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演化逻辑
(三)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1984年,中央领导的主流思路还是完善计划体制。虽然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改革的口号,但第二年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后3年的工作方针依然是比较传统的提法,“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改革并未具有首要地位。同时,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改革的理解也与今天大不相同,更多地理解为计划方式的改进。直到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虽然中央领导依然主要考虑如何改善计划体制,但是通过“实践—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完善计划体制的具体思路,已经不再保守僵化,不再简单地以是否赞成计划经济来划分左右。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极具前瞻性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虽然这种观点尚未成为整个中央的一致意见。这就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以及普通民众的探索性行为,留下了比较广泛的选择空间。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下层民众和地方政府都开始探索最终导致与斯大林模式决裂的行为模式。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在饥饿逼迫下悄悄开始实行分田大包干,18家农户的秘密协议,最终扩散为整个中国震撼世界的变化。1979年7月,广东和福建两地政府,争取到中央同意建立深圳、厦门等特区的批复,开始了对外开放的初步探索。同时,由于中国以往几次决策分层化引起的“收——放”循环,中央领导完善计划体制的思路有了新的角度,开始尝试向企业放权。1980年9月,国务院批复了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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