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于，社会转型期的这种个人与组织对立组织生态境遇，与现代社会中民主、自由的人性的大发展、大繁荣不一致，与现代社会所崇尚的个性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欲求不一致。在工作时间中，表现在以上个人与组织诸多对立关系中，而在业余时间里，在非雇佣工作关系中，在参与广泛的社会团体和兴趣俱乐部中，人可以积极投入到广泛的个人爱好当中，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每个人能力得以彰显。这就是美国“社会进步”时代的人参与社区工作的写照，反映出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与组织的积极共生关系。这种状态下，人在业余时间表现为人，在工作时间幻化为“人手”——“非人”，其实质是人的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相对立。这种对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揭示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的矛盾。马克思主张的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境遇中，只有闲暇时间才能发展人的个性，工作时间不得已就成了一种为买断闲暇时间的成本。似乎闲暇时间越多，人越能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当时社会状态中的人基本没有闲暇时间，人的大部分时间被T作时间所占用，即工作时间本身就必然存在个人与组织的对立。这一点到科学管理的泰勒时期，一直没有变。虽然出现了生产力提高，普及8小时工作制，但工作时间中的个人与组织关系仍处于对立组织生态境遇之中没有根本改变。即人仍处于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两个时间阙域的角色对立之中。而个人与组织积极共生论的组织生态观的深度探讨和广泛探讨以能否消解这种对立关系为出发点。

    六、由旧人学到新人学：现代组织生态中的人学转向

    针对这种个人与组织对立关系的人性前提，要积极批判这种唯私人主义人学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