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丽颖 王学辉 喻 丰 彭凯平

    (1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2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100084)

    1 引言

    职场物化(objectification)并不鲜见,“工具人”“打工人”“社畜”等流行语的一度风靡已然说明问题。物化源于康德之描述,指“将一个人,即一个有人性的存在,降低为物的地位(Kant,1797/1996,p.209)”。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深化了此概念,并以工具性、否定自主性、惰性、可替代性、可侵犯性、所有权及否认主观性概括其特征(Nussbaum,1995,1999)。其中,工具性是物化概念的核心(Orehek&Weaverling,2017),并被广泛研究(如Calogero,2013;Gervais et al.,2014)。究其本质,物化即将人(他人或自身)视为达成目的的工具,否认人性,进而以对待物的方式对待人(许丽颖 等,2022)。物化研究多集中于性物化(如Calogero,2013;Saguy et al.,2010;Schmidt &Kistemaker,2015;Skowronski et al.,2021),但物化之对象显然并不局限于女性。职场物化便是其一,即在工作场所将人视为物的过程和倾向,主要反映了工作关系中的工具性和对人性的否定(Baldissarri et al.,2017;Belmi &Schroeder,2021;许丽颖 等,2022),是一种负面的人际互动方式和工具理性。职场物化的影响因素一方面与人相关,如权力(Gruenfeld et al.,2008)等,另一方面与工作相关,如工作的重复性等具体特征(Baldissarri et al.,2017)、工作环境的匿名性(Taskin et al.,2019)等。职场物化的测量通常包括显性测量(如问卷;Belmi&Schroeder,2021)和隐性测量(如IAT;Baldissarri et al.,2017)两种。职场物化反映了现代工作中的异化现象(Marx,1844/1964)。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急剧发展,分工劳动成为可能。个体从人变为职场之“工人”,每个人都变为社会分工之“螺丝钉”,当人类劳动从本能变为工具,人由其生产之价值来衡量本身时,异化产生,人遂成工具(Marx,1844/196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崛起并渗入生活,机器人甚至一同进入职场工作,它或以程序形式辅助思维决策、或以实体形态提供现实帮助(张语嫣 等,2022)。人机关系逐渐变化、人机界限愈渐模糊,这是否会导致人更将他人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