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碧华 姬 鸣 赵小军 屠金路 游旭群

    1 引言

    1.1 安全态度是安全文化的核心要素

    安全文化(safety culture)是指组织和个人对操作系统的安全问题所具有的特性和态度的总和(Cooper, 2000), 它是心理、情境和行为因素的相互产物, 其核心特征通过组织和个体的安全态度加以表征(游旭群, 姬鸣, 顾祥华, 杨仕云, 2008)。态度对行为的调节作用体现在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态度的价值表现功能说明态度可以明确显示自己的文化价值, 态度的认知功能说明态度可以作为一种理解文化环境的手段。安全态度是指员工对安全生产所持的稳定、概括的反应倾向, 是劳动者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知, 对贯彻安全方针的情感及对执行安全规章制度的承诺, 与安全有关的态度变量涉及个人责任、风险意识等(Cheyne, Cox, Oliver, &Tomas, 1998)。安全态度的操作性表现在日常工作中的管理理念、工作方式和工作程序等内容上。Cheyne等发现安全管理态度能预测员工对安全规则的遵守程度, 并得出了员工的工作态度是安全文化中最重要指标的结论。因此, 在安全文化的内涵中, 态度是最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和有用的安全文化指标(Lee, 1994; Williamson, Feyer, Cairns, & Biancotti, 1997)。

    既然安全态度是评价安全文化的重要因素, 那么就有必要重视评价内隐安全态度在安全文化中的重要位置。内隐态度是“对过去经验不能区分或者不能准确的区分辨别, 而这些经验调节着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有关社会客体的情感、想法和行为”(Greenwald & Banaji, 1995)。在对安全文化测评时,以往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外显安全态度, 依赖于特定的调查工具, 这种自我报告式的测评方法并不能捕捉到安全文化的所有方面(Marquardt, Gades, &Robelski, 2012)。引入内隐方法可以检验出内隐安全态度究竟是属于安全文化的一部分还是安全文化之外的独立成分。越来愈多的证据表明安全文化中有内隐态度的重要作用(Burns, Mearns, & Mc-George, 2006; Marquardt et al., 2012)。早先, Schein(1990)提出组织文化模型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可观察的人工产物(artefacts)、信奉的价值观和基本假设(basic assumptions)。Glendon和Stanton (2000)对这个模型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和形象化, 在此基础上, Burns等(2006)区分了安全文化的表面水平和深层水平, 将内隐态度概念引入组织文化理论并首次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三层结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