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例艾滋病尸检历史回顾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教授等报告了中国发现的首例艾滋病病例，一时国内媒体争相报道，举国震惊。协和医院病理科三位医师及技术员在患者去世的第三天，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完成了这位死者的尸检工作，为中国医学界认识和研究艾滋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协和病理科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协和传统，31年前该患者99张病理切片被完好保存在切片库中，13页之多的病理诊断报告已经泛黄，蓝色的油印字迹边缘已有些模糊。15张显微镜下黑白照片记录下病理科医生对患者全身疾病形态学研究的心血，每张照片旁边都有病理科张慧信主治医师的手写文字，对照片形态改变的描述。厚重的历史感就在实物呈现出来的这一刹那呼之欲出。
今年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被正式命名的34周年。就让我们随着当事人的描述，一起回味这段尘封的往事，向这些勇敢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拿到诊断艾滋病的血清学证据
1985年6月4日下午6：10，一位旅居美国15年的阿根廷籍34岁男子在西安旅游返回北京后，因“肺部感染”收住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病房。患者刚人院时神志尚清，但高烧不退，呼吸困难进展迅速。6月5日傍晚7：30转ICU病房，行气管切开，上呼吸机。6月6日上午10：10，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卡氏肺孢子虫肺炎，难道是AIDS？”一个惊人的诊断闪现在内科副主任王爱霞教授脑海中。根据患者携带的证件，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电话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其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他的家庭医生。这位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在去年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PCP，只有喷他脒静点有效，但他已经断药两周了，搭最早班机将药物送到中国也要到6月6日”。
艾滋病，这对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闻所未闻。要说服国内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人，必须拿到证据，血清学证据。
6月5日，王爱霞教授来到ICU病房，取走病人5毫升的一管血，亲自跑到实验室分离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标本。这份让大家闻风丧胆、躲之不及的血样，在科学家眼里却是“如获至宝”。将血样送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华远那里，使用美国FDAl985年刚通过的、由ABBOTF公司生产的HTLV-Ⅲ检测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EIA)试剂进行检测，结果该患者血清HTLV-Ⅲ病毒(即AIDS病毒)抗体与标准阴性血清0D值之比为59.7，该数值>5即为阳性。
知情同意下完成了中国第一例AIDS的尸检
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感染艾滋病后，什么样的病理改变会导致这么快的呼吸衰竭死亡？协和医生们强烈希望能争取到尸检。
医院与阿根廷使馆联系请求帮忙，使馆工作人员在征得其性伴侣的同意下，在6月6日当天代为签署了《协和医院病理检查同意书》，这份编号为498的同意书上面写着“为了彻底了解病患结果，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我们同意将阿(简称)同志的遗体作病理检查”。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协和医院作为综合性医院，尸检室主要做常规尸检，对传染性疾病不具备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染物、设备、空间处理和消毒的条件。当时京内具备条件的有302医院和佑安医院两家传染病院，其中以302医院条件为更好。因此病理科向医务处报告并联系302医院。当时的院长朱预、医务处处长江国柱等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经医务处出面联系，302医院欣然答应提供解剖地点，但要求协和自带器械及防护用品。
尸检在6月8日下午进行。病理科派出高年主治医师张慧信、住院医师崔全才、负责尸检室工作的王若虬三位同志担任。下午4点左右，医院派出的两辆救护车从医院东门驶出，三位医师带着口罩、帽子、手套、隔离服、解剖器械等设备，亲自将尸体搬上救护车，义无返顾地出发了。根据工作，需要一位医务处同志随行。江国柱老院长回忆说，当时是傅永昭护士长主动请缨随车前往，她说，“我是党员，没什么可怕的”。
此时距离国际上首例艾滋病发现时间还不长，国内很少有书籍介绍相关知识。已经明确的传播途径为血液和性传播，但黏液及呼吸道是否传播仍为未知数。这对医生的心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用崔全才医师的话说，“当时是既兴奋、恐惧，又感到责无旁贷”。为帮助他们做好防护，刘彤华主任找到了一本英文原版著作给他们看，其中只有一小段文字在讲艾滋病的防护。
通常的尸检一定会留大体标本的照片，特别是对于首例艾滋病例这样一个特殊病例。但在当时，一部照相机价值是非常可观的，一旦污染就太可惜，要不要带上照相机？三位老师一直很犹豫。考虑再三，还是没带。为避免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一烈性污染源，解剖室只有他们三位。普通防护，两层面纱的口罩。
5点钟，为亡者摆好体位，鞠躬表示敬意，解剖正式开始。张慧信主治医师主刀，崔全才医师担任助手，王若虬负责缝合。切开后显露各个脏器，腹部脏器位置正常，肺体积增大，肺水肿，双肺肺泡内充满泡沫细胞；肝、脾体积明显增大。将不同器官解剖取出，逐个称重后切开，置入50公分高的玻璃容器，福尔马林浸泡。
在缝合的过程中，危险还是发生了。缝合针在肚皮上甩出的液体飞溅到了王若虬老师的眼中，简单冲洗及消毒后，继续坚持完成尸检工作。起初几年，王老师还是有些担心是否被感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自己很健康的身体，一颗心就放了下来。
两周后大瓶标本取回医院，做蜡块、切片，共得到病理切片99张。张慧信、崔全才执笔撰写了病理报告，刘彤华教授终审签发。结论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双肺卡氏囊虫性肺炎，双侧肾上腺巨细胞病毒(cMV)，双肾上腺皮髓质广泛出血性坏死及多发性硬化，肺、脾及全身淋巴组织胞浆菌病；急性脾肿大，肝灶性坏死，脏器充血，脑水肿。
召开临床病例讨论会，发表学术文章
北京协和医院组织举办了临床病理讨论会，放射科严洪珍医师，内科王爱霞医师、洪韵琳医师、董怡医师，病理科张慧信医师、刘彤华医师等参加了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结果经洪韵琳、周德江(住院医师)整理，以“临床病理讨论第96例——发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为题，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上。
文章在“编后语”写道：AIDS是国外近5年来发现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由于其起病急骤、发展迅速，又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死率较高，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恐惧。但AIDS病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布，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传染。因此，如能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阻止AIDS传人我国是完全可能的。
这段话如实了记载了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认识，并在结尾表达了“阻止AIDS传入我国”的美好愿望。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AIDS传播的脚步我们已经无法阻挡，但北京协和医院为中国抗艾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却永载医学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协和病理科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协和传统，31年前该患者99张病理切片被完好保存在切片库中，13页之多的病理诊断报告已经泛黄，蓝色的油印字迹边缘已有些模糊。15张显微镜下黑白照片记录下病理科医生对患者全身疾病形态学研究的心血，每张照片旁边都有病理科张慧信主治医师的手写文字，对照片形态改变的描述。厚重的历史感就在实物呈现出来的这一刹那呼之欲出。
今年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被正式命名的34周年。就让我们随着当事人的描述，一起回味这段尘封的往事，向这些勇敢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拿到诊断艾滋病的血清学证据
1985年6月4日下午6：10，一位旅居美国15年的阿根廷籍34岁男子在西安旅游返回北京后，因“肺部感染”收住北京协和医院外宾医疗科病房。患者刚人院时神志尚清，但高烧不退，呼吸困难进展迅速。6月5日傍晚7：30转ICU病房，行气管切开，上呼吸机。6月6日上午10：10，患者死于中毒性休克、呼吸循环衰竭。
“卡氏肺孢子虫肺炎，难道是AIDS？”一个惊人的诊断闪现在内科副主任王爱霞教授脑海中。根据患者携带的证件，外宾医疗科洪韵琳医师把电话打到患者在美国洛杉矶驻地的电话局，在其帮助下，很快联系上了他的家庭医生。这位医生说，“你们的怀疑是正确的，他在去年诊断患有艾滋病，合并PCP，只有喷他脒静点有效，但他已经断药两周了，搭最早班机将药物送到中国也要到6月6日”。
艾滋病，这对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闻所未闻。要说服国内人相信中国已经出现了艾滋病人，必须拿到证据，血清学证据。
6月5日，王爱霞教授来到ICU病房，取走病人5毫升的一管血，亲自跑到实验室分离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标本。这份让大家闻风丧胆、躲之不及的血样，在科学家眼里却是“如获至宝”。将血样送到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张华远那里，使用美国FDAl985年刚通过的、由ABBOTF公司生产的HTLV-Ⅲ检测抗体的酶联免疫吸附(EIA)试剂进行检测，结果该患者血清HTLV-Ⅲ病毒(即AIDS病毒)抗体与标准阴性血清0D值之比为59.7，该数值>5即为阳性。
知情同意下完成了中国第一例AIDS的尸检
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例。感染艾滋病后，什么样的病理改变会导致这么快的呼吸衰竭死亡？协和医生们强烈希望能争取到尸检。
医院与阿根廷使馆联系请求帮忙，使馆工作人员在征得其性伴侣的同意下，在6月6日当天代为签署了《协和医院病理检查同意书》，这份编号为498的同意书上面写着“为了彻底了解病患结果，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我们同意将阿(简称)同志的遗体作病理检查”。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协和医院作为综合性医院，尸检室主要做常规尸检，对传染性疾病不具备污水处理系统及污染物、设备、空间处理和消毒的条件。当时京内具备条件的有302医院和佑安医院两家传染病院，其中以302医院条件为更好。因此病理科向医务处报告并联系302医院。当时的院长朱预、医务处处长江国柱等对此事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经医务处出面联系，302医院欣然答应提供解剖地点，但要求协和自带器械及防护用品。
尸检在6月8日下午进行。病理科派出高年主治医师张慧信、住院医师崔全才、负责尸检室工作的王若虬三位同志担任。下午4点左右，医院派出的两辆救护车从医院东门驶出，三位医师带着口罩、帽子、手套、隔离服、解剖器械等设备，亲自将尸体搬上救护车，义无返顾地出发了。根据工作，需要一位医务处同志随行。江国柱老院长回忆说，当时是傅永昭护士长主动请缨随车前往，她说，“我是党员，没什么可怕的”。
此时距离国际上首例艾滋病发现时间还不长，国内很少有书籍介绍相关知识。已经明确的传播途径为血液和性传播，但黏液及呼吸道是否传播仍为未知数。这对医生的心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用崔全才医师的话说，“当时是既兴奋、恐惧，又感到责无旁贷”。为帮助他们做好防护，刘彤华主任找到了一本英文原版著作给他们看，其中只有一小段文字在讲艾滋病的防护。
通常的尸检一定会留大体标本的照片，特别是对于首例艾滋病例这样一个特殊病例。但在当时，一部照相机价值是非常可观的，一旦污染就太可惜，要不要带上照相机？三位老师一直很犹豫。考虑再三，还是没带。为避免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一烈性污染源，解剖室只有他们三位。普通防护，两层面纱的口罩。
5点钟，为亡者摆好体位，鞠躬表示敬意，解剖正式开始。张慧信主治医师主刀，崔全才医师担任助手，王若虬负责缝合。切开后显露各个脏器，腹部脏器位置正常，肺体积增大，肺水肿，双肺肺泡内充满泡沫细胞；肝、脾体积明显增大。将不同器官解剖取出，逐个称重后切开，置入50公分高的玻璃容器，福尔马林浸泡。
在缝合的过程中，危险还是发生了。缝合针在肚皮上甩出的液体飞溅到了王若虬老师的眼中，简单冲洗及消毒后，继续坚持完成尸检工作。起初几年，王老师还是有些担心是否被感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自己很健康的身体，一颗心就放了下来。
两周后大瓶标本取回医院，做蜡块、切片，共得到病理切片99张。张慧信、崔全才执笔撰写了病理报告，刘彤华教授终审签发。结论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AIDS)，双肺卡氏囊虫性肺炎，双侧肾上腺巨细胞病毒(cMV)，双肾上腺皮髓质广泛出血性坏死及多发性硬化，肺、脾及全身淋巴组织胞浆菌病；急性脾肿大，肝灶性坏死，脏器充血，脑水肿。
召开临床病例讨论会，发表学术文章
北京协和医院组织举办了临床病理讨论会，放射科严洪珍医师，内科王爱霞医师、洪韵琳医师、董怡医师，病理科张慧信医师、刘彤华医师等参加了临床病理讨论会。讨论结果经洪韵琳、周德江(住院医师)整理，以“临床病理讨论第96例——发热、咳嗽、进行性呼吸困难”为题，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86年第25卷第7期上。
文章在“编后语”写道：AIDS是国外近5年来发现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由于其起病急骤、发展迅速，又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病死率较高，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恐惧。但AIDS病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分布，主要通过不正当的性关系、输入带该病毒的血液制品、使用消毒不严的注射器械等传染。因此，如能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禁止国外血液制品进口，阻止AIDS传人我国是完全可能的。
这段话如实了记载了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的认识，并在结尾表达了“阻止AIDS传入我国”的美好愿望。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AIDS传播的脚步我们已经无法阻挡，但北京协和医院为中国抗艾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却永载医学史册。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