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及其对情感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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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照以往研究标准的基础上[3],根据流动时间的不同把受试分为3组:短期流动组(2年及以内)605人,中期流动组(2~7年)283人,长期流动组(8年以上)410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3组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18,P<0.01),短期流动儿童得分(2.47±0.98)低于中期和长期流动儿童[(2.67±0.96),(2.64±0.99)]。
2.2 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影响
相关分析表明,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2.57±0.98)与消极情感(2.25±0.63)呈正相关(r=0.13,P<0.01),与积极情感(3.03±0.54)相关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学校类型、年级和流动时间对歧视归因倾向有一定影响,因此,进一步考察它们对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学校类型(r公立学校=0.11,r打工学校=0.11,P<0.05)和年级的流动儿童(r初中=0.11,r小学=0.10,P<0.05),其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均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基本一致,说明学校类型和年级对于二者的关系不存在显著影响。对于不同流动时间下的儿童,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的关系却明显不同,二者在短期流动儿童中呈正相关(r=0.15,P<0.01),在中、长期流动儿童中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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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次分层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首先以歧视归因倾向为预测变量,消极情感为被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歧视归因对于消极情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2,△R2 =0.05);然后,引入个人控制感,将其与歧视归因倾向同时进行回归分析(stepwise),结果显示个人控制感的β值为-0.38,歧视归因的β值下降为0.06,△R2为0;最后,考察消极情感对个人控制感的预测作用,结果歧视归因的β值为-0.18(见表2)。由表2可见,个人控制感进入回归方程后,歧视归因的贡献率变为0,提示个人控制感在歧视归因与消极情感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38)×(-0.18)=0.07。
3 讨 论
3.1 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来说,其所属的群体成员资格会增加他们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已经在种族和性别歧视知觉研究中得到证实[2,8]。本研究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对这一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支持。具体来看,流动儿童的歧视归因倾向显著高于城市儿童,这说明外来人口身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让他们对自己的户口身份变得更为敏感。对不同归因之间的比较也发现,与努力、运气和其他原因相比,流动儿童更容易把造成事件的原因归于户口身份问题,这也表明了流动儿童的高歧视归因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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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所处的学校环境是影响流动儿童歧视归因的重要方面,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可能与公立学校的高社会比较的情境特点有关。与打工学校相比,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存在更多的直接交往机会,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受到的待遇与城市儿童进行对比,对自己的处境也变得更加敏感。另外,本研究发现,初中流动儿童比小学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中、长期流动儿童比短期流动儿童具有较高的歧视归因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有关[2,8]。Brown等认为,歧视归因考察的是对造成某一结果的主要原因的认知判断,这种认知判断与儿童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2]。随着流动儿童年级的增加或者其流动时间的增加,他们的年龄和认知能力等也会增加,因此,对情境中各种线索的知觉和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增加了把消极事件归于歧视现象的可能性。
3.2 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影响及途径
关于歧视归因倾向的消极作用,已得到大量研究的证实[1,8]。本研究发现,歧视归因倾向对流动儿童情感的消极作用相对较弱,仅体现在短期流动儿童中,这与以往结论表现出一定差异。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群体成员资格的特殊性有关。以往研究的结论主要是建立在对不同种族和性别群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而这两种群体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其群体成员资格的相对稳定性,无论个体如何努力和变化,都很难突破其群体成员资格的限制。相反,流动人口的群体成员资格具有很大的可变性,尤其是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刚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可变性更大。根据已有研究发现,这种可变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在歧视的危害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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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发现歧视归因倾向只对消极情感体验存在影响,对积极情感体验的影响不显著。对此,Tom等人通过对以往研究的回顾也发现,虽然大量研究表明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具有消极作用,但是,也有很多研究并没有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12]。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歧视知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途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比如,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影响途径,有些途径产生积极作用,有些则产生消极作用,这些不同作用的影响累积起来共同影响心理健康,从而使得最后的整体效应相互抵消,造成相关关系不显著[12]。当然,有关这一解释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证明。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研究也发现个人控制感在歧视归因倾向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一般来说,把消极事件归因于歧视会让个体感到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并认为未来的事情将不受自己控制[13]。而当个体感到失去对周围环境的控制时,会产生各种无助感[14],从而带来一系列心理问题。对此,Verkuyten通过研究也发现,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青少年的控制感会逐渐降低,从而导致其自尊水平的下降[4]。为此,在对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进行干预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对其归因方式进行干预,还要注重对个人控制感等中介变量进行干预,通过增强个人控制感来缓解歧视归因倾向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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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Branscombe NR,Schmitt M T,Harvey R D.Perceiving pervasive discrimin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s: Implications for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well-being [J].J Pers Soc Psychol,1999,77(1) : 135-149.
[2]Brown CS.Bias at school: Perceptions of racial/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Latino and European American children [J].Cognit Dev,2006,21: 401- 419.
[3]申继亮.主编.透视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世界(下)[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90-150.
[4]Verkuyten M.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self-esteem among ethnic minority adolescents [J].J Soc Psychol,1998,138: 479-493.
[5]邹泓,屈志勇,张秋凌.我国九城市流动儿童生存和受保护状况调查 [J].青年研究,2004,1: 1-7., 百拇医药(刘 霞 申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