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艾滋病大学生的生活与困境(1)
杨光(化名)是名艾滋病患者，他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仍抱有希望。
都到了嘴边，杨光还是狠狠地把话给咽了回去。
自己一直都是母亲的骄傲，班里唯一考入北京的学生，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部长。
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每天晚上九点半是杨光的吃药时间，三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一种都不能少。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杨光提前准备了一周的药，先拿卫生纸把药团起来，再拿胶带缠住，放进一个透明的袋子，藏在衣服里，每晚躲在房间里偷偷吃。
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奇怪举动让妈妈察觉到了，过完年的回程火车上，杨光收到了母亲略带哭腔的微信语音：
“儿子，你有啥病一定要跟妈说，大不了咱们好好治。”
听完微信，杨光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拳头用力抵住心脏的位置，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如果没被感染未来肯定不一样
2015年9月的这天是杨光人生的分水岭，隐匿在他体内的艾滋病毒被发现了。“出结果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着，感觉再也看不见未来了。”那时的杨光是一名大三学生。
从小到大，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杨光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国家“211工程”重点院校、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当选学生会部长……杨光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芒。
然而，有件事却让他纠结不已。从大一开始，身边的同学陆续都有了女朋友，杨光也试着跟女孩相处，但他只感觉到别扭。这件事甚至一度让他自卑，怀疑自己不正常。
纠结了一年，杨光才渐渐在内心承认了自己———同性恋。他搜集资料，了解到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正常性取向，同时也了解到，男男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
这些理论知识，杨光都知晓了。可是，在一次约会中，意外还是发生了。大三上学期，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杨光和一位聊得来的男生私下见面，很快发生了性关系。虽然杨光一直要求对方做好保护措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中途对方取下了安全套。
就是那一次，杨光被感染了。
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检查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独自去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直言不讳：“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报出青年艾滋感染情况。在北京，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上海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男性为主，有1 794例，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
杨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我没被感染，我的未来一定是另一番结果。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自由的大学生活暗藏的风险
知识都懂，可还是被感染了，为什么？
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7.1%接受婚前性行为。
记者近日在北京一些高校随机采访发现，很多学生都知道艾滋病相关知识，但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大学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同时又很安全，”杨光说。而这样的自由和安全背后，却隐藏着风险。
“没有人告诉你，艾滋病离你有多近；没有人告诉你，在交往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一旦感染了，该怎么办。”杨光回忆，初中生物课讲男女生殖器构造，老师只是照着课本念一遍。高中时讲精子和卵子如何结合形成受精卵，也仅停留在生物课的层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课。
大学里有时会举办艾滋病讲座，真正认真听的没几个人。“去听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发生高危性行为，还有些同学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曾表示，中国目前约3亿在校青少年学生，每年有2 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开展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大学生处在青春期迈向成人社会的十字路口，脱离了家长的约束。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理也在逐渐成熟。可学生们不懂的是，更大的自由确实可能帶来更大的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正确的性教育缺课，错误扭曲的信息就会入侵。杨光说，“A片”才是他的性教育老师，高中时宿舍里的男生偷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成人电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说，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青少年了解性知识更多是通过网络。
红石榴公益组织木木经常会在个人微博上动员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学生尽早去做检测。这些年，他服务过不少大学生感染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孩子太稚嫩了，稚嫩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在没被感染之前，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为了一时快感铤而走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曾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防艾知识宣传面，比如，在一些游戏设置弹出框，介绍防艾知识。
每年艾滋病日是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
“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
都到了嘴边，杨光还是狠狠地把话给咽了回去。
自己一直都是母亲的骄傲，班里唯一考入北京的学生，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还当选了学生会部长。
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每天晚上九点半是杨光的吃药时间，三种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一种都不能少。
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杨光提前准备了一周的药，先拿卫生纸把药团起来，再拿胶带缠住，放进一个透明的袋子，藏在衣服里，每晚躲在房间里偷偷吃。
可能是自己的一些奇怪举动让妈妈察觉到了，过完年的回程火车上，杨光收到了母亲略带哭腔的微信语音：
“儿子，你有啥病一定要跟妈说，大不了咱们好好治。”
听完微信，杨光把脸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拳头用力抵住心脏的位置，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如果没被感染未来肯定不一样
2015年9月的这天是杨光人生的分水岭，隐匿在他体内的艾滋病毒被发现了。“出结果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校园里一圈一圈漫无目的地走着，感觉再也看不见未来了。”那时的杨光是一名大三学生。
从小到大，在老师和同学的眼中，杨光都是标准的好学生。国家“211工程”重点院校、每年都能拿到国家级奖学金、当选学生会部长……杨光身上，有很多耀眼的光芒。
然而，有件事却让他纠结不已。从大一开始，身边的同学陆续都有了女朋友，杨光也试着跟女孩相处，但他只感觉到别扭。这件事甚至一度让他自卑，怀疑自己不正常。
纠结了一年，杨光才渐渐在内心承认了自己———同性恋。他搜集资料，了解到同性恋与异性恋都是正常性取向，同时也了解到，男男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高危行为。
这些理论知识，杨光都知晓了。可是，在一次约会中，意外还是发生了。大三上学期，通过一个同性恋交友软件，杨光和一位聊得来的男生私下见面，很快发生了性关系。虽然杨光一直要求对方做好保护措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中途对方取下了安全套。
就是那一次，杨光被感染了。
那年暑假，杨光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检查怀疑是急性肠胃炎。输液一周，症状虽然有缓解，但没好彻底。独自去一家服务“同志”的公益检测室做检查，结果是“两道杠”，“当时心里就清楚，基本上就是HIV了。”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直言不讳：“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地方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较快，传播途径以男性同性性传播为主……”
之后，全国各地不断报出青年艾滋感染情况。在北京，2016年15～24岁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数增幅超过了艾滋病整体增幅。上海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男性为主，有1 794例，其中18～24岁年龄段占1/4。湖北累计有139所学校的537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病毒……
杨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如果我没被感染，我的未来一定是另一番结果。可现在，一切都回不去了，连后悔的机会也没有。”
自由的大学生活暗藏的风险
知识都懂，可还是被感染了，为什么？
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34个城市的高校本科生的摸底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67.1%接受婚前性行为。
记者近日在北京一些高校随机采访发现，很多学生都知道艾滋病相关知识，但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遥远。“大学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由，同时又很安全，”杨光说。而这样的自由和安全背后，却隐藏着风险。
“没有人告诉你，艾滋病离你有多近；没有人告诉你，在交往中应该如何保护自己；没有人告诉你，一旦感染了，该怎么办。”杨光回忆，初中生物课讲男女生殖器构造，老师只是照着课本念一遍。高中时讲精子和卵子如何结合形成受精卵，也仅停留在生物课的层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性教育课。
大学里有时会举办艾滋病讲座，真正认真听的没几个人。“去听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发生高危性行为，还有些同学仅仅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钟秉林曾表示，中国目前约3亿在校青少年学生，每年有2 000万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开展学校防艾和性健康教育，意义重大，任务艰巨。
大学生处在青春期迈向成人社会的十字路口，脱离了家长的约束。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生理也在逐渐成熟。可学生们不懂的是，更大的自由确实可能帶来更大的快乐，但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
正确的性教育缺课，错误扭曲的信息就会入侵。杨光说，“A片”才是他的性教育老师，高中时宿舍里的男生偷偷看从互联网上下载的成人电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说，现在社会越来越开放，青少年了解性知识更多是通过网络。
红石榴公益组织木木经常会在个人微博上动员一些有高危性行为的学生尽早去做检测。这些年，他服务过不少大学生感染者。最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孩子太稚嫩了，稚嫩的同时又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在没被感染之前，总是怀着侥幸的心理，为了一时快感铤而走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曾建议，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扩大防艾知识宣传面，比如，在一些游戏设置弹出框，介绍防艾知识。
每年艾滋病日是最不愿意打开手机的一天
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杨光感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为了不让室友发现，杨光把药瓶藏在衣柜里，把柜子上了锁。每天晚上到点，趁大家都在干自己的事情，假装喝水，很快把药吃下去。
“我们宿舍的关系很好，我知道只要我的血液不沾到他们，就不会有问题，但我绝不敢告诉他们，”杨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