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1 问题提出

    社会公平(social justice)从古至今都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社会理想(Sabbagh &Schmitt,2016;郭永玉,杨沈龙,胡小勇,2017)。从《论语》提出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圣经》(箴 14:30)告诫的“公义使邦国高举”,无不体现出“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1孔陆泉,张正云：我国四种领域的利益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9月15日。详见http://econ.cssn.cn/jjx/jjx_gzf/201509/t20150915_2343506.shtml的普遍共识。在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对组织公平(organizational justice)已有了一套完整且被广为使用的定义,即指人们对组织公平性的整体感知(Colquitt,Greenberg,&Zapata-Phelan,2005;Greenberg,2011;Guo &Giacobbe-Miller,2015;李超平,王桢,毛凯贤,2016;苗青,陈思静,宫准,洪雁,2015),本文在此基础上使用“社会公平”的概念,用“社会公平感”来代指个体对社会公平性的整体感知。

    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同时,社会发展亦动力受阻:数据表明,在按劳分配领域、按要素分配领域、社会总产品分配领域和商品交换领域内广泛存在着利益分配不公1;潜规则现象盛行则暴露出明显的程序不公(林炜双,高腾,孙李银,景怀斌,2010;易成非,姜福洋,2014)。这一切使得社会风险有所加剧(宋林飞,2016),社会稳定正在遭受威胁(张书维,王二平,2011;张书维,2015)。转型社会中,社会公平感直接决定着民众对当权者合法性的认可(Johnson,Hegtvedt,Khanna,&Scheuerman,2016;Wegener,2000),这构成了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Levi &Stoker,2000;Tyler,2011a)。调查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的 10余年间,中国民众的总体政治信任已经出现下滑态势(Wang&You,2016;孟天广,2014),且实际信任水平比调查结果更低(Li,2016)。这会导致民众各种不合作,如不响应各地红十字会捐款的倡议,乃至对抗政府的行为,如群体性事件(Wang,Zhang,Zhou,&Feng,2014;张书维,2013a)。政民之间的不良互动模式已成为当下社会治理亟待破解的难题。作为执政者,迫切需要将《淮南子·修务训》里所描绘的“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由理想变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