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合法的过度诠释者，当然就是文本的读者(含译者)。在读者或译者要求和获得权利的过程中，原文本对真理的追求才得以实现。不管是读者还是译者，他们从伽达默尔诠释学下的视野融合的操纵者到艾柯诠释学下的过度诠释者，实质则是诠释者和读者，而译者则不过是指诠释者在跨文本诠释(即翻译)的过程中通过口头或笔头把诠释文本记录下来而已。

    自然，从作为视野融合操纵者的读者，到作为合法过度诠释者的读者，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读者在诠释和作为诠释的翻译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其实就是操纵者的作用，也自然地让我们毫不怀疑地讲，在翻译诠释活动之后的译文必然会打上，并会深深地打上作为读者的译者的烙印，即译文具有了读者化倾向，也即翻译诠释带有了读者化倾向。

    4.翻译诠释读者化的必要性

    关于翻译诠释读者化的问题，曾分别在拙文《论诗歌译文风格的定向—读者化》，④《论诗歌翻译的原则和译文风格的定向》⑤以及《忠信与格离：谈诗歌翻译和译文风格的定向》⑥里均从不同角度和深度探讨过译文读者化的问题。译文的读者化可分为读者化的必然性和读者化的必要性。上文已经从伽达默尔诠释学和艾柯诠释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诠释或译文读者化的必然性，关于译文读者化的必要性仍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视野融合的操纵者其实就是读者，艾柯诠释学的过度诠释者也是读者(如上文所述，包括译者)。这里的操纵者和过度诠释者是原文本追求真理和实现此在的必然执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