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同性恋的民族志研究已经脱离了病理学的轨道，转而重点阐述特定地理区域的特定文化如何组织和模塑同性恋行为。美拉尼西亚社会和北美印第安社会成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同性恋民族志研究的两个经典案例。同时，其他地理区域的民族志材料的收集和描述力图拓展西方社会以外的视野，增强了文化地理学的含义。不同社会的民族志材料呈现同性恋多样性的同时也提出了疑问：生物学意义上的二元生理性别能否解释性别多元存在的现象？这实际牵引出一个更深远的问题，在西方世界的生理性别认识论发明和散播之前，关于性与性别的多线知识是如何在广阔的非西方社会生产出来的？

    纵观这个时代的研究，文化模式成为关键词，关于性别角色、亲属制度和劳动力分工的意识形态在同性恋行为的建构中非常重要。在这里，行为成为一个环程的入点，藉由它探寻与其相联的意义的不同领域。由此，我们看到上述研究所隐含的古代模型中“同性恋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美拉尼西亚模型中“同性恋作为群体分类的标准”、“同性恋作为成年礼”的意义。民族志文本中描述的同性恋行为并未作为性取向，甚至是性身份得到行为发生者的认同，这种行为只在人生某个特定阶段(如婚前)为了某种目的(如增强男性气质)而发生，即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发生。同时，同性恋行为又是一个终点。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对于社会的作用又在哪里？在某些社会(尤其是古代模型)，我们看到性行为是变化着的，采取同性/异性性行为不是个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