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属性、社会支持对电信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2)
述统计 表1显示，受教育程度、工作要求与工作侵扰家庭呈正相关(P<0.01)，工作决策幅度、上级支持、同事支持、家人/亲友支持均和工作侵扰家庭、家庭侵扰工作呈负相关(P<0.01)。
2.2 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多层次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将各预测变量分步全部进入的多层回归分析方法，来预测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侵扰工作的变化：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步进入，工作属性两个子成分的主效应第二步进入，社会支持三个子成分的主效应第三步进入。
表2显示除人口统计学变量预测家庭侵扰工作的回归方程没能达到显著性水平外，其他回归方程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同时每一步的△R2也是显著的。在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仅有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著影响电信员工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即教育程度水平越高，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高(方程1.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均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表现为工作要求越高，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高，工作决策幅度越大，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低(方程1.2)。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属性的影响后，上级支持、同事支持、家人/亲友支持均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上级、同事、家人/亲友所给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低，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对工作侵扰家庭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工作要求的影响要相对高于工作决策幅度和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影响(方程1.3)。
, http://www.100md.com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没有对电信员工的家庭侵扰工作产生显著影响(方程2.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工作决策幅度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工作决策幅度越大，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越低(方程2.2)。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属性的影响后，上级支持、家人/亲友支持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上级、家人/亲友所给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越低：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工作决策幅度对家庭侵扰工作的影响变为不显著(方程2.3)。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均能显著预测工作侵扰家庭，其标准回归系数也相对高于其对家庭侵扰工作的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和工作相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有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家庭侵扰工作”的论断。同时，工作决策幅度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的事实却表明该论断并非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在特定情景下来自工作领域的因素(如某些心理性工作属性)亦能显著影响到家庭侵扰工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与这些工作属性相伴随的积极情绪不仅能有效渗溢到家庭生活领域，也能有效抵消某些家庭因素所伴随的消极情绪对工作领域的渗溢。表明通过适当降低工作要求、提高员工的工作决策幅度(如促进工作丰富化、技能多样化、决策的自主性、控制感、授权等)能有效降低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采取后一种措施还同样有利于降低家庭因素对工作的侵扰。
, 百拇医药
本研究还发现，来自上级和家人/亲友的支持均能显著降低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而来自同事的支持则只对工作侵扰家庭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Daalcn关于配偶和同事支持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而没有任何来源的社会支持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的结论明显不同。可能原因是中国的管理者更多地关心员工的家庭和私人事务，其对下属的支持并不一定局限于工作范围，也常涉及其家庭事务(如帮助解决员工的家庭生活困难)，因而能显著降低家庭侵扰工作；中国的员工常有把工作带回家的习惯，使得家庭成员的支持也经常涉及对其工作的直接支持和帮助，因而能降低工作侵扰家庭。表明通过增加上级、同事、家人/亲友的社会支持能有效降低员工所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侵扰家庭来说，尤其如此。
本研究也发现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两个工作属性对工作侵扰家庭依然有显著影响，并且，工作要求的影响相对要高于工作决策幅度和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而相对于家庭侵扰工作而言，工作决策幅度对家庭侵扰工作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提示实务工作者在制定工作家庭冲突的干预策略时，如果侧重点在于降低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应同时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组织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工作要求方面的改善，如适度降低工作强度，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等；如果侧重点在于降低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应优先考虑改进社会支持体系，如加强直接上级对员工的技能和心灵指导(Mcntonng)，提请家人对员工进行情绪性关怀等。
本研究的不足是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未经过更大规模样本的验证，从社会变化发展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看，也稍显陈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企业，其所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待进一步验证；同一被试回答所有问题难以避免同源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责任编辑 靖 华, 百拇医药(谢义忠 时 勘)
2.2 工作家庭冲突水平的多层次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将各预测变量分步全部进入的多层回归分析方法，来预测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侵扰工作的变化：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第一步进入，工作属性两个子成分的主效应第二步进入，社会支持三个子成分的主效应第三步进入。
表2显示除人口统计学变量预测家庭侵扰工作的回归方程没能达到显著性水平外，其他回归方程都达到显著性水平，同时每一步的△R2也是显著的。在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中，仅有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显著影响电信员工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即教育程度水平越高，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高(方程1.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均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表现为工作要求越高，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高，工作决策幅度越大，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低(方程1.2)。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属性的影响后，上级支持、同事支持、家人/亲友支持均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上级、同事、家人/亲友所给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越低，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对工作侵扰家庭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工作要求的影响要相对高于工作决策幅度和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影响(方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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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没有对电信员工的家庭侵扰工作产生显著影响(方程2.1)。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后，工作决策幅度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工作决策幅度越大，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越低(方程2.2)。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属性的影响后，上级支持、家人/亲友支持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上级、家人/亲友所给予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越低：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工作决策幅度对家庭侵扰工作的影响变为不显著(方程2.3)。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工作要求和工作决策幅度均能显著预测工作侵扰家庭，其标准回归系数也相对高于其对家庭侵扰工作的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和工作相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有关的变量更多地影响家庭侵扰工作”的论断。同时，工作决策幅度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的事实却表明该论断并非完全正确。也就是说，在特定情景下来自工作领域的因素(如某些心理性工作属性)亦能显著影响到家庭侵扰工作。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与这些工作属性相伴随的积极情绪不仅能有效渗溢到家庭生活领域，也能有效抵消某些家庭因素所伴随的消极情绪对工作领域的渗溢。表明通过适当降低工作要求、提高员工的工作决策幅度(如促进工作丰富化、技能多样化、决策的自主性、控制感、授权等)能有效降低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采取后一种措施还同样有利于降低家庭因素对工作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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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还发现，来自上级和家人/亲友的支持均能显著降低所感受到的工作侵扰家庭和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而来自同事的支持则只对工作侵扰家庭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Daalcn关于配偶和同事支持显著影响家庭侵扰工作，而没有任何来源的社会支持显著影响工作侵扰家庭的结论明显不同。可能原因是中国的管理者更多地关心员工的家庭和私人事务，其对下属的支持并不一定局限于工作范围，也常涉及其家庭事务(如帮助解决员工的家庭生活困难)，因而能显著降低家庭侵扰工作；中国的员工常有把工作带回家的习惯，使得家庭成员的支持也经常涉及对其工作的直接支持和帮助，因而能降低工作侵扰家庭。表明通过增加上级、同事、家人/亲友的社会支持能有效降低员工所感受到的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侵扰家庭来说，尤其如此。
本研究也发现在有社会支持介入的情况下，两个工作属性对工作侵扰家庭依然有显著影响，并且，工作要求的影响相对要高于工作决策幅度和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而相对于家庭侵扰工作而言，工作决策幅度对家庭侵扰工作的影响由显著变为不显著。提示实务工作者在制定工作家庭冲突的干预策略时，如果侧重点在于降低工作侵扰家庭的程度，应同时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组织社会支持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工作要求方面的改善，如适度降低工作强度，实行弹性工作时间等；如果侧重点在于降低家庭侵扰工作的程度，应优先考虑改进社会支持体系，如加强直接上级对员工的技能和心灵指导(Mcntonng)，提请家人对员工进行情绪性关怀等。
本研究的不足是所采用的调查问卷未经过更大规模样本的验证，从社会变化发展对测量结果的影响看，也稍显陈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的准确性；所有被试均来自同一企业，其所获得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待进一步验证；同一被试回答所有问题难以避免同源误差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责任编辑 靖 华, 百拇医药(谢义忠 时 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