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琳 陈增祥 何 云

    (1 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珠海 519082) (2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

    1 问题提出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个体自出生伊始就伴随着肉体消亡的迫近，几乎每个人都在追求精神的“永生”，期待在身后依然被铭记与传颂。学界将这种“期待不朽、被人铭记”的心理称为传承动机(Legacy motivation： Zaval，Markowitz，& Weber，2015)，即人们希望自己以及与自我相关的物品、事件、个性、精神、价值观等能够被后人流传和铭记(Fox & Wade-Benzoni，2017)。传承的思想深植于中华文脉之中，如《左传》就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实践。传承的思想也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从修建宗祠、家谱到著书立说，从文人骚客的摩崖石刻到常人百姓的“到此一游”。这些事例除了说明传承心理并不只是少数“重要人物”的特有心理，而是常人百姓共同的需要之外。它还表明人们实现传承的方式除了通过丰功伟绩等对社会有重大贡献外，还可以有诸多的其他实现方式，简单如给后代传承物品、价值观或者人生故事等(Price，Arnould，& Curasi，2000)。实际上，一切能够代表有价值的、抽象自我的内容物都可以成为自我传承的载体(Belk，1988，2013)。所以说传承心理是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动机(Hunter &Rowles，2005)。

    传承动机回答了个体如何实现自我在抽象意义上的不朽这一根本性问题，因此它会对人类的多种行为产生深远影响(e.g.，Wade-Benzoni，2019；Zaval et al.，2015)。但现有学者仅仅在代际资源分配与组织情境中探讨了传承动机的效应(e.g.，Bang，Koval，& Wade-Benzoni，2017；Wade-Benzoni，Tost，Hernandez，& Larrick，2012)，除此之外，传承动机对人类其他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仍十分匮乏，本文将从风险的视角考察传承动机与个体金融冒险行为间的关系。文章之所以从金融风险角度探究传承动机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各项决策几乎都会涉及到风险的概念(Mishra，2014；周蕾，李爱梅，张磊，李纾，梁竹苑，2019)，因此探究二者的关系将大大增进我们对传承动机的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涉及金钱收益与损失的金融风险决策是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构成，金融风险决策小至影响个体幸福、大到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长治久安(Greenberg &Hershfie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