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 刘洋洋

    “均”与“寡”阶段性变动下中国居民公平感的变迁*

    王俊秀1,2刘洋洋3

    (1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1517) (3滨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滨州 256600)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重复截面数据, 通过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对居民公平感的时代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公平感在年龄上呈“J”型趋势; 从时期效应看, 2008年公平感较高, 2010～2013年在低谷徘徊, 2015年以后又开始回升; 从队列视角看, 建国前出生队列公平感偏低, 建国后初期的队列相对较高, “50”后有所下滑, 从“60”后开始公平感持续走低, 到“80”后跌入低谷, 但“90”后又开始升高。从1949年前后“寡且不均”到建国初期阶段的“寡且均”, 再到改革开放4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不寡但不均”的社会变迁过程影响了居民的公平感。

    公平感, 均贫富, 社会变迁, HAPC模型

    习近平在2017和2018年先后讲到, “放眼世界,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大变局往往意味着重大发展机遇, 同时也面临重大挑战。如何赢得机遇实现更好的发展, 如何“化危为机”, 是当下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中华文明是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传承不中断的古老文明, 在许多历史关头能够通过不断的变革而应对危机。近40年来, 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快速的发展, 但中国崛起除了遇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遏制, 新冠疫情常态化带来大量经济社会问题等外在阻力外, 社会发展也存在内在的制约因素, 其中包括贫富差距加大带来的社会不公平等问题。这是新发展阶段的危机之一, 但这样的危机与传染病爆发、空气污染等风险不同, 是人们社会心态变化带来的危机, 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对风险做风险预判。居安思危是中国应对风险的哲学, 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次次化解风险, 临危求变, 以智慧赢得社会发展。千百年来中国人追求富裕的努力从未停止, 同时, 防范主观风险的意识也没有放松过。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说,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 和无寡, 安无倾”, 这成为后世历代统治者消除社会不公平的准则, 也成为主观风险的警示。当前, 在消除绝对贫困后, 贫富差距加大使得社会张力不断加大,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不公平感危机？应该说共同富裕政策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面对这一危机, 但共同富裕并非“均富”, 贫富差距依然存在, 这一目标除了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外, 更重要的是主观的社会心理尺度, 取决于人们对“共同富裕”与“均富”差异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