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借鉴西方的。西方经济学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和地位正在不断上升，贸易经济学应以宽广的胸怀接纳来自西方的优秀研究成果，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市场商品流通方面的有益经验，但关键在于使其中国化。我们改革开放已经近三十年，应该说有能力和经验对西方理论进行消化、吸收、改造，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那种缺乏学历准备的急功近利的引进、那种只要是西方的，也不管其学术价值及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如何就予以功利性引进的做法，会形成大量的误读、误解、误导，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炒作”而已。比如科斯的产权理论曾经被业内人士“爆炒”了一番之后，反而把国外经济学大师们弄糊涂了。再比如流通费用问题。自从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以后，这个名词在未经清晰界定的情况下被无限制地使用甚至滥用了：几乎无事不属“交易”，商品交换、市场波动乃至体制改革的种种支出、损耗、摩擦，一概被归入“交易费用”，而“节约交易费用”又成为抨击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唯一标准。“交易费用”的泛化与虚化直接冲击了流通费用问题研究，生产性费用与纯粹流通费用的差别被抹杀了，流通费用背后的社会分工因素被忽视了，流通费用所体现的节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被淡化了。所以，贸易经济学如若引进交易费用，那么如何认识流通费用与交易费用两个范畴的区别和联系?流通费用总规模的扩大究竟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还是经济效率下降?如何确定流通费用发生的合理性界限?凡此种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