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期刊 > 《中国中药杂志》 > 2016年第12期 > 正文
编号:12857609
番泻叶在我国用药史初探(3)
http://www.100md.com 2016年6月15日 《中国中药杂志》2016年第12期
     番泻叶在民国时期的普及和理论建构并不表明在此时泻叶已完成“中药”体系的纳入。在清末,中医学与外来医学的对立、论争、融合已经初见端倪,在这种情况下,番泻叶的“归属”问题就值得关注了。例如朱梦梅《家庭药物学》(1919)中介绍甘草膏时,提到了甘草膏配伍“辛拿”以通便,此处使用的是西药音译名[37]。谢璿《本草新义》中称泻叶“西名辛拿,药出印度埃及等处”,并且明言其“中医亦用之”,即该药曾经“非中医所用”。

    更明显的例子出自于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该书第4期第5卷(西药部分,初版于1924年),旃那叶(即番泻叶)位列其中。此外,张锡纯的医案中,也有“但用西药旃那叶一钱”的记载,即将旃那叶视作“西药”[38]。再如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30)称“泻叶,产自外洋……为西药通便妙品”,即将泻叶看成“西药”。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提出泻叶“性味和平,不伤中气”这种类似药物性能的论断[39]。

    此外,许多民国时期较为有影响力的中药专著,并未将番泻叶收录,例如初成于1914年并于1932年修订刊行的张山雷《本草正义》[40]、1929年刊行的秦伯未《实用中医学·药物学》[41]、初稿于1932年并于1940年首次刊行的孟仲三《药物学》[42]、1940年刊行的杨叔澄《中国药物学》[43]、编写多年并于1949年首次刊行的章次公《药物学》[44]等 ......
上一页1 2 3 4下一页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页,全文长 4712 字符