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制造业劳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所起的推动作用(静态转移效应与动态转移效应之和)并不显著,虽说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结构红利假说”在此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原因除了上述分析的之外,劳动力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发生效应的有利条件也是应该考虑的。行业间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行业间劳动生产率相差较为悬殊。但我国制造业目前的情况是,在众多学者标榜我国制造业有着“用之不尽的劳动力红利”的时候,2003年却出现了令政府和企业震惊的“民工荒”,接着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使人民币持续升值,制造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出口退税政策、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国外贸易壁垒日渐增多,而新劳动合同法的出现,则将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众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陷入了劳动成本急剧上升的困境。为了规避上述现象导致的额外人工成本,不少企业选择破产、倒闭甚至是迁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或国家,如邻近的印度、缅甸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日造成的,说明我国制造业在2006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地区与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受到了冲击,某些行业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减少或者是企业的需求与劳动者技能不相吻合,劳动力并没有得到有效配置,从而导致了研究期间制造业没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地区行业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不断缩小,流动势能并不显著,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结构红利假说”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