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循证医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不断渗入到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领域，根据研究质量，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进行分级评判形成不同级别的证据已然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也使广大医学工作者从中受益。但是，因不当使用“证据分级”也产生许多问题，比如用于干预措施效果评价的证据分级被滥用、误用到病因、诊断、预防或者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 ADR)评价上，早已被其他研究者批评^[11]。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证据分级不应仅针对于临床干预疗效的评价，临床实际中除了疗效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问题，如病因、诊断、药品不良反应等^[12-13]。再如早期证据评价体系将所有的RCT都置于观察性研究之上^[14]，作为证据最高级，也被受到质疑^[15]。作为金标准的RCT无可厚非地用于评价干预措施的疗效，但是对于疗效以外的评价，随机对照试验有很大局限性，譬如无法进行药品不良反应的研究。根据传统的证据分级体系，临床医生可以很快从最高级别的证据，综合多个RCT的系统综述获得有关某种干预措施的疗效信息，但是对于非疗效相关的临床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