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研究中,PTGI得分和创伤症状得分有低度正相关,且创伤症状低分组比中、高分组报告有更少的积极改变,这和之前研究的总体趋势一致 [1-6],即创伤后成长和创伤所带来的身心挑战是密不可分的,成长会伴随着某种程度的痛苦体验。Powell等人在对比了多个研究后认为,PTGI的得分和创伤事件的严重程度应呈倒U型曲线模式,遗憾的是,他们自己对前南斯拉夫内战难民的研究并未证实这种关系,而是发现PTGI和创伤程度或创伤症状没有关系[4]。但Levine对4054名经历恐怖袭击的以色列青少年的研究则发现了这一倒U型模式[3]。若考虑到本研究选用的是一般灾区的少年,整体上所经历的事件严重程度和重灾区相比较为有限,所报告的创伤症状程度并不高,这可能是造成PTGI和创伤症状得分相关较低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本研究发现创伤症状中、高分组报告更多的成长,这提示创伤后成长和创伤症状之间并非是线性关系,因此二者的线性相关较低。在所有三类症状中,PTGI得分与侵入性症状的相关程度最高,和回避及高警觉症状则不相关,这一结果和Tedeschi 与 Calhoun的模型是相符的。他们提出,在个体面对严重应激之初,获得成长所必要的认知结构上的改变是以更自动的认知过程为标志的,如侵入性的想法和反复回想(rumination),这种自动的认知加工过程会动摇过去的认知结构,如果这些加工过程有效,个体最终会舍弃旧的认知图式、生活目标和价值假设,从而获得新的图式、目标和假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