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WORDS Australia; Drug safety; Governance system; Enlightenment

    药品安全是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面对兼具复杂性与长期性的药品安全问题，摒弃传统政府监管，建立现代化社会治理模式已成为各国提高药品安全公共事务管理绩效的理想选择[1]。我国近年来也未能避免“长春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黑龙江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等牵动公众神经的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2-3]，一再提示仅靠政府监管已难以承担沉重的执法负荷，加快形成药品安全治理格局迫在眉睫。在此背景下，作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内容的贯彻落实，2017年《“十三五”国家药品安全规划》提出：“坚持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成药品安全现代化治理体系”[4]。我国政府正通过“监管科学行动计划”加强药品安全监管工作[5]，但由于治理理念在药品安全领域的提出时间尚短，治理体系建设相关的支撑制度的构建及实践仍待探索。

    作为药品安全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将多元主体合作方法作为药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21世纪初在“开放性政府”战略指导下又建立健全了保障多元主体参与的配套制度，这不仅极大丰富了治理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