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琦 吴章建 张常清 符国群

    (1 重庆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74)

    (2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3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1 问题提出

    自古以来,社会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期望那些拥有资源、身居高位的人能为社会大众做出更多贡献,或者说,期望那些有地位、有权力的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譬如“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济天下”等(《孟子·尽心章上》)。而拥有权力或地位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权力感,权力感会对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翟学伟,2015)。那么,高权力感个体是否会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呢？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高权力感会导致个体的自利行为,抑制其亲社会行为(蔡頠 等,2016)。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拥有权力的个体展现出积极的亲社会行为。例如,在2018 中国慈善榜中,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现金捐赠总额为173.1 亿元,与上一年相比,大幅上涨66%,并且也有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权力感有助于放大人们所固有的利他性特质(Galinsky et al.,2011; Caprara et al.,2012)。另外,情境因素也会调节权力感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促使高权力感个体更倾向参与亲社会行为(Lammers &Galinsky,2009; Overbeck & Park,2001)。

    1998年，美籍华人Norden E.Huang等提出了一种新的时频分析方法——希尔伯特-黄变换[2]，首次针对瞬时频率的悖论，以使信号的瞬时频率值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为宗旨，提出了将多分量信号分解成单分量信号的思想和方法，从而打破了傅里叶变换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一种非常适合分析非线性、非平稳信号的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新方法[3,4]，带来了信号时频分析领域的新局面。

    综上可知,权力感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还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不仅如此,纵观该领域的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从消费者的心理变量和所处情境的变化展开研究(Chen et al.,2001; Vescio & Guinote,2010),但却较少关注亲社会行为的某些特征或属性给不同权力感者亲社会性带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已有学者从行为所具有的信号属性出发,开始关注亲社会行为的炫耀性特征,譬如：亲社会产品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Pro-social Products; Johnson et al.,2018)、炫耀性捐赠行为(Conspicuous Donation Behavior; Grace &Griffin,2009)和炫耀性善行(Blatant Benevolence;Griskevicius et al.,2007)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