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意义下，不断泛化概念的交易费用要比流通费用涵盖更多的研究对象，但同时也导致了交易费用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杨波，2004)，相反研究范围的具体使得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纯粹流通费用与生产性流通费用，但仅仅只考虑交易主体运用市场价格机制进行的以商品或劳务为载体的交易客体之间的交换，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的交集也正产生于这一点。

    在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中，使用的是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基础的整体分析方法(刘向东，2004)，即忽略了在个人选择和行动时会出现的自由意志，虽然不是机械的整体论，却主要在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人选择和行动的制约下，从交换主体的整体性上研究资本和商品的流通过程。这也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里，作为经济学基本假设的“理性人”被认定是完全理性的，有限理性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还没有被认识到，每个交易个体都被认为是无差异的掌握了所有信息，因此当时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交易关系是和谐的，交易过程是确定的，只需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生产领域之中。后来制度经济学则对此做出一定修正，认为交易主体都是在与理想制度有一定距离的现实制度下进行交易的，并且现实中有限的理性使得交易主体难以掌握完全信息，在搜寻所需信息时必然会付出相应成本，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投机行为，会使交易个体在利益冲突之中有可能违背契约，其机会成本表示为内生交易费用，为预防投机行为出现而发生的耗费表示为外生交易费用。虽然还存在着诸如一个研究价值的实现，一个研究产权的交换之类的区别，但整体经济理性与个体有限理性之间的差别，就是马克思流通费用理论与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之间产生区别的关键(刘向东，2004)，这也是两种经济学理论体系间的碰撞。

    综上所述，现代流通成本的内涵即可表示为：在有限理性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