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企业家集群构成的社会网络中，成员联系频繁，亲密程度高。这是因为温州企业家集群中天然存在亲缘、血缘、地缘的联系，整个社会网络被共同的文化、道德、价值观约束，内部交流频繁，与外部的交流不畅，表现出内部紧密的形式。作为网络节点的各个成员对网络的依附性强，而各个节点对网络的强依附性反过来促使网络联系更紧密。从现实原因分析，温州企业家集群中的每个个体力量都比较弱，无论资金、知识、技术都决定了他们不适宜单打独斗，必须抱团合伙，形成整体合力，而亲缘、血缘、地缘成了有效的粘合剂。强联系的社会网络形成一个小圈子，小圈子内部集体行动盛行。温州人喜欢“炒”，炒房炒煤炒借贷，连企业外迁也统一行动。奥康去重庆璧山建立西部鞋都，众多配套企业跟着走；打火机的整个产业链往慈溪迁移；合成革企业整体迁往丽水；企业之间也喜欢相互合作，成立财团等金融机构。透过这些现象，我们看到温州企业家对“集聚”效应的偏好。因为“集聚”将分散的个体社会资本凝结成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又反作用于社会资本，带来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而社会网络成员相信，社会资本存量增加意味着更大的利润源泉。

    比起温州企业家集群的紧密联系，宁波企业家集群之间的社会网络联系是一种松散的弱联系。一方面，宁波企业家集群脱胎于已略有成型的乡镇企业，起步比较高，在资金、技术、信息上对社会网络的依赖性比较小，具有较强的区位再决策能力；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