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癌症患者心理适应问卷的初步修订及信效度检验(2)
2.3.3 Mini-MAC-19 各分量表间及与问卷总分的相关性
无助/无望(HH)与焦虑(AP)的相关系数为0.55(P
用HADS和SES两个量表作为效标来检验Mini-Mac19的效标效度和区分效度。表3显示，无助/无望 (HH)和焦虑(AP)因子与自尊呈负相关，而与HADS中的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积极态度因子(AP)与自尊呈正相关，与HADS中的抑郁因子呈较弱的负相关，而与焦虑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量表总分与自尊负相关、与HADS中的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
3讨论
3.1 3因子与5因子的比较
本研究在项目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删减了10个条目，提取出3个因子，根据条目所反映的内容，分别命名为无助/无望、焦虑和积极态度。在“无助/无望”因子(HH)中，有7个条目，其中有6个条目仍属于原Mini-MAC问卷中的HH因子，只有“M9：我忧虑我的癌病会复发或恶化”这一条目属于原来的AP因子，其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对“忧虑”一词的理解倾向于“忧”的方面，同时也反映被试面对癌症复发现象的无力感。“焦虑”因子(AP)中共有5个条目，其中4条仍是原Mini-MAC问卷中AP因子的，只有“20. 我不能够应付”属于原来的HH因子。“积极态度”(PA)因子中也有7个条目，其中有3个属于原Mini-MAC问卷中FA(宿命)因子，2个属于FS(与疾病斗争)因子，2个属于CA(认知回避)因子，这7个条目都反映了一种主观的积极应对的倾向。这种3个因子合一的现象，可能提示中国人对斗争精神、宿命以及认知回避等认知方面的区分不明显，而只是表现出一个综合的积极面对的态度。
, 百拇医药
综合起来，本研究所确定的3个因子，其中有2个负面因子，1个正面因子，“无助/无望”(HH)因子表现了消极认知，“焦虑”(AP)因子表现了消极情绪，而“积极态度”(PA)表现了积极应对的认知状况。在内容上与其他人的研究有类似之处，但个别条目在分类上有所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对其叙述和理解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国家。
3.2 所删10个条目的内容
本研究在项目分析的基础上删除8个条目分别是：“M7我将我的病看为一个挑战”， “M16我尝试与病魔搏斗”，“M18我刻意不去想有关癌症的事情”，“M22我很难相信这个病会发生在我身上”，“M24我过去已生活得很好，余下的日子是赚来的”，“M27我已将自己交托给冥冥之中的主宰”，“M28我有一点惊怕”，“M29不去想及我的病，可以帮助我应付得好一点”。这8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均小于0.30，即表示它们对总分的贡献率较低(r2<9%)，所以将其删去。鉴于结合有些被试在回答某些条目时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情况，推测这8个条目与总分相关性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条目的表达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 百拇医药
本研究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删除了2个条目，分别是“M8我感觉很迷惘，不知道要做甚么”，“M11我不能处理这个病”，这2个条目有双载荷现象，被认为缺乏特异性而删去。
综合来看，在所删除的10个条目中，2个条目属于原CA，2个条目属于原FA，2个条目属于原FS，2个条目属于原HH，2个条目属于原AP。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有些条目的含义过于含糊，测量效度不显著，尤其是“认知回避”、“宿命”与“与疾病斗争”3个因素条目的表达与中国内地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还不太契合，而这3个因子中保留下来的条目在因素分析中都被归入1个因子，构成“积极态度”这个因子，与Anagnostopoulos F提出的“适应性应对”的因子构成相类似[8]。
3.3 Mini-MAC-19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修订的Mini-MAC-19中，“无助/无望”、“焦虑”和“积极态度”3个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0.78，均表现出较满意的内部一致性，而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可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不过，该量表重测信度只达到中等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重测被试主要是外科癌症患者，其中部分患者是在手术前后进行的首测和重测，而手术常常是对癌症患者具有重大的应激作用，患者的病情和心情往往处于较大的波动阶段。推测手术应激会对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产生干扰。
, 百拇医药
在效度检验中，用HADS和SES作为效标，二者都是标准化的心理测量工具。HADS被广泛用来测量住院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SES也被用来评价心理健康状态[12]，二者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检验过程中可见，Mini-MAC-19的总分、“无助/无望”、“焦虑”因子与HADS的“抑郁”和“焦虑”因子呈正相关，与SES总分呈负相关；而“积极态度”因子与HADS的 “焦虑”因子呈负相关，与SES总分呈正相关。可见，该量表具有较可靠的效度。
综上所述，Mini-MAC-19量表具有较满意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量癌症患者心理适应的工具。
志谢：感谢香港大学行为健康中心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Watson M, Greer S, Young J, et al. Development of a questionnaire measure of adjustment to cancer: The MAC scale. Psychol Med.,1988, 18: 203-209.
, 百拇医药
[2] Nordin K, Gunila G, Terje I, et al. The 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Scale-A psychometric analysis and the concept of coping. Psycho-Oncology, 1999,8: 25-259.
[3] Schnoll RA, Harlow LL, Brandt U, et al. Using two factor structures of the 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MAC) scale for assessing adaptation to breast cancer. Psycho-Oncology, 1998,7: 424-435.
[4] 刘艳，林文娟，刘新帆，等.心理行为干预对乳腺癌患者情绪反应及免疫功能的影响.心理学报，2001，33(5)：437-441.
, http://www.100md.com
[5] 刘锦平，刘艳，周毅，等. 人格倾向对乳腺癌患者手术前后情绪适应的影响.中国癌症杂志，2003，13(4)：322-325.
[6] Watson M, Law M, dos Santos M, et al. The Mini-MAC: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Scale. J Psychosoc Oncol. 1994, 12: 33-46.
[7] Grassi L, Buda P, Cavana L, et al. Styles of coping with cancer: The Italian version of the mini-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Mini-MAC) scale. Psycho-Oncology. 2005, 14: 1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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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nagnostopoulos F, Kolokotroni P, Spanea E, et al. The Mini-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Mini-MAC) scale: construct validation with a Greek sample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Psycho-Oncology, 2006, 15 (1), 79-89.
[9] Ho SMY, Fung WK, Chan CLW,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mini-mental adjustment to cancer (MINI-MAC) scale. Psycho-Oncology, 2003, 12: 547-556.
[10] 叶维菲，徐俊冕.“综合性医院焦虑抑郁量表”在综合性医院病人中的应用与评价.中国行为医学杂志. 1993, 2( 3):17-19.
[11] 季益富.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 SES).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318-320.
[12] Rosen TJ, Terry NS, Leventhal H. The role of esteem and coping in response to a threat communication. J Res Pers,1982,16 (1): 90-107.
责任编辑：石川
2007-10-27收稿，2008-04-18修回, 百拇医药(官锐园 李 虹 郭记敏 孙宏玉 陈丽云 董燕华 丁 玥)
无助/无望(HH)与焦虑(AP)的相关系数为0.55(P
用HADS和SES两个量表作为效标来检验Mini-Mac19的效标效度和区分效度。表3显示，无助/无望 (HH)和焦虑(AP)因子与自尊呈负相关，而与HADS中的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积极态度因子(AP)与自尊呈正相关，与HADS中的抑郁因子呈较弱的负相关，而与焦虑没有显著相关关系；量表总分与自尊负相关、与HADS中的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
3讨论
3.1 3因子与5因子的比较
本研究在项目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删减了10个条目，提取出3个因子，根据条目所反映的内容，分别命名为无助/无望、焦虑和积极态度。在“无助/无望”因子(HH)中，有7个条目，其中有6个条目仍属于原Mini-MAC问卷中的HH因子，只有“M9：我忧虑我的癌病会复发或恶化”这一条目属于原来的AP因子，其原因可能在于被试对“忧虑”一词的理解倾向于“忧”的方面，同时也反映被试面对癌症复发现象的无力感。“焦虑”因子(AP)中共有5个条目，其中4条仍是原Mini-MAC问卷中AP因子的，只有“20. 我不能够应付”属于原来的HH因子。“积极态度”(PA)因子中也有7个条目，其中有3个属于原Mini-MAC问卷中FA(宿命)因子，2个属于FS(与疾病斗争)因子，2个属于CA(认知回避)因子，这7个条目都反映了一种主观的积极应对的倾向。这种3个因子合一的现象，可能提示中国人对斗争精神、宿命以及认知回避等认知方面的区分不明显，而只是表现出一个综合的积极面对的态度。
, 百拇医药
综合起来，本研究所确定的3个因子，其中有2个负面因子，1个正面因子，“无助/无望”(HH)因子表现了消极认知，“焦虑”(AP)因子表现了消极情绪，而“积极态度”(PA)表现了积极应对的认知状况。在内容上与其他人的研究有类似之处，但个别条目在分类上有所差异，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人对其叙述和理解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国家。
3.2 所删10个条目的内容
本研究在项目分析的基础上删除8个条目分别是：“M7我将我的病看为一个挑战”， “M16我尝试与病魔搏斗”，“M18我刻意不去想有关癌症的事情”，“M22我很难相信这个病会发生在我身上”，“M24我过去已生活得很好，余下的日子是赚来的”，“M27我已将自己交托给冥冥之中的主宰”，“M28我有一点惊怕”，“M29不去想及我的病，可以帮助我应付得好一点”。这8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均小于0.30，即表示它们对总分的贡献率较低(r2<9%)，所以将其删去。鉴于结合有些被试在回答某些条目时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的情况，推测这8个条目与总分相关性较小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条目的表达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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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又删除了2个条目，分别是“M8我感觉很迷惘，不知道要做甚么”，“M11我不能处理这个病”，这2个条目有双载荷现象，被认为缺乏特异性而删去。
综合来看，在所删除的10个条目中，2个条目属于原CA，2个条目属于原FA，2个条目属于原FS，2个条目属于原HH，2个条目属于原AP。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有些条目的含义过于含糊，测量效度不显著，尤其是“认知回避”、“宿命”与“与疾病斗争”3个因素条目的表达与中国内地人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还不太契合，而这3个因子中保留下来的条目在因素分析中都被归入1个因子，构成“积极态度”这个因子，与Anagnostopoulos F提出的“适应性应对”的因子构成相类似[8]。
3.3 Mini-MAC-19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修订的Mini-MAC-19中，“无助/无望”、“焦虑”和“积极态度”3个因子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0.78，均表现出较满意的内部一致性，而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可见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不过，该量表重测信度只达到中等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重测被试主要是外科癌症患者，其中部分患者是在手术前后进行的首测和重测，而手术常常是对癌症患者具有重大的应激作用，患者的病情和心情往往处于较大的波动阶段。推测手术应激会对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产生干扰。
, 百拇医药
在效度检验中，用HADS和SES作为效标，二者都是标准化的心理测量工具。HADS被广泛用来测量住院患者的抑郁和焦虑状况，SES也被用来评价心理健康状态[12]，二者均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检验过程中可见，Mini-MAC-19的总分、“无助/无望”、“焦虑”因子与HADS的“抑郁”和“焦虑”因子呈正相关，与SES总分呈负相关；而“积极态度”因子与HADS的 “焦虑”因子呈负相关，与SES总分呈正相关。可见，该量表具有较可靠的效度。
综上所述，Mini-MAC-19量表具有较满意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作为测量癌症患者心理适应的工具。
志谢：感谢香港大学行为健康中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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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sen TJ, Terry NS, Leventhal H. The role of esteem and coping in response to a threat communication. J Res Pers,1982,16 (1): 90-107.
责任编辑：石川
2007-10-27收稿，2008-04-18修回, 百拇医药(官锐园 李 虹 郭记敏 孙宏玉 陈丽云 董燕华 丁 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