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心理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875)

    1 问题提出

    在地震等自然灾难后, 幸存者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攻击行为等消极心理和行为反应(Zhou, An, & Wu, 2017)。不过, 地震在给个体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 也会促使个体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积极变化。如地震受灾群众可能会表现出诸如参与救援、捐款、献血、做志愿者等亲社会行为, 而这些亲社会行为对于灾后的自救互救和重建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 对创伤后群体的研究发现, 创伤后幸存者的亲社会行为相比创伤前有显著增加(Vollhardt & Staub, 2011), 如Rao等(2011)在汶川地震后对不同受灾地区的调查发现, 震后居民的亲社会行为随着创伤暴露水平的增加而提高。基于灾难后亲社会行为增加这一现象, Staub和Vollhardt(2008)提出了“源于苦难的利他” (altruism born of suffering)的概念, 他们认为苦难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而不仅仅是在遭受苦难后保持原有的亲社会行为。

    对于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原因, 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考察, 其中共情被认为是影响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因素(Batson, 1987; Roberts, Strayer,& Denham, 2014; 丁凤琴, 陆朝晖, 2016)。共情是一种个体特质, 是对他人感同身受的能力, 它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准确地体会到他人的感受, 并且理解这些感受的含义(Kalisch, 1973)。Batson (1987)提出的共情?利他假说(empathy altruism hypothesis)认为, 当个体目睹他人的不幸时, 在共情的作用下,个体会产生怜悯和同情等情绪反应, 并促使个体去实施帮助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认为, 大脑中镜像神经元系统(mirror neuron system)是共情产生的生理基础, 当目睹他人处于苦难之中, 个体的额下回、脑岛和杏仁核等区域会被激活, 并产生与他人相似的痛苦感受, 而帮助行为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自我的消极感受(肖凤秋, 郑志伟, 陈英和, 2014)。国内外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个体的共情能力会促进亲社会行为的产生(孙炳海, 苗德露, 李伟健, 张海形, 徐静逸, 2011; Roberts et al., 2014)。

    不过, 以往对共情影响亲社会行为的研究, 大多关注的是一般群体, 而对于经历了地震这种大规模集体创伤的青少年来说, 他们的共情能力是如何对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的呢？众所周知, 亲社会行为的出现要有一定的心理基础,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作为个体创伤后常出现的积极心理反应, 可能在共情对创伤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