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静 邢懿琳 翁异静 黎 常

    (1 浙江科技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杭州 310023) (2 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

    1 前言

    在社会科学中,合作指的是个体付出成本使他人受益的行为(Nowak,2006;Rand,2016),非亲缘个体间的广泛合作对人类社会的顺利运行至关重要(Fehr &Schurtenberger,2018),为此我们发展出了合作的社会规范(de Kwaadsteniet et al.,2007),即被群体成员所普遍接受但不同于法律条规等明文规章的有关合作的行为准则(Cialdini &Trost,1998)。尽管合作规范普遍存在于各个文化中,但对合作规范的遵守并非自然而然之事(de Kwaadsteniet et al.,2019),而第三方惩罚(third-party punishment)——由利益无关者针对违规者所实施的惩罚——总体上被认为是减少违规行为并维系合作规范的重要力量之一(Balliet et al.,2011;Fehr &G?chter,2002;Halevy &Halali,2015)。在此基础上,学者探讨了规范在惩罚影响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如Bicchieri 等(2018)发现,惩罚需要与一定的社会规范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类似地,Fehr 和Williams (2018)也注意到,只有当群体成员间存在相应的规范共识时,第三方惩罚才能起到促进合作的正面作用,当规范共识缺席时,惩罚反而加速了社群的崩溃;此外,Lois 和Wessa (2019)还探讨了社会规范对第三方惩罚的调节作用。但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第三方惩罚为什么能减少(促进)违规(合作)行为,而我们注意到,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基于规范视角的研究是相对缺席的。目前,对上述问题一种广为接受的解释主要基于经济学视角,即第三方惩罚改变了违规者的收益结构：存在第三方惩罚的情况下,个体的违规成本将大幅上升以至超过违规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韦倩,姜树广,2013;Bicchieri et al.,2018;Carpenter et al.,2004;Nelissen &Mulder,2013;Rand et al.,2010),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个体的占优策略是选择合作而非违规。

    然而,上述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解释可能存在若干问题。第一,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在决策过程中并不总是遵循经济人原则(Alkan,2020;Camerer &Fehr,2006;Henrich et al.,2001),因此,除非我们先入为主地预设违规者恰好总是纯粹理性的经济人,否则单纯从经济角度很难充分解释第三方惩罚对违规的抑制作用,而这个预设是否合理尚有探讨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