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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造‘祖’运动”始末(1)
http://www.100md.com 2006年3月1日 《中华武术》 2006年第3期
     少林是中国历史和现实中最有影响力的武术流派。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将之作为严肃的话题来讨论,少林武术从何而来都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然而,这也是一个仍未有答案的问题。其中一种很有影响的说法,认为少林武术是达摩所创。这种观点特别为武侠小说作家如金庸等人所接受,并随着武侠小说的巨大影响而为大众所知,从而又反过来对武术界产生影响。当然,这种观点并没有确凿不疑的证据,因而不免遭到怀疑和否定。但是,简单的否定是容易的,却不能使人们释怀——既然你说达摩并没有创造少林武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这就必须深入追究这种观念的源头和流变的过程了。如果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则达摩是不是少林武术的创始者则不言而自明。

    实际上,从可信的历史材料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达摩并没有创造少林武术,而是人们创造了达摩创造少林武术的说法;不是真的有达摩创造少林武术的历史事实,而是人们形成了少林武术是达摩所创的观念。这个道理与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并得到马克思认同的著名论断一样: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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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达摩创造少林武术的观念不是自古就有的,而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在少林武术还不著名的时代,不会有人想去追问少林武术是谁创造出来的问题。而少林武术的辉煌,真正有确凿的史料为依据的,那也只是从16世纪初开始,由于少林僧兵参与东南沿海的抗倭战争并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之后的事。因此,在历史上,唐、宋、元、明各个朝代从来没有人讨论过少林武术是不是达摩所创的问题,只有在清代,人们才有这样的兴趣,故而其说法的形成也必是清代才有可能的事。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达摩创少林武术的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最终确立的。当然,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是有其过程,也是有其踪迹可寻的,说少林武术是达摩所创而不是另外一个什么人所创也是有其原因的。

    如果我们把达摩是少林武术创始人(即俗话所说的祖师爷)的观念形成过程看作是一个“造‘祖’运动”的话,那么这个运动是非常复杂的,其间时逾千载,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达摩与嵩山相联系;第二个阶段,把达摩与少林寺相联系;第三个阶段,把达摩与《易筋经》相联系;第四个阶段,把达摩与少林武术相联系。从达摩与少林寺毫不相干,到达摩成为少林武术的开创者,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逐渐附会的线索和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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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达摩是中土禅宗的创始人,少林寺是“禅宗祖庭”。但是,在最早的有关达摩的文献中,达摩与嵩山无关,更不用说少林寺了。梁武帝的《达摩大师碑颂》说达摩“莫知其所居”,释慧皎的《高僧传》(完成于519年,收录了当时最有名的21位高僧的简要事迹)没有提到达摩,成书于东魏武定丁卯年(547)的《洛阳伽蓝记》的“永宁寺”和“修梵寺”两处提到“菩提达摩”,但这个“达摩”是否是禅宗初祖达摩还有不同的看法,而且都未提到嵩山。这也就是说,在7世纪之前的早期文献中,达摩和嵩山还没有什么关系,这个时候达摩在中国历史的星空中还没有发出什么耀眼的光芒来。

    达摩来到中土之后,弘扬大乘佛法的工作并不顺利。他先是在金陵(今南京)受到了笃信佛法的梁武帝的接见,但话不投机;然后,他来到北方强盛的国度北魏的首都洛阳,在这里活动了许多年,但是他所宣扬的禅法受到了当时佛教主流人士的嘲笑,他也并不被认为是一位有德的高僧,以致当时专门记载高僧事迹的著作(《高僧传》)都没有把他列进去。

    不过,情况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变化。隋唐以后,禅宗思想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关心”达摩的人也越来越多,对于他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到了唐初道宣撰《续高僧传》(完成于645年),《达摩本传》和《慧可(禅宗二祖)传》开始提到达摩“游化嵩洛”,这是现今可见的最早把达摩与嵩山联系起来的历史文献。到玄宗开元十一年(723)裴淮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才明确说到达摩与弟子慧可“尝托兹山”,“兹山”,即嵩山,但此碑没有说达摩在少林寺。在七八世纪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达摩曾在嵩山一带活动,但还没有人说他是在少林寺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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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智炬的《宝林传》和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0)玄律的《圣胄集》开始将达摩与少林寺相联系。10世纪时刘昀等人所撰的《旧唐书》中开始有达摩“隐于嵩山少林寺”(卷一九一神秀传)之语。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道原撰《景德传灯录》,其《达摩传》中说到达摩“寓止于嵩山少林寺”“达摩大士住止少林”“师不下少林”,《慧可传》中说到“少林达摩”“自少林托化西归”。《旧唐书》和《景德传灯录》的这些说法与《宝林传》和《圣胄集》一脉相承,至此,达摩与少林寺的关系正式确立,但历史的时针已经指在11世纪之上。

    从“莫知其所居”——达摩是一个居无定所的僧人,到“游化嵩洛”——在嵩山、洛阳一带游逛,再到“尝托兹山”——定居在嵩山,再到“寓止于嵩山少林寺”——不仅是“兹山”,而且是“兹寺”,不再是“游”,而是“止”,几百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让达摩在少林寺安家落户,而且安居乐业——传他的禅法,做一个伟大的僧人——中土禅宗初祖。

    按照《景德传灯录》所说,达摩于后魏明帝太和十年居洛阳,后入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至太和十九年逝世。由太和十年至十九年,恰好九年,从此衍化出达摩面壁九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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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则资料有几个漏洞。一是太和十年,嵩山尚未建少林寺。少林建寺,在太和十九年,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天竺来华高僧跋陀所建。既然此时达摩已经逝世,而少林寺还未建成,那么说达摩在少林寺岂非荒唐(达摩在嵩山活动的具体时间尚有疑问,可能在少林寺建成之后,《景德传灯录》所说未必正确)?二是太和并非孝明帝年号,而是孝文帝的年号。

    唐代有关少林寺的史料,如碑刻、诗文等,都没有提到达摩面壁及达摩在少林寺之事。达摩面壁之事在作家诗文中多了起来是在宋代,在《景德传灯录》之后,显然是受了《景德传灯录》的影响的结果。如宋初文彦博(1006-1097)的《宿少林寺》诗中已有“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面壁昔何如?”的诗句;苏轼(1037-1101)《达磨(摩)面壁大师赞》有“少林素壁,不以为碍”之语;黄庭坚(1045—1105)词《渔家傲》有句:“面壁九年看二祖,一花五叶亲分(吩)咐。只履提归葱岭去。”黄庭坚书颂的祖源谛本碑上刻达摩像,二祖慧可侍立,碑文中下方书“少林九年,垂一则语,直至如今,诸方赚举”。这些诗文,都可以在清代篡修的《少林寺志》中见到。

    实际上,达摩面壁的地方,即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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