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断言：“一语有一语之语性”(林语堂，1984：429) 。所谓语性，指每一种语言均有自己所独具的性格、习性、气质，有自己独具的倾向、优势及不足等等(高健，2006：100)。据高健(2006：101-103)先生考证，现代汉语具备多种语言个性：语法形式标记弱；词汇意义更为突显；虚词使用相当重要；句内以平行并列句为主；极易形成并偏爱使用对偶排比结构，与此相关的四字结构使用频繁；注重行文整饬与雅观，等等。究其原因，在语法层面上，印欧语言属于语法型语言而汉语则属语义型语言；前者重点研究主谓序列及其相关词类，后者则着力考究“字”与语义及其相互关系。汉语语义型语言与该民族的“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徐通锵，1997：49-52)。在文字层面上，“因为汉字象形性的长期延续，它的独立呈意性使它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故而句法的规定性、约束性相对比较松散”(葛兆光，2001：47)。进一步讲，“在西方拼音语言那里，声音是使意义出场的一级所指，而文字是使声音出场的二级所指，因此拼音书写是嵌放在意义与声音之间的使意思延缓出场的衍生物，鲜活的言谈一旦被书写下来，恒定为一种物质性铭刻，意义便被遮蔽了。…[而]东方的汉字是以书写直接使意义出场的一级所指。…汉字思维、汉字意象是规避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等任何形而上学之外的一套鲜活的始态语言”(杨乃乔，2007：18版)。

    既然语言是作为“此在”的译者的存在方式，在文本汉译情形中，译者自然倾向于使译文向汉语语性接近；这既是译者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诉求，也是读者的“期待视野”所要求的。显然，“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译为“心有余而力不足”(高健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