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与器官捐献：生命礼物，如花绽放
器官移植在中国：起步稍晚、进步很快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开展器官移植相关动物实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吴阶平院士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尸体肾移植。1972年，梅桦教授在广东中山医学院实施了首例活体肾移植。1975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中山医院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1978年，张世泽教授在上海瑞金医院实施了首例心脏移植。1979年，辛育龄教授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开展了首例肺移植。当时，由于没有高效低毒的抗排斥药物，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很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环孢素A等免疫抑制剂陆续问世，器官移植的疗效明显提高。近二十余年來，随着手术技术的不断提高、免疫抑制药物的不断推陈出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逐渐成熟，器官移植数量迅速增长，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也明显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的1年、5年生存率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现在，我国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率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在科研领域，我国学者近年来在移植免疫耐受、缺血再灌注损伤、器官保存、干细胞治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受邀在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上做报告，在国际器官移植界赢得了重要地位和更多话语权。
2000年以后，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6年7月，卫生部颁布并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的资质和业务范围;2007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施行，对于器官捐献制度、器官移植制度、器官移植医疗机构资质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化时代。
从“抗拒”到“主动申请”，器官捐献“中国模式”受关注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主要来源于司法途径。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器官移植界对中国实行“三不”政策：不承认器官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受卫生部委托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3年2月，我国全面推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器官捐献体系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
2013年3月，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包括朱同玉教授在内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十位党政领导一起签署了《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正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9年4月16日，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创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夏穗生教授辞世，享年95岁。家属遵从夏老遗愿，捐献角膜，并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捐献了100万元用于医学研究，令无数人动容。夏穗生教授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心血，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承诺。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2015 年 10 月，国际移植界在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正式取消了对中国器官移植工作实行的“三不”原则，标志着国际器官移植界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充分认可。
器官分配：从“无序”走向“公开透明”
为确保人体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公开，减少人体器官的浪费，国家卫计委于2013年8月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分配，遵循区域优先、病情危重优先、组织配型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相同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而在此之前，我国的移植器官多由医院自行分配。
2019年3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修订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保证捐献器官可溯源。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不得干扰、阻碍器官分配。
70年“成绩斐然”，仍有提升空间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移植大国。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都能够开展，移植术后疗效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
与此同时，我国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令世界瞩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21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为1 424 773人，实现器官捐献24 804例、捐献器官70 829个。也就是说，自2010年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短短九年时间，已经有2.4万人实现了器官捐献，有七万余人因为器官移植而重获新生。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至目前的4.53，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当然，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一百多万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还远远不够，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器官捐献工作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仍须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一起传递爱与希望。
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学会第五届器官移植专科分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肾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成功开展国内首例Denys-Drash综合征患儿的活体亲属肾移植和亚洲首例序贯心肝肾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生命如花，因奉献而美丽，因爱而延续。, http://www.100md.com(黄薏)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开展器官移植相关动物实验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吴阶平院士实施了我国第一例尸体肾移植。1972年，梅桦教授在广东中山医学院实施了首例活体肾移植。1975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完成了一例当时存活时间最长的肾移植手术，患者在没有专门的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存活了9年。1978年，中山医院吴肇光教授为一位肝肿瘤患者实施了肝移植手术。1978年，张世泽教授在上海瑞金医院实施了首例心脏移植。1979年，辛育龄教授在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开展了首例肺移植。当时，由于没有高效低毒的抗排斥药物，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很低。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环孢素A等免疫抑制剂陆续问世，器官移植的疗效明显提高。近二十余年來，随着手术技术的不断提高、免疫抑制药物的不断推陈出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逐渐成熟，器官移植数量迅速增长，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也明显提高。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的1年、5年生存率远低于国际水平。而现在，我国器官移植术后患者的生存率已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在科研领域，我国学者近年来在移植免疫耐受、缺血再灌注损伤、器官保存、干细胞治疗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高质量的科研论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受邀在国际器官移植会议上做报告，在国际器官移植界赢得了重要地位和更多话语权。
2000年以后，为规范人体器官移植，保证医疗质量，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006年7月，卫生部颁布并施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的资质和业务范围;2007年5月1日，《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施行，对于器官捐献制度、器官移植制度、器官移植医疗机构资质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标志着中国器官移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法治化时代。
从“抗拒”到“主动申请”，器官捐献“中国模式”受关注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主要来源于司法途径。也正因为如此，国际器官移植界对中国实行“三不”政策：不承认器官移植成果，不允许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临床器官移植文章，不同意中国器官移植专家加入世界移植组织。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受卫生部委托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3年2月，我国全面推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器官捐献体系覆盖所有省份，各地红十字会都成立了专门的器官捐献办公室。
2013年3月，在上海市红十字会的见证下，包括朱同玉教授在内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十位党政领导一起签署了《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正式成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2019年4月16日，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开创者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夏穗生教授辞世，享年95岁。家属遵从夏老遗愿，捐献角膜，并向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捐献了100万元用于医学研究，令无数人动容。夏穗生教授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倾注了一生心血，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志愿者的承诺。
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2015 年 10 月，国际移植界在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正式取消了对中国器官移植工作实行的“三不”原则，标志着国际器官移植界对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充分认可。
器官分配：从“无序”走向“公开透明”
为确保人体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公开，减少人体器官的浪费，国家卫计委于2013年8月出台《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首次明确严格使用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实施器官分配，遵循区域优先、病情危重优先、组织配型优先、儿童匹配优先、血型相同优先、器官捐献者直系亲属优先、等待顺序优先等原则。而在此之前，我国的移植器官多由医院自行分配。
2019年3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修订的《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规定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保证捐献器官可溯源。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不得干扰、阻碍器官分配。
70年“成绩斐然”，仍有提升空间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移植大国。国际上能够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在我国都能够开展，移植术后疗效也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
与此同时，我国在人体器官捐献方面取得的成绩也令世界瞩目。中国红十字会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7月21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为1 424 773人，实现器官捐献24 804例、捐献器官70 829个。也就是说，自2010年我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今，短短九年时间，已经有2.4万人实现了器官捐献，有七万余人因为器官移植而重获新生。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已从2010年的0.03上升至目前的4.53，年捐献量位居世界第二位。
当然，相对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一百多万的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还远远不够，移植器官短缺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器官捐献工作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仍须进一步加强科普宣传，鼓励更多人加入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一起传递爱与希望。
朱同玉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学会第五届器官移植专科分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肾移植临床和基础研究工作，成功开展国内首例Denys-Drash综合征患儿的活体亲属肾移植和亚洲首例序贯心肝肾多器官联合移植手术。
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生命如花，因奉献而美丽，因爱而延续。, http://www.100md.com(黄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