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其利 郑惠珍 江光荣 任志洪 樊燕飞 刘加怀 张 文

    (1 贵州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贵阳 550018)

    (2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9)

    (3 湖北省水果湖第一中学,武汉 430071)

    (4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教育科学研究室,武汉 430030)

    1 引言

    一直以来,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problem behaviors)作为中小学生普遍而持久的学校适应不良形式之一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Lansford et al.,2018;张彩云,2015)。随着学生进入小学中高年级(小学4～6 年级),其多动、不服从、撒谎、打架等外化问题行为显著增加(Lansford et al.,2018;Petersen et al.,2015)。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危害自身、同学和教师的当前及未来发展,例如,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与自身的低学业成就和心理问题紧密相关(Collins et al.,2016;Zhang et al.,2018)、负面影响同学的学习和生活(Lanas &Brunila,2019;张彩云,2015)、导致教师较高的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Aloe et al.,2014;Malinen &Savolainen,2016)。教师对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进行有效管理,有利于师生双方的发展。

    在教师管理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众多方法中,协商管理(Lewis et al.,2005;魏书生,2014)和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Lei et al.,2016;Pakarinen et al.,2017)因良好的效果而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运用。然而,最近的研究结果却为教师采用协商管理和构建积极的师生关系的方法管理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蒙上了一层阴影。例如,Williford 和Vitiello (2020)的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负面影响教师的管理行为,但教师的管理行为却不能预测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多项交叉滞后研究发现,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能预测师生关系冲突的增加、进而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增加,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能预测师生关系亲密的降低、但师生关系亲密却不能预测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减少(Mejia &Hoglund,2016;Roorda &Koomen,2021;Skalická et al.,2015)。这些研究提示,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可能会负面影响教师的协商管理行为和师生关系,驱动消极的相互作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