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我40多年前就知道《大众医学》杂志了，但真正与《大众医学》打交道始于15年前。
2000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国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于是各种民营医疗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监管缺失，各种虚假医疗广告泛滥成灾。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经常碰到被这些虚假广告欺骗的病人。一次出门诊，一对中年夫妇告诉我，因为轻信电视上的肝病广告，他们到某医院去打“乙肝转阴针”，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块钱，结果根本无效。我问：“你们怎么就信了呢？”对方回答说：“哪知道电视台、报纸还会骗人呢？”我顿时无语，心里异常沉重。后来，我又多次接诊被虚假广告骗得人财两空的肝病病人，这对我来说是难以名状的恶性刺激。对这些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医院，我真是深恶痛绝、鄙视万千：病人得病已经够痛苦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雪上加霜？有一次路过某医院，我进去想探个究竟，必要时再和他们理论一番，但前台的工作人员察觉到我不像病人，“很客气、很礼貌”地把我打发走了。
对虚假广告与日俱增的反感情绪促使我下决心努力保护病人的利益，揭穿这些虚假广告的伎俩。于是，2002年底，我写了一篇《剖析肝病假广告》的文稿，用钢笔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通過邮局用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了《大众医学》编辑部。2003年4月，《大众医学》竟然全文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稿，我很高兴。我想，病人看到这篇文章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果然，有一天，一位母亲领着孩子来看乙肝，她告诉我，她差点根据某晚报上的广告带孩子去接受所谓的“纳米”技术治疗，一个疗程3个月，总费用8000元，因为从《大众医学》上看到我的这篇文章才明白那是骗人的。她说：“谢谢你，谢谢《大众医学》。”
后来我知道，《大众医学》一般不接受自由来稿，之所以刊登我这篇“来路不明”的文稿，我想应该源于编者和作者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在潮起潮涌的市场经济中，坚守一种为大众健康服务的责任和担当。翻阅《大众医学》的海量文章，我们看到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医学科学知识，字里行间呈现出的都是编者和作者的心血。在媒体竞争激烈的今天，《大众医学》始终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办刊原则，坚持把科学性、权威性放在第一位。
再后来，我受邀担任《大众医学》的专家顾问，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向大众更好地宣传医学科普知识。此后，我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肝病病人的信件，都是因为从《大众医学》上看到我的文章来咨询肝病问题的。由此，让我又更深刻地认识到《大众医学》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所起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就是我和《大众医学》的故事，简单而朴实。 (汪明明)
2000年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国家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于是各种民营医疗机构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于监管缺失，各种虚假医疗广告泛滥成灾。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经常碰到被这些虚假广告欺骗的病人。一次出门诊，一对中年夫妇告诉我，因为轻信电视上的肝病广告，他们到某医院去打“乙肝转阴针”，一个月就花了一万块钱，结果根本无效。我问：“你们怎么就信了呢？”对方回答说：“哪知道电视台、报纸还会骗人呢？”我顿时无语，心里异常沉重。后来，我又多次接诊被虚假广告骗得人财两空的肝病病人，这对我来说是难以名状的恶性刺激。对这些发布虚假医疗广告的医院，我真是深恶痛绝、鄙视万千：病人得病已经够痛苦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们雪上加霜？有一次路过某医院，我进去想探个究竟，必要时再和他们理论一番，但前台的工作人员察觉到我不像病人，“很客气、很礼貌”地把我打发走了。
对虚假广告与日俱增的反感情绪促使我下决心努力保护病人的利益，揭穿这些虚假广告的伎俩。于是，2002年底，我写了一篇《剖析肝病假广告》的文稿，用钢笔誊写在方格稿纸上，通過邮局用挂号信的形式寄给了《大众医学》编辑部。2003年4月，《大众医学》竟然全文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稿，我很高兴。我想，病人看到这篇文章就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了。果然，有一天，一位母亲领着孩子来看乙肝，她告诉我，她差点根据某晚报上的广告带孩子去接受所谓的“纳米”技术治疗，一个疗程3个月，总费用8000元，因为从《大众医学》上看到我的这篇文章才明白那是骗人的。她说：“谢谢你，谢谢《大众医学》。”
后来我知道，《大众医学》一般不接受自由来稿，之所以刊登我这篇“来路不明”的文稿，我想应该源于编者和作者的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在潮起潮涌的市场经济中，坚守一种为大众健康服务的责任和担当。翻阅《大众医学》的海量文章，我们看到的都是通俗易懂的医学科学知识，字里行间呈现出的都是编者和作者的心血。在媒体竞争激烈的今天，《大众医学》始终不忘初心，坚持自己的办刊原则，坚持把科学性、权威性放在第一位。
再后来，我受邀担任《大众医学》的专家顾问，有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向大众更好地宣传医学科普知识。此后，我多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肝病病人的信件，都是因为从《大众医学》上看到我的文章来咨询肝病问题的。由此，让我又更深刻地认识到《大众医学》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所起到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就是我和《大众医学》的故事，简单而朴实。 (汪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