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川 马红宇 姜 海,3 梁 娟 齐 玲

    (1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2三峡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湖北 宜昌 443002)(3中共武汉市委党校,武汉 430024)

    1 问题提出

    习近平主席在十八大四中全会中指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保持社会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习近平,2014)。而相关的学术讨论历来强调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关键在于系统内部拥有广泛共识——即权威以及社会制度的合法性(Tyler,2006)。Weber(1968)认为,尽管政治权威和社会制度通过“法治”这一典型的程序公正方式来获得权威合法性在现代社会非常普遍,但这只是社会制度正当化的潜在途径之一。分配公正也是获得权威合法性的一条重要途径(Tyler,1997)。回顾中国近现代史,建国初期社会制度通过一系列土地改革,以“打倒土豪,平分田地”这一分配公正的方式,获得了合法性。而现在为了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求,十八大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期通过程序公正来提升权威合法性。然而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比欧美发达国家更加复杂,如基尼系数偏高、贫富差距较大(Whyte &Im,2014),社会阶层日益分化,那么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来说,我国传统中重视的分配公正与现代社会中普遍重视的程序公正对其权威合法性感知的影响是否一致,怎样高效地推行法治建设使其更好地提高权威合法性,就成为了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权威合法性

    权威通过权力(power)可以控制和影响他人,然而仅仅使用权力往往成本极高且效率不高。一旦处于社会资源匮乏或是在危机和冲突当中,权力的作用就难以发挥(Tyler,2006)。为更加有效地行使权威,当权者必须让每一个人信服其管理和决定都是“理所应当的”(Zelditch &Walker,2003)。心理学家界定权威合法性(legitimacy)就是一种认为权威的决定、规则及社会制度是恰当的(appropriate)、合理的(proper)、公正(just)的信念(Tyler,2006)。权威合法性可以使人们感知到有义务自愿服从“另一方”——权威、机构与社会制度(Hurd,1999)。个体或机构的权威具备合法性时,就拥有了一种引导人们自愿服从决定、规则和社会制度的资源(Tyler,2006),从而节约其他集体资源,使个人或政府权威能更多地鼓励其需要的行为,更好地维持公共秩序。因此,提高权威合法性是政府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关注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