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其他研究者将PTGI应用于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人群,发现在不同样本中有不同的结构。如,Levine在4054名经历恐怖袭击的以色列青少年中发现了2因素模型(个人成长和人际成长),且PTGI分数和创伤的严重程度呈曲线相关,即中等创伤体验的青少年相比创伤程度更轻或更严重的青少年报告了更多积极改变[3];Powell 等人在前南斯拉夫内战成年难民中发现了20个条目的3因素模型(个人态度改变、人际改变、生活哲学改变),并发现相对年轻的难民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改变[4]。Ho等人在188名中国成年癌症患者中发现15条目的4因素模型(人际关系、个人力量、灵性改变和生活哲学),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是预测产生积极成长的重要因素[5]。除上述一阶模型外,有研究者还使用二阶模型来描述创伤后的改变,即认为个体在不同方面的成长可归结为一个整体性的因素。Taku 等人最近在一个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样本(n =926)中尝试用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不同的PTGI模型,包括一阶单因素、三因素、五因素模型,及二阶三因素和五因素模型,发现除一阶单因素模型拟合欠佳外,最初的一阶五因素模型拟合最佳,而其他模型拟合度也尚可[6]。

    本研究考察PTGI量表在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的初中生中的信效度情况,及他们可能体验到的积极改变程度。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在重庆市两个国家级一般灾区分别抽取两个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