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杭州 310058)

    1 引言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社会资本理论逐步发展成为管理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之一(Kwon & Adler,2014)。社会资本不仅影响了创新(Sytch &Tatarynowicz, 2014)与创业(Stam, Arzlanian, &Elfring, 2014), 还与个人绩效(Sparrowe, Liden,Wayne, & Kraimer, 2001)、职业生涯发展(周文霞,谢宝国, 辛迅, 白光林, 苗仁涛, 2015)等紧密相关。然而, 已有研究多数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 少有研究关注社会资本的形成(Baker, 2014; Kleinbaum,Jordan, & Audia, 2015)。

    社会学家多从外生性的视角出发, 认为社会资本得源于父母的经济社会地位, 或者通过后天的教育水平而获取(Lin, 2001)。然而, 外生变量无法刻度个体行动者努力构建社会资本的动机。心理学研究者则关注了人格特质(例如：自我监控、大五人格、消极情感)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Klein, Lim,Saltz, & Mayer, 2004; Mehra, Kilduff, & Brass, 2001;张勉, 魏钧, 杨百寅, 2009)。然而, 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个体行动者以人际互动为工具来建立社会资本的过程。由于社会资本是嵌入在社会网络的资源,因此个体行动者的人格特质、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必然会通过工具性交往影响社会资本的建立(Kilduff& Tsai, 2003; Thompson, 2005)。这种工具性交往在“伦理本位、关系导向”的中国社会中尤为明显。个体会通过“拉关系”、“拜把子”、“做人情”、“给面子”,与自身周围社会地位相似的群体建立广泛的联系(黄光国, 1988; 杨国枢, 1993), 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横向交往; 同时, 个体也会运用种种“运作”办法——透过关系人士引介、拜访、送礼、宴客等方式, 与社会中占据主导资源支配的群体建立关系(Walder, 1983; Yang, 1994), 也就是纵向交往。这两种不同的关系运作方式说明人们在构建社会资本时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因此, 有必要从关系运作的视角出发, 探讨工具性交往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事实上, 有些学者在研究个体行动者对社会关系的投资时已经注意到了关系运作的重要性。例如,Lin (2001)的社会资源学说指出, 异质性交往(heterogeneity)和对上交往(upper reachability)这两类工具性交往有利于个体行动者获取更多社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