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言审因用方治疗健忘的学术特色(1)
关键词 健忘 审因论治 七情 方剂 陈言 中医学术发掘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青田(今属浙江)人。陈言系我国南宋著名医学家，其长于医理，精于方脉，善执简驭繁。陈言于淳熙元年(1174年)撰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下简称《方论》)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和不内外因三类。这种以致病因素为主，结合发病途径、发病部位，并融入脏腑病证体系的“三因”分类法，为中医病因学的创立奠定了学术基础。陈氏提出“别其三因”，“随因施治”(《方论•三因论》)[1]，强调治疗疾病应以因类病，因病辨证，随证治之，这种审因论治的思想，并具体运用到每种疾病的临床实践之中，是中医病因辨治的肇始，是继张仲景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治疗的又一创举，极大地丰富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内涵。《方论》作为中医文献史上首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的专著，笔者对其研读有年，并发现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陈言在内伤七情及审因论治的理念指导下，论治健忘见解独特。现就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及治疗方剂的认识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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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因病机论述
陈言在《方论》中首次提出“三因论”的观点，即将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统称为“三因”。他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方论•五科凡例》)。具体则是“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方论•三因论》)。陈言总结前贤的病因论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把“七情”致病提高到人体发病的重要高度，将患者的情志原因作为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即内因。通过审视“七情”致病的内在作用，来指导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这也为健忘的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1.1 “七气”与“五噎”：在人体正常的情况下，五脏六腑功能平顺，心平气和，“内则精神魂魄志意思”，各自发挥形神相合的调和作用，其精神状态是安和的。但是，在“情动”失调的状态下，情志过极，会引发各种疾病，成为“七情”致病。故陈言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方论•三因论》)“七情”又称“七气”。“七情”致病又与人体脏腑相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陈言指出：“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方论•七气叙论》)从内伤因素的“七情”到病理变化的“七气”，在健忘病的视角看，与脏腑中的心胞、肾、胆等关系密切，《方论》中说：“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方论•七气证治》)且“脏气不行，郁而生涎”。如病在咽嗌的“五噎”，“皆由喜怒不常，忧思过度，恐虑无时，郁而生涎，涎与气搏，升而不降，逆害饮食”所致，其中的“思噎”就会出现健忘症状，“思噎者，心怔悸，喜忘，目视目巟目巟。”(《方论•五噎证治》)为此，陈言专订七气汤、大七气汤、五噎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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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情气机调治中，陈言注意分辨脏腑虚实。七气汤治虚为主，“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方论•七气证治》)，药用人参、甘草以益气和中，佐半夏、桂心以行气解郁。大七气汤则治实为主，“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方论•七气证治》)，故药用厚朴行气破满，紫苏疏理宽胸，半夏降逆下气，佐以茯苓除湿健中。五噎散能“治五种噎”(《方论•五噎证治》)，自然也包括伴有健忘的“思噎”，药用人参、茯苓、厚朴、枳壳、桂心、甘草、诃子、白术、橘皮、白姜、三棱、神曲、麦蘖、木香、槟榔和蓬术，功能益气健中，理气活血，解郁化涎，消补兼施。
1.2 脾主意与思：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的论述，认为七情之“思”起到重要作用，伤及的脏器，除心以外，脾是关键。《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脾藏营，营舍意。”又云：“所以任物者为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为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脾“在志为思”，“思伤脾”[2]。中医学认为，人的神志活动虽分属于五脏，但必以血液为物质基础，而心主血脉，故心亦主神志。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但总责之于心。其中“思”伤所及，脾首当其冲，因“思动于心则脾应”[3]。《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因“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2]。陈言则明确提出“思伤脾，其气结”。“思”与“意”均是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主要包括在记忆、思虑等思维范畴之中。《方论》指出：“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故论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则必是心。”(《方论•健忘证治》)主张记忆思维过程不仅归功于心，还要有脾的重点参与。若“思”与“意”的活动过度，可内伤心脾，引发健忘，治疗更要心脾同治。陈言在论述健忘证治时说：“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或曰：常常喜忘，故谓之健忘，二者通治。”并拟定小定志圆，可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之“忽忽喜忘”(《方论•健忘证治》)，药用菖蒲、远志、茯苓、茯神、人参、辰砂等六味。方中菖蒲、远志开窍祛痰，辰砂镇静安神，人参、茯苓、茯神则填土益脾。因脾为中土，脾主思为万物所归。治疗健忘，增强记忆，心窍宜开，脾土宜静，调理脾土是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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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风致多忘：从《方论》的内容编排看，陈言把“健忘”证治作为一种独立病证论述，排在“内所因论”之后，表明其对健忘临床研究的重视，强调健忘主要是七情内伤所致的病种。当然，陈言认为外因六淫也有可能引起健忘，因“暑喜伤心包，湿喜伤脾，热伤心”(《方论•六经中伤病脉》)，而心、心包、脾所伤与健忘的发病关系密切。如六淫中的“风”，可造成肝风、心风、脾风、肺风和肾风，“盖风性紧暴，善行数变，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晕，激人涎浮，昏人神乱。”(《方论•叙中风论》)陈言在“中风治法”中指出：“诸有此证，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并用排风汤治疗，药用白鲜皮、白术、芍药、桂心、芎NF8E8、当归、杏仁、防风、甘草、独活、麻黄、茯苓。认为“服此汤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悉主之”(《方论•中风治法》)。
2 治疗方剂解析
陈言在《方论》中，以三因分类辨治疾病，同时对治疗的方剂也予以归类，开辟方剂学由博返约之路。经过唐宋医学经验的积累，陆续出现一批大部头方书，这些方书收方千万，浩如烟海，反而使临床无所适从。故对众多方药进行筛选，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成为当时医家的一项迫切任务。陈言深切感受到“不削繁芜，罔知枢要”(《方论•自序》)，他在《太医习业》中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动辄千百卷，“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髓。其亦反约之道也。”(《方论•太医习业》)。陈言主张以因辨病，审因论治，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笔者体会，《方论》收载方剂不足千首，其中涉及治疗健忘的方剂也体现了陈言由博返约、削繁知要的临床处方理念。, 百拇医药(陈永灿)
陈言，字无择，号鹤溪道人。青田(今属浙江)人。陈言系我国南宋著名医学家，其长于医理，精于方脉，善执简驭繁。陈言于淳熙元年(1174年)撰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下简称《方论》)十八卷。他在自序中认为“医事之要，无出三因”，将疾病的病因分为外因(六淫)、内因(七情)和不内外因三类。这种以致病因素为主，结合发病途径、发病部位，并融入脏腑病证体系的“三因”分类法，为中医病因学的创立奠定了学术基础。陈氏提出“别其三因”，“随因施治”(《方论•三因论》)[1]，强调治疗疾病应以因类病，因病辨证，随证治之，这种审因论治的思想，并具体运用到每种疾病的临床实践之中，是中医病因辨治的肇始，是继张仲景六经辨证、脏腑辨证治疗的又一创举，极大地丰富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内涵。《方论》作为中医文献史上首部较为系统地论述病因分类及审因论治的专著，笔者对其研读有年，并发现其在健忘证治方面形成自身的学术特色。陈言在内伤七情及审因论治的理念指导下，论治健忘见解独特。现就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及治疗方剂的认识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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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因病机论述
陈言在《方论》中首次提出“三因论”的观点，即将导致疾病发生的因素归纳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统称为“三因”。他说：“凡治病，先须识因，不知其因，病源无目。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则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方论•五科凡例》)。具体则是“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逆，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着，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不内外因”(《方论•三因论》)。陈言总结前贤的病因论述，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把“七情”致病提高到人体发病的重要高度，将患者的情志原因作为疾病发生的主要因素，即内因。通过审视“七情”致病的内在作用，来指导临床实践，解决临床问题，这也为健忘的治疗开启了新的思路。
1.1 “七气”与“五噎”：在人体正常的情况下，五脏六腑功能平顺，心平气和，“内则精神魂魄志意思”，各自发挥形神相合的调和作用，其精神状态是安和的。但是，在“情动”失调的状态下，情志过极，会引发各种疾病，成为“七情”致病。故陈言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方论•三因论》)“七情”又称“七气”。“七情”致病又与人体脏腑相应，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陈言指出：“夫五脏六腑，阴阳升降，非气不生，神静则宁，情动则乱。故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者不同，各随其本脏所生所伤而为病。故喜伤心，其气散；怒伤肝，其气击；忧伤肺，其气聚；思伤脾，其气结；悲伤心胞，其气急；恐伤肾，其气怯；惊伤胆，其气乱。虽七诊自殊，无逾于气。”(《方论•七气叙论》)从内伤因素的“七情”到病理变化的“七气”，在健忘病的视角看，与脏腑中的心胞、肾、胆等关系密切，《方论》中说：“悲伤心胞者，善忘，不识人，置物在处，还取不得，筋挛，四肢浮肿。……恐伤肾者，上焦气闭不行，下焦回还不散，犹豫不决，呕逆恶心。……惊伤胆者，神无所归，虑无所定，说物不竟而迫。”(《方论•七气证治》)且“脏气不行，郁而生涎”。如病在咽嗌的“五噎”，“皆由喜怒不常，忧思过度，恐虑无时，郁而生涎，涎与气搏，升而不降，逆害饮食”所致，其中的“思噎”就会出现健忘症状，“思噎者，心怔悸，喜忘，目视目巟目巟。”(《方论•五噎证治》)为此，陈言专订七气汤、大七气汤、五噎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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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情气机调治中，陈言注意分辨脏腑虚实。七气汤治虚为主，“治脏腑神气不守正位，为喜、怒、忧、思、悲、恐、惊忤郁不行”(《方论•七气证治》)，药用人参、甘草以益气和中，佐半夏、桂心以行气解郁。大七气汤则治实为主，“治喜怒不节，忧思兼并，多生悲恐，或时振惊，致脏气不平”(《方论•七气证治》)，故药用厚朴行气破满，紫苏疏理宽胸，半夏降逆下气，佐以茯苓除湿健中。五噎散能“治五种噎”(《方论•五噎证治》)，自然也包括伴有健忘的“思噎”，药用人参、茯苓、厚朴、枳壳、桂心、甘草、诃子、白术、橘皮、白姜、三棱、神曲、麦蘖、木香、槟榔和蓬术，功能益气健中，理气活血，解郁化涎，消补兼施。
1.2 脾主意与思：陈言对健忘病因病机的论述，认为七情之“思”起到重要作用，伤及的脏器，除心以外，脾是关键。《灵枢•本神》云：“心藏脉，脉舍神”，“脾藏营，营舍意。”又云：“所以任物者为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有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为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脾“在志为思”，“思伤脾”[2]。中医学认为，人的神志活动虽分属于五脏，但必以血液为物质基础，而心主血脉，故心亦主神志。情志所伤，虽五脏各有所属，但总责之于心。其中“思”伤所及，脾首当其冲，因“思动于心则脾应”[3]。《素问•举痛论》云：“思则气结”，因“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2]。陈言则明确提出“思伤脾，其气结”。“思”与“意”均是人的精神意识活动，主要包括在记忆、思虑等思维范畴之中。《方论》指出：“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故论云：言心未必是思，言思则必是心。”(《方论•健忘证治》)主张记忆思维过程不仅归功于心，还要有脾的重点参与。若“思”与“意”的活动过度，可内伤心脾，引发健忘，治疗更要心脾同治。陈言在论述健忘证治时说：“今脾受病，则意舍不清，心神不宁，使人健忘，尽心力思量不来者是也。或曰：常常喜忘，故谓之健忘，二者通治。”并拟定小定志圆，可治“心气不定，五脏不足”之“忽忽喜忘”(《方论•健忘证治》)，药用菖蒲、远志、茯苓、茯神、人参、辰砂等六味。方中菖蒲、远志开窍祛痰，辰砂镇静安神，人参、茯苓、茯神则填土益脾。因脾为中土，脾主思为万物所归。治疗健忘，增强记忆，心窍宜开，脾土宜静，调理脾土是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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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风致多忘：从《方论》的内容编排看，陈言把“健忘”证治作为一种独立病证论述，排在“内所因论”之后，表明其对健忘临床研究的重视，强调健忘主要是七情内伤所致的病种。当然，陈言认为外因六淫也有可能引起健忘，因“暑喜伤心包，湿喜伤脾，热伤心”(《方论•六经中伤病脉》)，而心、心包、脾所伤与健忘的发病关系密切。如六淫中的“风”，可造成肝风、心风、脾风、肺风和肾风，“盖风性紧暴，善行数变，其中人也卒，其眩人也晕，激人涎浮，昏人神乱。”(《方论•叙中风论》)陈言在“中风治法”中指出：“诸有此证，令人心惊，志意不定，恍惚多忘。”并用排风汤治疗，药用白鲜皮、白术、芍药、桂心、芎NF8E8、当归、杏仁、防风、甘草、独活、麻黄、茯苓。认为“服此汤安心定志，聪耳明目，通脏腑。诸风疾悉主之”(《方论•中风治法》)。
2 治疗方剂解析
陈言在《方论》中，以三因分类辨治疾病，同时对治疗的方剂也予以归类，开辟方剂学由博返约之路。经过唐宋医学经验的积累，陆续出现一批大部头方书，这些方书收方千万，浩如烟海，反而使临床无所适从。故对众多方药进行筛选，确认疗效，使漫无边际的方书由博返约，成为当时医家的一项迫切任务。陈言深切感受到“不削繁芜，罔知枢要”(《方论•自序》)，他在《太医习业》中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太平圣惠方》等方书，动辄千百卷，“使学者一览无遗，博则博矣，倘未能反约，则何以适从。予今所述，乃收拾诸经髓。其亦反约之道也。”(《方论•太医习业》)。陈言主张以因辨病，审因论治，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笔者体会，《方论》收载方剂不足千首，其中涉及治疗健忘的方剂也体现了陈言由博返约、削繁知要的临床处方理念。, 百拇医药(陈永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