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 200234)

    1 问题提出

    在社会困境中, 人们面临着最大化个人利益还是集体利益的冲突选择, 即无论对方的选择如何,当个体选择背叛时, 自身获得的利益较大; 而当所有人都选择合作时, 整个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大, 合作是一种最大化集体利益的行为(Ewoldsen et al.,2012)。公共物品困境(public-goods dilemmas, PGD)是社会困境研究最常用的形式之一(刘长江, 李岩梅, 李纾, 2007; 严进, 王重鸣, 2000), 又被称作“给?游戏” (give-some games), 请被试从所获得的初始资源中选择一定数量捐献给公共账户, 公共账户中的资源达到一定量后会增值, 再平分给全体成员, 个体的捐献量作为合作水平的指标。公共物品困境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不创造或维持公共资源的成员也可以享受公共资源, 相对更加容易导致“搭便车”等不合作现象的产生(Kollock, 1998; 刘长江等, 2007)。影响合作与否的关键性因素是制度设置(如惩罚、沟通方式、反馈等)与个体差异(如性别、人格、社会价值取向等)。

    在制度设置因素中, 惩罚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相对较为复杂。Balliet, Mulder和van Lange (2011)的元分析发现, 对背叛进行惩罚可以有效地促进合作。通过减少背叛收益和增加信任, 惩罚可以抑制贪婪和害怕动机(Bruins, Liebrand, & Wilke, 1989)。在惩罚方式上, 由于货币性惩罚便于量化, 以往研究大多关注货币性的、短期导向的、基于个人绩效的途径来诱导合作(Chen, Dang, & Keng-Highberger,2014)。因此, 金钱惩罚成为最常用的一种方式, 批评、谩骂、孤立、污名化等形式的社会惩罚研究得相对较少(陈欣, 赵国祥, 叶浩生, 2014)。金钱惩罚是通过减少被惩罚者的代币收益来实现的, 较高的金钱惩罚可以显著增强个人的风险规避倾向, 从而提高合作行为(McCusker & Carnevale, 1995)。但金钱惩罚具有双重作用, 在两种情况中：第一种是当惩罚被误解为不信任或敌意时, 个体会用不合作来报复这种惩罚行为(Houser, Xiao, McCabe, & Smith,2008); 第二种是当惩罚撤除时, 经历过惩罚的被试的合作水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甚至会降低到没有惩罚时的水平以下, 未经历过惩罚威胁的被试的合作行为没有变化(Mulder, van Dijk, De Cremer,& Wilke, 2006; Rand, Dreber, Ellingsen, Fudenberg,& Nowak, 2009), 表现出短期有利而长期有害的趋势(陈思静, 何铨, 马剑虹, 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