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飞 徐 姗 王艳霞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成都 611130)

    1 引言

    自从1985年Greenhaus和Beutell提出工作家庭冲突开始(Greenhaus & Beutell, 1985), 有关工作和家庭之间关系的理论经历了长足的发展, 如边界理论(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指出工作和生活角色间存在着边界; 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2001)则讨论了个体倾向于获取和保存资源, 且个体会通过资源的替代和转移来实现保存资源的目的。也有学者基于上述理论提出, 角色压力是导致工作和家庭领域间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Michel,Kotrba, Mitchelson, Clark, & Baltes, 2011), 当员工在某一个角色上承担的任务负荷过多时, 就会感受到任务型压力, 其倾向于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转移已有资源(Matthews, Winkel, & Wayne, 2013)。因此,我们认为角色压力(如角色负荷)对工作和家庭间关系的影响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直接影响, 如工作领域中角色压力会影响工作领域的结果变量(Ford,Heinen, & Langkamer, 2007), 另一种是交叉影响,如工作领域中角色压力会因为跨领域的资源占用而影响家庭领域的结果变量(Byron, 2005)。已有研究不仅验证了前因变量(角色压力)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也探讨了工作家庭冲突对结果变量的影响,如工作、生活满意度和心理抑郁(Ford et al., 2007;Major, Klein, & Ehrhart, 2002)等, 但探索以冲突作为中介机制, 看其如何影响前因变量(工作/家庭角色压力)和结果变量(心理抑郁)之间的关系却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然而, 上述的研究多以西方国家的单一样本为主, 一项总结性的研究表明, 在对工作家庭关系的讨论中, 仅有 3%的研究使用了跨样本的做法(Casper, Eby, Bordeaux, Lockwood, & Lambert,2007), 跨文化的比较更加少见。在仅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中, 研究者通常的做法是以抽取不同国家的样本来代表不同的文化, 但梁觉和周帆(2008)在《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陈晓萍, 徐淑英,樊景立, 2008, p 387)一书中指出, 简单的以国家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不同样本中变量间关系的差异也并不能直接归因于文化差异,据此, 他们建议在跨文化研究中, 应该将文化的某一具体特征作为情境变量来衡量文化差异, 并以调节变量的形式纳入模型, 探索情境对变量间关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