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艳虹 董强利 张兰

    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抑郁障碍以独立分类疾病单元呈现，抑郁症被归于其中，是以心境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活动减退为主要症状的精神疾病，病情严重时患者会有自杀倾向，预计到2030 年，该病将成为全球疾病负担之最[1-2]。为了衡量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程度，Jorm 等在1997 年提出心理健康素养(MHL)的概念，MHL 是指关于精神障碍的知识和信念，有助于识别、管理和预防精神障碍，包括识别精神疾病的能力，了解寻求心理健康信息的途径，了解危险因素和病因，掌握自我治疗的知识，了解如何获得专业帮助，提高识别的能力和促进求助态度的形成。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也以MHL 来衡量，有研究表明缺乏MHL 是延误抑郁症患者寻求帮助的重要因素之一[3]。精神疾病污名化是指个体对精神疾病的负面态度，通常包括负面的认识、消极的情感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行为，导致污名化对象被标记上社会排斥的属性[4]。公众对抑郁症的认知不到位可能导致无法识别抑郁症状，影响患者早期求治行为，而污名化和病耻感则可能使抑郁症患者缺乏主动就医意识、延迟就诊。本文就不同人群的抑郁症认知程度及污名化态度进行介绍，探究与之相关的因素，以期增强公众MHL，从而改善抑郁症认知现状、减弱公众污名化及减轻患者的病耻感。

    一、对抑郁症的认知与求助态度

    不同国家、地区、人群、性别者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不尽相同，西方国家较东方国家的抑郁症认知程度高，医学专业人员及医学相关人员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较一般人群高，女性比男性有更强的抑郁症识别能力。大众对药物、电休克、电抽搐治疗抑郁症持有更多负面看法，较多人认可“躯体疾病需药物治疗，但心理疾病则不需要”的观点，Chen 等[3]的研究显示，47.5%的护理人员认为电休克对抑郁症患者是有害的干预措施，但目前大众对抑郁症的预后较乐观。

    1.地域及文化差异

    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对抑郁症的认知程度和积极信念优于亚洲和非洲国家，Altweck 等(2015 年)的跨文化研究显示，与印度人相比，欧洲裔美国人具有更好的抑郁症识别能力，并更倾向于寻求专业帮助，这可能与文化差异有关。在欧洲与美洲，心理因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发病因素之一，但在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的印度文化中，社会原因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基本病因之一，因此印度人更愿意求助于社区关系，如近亲、宗教领袖而非求助于专业人员。Freitag 等[5]的一项针对德国人的研究显示，研究对象仅能正确回答51%的抑郁症相关问题，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及药物方面的认知程度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