有一段对另一个人采访的录像。我们叫
他卢卡斯吧。他相貌英俊,能言善辩,相当自信。
采访者:我得问一下,当雷切尔离开房间的时候,你有没有作
弊?卢卡斯:没有。
采访者:没有?你说的是实话吗?
卢卡斯:是的,我在说实话。
采访者:当我采访你的搭档,问她同样的问题时,你觉得她会怎
么回答?
卢卡斯:跟我一样
莱文说:“大家都相信他。”我也相信他。但卢卡斯在撒谎。
我和莱文花了大半个上午看这些录像。最后,我还是准备认输,因为我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正确地认清他人。
莱文研究的目标是试图解决人类心理学中最大的难题之一:为什
么我们在识别谎言方面如此糟糕?你可能会认为我们在这方面能做得
很好。而且,如果人类能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欺骗了,那将是非常有
用的。长达数百万年的进化本该偏袒一下人类,使其具备识别细微欺
骗迹象的能力,但它却没有。
在莱文的一次实验中,他把他的录像分成了两部分:录的分别是
22个撒谎者和22个说真话的人。 然后一些被试被要求看完这44个人
的录像,辨认出说谎者。实验结果显示,人们能辨认出说谎者的平均
正确率是56%。其他心理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平均正确率是
多少呢?54%。几乎每个人在辨认说谎者方面都是糟糕的:警察、法
官、心理学家,甚至在国外负责大型间谍网络的中情局官员。为什么
会这样?
蒂姆·莱文的答案是被简称为TDT的“默认真实”理论 。莱文的论证始于他的一个研究生朴善熙提出的见解。研究初期,莱文和同行一样,困惑于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擅长去做按理说应该擅长
的事情。
莱文说:“朴善熙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54%的准确率是正确辨别
真话和谎言的平均值。换个角度来看,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发现……
可以观察有多少人能正确辨别真话,又有多少人能正确辨别谎言。”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我告诉你辨别莱文录像中的人是否说谎
的正确率在50%左右,人们自然会认为,你只是随机猜测——你并不知
道该如何辨别谎言。但朴善熙观察后发现,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正确
识别说真话的学生方面,比随机猜测做得好;在正确识别说谎的学生
方面,做得比随机猜测差。我们在看完了所有的录像后,就觉得
“对,对,对”,这意味着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大多数对说真话的人的
采访,但却错误地认识了大多数对说谎者的采访。我们会“默认真
实”:我们常用的假设是,与我们打交道的人是诚实的。
莱文说,他自己的实验几乎是这一现象的完美体现。他付钱请人
们玩一个智力小测验游戏。其间,监考老师突然被叫出了考场,而她
还“碰巧”把考题的答案落在了桌子上,让别人能看得清清楚楚。莱
文说,这时,从逻辑上讲,参加测试的学生应该会感到惊讶和怀疑才
对。这些人可都是大学生,他们可不傻。他们应该能想到,自己刚刚
报名参加的是一个心理实验。在实验中,每个人还各有一个从未谋面
的“搭档”怂恿他们作弊。你可能会认为,他们甚至会怀疑事情并不
像他们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但是他们没有怀疑!
莱文说:“有时,他们会意识到,监考老师离开考场可能是一个
圈套。他们几乎从未想到的是,他们的‘搭档’是为莱文工作的……
所以他们认为可能有尚不可知的议程。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设置,因为实验里都是一些设置好的步骤,对吗?但是这位正在和他们聊天的‘好人’呢?哦,他们就没多想了。”他们从未质疑自己的“搭
档”。
要摆脱“默认真实”模式,就需要有莱文所说的“触发器”。
“触发器”和怀疑或者第一丝怀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事件明
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走出“默认真实”模
式。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像头脑清醒的科学家那样,在得出结论之
前,慢慢地搜集证据来证明某件事的真伪。我们的步骤恰恰相反,我
们从相信开始,只有当怀疑和疑虑上升到无法被解释的程度时,我们
才停止相信。
这一论点乍听起来像是社会科学家偏爱的那种无端细分的说法,但其实并不是。它是一个能解释用其他理论很难解释的行为的精辟见
解。
例如,想想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发现之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的服从权威实验。 1961年,米尔格拉姆从纽黑文招募志愿者,参加
他所说的记忆实验。实验前,志愿者们先同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姆斯
的年轻人会面。威廉姆斯神情严肃,高大威猛,他跟他们解释说,他
们将在实验中扮演“老师”的角色。威廉姆斯还带他们见了另一位志
愿者——面色和悦的中年男子华莱士先生。他们被告知,华莱士先生
将在实验中扮演“学生”,他会坐在隔壁的房间里,他的身体将和一
台复杂的设备用电线连接,这台设备能够发出最高电压达450伏特的电
击(如果想知道450伏特电压的电击是什么概念,我可以告诉你,它比
能造成组织损伤的电击强度稍弱一点儿)。
志愿者“老师”被要求给“学生”安排一系列的记忆任务,每一
次“学生”记忆失败,“老师”都会用更强的电击来惩罚他,以观察
惩罚威胁是否会影响一个人执行记忆任务的能力。当电击增强时,华莱士会痛苦地大叫,最后他开始敲打墙壁。但是,如果这位“老师”
心软动摇了,在一旁的威严的指导员威廉姆斯就会催促他们继续:
“请继续。”
“这个实验需要你继续。”
“你继续下去是绝对必要的。”
“你没有别的选择,你必须继续。”
这个实验如此出名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志愿者“老师”都遵从了
指令,65%的人最终给这个倒霉的“学生”施加了最强电击。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德国卫兵在纳粹集中营被命令做的事情被揭露之后,米尔格拉姆的发现引起了轰动。
但对莱文来说,这次实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志愿者到
场后先会见了年轻健壮、高大威猛的约翰·威廉姆斯。实际上,威廉
姆斯是当地的一名高中生物教师,用米尔格拉姆的话来说,他被选中
是因为他“看上去很有技术感,冷冰冰的,不喜形于色,就像你在电
视上看到的那种与太空计划有关的人”。威廉姆斯在实验中所说的一
切都来自米尔格拉姆自己写的剧本,威廉姆斯事前记住了自己需要说
的话。
而华莱士先生其实是一个叫吉姆·麦克多诺的人,他在铁路部门
工作,因为有“温和又顺从”的形象,所以受到米尔格拉姆的喜爱。
他痛苦的哭泣声是通过扩音器播放的录音。这个实验可谓“业余戏剧
作品”,在这里,“业余”这个词很重要:米尔格拉姆做这个实验不
是为了去百老汇舞台演出。根据米尔格拉姆自己的描述,华莱士先生
是个糟糕的演员。说得委婉一点儿,这个实验的一切环节都太牵强附
会了。这台电击机实际上并没有电击功能。因为华莱士被绑在门后的房间里,在“老师”们想弄清为什么华莱士的叫声是从角落里传来
的,而不是从门后传来的时候,不止一个参与者看到了角落里的扩音
器。如果实验的目的是测量学习效果,那为什么威廉姆斯要一直和
“老师”待在一起,而不是去门后和“学生”待在一起呢?这不是很
明显吗?他真正想做的是观察施加痛苦的人,而不是遭受痛苦的人。
像恶作剧一样,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相当透明的,但和莱文的智力小
测验中的参与者一样,人们竟也对此信以为真。这是因为他们默认了
真实。
其中一名受试对象在后来的调查问卷中写道:“在实验后至少两
周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注意查看《纽黑文记事报》上的死亡通知,去
看看有没有我曾参与并致使所谓的‘学生’死亡的消息——报上没出
现他的名字,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名被试写道:“相信
我,当华莱士先生对更强的电压没有反应时,我真的认为这个人可能
已经死了。”这些成年人——可不是缺乏经验的大学生——显然相
信,一所久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会在其地下室里实施一种可能致命的酷
刑。还有一名被试写道:“这个实验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害
怕可能杀死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整个晚上我都是在冷汗和噩梦中
度过的。”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细节。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对象并非无可救药
地容易上当受骗。他们产生过怀疑,而且是很多怀疑!吉娜·佩里的
书《电击仪的背后》有趣地记录了“顺从实验”的全部经过,书中写
道,吉娜·佩里曾采访了米尔格拉姆的原始实验对象中的一个,那是
一位已退休的名叫乔·迪莫的工具师。迪莫告诉佩里:“我当时在
想,‘这太奇怪了’。”迪莫在一开始相信华莱士是假装的。
我说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有我的怀疑。我想:“如果
我的怀疑是正确的,那么他(‘学生’)就是与他们串通好的。肯定
是这样的。我根本就没有发出电击,但他却不时地叫喊。”但在实验的最后,华莱士先生从锁着的房间里出来,稍稍“表
演”了一会儿。迪莫记得,他看上去面容“憔悴”,神色可怜。“他
手里拿着手帕,擦着脸走了进来。他走到我面前,伸出手和我握手,他说:‘我得感谢你停止了电击。’……当他进来时,我想:‘哦,也许这是真的。’”迪莫很确定自己被骗了,但是,一个撒谎者只需
要继续略施演技——装出沮丧的样子,用手帕擦擦额头——就能让迪
莫改变主意。
来看看米尔格拉姆实验的完整数据 :
超过40%的志愿者注意到了实验中的一些猫腻,这表明实验并不像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但这些疑虑不足以使他们放弃“默认真实”——
这就是莱文的观点。你相信某人不是因为你对他们没有怀疑,相信不
代表没有怀疑;你相信一个人,是因为你对他没有足够多的怀疑。
我要重申一下“一些”疑问和“足够多的”疑问之间的区别,因
为我认为这很关键。想想看,你曾经多少次事后聪明,因为别人没能
识别谎言而用这样的话批评他们:“你应该知道的”,“曾有各种各
样的、应该引起你警觉的可疑迹象”,“你有过怀疑”。莱文会说,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该问的正确问题应该是:是否曾有
足够多的可疑迹象将你推出相信的门槛?因为凡人都会“默认真
实”,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可疑迹象,那么你只是常人而已。5
安娜·贝伦·蒙特斯在巴尔的摩富裕的郊区长大。她的父亲是一
名精神病医生。她曾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然后在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获得了外交事务专业的硕士学位,她是当时美国政府正在努力推
翻的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桑地诺政府的热心支持者。她的激进主义
行为引起了一位负责招募工作的古巴情报人员的注意。1985年,蒙特
斯秘密访问了哈瓦那。中情局在对她的职业生涯的一份事后调查报告
中总结道:“在她无意的帮助下,她的上级评估了她的弱点,利用了
她的心理需求、意识形态和个人病理,招募了她,并持续激励她满怀
热情地为哈瓦那工作。”她的古巴新同胞鼓励她申请美国情报部门的
工作。同年,她加入了美国国防情报局,之后,她的职位一路飞速攀
升。
蒙特斯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办公室,她在自己的工位
上吃午饭,不与人来往。她没有结婚,一个人住在华盛顿克利夫兰公
园附近的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在调查过程中,情报局反情报官员斯
科特·卡迈克尔搜集了蒙特斯的同事们用来形容她的每一个词,那真
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清单:害羞、安静、超然、冷静、独立、自立、冷漠、聪明、认真、投入、专注、努力、敏锐、利索、控制欲
强、恶毒、不善交际、志向远大、魅力四射、自信、务实、独断、慎
重、镇定、成熟、头脑冷静、能干、尽职尽责。
在美国,所有情报官员都要接受定期审查,这样他们才能继续持
有安全证明。安娜·蒙特斯以为卡迈克尔找她也是例行公事而已,她
想草草了事,所以言行有些唐突无礼。
“她第一次进来的时候,试图通过告诉我——这是实话——她刚
刚被任命为代理处长而想免于审查。”卡迈克尔回忆道,“她说她有
很多任务和会议,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接受审查。”卡迈克尔是一个有点儿像个大男孩的相貌友好、性情温和的人,他有一头
金色的头发,大腹便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看起来像已故的喜剧演
员克里斯·法利。蒙特斯一定以为她可以唬住他。“我以惯常的方式
处理了这件事。”他回忆道。
你第一次会承认她说的话是对的。你会说:“哦,我明白了。
好,我听说了。恭喜你,太好了。我知道你的时间有限。”然后你就
可以忽略它,因为如果审查需要12天,那它就是需要12天。你不能不
审查就让她走。但后来她又开始旁敲侧击……她确实在强调自己没时
间,还没等我正式开始,她就说“说真的,我得在2点前离开”,或者
类似的话,“因为我有这么多事情要做”。
我当时想:“怎么回事?”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没有发脾
气,但是失去了耐心。“听着,安娜。我有理由怀疑你可能参与了影
响反间谍的行动,我们得坐下来谈谈。”砰!如雷轰顶。
直到那时,蒙特斯一直是一名古巴间谍,时间长度几乎占据她在
美国政府工作的全部时间。其间她与她的古巴上级接头了至少300次,交出的机密如此之多,以至于她被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间谍
之一。她曾几次秘密访问古巴。她被捕后,人们发现,菲德尔·卡斯
特罗曾亲自给她颁发了一枚奖章。她经历了这一切,却没引起敌人的
一丝怀疑,突然,就在她以为是例行调查的开始之际,一个长相滑稽
的“克里斯·法利”却把矛头指向了她,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她震惊
地坐在那里。
“她就像一头被车灯照着的小鹿,像盯着照它的车灯那样看着
我,等着我再说一句话,就那么等着。”
卡迈克尔多年后在回顾那次会面时,意识到这是他错过的第一条
线索:她的反应并不明智。我恰恰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她从来没有说过“你在说什
么”,她没有类似的反问。她一个字也没说,只是坐在那里听着。假
如我当时聪明一点儿,我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她没有否认,没有困
惑,没有愤怒。如果一个人是清白无辜的,但却被告知他被怀疑杀了
人或犯了什么罪……我想,他会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会
说:“等等,你刚刚在诽谤我……我想知道你说的到底是怎么回
事?”最终,他会反问你,会当面质疑你。安娜却只是坐在那里,什
么都没做。
卡迈克尔也是从一开始就怀疑安娜的。但是,只有在你找到有说
服力的怀疑的理由之后,怀疑才会变成不信任。卡迈克尔很容易就找
到了让自己不再怀疑蒙特斯的理由:她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古巴女
王”,上帝啊,“古巴女王”怎么可能会是间谍?他确实对她说了那
句话——“我有理由怀疑你可能参与了影响反间谍的行动”,但他是
想让她认真对待那次审查才说那句话的。“我急切地想进行下去,进
入下一个步骤。就像我说的,说完那句话后我还暗暗自喜:‘这招真
管用,我让她闭嘴了。我再也不想听她的那些废话了。现在,让我们
来做这个,完成这个。’因为当时我只想推进审查工作,所以我才错
过了上述那条线索。”
他们谈到了为什么要组织卡罗尔将军的简报会,她解释得很好;
他们谈到了她那天突然离开五角大楼的原因,她也给出了自己的解
释。谈话时,她故作轻浮,想表现出像闹着玩儿似的。卡迈克尔开始
放松下来,又低头看了看她的腿。
安娜开始这样——跷起二郎腿,脚尖在空中上下晃动。我不知道
她是不是有意这样做……但我知道的是,它吸引了我的目光……我们
彼此感到更舒服了些,她也变得更轻浮起来。轻浮?我不知道这样说
她是不是合适,但她回答问题时的样子很迷人。他们谈到了那通电话。她说她从来没有接过电话,或者至少她不
记得自己接过电话。这应该是令人警觉的另一个可疑迹象:那天在战
况室和她在一起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她接了一通电话。但话又说回来,当天是漫长而紧张的一个工作日,他们都处在两国关系恶化引起的危
机之中,也许是他们把她和别人搞混了吧。
另外一件事同样让卡迈克尔心生疑惑,那是他从她的反应中看到
的。采访快结束时,他问了蒙特斯一系列问题,问她那天离开五角大
楼后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标准的调查程序,他只想尽可能完整地了
解她那天晚上的活动。
他问她下班后做了什么,她说开车回家了;他问她把车停在了哪
儿,她说停在她家的街对面的停车场;他问她停车时有没有看到什么
人,打招呼了没有,她说没有。
我说:“好的,那你做了什么?你停好了车,然后过了马路。”
就在这时,她的行为举止突然发生了变化。别忘了,我已经和她谈了
将近2个小时,我们已经有些像哥们儿,虽然不是很亲密,但也很融
洽,实际上已是谈笑风生——如果我愿意这么说的话,谈话已可以被
描述为既热情又随意。
然后,突然之间,她的表现发生了巨大变化。你知道,一分钟
前,她几乎还是在调情似的,高高兴兴的……但情景瞬间变了,就像
一个孩子把手伸进饼干罐里,被妈妈抓了个正着,他背对着饼干罐,把手藏在身后,妈妈问他:“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她注视着我,对
我的问题一一做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脸上的表情却像在说:
“你知道了什么?你怎么知道的?你要抓我吗?我可不想被抓住。”
她被捕后,调查人员查明了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古巴方面之前
给她布置了任务:如果她在街上发现自己的一位老上级,那就意味着
她的间谍头目迫切需要亲自与她交谈,这时,她必须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但需要在第二天早上到一个预先说好的地点与老上级接头。她
从五角大楼回家的那天晚上,恰好在她的公寓楼旁看到了自己的老上
级。因此,当卡迈克尔非常有针对性地问她——“你看到了谁?”
“你回家时看到什么人了吗?”——这样的问题时,她一定以为他什
么都知道了,以为他正在问她这件事。
这简直吓坏她了。她以为我知道了一切,其实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我问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办法,我有办法弄明白她当时的表现发
生变化的原因。因为面谈结束后,我会回过头来再仔细分析她的言
行……但我做了什么呢?我做了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我把本应引起
怀疑的奇怪行为合理化了。
我想,是的,也许她正在和一个已婚男人幽会,但不想告诉我;
或者她是个女同性恋,一直在担心别人知道她在偷偷地与一位女伴交
往。我开始考虑其他所有的可能,然后有点儿接受了一切——以便我
不会因为继续怀疑而几近疯狂。我接受了这种可能性。
安娜·蒙特斯并不是一名间谍大师。她没必要当间谍。在一个我
们的测谎仪设置为“关闭”模式的世界里,间谍总能够往来轻松自
如。斯科特·卡迈克尔是一个疏忽大意的人吗?根本不是。他做了我
们每个人都会做的事:他从安娜·蒙特斯说的是真话这样的假设出
发,然后,在理解安娜所说的一切时——几乎无意地——努力使自己
的理解与这个假设相符。我们都需要一台“触发器”来摆脱对真实的
默认,但是引起“触发器”反应的最低值很高,卡迈克尔的怀疑远未
达到这一最低值。
莱文认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测谎仪不会——或者说不能——
以我们期望的方式工作。在电影中,头脑机敏的侦探会当场戳穿对方
的假话。但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足够的证据来消除我们的疑虑需要时
间。你问你的丈夫是否有外遇,他说没有,然后你就会相信他,你默
认的是:他说的是实话。不管你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你都会把它合理化。但3个月后,你碰巧注意到他的信用卡账单上有一笔不
寻常的酒店房费,加上他有几周去向不明的事实和几通神秘的电话,这一切把你的怀疑推到触发反应的最低值,谎言这才被识破。
这就是对第一个难题——为什么古巴人能够瞒过中情局的人这么
久——的解释。这个故事并不是对美国情报机构能力的控诉,它只反
映了一个事实,即中情局官员和我们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和其
他人一样,对真相抱有同样的偏见。
卡迈克尔过后找到雷格·布朗,试图向他解释。
我说:“雷格,我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我理解你认为这是
一次间谍参与的蓄意影响行动的推理,它看起来也确实像,但即使是
这样,我也不能空口无凭地指责她,说她是一名参加了这次蓄意行动
的间谍。这根本没道理啊……那天的最后,我不得不了结了这个案
子。”
6
斯科特·卡迈克尔与安娜·蒙特斯会谈之后又过了4年,他在美国
国防情报局的一位同事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遇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
一名分析师。美国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情报网络的第三个分支,与美国
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情报局并列,负责密码破译。这名分析师说,他们在破解古巴与其特工联络所使用的密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这些密码是一些长串的数字,它们通过短波电台被定期发送。美
国国家安全局设法解码了其中的几个片段。两年半以前,他们已经把
破解的密码片段交给了联邦调查局,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出于无
奈,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这位分析师决定与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同行分享
一些细节。她说,华盛顿有一个地位很高的古巴间谍,他们称其为“特工S”。特工S对被称作“萨菲”系统的东西很感兴趣。在1996年7
月4日到18日的两周内,特工S曾访问美国在关塔那摩湾的海军基地。
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这位同事突然感到很害怕,因为“萨菲” 可
是美国国防情报局内部电脑信息档案系统的名字,这有力地表明,特
工S就在美国国防情报局里,或至少在隶属于美国国防情报局的机构
里。这位同事开会回来后将情况报告给他的主管,他们又告诉了卡迈
克尔。卡迈克尔很生气,因为他是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反情报调查员!
可联邦调查局在查一个可能涉及美国国防情报局雇员的间谍案已经有
两年半的时间了,却没有知会他一声?
他很清楚自己需要做什么——在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计算机系统内
搜索相关信息。任何前往关塔那摩湾的美国国防部雇员都需要事先得
到批准,他们需要通过五角大楼的电脑系统发送两条申请信息:先请
求批准访问,然后请求与他们希望访谈的任何人员交谈。
“好,找找那两条信息。”卡迈克尔说。
他猜想,7月前往关塔那摩湾的人最早会在4月提交申请,因此他
这样键入了自己要搜的内容:1996年4月1日至7月18日,美国国防情报
局员工关塔那摩湾访问授权,安全许可申请。他请他的同事“短吻
鳄”约翰逊同时进行了同样的搜索。毕竟,两人智慧胜一人。
当时,计算机在完成信息搜索后,会创建一个命中文档,把搜到
的信息一条条罗列出来,并显示:“共搜到X条匹配记录。”我听见
“短吻鳄”在那边搜索……我能听到他在敲击键盘,知道他还没完成
搜索,但我这边已经有了可以浏览的命中文档。于是我想,我要快速
把它看完,看看有没有哪个名字会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在这时,我很
确定地发现,第20条信息是我要找的结果:姓名是安娜·B.蒙特斯。
天啊,游戏结束了,我的意思是,一瞬间,一切就结束了……我真的
惊呆了,是大惊失色,张口结舌,差点儿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实际是后退了一段距离)。我坐在带脚轮的办公椅上,让自己离这则坏消息
远了一点儿……真的,我退到了工作隔间的最后面,而“短吻鳄”还
在另一边不停地敲着键盘。
我说:“哦,该死。”
1. 1英里约为1.6千米。——编者注
2. 文字转录出自克里斯蒂娜·库利(Cristina Khuly)执导的纪录片《击落》
(Shoot Down)(Palisades Pictures, 2007)。胡安·巴勃罗·罗克是古巴人在
“兄弟救援队”内部的消息来源,他的情况也来自此纪录片。
3. CNN,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家向全世界播送节目的美国广播公司。——编者
注
4. “CNN对尤金·卡罗尔海军上将的采访——美国海军后方部队上将”CNN,February 25, 1996, Transcript 47-22,http:www.hermanos.orgCNN%20Interview%20with%20Admiral%20Eugene%20Car
roll.htm.
5. 美国国务院曾通过官方渠道通知“兄弟救援队”,任何以古巴为目的地的飞行计划
都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些警告显然并没有奏效。(注:在击落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
里,美国政府曾意识到,古巴人对“兄弟救援队”的行动越来越愤怒,并主要通过直接
与其领导人何塞·巴苏尔托进行沟通向该组织发出了警报。1995年夏秋,美国国务院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公开发表声明,警告该组织,飞往古巴的飞行计划是不被允许的。联
邦航空管理局曾一度试图吊销巴苏尔托的飞行员执照,但是政府的警告在1996年秋放
慢了脚步,因为官员们认为进一步的警报“更可能激怒巴苏尔托,而不是让他平静下
来”。在此期间,“兄弟救援队”因克林顿于1995年宣布对古巴难民施行“湿脚、干
脚政策”而与克林顿政府不和。)
CNN:将军,此次事件发生之前,国务院曾就此事向“兄弟救援队”发出其他警
告,是吗?
卡罗尔:都是一些并不能真正起作用的警告……他们知道“兄弟救援队”一直在提
交假的飞行计划,而“兄弟救援队”实际上是去古巴。这也是古巴人感到气愤的原因所
在——美国政府没有强制执行自己的飞行规定。
6. Scott Carmichael, True Believer: Inside the Investigation and
Capture of Ana Montes, Cuba’s Master Spy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7), p.5.
7. 23日,美国国务院与海军少将尤金·卡罗尔会晤后得知了此次击落威胁,但政府
并没有联系“兄弟救援队”。相反,美国国务院在袭击发生的前一晚警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明天(‘兄弟救援队’)很可能会试图未经授权飞往古巴领空”。作为回
应,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安排雷达中心对飞越佛罗里达海峡的飞机进行紧密监视。然
而,24日,当雷达发现古巴的米格战斗机时,管理局却没有向飞行员发出警告。尽管
F-15战斗机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但它未被许可去保护“兄弟救援队”的飞机。美国
政府后来将未能保护飞行员的责任归咎于通信问题。在这次事件中幸存的巴苏尔托说,这次袭击是古巴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设计的某种阴谋的结果。出自Marifeli Pérez-
Stab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Intimate Enem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52。
8. 蒙特斯的代号是“古巴女王”;美国国防情报局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密码本,在她
的衣柜里找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事后调查报告中的“在她无意的帮助下……为哈瓦那
工作”都出自Jim Popkin,“‘Queen of Cuba’Ana Montes did much harm as a
spy.Chances are you haven’t heard of her,”Washington Post,2013年4月8
日。
9. 这确实是真的。蒙特斯会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曾一度只吃未经调味的煮土豆。中
情局的心理学家后来得出结论,她患有边缘性强迫症。而且她每次会用不同的肥皂洗
澡,洗澡时间还很长。她开车时总戴着手套。她平时有这么多奇怪的行为,人们对此已
见怪不怪,觉得不足为奇了。
10. 关 于 蒂 姆 · 莱 文 欺 骗 实 验 的 完 整 列 表 , 参 见 “ 欺 骗 和 欺 骗 检 测 ”
( “Deceptionand Deception Detection” ) https:timothy-
levine.squarespace.comdeception,访问时间:2019年3月7日。
11. 莱文的理论在他的书《被欺骗:“默认真实”理论和说谎与欺骗的社会科学》
( Duped:Truth-Default The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of Lying and
Deception. Tuscaloosa, AL: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9)中有清晰的
阐述。如果你想了解关于欺骗的理论,读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
12. 关于菲利普及其他访谈对象的录像,参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作弊访谈录像
(East 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07—2011)。
13. 莱文分别让人们看了22个说谎者和22个说真话的人的录像,人们识别说谎者的正
确率为56%,参见莱文的《被欺骗:“默认真实”理论和说谎与欺骗的社会科学》一书
第13章第27号实验(Tuscaloosa, AL: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9)。
其他心理学家也做过类似的实验,他们的平均正确率是54%,参见C.F.Bond, Jr.and
B.M.DePaulo, “Accuracy of deception judgments,”Review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 (2006): 214—234。
14. 在我的书《眨眼之间》中,我提到了保罗·埃克曼所说的一小部分人能够成功识破
说谎者的事情。关于埃克曼与莱文辩论的更多信息,请参照注释中的扩展评注。
15. Timothy Levine,“Truth-Default Theory (TDT): A Theory of Human
Deception and Deception Dete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Psychology 33, no.4 (2014): 378—392.
16. Stanley Milgram,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4, no.4 (1963): 371—378.
17. 关于米尔格拉姆实验第二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的陈述主要出自Gina Perry, Behind
the Shock Machine: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Notorious Milgram Psychology
Experiment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温和又顺从”,第55—56
页;“……可能杀死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第80页;“‘哦,也许这是真
的’”,第127—129页。
18.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9), p.172.
19. “萨菲”,英文SAFE,是Security Analyst File Environment的首字母缩略
词,即“安全分析文件环境”。我喜欢人们首次提及某个事物时用其首字母缩略词,过
后再创造出全称。第4章 社交成本
圣愚
1
2003年11月,长岛对冲基金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后文简称“复兴
科技”)的投资组合经理纳特·西蒙斯忧心忡忡地给几位同事写了一
封电子邮件。他发现,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资金安排之后,公司持有纽
约投资者伯纳德·麦道夫管理的一只基金的股份,而正是这位麦道夫
让西蒙斯深感不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在纽约金融界工作过的人可能都听过
伯纳德·麦道夫的名字。他在曼哈顿中城一座优雅的被称作“口红大
厦”的办公大楼里工作。他是许多重大金融联合会的董事会董事,穿
梭于汉普顿和棕榈滩有钱人的世界里。他举止傲慢,有一头飘逸的白
发;他隐遁、神秘,不为人知。后一事实使西蒙斯感到不安——他听
到了谣言。他在群发的邮件中写道,他信任的一个人“私下告诉我
们,麦道夫在一年内必出大事”。
这个人还说:“因为麦道夫的姐夫是麦道夫公司的审计师,麦道
夫的儿子在其公司高层,你们若抛出其股份的话,可能会遭受恶意指
控、冻结账户等风险。”
第二天,公司的高管之一亨利·劳弗给纳特·西蒙斯回了信。他
同意了麦道夫会出事的看法,并补充称,复兴科技掌握了能说明麦道夫有问题的“特有证据”。然后,复兴科技的风险经理——负责确保
基金投资安全的人——保罗·布罗德也对麦道夫声称正在使用的交易
策略进行了周密、详细的分析,他最后总结道:“麦道夫的一切做法
似乎都讲不通。”于是,他们三人决定进行内部调查。随着调查的深
入,他们的疑惑越来越深。“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搞不懂他在做什
么。”布罗德后来说,“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赚到钱的,我们得到的
任何证据都不能解释他所说的成交量。”复兴科技的人都开始对麦道
夫产生了怀疑。
那么,复兴科技的人是不是马上卖掉了自己所持的麦道夫的股份
了呢?不完全是。他们两面下注,只减持了一半。5年后,麦道夫被查
明为诈骗犯,是史上最大庞氏骗局的设计者。当联邦调查人员找纳特
·西蒙斯谈话,请他解释受骗的原因时,西蒙斯说:“作为经理,我
从来没有想过这是个骗局。”他承认,他没搞明白麦道夫究竟在做什
么,他承认麦道夫让人感觉有点儿怪怪的,但他不愿意相信他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骗子。西蒙斯有过怀疑,但怀疑得不够强烈——他默认了
真实。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后文简称“证交会”)在一次例行审计
中发现了西蒙斯和劳弗之间的邮件:这已不是证交会第一次对麦道夫
的业务产生怀疑了。 麦道夫声称他的投资策略与股票市场挂钩,这
意味着他的投资收益应该随市场的涨跌而上下波动,这一点与其他基
于市场的任何投资策略是一样的。但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是,麦道夫的
收益总是非常稳定。证交会一位名叫彼得·拉莫尔的调查人员去见了
麦道夫,希望得到他的解释。麦道夫的回答是,他有一种万无一失的
“直觉”,基本上能预见形势,懂得如何高抛低吸。拉莫尔后来回忆
道:
我反复问他。我认为他的直觉是可疑的、古怪的。我一直想找他
问个究竟。我觉得事情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我认为他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对市场全局的洞见。所以我后来又催问他,我问了伯尼(麦
道夫)一遍又一遍。有时,除了反复问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拉莫尔把他的疑惑告诉了他的上司罗伯特·索拉佐,后者也怀疑
麦道夫,但其疑虑还不够多。正如证交会在对麦道夫案的调查总结中
写的:“索拉佐没能认识到,麦道夫所谓的凭‘直觉’交易是‘必然
的……荒谬’。”证交会“默认了真实”,麦道夫的欺诈行为得以继
续。事实上,在整个华尔街,无数与麦道夫打过交道的人都认为麦道
夫肯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有几家投资银行对他敬而远之,甚至租
给他办公室的房地产经纪人也认为他有点儿不正常。但是却没有人做
点儿什么,或者很快得出结论,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子。在麦道
夫案中,每个人都“默认了真实”——但有一个人除外。
2009年2月初,也就是麦道夫向当局自首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名叫
哈里·马科波洛斯的人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全美电视听证会上做了证。
他是一名独立的诈骗案调查员,有纽约北部口音,说话紧张而迟疑,他那天穿着不合身的绿色套装。没有人听说过他。
“从2000年5月起,我和我的团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多次向证交
会发出过可信的警告,让证交会调查并阻止麦道夫的庞氏骗局。”马
科波洛斯在全神贯注的听众面前做证时说,他和几个同事搜集过一些
图表和图形,进行过计算机模拟计算,在麦道夫的主要资金来源地
——欧洲进行过排查。“我们知道,那时我们已经向证交会提供了足
够多的预警信号和数据证明,这原本能够使证交会阻止麦道夫的诈骗
活动,将诈骗金额控制在70亿美元以下。”可是,证交会什么都没
做。2001年10月,马科波洛斯再次举报麦道夫,并且在2005年、2007
年和2008年多次举报麦道夫,但每次举报都没有任何进展。马科波洛
斯慢慢地读着自己的记录,将多年来的沮丧娓娓道来。
我把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案的证据整理好,交给了他们。不知为
什么,他们却懒于进行正当的彻底调查,说因为他们有太多更重要的事要处理。如果一个涉案金额达500亿美元的庞氏骗局对他们来说都不
够重要的话,我想知道是谁规定了什么样的事才是重要的。
在众多怀疑伯尼·麦道夫的人中,只有哈里·马科波洛斯没有
“默认真实”,只有他看到的是真实的陌生人。听证会进行到一半
时,一名国会议员问马科波洛斯是否愿意来华盛顿掌管证交会。经历
了史上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之后,人们的感受是,我们都可以向哈里
·马科波洛斯学习。“默认真实”是个问题,它会让间谍和骗子如鱼
得水。
确实是这样吗?下面,我们来看看蒂姆·莱文关于欺骗和“默认
真实”理论的第二个关键部分。
2
哈里·马科波洛斯 长得又瘦又结实,精力很充沛,虽然已近中
年,但他看上去比其实际年龄小得多。他很讨人喜欢,其言语也很有
说服力,尽管他有时会讲一些令人尴尬的笑话,使谈话戛然而止,但
他还算是一个健谈的人。他自称患有强迫症:每次打开电脑后,都要
用消毒剂把键盘擦拭一遍。他是华尔街公认的数据专家和股市分析高
手。“对我来说,数据就是真理。”他说。当他分析一个投资机会或
一家公司时,他更喜欢不与任何一位负责人面对面接触——他不想犯
张伯伦那样的错误。
我想观察他们公开露面时的远程讲话,审查他们的财务报表,然
后用简单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这些信息……我想找出真相。我不想让自
己因为某个人热情地招呼了我,就对他产生好的看法,因为那只会对
我的个案分析结果产生负面影响。
马科波洛斯在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长大,其父母是希腊移民,家
里开着“亚瑟·崔彻炸鱼薯条”连锁店。“我的叔叔们会追上吃霸王餐的人,抓住他们,让他们付钱。”他回忆道。
我见过我爸爸和顾客打架,追着顾客不放。我见过有人偷镀银器
皿。他们不仅偷镀银器皿,甚至连普通餐具都偷……我记得有个人块
头很大,他在吃别人放在柜台上的盘子里的东西,我叔叔说:“你不
能这样做。”那个人说:“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他们又没吃,那我就
可以吃。”于是我叔叔走到柜台外面,抓住那个人的胡子,把他拽了
起来,一直往上拽……我想,叔叔死定了,这家伙身高近2米,他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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