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栋 陈作松

    (1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福州 350117) (2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 上海 200240)

    1 前言

    党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弘扬时代新风。《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也指出要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作风建设; 要加强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赛环境。然而, 近年来竞技运动中的不道德事件时有发生, 已构成了不容忽视的体育社会问题,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现有研究看, 学者们已对运动道德的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 如道德功能、道德判断、道德推理和运动道德定向等(Chow, Murray,& Feltz, 2009; Kavussanu, 2006; 张根存, 2008)。Kavussanu (2006)认为研究运动道德的这些方面虽然重要, 但运动道德研究的最终目的仍在于解释运动员的道德行为。然而, 目前有关运动员道德行为的实证研究还较为少见(Kavussanu, 2008; Kavussanu& Boardley, 2009; Kavussanu, Stamp, Slade, & Ring,2009)。运动员是竞技运动的主体, 其行为表现往往可对公众的认知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因此, 有必要加强运动员道德行为的研究, 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运动员道德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 充分发挥运动员的榜样作用。

    为解释个体道德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 Bandura(1986)提出了有关道德思想和行为的社会认知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得以发展各自的道德标准, 这些道德标准对个体的道德行为起着监督和调控作用, 即当个体做出与道德标准相符的行为时会产生自我尊敬等积极情绪, 从而促使个体积极主动的做出道德行为; 但当个体做出与道德标准不符的行为时则会产生愧疚等消极情绪, 以抑制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同时, 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行为道德与否取决于行为的结果, 而非考量实施行为时的原因或动机(Bandura, 1999)。在运动心理学研究中, 通常依据个体行为结果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将运动道德行为划分为运动亲社会行为和运动反社会行为(Kavussanu, 2006; Kavussanu, Seal, & Phillips,2006; Kavussanu et al., 2009; Sage, Kavussanu, &Duda, 2006)。运动亲社会行为是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的帮助他人或使他人受益的行为, 如帮助受伤的运动员等; 运动反社会行为则是指运动员个体表现出的伤害他人或使他人不利的行为, 如伤害对手等(Kavussanu & Boardley,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